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宝仪死了没:《朱镕基讲话实录》选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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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清华的精神是追求完美

　　(2001年6月5日)

　　我今天非常激动，在美国白宫南草坪讲话也没这么激动，对外国人我一点不害怕，但是面对同学们我很紧张，也许是因为“后生可畏”吧！

　　校长、校党委书记要求我跟同学们讲几句话。我希望我的讲话对同学们有些好处，毕竟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但是不是真的有好处，请你们评论。我讲得对的，你们觉得有道理的，可以研究、可以讨论；觉得我讲得不对的，请你们原谅我，因为我一天要看的文件、要开的会、要讲的话实在太多了，要求我百分之一百不“走火”，实在太难了。

　　1984年清华大学成立经济管理学院的时候，刘达（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同志让我来当这个院长。我那时担任国家经委的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当时我也不知深浅，实际上我没有学过经济管理，但对经济管理很感兴趣，就答应来当了。我越当就越感到自己不足、不够格，同时，自己工作也很忙，对于经济管理学院确实没有做很多事情，感到很惭愧。我几次提出来，说我不能当了，但是他们老是说服我：“还是很起作用的”。最近，我又向王大中（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同志、贺美英（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同志谈这件事，说我无论如何不能再当院长了。他们考虑后终于同意我辞去经管学院院长的职务，但是他们要求我担任荣誉院长，我觉得这个也不能当。好多外国的大学要送我一个博士头衔，或者让我去领什么奖，我从来都拒绝。我要得到博士学位，一定要凭我自己的本事念出来，没有念出来也不要他们送来。所以，这个荣誉院长我不能当。后来他们说，你是不是可以当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的荣誉主席呀？这个我倒可以答应。因为荣誉主席的自由度很大，一点不会影响顾问委员会的工作和操作。

　　说句老实话，同学们，这样我以后就不来了，我是“荣誉的”，但是请你们放心，我的心始终留在清华大学，留在经管学院。我今天来辞去这个院长，请同学们见证，我没有离开清华，我的心还在清华。清华大学和清华经管学院的每一点成就，我都会引以自豪；你们存在的每一个问题，我都会关心；你们如果有一点缺点，我也会毫不客气地提出，因为我是清华人。

　　我在十年前清华校庆时写了四句话：“水木清华，春风化雨，教我育我，终生难忘。”清华给我太多了，我为清华做得太少了。我衷心地希望清华越办越好，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我们每一个同学不愧为世界第一流大学的学生，这就是我的心愿。我相信，在座的同学们都已经立定志向，要把清华建成一个世界第一流的大学，把经管学院办成世界第一流的经管学院，来服务于祖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强国。

　　下面讲讲我对同学们的希望。

　　昨天晚上，我没有睡好觉，一直在想应该讲些什么内容。我在九年前为祝贺清华大学电机系成立60周年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为学与为人》，是当时同学们让我写的。这篇文章写的是章名涛先生。我在清华念书时，他是电机系主任，他在1950年的一次集会上，讲为学与为人这个问题。我就用这个题目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章名涛先生已经过世多年了。他说，为学与为人，为人比为学重要。为学再好，为人不好，也可能成为害群之马；为人，就是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我始终记得“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这句话。清华并不是一个只注意为学的地方，它确实是在教育我们怎么做人。

　　我回忆自己在清华的成长，清华教我育我并不只是为学，还在于教育我怎么做人。清华有非常好的传统，民主的传统、科学的传统、革命的传统。我记得从湖南来清华的时候，碰到许多很新的东西。当时，我最崇拜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我虽然学的是电机，但是我最喜欢听朱自清先生的讲话。我现在还很生动地记得他在同方部一个集会上的讲话，他会写文章，不善于言辞，但他讲话很诚恳、很感动人，我敬佩他的为人。我也敬佩吴晗先生、张奚若先生。我记得北京解放以前我们最喜欢到张奚若先生家里去，很多同学坐在地上，听张先生纵论天下形势，大骂国民党反动派，痛快之至。当时，我就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参加一些学生运动，做一些工作。特别是北京解放以后，我在清华当班会主席、当学生会主席。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都是在那个时期学习的，看了很多书，打下了基本理论的基础。所以说，清华这个地方不是一个专门为学的地方，也是教你如何做人的地方。

　　为学，我坦率地说，我学得并不是很好，当然社会工作对我有一定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我本性也不是很喜欢工学。我英文比较好，我喜欢外国文学、中国文学，曾经一度想改外文系，没改成。当时，我净看文学方面的书。到图书馆去，本来应该看电机工程的书，但我老想去看曹禺的剧本。我是到清华之后看到他的剧本，才知道曹禺本名万家宝，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

