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小东骂天佑的视频:大轰炸档案解密:轰炸时28万人可躲进防空设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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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机进入重庆上空投弹。

　　防空司令部在市中区红球坝升起红色灯笼示警。

　　防空洞是市民躲避日机轰炸的最好设施。

　　市民们在公共防空洞里度过漫漫长夜。

　　1937年12月，民工依山凿洞。

　　重庆是一座山城，山在城中，城在山中，独特的地理优势为山城军民反击日机大轰炸提供了天然屏障。

　　挖地下防空洞是重庆人民在大轰炸中的创造，被誉为“当时世界各国伟大的都市防空工程”，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

　　政府修建公共防空设备，民众也自建防空洞。这张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防空工程网，是数以万计的民工、石工、木工、铁匠、泥水匠、砖瓦匠以最原始的工具、最笨拙的土法，风餐露宿、肩挑背磨、一锤一撬、一手一脚打出来的、挖出来的、炸出来的，在重庆大轰炸的艰苦岁月中，防空洞尤如铜墙铁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历时6年零10个月的大轰炸里，重庆人民用最原始的手段对抗着世界上最先进的轰炸。乐观顽强的重庆人，在如此漫长的轰炸期间，从未弯下挺直的脊梁。”昨天，市档案局（馆）编研处副处长唐润明说，在抗战期间，重庆人民曾全市总动员，修建了被誉为“当时世界各国伟大的都市防空工程之一”重庆大隧道，在设计图纸中，这条隧道横贯了重庆老城区的南北东西，总共有13个出入口，可容纳40000余人。唐润明说，尘封数十年的4000余卷“重庆大轰炸”档案，从本月起将陆续对外正式公布。重庆市档案馆保藏有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占整个馆藏量一半以上并被列为国家重点档案保护的抗战历史档案40余万卷。在整个馆藏的40余万卷抗战档案中，与“重庆大轰炸”直接有关的就多达4000余卷，占总数的1%强，而几乎所有的馆藏抗战档案卷宗内，都或多或少地与“重庆大轰炸”有着一定的关系。

　　准备阶段

　　抗战刚爆发，决定挖防空洞

　　唐润明说，重庆挖掘防空洞始于抗战爆发之初，早在1937年9月国民政府还未正式决定迁都重庆前，蒋介石即致电刚成立的重庆市防空司令部，令其负责指导、协助民众挖筑简易的防空壕沟，并明确要求防空壕须深6尺，宽2尺，上盖木板并厚加土层。

　　随着上海、太原等地战斗的惨烈以及日本飞机的肆无忌惮，重庆各界对城市防空的重要也愈加重视，市内各银行、各公司、各大机关以及一些殷实的私人住户，都纷纷开凿防空壕或避难室。重庆还专门成立了由重庆市绅、商、学、工及新闻界代表组成的“重庆市防空设备委员会”，负责筹集经费。1937年11月20日，重庆《国民公报》发表名为《本市防空问题》的言论，提出了“万事莫如防空急，这话在重庆市尤其重要”的主张。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后，也加强了对重庆防空事宜的关注，除积极布置积极防空外，还运来了大量的器材设备交重庆市防空司令部使用。

　　破土动工

　　1938年夏重庆大隧道开挖

　　1937年12月22日，由重庆市防空司令部、重庆市政府、成渝铁路局等机关组成的工程人员，开始勘察重庆市的防空大避难壕。唐润明说，他们从重庆两江相汇的朝天门起，沿长江北岸的望龙门、储奇门、南纪门、到千厮门逐步勘察、测量，结果一致认为：大隧道的起点处应高出洪水线，同时须与交通线联络。

　　后来工程人员又根据市区的地形特征，对原计划略加更改，决定将大隧道的干线划自三元庙起，中经小什字、半边街（新华路）、左营街、较场口、通远门、观音岩，至两路口南区马路转拐处；横道原计划为五处，现决定就蔡家湾、望龙门、左营街、临江门、储奇门、七星岗、南纪门等七处选择三处，重新制图测量。一俟测量完竣，立即开工挖筑。

