私塾的民间轨迹

　　因为不满既有的学校教育，因为憧憬童年该有的快乐，因为期待全新的未来……越来越多的家长在承载人类文明的经典著作中规划自己孩子的成长路径

　　本刊记者／杨正莲   摄影/甄宏戈

　　春天的北京，午后的阳光，亮得耀眼。来自西安的杨北社和5岁半的儿子在等待离开，下一站是上海，再下一站是浙江。

　　父子俩的这次旅行，为期一个月。他们将拜访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私塾，看看孩子怎么教、学堂怎么运转。杨北社急于想了解怎样能把私塾办起来。在家的时候，他教儿子国学，别的家长知道了，也想把孩子送过来，这让今年47岁的杨北社既高兴又紧张：“他们总是说，‘你一个孩子也是带，两个孩子也是带，帮忙把我们的孩子也一起教’。”

　　其实，像杨北社这样因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进而带动周边人，甚至创设私塾的人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因为不满既有的学校教育，因为憧憬童年该有的快乐，因为期待全新的未来……他们主张孩子在承载人类文明的经典著作中规划自己的成长路径。读儒释道、读黑格尔、康德和马恩著作，读物种起源进化论，也读独立宣言和莎士比亚，甚至爬山习武弹琴跳舞赏画……“但凡济世之学、符合人性的统统都学”。

　　“学这些，可能一辈子会(受)用，作为人生中的一盏明灯指引你。”对读经典颇有心得的杨北社，对于自己的选择充满信心。他的儿子、5岁半的杨锦泽，则会如此回应大人的逗问：“我有一个好朋友，经典呗。”

　　私塾未曾断绝

　　尽管新式学堂已经设立一百余年，国民政府也在1935年明令各地取缔私塾，但私塾从未完全绝迹。即使在日益提速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乡土中国的传统私塾仍然在一部分人群中传承。仅以湖南平江为例，那里的私塾一直延续到21世纪，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私塾先生”的朱执中封馆弃教时也已经是2003年年末了。

　　不过，早在朱执中封馆之前，许多知名人士已经开始考虑大规模重启国学经典教育了。1995年，赵朴初、冰心、曹禺、夏衍、叶至善、启功、吴冷西、陈荒煤、张志公等九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了一份名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的提案。他们主张尽快建立少量幼年古典学校或者古典班，适当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让学生从小背诵历代重要的文、史、哲名篇，并且从事古文、骈文、诗、词、曲的写作实践。根据这个提案精神，舒乙、王志远、刘荫芳等人在1998年牵头创办了“北京市圣陶实验学校”， 试图“以九年义务教育课程为基础，以传统文化素质教育为特色”。

　　那时，台湾也已发起青少年读经运动。1994年，台中师范大学语教系副教授王财贵开始发放传单、奔走演说，主张利用13岁以前人生记忆的黄金时期，读诵中国文化乃至世界一切文化的经典，提升文化修养。读经典教育的倡导得到广泛响应，大陆也不例外。

　　1997年10月，王财贵应国际文教基金会之邀前往海南岛，在海南航空总部进行了第一场大陆公开读经典演讲。1998年春天，国际文教基金会正式在大陆推广读经典教育，成立武汉大方文教儿童中西文化导读推广中心，开始全面宣传读经典理念。1999年诞生于厦门的绍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经风气推广中心，以及2000年底成立的北京四海儿童经典导读教育中心，都是读经典推广的重镇。他们系统挖掘整理经典文化教育的各个领域，推出教程，举办师资培训和经典文化讲座等。

　　来自民间的呼声和努力，也逐渐得到官方的部分支持。比如，在国际文教基金会大陆推广的前沿阵地天津，儿童读经典就得到了时任天津河西区的副区长张俊芳的大力支持。1998年4月，在河西区举行的第一场演讲会就来了30多位校长。他们不仅推选实验单位，还举办儿童导读活动展示会，编印导读实验成果集。