　　清华给人们一种传统，使你总是要向上。对学习很好的同学，我就很羡慕他们。有一次，我跟张凤祥同学（他后来当过水利电力部副部长）说，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第一名，为什么到清华来以后就觉得我学习起来比那些学得好的同学要困难？他的一句话，到现在快半个世纪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到清华来的我们班上这些人，在中学的时候有哪个不是第一名啊。可见清华竞争是很激烈的，确实有很多出类拔萃的人才。像我们电机系这一个班就出了三个院士。我不是学得好的，但是我也没有布什总统的那种幽默。小布什不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吗？他到耶鲁大学发表讲话，他说：“我对那些学习好的同学表示祝贺，学习不好的同学也不要着急，学习不好也可以当总统。切尼副总统也是耶鲁毕业的，但他只念了一半，因此他只能当副总统。”我今天绝不是跑到这里来说我学习并不好，但我也能当总理，我没有这个幽默感。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人比为学还要重要。

　　大家都想一想清华的精神是什么。你可以做很多解释，民主的传统、科学的传统、德先生、赛先生、革命的传统等，你怎么解释都可以，每个人有不同的解释。我有一个解释，也就是我的体会：追求完美。在清华这个环境里，使你感到人才济济。每个人都肩负着建设祖国的任务，这是历史的使命，在这里学习就感到自己要追求完美，要做到最好。

　　做人要做有骨气的中国人，要做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治学要扎实、严谨，绝不沽名钓誉，更不要说剽窃他人的成果，根本不屑这种行为；做事要扎扎实实，真正地为人民。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缺点，但要力求自己做到廉洁公正，不要留骂名。

　　我想，就是清华这种精神鼓舞着我。尽管我被错划成“右派”，20年没有党籍，但是我从来没有失掉共产主义的信念，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有半点的放松，我总是不断地要求自己，不辜负清华老师、清华大学和党组织对我的教育，我总是要做到无愧于心，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我也用这一点来要求我的儿女。我的女儿是1954年出生的，儿子是1958年出生的。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自己想到这个事情心里就很难受，但是我对他们的要求始终是很严格的。我记得很清楚，我的儿子还只有十来岁的时候，他要在我们阳台上种菜，有一天，就捡了一块破破烂烂的油毡子放在阳台上，准备搁了土就可以种菜了。我一看见就跟他说，我们再穷也不能拿别人的东西，随手就打了他一个耳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打他，也是最后一次打他。他跟我讲，他没有拿别人的东西，这块破油毡子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我当时很后悔打了他，但是也许是因为有点父亲的架子放不下来，我说：“那好，我不应该打你，但是我们要把这块油毡子送回去，不管它是别人的还是垃圾堆里的。”我就陪着他，把这块油毡子扔回垃圾堆上。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就很难过。不过我很高兴，他们虽然没有到清华来读书，但是继承了清华的精神。我的女儿和儿子都曾经在国外读书，他们读书的时候，我已经做了上海市市长、副总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知道他们的爸爸是中国的市长、副总理。他们都是靠自己洗盘子、在学校劳动来求学，现在都学成回来了。

　　我今天讲的也是一些感悟，讲得不是很系统。但是，我衷心地希望大家，在清华不但要为学，而且要学做人，学做事，要追求完美，一定要做到最好。你们一定要树立这个目标。我们要建立第一流的大学，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强国，根本的就是靠科学和教育，教育是科学的基础。你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将来在你们中间，不知道要出多少个院士，希望大家努力。

　　对于清华经管学院，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跟世界上最好的经管学院比，不管是哈佛或者是麻省理工学院或者是哪个国家的商学院，都能够跟它们比。要比就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一定要有第一流的师资，不惜重金到外面去聘请，哪怕只是讲学也要请来。过去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讲过一句话：“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就是说，一个大学并不是因为有大楼才叫大学，是因为有大师，有国学大师、有科学大师、有管理大师，这才叫大学，才叫一流大学。我希望经管学院今后在师资队伍的建设方面要下很大的工夫。

