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数据分析师网站:历史的反思：悲壮的红四方面军西征 作者：刘清源

    一、将帅失和是西路军失败的前提

    在兰州游历了几天，我就踏上了北去靖远的列车。从兰州到靖远的列车一天就一趟。早六点发车，十一点到。选这趟车的好处是列车人不多，坐着舒服。票价也不贵，才十元钱，就是城里一个出租车的价钱吗。缺点是太慢了，好在车上遇到一位西安翻译学院旅游系的女同学，还有一位东北锦州的老乡，是负责西北区域的推销员。我们在列车上天文地理的一顿海侃，时间过得还真快。

    靖远火车站不大，满街的建筑物都披挂着西北特有的黄尘，就好像一百年也没有冲刷过一次似的。

    我这次来的目的地是靖远县的虎豹口渡口，红四方面军长征后就在此渡过黄河，开始走向悲壮的死亡之路。渡口离县城八公里，公共汽车就别想了。在车站我谈妥一辆出租车，三十元来回，贵了些，但出门在交通上不能太计较了，有时你一个外地人，当地人会起哄，少一分钱，就都靠着，你拖不起时间。老区吗，就当扶贫了，起车吧！

    虎豹口历史上就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隘口，因其水势凶猛，如同虎豹，才得其名，但现已废弃。此地空无一人，荒草遍地，甚是荒凉。出租车司机讲就是县城里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这里，但也有来的，他讲去年就拉过两个浙江人，也是专程来到此地瞻仰的。

    渡口现有一座雕像，正面有李先念的题词，他是当年西路军组成三个军中的三十军政委，强渡虎豹口战役也是李先念部队打的。

    虎豹口为什么能成为渡口呢？或者说红军为什么选择此处渡河呢？

    此地地势两岸突兀，黄河到此处形成一个V字形，渡口就在V字的底端。两侧黄河江面宽阔，此地由于急转弯，江面突然变得狭窄，水流较急。江面狭窄是此地设立渡口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河水从V字形顶端冲下来，到V字的底端，也就是渡口的地方，湍急的江水又返冲回V字另一端，这就使在渡口的船只很容易顺着水流被冲到对岸，这就是在此设立渡口的奥秘。

    风寒草衰，天低江混，徘徊在此，无限惆怅。据史载从此处踏上西征路的红军战士有2万多人。但结果呢？血洒西征路的有7千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40多人，军师以上干部20多人，被俘后遭虐杀、活埋5千多人，打散后被迫流落他乡的4千多人，最后回到延安的只有4700人。

    在中国革命史上有两次由于参杂着个人纠葛而使部队受到巨大损失，一次是这次的四方面军西征，另一次是皖南事变。

    四方面军西征是毛泽东和张国焘俩人矛盾发展的结果。

    张国焘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参与过五四运动，配合李大钊领导过京汉铁路大罢工，并到过苏联见过列宁。建党初期，党内有南陈北李之说。上海的旗手是陈独秀，北京的旗手就是李大钊，而张国焘可以说是李大钊的得意高徒。

    说来毛泽东也是李大钊的学生，毛泽东在北京的工作就是北大图书馆管理员，而李大钊是当时北大图书馆的馆长，并且由他同意才进入的图书馆。毛泽东在自述中讲过他经常去听李大钊的讲课。想来张国焘应当是常听大钊讲课了。所以，历史上可以推论两人有机遇在一个课堂聆听李大钊讲课，那就是师出同门，是一个师傅的师兄弟。但有一点差异，张国焘是听课，毛泽东是旁听。

    1921年的第一次党代会，两人又见了面，但毛泽东是湖南的代表，而张国焘却已是中央局三人成员之一了。

    我去过李大钊的故居，也看过他的几本传记，对毛泽东离开北京没有表述。毛泽东的自述中也只是说从北京到上海送同学出国，然后返回湖南闹革命。

    要说闹革命，在北京和在湖南不能同日而语，而且北京也缺少革命力量，但李大钊没有留下毛泽东。这也侧面说明李大钊还没有发现毛泽东的价值，没有发现就在他的身边存在一个中国的伟人，存在一个世界的强者。李大钊是教书育人，广植幼苗，但就在他脚下的一颗松苗他遗憾的没有注意到。历史的玩笑开的就是这么大，老师都不能慧眼识真金，张国焘就更认识不到毛泽东来到这个世界的含义了。