　　更大规模的支持，则来源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组织扶助农村贫困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1998年初，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决定推动“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组织孩子每天用15～20分钟的时间来诵读中国传统古诗文中的经典之作，用经典来充实、开发孩子们记忆力的黄金时段，让中华文化在新一代中国人中传承。1998年6月，“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启动，预计10年内组织全国100万孩子参加。出乎意料的是，各地的学生、家长、教师和地方政府官员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项活动，甚至扩展到其他非希望工程学校。

　　读经“布道者”

　　自从涉足大陆读经推广以后，王财贵越来越频繁地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每年来大陆三五次，去社区、幼儿园、中学、大学，也有各个县市政府办的演讲。”2011年3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北京见到王财贵时，清瘦的他头发花白但眼神明亮，回忆起这些经历语调颇为平和，他说：“至今已讲过1000场(演讲)，去过33个省份的200个县市。”

　　这些演讲中，最为广泛传播的，当属200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场报告。这个报告号称“一场演讲，百年震撼”，刻录发行达500万张，《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接触到的几十个人几乎都会提到这个演讲。

　　演讲中，王财贵不仅试图说明教育是非常简单、非常愉快的事情，还力证孩子本来就是纯真纯洁而又潜能无穷的，只要不去破坏它、阻碍他就好。他建议从文化的教养做起，认为儿童教育贵在耳濡目染，不需花钱，不需花时间，不需花精神就能培育出有礼貌、有秩序、有素养、有爱心的国民，“教材就是经典，教法就是读”。

　　“与其教语文课本，不如教《三字经》。但是要学《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千家诗》，不如读唐诗。但是与其教唐诗，不如教古文。你若要学古文不如学诸子百家。你要学诸子百家，不如学四书五经。四书五经学会了，诸子百家没有不会的。四书五经里边以四书为标准，四书又以《论语》为开头，所以中国人要读的，第一本书就是《论语》。第二本读《老子》。第三本书读唐诗。”如此简便易行而又功效卓著的教育，只要说一句“小朋友，跟我念”就可以了。

　　“接触到王教授的理论后觉得特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如同其他成千上万的家长一样，西安的杨北社毫不讳言自己是这种教育方法的受益者，他就这样开始教儿子读经典。如今，他的儿子只有5岁半，却是既会闹跳也能静得下去，甚至可以跟着大学生一起坐着上完一天六节的培训课，“不是天生的，是培养出来的”。

　　如此晓畅明白的教育方法，再加上孜孜不倦的奔走倡议，读经典的队伍日益庞大。不过，王财贵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这并不是自己提倡才出现的结果，而是人性本来的愿望，“我只是去唤起、点明，而且我不是用我的见解和我的观点说服人，只是点醒人性”。上海孟母堂的创办人周应之也认为私塾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产生，“一群人想要读书，一群人想以这种方式来教书”。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很多人在知道王财贵之前就已经开始尝试读经典了，而宣称拥有传统文化情怀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就连西安的杨北社，这位毕业于西北大学化学专业的北方汉子，也对能够写出漂亮毛笔字、说话总是之乎者也的爷爷那一辈人，一直心怀崇敬，“所以我从小也特喜欢”。

　　在波折中孕育力量

　　读经典的力量在民间不断发酵，各式私塾学堂应运而生，加上部分基层政府的些许支持，呈现一派火热景象。但，真正让读经典走进公众视野的，却是各种不同观点的激烈交锋。

　　2004年5月，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中华孔子学会和中国教育学会委托蒋庆编写。这套丛书，从四书五经一直选到朱熹、王阳明，全是儒家经典。2004年7月8日，公共知识分子薛涌在《南方周末》发表“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评蒋庆的读经运动”，引发读经大讨论。争论从平面媒体蔓延到网络争论，卷入其中的学者，还有秋风、朱国华、刘海波、许纪霖、皮介行、袁伟时、王怡、王达三、杨东平、胡晓明等人。至此，酝酿许久的读经力量，终于浮出水面。