　　我还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希望经管学院今后全部改用英语教学。我绝对不是崇洋媚外，因为现在经济在全球化，你不能跟外国人交流，又怎么能融入全球的经济呢？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是靠改革开放，不会英语是绝对不行的，特别是管理。我没有到外国去学习过，但是我很得益于当时清华的教学课本，大多是英文的。只有一本《普通物理》，萨本栋先生写的《普通物理》，是一本中文书，其他全是英文书。教授有些是半英半中，教热力学的庄前鼎先生是无锡人，他说：“我讲无锡话反正你们也听不懂，因此我讲英文了，对不起。”所以，英语教学是很重要的。如果现在师资的英语水平还达不到的话可以去学，给你一年两年的培训期，到外国去实习一下，不是太难的。所以我开的这两次顾问委员会会议，因为有外国人参加，我们就坚持一律用英语。搞经济管理不能用英语跟外国人讲话，就很难融人世界经济浪潮里。是不是大学其他系都要这样？那不一定，因为好多学工程的能看懂英文就行，不一定非要能说英语，但学经济管理的要做到这一点。在我告别清华经管学院时——还没有完全告别，还留了一个顾问委员会的荣誉主席，谨对清华大学和经管学院表示我最良好的祝愿，希望你们在座的后生都能够超过我。

　　● 2001年6月5日，朱镕基同志应邀在清华大学作报告。这是报告的一部分。

　　为学与为人

　　（1992年4月1日）

　　四十多年前，母校电机系主任章名涛教授在一次会上对我们讲过这样一段话：

　　“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青年人首先要学为人，然后才是学为学。为人不好，为学再好，也可能成为害群之马。学为人，首先是当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哲人已逝，言犹在耳。清华就是教我们为学，又教我们为人的地方。它以严谨的学风和革命的传统，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献身革命和建设祖国的“有骨气的中国人”。饮水思源，终生难忘。

　　为学在严，严格认真，严谨求实，严师可出高徒。

　　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正直清廉，正己然后正人。

　　清华电机系行年六十，弟子六千，为人为学，人才辈出。值此建系六十周年大庆，敬录章师名言，愿与同学共勉。

　领导干部要廉洁奉公

　　（1992年1月11日）

　　我想再强调一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搞好，要把各项事业搞好，领导班子建设是最重要的。要真正把中央的一系列政策贯彻落实到基层，没有各级领导班子以身作则、为人表率、清正廉洁，就什么事也搞不成。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多做调查研究；领导干部要廉洁奉公，作出好样子，不要请客送礼、大吃大喝。这些方面国务院都是有规定的。首先是我们这些人要以身作则。最近，我去了十几个省，要求第一条，不要迎送。迎送干什么呢？地方上的同志一定不要来迎送，这要省掉多少事嘛。总理、副总理、部长加起来有多少个，都迎送不得了，大家不堪负担啊！第二条，不陪餐。一起吃饭就是请客，自己吃饭也要严格要求，四菜一汤。大家都这么做，好风气就出来了。如果省委书记、省长来吃饭，规格能低吗？如果光是省委书记、省长那倒好办，但他们一来就不是几个人，马上就是多少桌，部长下去可能至少三桌吧。有人说，我们在一起吃饭，一边说说话不是节省时间吗？我说节省不了时间，只有一张嘴巴，不是吃饭，就是讲话，能节省什么时间呢？第三条，绝对不收礼。一条烟、一瓶酒也绝对不收。第四条，不在宾馆里听汇报。我去了十几个省，都是到省政府去听汇报。这倒有个好处，每个省政府机关什么样子都知道了，哪个艰苦朴素、哪个豪华，我都清楚了。另外，一些生活小节也要注意。李鹏同志就批示过，下去不要跳舞。你去跳舞了，大家都来跳，跳舞成风不得了啊。不搞这些增加别人负担的事情。我相信只要我们负责同志、各级领导班子，大家都严格要求自己，讲党性，作风就带出来了。我们往往讲社会风气不好，社会风气怎么会不好呢？同志们，首先是我们干部风气不好嘛。江泽民同志在上海一再讲“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只要我们从部长到厅局长大家都严格要求，整个社会风气就好了。我们政府机关廉洁，也就敢于去治那些作风不好的人。希望你们把这个问题提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和平演变”的高度来认识，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 1992年1月11至14日，全国交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工作方式

　　（2000年11月7日）

　　我讲三点意见：

　　第一，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本届政府提出的这个任务，现在看来，完成得还很不够，同志们还要继续努力。所谓“转变政府职能”，就是政府的角色要到位，不要错位。现在许多政府机关，忘了政府机关是干什么的。过去我们讲过，政府要当“裁判员”，就别当“运动员”；你是政府机关，就别办企业。现在政府虽然不直接办企业了，但有的政府机关对企业仍然非常“关怀”，关怀得“无微不至”。这就容易丧失政府机关公平、公正的执法地位。政府的职能应该主要是创造一个法治的环境，让企业去公平竞争。

