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偌熙和陆羿辰的小说:[原创]汉字简化史简说（草稿） 【猫眼看人】

[原创]汉字简化史简说（草稿） 陈捷夫 于 2010-5-12 0:16:3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汉字简化史简说（草稿）

 

                                                    陈捷夫

 

    【笔者按：本文写于2010年5月6日，原篇题为《简化字就是简体字》，主要为回应《简化字不是简体字》一文而作（链接1）。该文的主要论点，可能渊源于台湾马某的相关讲话（链接2）。由于时间仓促，匆匆写就，本文在结构上等方面存在问题不少，这里暂不作改动，特作说明。】

         
        据笔者的相关研究，简化字远在距今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即已产生。凡被简化了的，即可称之为“简体字”。

        一、 战国楚国等国进行过多次文字简化
        二、秦汉之际产生的“卓”（隶）字，即今称“汉字”者，都是“简化字”。不过这次简化带有“创新”性。传统主流说法认为，汉字是“省改”秦篆而来，那么这样的汉字，也就是“简化”了的“简体字”。
        三、中国的文字自秦以来，朝着两个方向同时推进。一是官方进行刻意的繁化，一是民间自觉地进行简化。官方刻意地进行繁化方面，我已在《汉字繁化史简说》一文里作初步的专题探讨（更新未完）。
        以上三者的共同特点，都是“简化”。“简化”之后即称之为“简体字”。
        这里先开个头。

        一、 战国楚国等国进行过多次文字简化。

      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成为当时社会的两大重要特征。制器等是如此，文字也不例外。列国文字在这一时期都呈现了“简化”的趋势，楚国即是其中的佼佼者。长期以来，讲到中国古文字，人们总是习惯于“大篆”、“小篆”之类，殊不知楚国文字才是汉字的前身。即是说，楚国文字主导了中国字坛二千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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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信阳长台关出土的战国楚文字（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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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长沙仰天湖出土的战国楚文字（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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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鄂君启节》（局部）楚文字（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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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郭店出土的战国楚文字（后期）

      以上图相互作比较而言，战国楚国文字可能曾经作过多次“简化”活动。与春秋时期的楚铜器铭文相比，图1明显出现了不少各种偏旁符号，结构富于规则，这是做了调整和“简化”措施的结果。拿图2与图1相比较，看似相似，其实图2的文字还是简单化一些。图3虽说出现在战国中期（前323年），又不是直接手写，但从其字体相对地作严谨的方型设置的体式上看，其时楚国已经出现了“字书”，有“字书”即有了用字的规范。再以图4同图3相比较，前者又是做了“简化”的历史实物见证。由此可见，楚文字的简化，不仅体现了时代的实用性和理性，而且体现了一个进取国度的文化政策取向。而楚文字的不断简化，却为秦汉之际的“隶变”直接提供了蓝本。

     上述文字是粗略而论。笔者将那些将字体从繁杂变成稍为简易的过程，称之为“简化”，并不过分。虽然其具体事例有待作进一步考证，但战国楚国文字进行过多次的“简化”活动，则是可以肯定的。由此可见，“简化”首先是作为一种操作名称使用的，是使动用词，其次才作名称使用，如“简化字”。然而，不论是经过“简化”了的文字，或是“简化字”，其实都是“简体字”。在笔者看来，简体字有广、狭两义，狭义 “简体字”指“简化字”。广义“简体字”则泛指“先出字”（即初始简体）与“简化字”两者。即是说，“简体字”未必都是“简化字”，如“人”、“上”、“下”等，属于先出字，即“初始字”之一。但“简化字”却一定就是“简体字”，是毫无疑问的。其中的基本依据，即都是以笔数相对较少而论。

     “实用”和“理性”体现在文字的体形上，主要在于让体形变得简单一些，便利认识、记忆和书写。在书写的承载体积极为限制的简牍时代，对笔数繁多的体形进行简化，尢其富有现实意义。所谓“简化”，即是“苟趋省易”（《汉书.艺文志》），也就是让字体朝着结构简易化、规则化的方向走，使之更为便利于认识、记忆和书写。不难看出，楚国文字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走。