　　事实上，读经只是读经典的一部分，对读经的争议也让私塾教育在争议中前行。2007年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试图叫停上海孟母堂，让争论更加广泛而深入。7月10日，上海《东方早报》以“全日制私塾悄然现身上海 实验颠覆性教育形式”为题，报道了孟母堂的教学模式，随后两天又接连刊发了对孟母堂的报道和评论。媒体的报道，引起了当地教育部门的关注。7月17日，松江区教育局下发告知单，责令孟母堂立即停止“非法教育活动”。孟母堂对此不服，逐条辩解，并试图通过司法程序力争生存空间。最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将松江区教育局的告知单认定为“一种指导和建议”，“尚未对相关人权利义务产生法律上的实际影响”。

　　这场持续数月的争论，不仅吸引了媒体的大量关注，也让私塾和读经典走进了更多人的生活。当年只有12个学生的上海孟母堂，如今已有50多个孩子，还有十几个老师和家长。“我们以读书为乐，大大小小的一群人集中在一起，形式上是一个家庭，完全是以学习为主要目标的家庭。”周应之在电话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表示，他们更像过去的一个大家庭。在那之后，仅以“孟母堂”冠名的私塾，就在多个城市先后出现。

　　这期间，西安的杨北社也是无意中走进读经典队伍的家长之一。不惑之年才喜得爱子的他，天天抱着儿子唱儿歌，结果孩子半岁的时候就会叫爸爸了。为了在孩子最好的年龄学到最好的东西，在西安电信一家研究所上班的他，每天下班回家就教儿子读经典，“刚开始时间短一点，一个小时左右，后来就两个小时。”

　　这位语气温和而又坚定的父亲，按照自己的理解已经陪着儿子学完了蒙学、唐诗、四书，还学了珠心算、毛笔字和英文经典诵读系列。目前，他们正在看台湾版的《学庸论语》，“他再学一年左右就可以看《资治通鉴》和《史记》，直接看原版的。”一丝不易察觉的骄傲悄悄爬上这位父亲的脸颊：“将来他就直接进入中华民族的，啧，真正的宝库里面去了。”  ★

　　私塾：我的教育我做主

　　教育的改革不光是校内的改革，更应是整个社会人群思想的改革，应该鼓励民间参与，让教育回归民众

　　本刊记者／杨正莲

　　尽管谋求官方承认和支持，仍被一些人视为私塾生存发展的必经之途，有人甚至主张把经典教育纳入体制内的课程安排，但眼下私塾的活力和独特价值恰恰在于其不拘一格、千姿百态的教育多元化。姑且不论人文经典和私塾的是非争议，单就来自民间各个阶层广泛参与所引燃的教育热情，以及人们对教育的思考和实践来看，这种民间教育生态无疑也是可贵的。

　　绝大多数国家的义务教育体系，是随着现代国家的建设确立下来的，成为国家建设发展的组成部分。中国也不例外。在非同寻常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教育的经济功能不断被发掘和加强，力图培养与现代化社会相适应的人格，并用现代技术知识武装个体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教育扶贫曾一度被寄予厚望。

　　然而，这种批量生产式的教育，无可避免地会塑造出高度同质的人才。尽管创新性思维一再被强调，但在同质教育的体系下，各种努力均被证明收效甚微。

　　比同质化更为隐蔽但也更具破坏性的，则是个体个性的压抑和摧毁。无法适应者很容易出现极端严重的心理问题。当孩子把复仇的刀与剑刺向亲生父母或者老师时，当豆蔻年华的孩子绝望地自我终结生命时，人们对教育的叩问从未停止。

　　比极端案例更为普遍的，则是人们对诸多社会乱象的不满，比如啃老，比如道德失范等等。

　　在深圳梧桐山，一位不方便透露姓名的李姓律师道出创办学堂的初衷，就是培养自家兄弟姐妹的下一代，“这(下一代)里面没有一个我觉得满意的，我有个侄女骂她妈妈是畜生、虚伪、伪君子。”3月25日下午，一位在天谦学堂咨询儿童读经的家长甚至抱怨：“现在的教育把人弄得都不是人了，跟动物没区别了。”

