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看93中国大阅兵:中国雄狮1--中国五大主力野战军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17:21:45

白崇禧走后,黄绍竑向李宗仁问道:“德公,你觉得这个协定如何?”

李宗仁长吁一声,说:“我们是斗败的凤凰,还有什么好说的。共产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彻底底消灭我们,得势不让人哪!”李宗仁从茶几上捡起《国内和平协定》,一边翻着,一边继续说:“这个协定够苛刻的,国民党是中国的第一大党,虽然现在失败了,但还有一百多万军队,还有南半个中国十几个省份,不好让人接受。”

黄绍竑看着李宗仁痛苦的样子,涌出一股哀情,但还是说道:

“毛泽东已说过,和平协定签订后,将来成立联合政府,德公可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李宗仁没等黄绍竑说完,不屑一听地摆着手,打断了黄绍竑的话,说道:

“季宽兄,你太幼稚了,连这个党都不让存在,给你个副主席会怎么样?

连党都没有了,我这个副主席能起什么作用。再说,在这个时候,我岂能图一人之安逸而一签了之!我这个代总统,是为和平而上台的,如果求和不成,那就应该去职,以谢国人!”

在逼蒋之际,李宗仁似乎是胸有大志,但现在已是心灰意冷,最后无可奈何地说:“这事还是让老蒋定夺吧。”

第二天,李宗仁派张群,乘专机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汇报。

蒋介石看了协定,气得暴跳如雷,破口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我要处置他们,一定要处置他们!”说完,竟把协定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4月17日、18日,桂系的头头频频聚会,商讨对策。会上仍然是黄绍竑和白崇禧两人唱主角,一个人劝和,一个人主张打,闹得不可开交,几乎动用了拳头。最后,打的意见逐渐成为会议的主调。

为了拖延时间,南京在18日广播说:对和谈条款,可予忍让。但对渡江问题尚在考虑。又谓黄绍竑因血压高,不及于4月20日前返北平云云。桂系范围内讨论不出名堂,而蒋介石也从来没有把他们的意见当意见,在张群到溪口以后,他立即让蒋经国给南京的何应钦和广州的吴铁城去电,让他们组织国民党中常委进行讨论,尽快拿出应付的措施。于是,国民党中常委在南京连续召开了两天会议,对和平协定作最后的决定。

会议一直由何应钦主持,代总统李宗仁列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南京的中常委、有中央党部的秘书长吴铁城、参谋总长顾祝同、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及几位部长,另外,刚从太原逃出来的阎锡山也应邀出席了会议,白崇禧令不知者纳闷:他没有参加这个他应该参加的会议。

在会上,吴铁城嗓门最大,坚决反对签订和平协定,他说:

“这个协定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中常委从未承认过中共1月14日提出的和平条件。要和谈不能离开中常委讨论的那个和谈五项原则。代表团离开五项原则,擅作主张,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既然这样被共军吃掉,还不如一打到底,即使那样彻底败了倒也痛快。”

中常委们不管是主张打也好,或是主张和也好,但有一点他们的感觉是共同的,这就是国民党已近灭亡。不知是出于他们对党国的感情,还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绝望,不知谁在会上首先哭泣出声,引得会上多人放声大哭起来,如丧考妣,好不悲伤凄凉。

作为会议主持,是得拿出意见的,何应钦在会议的第二天下午总结性地说道:

“两日来,各位已经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最后的意见也是比较一致的:

中共的八条二十四款,实在叫人难以接受。我是赞成原来中常委和谈声明的。

但从北平拿回的协定,与中常委和谈声明的原则相差甚远。共方协定的前言,皆属对政府和本党的诋毁之词,等于对罪犯的判决,难道我等全是罪犯?就以改编军队一项而论,双方军队既罢战言和,自应同时改编,以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原则。而该协定把属于政府的一切武装力量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不是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做法。在历史上国共两党共有四次大的和谈,当然这一次我们是失败者,不管怎么说,我们从这个协定中看不出共产党的宽阔胸襟来,当然,我们做得也不好,否则何至于此?签不签这个协定,我们都是一个死。我的意见,不能签这个协定。”话说完了,何应钦才觉得还有个代总统存在,又补充了一句:“看李代总统有何高见?”

这时李宗仁听到“总统”的称呼,一点儿也没有刚上任时荣耀了,像立时受了极大屈辱而又不能反抗似的沙哑着嗓子有气无力他说道:“事到如今,是战是和,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如果广州和溪口的意思,是要和共产党一战到底,怎么办都行。”

4月18日,南京当局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发表了《对当前和谈的声明》。声明重申了蒋介石《元旦文告》的基调,并表示:倘不能实现原定的五项原则,“则牺牲奋斗,万死而无辞。”

4月19日,南京广播发布了宣传部长程天放的答记者问:“和平的希望暗淡,如果共产党过江,国民党不会投降,而是抵抗。是成功是失败,要靠我们的努力,反对渡江是国民党决策者一个月前就决定了的,这一立场今天宣布,盖因在此以前发表恐危害和谈。”

此时的蒋介石,则一反几个月来的仰郁情态,又像松缓了一段时的弹簧一样,倏地跳了起来。他命令蒋经国传达他一系列手谕,让前方各将领迅速进入战斗状态,和共产党最后一拼:

“令汤恩伯、白崇禧、胡宗南、宋希濂……守住长江,保住西南……坚决抵挡住共军的进攻!”

“令孙立人,加速编练新兵……”

和谈彻底破裂,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反动派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毛泽东、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

一场新的恶战已在眼前!

五、风雨下钟山

4月21日,百万大军开始实施渡江战役。一千多里江岸上,杀声震天,硝烟弥漫。数万条船铺天盖地向江南岸冲杀而去!

南岸凶狠抵抗。四班18个突击队员17人伤亡。一○九团“渡江杀敌第一功!”

“追云号”飞机慢慢升上天空。飞机上一位长着国字脸型的中年男人轻声喃喃:南京,永别了!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毛泽东的进军命令,通过收音机,通过扩音器,通过油印的报纸和传单,迅速传遍长江前线的阵地,传遍长江北岸的村镇,在全体指战员间引起一片热烈的欢呼声。

4月21日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命令,指挥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120万大军,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的一千余里的战线上,发起渡江战役。

第二野战军渡江突破地段,处于汤恩伯集团的左侧背。沿江守敌为第八兵团刘汝明部三个军八个师约四万人,敌纵深地区仅有十七兵团侯镜如部两个军配置在歙县至宁国地区。整个渡江地段敌兵力较弱,机动部队极少,且皖南地区有我游击队活动,成为我有利突击方向。但白崇禧置主力于我渡江地段的右侧背,严重威胁我侧背安全,又以九江、安庆为据点,向望江、太猢、潜山伸出警戒部队,企图迟阻我军接近江岸,并破坏船只或将船只劫至江南岸,防我渡江。我第四兵团当面的守敌是刘汝明的六十八军,战斗力较弱,防御正面宽达百余公里。其一一九师防守湖口至彭泽段,一四三师防守马垱至毛林洲段,八十一师防守毛林洲至东流段。由于防线太长,兵力不足,企图利用有利地形构成交叉火力网式的防御体系,并以舰船巡逻江面。

第四兵团根据野司命令,作了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

十五军为四兵团第一梯队,任务是:突破香口、茅林洲段之敌人江防,占领香山、黄山滩头阵地,尔后向至德方向发展。左邻为五兵团十六军,向东流方向突击,右邻为本兵团十四军,在彭泽、马垱间突破;十四军为四兵团第二梯队,随十五军之后跟渡。

敌判断我们从华阳渡口入江,人的划力加水的流速,船只只能在灯塔以东靠岸,遂把江防重点摆在灯塔以东,火器配备密集,沿江布设鹿砦,灯塔附近,特别是灯塔以西礁石参差,岸崖陡峭,不便上陆,敌未作防范。十五军军长秦基伟为攻敌出其不意,决定把主突出点选在不便登陆的灯塔、香山、香隅附近。一来这里是敌一四三师的右侧翼,也是该师四二九团两个营的结合部,利于部队撕开口子;二来从此处突击,可避免长时间在敌炮火下作横向运动;三是部队上岸后可径取香山,断敌退路,打乱敌部署,保障向纵深发展进攻。灯塔东南虽有一个敌防御支撑点,但面积不大,部队可集中炮火予以摧毁。为贯彻上述决心,四十四师一三○团二营的出发位置选在目标上游两公里之江字号,以保证顺流取灯塔。后来的事实证明,刚好打了敌人一个空当。敌四二九团副团长被俘后供称,对部队出此奇兵,他们始料未及,侧背一告急,全线不敢恋战,遂即瓦解。

东路军在华阳、香口之线的强渡战斗,是陈赓兵团的主攻方向。

在长江北岸华阳镇及周围的江边上,排列着密密麻麻的大炮。

十五军四十四师师部,设在华阳镇“江字号”滩头东北江堤上一个简单的工事里,前面是奔流的江水,右边紧靠水沟。水沟连接湖。此时,从江边到湖心,在长达六公里的水面上,密排着伪装成银灰色的船只,等待着战斗号令。

接受了渡江突击任务的一三○团,20日夜里准备了一个通宵。在北岸的江堤上,稻田旁,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战士,愉快紧张地检查着各种武器,包扎着炸药包。隔江望去,南岸阵地上矗立着高高的灯塔,两侧两个大地堡,左面大红土堆是敌人的集团工事。灯塔后面是刘汝明部的营指挥所,向左右伸出了弯弯曲曲的交通沟,沟前突出无数的机枪掩体和暗堡群,指挥所背靠两个山包——香山和黄山,山腰一条红土线,是敌人的第二道防线。敌人狂妄地认为:天险长江加上重重工事,定会阻止我军前进。

4月21日中午,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把突击部队和炮兵营以上干部,召集到指挥所,又作紧急动员,亲自把军党委会“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的两面红旗,授给两个突击团,并要求指战员:不顾疲劳,奋勇前进,再接再厉,功上加功,坚决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进军命令,完成突破长江的光荣任务。

十五军的一三○团第三连,被指定为渡江突击连,听到进军命令,指导员拿着上级授予的红旗,严肃地向全连战士和船工们宣布:“这红旗是毛主席的号召,也是一个坚决的命令,要我们今晚插到江南去!这个任务是我连多次请求才争来的,上级相信我们,关心我们,这是我们全连的光荣!”

4月21日下午15时整,这个伟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果断地命令:

开炮!

试射开始了,全线几十门重炮都瞄准一个目标,炮弹全都落在长江对岸香山脚下的灯塔附近。炮手何明远因手势过重,炮弹在超越目标五米的黄土堆附近爆炸了,另一位炮手马德云,立即修正了五个米位。但第二发弹又没打中灯塔,落在了敌人灯塔旁边的工事上。马德云又向左修正了一下。第三发炮弹发出,对岸敌人的灯塔立即冒起一团白烟,灯塔应声倒地。灯塔被打中了,象一支火把一样燃烧起来。站在北岸堤上的指战员,立刻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打得好,打得好,把敌人的一只眼睛给打瞎了。”上级给炮连记功的命令,跟着就传遍了整个阵地。

16时45分,炮兵进行效力射。经过试射,摸请了敌人的炮兵位置。炮兵营周文渊副营长根据敌炮的速度和方向判断,判定敌人的炮兵位置一定在敌观察所后面200米处的公路旁。于是把炮都集中2400上,一道命令齐发射,一排炮弹同时飞向对岸黄土山后面,紧接着第二个排射又飞向原来的弹着点,两排齐射,把敌人黄山后面的炮阵地一举摧毁。秦军长亲自打电话给炮兵营长赵军:给该营全体同志记功,并再三叮嘱:“你们打得好啊!整个部队都很兴奋,大家战斗信心更足了。希望你们继续发扬火力,消灭一切渡江障碍。”

天逐渐黑下来,突击部队的勇士们扛着军、师、团授给他们的大红旗,迎着微风登上泊在湖边船上,随后,大小船只全部冲出水沟,沿着长江北岸堤一字排开。江风紧吹,江水滔滔,船桅如林,群帆如画,十分壮观。

19时30分,突击部队全都到达华阳镇进攻出发地位,炮兵开始压制射击。

23时,天上的雨下得越来越大,四十四师的突击部队利用有利的天气变化,第一梯队数百只大小船只,象一只只离弦的箭,一齐向江南岸出发。

一三○团第二营,由“江字号”进攻出发地直指灯塔以西,第二营由长沙口直出灯塔以东;第一三一团第一营向土矶摊前进。此时,数百条战船,漫天盖地的向江心疾驶。各级指挥员的灯,红红绿绿,在船尾闪闪发光,好象夜空的群星闪耀。

当突击队驶到江心时,敌人阵地上接连飞起几颗照明弹,照得江面通明。

敌人发现了突击队,接着就射来猛烈的炮火,掀起冲天的水柱。有的战船中弹引起大火,有的船被打沉了,落水的同志不等救护船赶来,就拿着武器奋力向南岸游去。这时,突击船对敌展开猛烈的还击,我们的强大炮火也开始了摧毁性的压制射击。此时整个江面硝烟弥漫,不计其数的大小战船喷吐着火舌,在此起彼伏的水柱中飞速疾进。在激烈的炮火声中,江面上响起一片壮烈的口号声。大家高喊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到达对岸就是胜利!”“真英雄真好汉,就在长江南岸见!”喊声震天,相互鼓舞彼此声援。

一营三连指导员高声喊道:“咱们是模范连,从来没有落过后,大家要争取更大的荣誉,真英雄好汉快把船开快!”