     列国之间的政治竞争、知识竞争、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等等现实需求，是战国文字趋向于简化的基本动因。楚国文字进行简化的同时，其他列国如秦国等，其文字也有相应的简化活动。关于这一点，试从秦国文字的前后比较上即可佐证。譬如拿秦国早期的《秦公簋》铭文，同后期的《诅楚文》、虎符铭和秦陶文等相比较，即可发现后者比前者趋于简化。至于燕、赵、齐、魏等国，虽说目前相关的文字资料不足为论，但单从对考古出土的相关“刀布”铭、“印玺”铭等的观察上，也可发现其中的一些简化痕迹，这里就不再详叙了。

     据载，楚国原是一个原始部落，西周时“立国”于今湖北荆山一带，常与周人发生战争，周人称为“荆蛮”。熊渠当国君时，疆土扩大到长江中游。后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纪王城）。春秋时兼并周围小国，不断与晋争霸。楚庄王曾为霸主。疆域从西北到武关不（今陕西商南西北），东南到昭关（今安徽含山北），北到今河南南阳，南到洞庭湖以南。战国时疆域又有扩大，东北到今山东南部，西南到今广西东北角。楚怀王攻灭越国，又扩大到今江苏和浙江，总面积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又常与秦发生战争。公元前223年为秦国所灭。事隔17年即公元前206年，秦朝复为楚人所灭，是为“西楚”王朝建立。

      楚国是一个文化进步、经济发展的古代国家。由于其拥有悠久历史的积累，它自成一个民族体系。其中，楚器、楚辞、楚语、楚服、楚歌、楚字、楚法统等等，自汉朝以来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形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甚至可以这样认为，中华文明离开了楚国的名字，将变得苍白无力……

     战国文字的简化活动，是列国文字从“小同大异”走向“大同小异”的“融合”方式其中之一。文献记载上，指战国时期列国“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提法，是合符历史实际的；但若指所有那些“异形字”等是因周朝“式微”，“礼崩乐坏”和“诸侯割据”等政治原因所造成，却不合史实。因为史实表明，战国时期的种种字形差异，是列国的各自历史传承所遗留下来。也即是说，至秦、汉之前，中国境内历史上从未曾发生过任何“统一”文字的事件。

     近年来，随着各地楚简文书的考古发现增加，一个前所未有的“楚文化”研究热正在兴起。有学者曾经断言，随着楚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国的学术史要重写。我想，学术史要重写，文字史也需要重写的。

 二、秦汉之际产生的“卓”（隶）字，即今称“汉字”者，都是“简化字”

公元前209年秋，即秦二世胡亥在位之初，爆发了以推翻秦朝为目的的中国农民起义，同时建立了与秦朝相对抗的割据政权“张楚”。“汉字”首先即是“张楚”新政权所使用的一种新文字，后来相继为西楚王朝和汉朝所沿用，并自此相传了二千余年。
“汉字”，最初叫做“卓”字，后来称为“隶”字等，是由秦末徒隶身份的程邈所创制。他以战国后期的楚国文字为蓝本（其历史属性上属于楚国文字），经过简化和创新相结合而成为“简体字”。 在这个意义上说，汉字的产生本身即是对以往古字的一次“简化”，是一部简化字的历史实物记录。而程邈其人开创了“今字”史上的简化活动，其历史贡献无可比拟。
笔者指称“汉字”既是“简化字”，又是“简体字”，依据有二，一是“体形的简化依据”，另一是“简化概念的文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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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早期“卓”（隶）字的历史实物（睡虎地秦简）