    北京大学历来是造就中国精英的地方，加之李大钊的提携，使张国焘有一种救民众于水火的使命感。在党内，他同周恩来的经历相仿，在一方面军内所佩服也只有周恩来。这就将他造就成有着领袖型的气派，有着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雄心，有着居高临下的与人交往方式，而伴随着的是极强的权力欲。看看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行为就知道他对权力追求的狂热了。

    而毛泽东是个土生土长的乡下佬，用现代话说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者。他与用西方文化教育的大学生在思维观念上有着区别。正因为这一点，使毛泽东在中国土地革命中不能入流，备受排挤。长征时毛泽东在江西的职务是苏维埃的“执行”主席，真正的主席是张闻天，毛泽东是干具体活的主席。而在中国正规学府的精英们看来，毛泽东的一些做法始终是旁门左路，所以他始终是走背点。

    中国的革命当时是受共产国际领导的，领导人的更替是要共产国际认可的，所以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带头罢了博古的官，毛泽东推托不当，让张闻天担当。这是因为莫斯科熟悉张闻天，能被共产国际所接受，而毛泽东在共产国际看来还不知是何许人也。现在，电视剧讲张闻天当时是总负责，什么叫总负责，世界上就没有这么个官衔，实际就是总书记。毛泽东这招棋非常高明，张闻天当头都有人不服气，他毛泽东急着黄袍加身可能吗？但遵义会议在程序上有漏洞，会议的名义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没有经过党代会的程序。但也没办法，战争年代吗，但一些有领袖欲的人物认可吗？另一个就是要共产国际认可。这两项程序没有，他张国焘当然不认账。

    蒋介石当时的策略也助长了张国焘的野心。蒋介石当时打击的对象主要是江西红军，主要精力和军队也用到这方面，对四方面军暂时采取守势。这使四方面军短期内发展到八万人，人员的增加，地域的扩大，与他的威信和个人的欲望成正比都变成了牛市。

    当与一方面军会合时，从个人评价上他瞧不起毛泽东，从人马刀枪上他比一方面军多一倍还带拐弯。军事上的顺利使他更加唯我独尊。这一切的最终结果就是红军的草地分裂，也为以后的西征埋下了隐患。

    此后，在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斗争中有三个人起了限制他权力扩张的作用，更由于这三个人的能力有限，才演变成西路军兵马未动，将帅失和。

    第一个是林育英，也就是林彪的大哥，此时的身份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由于长征，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早以中断，长征途中毛泽东以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暗中派陈云脱离队伍，取道重庆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而共产国际在一方面军到陕北后也派林育英化名张浩，由外蒙入境，与陕北红军取得联系。

    此乃天意，设想一下，如果张浩不在外蒙入境，而改在通常的上海入境，最先联系上的就可能是张国焘。而毛泽东在遵义拥立张闻天和张国焘的不认账都与共产国际的认可有直接关系。当然，革命的大局趋势是变不了，但当中的曲折肯定更加复杂。

    张浩的到来，对陕北的认可，对张国焘是个打击。但张国焘大权在握，张浩也无能力撤掉他的职务。协调的结果，四方面军直接同张浩联系，言外之意是听命于共产国际，这就开始为西征留下隐患。但现在起码陕北和张国焘是平起平坐了。

    张浩的出现使天平开始向陕北倾斜，张浩的表态对主席的帮助是巨大的，这从张浩逝世时毛泽东抬棺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但矛盾依然存在，只是不能扩大化了。

    第二个人物是任弼时，他是湘鄂红区二、六军团的政委。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就是贺龙、任弼时的二、六军团长征开始之时。

