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韩国自然晨露面膜:当今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后果的反思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6 05:46:51
利益分配的私党化是个顽固疾患，在一个单位里也分圈子外和圈子内，分配和个人才能品质及对团体的实际付出全不相干，只根据当政者个人好恶决定，可怕的还有进一步制度性的安排，即使退了休这种差别仍明白无疑地存在，其目的就是维护私党利益。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一切生机都会被窒息，人性恶被发挥到了极致，如遇外敌入侵，国家危亡势不可免。现在的一切修修补补，也只是起到延缓矛盾激化的作用，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假如将一个国家比喻为一个苹果，苹果如果已经从内部烂起了， 腐败由此而盛行，任何一的朝代都是要从强富到衰败！这个社会无言以对 ，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我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技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用全员道德的沦丧，政府官员集体的腐败，社会结构的垮塌来换取一段时间虚假的繁荣，得不偿失！！
日前曾看到一篇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语出惊人，称“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在官场”，人大校长纪宝成可谓一针见血，对学术腐败讲了一句最大的“大实话”。中国博士群体竟是如此现状，国人感到的不是荣耀，而是颜面尽失。
领导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呵呵！纵观各位网友对中国最大博士群体在官场现象的各类文章，总结出六大罪状。
一宗罪：暴露了官场“文凭腐败”泛滥成灾现象本质。有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官员学历呈直线上升趋势，在公布的官员的简历中，厅级以上官员头戴博士帽的比比皆是，喝过洋墨水的也不在少数，官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博士部长、教授市长这样名不副实又虚无飘渺的头衔，官员读硕、攻博之风越演越烈，各式各样，名目繁多的“厅长培训、精英讲座”如雨后春笋，“MBA、MPA”更是遍地开花，不少官员也沉迷其中而“乐此不彼”，已至于出现陕西乾县科技局局长直言不讳地叫板考场教师“我掏钱买文凭，你有啥资格管我”荒唐之事，官场文凭腐败由此可见一般。
二宗罪：“权学交易”盛行官场，造就中国高学历低能力官员。官员用权力谋求学位，高校用权威谋求资源，“萝卜酸菜，各取所需”，“权学交易”的背后便是肮脏的权力腐败，所谓的“学者型”官员，说穿了就是腐败型官员。在这样“权学交易”盛行下，造成了无数高学历低能力的官员，而这些头戴各种学位光环的官员，忘记了学历不等同于实际工作、应变能力，忘记了实践出真知，经验比知识更重要，忘记了真正能力强、水平高的人，是经过实践锻炼出来的浅显道理，那些所谓的博士部长、教授市长，表面上夸夸其谈，说得天花乱坠，但实际上却是纸上谈兵的银样锻枪头——中看不中用，权学交易下，造就了诸多高学历的低能儿。
三宗罪：官场多博士是最大的“学术腐败”。在众多官员戴上博士帽后，大量的官员实现了“学而优则仕”顺利地实现向“仕而优则学”的华丽转身，官员在占尽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时，对神圣的学术资源也不甘旁落，要“插上一脚”，在普通全日制的博士生尚且需要两三年的学习研究才能获取殊荣的情况下，而官员则能轻轻松松，“三天打鱼，两天撒网”的学习就能轻松搞定，其证书水分之多可想而知。而目前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博士“生产大国”，已成功“超英赶美”，其中一条龙生产“官员博士”各类高校可谓“功不可没”，是中国最大的学术腐败。
