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惠水县:钩沉：著名美国间谍芮歌尼在华落网记

    1951年初，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如火如荼，正按着党中央的部署向纵深发展，并取得初步胜利。此时，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清醒地看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滞留在中国大陆上的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还远远没有肃清，尤其帝国主义间谍分子的活动非常猖獗，他们疯狂地、千方百计地搜集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诸方面的情报，源源地传送到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情报机关和决策机关。隐蔽战线上的敌情是严重的。

    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果断地做出决策，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在做好“镇反”工作的同时，抽出精干力量，坚决肃清帝国主义残余势力，坚决打击帝国主义间谍分子。公安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要求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缜密侦查，获取罪证，坚决打击，要“关一批、管一批、赶一批”。一直到是1951年底，此项斗争取得重大胜利。毛泽东曾形象地称此项斗争为“打扫房子”。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第四次公安会议上解释说：“毛主席讲，打扫房子干净了再请客，使帝国主义没有作威作福的余地。”

    北京市公安局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在北京市委、公安部的领导下，迅速成立了“国际工作组”，负责协调、指挥局属各单位的工作。同时，加大对帝国主义间谍的侦查力度，对重点侦查对象，在原来侦查的基础上，逐人研究，分类排队，做到罪证确凿，人无遗漏。经过半年多的充分准备，经市委、公安部批准，北京市公安局出动业务干部和公安总队干部、战士共500人，于1951年7月15日下午4时起，至晚9时止，大张旗鼓地将原拟订的34名间谍分子全部逮捕归案，其中外籍间谍分子22名，本文重点揭露的美籍间谍芮歌尼，乃是22名外籍间谍中地位最显赫、身份又非常特殊的一个。

    芮歌尼，这个披着宗教的外衣却干着与宗教事业相悖活动的美籍间谍，不但是罗马梵蒂冈天主教“圣言会总会”驻北平的“天主教圣言会北平分会”会长，而且是北平高等学府辅仁大学的“校务长”。由于这两项“桂冠”，他在22名外籍间谍中可谓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了。 

    芮歌尼(Haroia Rigney)1900年出生在美国伊里诺伊州的芝加哥市，大学毕业后，经人介绍于1924年在台格尼市的圣玛利修道院加入“天主教圣言会”。1930年4月，被升为神甫。当时，设于罗马梵蒂冈的“天主教圣言总会”内掌握实权的主教、神甫等，大都是德国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既是纳粹党的骨干，又是与美国情报机关保持密切关系的两面人物。芮歌尼所在的、并接受宗教训练的圣玛利修道院，既是罗马梵蒂冈“天主教圣言总会”的直属机关，又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控制的单位，即训练间谍人员的机构。美国联邦调查局以传教为掩护，派出大批间谍分子奔赴远东如中国、印度、菲律宾、日本等地。

    芮歌尼于1930年被升为神甫后，就开始为联邦调查局秘密调查美国进步的左翼大学生、工人运动及黑人动向等方面的情况。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秘密奉命调查了美国大学生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国际纵队的情况；还秘密调查了美国工人运动中，著名的底特律通用汽车公司工人大罢工的情况。

    1937年6月，芮歌尼在美国的芝加哥城，正式参加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L)的工作，成为军衔为少尉的“调查员”——一个名副其实的间谍人员。

    1939年5月，芮歌尼被联邦调查局派遣到非洲的黄金海岸，从事搜集和调查西非地区关于可可生产情况的任务，这不是一般的有关经济方面的调查，而是相当机密的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的情报，因当时英国在纽约市场上，操纵并大肆抬高可可的价格，引起了英、美经济上的竞争和尖锐矛盾，故美国尽一切手段，想方设法了解英国在非洲可可生产的情况，以制定政策对抗和遏制英国。为了掩护身份，美国联邦调查局串通“天主教圣言总会”派芮歌尼在西非阿克拉(ACCRS)的阿基莫塔神学院担任教授，芮利用这个条件，秘密地将英国在西非有关可可生产、运销等情况，写出详细的书面报告并将之交给了联邦调查局。美国联邦调查局及国务院很重视芮歌尼搜集来的情报，并对芮大加褒赏。

    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又布置芮歌尼搜集某国在西非的陆、海、空军事基地及部队活动等军事情报任务。芮不辱使命，又满足了联邦调查局的要求。

    1942年10月，芮歌尼在西非的阿克拉地区被美国武装部队任命为兼职的随军司译，军衔为陆军中尉。是年12月，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得知芮歌尼是一个从事谍报工作的“人才”，遂征得联邦调查局的同意，将芮发展为该情报局在西非的情报员。与此同时，芮歌尼还与美军在中非地区陆军司令部第二处发生情报关系，参与检查军事邮件，监视美军士兵的思想动态等事宜。

    1945年5月，芮歌尼服役期满，奉调回国，在华盛顿先后晋见了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和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分别交上了《西非及北非地区综合调查情报》，大受胡佛和杜诺万的赞赏。 

    1946年6月，芮歌尼被派来中国，准备接任辅仁大学校长的职务和“天主教圣言会”北京分会会长的职务。

    这项任命是当时美国驻中国北平领事馆总领事弗利曼(Freeman)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来的，得到了美国国务院、联邦调查局、“天主教圣言总会”的一致同意，认为让芮歌尼充当美国侵华势力的马前卒和死心塌地的鹰犬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美国政府之所以把芮歌尼派到中国来，是有其特殊背景的。