指导员的喊声未落,突然这条船的老船工王彦先腿部中弹,倒在舵旁,战船陡然调转方向。指导员连忙伸手抓住船舵。卫生员急忙挤过来给王老汉包扎。战士张国正把挂在胸前的冲锋枪往背后一推,从指导员手中抓过船舵,大声向全船的同志们喊道:“我保证咱们这只船掉不了队,走不错方向。保证第一个靠到南岸,就是负了伤,也要保证完成任务!光说不算,江南检查!”

这时,受伤的王彦先老大爷却颤巍巍地挣扎着站了起来,要张国正把舵交给他。敌人的枪弹打得江水飞溅,大家都劝王大爷赶快坐下。他却又抄起一只桨,插到右舷划起来。右翼侧射的火力很猛,船帮上不断飞起碎木片。

指导员抓起一条湿棉被披在老大爷的身上。这时没有任何人下命令,船头上的战士唰地一下子都站了起来,为老船工遮挡密集的子弹,突然一道闪光,船身猛烈一颤,船上的桅杆被拦腰打断了。桅杆连同风帆,一下子倒进浪滔汹涌的江水里。而另一头的绳索却还系在船上,江水从左舷涌进来。张国正机警地把住舵,船身才算平稳下来,但船舱里已进了半槽水,船头用沙袋垒的机枪工事也滑进江里去了。老船工王彦先,叫拿斧子赶快砍断绳子,船身才算又平稳下来。

船已失掉帆,便不能控制方向。指导员和战士们都万分着急。纷纷拿起木棍、铁锹、洋镐、木板以及所有可以划水的东西,用来划水拨船,船继续向前疾驶着。

对岸突然出现一股火舌,火油随着碰撞翻滚的波浪,燃起一尺多高的黑红色的火焰。两三分钟工夫,方圆四五十米的江面上,变成一片通红,堵住了战船的水路。指导员焦急地注视着对岸,观察到敌人的火焰喷射器,是在靠滩头的那个地堡里,左右都有机枪阵地,后边还有一挺机关炮在不停地射击。指导反命令船上的轻重机枪、特等射手一齐向火焰喷射器手还击。恰好,这时我们的大炮也朝这个方向打来,友邻各船的火力也向这里压来。但是残留的火焰仍在燃烧,船身一接近,就烤得人们脸上发痛。

船上的战士一个个英勇无比。机枪班的战士们端着枪站在船头扫射,所有的伤员都在坚持战斗。

张国正此时也负了重伤,他一面用负了伤的左臂把舵柄紧紧夹在腋下,吃力地支撑着;一面用右手拿着挂在脖子上的汤姆枪射击。

对岸的敌人已经注意到了这只突出在前面的船。附近四个地堡和红土堆两个地堡的八挺重机枪构成交叉火力网,密集的子弹一齐向这条船”盖”来,船被打漏了。战士们赶紧拿麻袋堵,用油泥塞。战士们全力摇橹,眼看滩头在望。

这时,指导员大声命令:“四班,准备登陆!六班,准备好手榴弹!配合火力队掩护!”

老船工王彦先把长褂往腰里一塞,站立起来,和张国正一起调整船头。

突然,一个沉甸甸的东西落到了船板上,指导员一看,是个美式手榴弹,伸手抓住又把它仍回了岸上。

距离岸上只有三十几米了,船身忽然一震,搁浅了。二排长见状大声喊道:“水手下水拉船!”随后纵身先跳进了江水里。他露出半截身子,一面端着卡宾枪射击,一面大声喊道:“指导员,红旗!”

指导员听见喊声,立即把红旗交给四班长高玉声说:“快下!江南、江北的人民都在看着我们呢!”

四班长接过红旗,大声向指导员保证:“请指导员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说完,右手抓着一束手榴弹,左手举着红旗,转身跃进江中。四班的战士也一个个跟着跳入江中。指导员指挥着六班和轻重机枪掩护,战士们在齐腰深的水里艰难地前进着。

忽然有人一头栽倒在指导员的身上。原来是张国正,鲜血从他的右臂上缠着的绑带里渗出来,军衣的前胸全烂了。

张国正望着指导员说:“我完成任务了吗?”

渡江前夕,张国正向党支部交出了入党申请书,决心在战斗中接受考验。

并且在突击队员的提名录上,写下英雄的壮语:“我要完成党交给我的一切任务,打过长江去!我只有一个要求,完成任务牺牲后,在支部大会上批准我入党,在全连军人大会上宣布我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指导员说:

“你完成任务了,放心吧!”张国正听罢,拼力喊了一声,“同志们!上啊……”

便闭上了眼睛。

江边的枪声和喊杀声交织着,指导员领着六班和机枪班,跟着四班,涉过一片稀烂的泥浆,迅速登上南岸,冒着枪林弹雨,直向敌军的心脏冲杀过去。

第六连的任务是攻占灯塔。这个连的突击队是38名勇士,分成三个突击班。第二班爆破占领滩头阵地,第三班迂回灯塔小路,第一班插入敌人纵深。

六连的船刚到江心,敌人的炮弹打了过来,许多战土被打伤,站在船尾的舵手也负了伤。

连长这时一边亲自掌着舵,一边向战士们喊道:“胜利就在今晚,只有前进,没有后退!”正在摇橹的战士史国荣应声喊道:“渡江立功,参加中国共产党!”“我要第一个登陆,第一个爆破地堡,第一个上灯塔!”

这时,又有一颗炮弹在船尾爆炸了,通讯员和司号员负了伤,连长罗金印的头部,被弹片划开了二指长的口子,血从头上流到面颊、颈上,袄领上被血浸湿了一片,但他仍然高高地站着,紧握着舵,指挥着航向。

二班副高玉生也挂了彩,他顾不得伤痛,高喊着,和战士史国荣等六七个人一起,紧紧抓住两只橹,拼着全身的力气使劲摇。战士们拿着木板,划水,有的用钢盔划水以增加船的速度。

敌人又向空中发射了四五颗照明弹,空中一片通红,战船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敌人的枪炮一齐向他们射来,子弹打在船头的铁锚上直冒火星。

一颗炮弹落进中舱,第三班七个人伤亡了六个,船在水中直打转。敌人的猛烈扫射,穿透了船板;紧接着又一颗炮弹落进后舱,第二班的班长和三个组长都挂了彩,只有三个新战士没有负伤。

敌人的弹流如雨,江水不住地从洞穿的船板舱里往里灌,情况十分危急。

连长罗金印血流满面,仍然镇定地站在船尾掌舵,坚决命令:“发扬硬骨头精神,加快速度靠岸。”全船25个伤员,轻伤的自己包扎住伤口,再替重伤的包扎起来,没有一个喊痛,没有一个人惊慌。

第一班长李长泰见二班伤亡大,请求代替二班担负爆破任务。忍着伤痛,正在摇橹的二班副高玉生抢先说道:“不,那怕只剩下我一个人,一颗炸弹,也要完成任务,死也要死在灯塔上!”双腿受了重伤的二班班长王顺咬着牙,一个字一个字从嘴唇里迸出一句话:“一步……一步爬,也要……爬到灯塔。”

船从灯塔右面靠岸,正对着敌人的火力点。雨更大,天更黑,敌人集中人力封锁渡口,六、七处地堡里冒着红火,子弹在指战员的身边乱窜。

船终于靠岸了,二班副高玉生第一个跳上岸,打了一颗手榴弹,直扑到敌人的哨棚里。二班战士潘福兴、苏臣、宋天学跟上去,顺着敌人的枪眼塞进去两个炸药包,大地堡被炸得飞向了空中,敌人吓得顺着交通沟逃跑。跟着又扫过去一阵机枪,在集团工事里的敌人,死的死,逃的逃。一班长李长泰,右胳膊被打断了,左手拿着手榴弹,大背枪,身影在火光中一闪,也冲了上去。当他向灯塔冲去时,连长罗金印率领史国荣等战士,已经把胜利的红旗插到了灯塔上。

在六连突击船上的勇士们争先恐后登陆的时候,五连三排的突击船正开到离岸30米处。对面是两个敌人的大地堡,机枪的弹雨迎头泻过来。七班副邢松山奋不顾身地扑进江中,战士周庆兴紧跟着也跳下了船。两人迅速涉水到江岸,岸边滑溜站不住脚,邢松山连爬三次都跌了下来。周庆兴着了急。

拿不下当面两个大地堡,后续部队就很难靠岸。他连忙攀着荒草爬到敌人交通壕跟前,雨大泥滑,他一下子跌进了敌人的工事里。他还没来得及爬起来,四个敌人冲出地堡扑上来,头一个敌人按住他,在地上扭成一团。周庆兴抱着同敌人“同归于尽的决心”,毫不犹豫地拉断了手雷和的导火线,朝着旁边的三个敌人甩过去。“轰”的一声,三个敌人被炸飞了,剩下的这个敌人从地上爬起来就跑,周庆兴又扔了一个手榴弹,立即跟着追了出去。

七班副已经带着突击战士赶了上来,他们冒着大雨冲击,与第二排突击队拿下灯塔右面敌人的一串碉堡,和山顶上的大碉堡。

五连一排长崔元德,带领部队与主力失去联系,单独由香口东500米处登陆,穿过敌人的火力网,插入敌人纵深,坚决勇敢地攻上香山,威胁敌人的侧背,积极协助第十连抢占了香山与黄山鞍部敌炮兵阵地,打乱了敌人的防御体系。

第七连一排长王世英,渡江前己病了好久,半边脸肿着,又患重感冒,腿上还长着疮,虽已三天多没吃饭,仍然坚决要求率领突击队渡江。

战船离开江岸后,船头摆有两挺机关枪,王世英站在中间,一面指挥船只前进,一面高呼口号鼓励大家。当船到达距离南岸10多米时,船碰上石头被搁浅。对岸三个地堡里的机枪构成交叉火力,一齐对着船猛烈扫射,几个同志接连负了伤。情况十分危急。船在这里稍一停顿,就会造成很大伤亡。

王世英虽然带着病,又不会游泳,但他拿起绳子往腰里一捆,勇敢跃入水中。

大家关切地喊着他,他却头也不回,猛扑向前,把船猛拖到江边。王世英又急忙爬上岸,双手紧抱住一块大石头,高声喊道:“大家赶快冲上岸!”突击第一组迅速下了船,把正面大地堡的敌人消灭了。他又架起跳板,其他突击组相继冲上了岸,消灭了左右两面的大地堡。

四十四师另一个模范连一三一团的第三连,临出动前,连长周九景仍然不放心,又把班长以上干部召集在一起,一个一个地问道:“准备好了没有?

任务弄清了没有?”“负伤也要上到江南岸,坚决完成任务!”