四宗罪：学术屈服权力，高校沦为行政权力的“后花园”。“官场多博士，校园多官痞”，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现象，官员在官场比的是“博士帽”，教师在校园拚的“职位高”，学术的官僚化已积重难返，教育腐败与官场腐败狼狈为奸、同流合污，如此“相得益彰”的现象已成为社会的“潜规则”，让人可悲，学位的授予变成了学术与权力之间的交易筹码，高校沦为行政力量的“后花园”，成为最大的学术不端。
五宗罪：“逼良为娼”，用人唯文凭论成“官博士”最大的幕后黑手。在中国，官场的“学位证书”情结严重，学历的畸形崇拜影响深远，这是我国不正当用人机制下的“后遗症”，在我国，用人单位重文凭轻水平唯文凭论的用人思想无处不在、根深蒂固，文凭成了官员享受待遇、仕途晋升的“敲门砖”，甚至于一些很不起眼的职位首先要求的便是“本科”、“硕士”等学历，造成极大的人才浪费，而工作能力、管理水平则放在学历之后，如此畸形的用人体制，逼着官员在想晋升时，想方设法弄一个“注水”学位，为自己渡上一层“金”，“官博士”就是被用人不正之风上给逼出来的。
六宗罪：学术不彰，大学存在严重的行政化弊端。最大的博士群体在官场，不仅点出了行政与学术之间不正当的关系，更道出了大学行政化的严重弊端，在“权学交易”中，权威的大学逐渐失去其独立性和批判性，成为了依附于行政体制的御用文人和利益分赃者，造成“真的假文凭”泛滥成灾，正是这些鱼目混珠、滥竿充数的现象，严重损害了中国博士学位的声誉，不但加剧了政治对学术的压迫，而且导致博士学位大量的贬值。
正如有网友说到，面对如此严重的学术腐败和体制弊端，高等教育体制打破行政化改革势在必行。要全面清理官场的“捞博”与高校“捞官”乱象，果断砸碎官场“混文凭”的利益链条，彻底消除高校行政职级设置体系。这样才能破解“学而优则仕”与“仕而优则博”困局，还大学一个思想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地方，唯有如此，学术才可能有复兴的希望。
只有彻底改革工资分配制度，尤其是要解决不合理的灰色收入，才有可能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但是，谈何容易啊！谁肯向自个儿开刀啊！
曾有某单位一个已退休的党委书记，居然单位还要返聘他！返聘后整天无所事事，可每年还要拿年薪30万元，这可是职工们的血汗钱啊！而在职的普通职工，每月工资只有两、三千元！这是何等的不公啊！这是什么世道哇！
位居 五百强的老总们，年薪上百.上千万，他们会乐意吗 ？公务员呢？曾经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记得发年终奖金时，规定厂领导的奖金不得超过职工的1.3--1.5倍，职工很满意。现在的企业家们认为那是大锅饭，所以要改革。这也就是上述要改革工资分配的难度。
这也许推测有两种可能：第一，邓公知道现在的事情会发生，而共同富裕只是美丽的谎言，第二，邓公不知道会有今天，他真心的想达到共同富裕目的。
邓公说过有些事情要留给下一代领导人来解决，有些事情不可能一劳永逸的解决。不过现在确实要进一步改革了，社会阶层分化，贫富差距过大，阶层固化，唉。。。问题多多！不过现在和以后的领导人要想达到邓公的那种权威是不可能了，因为自邓后都是实行的制衡制！谁的话都不可能是一言九鼎了！这种制度，治太平盛世还可以，若是要进行改革，基本是没戏！谁想把自己嘴里的肉割出来给别人？
首先权不在老百姓手里,第二老百姓没当官的"聪明",当官的有法律法规的执行权利,同时也是法律法规的制定者,老百姓先富起来的话,当官的回家不跪搓衣板才怪！
现行制度下的中国富人阶层有多少是靠正当所得致富的？一切不公平的根源在于专制。当下的社会分配不公已众所周知，所以民怨很大，急待解决！！！怎么解决 ？首先可以向先富者征收高税，用于接济穷人用于福利，不允许他们出国转移财产。其二要真正缩小行业间收入差距，实现包容性增长，最主要的途径就是打破一切不合理、不必要的垄断。当然要想实现这一点，有赖于政府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因为没有人愿意主动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破垄断，难！但不破此难，我们的和谐发展就会更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富人愈富本不应受争议，但如果与穷人愈穷相伴而生，则大抵是社会运行机制和平衡机制尚待改进。