　　一种制度一旦形成就有其惯性，尽管有诸多不合理之处，突然改变也会造成更大的不合理。但是，作为个体和家庭却应该拥有自己选择改变的权利和空间，人们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眼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大胆地迈出这一步，他们宁可把孩子从学校的课堂上带走，自己在家教育，读经典和私塾只是这些自主教育的方式之一，而且越发达的城市就越盛行。

　　仅就私塾和读经典教育而言，虽然中外经典是他们学习的主要内容，但是各家学堂各个家长对内容的选择和安排却不尽相同。

　　在深圳梧桐山，有的学堂不教佛经和与宗教有关的东西，有的学堂主张要老实读国学经典不必浪费时间在其他项目上，有的学堂却认为应该融入才艺培养；有的提倡以素食为主，有的主张要顺其自然合乎人性……种种细微的区别，既体现了私塾主办者的个人特质和资源禀赋，也为家长们提供了更多选择的空间，那里的孩子可以自由地在不同的学堂之间流动。他们不仅可以用脚投票激励创办者们提升品质，还可以坐下来一起商谈如何才能做得更好，终极目标是更好地实施教育以利于孩子的成长。

　　“教育其实是人对于属于自身教育资源的综合运用，这个时代大家都有自己的路径，大家都有自己的思考。”上海孟母堂的创办者周应之认为，教育的改革不光是局限于学校内的改革，而是整个社会人群思想的改革，鼓励民间参与，教育应该回归民众。

　　“教育的多元性很重要，本来就应该开放给社会，进行自我教育，教出一些有特殊才华的孩子。”一直致力于儿童读经教育推广的台湾学者王财贵也认为，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做法和自己的理想，许多家庭就有许多模式，培养各方面的人才，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策，“本来政府应该发给在家自学孩子费用，现在只要创造条件支持就行”。  ★

逃离学校去私塾读经就能造就大师？

　　位于深圳东部、横跨罗湖和盐田两区的梧桐山是深圳最高峰，山顶常常云雾缭绕，有“雾锁梧桐”之美誉。山脚下，散落着梧桐山、坑背等几个村落。虽距市区不远，但与闹市里城中村的嘈杂不同，这里环境整洁幽静，在村里的街巷穿行，隐隐能听到孩童的读书声，村民告诉记者，这是私塾里的学生正在诵经。

　　从2007年起，10余所私塾学校相继在风景秀丽的梧桐山脚下落户，这里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读经村。

　　梧桐山下读经郎

　　10余所私塾里最大的一家是鹿鸣学堂，在坑背村租了4栋农民房作为学生的课堂和宿舍，有百余名来自各地的儿童在这里接受全日制的读经教育，年龄小的只有3岁，大的也不过十几岁。

　　6月30日午后，在一位学生家长的带领下，记者来到鹿鸣学堂的一间教室。教室位于一栋农民房的顶楼，房间布置得简单朴素，除了墙上挂着的孔子画像和木制的书桌外，别无他物。午休刚刚结束，十几个孩子手里正捧着《孟子》、《周易》摇头晃脑地大声诵读，看到有人来，一个小男孩得意地提高了调门。

　　教室隔壁就是孩子们的宿舍，一张床、一个简易的储物箱是每个人的全部家当，没有零食，没有电视，更没有电脑。

　　鹿鸣学堂实行寄宿制，每个月的学费是2500元，省内的孩子3~5岁的每半月回家一次，5~7岁每月回家一次，再大的则3个月一次，其间不许家长探视。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学生们在这里过得简单、健康——给孩子们准备的食物大都是“有机”的，生病了，看的也是中医，以调理为主。