三连分乘三条战船,一、二排的船,并排走在前头,三排在后面成梯形。

周九景连长坐在船头,凝视着江中的一条黑线,黑线正中有一个最高点,就是南岸的黄山头。战士们奋力划着。

船刚到江心,就被敌人发觉了,炮弹打过来,空中亮起照明弹,紧跟而来的是敌人的重炮轰鸣。我军的数十门大炮立即回击,炮弹怒吼着从头顶飞到对岸,敌人的滩头阵地霎时就被硝烟吞没了。船工倒下了,战士们接过来;头一个负伤了,第二个又跑到船头上。机枪连二班三只桨都被打折了,战士们用铁锹拨水。船被打漏了,战士们就把屁股坐到漏洞上,船开到离岸不到50米的地方,一颗炮弹正落在船头上,江水翻起一阵浪花,船被冲回江中。敌人地堡里的火力也喷射过来,炸弹和枪弹不停地在船前船后爆炸。

四班的船共有突击队员18个和两个船工,有17个负了伤。江水不断向船里流,机枪也出了故障。班长杨德道沉着地鼓舞着大家:“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他用汤姆式枪掩护着负伤的张玉富掏水,其余负伤的同志一齐摇着桨。一发炮弹又把船尾炸碎了,杨德道也负了伤,船里灌满了水,眼看着就要沉没。岸上的敌人看见了,喊叫着要他们缴枪。杨德道愤怒地端起枪射击,跳下水去,手也扒,脚也蹬,奋力泅上岸,还救出赵成章、赵连芝两个重伤员。五班、二班的突击队也飞快地登上了岸。二班机枪手王天才端着机枪扫射着冲锋。五班长王玉魁的重机枪封锁住右翼的大地堡。连长周九景一连扔了三颗手榴弹,都在地堡跟前爆炸了。敌人四处逃命,战士们迅速控制了滩头阵地。

经过30分钟紧张激烈的战斗,突击部队的大部船只于21日23时50分前靠了岸。炮兵部队适时地支援部队冲击,并拦阻敌第二梯队反冲击,保证了步兵顺利登陆。象潮水般登上南岸的突击队,宛如无数支锋利的尖刀,四面八方一齐楔入敌人的纵深。敌人被割裂了,没命的溃逃。在交通壕里,在山岗上,敌人遗弃的尸体、步枪、军服、大米,还有穿不及的棉裤,带不走的文件,扔得到处都是。各个突击队从不同的方向同心合击,迅速占领了香山、黄山滩头阵地。把“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红旗,插到了山顶上。

按照兵团首长的预定作战方案,第十二军为右纵队,在八保洲强渡,其突击师首先攻占彭泽、马垱间沿江登陆场,控制彭泽东北高地;四十一师(归十二军指挥)附山炮、战防炮一部,控制三号洲,阻击九江敌舰东援。

八保洲、小孤山守敌系敌六十八军一一九师、一四三师各一部。敌一四三师一个营及望江县保安团据守江心八保洲,以一一九师一个加强排防守小孤山。在八保洲及沿江南岸山麓,敌人筑有交通壕及地碉防御体系,马垱是敌舰停泊点。敌在兵力不足情况下,以浅近纵深的一线配置,企图依托长江天堑,以南岸低层阵地与各制高点和机动舰艇构成拦阻线,封锁江面,阻我渡江。

战役开始前,十三军突击队的100多条船,大部分掩蔽在龙湖和内河里,距起渡点600多米,中间隔着高大宽阔的江堤。一○九团三营挖开了一条长达600多米、宽五米、深四米的引河。为防止敌人发觉,暂未将江堤劈开,只是在下面挖了一个拱形大洞。直到20日夜间,才劈开江堤,挖通引河,将100多只木船拖进江水,在突击营的起渡点杨家墩一字儿排开。副军长陈康、三十七师副师长赵华青,最后视察了炮兵阵地、渡江船只、起渡地区和突击营的准备工作,赵华青给突击队员作了临战动员。

21日凌晨1时,月色朦胧,江水汹涌,突击队员们个个英姿焕发地蹲在战船上。每只船上都有一个指挥员、一挺机关枪、两个机枪手、三个水手和船工,十几个战士。突击营长刘泽先、教导员陈占楼、副营长黎云龙、副教导员王吉友,各自站在自己的指挥船上。与此同时,在一○九团的炮兵阵地上,由20门山炮、八二迫击炮和12挺重机枪组成火力队,分别瞄准了敌人滩头阵地上的五个土木结构的地堡等射击目标。顾永武把指挥全团的重担交给赵华青,自己带着几个随行人员乘一只木船,参加到一营的突击船队中。

1时40分,一声令下,突击船队齐向八宝洲敌滩头阵地冲去。船队在距敌滩头300米时,被敌发觉,立时炮弹和机枪子弹向突击船队射来。同时,北岸的我军山炮、迫击迫和重机枪,也一股脑儿洒向敌人阵地,第一排齐射的炮弹,准确地摧毁了突出在敌滩头阵地前沿的一个大地堡。紧接着又一个齐射,打塌了两个土木结构的敌碉堡,将守敌埋在了地碉里。齐头并进的二、三连的船头上,数十挺机枪也同时向敌阵地猛烈扫射。顿时,敌人滩头阵地上的主要火力点,几乎全部被我军的火力消灭或被封锁。只剩下两个隐蔽的地堡、几个单人掩体和一段不到60公尺长的战壕仍在进行抵抗。

顾永武坐的指挥船,紧跟在二、三连的船队之后。风帆下,只见滔滔江水之中,船桅如林,飞弹似雨。八号船的舵手负了伤,水手张志有,立即把舵柄握年,一只手掌舵,另一只手拼命地摇桨。

敌我火力交织,在敌人滩头阵地的江面上、一片火海,火光把江水、人面、江岸都映得通红。

冲过1200米宽的江面,突击队仅用了15分钟。两颗红色信号弹在八宝洲上空升起。

第一批登上敌人八宝洲阵地的突击队员,是二连连长张宝珍、指导员赵小祥带领的二、三排。二连登岸后,遭到敌人隐蔽火力的扫射,几个战士牺牲了,两名班长负了伤。但他们不顾一切的猛打猛冲,迅速消灭了顽抗之敌,抓了20多个俘虏。三连三排的突击队员进展比较顺利,由于前面的敌人火力已被我炮火消灭,所以他们一上岸后,仅在登陆点留下几个战士掩护后续部队登陆,其他大部则越过己被摧毁的敌人地堡,越过沙滩,涉过一段杂草丛生的沼泽地,直向敌人的纵深扑去。

凌晨2时,一连连长张合芝率领的突击队员也登上了岸。九班长曹福琴扑到一个敌人的重机枪地堡前,把手榴弹塞进去,地堡里的敌射手和弹药手立即上了西天。六班长王有顺,冲进右侧敌人的另一个重机枪地堡,抓住了滚烫的机枪筒,同敌人扭打起来,最后把敌人消灭。

在第一突击营攻占八宝洲敌人主阵地的同时,突击二营和突击三营,从左、右两侧迅速前进,消灭残敌。第二营向复往洲右前方的张升洲方向发展。

七连连长秦三须、指导员王庆和率领战士们搜索前进,先后捕获了30多个溃散的敌兵,敌人的望江保安团早已逃之夭夭。第三突击营在营长郭学文、教导员张云成率领下,很快地推进到鳞字号洲上去。五连副连长李安锁带领二排的突击队,率先登上这个小洲,在一道弯弯曲曲的堑壕前,遇到一群抵抗的顽敌。战斗英雄王引生带头冲上去,连扔了三个手榴弹,后面的几个战士扑进敌堑壕,活捉了一个副连长和40多敌兵。至此,八宝洲敌阵地全部被一○九团占领。

八宝洲之战,一○九团出色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第四兵团党委授予了“渡江杀敌第一功”的锦旗。

西自香山,东至矛林洲,婉蜒20里的江岸上,杀声震天,硝烟弥漫。到处是炸药包突破的废墟,到处飞起各色的信号弹,到处吹响胜利的号角,到处传出胜利的欢笑。几百只战船,数千名勇士,战胜了困难,越过天险,打破了神话,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第二野战军渡江那天,刘司令员一夜未眠。在作战室里,他不停地命令参谋们了解部队的进展情况,计算航次、航速和过渡兵力。当第一航次报告成功时,他立即要求部队按预定方案行动,下令“一达南岸,首先是以足够的兵力横扫敌人,扩大突破地段,支援友邻登陆,贯穿敌人纵深,截敌退路兜击之。”

部队根据刘司令员的命令,一面分兵横扫沿江之敌,一面以主力向敌纵深挺进。后续部队则源源过江登岸,加入了对敌人的连续攻击。

4月21日晚20时,第二野战军已渡过了16个团,控制了宽200余里、纵深10至20里的登陆场。到23日,二野主力全部渡过长江。二野和三野在千里江面上同时平行横渡,使敌人防不胜防。数处突破,全线震撼。汤恩伯眼看江防军一触即溃,有在沿江被分割围歼的危险,乃于22日下午下令总退却。芜湖以西部队向浙赣撤退,芜湖以东部队分别向上海、杭州两个方向撤退。

从22日晚起,二野当面之敌刘汝明部的三个军,纷纷从殷家汇、东流和彭泽向祁门、石埭(今石台)溃逃。安庆守敌一七四师也弃城渡江南逃,随即被歼于吴田铺地区。解放军乘胜进占青阳、高垤、至德(今东至)一线马垱要塞,迅速肃清了据守江沿的残敌。与此同时,三野连克江阴、无锡、常州、芜湖等城市,23日,解放了国民党盘踞22年之久的南京。至此,敌人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完全崩溃。百万大军顺利地完成了渡江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

李宗仁从少年习武开始,戎马数十载,转战多半个中国,护法立战功,统一广西,北代显神威,尤其是台儿庄大捷,更使他扬名中外。但他和共产党打仗,却显得力不从心。千里长江防线,号称天堑隔阻,但一夜之间全线崩溃。当然,这也实在难以怪他。

蒋介石被迫“下野”,关于江防的计划也带回了溪口。

1月25日,蒋介石把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心腹军事将领秘召溪口,召开“轻型”军事会议,根据蒋介石“下野”、李代总统上任的新的形势变化,制定具体的江防部署。

经过儿个人研究,最后决定:长江防线分为两大战区,以湖口为界线,湖口以东归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其兵力有75个师,45万人。湖口以西归白崇禧指挥,其兵力有40个师,约25万人。这25万人当中,部分是蒋系,大部是桂系。会后,蒋介石专门派人把湖口以西的决定,送交白崇禧执行。但把湖口以东的作战部署,秘不示人,尤其对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保密。

蒋介石的京沪作战方针意图很明显,就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相呼应,待机进行反攻。

蒋介石把李宗仁当猴耍,让共军消灭白崇禧,使代总统作丧失京城的罪人。李宗仁一上台,一方面积极准备和共军和谈,以求不动刀枪而保住南中国半壁江山;一方面积极进行长江布防。岂知,这边李宗仁让国防部拨款修建南京的防御工事,那边汤恩伯却正在秘密地拆运江宁要塞的大炮,运往上海。

汤恩伯按照蒋的指示,制定了如下长江防御指导要领:

一、敌如由镇江南京段正面渡江时,应以机动部队突击歼灭之;如不奏效,第一绥靖区部队,由镇江沿江公路逐次抵抗,退至上海。以海空军全力协助地面部队,确保淞沪。

二、敌如由皖南渡江时,第七绥靖区、第八兵团(原第四绥靖区)部队应独立作战,以机动部队反击之;如不奏效,应适时退出皖南,确保浙赣线。首都以东部队,应确保长江、钱塘江三角地带,不得已时退守淞沪。

三、敌如只从正面渡江时,各部队应根据上述两项布置,指导作战。

四、淞沪地带,以狮子林、杨林、大场、真如、浦淞、梅童、华泾为第一防线;吴淞庙、电力造币厂、周家桥、漕河源、黩山公司为第二防线;张华泾车站、西越家滨、庙行、江湾、国嘉路、相家桥、虬江口为核心防线。

五、加强三江营、瓜州、十二墟、棕阳等地之阻塞。

对于蒋介石的长江布防方案,国民党中,凡不足装糊涂的都会明白的。

国防部作战厅厅长蔡文治,在一次国防作战会议上,因对此计划不满,和汤恩伯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是汤恩伯一语重千钧,使蔡文治听了连大气都没敢再出。当时,汤恩伯满脸怒气,嘶吼道:“我只知道服从总裁的命令,你再敢多言,我枪毙了你!”

整个长江防线,共115个师70万人,在湖口以东,兵力稍强,平均每华里300人。在湖口以西,每华里不足100人。国民党赖以生存的长江防线竟如此空虚,就是诸葛亮再世,恐怕也无计可施。

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前,江南敌军人心涣散,厌战情绪严重,对和谈抱有希望,从将军到士兵,备战废弛,昼夜寻欢作乐,解放军还没有开始打,都已作好了逃的准备,这样的军队焉有不败之理?

当渡江战役开始后,李宗仁赶紧给白崇禧打电话,商量对策。白崇禧向李宗仁献策道:“眼下,南京是守不住了,上海方向我们不能去。我的意见,为了保全两广和大西南,必须放弃京、沪两地,把汤恩伯的主力迅速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部队成为犄角之势,固守湘、赣、闽,防止共军侵入两广及西南。以宋希濂部布防于宜昌、沙市一带,以固川东北线。国民政府即于近日内迁往广州,争取美援,征兵征粮,实施总体战,只要有两广和大西南,我们反共复国就大有希望。”

李宗仁对白崇禧的意见深表赞赏,但又担心蒋介石从中作梗,使计划难以实现。

白崇禧又对李宗仁说:“和他摊牌!一国三公,什么事都办不成,李秀成写了‘天朝十误’,我们有二十误、三十误!今后局势,老蒋再不放手让我们干,则断无挽回的余地。你应乘此机会,向老蒋明白提出,他或你,只能择一人负责领导政府,以期统一事权。总之,这个家,只能由一个人来当,不是他就是你,不是你就是他!”

