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造富”与“精神洁癖”

人们“仇”的是不劳而富、为富不仁，是官商勾结、巧取豪夺。我们要极力反对的是财富与权力的结盟，而不是知识与财富的所谓“合谋”

    在当下的中国舆论界，任何与“富豪”相关的新闻都可以牵动人心，由此不难想象近来热议的北大“富豪事件”的新闻价值和围观效应。在几乎一边倒的指责声中，无论其立论多么高阔、论证多么严谨、情绪多么激昂，但其逻辑大都是站不住脚的。

    三大站不住脚的逻辑

    第一，北大作为中国一流名校，应该以其学术教育成就而非“造富”为本、为傲。这有些冤枉北大，因为就在“富豪榜”发布的同时，“中国高校科学贡献力排行榜”等系列榜单显示，1978年至今北大有113项科研成果获国家或国际重大科学奖励，名列第一。稍早一些的其他榜单也显示，1955年至2009年北大造就和培养的中国两院院士多达135人，同样高居榜首。令人遗憾的是，媒体和围观者对这后两个反映科研和教育水平的北大“第一”都采取了选择性失明的态度，而且彼此高度默契，其曝光度和受关注度远不如“造富第一”的噱头。

    第二，北大你造富就造富吧，干嘛还非要“炫富”呢？这有些冤枉周校长了。媒体也承认，这番话是校长在“北京大学企业家俱乐部”成立仪式上说的。任何的说辞都服从于特定语境，作为一校之长在以企业家为听众的场合致辞，说说“造富”的事不过是应景的话，算不得过分。如果在那样的场合去大谈其他而只字不提“造富”的事，恐怕会令在座诸位质疑校长先生的判断和表达能力，或者干脆就是拿错了发言稿，而且传达给媒体朋友的可能会是另一个印象——北大“矫情”。更可疑的是，我相信周校长的发言中一定还有“造富”以外的其他内容，但由于媒体选择性传达的爱好，对此我们不得而知。

    第三，北大这一富豪榜单有水分，因为有些富豪同学是“富而优则学”才和北大沾边的。这样一来表明你北大不厚道，把别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业界精英也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二来太媚俗，使得学校成为富人的镀金俱乐部，学者成为了富人的利益代言人与扬声器。诚然，这反映了当下社会的部分事实，但并非事实的全部，而且那部分事实也被放大了，所以充满道德忧患意识的煌煌结论就显得过于匆忙和单薄。北大在为国家贡献了113项科研成果、135位院士和每年数千名非富豪毕业生的同时，还“造就”了79位富豪，这应该是锦上添花的好事啊。而且无论其动机如何，这些富豪同学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北大去“优则学”，至少说明他们明白“知识就是财富”的道理，还有心向学，对知识、科学和北大在中国高校中无与伦比的地位和影响力还心存敬畏。总不能说北大之门对富豪关闭就是纯洁，而富豪们拒绝向学、藐视北大就是正确的吧？

    批评者们从一开始就在不知不觉中树立起了双重标准。当今世界的一流大学都是“造富”的高手，比如哈佛有54位校友个人资产超过10亿美元，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独占鳌头，而这丝毫未损其清誉和地位。我们说“要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而“造富”能力恰恰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指标。相信大多数批评者提起这些国外名校都心生艳羡，对盖茨、扎克伯格也顶礼膜拜，却独独放不过北大。或许还有人会争论说，国外学校的富豪校友可都是货真价实地培养出来的。这是我们的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所在，但这是发展阶段上的差距而并非方向上的错误。只要坚定以科研和教育为本、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目标，相信假以时日北大会理直气壮地说，我“自造”了最多的富豪。

    “仇富”情绪以及“精神洁癖”

    北大“造富”之所以“被”新闻，无非是它同时引爆了当今社会的两大情绪：“仇富”以及对象牙塔的“精神洁癖”。而一旦陷入某种情绪，我们就很难客观公正地看待事物，尽管这种情绪往往以貌似客观公正的面目出现，这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北大“造富”的话题。批评者最大的愤慨和最深切的忧虑来自于“越来越多的知识权力与资本权力的合谋、堕落”，北大和那个“富豪榜”是被当作了两种权力的象征，北大“造富”意味着金钱在与某些官员手中的政治权力结盟后，又已经觊觎圣洁的知识领域，一旦知识与资本的“合谋”完成，富人将全面垄断社会资源。“朝为田舍郎，暮等天子堂”的无产却有志者的进身之阶将被阻断，知识界的窳败不过是社会全面“堕落”之前倒下的最后一块骨牌。

    “仇富”是一个敏感话题，而且在当前发展不平衡、体制不完善、分配不公正的环境下也的确多有可议论之处。在一个以发展为使命、以转型为特征的社会中，“造富”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造富”是“均富”的前提，为了实现“均富”的理想，我们还不得不辩证地接受当前富人只是少数而且鱼龙混杂的现实。但勤劳致富同时回报社会的富人也是劳动者，而且是劳动模范，不是道德审判席上的被告。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论证财富与道德的关系时说，“仅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受时，它在道德上才是邪恶的；仅当人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而追逐财富时，它才是不正当的。倘若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必须的。”因此人们“仇”的是不劳而富、为富不仁，是官商勾结、巧取豪夺，但没有人会拒绝和反对劳动致富、知识致富。因此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富豪太多，而是太少，我们要极力反对的是财富与权力的结盟，而不是知识与财富的所谓“合谋”。因此，作为中国的一流名校，北大、清华不是造富过多，而是远远不够。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部主任）

    观点争鸣

    北大盛产富豪是可耻的荣耀

    张光芒

    任何一个热点或者文化现象之所以形成，都有其深层的社会心理根源，也体现着深刻的文化逻辑。对于“北大造富”的争议绝不能归咎于媒体的炒作，或者社会的误解，或者公众的苛刻，或者质疑者的断章取义，而是大学精神堕落至今而引起的一个必然结果。从古代到现代，教育理念与大学精神传统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对于物质主义的高度警惕，由于大学的特殊性和神圣性，保持这种警惕是绝对必要的。《大学》开宗明义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完全是远离实用主义一途的。早在1919年的《〈新青年〉宣言》中，陈独秀明确写道，世界上的“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则掷地有声地宣言：“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正是在对物质主义、实用主义高度警惕的前提下，蔡元培开启了“学术至上”、“思想自由”的现代大学精神。

    实用主义是大学精神天然的大敌，流俗所向亦是大学精神命定的对手。在当下社会，我们虽然不需要恪守“君子固穷”的古风，更不必以物质为敌，但作为神圣殿堂的大学却必须坚守学术至上的人文理念，牢固树立起自成体系的价值坐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所大学无论是主动地“晒富豪”，还是荣耀地“晒高官”都是与真正的大学精神背道而驰的。在对北大盛产富豪一事所有的质疑者当中，不会有人无聊到认为北京大学不应该出富豪，更不会狭隘到认定富豪必然是与大师不可相容的，而是出于对知识权力与资本权力合谋的警惕，以及对这种合谋之下大学精神丧失殆尽的焦虑。所以，当有辩护者要求人们对“北大校友亿万富豪排名”淡定些的时候，其实同时也就丧失了对大学精神的希望和要求。

    富豪没有错，北大盛产富豪也没有错，但北大有意无意地把此作为一种荣耀，在潜意识里丧失了对大学精神的呵护，在无意识中主动地向流俗滑落，这就带上了某种堕落乃至可耻的意味。

    （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