       （一）体形的简化依据

       “卓”字的产生并不是由空降而来，而是在继承古字的基础上，经过初步继承、借鉴、简化和创新而获得。即是说，“古字”是“卓”字赖以“继承”、“借鉴”、“简化”和“创新”的对象。“古字”的基本含义，这里既指楚国文字和秦篆等，又包含了以往诸如战国文字、商周文字等。但以楚国文字为主。
      “体形”一词，传统提法作“形体”。笔者将其次序颠倒过来，是依据了事物先有“体”而后有“形”的次序认识常识而拟定。“体形”的基本内容，由笔划设置和结构设置两个基本方面为主。笔划设置指笔划造型、笔划属性和笔划形式等内容组成；结构设置则以三级递进结构为主。在“简化”过程中，其所涉及的，计有笔划属性、以偏旁取代副字、减少笔划和减少合体副字等方面。由于主题和篇幅的关系，这里仅就笔划属性方面的“简化”作出简要的介绍，至于“继承”、“借鉴”和“创新”等方面，则略作涉及。

      古字的笔划属性，指“直”与“曲”两个基本方面。古人造字，多见由“直”与“曲”混合交错使用，这是最为原始的笔划属性设置现象。在一个近似方型的符号图形里，“直”与“曲”两者混合交错使用的结果，是文字体形趋于错综复杂，对认识、记忆和书写极为不利。尢其书写上，直笔与曲笔彼此之间要互相避让，没有预留下“快写”（后世书法称作“行”或“草”）的空间。

      “卓”字对古字用笔属性的简化，是舍“曲”取“直”，这是所有“简化”内容中的重中之重。其基本特点是“缩短笔道”。它将所有的“曲弧”笔划变成单一意义上的“直”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简化。它不仅缩短了笔道，而且使图形趋于清晰化。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笔划属性以“直”为主，它为“快写”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在古字身上少见能作“快写”，而汉字可以作“快写”的基本原因。汉字最初被赋称为“卓”，所据即是笔划属性多趋于“直”。笔者之所以将这种“简化”称之为“重中之重”，是因为它不仅改变了文字的造字模式，而且提高了汉字的实用功能。

      其他简化方面，如以偏旁取代原来的副字，还有裁减一些体形的副字或笔数等等，这里不再赘述。

      “卓”字对古字的继承方面。笔划造型写线型，三级递进结构方式，部分体形的“物质性”（偏旁）和“物音性”（形声）等，是“卓”字对古字所作继承的重要方面。

       “卓”字对古字的借鉴方面。“卓”字借鉴了古“卓”字（后人称作“古隶”）的笔划形式和字体形式。借鉴古“卓”字的笔划形式，如“－”、“ | ”、“ ／”、“＼”。借鉴古“卓”字的字体形式，如“十”、“×”、“田”、“井”、“王”、“車”等。笔划属性多趋于直，在商周文字中即已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卓”字是对古卓字的创新和发展。或者说，“卓”字是将原来为数极少的古卓字，创新和发展成为一种造字模式。

      “卓”字在创新方面。改圆曲为方折（直角）；将笔划长度分为“长”、“中”、“短”三种相对固定的度码；将笔划形式改作并定制为“平”（横）、“直”（竖）、“左斜”（“撇”）和“右斜”（“捺”）四式（“－”、“ | ”、“ ／”、“＼”）等，是“卓”字对古字所作创新的重要方面。改圆曲为方折（直角），使体形得以方正。将笔划长度分为“长”、“中”、“短”三种相对固定的度码，使体形呈现出节奏性。将笔划形式改作并定制为“－”、“ | ”、“ ／”、“＼”四式，则使汉字稍为便利于识、记、写。所有这些创新，是“卓”字之所以能够自成一个造字模式的重要因素。

       将四个笔式各作二笔组合，即成为“＋”与“×”。两者作递进组合即成为“米”。与“入”作递进组合即成“籴”。这就是所谓“三级递进结构方式”的基本内容。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卓”字对古字的一个重要继承，是笔划写线型。不过，至唐朝，由于书法的作祟和扩张，汉字笔划写线型变成或“刀剑形”或“骨骼形”等多种繁杂形，终于遭到繁化和遭到颠覆，至今依然。