李宗仁觉得,白崇禧的话虽难听,但也指到了他的疼处。即使是个代总统,当时也够窝囊,自己确实太软弱了,既然老蒋下了野,就应当逼他把人事权、指挥权和财权全部交出来,不然,自己不但当傀儡,而且还要替老蒋担当误国的罪名。

经白崇禧这么一鼓捣,李宗仁长了精神,以少有的口气对白说道:“我不能做林子超,要干就干,不干就不干。明天,我们一起去找蒋摊牌!”

4月22日清晨,在隆隆炮声中,李宗仁、白崇禧一同飞抵杭州,和蒋介石摊牌。

此时,蒋介石住在杭州宽桥航校。

这是蒋介石自1月21日下野以来和李宗仁的第一次会面。李宗仁还没到蒋介石的住处,蒋已在住处门口欢迎客人了。

两人虽仅隔三个月没见面,但都觉得对方在三个月里变化很大。老蒋脸上颧骨,比任何时候都显得突出;李宗仁那平素饱满的国字脸,现在瘦得棱角分明。

从南京和李宗仁一同来杭州的,除了白崇禧之外,还有何应钦、张群、吴忠信等人。

当李宗仁一行来到会客厅以后,蒋介石与大家稍事寒暄,就领着李宗仁来到会客厅旁边的一间小房间里,闭门秘谈。

李宗仁牢记他是和蒋介石摊牌的,因此,来到小屋,一坐下来就说道:

“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破裂,共军大举渡江,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有何见教?”

“德邻兄,”蒋介石诚挚地笑着说,“南京失守,我以为没关系的,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你要继续领导下去,不必灰心,我支持你的。”

蒋介石很清楚,现在局势一片混乱,上海命运难卜,台湾尚未部置好,上海的金银财宝还正在抢运,现在他还得在幕后观风向,等机会,李宗仁的这块招牌还不能丢。

“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我是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得了呢?我看,我还是辞职的好,以谢国人!”

“德邻兄,你千万不能这样想。现在谁也代替不了你。时局已到了这种地步,你继续领导下去才有希望,我支持你到底!支持你到底!”蒋介石说话时,态度是极恳切的,看不出有半点的虚情假意。

“在军事上,目前应以确保两广和大西南为主,汤恩伯部应放弃上海,向浙西和赣东转移,与白健生的华中部队成犄角之势,防守浙、赣、闽一带,阻止共军西犯。”

“关于军事指挥权,皆在敬之的国防部,你完全可以要敬之下命令,按照你的意图部署,我绝不会过问。”开空头支票比谁都慷慨,说归说,做归做,蒋介石深谙此种游戏的玩法。

“顾墨三的总参谋部与何敬之的国防部今后是什么关系呢?”李宗仁对蒋的慷慨许诺,并不放心,因为老蒋一向都是通过总参谋部直接指挥军队的。

“这个吗!”蒋介石心里很清楚此时的李宗仁想要什么,不论你要什么我都答应给,至于能否拿到手里,那只有鬼才知晓。蒋介石想了想说道:“何敬之是国防部长,我看由他统一陆海空的指挥权,今后,参谋总长直接向国防部负责。”

只要你老蒋不插手军事,我李宗仁就指挥得了何应钦,也就指挥得了军队。李宗仁忽然觉得老蒋并不是那么难讲话,问题是以前自己太软弱,想到这里,李宗仁又想到了钱,说道:

“现在军费开支很大,金圆券暴跌,能否从台湾运出部分银元供军政开支用?”

“好的,好的,需要多少,尽管派人到台湾去取就是,这是国家的钱,代总统有权支配。”蒋介石的态度诚挚万分,李宗仁说什么他都答应。到了这个份上,李宗仁还能再说些什么呢?即使有些早就想好了的话,此时也开不了口啦,这就是李宗仁。

白崇禧一直坐在会客厅里,与何应钦、吴忠信等人漫无边际的闲聊。李宗仁摊牌的结果如何,他不得而知。

那间小门终于开了,蒋介石和李宗仁一前一后走了出来,白崇禧从他俩的脸上望去,顿时感到一惊:他俩脸上似乎都有一种满意的微笑,这是妥协的结果,而决不是摊牌所能有的表情。如果这样,两广和大西南就没有指望喽!白崇禧不由得轻轻地叹了一声。

白崇禧先于李宗仁辞别蒋介石飞离杭州,赶往汉口指挥军事。李宗仁飞回南京时,已是傍晚时分。飞机在明故宫机场着陆后,便听到一阵密集的机枪扫射声和炮击声,激烈的战斗正在首都郊外进行。街上行人绝迹,店铺关门闭户,满目凄凉。本来,在宽桥航校返航时,何应钦曾劝李宗仁同他一道飞往上海,明日转飞广州。因政府阁员已用10架巨型运输机全部运送到了上海,南京除卫戍部队外,政府机构已全部撤离。按理李代总统也无再返回南京的必要了。但是,李宗仁对何应钦道:

“我应该回南京去看看,我担心在撤退中会发生抢劫的事件,我如不在场坐镇,那就更对不起人民了。”

李宗仁回到南京,赶紧给设在孝陵卫的汤恩伯司令部挂了个电话,询问部队的情况。汤恩伯这时正集中200辆卡车,准备逃往上海,想不到在南京即将城破之时,李宗仁突然又飞了回来。汤恩伯向李宗仁报告:

“报告李代总统,恩伯已于今日下午4时发出全线撤退的命令。江阴要塞以东的第二十一军,第一二三军,沿铁路及公路径向上海撤退。江阴以西的第五十一军、第五十四军,经常州、溧阳、宜兴、吴兴、嘉兴,绕过太湖亦退住上海,第二十八军掩护南京部队撤退后,沿京杭国道向杭州撤退。”

随后,汤恩伯劝李宗仁赶快离开南京。

当日晚,李宗仁在南京坐镇。天黑以后,南京城外,大炮轰鸣,枪声不绝。李宗仁一夜辗转不眠。

用过早餐,李宗仁带随员驱车直奔明故宫机场,汤恩伯已在飞机场等候他。

“请问代总统,飞上海还是广州?”汤恩伯问道。

“广州。”李宗仁说完便登上座机。

“追云”号飞机升空后,在南京上空盘旋了两圈,李宗仁从飞机舷窗俯视,只见下关和浦口之间的茫茫江面上,浪花飞溅,炮火如织,舟楫如林,共军正蜂拥过江,……这时,不禁使李宗仁想起“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的词来,悲凄地轻声喃喃:“南京,永别了!”

飞机飞行一个小时后,李宗仁突然命令机师:“改变航向,飞桂林!”

“追云”号改变飞往广州的航程,直往桂林飞去。

4月24日上午,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从浦口渡江,在夹道人群的欢呼声中开进南京城。

码头的里里外外拥满了欢迎的人群,夹道欢呼着:“欢迎解放军解放南京!”

“解放军同志辛苦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庄严整齐的解放军队伍,沿着中山马路阔步行进。南京换了人间,昔日“总统府”的门楼上的青天白日旗被扯下,换上了鲜艳的红旗。这儿曾是蒋介石卖国求荣、祸国殃民的罪恶策源地。接收的解放军踏进这个大门,满目是朱红油漆的柱子和华丽的长廊,俨然是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宫。地上、走廊上,碎纸乱飞,一片狼藉。走进最里头一座房子,便看见蒋介石“宝座”。

写字台的日历,翻开到4月23日”。这就是蒋家王朝的末日!陈毅于27日早饭后乘车离开了瑶岗,晚间到达浦口,三野侦察参谋己从下关带着发电厂的小火轮前来迎接。他们在中山码头登上了岸,登上包租的一辆公共汽车,直至长江路的“总统府”。

本来预定,刘伯承率二野机关在4月26日到达南京,但因风雨所阻,到29日才到达南京。由于临行仓促,事先来不及与警备部队取得联系,过江后,只好包租了一辆公共汽车乘坐。等到刘伯承上了车子,警卫员才突然想起:

偌大一个南京城,车子该往那里开呢?于是前来请示刘伯承。刘伯承一听呵呵大笑,说:“到了家门口,反倒找不着家了!”略一沉思,果断地说:“叫司机直开‘总统府’,到了那里就好办了。”果然一到伪总统府,很快就和警备队联系上了。陈毅闻讯,立即坐车赶来。

1949年4月26日,南京军管会成立。4月29日,刘伯承、宋任穷就任南京军管会正副主任,刘伯承兼任南京市市长,到职视事。

邓小平是4月27日进入南京的。这天,从中山码头走来两名军人,其中一个中年军人个子不高,步履轻捷,腰板挺直,走起路来透出八面威仪,这就是邓小平。身后的小战士是他的警卫员。他们叫了一辆黄包车,却谁也没坐。邓小平显得轻松愉快,和车夫亲切地边走边谈。没有人想到,渡江战役的指挥者邓小平,与一个黄包车车夫几乎并着肩进了南京城。

共产党为什么能把中国人的心磁石般的吸引过来?与黄包车夫一起徒步走进南京的邓小平用行动作了最好的回答。

4月28日,香山,双清别墅。

绿荫环抱的庭院清幽静谧,双清泉水瀑瀑流动,泛出朝阳的金辉。

这几天,毛泽东一反渡江战役前那种紧张焦的的心情,吃得好,睡得好,习字吟诗,精神欢悦。

用完早餐之后,毛泽东来到凉亭小憩。

这时秘书兴冲冲地走来,递给他一张号外,说:“主席,南京解放的捷报出来了!”

“噢,这样快!”

毛泽东左手拿着报角,有手轻抚膝部,嘴里念着喃喃出声。报纸在晨风中垂下一角,“南京解放”的大字标题赫然在目,恰好被摄影记者萧冰看见,“咔嚓”一声摄入镜头,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瞬间。

“南京解放”的捷报犹如诗情的催比剂,看完号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在毛泽东脑海里也定稿了: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六、千里追击

江南追敌,刘伯承下达六字令:猛打、猛冲、猛追!胖子俘虏承认:我就是一一九师师长张勋亭。苦得很哪!我的马没有跑过你们的两条腿!蒋介石要亲眼看看解放军是怎样攻下奉化的。5月16日,溪口白岩山深处哭声震天。

白崇禧带着大胆计划回到桂林。阎锡山写完纪要,觉得已被蒋介石打得鼻青脸肿。

蒋军长江防线一击即破,这完全在刘伯承的意料之中,但蒋军演逃之快,似乎超出了原来的预想。他判断:战局急转直下,但敌人仍有继续组织顽抗的可能。敌军成建制地向南狂奔,很可能想利用钱塘江、沪杭公路和浙赣路,以皖浙山区为依托,构成新的防线。目前京沪铁路、京杭公路已被三野切断,浙赣铁路和徽杭公路就成了敌人退却的唯一通道。想到这里,刘司令员叫作战参谋给总前委发报。他边沉思边说:

“根据敌人在江防被突破演变为混乱的趋势,黄山、鄱阳间的交通、粮食状况和我军渡江后的态势,可决定不以主力与三野成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以全力直出贵溪、上饶、歙县,以指向浙赣路进贤至义乌之线,这样,既可以割断蒋桂两敌之联系,放松桂敌而以全力迂回蒋敌之侧背。”

总前委的邓小平、陈毅立即复电表示同意。于是,刘伯承命令陈赓取消四兵团接管南京的任务,改沿五兵团右侧出上饶东西地区,协同三、五兵团歼灭浙赣线上的敌人,并视情况向东发展,扩大预定的京沪杭战役的范围。

第三、第五兵团仍向原定目标歙县、衢县追击,协同三野钳击京沪杭地区之敌。他一再督促各兵团“排除困难,不怕疲劳,兼程前进,勿使敌逃脱。”

4月25日,十五军遵照野司的指示,从香隅板地区出发,作为四兵团的左纵队,向江西乐平、上饶方向进击。

暮春时节的江南大地,风景如画,但战士们顾不得欣赏沿途的风光,昼夜兼程。不管气候多变,不管道路崎岖,滚滚铁流直向敌人纵深冲击。所过之处,只见遍地狼藉,十室九空,蒋军奸淫掳掠的暴行更加激起了指战员的无比仇恨。