　　此外，重庆市防空司令部还与承包商签订合同，先选定市区的夫子池、白象街空地、中央公园孔雀亭及篮球场、巴县政府、将军坟、文庙后荒地、警备部、市商会、市党部、第一模范市场篮球场子、国泰戏院、心声影院等13个地方建筑避难壕，并明确规定了其质量标准。随后又感不足敷用，增加了土主庙、提督庙、许家院、临江门外、火神庙后空地、千厮门、月台坝、江北新城、江北公园等12个地方。

　　重庆其他各界也加强了对防空的重视及防空避难设备的构筑。但由于重庆距离前方甚远，日本飞机也还未能直接加害、施暴于重庆，大多数的市民仍然处于观望、彷徨状态。

　　1938年8月2日重庆大隧道破土动工，标志着重庆开始大规模修建防空避难设备。唐润明说，经过近半年的勘测、筹备和完善，重庆有史以来的第一条大隧道是日在市区公园事务所旁举行开工典礼。该隧道横贯重庆老城区的南北东西，总共有13个出入口，完工后可容纳40000余人，被誉为“当时世界各国伟大的都市防空工程之一”。

　　全面开工

　　重庆几乎是全民挖防空洞

　　从此以后，重庆防空避难设备便进入到大规模地开凿挖掘阶段，到1938年9月，重庆市区的防空避难设备状况是：公家所设，有防空壕512个，可容难民63765人；私家所设，有防空壕504个，可容难民67250人。且公私两方面，现均继续建筑，其容量当亦日有增加。此外，宪军警及防护工作人员之掩蔽，另有地上防空壕33个，岗警防空洞154个。至于现正开挖之防空大隧道，大约四公里，出口20处，完成后可容七、八万人。”

　　唐润明说，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后，日机又频频对重庆进行大规模的狂轰滥炸，给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经此惨案，政府当局和广大市民都从血与火的教训中清醒，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我方积极防空力量的不足和防空洞、大隧道、地下室等消极防空避难设备在对付敌机轰炸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开始了更大规模的防空避难设备的建设。

　　一方面，政府当局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于人口众多、机关稠密的地区开凿公共防空避难设备，并加快了原大隧道工程的施工进度；另一方面，政府当局又在广大的市民中进行普遍又广泛的宣传动员，在鼓励那些不必留在市区的机关、学校、团体和个人尽量向市区以外之近郊和周边各县疏散的同时，还大力动员、号召广大的市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按照自建自用、共建共用的原则，大量兴建私人防空洞、防空壕或避难室。

　　“叮当叮当”盖过日机呼啸声

　　唐润明说，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之后，一场大规模的全市性的市民自建防空洞运动便在重庆市区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据当时的报纸记载，“除了政府发钱预备增建多少公共防空洞外，防空司令部更在鼓吹人民自费合建防空洞，就连车夫小工，也都分派到了每人十一二元的建筑费用。在茶馆里，在各乡镇上，工头们又在以非常得意的声调找寻工人了。”

　　唐润明说，仅1940年3月初，市区内就有120处防空洞工程相继开工，整个重庆上空响彻云霄的“叮当叮当”防空乐章，取代了日机“嘶嘶”的呼啸声和炸弹“轰隆轰隆”的爆炸声。

　　2/3的人可躲进防空设备

　　唐润明说，来自市档案局（馆）的档案显示，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12月重庆修筑防空大隧道起，到1940年初春止，加上众多的私人防空设备，到1940年2月，重庆市所有防空避难设备的总容量可达28万余人，而当时留在重庆市区的常住人口大约是42万，防空避难设备的容量已占全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二。

　　与此同时，重庆各重要工厂如兵工厂、发电厂、炼钢厂等，为坚持生产，支撑抗战，也都十分重视各自的防空避难设施建设，他们将“所有重要机械，均移入洞中工作，较大工厂则疏散分在数处开工，新厂建筑，多在较为安全区域。”

　　唐润明说，就是刚刚迁到重庆不久的国立中央大学，也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学校沿嘉陵江的岩石上开凿了一排可以容纳5000人以上的极为坚固的防空洞。因此，虽然抗战时期日机曾多次轰炸沙磁文化区，中央大学遭受的轰炸也达数十次之多，但因为有此坚固的防空洞，中央大学在整个轰炸中则是“毫无死伤”。