    毛泽东和张国焘在四川会合，张国焘抢权，中央与各军团的电讯联系密码都让张国焘拿去了。所以任弼时在1935年9月以后与中央的联系，实际都是与张国焘的联系，对此任弼时并不知情。任弼时一再电告，指示下一步行动，张国焘就像手里捧个刺猬。不让北上吧，让他们上那去？你是中央，有个交待吧，这是个责任问题。同意来吧，能增加自己实力，但能否服从自己领导还是个未知数，搞不好别在翻盘。

    犹豫再三，还是同意北上。没办法，36年5月张国焘就主动向张浩打电报，问讯对二、六军团如何领导？

    两军会师后，张国焘的一个愚蠢行动是向二、六军团派出工作组，并送来诬蔑一方面军的《干部必读》小册子，又居高临下以领导者身份出现。

    而任弼时会面的第一件事是要来和中央联系的密码，并要求本部人马将《干部必读》全部烧掉。

    贺龙、任弼时到达四川甘孜的时间是6月30日，此前贺龙长征打的旗号一直是二、六军团。7月5日中央来电；二、六军团改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并且将一方面军留在张国焘队伍中的9军团划归二方面军指挥。什么意思？任弼时定性不是张国焘的下属。二、四方面军是并列的关系，分别归陕北领导。这就从一开始打消了张国焘领导二方面军的美梦。愚蠢的张国焘现在捧着一个炸弹，倒搭一个军团，毛泽东这一焖棍将张国焘打得不轻。

    两支军队并列，仗怎么打？队伍怎样指挥？所以27日陕北又来一封电报；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书记，任弼时副书记，委员有朱德、关向应、贺龙、徐向前、王震、陈昌浩。对张国焘分裂活动根本就不谈，你就是不同意，两支军队你也全部指挥不了。

    到了此时，张国焘是哑巴吃黄连，不认账也得认账，而且还有他劫持的朱德在里边唱反调。更可气的是，任弼时现在的身份是西北局副书记，贺龙二方面军的事他不管了，他在以后的征途中一屁股就坐在了四方面军，统管对陕北的联系，调和一、四方面军的矛盾。甚至建议中央召开六中全会，三个方面军负责人都参加，共产国际代表也要参加监督，重新落实人事安排。这你张国焘还有什么说的，四方面军干部也是心服口服。任弼时的工作使张国焘对这支队伍的指挥已经开始不灵了，但任弼时也只能这样拖着张国焘向北走。

    任弼时的出现是使张国焘回头北上服从陕北的重要因素，由此也得到毛泽东的器重，被列为延安时期的五大书记之一，直到建国后任弼时去世，两人的关系都非常密切。

    第三个人物是陈昌浩，四方面军政委，张国焘的铁杆左右手。受到二方面军的影响，他开始对张国焘从崇拜转向怀疑。

    二、四方面军兵出腊子口，走的是一方面军同一路线，9月16日在岷县召开西北局岷州会议，商量下一步部署。任弼时、朱德的观点是听从中央指挥，继续北上会师。张国焘死活是不想见毛泽东，他想从兰州南边横穿青海，兵出河西走廊，打通国际路线。意见不一致，张国焘要故伎重演，单独商量四方面军放单帮。此时，陈昌浩对张国焘一次次失败看得非常清楚，提出反对意见，开始同任弼时保持一致。在红军体制中，军事主官和党务主官意见不和，是带不动队伍的，这也是张国焘没有预料到的。事后张国焘伤感的说；：“这是我和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一件冲突。”

    任弼时是拖着张国焘北上，而陈昌浩的不同意见打破了张国焘一手遮天的现状。不如此，西征就不是在靖远出发，而可能会变成从岷县出发，也不可能有会宁的三大主力会师。

    陈昌浩是个悲剧性的人物，西征的失败他要负主要责任。张国焘不可能亲自带队西征，这样会造成他要搞独立，他担不起这个名声。而徐向前也没有机会带队伍西征，因为张国焘不信任他。能为张国焘和毛泽东两人同时认可的只有陈昌浩。