29日黄昏,十五军先头部队四十四师攻占乐平。30日,军主力部队进至乐平以北地区。

渡江战役的顺利发展和江南蒋军的狼狈溃逃,使指战员十分鼓舞,但由于形势急转直下,部队中产生一种大功告成的情绪,加上连续作战的极度疲劳,影响到预定战术思想的正确运用。刘伯承在部署渡江作战准备工作时,就预见到后一阶段的大纵深追击是一个新课题,曾明确规定部队在过江后的作战指导上,“主力应放胆向指定地点透入挺进,贯穿敌人纵深。截断退路而兜击之。”不可为途中残敌(或掩护队)所抑留。这些残敌,只能由后梯队派出一部兵力肃清或封锁之。”他还就火力部署和侦察指挥等问题作了如下指示:

“应有伴随炮兵与大量发扬飞雷与爆炸的威力”,“应向主要方向派出先遣支队。察明敌人纵深部署与我军前进道路之状况,最好以工兵带器材附与该支队,扫除地雷与修复道路。”

正如刘伯承所料,在追击初期,恰恰在这方面发生了问题。有的部队追上逃跑蒋军后,为敌少数掩护队所迷惑,拘泥于查情况,调火器以及摆开架子再打等老一套办法,结果贻误了战机,使其主力逃掉。

针对这些情况,刘伯承向各级指挥员重申了猛打、猛冲、猛追的方针,并强调指出:“敌人已成崩溃之势,在布成新防线之前,不可能进行有效之抵抗,追击越深入,敌人越惊慌,胜利也越有保障。这是我军作战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最根本的特点。为此,各部队应不顾一切疲劳,不为地形及天候所限制,不为辎重及小俘获所累,不为小股敌人所钳制,勇往直前,大胆迂回包围,务求抓住其主力而歼灭之。”

在战术上,刘伯承又具体提出了不应轻敌,加强机动,实行平行追击、跟踪追击和超越追击相结合,求得分遣与合围能运用自如,加强情报、通信工作和充分利用缴获的运输工具等一系列的要求,使各级指挥员及时改变了战术,大大加快了进军速度,扩大了追击战果。

5月2日,四十五师在漆工镇追上了敌一四三师。激战两小时,歼敌一部。为保持追击势头,军令该师以小股部队监视截留该部敌军,主力部队直奔上饶。

5月4日,敌一四三师余部窜至德兴县龙坑岭,双龙亭崇山峻岭当中,企图凭险苟延。十五军第二梯队四十三师奉命攻歼,一二七团八连连长刘子林率领突击队,经过激烈战斗,攻陷敌双龙亭要点,为部队打开了通道。然后部队将该处敌军包围,首先通过喊活,劝告他们投降。敌军欲战不能,欲退无路,遂大部缴械,一四三师被全歼,俘敌师长阎尚元以下2400人。5月3日,兵团首长根据新的形势,令十五军不再进击上饶,径取横峰地区,相机占领铅山。此时四十五师已临近上饶。为大量兜击歼敌,改以四十四师执行此任务。四十四师于5月4日疾行140里,奔袭铅山,歼敌交警第七、八总队1500余人。同时,四十五师攻占了横峰、上饶、葛源、广丰,并于上饶车站截击敌兵车一列,俘敌千余,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

至此,浙赣路为我截断。

千里追击。

第四兵团指定十三军为右纵队,从长江南岸彭泽马填、马路口地区出动,沿石门街、陈营街追歼逃敌,向太阳进击。

4月24日,十二军开始向南追击。25日拂晓,先头部队三十七帅,在石门街咬住逃敌六十八军的尾巴,斩歼一部。26日,又在童子渡追上逃敌尾部,再歼一部。

此时,军部获得消息:敌六十八军在景德镇稍事休息后,企图于28日经石镇街、万年向东乡逃窜,欲与白崇禧集团靠拢。军部令十二师加速前进,先敌出石镇截击该敌,遂歼敌六十八军直属队一部及联勤七分院等400余人。敌见此路不通,改循乐平、贵溪路线南逃。

29日晚,十三军追至关王庙、朱山桥一线,在朱山桥地区扭住逃敌六十八军一一九师,部队当夜冒雨出击。

30日,十三军某团三连进抵南江庄时,发现一股敌人,正由玉门山沿着公路逃跑。该连立即把三个排分成三路,勇猛冲上1000多米高的陡山,攀着树枝,爬下悬崖,直插敌群中间。第二排跑步前进,渡涉了深过胸部的水沟,敌人猝不及防,被压缩到了山凹里边,一齐举起手来,大喊“饶命”。部队从泥坑里拉出第一群俘虏时,其中一个胖子竞吓得哭了起来。在进行俘虏登记时,那个胖子开始说他是师部书记,负责登记的同志看他不像,就给他解释我军的俘虏政策,解除了他的顾虑。这个胖子才承认说:“我就是一一九师师长张勋亭。苦得很呀!由小孤山撤退下来,一直连夜奔跑。那天坐船过河,我把骑的马也扔了,最后还是给你们抓住了。”

桂系匪军一七四师师长吴中坚和他的残部,溃散在万年的万克园中。4月30日,被十三军二十七师咬住,大部被歼。战斗结束后,战士牛三保发现有三个敌人蹲在一个水潭子里发抖,一看见牛三保,就都举着双手爬了出来。

第八连连长李德瑞走来时,其中一人看到李的胸章和短枪,晓得他是“长官”,马上苦笑着说:“我叫李德彪,和你的姓名差一个字,咱俩是兄弟哩!”李德瑞问他们是什么官,他结结巴巴地说:“排……长。”

在押送他去俘虏营的路上,他叹息着说:“从安庆到现在,突了十几次围,还是被你们捉住了。”

当从一个俘虏群走过时,有两个穿便衣的俘虏,一看见他就惊讶地跳起来,马上向我方领队的指导员说:“报告长官,他就是师长!我们在安庆做生意时,被一七四师抓来挑行李,肩膀都压肿了。我们向这个师长要求释放,这家伙反而痛打了我们一顿。现在我们要揍他,请长官允许我们报仇!”说着他们俩卷起袖子,向这家伙跟前跑过来。

指导员进行劝阻,他们还都愤恨的说:“不行,非揍他不行!”随后,从那个俘虏的口袋搜出了一枚黑色角质图章,上面刻着四个隶书体字“吴中坚印”。这样一来,吴中坚便不敢再抵赖了。

十三军三十七师在5月3日解放贵溪。三十八师、三十九师主力穷追逃敌八十一师,合围弋阳。

5月3日拂晓,三十八师先头部队一一二团一举突入弋阳。此时,敌八十一师大部已退过信江南岸、并纵火焚烧江上浮桥,企图阻我追击。一一二团以疾风般的速度尾追敌后,冲过正在燃烧的浮桥。同时,我三十九师的先头部队也已抵达弋阳城南,对敌形成合围。敌六十八军副军长王振声、军参谋长社大中见逃窜无路,即率敌军一部向我投降,弋阳即告解放。随后,王振声等协助我军,乘坐汽车追回己越河逃窜的敌八十一师大部。此役敌投降官兵,有王振声、杜大中、八十一师师长葛开祥、副师长刘青浦等以下4000余人。此后,我三十九师一一五团又出浙赣进入福建,歼敌500余人。十四军担任第四兵团后卫,循十二军路线日夜兼程前进,直出东乡、鹰潭。

十四军先头部队四十师,于4月27日从至德下隅坡出发,向乐平、余江、鹰潭方向疾进。5月5日解放鹰潭重镇和东乡县城,敌人闻风逃走。此时,敌十八军所属七十五师、十八师,正在金溪、南城、临门地区设防抵抗。我四十师即于8日越过浙赣线,沿着鹰(潭)南(城)公路南下,部队排除万难,猛进穷追,三天两夜跃进了320余里,解放金溪、南城;沿途我军且战且走,歼灭敌七十五师一部。该敌的头子是胡琏,十八军已在淮海战役中被全歼,敌第十二兵团司令官兼十八军军长胡琏只身逃走。现在的敌军部队是刚刚重新征补起来的。因为他是头一年我军的手下败将,一路上闻风而逃,我军坐汽车都追不上。我军互相鼓励:“胜利全凭两条腿,脚板底下立功劳。”5月9日,在金溪以北青原桥地区发现敌情,先头部队兴奋得忘了疲劳和饥饿,一口气追了三个小时,行进了55里,以迅速勇猛的动作,扭住敌七十五师二二三团,在茅家岭地区歼灭敌人一个营。残敌南逃。我军解放金溪、南城后,敌向南丰逃去。

久受敌人残酷压迫的江南人民,怀着重见天日心情,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我军开到哪里,鞭炮放到哪里,哪里的人民就纵情地狂欢起来。

我军到达铅山河口镇以东10多里的江村时,截歼从上铙逃向铅山残匪的战斗正在附近村庄进行着。在枪炮声中,江村人民举起挺高的竹杆,杆头绑着大块的红布,下面悬着九串鞭炮,村里男女老幼簇拥着战士欢呼。他们指着杆上的红布说:“红布就是欢迎红军回家。”

我军开进河口镇大街时,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聚成人的海洋。成百成千的群众纵情欢呼,鞭炮不停地响了20多分钟。五里长的河口镇,完全沉浸在鞭炮硝烟浓雾的笼罩之中。

许多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在地方党的领导下,事先就准备好了粮食、柴草、鞋子等,迎接解放军渡江作战。部队追击敌军的道路上,群众不但热情地送茶烧饭欢迎我军,还积极帮助部队解决困难,修竣敌人破坏的桥梁,送情报,作向导,大大鼓舞了我军的战斗热情。

在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攻占浙赣线的上饶、贵溪、横峰的同时,第三兵团分别占领金华、衢县;由粟裕领导的渡江战役东路军和由谭震林率领的中路军于4月27日会师吴兴,将从浙赣线上撤下来的国民党五个军包围于郎溪、广德,经两天战斗,8万余入悉数被歼。5月3日,第三野战军的七兵团,占领杭州。自此,浙赣线800余里完全控制在解放军手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被分割开来,彼此不能相顾。

5月16日,三野七兵团二十一军兵分几路,向浙江南部挺进。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指日可下。

不知是何种心态所使,解放军的炮声隆隆可闻了,蒋介石却还在溪口没走。

是一种不服输的劲头?是硬撑脸面给部下看?还是自知一去永远难返而对故土恋恋不舍的情愫使然?可能是兼而有之吧!

几日来,尽管他用劲儿攥起那几月来越来越瘦弱的拳头说:“我要指挥反攻,我要看看他们怎佯攻下奉化?”但此时也只是一腔激愤。

他的大公子蒋经国,则要比他现实。败了就是败了,该走还是要走的,难道不走要当共军的俘虏不成?