      以上所举，是汉字对古字体形进行简化的基本依据。古字体形受到简化之后，即变成“简体字”。

     历史是不能割裂的，汉字不是孤立的。如果将“卓”字以前的古字称作“古汉字”，那么“卓”字就可称为“今汉字”。将今汉字同古汉字相比较（将图5对比于图1和图6等），今汉字即是名符其实的“简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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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传世《秦诏版》上秦篆的标准体形 
      （二）“简化”概念的文献依据

       对文字进行“简化”的思想概念，早在距今22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即已产生。但有文字记载的，从传世文献上看，可能要首推《汉书》了。随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蔡邕《圣皇篇》等，也都先后涉及到文字“简化”的思想概念。

     《汉书.艺文志》记称：“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
     《说文解字.序》记称：“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蔡邕《圣皇篇》记称：“程邈删古立隶文。”（《法书要录.卷七》第2册第109页注，丛书集成初编本） 又蔡邕《隶书势》记称：“'鸟迹之变，乃惟佐隶。蠲彼繁文，崇兹简易。修短相副，异体同势。……’”（《法书要录.卷七》第2册第109页注，丛书集成初编本注）

     《汉书》大意是说，秦末之际 “陈涉起事”之时，徒隶中人创制了“隶”字，同时首先流行使用于由“徒隶”组成的起义军中。这里“苟趋省易”句中的“省易”，即是“简省”、“简易”之意。至于《说文》中的“约易”，《圣皇篇》中的“删古”，《隶书势》中的“简易”， 可以说都是“简化”的别称。尢其一个“删”字，其“节取”之义则更为准确地体现了“简化”的意涵。

     可见，“简化”文字的思想概念早在秦汉时期即已载录于史书等，并不是今人所创始。
文字“简化”概念的产生，应领先对文字体形简化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字“简化”的思想概念应发源于战国时期。

     由“简化”概念指导下“简化”而成的“简化字”，其实都可叫做“简体字”。战国后期楚字是如此，隶字也不能例外。即是说，由简化而成的楚国后期文字是“简体字”，由楚国文字简化而成的隶字，也是“简体字”。

      传统主流说法认为，隶字是“简化”秦篆而来，那么这样的隶字，也就是“简化”了的“简体字”。事实上，指隶字是“简化”而来并没错，但指隶字是由秦篆“简化”而来是非常错误的。如《辞海.隶条》（1979年缩印本）记称：“隶书，字体名，也叫“佐书”、“史书”。是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成的一种字体。”指“隶”字由“简化”而成没错；指“隶书”由“简化”而成则是谬误。而指“隶”字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成”，则更是谬误百出。历史事实是，隶字是由“简化”古楚字而成。
文章提交者：軒轅東仲呂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這廝發帖云《“ 恢复“正体字”是搞封建文化复辟”》，蓋“封建”一詞，實系馬可屎氏之“亞細亞生產方式”之衍生也，捏造污蔑中華之詞語耳，第三國際以之哄騙國共兩黨，此概念陷阱之下，吾中華之文化根基、祖宗基業、炎黃子孫，正不知被禍害幾多矣！！  

蓋自西周以降，乃有分封，春秋禮崩樂壞，封建名存實亡耳，戰國三家分晉，實已不知分封為何物矣！殆至秦掃六合，萬國歸一，依加利福利亞爾灣學派之研究，實則中國已開世界國家資本主義之先河耳，何“封建”之有？！！

建國以降，西曆蓋裡高麗曆1953年，《文史哲》乃有第一次“封建主義”大討論，直至前年李根番等人繼之，“亞細亞生產方式并封建主義”大討論實則已進行數次矣！！哈佛張光直先生直言，馬可屎乃不懂中國者也，吾中華泱泱大國，三千年以降，豈有西洋鼻屎大之小國之“封建”矣哉？！！

這廝不通之至，仍以此臭詞行汙損中華之醜事，豈能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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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是公有、公用和公享的公器。国共两党之争，最好是不要总是波及社会上与老百姓贴身利益相关的事。简化字有什么不好？稍为便利于人们识字，这就是事关老百姓的文化权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