    草地分裂时陈昌浩原分在毛泽东的右路军，张国焘一声号令，陈昌浩能离毛泽东而去，说明他倾向张国焘。而任弼时的介入，又使他看到红军的大势不是张国焘所能左右的，南下的失利更使他猛醒。这些事件使他觉悟，同时也让他背上包袱。从这时开始，他左右为难，心情沉重，患得患失。又急于向陕北表白自己的忠诚，致使在西征路上机械的执行陕北的命令，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也是西征失败的重要原因。

    事情的结果，四方面军是带着情绪，背着包袱，内部意见不和北上会师的。

    而毛泽东对这支队伍在会师前还没有指挥权，并对他充满疑虑，大量的磨合工作还没有做。而会师的同时，以主攻宁夏的战役又很快变成仓促的西征。

    西征的队伍在心存猜疑，目标不定的情况下开始了。将帅如此，焉能不败！

    靖远是个不堪回首的地方，我现在以返回咸阳，休息几天。这几天军队转业，铁路非常紧张。但我看天气，我现在还没有换棉衣呢。东北人吗，我想不换挺过这一冬。如果好一些我要三返甘肃，目标是高台。那是四方面军最后被打散的地方，真正的伤心之地！

    二、相互猜疑处成了红军错误的西征

    四方面军西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是党史、军史的一个禁区。是我国革命史上的一个疤痕。即使是现在，也是两种观点对立。仅就个人的看法，分几个章节继续粗浅的谈一点看法。

    毛泽东和张国焘的分歧表面上是有两个回合，一个是南下和北上之争，一个是西征。但其核心，是党内的领导权之争。

    先谈南北之争。到底是南下好还是北上好，可以先比喻一个例子。说一家有五个兄弟，地点在南方，老大和老五不和，老五不是让面撒了，就是让油瓶倒了。老大教训老五，那哥仨一般的惯例是看着，哥俩闹矛盾，让他们打去。再换一个地方，哥五个的房子在北方，还是同样的事情，但门外多了一个外姓人，哥俩还在干仗，但外姓人在上房揭瓦，那哥仨肯定不干。老大你干什么？外人都欺负到家了，你不管，还在打本家兄弟。

    同样，南下，是两个国内矛盾，北上加上日本因素，是三方国际矛盾，而国际矛盾中有个民族感情问题。所以，国共矛盾在北方以变成次要矛盾了，能引起民族的共鸣。以后的事实发展也是按着这条思路发展的，这就是问题所在。

    还有，江西苏区的五次反围剿失败，同博古的战略失误有重要关系。但为什么其他的苏区也相继进行战略转移呢？共产党人不能愚蠢到一个相同错误在不同苏区反复犯吧。这里有没有国共力量过于悬殊的问题?如果是，再南下是否是飞蛾扑火？

    实际上历史早有定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在这一点上张国焘执迷不悟就是历史的罪人。

    再一个争执是西征，由于毛泽东也提过西征，张国焘也提过西征，表面看是一样，其实质有着天壤之别。

    西征的目的是干什么？是打开国际支援的通道。

    在长征中毛泽东几次提出打开新疆国际通道，开始只有个大致方向。但哈达铺的一张报纸了解到刘志丹的红军，就决定将根据地设在了陕北。

    陕北同国外的国际通道有三个方向，一个是出山西通过内蒙，这条渠道是最便捷的，毛泽东在陕北刚站稳脚跟，就于35年12月进行东征，当时高举的旗帜是北上抗日，真实目的就是打通国际通道，但被蒋介石派陈诚给堵了回来，没有达到目的。

    那么还剩下两条，一个宁夏，一个新疆。宁夏得地利之便，而且富庶，自然是首选。同时还有两个因素更决定着必需选在宁夏。

    一个是苏联，由于当时苏联腹背受敌，他给中国共产党人的武器是为了牵制日本人的力量，而不是让你到新疆当山大王，当时通过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联系，苏联透漏的意愿也是希望打开宁夏通道。