正如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今年3月7日答记者问时所指出的，收入差距扩大有历史原因和自然地理条件差别，也有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和调节不力的问题。说到社会分配体制，就不能避开垄断行业。一方面水、电、燃气、石油、通信、银行、民航、铁路等直接关系民生的领域，几乎都处于高度垄断的市场状态，各种服务价格不断上涨，垄断行业职工福利高企；另一方面，普通百姓生活支出不断增大，形成了普通居民收入向垄断行业转移的隐性通道。当垄断行业具有了较强的社会分层功能，垄断企业暴利不破，贫富差距扩大势必难以遏止。
政府机关要强调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公平。但目前来看，“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过程平等的体制机制环境”难以尽如人意，种种“潜规则”不只打乱了公平正义，导致人与人之间起点的不公，还滋生了非法收入、灰色收入，使得收入秩序混乱。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政府责任担当欠缺，更使这些具有社会保障属性的服务和产品，成了拉大贫富差距的显性推手，甚至成了过滤贫富的筛子，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在此情况下，作为最后一道屏障的税收调节，又没有根本扭转“贫富倒挂”、“劫贫济富”的局面。中国富人逃税漏税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去年广州发布的“欠税榜”上，近七成是房地产相关企业，清查在案的尚且拖欠，遑论其他？即以个税为例，以前国家个税收入65%来源于工薪阶层，即使去年起征点提高后，工薪阶层可能依然是主力军——看看年收入12万元以上个税自行申报的尴尬局面，即不难理解这种判断。穷人缴税却没能享有良好的国民福利，富人逃税却还能够以更大的优势跟穷人一起争抢国民福利，这难道不需要反思吗？
穷人经济学的根本主张不是给钱，而是给一种自由的制度和政策。换句话说，让穷人摆脱贫困的办法，不是通过施舍救济来改善一下他们的生活，而是通过确立自由的制度，打破已有的垄断，使任何人都不能凭借已有的优势永久地抵挡别人的竞争。
“历史是检验真理的真的标准”。如果说设计师在这一件事上没有远见的话，那在其它设计上的长期效果也还待观察，如果承认他在其它方面的成就的话，那么这一步他也许也想到过，因为中国历史不是没有先例。
假如将一个国家比喻为一个苹果，苹果如果已经从内部烂起了， 腐败由此而盛行，任何一的朝代都是要从强富到衰败！这个社会无言以对 ，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我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技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用全员道德的沦丧，政府官员集体的腐败，社会结构的垮塌来换取一段时间虚假的繁荣，得不偿失！！
日前曾看到一篇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语出惊人，称“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在官场”，人大校长纪宝成可谓一针见血，对学术腐败讲了一句最大的“大实话”。中国博士群体竟是如此现状，国人感到的不是荣耀，而是颜面尽失。
领导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呵呵！纵观各位网友对中国最大博士群体在官场现象的各类文章，总结出六大罪状。
一宗罪：暴露了官场“文凭腐败”泛滥成灾现象本质。有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官员学历呈直线上升趋势，在公布的官员的简历中，厅级以上官员头戴博士帽的比比皆是，喝过洋墨水的也不在少数，官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博士部长、教授市长这样名不副实又虚无飘渺的头衔，官员读硕、攻博之风越演越烈，各式各样，名目繁多的“厅长培训、精英讲座”如雨后春笋，“MBA、MPA”更是遍地开花，不少官员也沉迷其中而“乐此不彼”，已至于出现陕西乾县科技局局长直言不讳地叫板考场教师“我掏钱买文凭，你有啥资格管我”荒唐之事，官场文凭腐败由此可见一般。