　　实际上，政府该干的事情很多。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地方的机关和事业单位发不出工资？当然，省政府不会有这种事情，但在县乡一级还不在少数。有一种拖欠是季节性的，拖欠了几个月的工资，到过春节或是到年底就补发了。有的根本发不出来，长期拖欠。为什么造成这种情况呢？不是没有这个钱，要么是把钱挪用去办企业，钱投进去回不来，要么盖了楼堂馆所，要么用于吃喝招待。我们一再讲，要“先吃饭后建设”。先吃饭的意思就是保证给公务员按时发工资，如果不能够保证给每一个公务员按时足额发工资，这支队伍是不能够巩固的，政府就是失职的。我想请同志们调查一下这个问题，你们那里究竟有多少个县、乡镇的机关和事业单位发不出工资？如何确保？我们考虑明年还要涨工资，但是涨工资的前提是不能拖欠工资。

　　政府机关要角色到位，不要错位，特别是不能直接去管收费，这很容易诱发政府的腐败和贪污。我们政府机关应该处在一个公正的、客观的地位，去实施监督。如果一个政府机关在行使职权时有自身利益的话，就有可能利用职权为本部门、本单位谋利益，从而丧失了公正、公平的地位。

　　另外，执法机关的执法往往不得力。法院判决的案子，相当一部分不能执行。如果案子中的“苦主”是老百姓，本应得到赔偿，可总是执行不了，人家就可能连饭都没得吃，甚至流离失所。我觉得，如果政府机关不能够公正执法，不能维持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经济就发展不上去。

　　现在有的地方热衷于搞各种投资洽谈会、贸易洽谈会。这不是政府的任务，而是政府工作错位的一种表现。发展经济，包括西部大开发，不能刮风，不能搞形式主义。西部大开发的重点非常明确。首先，就是搞基础设施建设，建公路、铁路、机场、水利设施等等，这些项目同开“洽谈会”关系不大。如果搞加工工业项目，运距那么远，产品根本没有竞争力，只会背上包袱。其次，就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当前应利用粮食库存相对富余的机遇，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等工作。生态环境改善了，自然会有人去投资。现在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的工作，把精力花在开会、洽谈上无济于事。

　　第二，政府机关的工作方式要改进。具体地讲，就是精简会议，精简文件。现在我们的会议、文件还是太多。似乎不发文件，事情就办不成；其实，发了文件，很多仍然不能落实，等于没发。还不如多抓点实事，多下去了解一点民间疾苦。

　　国务院有两个刊物办得不错。一个叫《昨日要情》，把国务院所有领导同志前一天的批语全部登出来，起到了沟通情况、指导工作的作用。目前只发给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那些批语，有的对，有的不一定很对，供同志们参考。另外，《昨日要情》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把国务院每天的办文情况和一些地方、部门报送的重要信息刊登出来。每天看这么一份，对国务院的工作就大体清楚了。第二个叫《值班快报》，刊登的是各地区发生的一些较大的事件。比如，哪里把铁路堵了、把公路断了，哪里发生围堵政府的事件了，等等，我们都能很快知道。

　　我们在办文方式上也做了一些改进，就是实行部门负责制。国务院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部门牵头。主管部门报到国务院的文件，请求批准、批转或转发，必须在报来之前征求各有关部门的意见，把所有的意见协商一致。如果意见不能达成一致，在哪一点上某某部门还不同意，理由是什么，你要写出来。过去，有些部门报来的文件，根本没有跟有关部门商量过，让我们一件一件地去协调，当时国务院十位秘书长（一正九副）还忙不过来。现在只有五个秘书长（一正四副），我们不直接协调，只有在主管部门协调不下来的情况下，把他们协调的结果报国务院后，再由有关秘书长协调，最后由国务院仲裁。这几年，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确实大有改进。最近，我们研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问题。我要求把1991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文件、会议记录和我所有的讲话，都整理出来。结果，国务院办公厅一天就拿出来了，效率还是很高的。本届政府提出要“廉洁、勤政、务实、高效”，其中廉政是最主要的，不廉政什么都谈不上。要做到高效，必须提高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还必须有一支高素质的队伍和一套科学、规范的做法。

　　第三，要搞好政府机关的信息化建设。我们政府机关办事的手段，要不断地革新、不断地完善，实现信息化。政府机关的信息化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今年7月份，由德国牵头，14个西方国家的元首聚会柏林，专门研究面向21世纪的现代政府管理问题。我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把有关文件调来看了一下，其中许多观点很值得重视、思考。在这次会议上，就整个政府机关面对信息化的时代，怎样利用电子手段进行政府管治的一些主要原则进行了讨论。我想，如果我们所有的政府机关都能够实现信息化，然后通过互联网络联结，形成政府的信息网，将会大大改进我们的工作。

　　●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接见全国政府系统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会议代表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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