    另一个是东北军的张学良，毛泽东到陕北首先将张学良给统战了。

    张学良是国恨家仇在身，又加上带个不抵抗的帽子，是要怎么憋气就怎么憋气，想着法要同日本人干仗。背地里同周恩来洛川见面，一商量，就搞出个惊天大案。要联合共产党在西安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实行自治，对日抗战。但他看中红军，不是红军这几万人，主要是要通过共产党同苏联联络上，争取外援，制造国际影响。张学良也是倾向由宁夏打通国际渠道。

    现在很清楚了，只要有头脑的人首选西征的目的地必定是宁夏，只有在宁夏失败的前提下，河西走廊-新疆通道才可以考虑。

    在36年5月份，也就是张国焘还在四川时，陕北以成立了由彭德怀挂帅的西征军，目标定为宁夏。所以说打通国际通道的事情，张国焘还在四川时，陕北就以在做着了。只是由于二、四方面军北上，彭德怀才将西征军的任务改为南下迎接二、四方面军的会合。

    二、四方面军北上到哈达铺，在此驻留两个月，占领了四个县。一个考虑是想在甘南建立一块根据地，同陕北形成犄角之势，相互支援。还有考虑陕北的财政负担，周恩来有一个比喻很形象，说江西的老百姓参军是背着一捆行李来，陕北的老百姓参军是拿着一双筷子来，几万人的后勤是不能不考虑的大问题。但此时陕北以对下一步打通国际通道有了详细的安排。要求二、四方面军在11月15日前做好准备，12月参加打通宁夏通道战役。为什么要12月份呢？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考虑此时黄河已冰冻，天堑变通途。

    但9月份情况突变，蒋介石以解决了两广事件，针对红军制定了通渭会战计划，要点是以西安--兰州公路为轴，隔开两地，分割包围，而且胡宗南的部队以从南方开始北上。

    当时着急的不但是陕北，张学良也坐卧不宁。如果蒋介石嫡系进入甘肃，外援计划肯定泡汤，而西北国防政府成立的前提就是外援。他更风闻蒋介石对他不积极对陕北作战，很不满意，有意将自己换掉。于是张学良主动将计划透漏给陕北，并催促加快国际通道的落实。

    此时陕北急电，令二、四方面军快速北上。张国焘北上是不情愿的，再甘南建立根据地，自己还是老大，这可以。再向北走，张国焘死活不干，这才有历史上的西北局岷州会议的召开。在西北局的岷州会议上张国焘再次提出西征问题，要从兰州南面，横穿青海，走河西走廊。

    由于陕北同东北军的关系，显然，当务之急是就近打开宁夏通道。在这一点上历史对西北局的岷州会议张国焘主张兵出河西走廊以有定义。张国焘的动机不是战略性的，而是完全出于个人目的。还有一个情节对此能给以解读，张国焘因为陈昌浩不同意兵出河西走廊，两人进行过争吵。事后，张国焘对部下留了眼泪，对同陈昌浩的争论不理解，并嘟囔说，到延安我就准备蹲监狱坐牢。但此事毛泽东不能不警觉，四方面军在服从陕北的态度上还是打折扣的。

    36年10月二、四方面军赶到甘肃与宁夏边界，三大主力会师，同时宁夏战役启动。当时的设想是四方面军过黄河两个军配合一方面军全部兵力突击宁夏方面，四方面军的其余三个军和二方面军全部兵力对背后南方采取防御姿态，保证宁夏战役后翼的安全。

    当时，后来成为西路军的三个军的位置和任务是；三十军突破黄河，跃入河西，准备侧翼进攻宁夏。五军在河东对南面来的国民党军队采取防御，顶住进攻。九军在五军的背后，任务是预备队，建立战略纵深，保证对南防御的安全。

    毛泽东与彭德怀、张国焘的几次电报记录，将战役部署交待得清清楚楚。这里有几个很关键的节点涉及到四方面军的部署，但日后恰恰就在这几个关键节点上出现失误，导致以后的仓促西征和相互疑虑的加深。