共军的炮声越来越近,蒋经国耐不注了性子:“父亲,太康号前几天开到定海去了,俞局长和王世和的家眷都随军舰走了!”蒋经国最知道父亲的脾气,语气虽急,但仍没敢直言“走”的字眼,但含意很明显:这里除了我们家之外,再没有其他家眷了。

“共军过了嵊县了吗?”看来蒋介石心里一点也不糊涂,共军如还没过嵊县,那害什么怕,来得及的。

俞济时赶紧趋前一步说:“看情况共军已过嵊县,目标象是正向象山港挺进。”

有了俞济时的这句话,蒋介石就知道该做什么了。因为他现在离开溪口,空中和陆路都不安全,也不太可能。只有象山港水路一条道了。于是,蒋介石长叹一声,对蒋经国说道:“到你祖母坟前告别罢,你去把方良和孩子们也叫来。”

儿媳、孙子都来以后,蒋介石领着一同来到苍松环绕的蒋母墓前。

蒋介石刚一站在母亲墓前,就已经止不住老泪纵横。他撩起衣襟,颤巍巍长跪不起,倏地,大哭起来。

要是蒋母在天有灵,也必为之感动万分。

失败是痛苦的。而且败得这样惨!这一走怕是再不能为母亲尽孝了。

蒋介石身后,哭声一片。

对母亲的墓庐叩拜之后,蒋介石在蒋经国的搀抉下,向山下走去。

下了凤凰山,几辆轿车早已等候。

蒋介石再回首望望这座美丽山峰,慢慢地钻到了汽车里。

别了,慈庵,别了,丰镐房,此一别。今生再难相见。剡溪水淙淙长流,武岭山烟雾迷朦。蒋介石潸然泪下。

蒋介石这次回溪口,给人讲是为了主持祭祖进谱大典。

蒋氏的修谱之事早在1947年秋便开始了,由吴稚晖和陈布雷率领一批饱读经书的大儒主笔。这一修谱不得了,蒋氏和北京金紫光禄大夫蒋浚明攀上了亲。还引经据典,说蒋氏祖先原为周公旦的后裔。周公第三子封于蒋国(今河南固始县),后世子孙则以国号为姓,改姬性蒋。此后,蒋氏子孙绵延不绝,称得上是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蒋介石对修出了这么让人荣耀的祖谱,非常满意,因而开祠堂门进宗谱的大典异常隆重,从上海请来了京戏班子,搭台鸣锣,一连唱了三天大戏。大开宴席,遍请宗中父老。

在此期间,蒋介石遍游溪口名胜古迹,他对家乡的一山一水都是那样的多情。每次都是恋恋不舍,流连忘返。他最常去的地方,除了蒋母墓,也就是雪窦山了。

雪窦山,可谓溪口名胜之首,位于溪口镇的北方,是四明山支脉最高峰,海拔600米。山中有一块百顷平地,古刹雪窦寺便建在此。此寺是佛教禅宗十刹之一。蒋介石为此寺题额“四明第一山”。寺前是一道深谷,崇崖壁立,如同斧削,这便是千丈岩。两条清澈见底的小涧从寺底左右环绕而过,在寺前汇合,由岩顶直泻而下,水石相击,喷薄如雪崩,此为有名的“千丈岩瀑布”。王安石曾咏诗赞美道:“拔地万里青嶂立,悬空千丈素流分,共看玉女机丝挂,映日还成五色文。”瀑布对面建有“飞雪亭”,也是山中一景。

由西北上行,山岩壁立,陡峭险峻,攀上岩顶,便是一块平地,形同一巨大石台,称之为妙高台。台上古柏森森,台下鹰翔幽谷。举目四望,群山偃伏,山下田畦庐舍历历在目。1927年,蒋介石看中这块地方,就在山崖上建造了一幢二层楼的别墅,蒋介石和宋美龄夏天常来此避暑。

此外,雪窦山还有“伏虎洞”、“狮子岩”、“三隐潭”等名景胜地。

雪窦山真是处处是胜景。1920年,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回乡,曾咏诗鸣志,曰:“雪山名山东南最,不到三潭不见奇;我与林泉盟在夙,功成隐成莫退之。”

如今,蒋介石功未成,也无法隐退在此了。

蒋介石的车队,从溪口沿剡溪而下,40公里即到达宁波镇海港,这是从溪口出海的传统路线,但这次蒋介石没有走这条线路。他估计到,解放军一旦进军宁波,必然抢占镇海港,堵住宁波守军的出海口。那样,他即使有三头六臂也难以逃出了。因此决定不走宁海而走象山港。从嵊县到象山港全是山路,这样靠两条腿走路的共军就跑不过他的汽车轮。他就可以从容地退出溪口,往象山港,乘军舰出海。

蒋介石此次出走,就再也没有回返故里。

5月25日,解放军第三兵团二十一军六十一师一八三团解放了溪口,或者说是进军路过了溪口。因为这里早已无国民党军队的一兵一卒了。

溪口镇是一个特殊的地方,部队进镇前,专门进行了纪律教育,防止战士们出于对蒋介石的愤恨作出影响纪律的事情。

一八三团军容整齐,雄赳赳地开进溪口镇。该镇镇长——据说才上任两天,是蒋介石离开溪口前特意挑选的一位出身贫寒的人——带着一些人举着彩旗欢迎解放军人镇。街上的行人不多,店铺照常开门营业。

一八三团穿镇而过,继续向前推进。随后开进的六十一师师部和一八二团,驻在了溪口及其附近的村庄。六十一师的司令部就设在丰镐房。第二天,师长胡炜、政委王静敏等相约,到镇上各处转转。经镇上人指点,出镇登上白岩山,来到蒋母墓,看了孙中山的手迹,也看了一天前蒋介石挥泪洒别的坟冢。墓侧不远有几间平房,上有蒋介石亲笔题名“慈庵”,大家知道这里才是蒋介石真正的住所。

进了慈庵,不禁暗暗吃惊。原来表面看平平常常的几间平房,里面却十分豪华,家俱设备全是最新式的洋货,住在这里要远比住丰镐房舒适得多。

师政委王静敏很有感慨,评论道:“这倒很符合蒋介石的性格。”

在宋美龄的卧室,大家发现了一件奇事,一进门就闻到一股奇香,却搞不清这清香发自何处。还是师政治部主任李清泉眼尖,他发现一面墙上,悬挂着一块雅致的挂屏,上面薄薄地敷着一层土,一株不知名的兰花,就凭着这点绿叶青葱,傲然吐芳,满屋幽香盖源于此。这个发现使大家赞叹不已:

“这个女人还挺有一套!”

六十一师在溪口驻扎了两天,27日奉命攻取定海,全师向宁波集结。溪口是沿海到浙东山区的必经之地,再加政治的原因,这个小镇虽是个只有900人口的弹丸小镇,却留下一个营的部队驻守。

桂林,文明路130号,李宗仁私宅。

窗外淫雨淅淅,烟波弥漫,给人一种沉郁惆怅之感。

李宗仁到桂林已经三天了,三天都是在这样的天气中度过的,他的心情和这天气一样,抑郁沉闷。他很少出门,除了到楼下会客外,便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踱步,或者坐到阳台上默默地看着院子后边雨中朦胧的杉湖。

几天来,他还在回想着4月22日和蒋介石摊牌的情景。那天蒋介石和李宗仁在小屋秘谈时,口口声声要把人事权、军事指挥权和财政支配权统统交出来,但实际上老蒋的鬼主意早就打好了。

仅隔一个多小时,吃罢饭大家都坐在会客厅里,蒋介石郑重其事地宣布:

“现在是党国危亡之秋,党政联系需要加强,党内一切隔膜、成见是非应该消除,因此,中正主张建立一个‘非常委员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构,由中正当主席,德邻兄当副主席,今后凡是党的重大决策,先提到‘非常委员会’审定,然后交由政府执行。这也是孙总理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的具体体现。”

蒋介石言毕,吴忠倍、王世杰等极力附和,而李宗仁却两眼直冒金星,差点儿没气得晕了过去。摊牌的结果,仍是要做一个傀儡角色。但蒋介石玩的把戏又让李宗仁有嘴咬人,而无处下口。蒋介石虽然下野了,但他是国民党的总裁并未辞去,蒋介石说同意把政府的权力都交给李宗仁,但并没有说把党的权力也交给李宗仁。现在党的总裁主张建立一个“非常委员会”,做为国民党党员的李宗仁,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同意呢?

白崇禧后来得知了详情,骂李宗仁:“一堆烂泥,怎么也扶不起来。”

李宗仁回到桂林后,广西立法委员李任仁力劝他“在桂林签署和平协定,方是唯一出路。”

黄绍竑也从香港给李宗仁捎来信,说:“共产党诚意和平,绝无假说可言。健生主张穿草鞋上山,实属荒诞之举。德公既已跳出火坑,再无去广州之理。请德公早下决心,在桂林签署和平协定。”并告诉李宗仁,他正在香港准备组织立法委员起义。

李宗仁心中一团乱麻,百般思量,最后还是只身乘车去了李任仁家。

他对李任仁说:“近几日想来思去,深感重毅(李任仁的字——作者注)先生所言极是,德邻欲和中共再开和议,能否烦你和北平取得联系!”

李任仁为李宗仁的真情所动,慷慨应允:“只要为和平奔走,我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正当李宗仁准备让李任仁赴北平和中共再取得联系时,白崇禧偕居正、阎锡山等人突然飞到桂休。李宗仁只好告诉李任仁:“看看情况再说。”

原来,李宗仁一回到桂林,就给白崇禧发报,让白速回桂林,相商大事。

因桂林天天大雨,白崇禧座机无法降落,遂去了广州。

在广州时,张发奎鼓动白崇禧,劝说李宗仁和老蒋公开决裂,在西南另立政府,和中共进行谈判,只要中共能保留两广地方独立政权与军队建制,其它八条二十四款的内容,都可以接受。

张发奎的意见,白崇禧深表赞成,并和张发奎商定:

李宗仁抵穗时,国民党党政要员,必去机场迎接。张发奎要预先在机场作好布置,到时发动突然政变,将老蒋的嫡系头目陈立夫、陈果夫、孔祥熙、朱家骅、郑介民等悉数扣留。对有反蒋倾向的何应钦、阎锡山等人,则要求他们在李宗仁领衔下,共同签署反蒋成立西南政府通电,如何、阎不同意,也一同扣留。宣布通电后,即成立以李宗仁为首的独立政府,宣布与中共恢复和谈,并把这些被扣留的蒋介石嫡系作为送给中共的贽见礼。

白崇禧正是带着这个大胆计划从广州回到桂林的。

居正和阎锡山,则是另负使命,劝驾李宗仁回广州继续做他的傀儡代总统。

蒋介石见李宗仁真的动了气,返回桂林不去广州,便派居正、阎锡山到桂林进行劝驾。并带来一封亲笔信,信中首先指责李说:“现在党国正处在危亡的最后关头,你身为代总统,对党国、对人民负有不可旁贷的责任,岂能儿戏视之一走了事。”接着说,“我是国民党的总裁,就我的处境和地位说,义应党存与存、你存我存。只要党存在,你存在,我才能存在。我决没有不全力支持你的道理。”最后表示,只要李到广州来负责,一切军、政、财权都可归李掌握,一定要使李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军队有军队,决不背后掣肘云云。

因为蒋介石清楚得很,如果李宗仁硬留在桂林,真与中共重开和谈的话,蒋介石不但失去对李宗仁的控制,而且也将失去对西南残局的最后控制,这对蒋介石来说,将是一个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如果真的这样,上海一失,大陆再无立足之地,便是孤岛也来不及固守,更无法得到美援。

李宗仁心里此时也不糊涂,老蒋是对人有利的事,只说不做;害人之事,防不胜防,只做不说。在最初阎锡山、居正和李宗仁谈时,李是一口咬定,无论如何不回广州。白崇禧也把他的大胆计划向李略抖些底,邀他去广州组织西南独立政府,他也说不去广州。

李宗仁经不住阎锡山的苦口婆心、软磨硬泡,于是向老蒋提出了六条条件,并让阎锡山整理成文件,叫《李代总统与居正、阎锡山等谈话纪要》,让蒋介石签字画押后;即可赴穗到任。这六条是:

一、关于指挥权:力求扭转军事颓势,国防部应有完整指挥权,蒋先生不得在幕后指挥。

二、关于人事权:全国官吏之任命,由总统及行政院长依宪法行之,蒋先生不得从幕后干预。

三、关于财政权:中央金融、中央银行运台存贮之银元、金钞,须一律交出,支付军政费用。

四、关于行政范围者:各级政府须依宪法规定,由总统及行政院长分工负责,不得听受任何人指导,在穗之政府机关,应率先奉行。

五、关于党政者:国民党只能以普通政党规定,协助指导从政党员,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

六、关于蒋先生今后出处:蒋先生必须出国,免碍军政改革。

阎锡山记完这六条纪要,虽然还没向蒋介石汇报,就己浑身冒汗。阎锡山问:“李代总统,有些字眼是不是再斟酌一下?”

“不能再动!”李宗仁斩钉截铁,字字千钧。

当天下午,居正和阎锡山带着李宗仁的六个条件,飞回广州。准备与何应钦商量后,再去找蒋介石汇报。白崇禧也因武汉形势紧迫,不敢在桂林久待,当天也飞到汉口坐镇去了。

两天以后,阎锡山先从上海飞广州,又从广州飞到桂林。向李宗仁汇报蒋介石对六条的答复意见。

阎锡山在客厅还设落座,就双手递给李宗仁一分函件,说:“德邻兄,蒋先生已同意交出一切权力,他五年之内,绝不过问政治,希望你尽快赴广州主持军国大计。”

李宗仁接过蒋介石的复函,认真地阅读:

一、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

二、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产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薄册俱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埋干涉,妄支分文;三、美援军械之存储及分配,为国防部之职责。引退之后,无权过问,簿册罗列,亦可查考。至于枪械由台运回,此乃政府之权限,应由政府自行处理;四、国家军队由国防部指挥调遣,凡违反命令者应受国法之惩处,皆为当然之事;五、非常委员会之成立,为4月22日杭州会谈所决定,当时李代总统曾经参与,且共同商讨其大纲,迄未表示反对之意。今李既欲打消原议,彼自可请中常委复议。惟民主政治为政党政治,党员对党有遵守决议之责任;党对党员之政治主张有约束之权利,此乃政党政治之常规;与训政时期以党御政者,自不可混为一谈。

李宗仁向蒋介石提了六个条件,蒋介石答复了五条,而后是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李宗仁把函件往桌上一放,未置一词。

阎锡山见李宗仁心有不满,说:“关于蒋先生出国之事,他恳求德邻兄允许他居留台湾,现在国家败亡,他深感无颜出国见友邦人士……”

李宗仁打断阎锡山的话,冷冷说道:“是呀,他居留台湾,我居留桂林,各得其所岂不正好?”

