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辛亥革命换来破天荒的共和制

辛亥革命网 2011年09月13日 来源：深圳特区报 作者：傅国涌 查看：346 次

　　这个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如何产生的，靠的是有节制的讨价还价，妥协、对话、相互让步，靠的不是暴力，更不是大打出手、血流成河，不是把整个社会砸烂了重新来过，最后达成一个双方都不是最满意，但都可以勉强接受的结果。南北和谈的结果是清廷退位，由袁世凯来做总统，革命党人结束南京临时政府。这个结果双方都不满意，妥协的结果是谁也没有绝对的决定权，都要受到对方的制约。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往往会觉得很不过瘾，对于妥协产生的、没有绝对权威的、没有绝对权力的安排往往是不满意的，这样的结果太令人遗憾了。但恰恰是这种遗憾有可能能给中国人带来一种新的生活。但是从辛亥当时来说，通过谈判、妥协打出一个政治革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是空前的。

　　但是，辛亥革命毕竟有其历史局限性，为什么喊出了“共和”，而迟迟不能实现真正的共和？按照一般的说法，辛亥革命的局限性首先在于其领导者是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本身就具有局限性，表现为软弱性，因此导致革命不彻底；其次是没有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再次是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仅仅靠专制军阀讨伐专制军阀。但历史往往有其复杂性，很多时候无法用简单的几句话去解，也无法提供确切的标准答案。只能这样说，共识，并不是只有主动的共识，更多的可能是被动的共识，共识的形成从来都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结果，任何时候达成共识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所谓“民国共和”则取得从来未有之名义而已。至于实质如何，都非所问。当时，全社会包括许多革命参与者对共和、民国的观念也很模糊，以为把皇帝拉下宝座，革命就完成了。当时在山东威海卫的英国人庄士敦就说，“这个小小的地区里，居民们对于革命显然是缺乏热情的，在他们之中对于共和有一点概念的，可能不到五十人，他们也不想去了解共和。”

　　辛亥革命在形式上结束了帝制，但要在深层文化结构上告别帝制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完成的，民国取代帝国注定不会顺利，如果要追问辛亥革命的失败的原因，更深的根子其实也在这里。秦始皇代表了农业文明时代的一种政治总结，当时或许是世界上是比较先进的政治模式——中央集权制的王朝政治，在秦始皇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国人对这个制度有所修正、补充，比如说隋唐发展起来的科举制就是对文官考试制度，唐代开始的御史制度就是监察制度，都是这样的补充。但这些制度补充都是在枝节上、技术层面对秦始皇创造的一套制度的补充，而没有新的制度创造。可以说，中国的政治制度两千年来都是一致的，从秦始皇到宣统帝，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翻来覆去总是重复的历史。辛亥革命虽然建立了共和制，但是实质上离真正的共和还有很远的距离。

　　4 公共生活方式边界在哪里

　　从辛亥当时来看，站在清王朝的一面，他们也觉得自己非常的冤枉，它们认为自己对老百姓还是很好的，三百年来有很多的仁爱德政施给老百姓，凭什么要把他们赶走下台呢？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袁世凯也不愿意，他手里掌握着中国最强大的陆军，他也想把天下打平之后一家独大。革命党人更不愿意，他们更愿意用武力削平天下，成为无遗憾的中华民国缔造者。没有一种政治力量满意这个妥协的结果。但是恰恰是这个妥协的结果可能对整个中国来说是最佳的。最佳的结果往往不是大家最满意的，而是大家都能勉强接受的。尤其是在政治上，在公共生活方式上。因为在公共生活方式上不能按照个人意愿达到利益最大化。这就是“边界”。边界在哪里？规则在哪里？共和、民主就是规则。这个规则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不是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

　　辛亥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中华民国。这个民国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是对话出来的。它是通过南北和谈谈出来的。南北和谈也有两个，一个是面上的，一个是面下的，面上的就是伍廷芳和唐绍仪之间的谈判，是文人之间的。另外还有一个是武人之间的，北方代表廖宇春，南方黄兴派出的代表顾忠琛，他们私下达成了五条协议，决定让清廷下台，让袁世凯出山，中国建立共和体制。这是他们的谈判达成的。

　　这些和谈在以往的中国历史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以往都是用武力解决的，最极端的是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争天下的时候，因为李自成先进了北京城，先称了帝，张献忠认为自己的机会被夺去了，他非常生气，今天看来仍然令我们瞠目结舌。他要把四川人杀光，杀到后来，自己也被杀了。他的逻辑是既然自己做不成皇帝，也不能把这些老百姓留给李自成，这是中国政治文化中最典型的恶例。鲁迅多次提到这个例子，说明中国人还没有为一种新的政治生活方式做好准备，我们都是暴力文化、帝王文化、杀人文化，我们不相信、不喜欢、不追求暴力之外的方式，把暴力看成是至高无上的法则，只愿意用暴力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