防空洞·修建

“叮当叮当” 一刻也不停歇

在唐润明提供的一份《大公报》上，该报记者子岗在一篇题为《防空洞是谁凿成的？》的纪实报道里，对重庆人民当年修筑防空避难设备的真实情景，曾作了详细的描写。

这一个冬天（编者注：指1939年至1940年之交的冬季），凿防空洞的工人们也并没有歇手，他们依然在冷风里从笔直的峭壁上打出洞门来，然后一点点地用炸药炸。凭着一盏小油灯，照着白粉线敲敲打打。

修筑防空避难设备的工人们，在清晨午夜，甚至在第一次警报已经发放了的时候，清脆的金属敲击石块的声音“叮当叮当”，一刻也不停歇，伴着天空上我机起飞迎战的嗡嗡声响，构成了天上防空与地上防空的交响曲。

当人们已经进入防空洞，躲避日机空袭的时候；当我国的飞机还在安静地等待敌机来临，随时准备应战的时候，重庆“地上的防空音乐并没停止”，而是有“近万只手在为这些新开的防空洞劳动着。”他们每天劳动十余个小时，除了抽旱烟和吃饭的工夫，他们很少歇工。

虽然每天的收入少得可怜，石工大约一元或一元多一点，民工只有三四角，但他们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飞机的仇恨，怀着保卫国家和自身生命财产的决心，冒着随时可能被炸死、压死的危险，克服了防空洞内各种有害气体对人身的侵蚀和危害，也承受着包工头对他们微薄收入的盘剥，夜以继日地修筑着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防空工程，在实在不能忍受爆炸后的烟雾或被其熏得睁不开眼的时候，他们也只是自嘲地用四川土话骂一句：“格老子，好臭的屁哟！”然后不等炸药的硝烟散去，又开始各自新的工作。

在开凿、修建防空避难设备的过程中，广大的工友们不仅流汗、流血，有时甚至还要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根据防空司令部的统计，到去年秋天为止，打防空洞的石工失事身亡的有40名光景，少数因为巨石崩裂被压死，多数是炸药受热燃烧[烧死]。那些被大石压扁了身子，头破血流的人，被抬到重伤医院去，或是来不及抬去，便悄悄地死了。没有什么地方留下他们的名字，没有谁认得出他们在石壁旁蜷伏过工作过的角落，更没有谁想着去慰问一下他们的家属。因为这些为了保护别人生命而常常丧失自己生命的人，出来时大多是孑然一身，没有人确知他们的家属住址。

在山城，渐渐地普遍到每个角落，周围几乎十里内，每天可以听到开凿山洞的爆裂声音。这像炸弹似的、惊天动地的声音，听惯了也不再使人心悸，却相反地更使人心泰然，知道我们防空洞数目在陆续增加。马路边随处都会断绝交通，工人扬着红旗说“危险，危险，打炮了！”过路人听得泰然，他们是那样地听话，能守着秩序走开。

这，就是当时重庆开凿防空避难设备的真实情景；这，就是为保卫战时首都安全而忘我工作的重庆人民；这，就是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舍生取义的中华儿女。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利用日机轰炸的空隙———当年10月至次年4月，即重庆秋冬雾季期间，大规模地建造各种各样的防空避难设备；而在敌机施暴时———每年的5月至9月，则纷纷钻入防空洞内，或避难，或工作，或生产，或学习，在躲避日机轰炸，保全自身生命财产安全的同时，还倾其所能和所有，最大限度地支撑、支援着前方的抗战。当时曾在重庆工作过的一位美国画家，曾对此由衷地赞叹道：“空袭是例行公事。有秩序的人群提前躲进了防空洞，在黑暗中坐下，听着熟悉的声音，然后又按顺序出来。自然，那些秋季轰炸并未使重庆被夷为平地。它们甚至也不曾造成太大干扰。”而且“它从来也没有使这座城市瘫痪。”

　　记者 李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