两人的谈话陷入僵局。

正在此时,白崇禧突飞桂林。原来白是接行政院长何应钦的电报,匆匆返桂的。何告诉白,蒋介石答应给白崇禧3万两黄金作军费开支之用,并又从台湾调拨一批银元供政府财政费用。因为阎锡山这次来桂林时,陈济棠也一同前往,白是回桂林让陈用黄金换港币的。当然,白拿到这批黄金,抗蒋的劲头自然也有所减弱,也顺便劝劝李宗仁回广州执政,看看事情的发展再说。但对李宗仁主张与中共重开和谈的意见,这时白明确表示反对。

李宗仁此时虽为代总统,实际上是光杆司令。钱在蒋介石手里,军队在白崇禧手里。孤身一人,不论是与中共重开和谈也好,还是在桂林另组政府也好,都万难成事。而且,历史上从来都是李、白不分,分开就一事无成,如果得不到白崇禧的支持,他这个总统不啻一块废铜烂铁。

痛苦归痛苦,无奈归无奈,5月8日上午,李宗仁又登上去广州的“追云”号飞机。

李宗仁自4月23日返回桂林,前后盘桓半个月,结果一事无成,在蒋的软硬诱骗、阎锡山的劝哄、白崇禧的逼迫下,重新到广州做了蒋介石的傀儡。

正当蒋介石等在上海、广州、桂林勾心斗角的时候,第二野战军的千里大追击也正迅猛地继续向纵深推进。

第二野战军各部队在5月初斩断浙赣铁路,迂回汤恩伯集团侧背,解放了赣东军事重镇上饶、横峰、弋阳、贵溪、东乡和鹰潭一线,控制了长达几百公里的浙赣线,完全割断了汤恩伯、白崇禧的联系,粉碎了敌人企图沿浙赣线再设防线的计划。此时,从长江岸边一直被解放军追击下来的刘汝明兵团残部及从南京败退下来的李延年残部,因在浙赣线难以立足,都拼命地向福建境内逃窜。

同时,第三野战军正准备围歼隅守上海的敌人。为了扩大战果,配合第三野战军主力作战,第二野战军首长,遂命令部队,以一部分兵力轻装前进,向福建境内追击逃敌。

5月8日,第四兵团根据野司首长的指示,电示十五军以两个师轻装昼夜兼程,务于10日前进至福建建阳,截断逃敌退路,配合友邻全歼该敌。当时,十五军各部正在上饶、铅山一带分散清剿,远者达百里,无法集结。遂决定一面前进,一面收拢。军首长严饬各师“每日行程百里以上”。并要求四十四、四十五师成两路平行追击,以便在夺取建阳的同时,形成兜歼敌人的态势。

5月8日起,四十四师兼程疾进,两天两夜强行270里,于10日强行包围了建阳城,突袭刚从水占(建阳东北)方向逃来的敌五十五军残部。稍后,与五兵团一部在此会师。

四十五师部队,于5月9日上午横跨大松岭,越过闵赣交界处的分水关进入福建,即以每天90余里的强行军速度,晚上到达崇安县城,解放了这座产武夷茶的名城。各部进军神速,各连提出进军的口号是:“抬起两条飞毛腿,奋勇追歼捉战犯!”“胜利全凭两条腿,脚板底下立功劳!”“创造铁腿班,追歼作战作模范!”这时我军虽然从敌军手里缴获了一些交通工具,但大部队追击,主要靠的还是指战员的两条腿。

十五军解放崇安、建阳两城之后,继续分两路前进。一路是四十四师部队,于12日5时,自建阳公路向南疾进,13日晨6时,进占闽北最大城市及敌空军基地建瓯。刚从建阳逃来喘息未定的敌第六十八、五十五军等残部,儿小时前已经闻风逃走。在建瓯我军生俘其后卫五十五军八十六团及交警大队300余人,汽车10余辆,汽车修理厂一座。敌五十五军残部向山地遁逃,我军留下小部分清剿残敌,主力继续追击。

我军利用刚刚缴获的汽车也加速了我军的追击速度,14日抵达福建北部重要军事供给地南平。此时,各路汇集来的残敌,自以为已经侥幸脱险,遂在南平停留喘息。直到四十四师的先头部队抵到南平附近,敌军才发觉。我军勇猛直入,残敌张皇夫措,溃不成军,又被我生俘600余人,缴获汽车30辆。敌五十五军自皖南逃跑以来,被我穷追1600多里,至此终于全部被歼灭。十五军的另一路四十五师部队,于12日自崇安轻装取捷径前进,一三三团一昼夜急行150余里,猛扑建阳东北的水吉县城及其东北20里的回龙镇,全部歼灭正在回龙企图渡南溪南窜的敌京沪杭国道护路队、京沪杭编练团、京沪区军官教导团等部共1000余人,缴获汽车30余辆。这时由于建阳、水吉的迅速解放,由江山、浦城向闽南逃跑的残敌退路已被切断,残敌陷入包围,进退两难,经我一击,全部被迫向水吉以东山地溃散。我军跟踪追击,歼敌第九十六、九十八、五十五军等残部2000余人。5月18日,十五军奉令结束福建境内的追击作战。经过各兄弟部队的协同作战,福建全境宣告解放。

十五军渡江后,日夜兼程追击26天,前进追敌1500余里,进行主要战斗12次,歼敌120000余。部队整日处于阴雨泥泞之中,头上无伞,足下无履,吃不上饭,睡不好觉,不分昼夜的穷追猛打,经受住了艰苦卓绝的考验。

千里追击是一种特殊形势下的战斗。我军指战员都表现了奋不顾身,坚决执行命令的顽强拼搏精神。当时,南方闷热多雨,又终日行进在崇山峻岭之中,部队的每天增加着里程:120里、130里,后来增至一天急行军15O里。大多数人的鞋子都跑烂了,指战员的脚上原来的血泡还没好,而新的血泡又磨出来了。在丛山深林里行进时,常常要“逢山开道、遇水架桥”之后才能通过。

著名的战斗模范连队一三○团第三连,在向水吉追击的途中,沿着崇溪河的西岸,走过树木丛密的崎岖山路,黄昏到达目的地山边镇,刚要准备做饭,团长李钟玄在望远镜里发现河南岸有敌人在做饭,便向一营长蒋连义说:

“部队不能休息,赶快想办法渡过河去,再追!”

担任前卫的三连立即行动起来,指导员马上就集合了渡江立了特等功的十几位英雄水手,进行动员和组织,连长张小堆去观察地形,副连长刘贵明领着去找竹杆、门板作筏子。这时侦察连缴获了三只小船,三连立即乘船渡过河去,未发一弹便在上游俘获了七只船和120多个敌人。岸上的敌人象受惊的兔子,立即拼命向山地逃跑。

和第一营一起行动的副团长,看着地图马上命令:“我们爬过这座20多里的大山,迂回拦住敌人!”

当时三连有20多人没鞋穿,打赤脚,一排有五个人脚上磨破了泡,二排有九个人的脚上流着血,三排排长董虎法、六班班长陈克清的脚痛得都成了拐子,一拐一拐仍跟着部队前进。

副团长和营长商量,把任务交给二连或一连。三连连长、指导员听说后,立即代表全连向副团长请战:“我们是前卫连,任务应该交给我们!没鞋子,打赤脚没关系,只要看到了敌人,我们决不会让跑掉!”

副团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又对他们说:“那就把脚破了的和没鞋子的留下来。”

这一来,有20多个没鞋子和脚破的人都慌了。机枪手袁守生马上请求道:“我是机枪手,我不能留下!”

六班长陈克清站了起来:“我是班长,我不能留下!”

光着脚的段孝芳说:“我是淮海战役解放的,我应该为人民出力,我不能留下……”

20多个人没有一个愿意留下,指导员非常感动,就答应他们的要求,一齐出发了。

他们轻装急进,迅速迫近残敌逃奔的大庙村和叶当村。匪军正围着大火烤衣服,有的在煮饭,有的在抢老百姓的东西,乱成一片。

三连立即行动。副连长带二排沿河沟直取大庙,连长带三排通过稻田、水沟,拿下了叶当村,截断了敌人的退路。有的同志过河沟时也掉了鞋子,脚踏在稻茬子都刺出了血。

枪声一响,敌人大乱,刚进村子的敌五十五军残部340个人,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是怎么回事,便都成了俘虏。

这时候,村中敌人尚未杀死的猪还在惨叫,大米在锅里浸着,菜在锅里烧着。敌军俘虏惊奇地看着打赤脚的解放军指战员,感叹说:“你们真行:

追的我们两天一夜没有吃上饭,厉害!厉害!”

七、“八一”魂归

“八一”魂归,22年后再相见。在赣江江心有几叶荒凉的小洲。南昌外围战,江南追敌中的最激烈之战。四进南昌,陈赓感慨万端。复兴岛上的复兴梦。蒋氏父子俩有了共同语言。蒋介石嘱咐毛人凤:再杀掉几个和共产党一个鼻孔出气的!“太康号”像一只黑色的幽灵,载着破灭的梦想和无尽的忧伤,消失在茫茫的夜海之中……

第四兵团经过千里追击,挺进浙赣线,控制上饶至东乡段200公里铁路以后,密切注视着南昌、九江的敌人,准备配合第四野战军兄弟兵团,相机解放南昌。

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继二、三野战军突破长江下游江防之后,又于5月14日由蕲春、黄岗间胜利渡江。此时,陈赓四兵团十四军解放临川、进贤两城,形成对白崇禧集团侧背严重威胁的态势。

5月16日,四兵团遵照野司首长的指示,以两个军西出丰城和樟树镇,并争取在赣江西岸截歼南逃之敌,配合四野先遣兵团作战。十四军于当日立即出动,向丰城、樟树一线出击,侧击白崇禧集团。并准备西渡赣江,向高安及其以南地区机动歼敌。十三军并附十五军一个师(第四十三师),尾随十四军右侧前进,矛头直指南南昌是一座革命名城,中国革命的发祥地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诞生在这里。

在1927年春夏之交,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军阀勾结起来,对革命者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和屠杀。

在党和革命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力量,领导全国人民,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大屠杀进行了英勇的抵抗。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领导了秋收起义,随后,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军,亲自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创立了第一个农村根据地;12月11日,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下,在广州举行了另一次武装起义。正象毛泽东在高度概括这一历史时期的经验时指出的,革命失败,党得到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

八一南昌起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从此开始,真正有了共产党自己的军队。

南昌还作为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的反动堡垒,给这座光荣的城市带来了极端黑暗的日子。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曾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过五次大规模的“围剿”,而其中有三次——1931年7月到9月的第三次“围剿”,1932年6月到1933年2月的第四次“围剿”、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的第五次“围剿”——都是蒋介石坐镇南昌亲自指挥进行的。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人被拖到南昌被杀害,敌人在这里杀害了江西人民最优秀的儿子方志敏。在南昌的各个监狱里和赣江江心那些荒凉的小洲上,曾经囚禁过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在那严峻的岁月里,南昌几十万人民长期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下,经受过数不尽的灾难。

如今,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即将彻底垮台,南昌也将要回到人民的怀抱之中。参加解放南昌的第二野战军指战员无不为承担这样的光荣任务而感到自豪。

5月16日,四野先遣兵团一部在武汉附近渡江,盘踞长江中游的白崇禧集团,当天便慌忙弃阵南逃。17日,武汉三镇完全解放。四野即沿粤汉铁路南下,19日解放咸宁。在武汉以东渡江的四野先头部队,相继解放阳新、瑞昌,飞兵南进。铁路沿线的白崇禧部第四十六军,放弃九江,仓皇南逃。这时进抵樟树以东地区的四兵团十四军四十二师,与四野南下部队遥相呼应,形成对南昌敌人夹击态势。驻守南昌的敌军,表面上故作姿态,大肆吹嘘“坚守”南昌,实则惊恐万状,开始向赣江西岸和沿赣江东岸撤退,伪江西省主席方天,在我大军刚刚突破江防,就已逃之夭夭,奔向赣州。敌人在逃跑时,横征暴敛,大肆抢劫,对南昌进行了疯狂的破坏。