    1，是强调必须先将南面尾随的敌人打掉，才能进行宁夏战役，战役的次序是先南后北，这是战役的先决条件。

    2，是河西部队是保证宁夏进攻部队的侧翼安全和侧向进攻，如果得手，将作为主攻方向。那时一方面军也过河跟进，开始时只要求两个军过河，四方面军其他三个军应在河东，加强对南防御。

    3，是河西部队建立好桥头堡，保证河两岸畅通。

    4，是九军是战略预备队，不能过河，要求调换其他部队尾随三十军过河。

    但是事情一开始就走样了，而且越走样，疑虑越深。悲剧开始发生了。

    10月25日三十军在靖远虎豹口突破敌军防线，并随即同一条山镇的敌军展开激战，这时四方面军上下也憋着一口气。徐向前在甘孜同任弼时交换意见时的一番话很有代表性。他讲；“中央有的同志说四方面军是军阀、土匪、逃跑。太过分了，伤害了四方面军的感情，我和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黄河防线的突破，四方面军上下雀跃，行动迅速。

    黄河防线的突破，比陕北的计划要早，但当时是战役的第一阶段，主要任务还是要打掉南面之敌。

    三十军过河后，四方面军的指挥部跟着就过去了。平心而论，这是一个失误。毛泽东要求就过两个军，四方面军的大部分军队在河东，指挥部去河西干什么？就是去，以靠近根据地，那些锅碗瓢盆跟着过去干什么？同毛泽东面还没见，意见还没沟通，疑虑还没消除，指挥部就渐行渐远，能消除误会吗。后来四方面军妇女残遭虐害，就是这次同指挥部一起过的河。

    指挥部过河后，九军也跟着过河了，但他是预备队呀，毛泽东是准备用它对付南来之敌的。那他什么时候可以过河呢？毛泽东在战役计划上要求陈昌浩用九军以外其他部队跟着三十军过河，九军预备队的位置不能动，只有等解除南面敌人的威胁，才可以考虑从中卫渡过黄河。

    但晚了，三十军的迅速行动，在渡口让出口子，九军也就过去了。在这件事情的腹案上陈昌浩和徐向前认为河西两个军力量薄弱，就想动用九军过河。史学家在这件事上和以后的西征行动上引经据典，说毛泽东有电报，同意了。当时有个特殊情况，前线总指挥是彭德怀，而且主席一再讲，前线他有权临机而动。张国焘当时没有过河，但要照顾他的情绪。他当时的身份的一个职务是红军总政委，朱德是红军总司令。由他俩组成红军司令部。

    现在战役有了四个指挥中心。一个前线指挥部，彭德怀领衔。一个叠屋架梁的红军司令部，张国焘朱德在此发表意见。还有一个遥控指挥的毛泽东的陕北大本营指挥部。最后是陈昌浩、徐向前的四方面军指挥部，张国焘临走时对陈昌浩和徐向前交待；前线作战事宜，你们可作全权处理。四方面军的作战电报即打给彭德怀的前线指挥部，也同时打给张国焘的红军司令部。而且张国焘还早有交待，战场可全权处理。

    四个指挥部在那种特殊情况下，战机稍纵即逝，四把号的调子还不一样，相互还防备对方，能协调好吗？

    不该早过河的预备队九军过河了，而南边冲过来的是关麟征的25师，并得到蒋介石的飞机支援。五军四千人的队伍，几天下来，损失八百多，实在顶不住。后边担当预备队的九军早走了，五军顺势也撤退跟着过了河。这样，河西原计划安排两个军，现在变成三个军。原来四方面军认为两个军力量不够，现在达到要求了。但是大前提的南面之敌没有打掉，你再多几个军有什么用处。

    此事的另一个后遗症是毛泽东的疑虑加深，毛泽东在打给彭德怀的电报嘟囔说；“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

