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鄉村病了

凡真正優秀的現實性文學作品，其力量一定是基於文字而終究超越文字的，用一種回歸現實的拷問、一種至純至真的情感與思想，震盪讀者的靈魂。也惟有如此，它才能衝破年齡、身份和經驗的屏障，衝破麻木和虛偽，產生全方位的共鳴。《中國在梁莊》從得獎、成書至今才短短三個月，已經引發國內文學、學術界內外如此廣泛而熱烈的關注、好評和爭議，也許正是因為它質樸沉重的情感和思想力量深深震動了我們漂泊的靈魂，促我們自省。

《梁莊》不是一部純粹的文學作品。在某種意義上，它可以被視為一部口述史。它將一個社會的變遷濃縮到一個小鄉村，從梁莊，我們看到了中國社會半個世紀以來的變遷。作者以一個思想者的筆法，遊走切換於過去與現在、歷史與當下、記憶與現實、表象與意義之間，表達著歸鄉赤子對故土的摯愛之情與沉重的思考。自始至終，其作者梁鴻都在試圖努力克制作為作家的恣肆的激情，用一個學者的冷靜與理性，用一個獨立的觀察者而非參與者的角度客觀記錄和敘述鄉親們言語描述中的梁莊。然而，她又無法背叛被自己的情感和經驗支配的眼睛和思想，她不得不在一種預設的邏輯建構中用文學的技巧梳理整合材料，導出更經驗性和理論性的結論。因此，可以這樣說，《中國在梁莊》既是一部主觀化了的鄉村社會變遷史，也是一部客觀化的鄉村心態史。它有強烈的歷史意義存在於其中，當然也呈現著明顯的文學特性即主觀性，它兼具這兩個方面的特點。有讀者這樣評論本書：「作為一部文學作品，它比余華的《活著》更真實；作為一部田野調查，它比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更文學。」此話雖未必準確，卻至少抓住了《梁莊》的文體與內容特點。2010年「人民文學獎」頒予《梁莊》時，棄用「紀實文學」而採納「非虛構作品」的表述，大概也是有這方面的考慮吧。

《中國在梁莊》必然會產生廣泛的社會反響，這並不值得驚詫，因為它能真正打動我們，讓我們從中看到了自己，並終於覺悟是時候回轉身來去尋根了。現代社會裡，我們都太自戀太偏愛自我為中心。我們一直頑固地從「我」的眼睛看世界，用「自我」的偏執濃墨重彩地描畫外在的「他者」，把「我覺得」變成「他們就是」。正如史學界流傳的「歷史是對過去的建構」的觀點一樣，我們似乎已經很習慣於用自己的思想觀念去建構一個社會的歷史與現實，它也許並非真實的，而只是我們主觀過濾甚至創造出的一種東西，更趨近於一種觀念。近幾十年來，國內的學術研究取向已經轉向Seefromblow（從下向上看），更多關注底層，關注歷史和社會中真正的主角——人民。但是，我們果然尊重過這些真正的主角嗎？真正從他們的視角瞭解過他們在歷史和社會中是怎樣的一種心理、思想與精神狀態嗎？他們自己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和外在的世界的呢？我們似乎總是在把我們所認為的東西強加給他們，讓自己也讓他們相信這就是世界的真實。我們強佔了話語權，然後再以慈善的姿態去做一個代言人，卻想不到也不願想到這發聲的權利本就該是那些主角們的。不知從何時起，我們對自然，對我們腳下這片賴以生存和生活的土地，以及這片土地上的人丟掉了起碼的禮敬與謙卑。它和他們，本是我們的父母，我們的生命之根。

中國的鄉村病了，我們的父母病了，他們需要良醫的救治。現在卻有太多自封的庸醫和偽大夫，用幾本醫書上胡亂看來的理論建構一個理念，不痛不癢地開成藥方治病，卻沒弄明白自己本是病人的子女，就該老老實實看護著患病的雙親，細細勘驗出病狀，並以此為據去奔走呼求良醫。當病人的病狀都還不清楚的時候，就亂開藥方，甚至假作醫生去開藥方，輕了不過是隔靴搔癢，重了就要醫死人，會讓這個社會陷入混亂甚至倒退。梁鴻只是做了一個為父母之病而椎心的兒女應做的事情，只是仔仔細細地查驗清楚了親人的病狀，講述出來，以便讓真正的良醫據此下診斷書，開藥方。這恰恰是《中國在梁莊》最能打動讀者的地方。

有人提出這樣的質疑：「為什麼在《中國在梁莊》的文本背後找不到一個強有力的理念作為支撐」？梁鴻這樣應答：「我努力呈現的是那些被宏大敘事忽略了的微觀敘事：關於個人，關於生命，關於情感。」「『發現』與『展示』本身就是意義。我們的問題是，大家不去『發現』。如果大家看了《中國在梁莊》之後，有所痛，有所思，心裡有了那一片廣闊而複雜的土地，有對那土地上的生命和那土地上文化式微產生某種溫柔的痛感，我想，它的目的和意義就實現了。因為，心靈多了這樣一個空間，就會對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政治、文化與現代化進程有不一樣的想法，最起碼，它多了一個思考的維度。」是啊，是特定的生活催生出特定的理念，不要用特定的理念去製造生活！梁莊已經很孱弱，它禁不起美款歐造中國組裝的理念枷鎖輕輕一壓。

我們應該感謝《中國梁莊》，它像一根銀針，把我們從精神的麻木中刺醒，讓我們這些自私、狂妄、自以為是、終日在文字遊戲中自得其樂自我陶醉的人開始覺悟。我們會在羞愧的警醒中學會用思想的謙卑親吻大地。

（原標題：「《中國在梁莊》：用思想親吻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