二宗罪：“权学交易”盛行官场，造就中国高学历低能力官员。官员用权力谋求学位，高校用权威谋求资源，“萝卜酸菜，各取所需”，“权学交易”的背后便是肮脏的权力腐败，所谓的“学者型”官员，说穿了就是腐败型官员。在这样“权学交易”盛行下，造成了无数高学历低能力的官员，而这些头戴各种学位光环的官员，忘记了学历不等同于实际工作、应变能力，忘记了实践出真知，经验比知识更重要，忘记了真正能力强、水平高的人，是经过实践锻炼出来的浅显道理，那些所谓的博士部长、教授市长，表面上夸夸其谈，说得天花乱坠，但实际上却是纸上谈兵的银样锻枪头——中看不中用，权学交易下，造就了诸多高学历的低能儿。
三宗罪：官场多博士是最大的“学术腐败”。在众多官员戴上博士帽后，大量的官员实现了“学而优则仕”顺利地实现向“仕而优则学”的华丽转身，官员在占尽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时，对神圣的学术资源也不甘旁落，要“插上一脚”，在普通全日制的博士生尚且需要两三年的学习研究才能获取殊荣的情况下，而官员则能轻轻松松，“三天打鱼，两天撒网”的学习就能轻松搞定，其证书水分之多可想而知。而目前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博士“生产大国”，已成功“超英赶美”，其中一条龙生产“官员博士”各类高校可谓“功不可没”，是中国最大的学术腐败。
四宗罪：学术屈服权力，高校沦为行政权力的“后花园”。“官场多博士，校园多官痞”，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现象，官员在官场比的是“博士帽”，教师在校园拚的“职位高”，学术的官僚化已积重难返，教育腐败与官场腐败狼狈为奸、同流合污，如此“相得益彰”的现象已成为社会的“潜规则”，让人可悲，学位的授予变成了学术与权力之间的交易筹码，高校沦为行政力量的“后花园”，成为最大的学术不端。
五宗罪：“逼良为娼”，用人唯文凭论成“官博士”最大的幕后黑手。在中国，官场的“学位证书”情结严重，学历的畸形崇拜影响深远，这是我国不正当用人机制下的“后遗症”，在我国，用人单位重文凭轻水平唯文凭论的用人思想无处不在、根深蒂固，文凭成了官员享受待遇、仕途晋升的“敲门砖”，甚至于一些很不起眼的职位首先要求的便是“本科”、“硕士”等学历，造成极大的人才浪费，而工作能力、管理水平则放在学历之后，如此畸形的用人体制，逼着官员在想晋升时，想方设法弄一个“注水”学位，为自己渡上一层“金”，“官博士”就是被用人不正之风上给逼出来的。
六宗罪：学术不彰，大学存在严重的行政化弊端。最大的博士群体在官场，不仅点出了行政与学术之间不正当的关系，更道出了大学行政化的严重弊端，在“权学交易”中，权威的大学逐渐失去其独立性和批判性，成为了依附于行政体制的御用文人和利益分赃者，造成“真的假文凭”泛滥成灾，正是这些鱼目混珠、滥竿充数的现象，严重损害了中国博士学位的声誉，不但加剧了政治对学术的压迫，而且导致博士学位大量的贬值。
正如有网友说到，面对如此严重的学术腐败和体制弊端，高等教育体制打破行政化改革势在必行。要全面清理官场的“捞博”与高校“捞官”乱象，果断砸碎官场“混文凭”的利益链条，彻底消除高校行政职级设置体系。这样才能破解“学而优则仕”与“仕而优则博”困局，还大学一个思想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地方，唯有如此，学术才可能有复兴的希望。
只有彻底改革工资分配制度，尤其是要解决不合理的灰色收入，才有可能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但是，谈何容易啊！谁肯向自个儿开刀啊！
曾有某单位一个已退休的党委书记，居然单位还要返聘他！返聘后整天无所事事，可每年还要拿年薪30万元，这可是职工们的血汗钱啊！而在职的普通职工，每月工资只有两、三千元！这是何等的不公啊！这是什么世道哇！
位居 五百强的老总们，年薪上百.上千万，他们会乐意吗 ？公务员呢？曾经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记得发年终奖金时，规定厂领导的奖金不得超过职工的1.3--1.5倍，职工很满意。现在的企业家们认为那是大锅饭，所以要改革。这也就是上述要改革工资分配的难度。