　　学堂里，孩子们的作息时间是，早上6点起床晨读，早饭后开始一天的诵经，下午5点后是室外活动时间，或爬门前的梧桐山，或跳皮筋、丢沙包。晚饭后继续读经。

　　今年18岁的邓慧洁是学堂里年龄最大的一名学生，原本在老家惠州一所高中读书，受在学堂里当老师的姐姐的影响，退学后到这里专门读经。邓慧洁告诉记者，目前她已经读完了《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正在读《周易》。书桌上的一个笔记本，密密麻麻的“正”字记录了她读经的遍数。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以为自己很叛逆，其实那是一种无聊。在学校读书就是为了考试，而现在是自己想读书，所以感觉很快乐。读了经之后，也不觉得电脑有什么好玩的了，偷菜，偷来偷去的有什么意思呢？”邓慧洁说。

　　记者问她，放弃了考大学，你不担心以后的生活么？邓慧洁脱口而出：“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只要掌握了做人的道理，有健康向上的人生态度，即使将来扫厕所又有什么可怕呢？”

　　邓慧洁告诉记者，她其实未来想做一名中医。

　　与旧式私塾不同的是，除了读《论语》、《孟子》等中文典籍，这里还让孩子们颂读莎士比亚、柏拉图等人的外文经典著作——把磁带里播音员用标准英语发音朗读的外文经典一遍遍放给孩子们听。“我们的读经教育，并不单纯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而是要让孩子们阅尽东西方的经典文章，听遍中外经典名曲，赏尽古今中外的名画。”学堂负责人孟丹梅告诉记者。

　　私塾的办学者都对体制内教育持批判态度

　　孟丹梅说，读经教育要感召的首先是家长，送孩子来读经，前提是家长们要完全认同学堂的办学理念，凡理念不一致、犹豫不定或没有长远之心者一概不接收。每年，她都会专门给家长们开设关于“读经教育”的培训讲座。

　　在几家私塾采访，堂主们更愿意和本报记者谈他们的办学理念。儒愿学堂的堂主蔡孟曹对记者说，现在体制内的教育大体可用四句话来描述，就是“学生苦学、老师苦教、家长苦熬，而结果大多也是苦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现在的教育过于功利化，学生读书好像就是为了分数、文凭和就业。在他看来，教育应该是直指人性的，首先要符合儿童成长的历程性。13岁之前是孩子记忆力强而理解力弱的时候，这个时候，与其让他们学习课本上的“小猫跳、小狗叫”，还不如让他们诵读，像海绵一样地吸收、储存和记忆经典，等进入成熟期以后再慢慢发酵，而这时的孩子早已满腹经纶，思想力得到极大开发，学习数学等结构性的知识也就变得非常容易。

　　孟丹梅也表示，现在的学校、老师其实是在阻碍孩子的发展，这是因为我们想学习西方的科学，但没有学到西方科学的学习方法，因此，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孟丹梅还告诉记者，孩子现在读不懂经书其实没关系，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只要能够背诵下来，就会成为一生学问的基础，会源源不断给生命供献热力和活力。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一定是满腹经纶、博古通今。

　　信守同样的办学理念，梧桐山下这10余所私塾的堂主们之间互称“道友”，他们也都自认是“全球儿童读经教育”首创者、来自台湾的王财贵博士的门下弟子。在孟丹梅家里，记者巧遇王财贵。如今，梧桐山已经是他每年必来之地，开讲座，为各私塾指导读经或与家长交流。他坚信，在未来20~30年内，这些读经的孩子中必会产生“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大师级人物。

　　在鹿鸣学堂，记者还见到了一位读经儿童的家长——从成都来的李女士。2007年7月,李女士听到了王财贵的一次讲座，从此成为“读经教育”的拥趸，当年9月，她毅然把应上小学的儿子送到这里来读经，自己也在梧桐山下租了房子，过起了陪读的生活。后来，她还把自己哥哥家的孩子也动员来接受读经教育。记者问她，将来如何面对孩子没有大学文凭的现实？李女士回答说，毕业证不能保证孩子一生的幸福，而能力却可以，读了经的儿子现在不但满腹经纶，而且有很强的定力和思考力，未来也一定可以成为大师级的人物，而大师是不需要文凭的。她相信，送孩子来读经是成全孩子的一种大爱。