    假如三十军突破天堑慢一些，预备队的九军没等过河就得南下支援五军，西征不会存在。假如正确领会陕北的精神，南面之敌打不掉，打通国际线路的战役就进行不了，河西的两个军完全可以反扑回河东，先干掉关麟征再说。假如前线指挥彭德怀在拍桌骂娘，揽权力于一身，军令不会出现扭曲。而四方面军搬家式的越进，一窝蜂似的过河，肯定使警惕性很高的毛泽东更加产生疑虑。

    后面事情的发展就一步步已经身不由己。关麟征的突破，使甘肃和宁夏的国民党军队连在一起，红军反而被分割，形成河东河西两部分。宁夏战役这样是进行不下去了，就此取消。河西部队怎么办？11月8日仓促组建了西征军，由陈昌浩、徐向前领导。上哪呢？河东暂时过不去，北边的宁夏战役以取消，南面是兰州，更不能去，只好去西面。而西面又是毛泽东和张国焘分歧所在，设想一下，如果西征成功，而陕北又站不住脚，那毛泽东和张国焘的位置又要调换一下。原来两人以争论几个月，现在绕山绕水的居然挤出个西征军，而宁夏战役也莫名其妙的失败了。这里有没有第三只手。这一切毛泽东能想不到吗？

    历史到了这一步，怨谁呢？差错到底出在那？

    自古以来将帅不同心用命，士卒不齐心合力，没有不败的道理！

    如果不如此，四川同陕北那样远都会合了，一条黄河就挡住了吗？

    如果不如此，原来红军的一字长蛇阵，怎么就变成东西相分的两家。

    原来关公也有走麦城的时候。

    可惜无辜的是将士呀！

    咳！愁哇！

    喝酒吧！

    三、决策失误最后将西路军推入深渊

    谈西路军离不开现场的两个指挥。陈昌浩红四方面军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他的悲剧是错用其才，他本来是搞政工，在军事领域并没有单独工作的经验。而不幸的是他越是想靠近陕北，越是以实际行动证明不折不扣地听党的话，就越是机械的执行陕北的命令，不懂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

    另一个是西路军军政副主席徐向前，战争的实践经验丰富，但性格上懦弱有余。在十大元帅和军队将领中，敢于同毛泽东拍桌子，战役中敢于独断专行的只有彭德怀和林彪。延安时期，肃反查到林彪老婆叶群，林彪知道后，打马从前线就跑回延安，当面向主席质问。而徐向前没有其魄力，从四方面军的一系列行动看，徐向前名义是前线指挥，实际只起到一个参谋长的作用。

    当初越过黄河的目的是北上进攻宁夏，仓促成立的西路军，开始的任务就不明确，变化多端。一会目标定为占领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一会打算西出新疆，打通国际通道，一会又转变为配合“西安事变”，牵制蒋介石军队。任务是毛泽东下的，陈昌浩机械的执行。你就不知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人都没了，你还表什么忠心。毛泽东在草地同张国焘分裂，非常果断，朱德、刘伯承可以不通知，红五、红九两个军可以不要，先保存实力在说。现在一、四方面军调换个位置，原来一方面军的危险境地轮到了四方面军，但陈昌浩就没有这个魄力。可以说目标不明确，按照命令照葫芦画瓢，西路军指挥部决策失误是导致失败的致命点。

    再就是对敌斗争过于僵硬，国民党地方军阀一个通病是你如果路过，他保存实力，礼送出境。你要是在他地盘建立根据地，砸他的饭碗，他会玩命的同你死磕。

    而西路军大张旗鼓的要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必然引起马家军的反弹。这也是失败的一个原因。

    那么这种情况陕北不知道吗？对这只队伍身处险恶不了解吗？答案是否定的。那其动机是什么？

    先从西路军的班子谈起，西路军的主席、副主席为陈昌浩、徐向前，在草地时一、四方面军分成左、右路军，一、四方面军相互融合，目的是加强团结，而毛泽东、周恩来、陈昌浩、徐向前为右路军。

    但9月9日毛泽东接到叶剑英截获的张国焘电报，意识到处境危险，要单独行动。而陈昌浩、徐向前按住本部人马，分兵不动，以实际行动证明在毛泽东和张国焘的分歧中明确站在张国焘一方。