这也许推测有两种可能：第一，邓公知道现在的事情会发生，而共同富裕只是美丽的谎言，第二，邓公不知道会有今天，他真心的想达到共同富裕目的。
邓公说过有些事情要留给下一代领导人来解决，有些事情不可能一劳永逸的解决。不过现在确实要进一步改革了，社会阶层分化，贫富差距过大，阶层固化，唉。。。问题多多！不过现在和以后的领导人要想达到邓公的那种权威是不可能了，因为自邓后都是实行的制衡制！谁的话都不可能是一言九鼎了！这种制度，治太平盛世还可以，若是要进行改革，基本是没戏！谁想把自己嘴里的肉割出来给别人？
首先权不在老百姓手里,第二老百姓没当官的"聪明",当官的有法律法规的执行权利,同时也是法律法规的制定者,老百姓先富起来的话,当官的回家不跪搓衣板才怪！
现行制度下的中国富人阶层有多少是靠正当所得致富的？一切不公平的根源在于专制。当下的社会分配不公已众所周知，所以民怨很大，急待解决！！！怎么解决 ？首先可以向先富者征收高税，用于接济穷人用于福利，不允许他们出国转移财产。其二要真正缩小行业间收入差距，实现包容性增长，最主要的途径就是打破一切不合理、不必要的垄断。当然要想实现这一点，有赖于政府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因为没有人愿意主动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破垄断，难！但不破此难，我们的和谐发展就会更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富人愈富本不应受争议，但如果与穷人愈穷相伴而生，则大抵是社会运行机制和平衡机制尚待改进。正如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今年3月7日答记者问时所指出的，收入差距扩大有历史原因和自然地理条件差别，也有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和调节不力的问题。说到社会分配体制，就不能避开垄断行业。一方面水、电、燃气、石油、通信、银行、民航、铁路等直接关系民生的领域，几乎都处于高度垄断的市场状态，各种服务价格不断上涨，垄断行业职工福利高企；另一方面，普通百姓生活支出不断增大，形成了普通居民收入向垄断行业转移的隐性通道。当垄断行业具有了较强的社会分层功能，垄断企业暴利不破，贫富差距扩大势必难以遏止。
政府机关要强调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公平。但目前来看，“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过程平等的体制机制环境”难以尽如人意，种种“潜规则”不只打乱了公平正义，导致人与人之间起点的不公，还滋生了非法收入、灰色收入，使得收入秩序混乱。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政府责任担当欠缺，更使这些具有社会保障属性的服务和产品，成了拉大贫富差距的显性推手，甚至成了过滤贫富的筛子，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在此情况下，作为最后一道屏障的税收调节，又没有根本扭转“贫富倒挂”、“劫贫济富”的局面。中国富人逃税漏税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去年广州发布的“欠税榜”上，近七成是房地产相关企业，清查在案的尚且拖欠，遑论其他？即以个税为例，以前国家个税收入65%来源于工薪阶层，即使去年起征点提高后，工薪阶层可能依然是主力军——看看年收入12万元以上个税自行申报的尴尬局面，即不难理解这种判断。穷人缴税却没能享有良好的国民福利，富人逃税却还能够以更大的优势跟穷人一起争抢国民福利，这难道不需要反思吗？
穷人经济学的根本主张不是给钱，而是给一种自由的制度和政策。换句话说，让穷人摆脱贫困的办法，不是通过施舍救济来改善一下他们的生活，而是通过确立自由的制度，打破已有的垄断，使任何人都不能凭借已有的优势永久地抵挡别人的竞争。
“历史是检验真理的真的标准”。如果说设计师在这一件事上没有远见的话，那在其它设计上的长期效果也还待观察，如果承认他在其它方面的成就的话，那么这一步他也许也想到过，因为中国历史不是没有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