　　非法办学之困

　　就梧桐山下众多私塾聚集一事，记者采访了深圳市罗湖区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该局民办教育科夏科长对记者表示，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教育机构必须取得教育主管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证。而且，其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都要符合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罗湖区教育局从来没有接到过这些私塾的办学申请，因此，梧桐山下的私塾均属非法办学。

　　私塾的堂主们也并不讳言自己非法办学的事实。孟丹梅告诉记者，她的学堂就多次收到过街道执法队下发的取缔通知，但也就仅此而已，学堂从来没被真正取缔过。

　　夏科长认为，《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因此，不但这些私塾是违法办学，送孩子来接受全日制读经教育的家长也违法了法律的规定。

　　来自四川一位读经儿童的家长对记者辩称，《义务教育法》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孩子受教育的权利，但作为家长也应该有选择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的权利。

　　夏科长表示，这些私塾学校大都隐藏在农民房内，仅仅依靠教育部门的力量很难发现他们的存在，根据执法程序，如果接到所在街道办的报告，教育局会会同街道行政执法队共同完成取缔行动，同时还会引导分流私塾里的孩子回到合法的学校继续接受教育。

　　据记者了解，在上海、成都，都曾经有过类似私塾学校被取缔的先例。

　　读经能否成就大师梦

　　孟丹梅对记者说，他们正在筹划办一所学院，这样，在私塾里读了10年经的孩子就可以升入学院继续解经10年。

　　对于梧桐山下的读经热，深圳大学师范学院的教授熊贤君认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源自台湾的“读经教育”在大陆受到很多人的热捧，各地相继出现了一些秉承该理念的私塾。这些私塾的出现表明，一些家长已经有了寻找体制外教育模式和教育内容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表明，现行的体制内教育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学生不快乐、学习负担太重、过于看重考试分数等等。

　　但是，熊教授也认为，这种私塾教育其实是与社会主流文化和时代的发展相悖的。经典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读经能否出大师，并没有经过科学验证，反面的例子倒是有——在保加利亚，曾出现过一位背诵了400多部经典、过目不忘的人物，但他最终并没有取得突出的成就。

　　此外，熊贤君教授认为，专事让孩子读经的家长们对现行体制内的教育也存有认知上的误区，在他看来，已经存在了300年的现代学校教育远非如这些家长所说的那么糟糕。以数学教育为例，“读经教育“推崇者认为，在小学阶段，小孩子根本没必要去学数学，到了初中的年龄，小学课本上的数学知识用三个月就能自学完成，何必花上整整6年。但实际上，小学数学课远不是教授加减乘除计算技巧那么简单，它除了为成长中的儿童提供了必要的逻辑思维能力的开发和训练外，更为培养学生的数学思想和兴趣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

　　熊教授告诫道，仅仅信奉了一种并未经实践检验的教育理念就把孩子送到私塾，强迫孩子接受读经教育，一旦失败，会对这些孩子、家庭乃至社会带来不可挽回的伤害。

　　也有家长对这种私塾持强烈的质疑态度。一位年轻母亲认为，三五岁的孩子就和父母分离，半个月才回一次家，这本身就违背了教育规律，非常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从这一点看，这些私塾的办学者并不真的懂教育。而那些让孩子接受这种私塾教育的家长，是在拿孩子做试验，是拿孩子的未来做赌注，弄不好孩子就可能成为牺牲品。“我们都对现行体制内的教育不满，但这样的逃离不是办法。”她说。

　　深圳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读经之类的国学教育可以作为对学校教育的补充，但绝对不能成为孩子教育的全部。国学经典虽然能提供做人的规范，但其注重的是人文性而缺乏现代民主与科学精神，也缺少法学、社会学等现代生活必需的知识，这既不利于个人，也不利于国家民族未来的发展，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