    1945年二战结束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政府一方面明目张胆地在中国执行扶蒋反共的政策，另一方面迫不及待地由美国取代原德国在华势力，其中，辅仁大学是一个重要目标。这是美国政府在二战之后所谓的“在华利益”。

    芮歌尼8月份到达北平后，就接任了辅仁大学校务长的职务，实际上掌握了该校一切大权。同年10月，芮又接任了“天主教圣言会”北京分会会长的职务，接管了“圣言会北京分会”中五十多名德国神甫、修士、修女，并利用他们对中国情况的熟悉，从事间谍和各种阴谋活动。

    芮歌尼还踌躇满志地通过德国神甫阿伦茨组织了一个“华北天主教调查团”。芮自任主席，该团成员包括长江以北五十多个教区的主教、神甫和代表，他们疯狂地搜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动向、兵力、装备等情况，包括华北地区的“郾师战役”、“西湾子战役”的详细情况及其他地区的战况。这些重要的军事情报通过芮歌尼的手源源不断地送到罗马“天主教圣言会总会”会长格兰德及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手里，大受他们赞赏。不仅如此，芮歌尼在我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蒋家王朝的斗争中，暗中窥视战局发展，并在北京、天津、青岛、兰州、湖南、武汉等地发展一批直接为他提供情报的人员(多数为教会人员)，芮歌尼实际上是一个在中国具有相当规模的情报网络的组织者和指挥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宗教界响应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号召，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教会开展自治、自教、自养的“三自”革新运动，受到了宗教界广大爱国神职人员和教徒的热烈欢迎。然而，作为教会学校——辅仁大学教务长的芮歌尼却明目张胆地加以反对，他在辅仁大学教职员集会上多次发表讲话，说：“教会不应与罗马教会分裂”云云。

    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接管辅仁大学。辅仁大学的教职员工纷纷签名，热烈欢迎人民政府的接管。芮歌尼感到末日的来临，使出全身解数，煽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学生极力反对，并在神甫中散布说：“正如教皇庇约十二世所指出的那样：共产主义是反基督的”，“同时也是残忍的”。“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不能容忍的环境”里，“现在管理学校的校政委员会当中充满了我们的敌人”。

    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辅仁大学被人民政府接管后，芮心里充满了仇恨，千方百计地制造麻烦，或进行破坏。是年7月份，芮歌尼以教会驻校代表的身份，公然提出“四条要求”，作为教会1950年度拨给辅仁大学某某万美元补助费的条件，其中有一条要求是“教会代表对辅仁大学的人士聘任有否决权”，很显然，这是继续由教会来控制学校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人民政府所拒绝。

    芮歌尼气急败坏，公然在校内散发富有煽动性和威胁性的《告本校同仁同学书》的油印传单，仍以补发经费为条件，矛头指向校政委员会。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坦，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给予芮歌尼以迎头痛击。

    芮歌尼处处和人民政府对着干，当他听到人民公安机关要逮捕曾组织“华北天主教调查团”的德籍神甫阿伦茨时，芮寻找关系把阿伦茨送到美国，逃避了人民政府对这个间谍分子所应给予的惩罚。

    北平解放后，芮歌尼疯狂地进行情报活动。

    1950年初，芮歌尼利用手段从北京市外事处工作的祝某处探悉到，人民政府准备征用东交民巷美国兵营的情报，芮立刻将其报告给美国驻北平领事馆总领事柯乐伯，让美国政府早做应急准备。几乎与此同时，也就是在《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公布前，芮歌尼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从外侨舒里甘处获悉中、苏关于中长铁路、旅大问题的协议等情报，他立即报告给柯乐伯。其他情报还有：解放后人民政府有关教育问题的政策、法令及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尚未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接管辅仁大学的决定》等等。1950年4月，美国驻北平领事馆撤走。撤走前，美总领事柯乐伯带着芮歌尼到某国代办处见到了某国间谍分子包士顿，确定以后的情报改由某国代办处机构代转。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政府决定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芮歌尼得到情报后，就通过某国代办处转给美国情报机关。

    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怎能容忍一个帝国主义间谍，在中国大地上横行无忌、为非作歹!中国政府对芮歌尼绳之以法，是他咎由自取，也是历史的必然。

    芮歌尼被逮捕后，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后经北京市委和中央公安部批准，于1955年9月16日将其提前释放，驱逐出境。芮歌尼在中国被羁押和服刑的四年零一个月里，北京市公安局监管人员，本着“改造人，转变他们的立场，转变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入手，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在生活上给予人道主义待遇，使其他几个外籍间谍人员口服心服。释放回国后，他们为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说了不少好话。芮歌尼当时说得很好，如当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提前释放芮歌尼时，他非常惊喜，说：“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才会这样做!”以后几次对公安人员说：“中国政府对我真宽大，我听到提前释放我的消息，几乎要哭了!我很感谢法官，感谢公安人员，感谢中国政府，我以前犯了罪，我今后决不再犯罪了。”“政府对我很照顾，知道我吃中国饭不合口味，给我西餐吃；有病给我打针、验血、透视等，我非常感激!”“审讯员很公平，处理问题很实际，不像美国那样，有钱人可以请律师玩弄法律，有罪可以判无罪!”

芮歌尼说得多么动听!也许他在中国服刑期间，对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待遇，对公安人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管理，其灵魂受到某些触动，立场也有了转变，但他释放回国后，环境一变化，加之他的反共、反人民的思想根深蒂固，他的所作所为就不像所说的那样了!他利用几年时间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红色地狱》。该书记录了他在中国服刑的情况，其内容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人民中国进行了诬蔑和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