    徐向前事后解释说，这样是为了避免四方面军分裂，但这种解释是苍白无力的。

    毛泽东同意两个方面军混编，其目的还是意在统一行动，意在团结，如果不如此，就无法解释混编的目的。

    而现在两军分裂，混编的目的没有达到，右路军原四方面军人马拒绝北上，反而使一方面军混编到左路军的五、九两个军又搭了进去，带不出来，毛泽东对陈、徐能没看法吗。

    再就是宁夏战役，先南后北的战役次序的道理非常简单，放着尾随的南面之敌于不顾，全力过河西进，使人感到四方面军绕山绕水还是在落实张国焘的西进计划。西路军组成之日，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分庭抗礼之时。

    如果西路军在成立初期，就意识到生存的危机，向陕北痛切时弊，彭德怀不会很快将一方面军东移，使西路军陷入孤立无援之地。

    陈、徐在过河之初，就主动的提出，军队今后的方向准备西进古浪地区，实际也没别的方向可去，但在毛泽东看来，这是蓄谋已久的。

    西征的后果有几种，但一、四方面军如果离心离德，每一种后果都威胁到陕北的存在。

    一种假设是西进打通了国际通道，而宁夏还没有通，就证明了张国焘理论的正确性，毛泽东在遵义树立的威信就要经受到威胁。

    再退一步，就是没通，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根据地，反而陕北根据地呆不下去，势必西移，那就是草地危机的重演。

    河西走廊根据地假如建立，陕北也存在，矛盾也会更加扩大。春秋战国有个典故，晋国因太子接班产生分歧，申生在朝而亡，重耳在外而生。张国焘身在陕北，放重兵于外藩，夹军权以自重。这个道理毛泽东能不想吗？

    如果这样解释，西路军目标飘忽不定就可以解释了。毛泽东对西路军只是战役上利用而不是战略上重用。

    那统帅部存在疑虑，西路军就不能立志自存吗？西路军西征必然就要失败吗？答案也是否定的。历史的看，这次西征完全可以成功，起码有两次机遇被陈昌浩错过了。

    一次是西路军刚过黄河，马家军暗中以在传递信息。探寻西路军的动向，如果是路过，有意让出道路以避免马家军的损失。但毛泽东认为他们要去新疆，而陈昌浩却要体现出听党的话，不管省情、军情、地理条件，也不管自身的承受能力，你让我怎么走，我就怎么走。不能因地制宜的坚持自己的主见，这种患得患失，走走停停，使队伍成为毫无目标的游龙，使敌人有机会组织反扑，焉有不败之理。如果不是这样，直奔新疆，还是有把握的。

    还有一次机会是西安事变的发生。西征的途中，西安事变发生。当时全国的注意力都在注视着西安，国民党以六神无主，陈昌浩如果果断决策一路西行，会畅通无阻脱离险境。但当时蒋介石被扣，两军剑拔弩张，西路军按照陕北的指示，原地不动，实际是在牵制甘肃的国民党军队，减轻张学良军队的压力。

    这也难怪，当事者迷。当时西路军指挥部普遍也有一种幻想，西安事变后可以和平的回到陕北。但可悲的是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反过手来，对到手的果子，他是不能丢掉，陕北的红军可以谈，但甘肃的红军还要继续打。现在看领导人当时优柔寡断使最后的机遇丧失了。

    现在甘肃省高台县是西征军到过的最远的地方，红五军就在此处解体，我在此参观了烈士陵园，建设得还是很宏伟的。来到此处，实在让人心情压抑。

    历史的一幕到此就永远的凝固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在此就是一块伤疤，而且历史的疑虑还会继续探讨下去。

    最后赋诗一首，以示怀念：

    风尘仆仆千里来，寒风朔朔祁连白。

    鸿雁无影传家信，醉卧沙场蒿荒埋。

    一腔热血与谁诉？满园忠魂半世哀。

    革尸西漠长天啸，千古悲风拜高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