三十七师是十三军的前卫师,在16日接到兵团进军命令后,轻装疾进,尽管天下大雨,两昼夜便跃进了300余里,5月19日进逼抚河。同日,十三军三十八、三十九师在李家渡渡过抚河,向丰城以北挺进。

十四军四十二师向樟树敌人发起攻击,四十一师进至拖船埠东约五里的龚村,击溃南逃之敌一七五师与四十六军的先头部队两个营。该敌见南逃道路堵塞,当晚又向南昌回窜。20日我军进占樟树,并在樟树南北线准备西渡赣江。

回窜南昌的敌第四十六军一八八、一七五两个师,企图抢占南昌东南、抚河岸边的谢埠市。阻止我进攻南昌之路。可是,敌人迟了一步,5月21日拂晓,我三十七师前卫一一○团,冒着倾盆大雨己从南昌东南30里处渡过抚河,进占谢埠市,迫使南昌伪县政府及伪保安团一部向我投降。

我军继续向南昌挺进,当三十七师一一○团第三营前进了五里多路,于晨7时刚刚抵进南安冲、北安冲的时候,退集在南昌的敌一八八师和一七五师共约一万余人,在崎岖不平的丘陵地上,分三路从王村、喻村、陈村方向,对该营发起了疯狂的攻击,企图乘我立足未稳,压我退回抚河东岸,掩护南昌敌军主力集团撤退。

面对突然出现的严重情况,我三营的指战员毫无惧色,英勇地投入战斗。

敌我双方部在争夺坚固建筑物。数群敌兵已爬上屋顶,用十多挺重机关枪向三营扫射。同时,敌人的山炮、迫击炮也疯狂地轰击着谢埠市和抚河渡口。

三十七师后续部队因被敌猛烈炮火封锁,无法渡河,三十七师师长周学义用望远镜隔河相望,万分焦急。只见成群结队的敌人,在督战队的驱赶下,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向三营围攻。三营扼守的南北安冲淹没在一片火海中。

战斗不到二小时,敌我双方伤亡均在300人以上。随三营一起行动的一一○团长吴效闵、政委张谦顽强地指挥着部队向敌人猛烈还击。在敌众我寡的战斗中,各连的主要干部几乎全部负伤,有的连队伤亡超过一半,有的连队伤亡甚至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南、北安冲村子里水塘的鱼虾漂起了一层,到处血水横流。当敌人突入三营阵地时,勇士们就和敌人白刃格斗,用刺刀捅,用手榴弹砸,用拳头打。就这样,敌人连续发动的七次进攻都被打退了。

敌人的第八次进攻又开始了。炮火更猛烈,兵力比前七次更多。最前沿的八连指战员,伏在道旁的水沟和稻田里,沉着应战,待敌离阵地四五十公尺时,营长安玉峰一声喊打,战士们一齐开火,敌人成批地倒下去。敌人在八连阵地碰了壁,又转向七连阵地进攻。七连的勇士们也同样给了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七班副班长祁州平负了重伤,鲜血染红衣服,但他仍端着枪射击。战士许德明腿负重伤,当三班长发现时叫他下去,他说什么也不离开前沿阵地。

敌人使用两个营的兵力,向三排的阵地反复冲击,三次进犯都被打退,当敌人第四次进攻时,又增调了一个营的兵力,从三排的右翼迂回过来。这时别的班都接受了其它任务,坚守三排阵地阻击当面敌人进攻的,只有高小堆这一个班,而且除三个人外,其余的都负了伤,子弹也快打完了。班长高小堆马上机智地布设疑阵欺骗敌人:他把负伤同志的军帽拿过来,放在工事前沿上,忽而在这里对敌人打一梭子机枪,忽儿跑到那里打步枪,再跑到另一个地方甩出手榴弹。数倍于我的敌人始终未敢前进一步。一直坚持到我后续部队到达。

东湖贾村、王庄、王段冈一线阵地上,战斗同样激烈。第四连战士朱林,被炮弹炸伤了两腿,但仍紧握着手中的机关枪,在阵地最前面射击敌人。在王庄阵地上,两个连的敌人猛攻五连第一排的阵地。敌人集中整营的火器对准他们,排长王福居和敌人拼了10分钟手榴弹,又和连长许建举各自抱着一挺机枪猛烈扫射,击毙敌人50余名,率领全排坚守住了阵地。10时许,三十七师师长周学义和一一一团团长陈兴建率领该团渡过抚河。这时,敌人正在组织新的进攻。约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敌一八八师师长指挥下,向我军冲过来。只见二营副营长李明一马当先,率领一个加强连,占领了一片坟地。在敌人密集的枪林弹雨中,连、排长先后倒了下去,机枪手也都牺牲了。此刻,李明从血泊里拿起一挺轻机枪,架在一个坟包上,由四个战士轮流压子弹,一口气打了三箱子弹,枪口都打红了,打死了100多个敌人。接着一一一团其他连队相继投入战斗,奋勇冲杀,前仆后继,以80多人伤亡的代价,强占了板溪李村、大陇湖村、牌楼秦村一线,及时阻止了敌一八八师的进攻。

而在此时,十华观和大塘李村己先为敌一七五师占领,敌处优势,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

14时,敌人在猛烈炮火支援下,由十华观至大塘李村之弧形线上全线向我再次反扑。我一一○团三营遂又陷入优势敌军的包围之中。战斗更加激烈了,在肉搏中敌我双方伤亡惨重。副营长李东海带的两个连只剩下了六个人,他的右腿负了重伤,鲜血不停地流着;而跟随三营氏安玉峰的两个连,能参加战斗的也所剩无几。在此严重的情况下,他们被迫汇集在南北安冲之间蔓草丛生的坟地里,和吴效闵、张谦带领的参谋、警卫人员一道,每个人坚守一个坟包,继续与敌人进行苦战,毙敌数以百计。

为了解除一一○团前卫部队被围的困境,14时30分,后续部队一○九团,在师政委雷起云和该团团长顾永武、政委何云峰率领下,继续冒着敌人炮火渡过抚河,向十华观进行迁回侧击,将敌一七五师拦腰切断,杀敌数百人,俘敌290余人,全面制止了敌人的进攻。敌遭我猛烈打击后,丢下上于具尸体、伤员和枪炮,退回南昌城内。南昌外围的战斗,三十七师共伤500余人,这是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千里追击战斗过程中,所进行的较大战斗之一。

南昌战役前夕,陈康率兵团司令部随十四军部队前进。5月17日,进驻鹰潭镇,司令部就设在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的公馆里。5月20日,兵团司令部进驻进贤县城。

5月22日拂晓,我军向南昌城挺进,守敌弃城逃跑,在追击道路上,我军在南昌人民的积极协助下,对溃退之敌进行了惩罚性的打击,把敌人的后尾部队全部歼灭,5月22日,南昌城宣告解放。这是四兵团渡江战役之后解放的第一座中等城市。

5月23日上午,十三军三十六师在师长周学义、政委雷起云的率领下,举行了庄严的入城仪式。

整个南昌都沸腾了,30万南昌人民沉浸在欢腾的海洋里。上午8时,十三军三十七师的雄伟行列,从南昌南面的顺化门进入市区。在我军的军号声与口号声中,工人、学生及市民们都拥挤在街头。千万面五色缤纷的小旗在空中飞舞,我军各兵种组成的行列,迈着威武整齐的步伐,走进这座革命的名城。

南昌解放以后,陈康及兵团司令部仍驻在进贤县城。

6月5日,以陈正人为首的南昌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6月6日,陈赓进驻南昌,兵团司令部移驻南昌郊区的莲塘,陈赓住在交通大楼。

这天夜里,陈赓心情异常兴奋,写道:“今日冒雨到南昌,这是我历史上四次到此。第一次,1927年,蒋介石在南昌叛变,我险遭不测,逃往武汉;同年8月,南昌起义,从起义至退出南昌,我担任肃反工作,是为第二次;1932年,作战中负伤,返沪医治,被捕,押解南昌,蒋介石亲自见我劝降,我始终不屈,这是第三次。今日为第四次,则以胜利者姿态来此。回忆我前三次入南昌,真乃是或为亡命客,或为阶下囚,或者站不住,但均表现了我党之艰苦奋斗。无有前三次,则无今日人民之光荣也。”

陈赓在南昌共停留了五天。6月8日,陈赓由陈正人、邵式平陪同,观看南昌市容。陈赓抚今思昔,感慨万端,他曾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记述:“今日应陈、邵之邀,巡游市街。街市较十数年前,确为繁华。国民党统治以来,乡村破产,田地荒芜,人口大减;但城市繁华,人口亦增,乃是国民党抢粮、抓丁、盗匪遍地,又加以大肆屠杀,人多弃乡来城,造成畸形发展状态。过万花洲,入南昌图书馆。此处1933年为科学仪器馆,蒋介石曾在此亲自指挥对我中央苏区之四次‘围剿’。我在沪被捕解南昌后,蒋匪曾在此对我亲自审讯,迫我投降,我曾以严词厉色拒之,几至使蒋无法下台。回忆昔年此事中,我曾为阶下囚,受人审讯,今日则己为此室主人矣!盖我三十七师师部即驻节于此。”

兵团司令部的同志们,都知道南昌对陈司令员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他在南昌有着特殊的经历,所以一些同志围在一起,一定要他讲讲前三次进南昌的故事,有一天晚上,陈赓和大家坐在一起,讲了他那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赓在北伐军第二方面军唐生智部特务营任营长。“马日事变”后,陈独秀为迁就汪精卫,让陈赓把特务营交给了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

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陈赓随周恩来秘密到了江西,参加了8月1日的南昌起义。

8月5日,起义军撤离南昌。部队撤到会昌时,遭敌优势兵力堵击,部队严重受损。

撤退时,陈康走在队伍的最后,左腿两处中弹,膝盖处的筋被打断,脚腕的骨头被打折,不能动弹,陈赓为躲过敌人的搜捕,把身上的制服脱掉,把腿上流出的鲜血抹了一身一脸,躺在地上装死。结果,搜查时,敌人在陈赓身上踢了一脚便走了。

陈赓一直在地上躺了三个小时,不能走动。下午,叶挺率领部队进行反攻,方把陈赓救了回来。起义军占领了会昌城,陈赓被抬到城里,见到了来这里的周恩来、聂荣臻、叶挺等人。异地重逢,分外亲切。

会昌战斗后,起义军折向福建的汀州。汀州有家医院,是傅连障办的,陈赓被送去治疗,受到傅的精心照料。后来,傅连障对此曾有过一段回忆:

“起义军营长陈赓同志在会昌战斗中腿骨被敌军子弹打断了,住在附近医院的新安楼。我们去替他医治时,他因流血过多,脸色焦黄,身体非常虚弱,伤腿肿得很粗,红而发亮,每次揭开他的被单,我的心也止不住颤动。可是,替他治疗伤口时,他不但不叫一声痛,还满有兴致地和护理他的谭惠英说话,病房里充满着他的朗朗的笑声。那时候,我看着他的年轻的面孔,神采奕奕的眼睛,我就想道:象这样一位年轻、勇敢、有才干的革命军官,他一生可以为劳苦大众做多少事啊!我,一个医生,有责任挽救他这一条腿。于是,便采取了‘保守疗法’的方针,每天替他消毒,用夹板固定,同时把新鲜牛奶让给他喝,增强他的抵抗力,总之是想尽种种办法,避免截肢。在这样谨慎而持久的护理之下,陈赓同志的伤腿终于保存下来了。”

陈赓在傅连障的医院住了些日子后,带伤随部队进军东江,因其伤重,不能跟部队行动,在1927年的10月中旬,经过千辛万苦,经由汕头、香港到达上海,住进牛惠霖骨科医院医治。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才把左腿上的伤口治好,将折断的腿骨接了起来。

陈赓出院后,化名王先生,留在上海做了四年秘密工作,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惩治了一些对党的事业危害极大的叛徒分子。

1931年,陈赓被党又派到鄂豫皖红色区域,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三师三十八团团长,不久调任第十二师任师长。

在1932年红军粉碎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中,陈赓指挥胡山寨战斗,不幸右腿又被敌人打中,膝盖处负重伤。遂离开部队前往上海医治。

陈赓化装成商人模样,右腿一拐一拐地离开部队,在走到河南南阳、新野之间时,由于口音不对,答话也有差错,被民团盘查住。幸好,给了一些钱,民团把他放了。

在晚上,他刚在一家饭铺住下,又碰见民团来查店,因为口音不对,又被民团查住。民团问他:“从哪里来的?”陈赓回答:“从樊城来买桐油的。”

民团又问:“住在樊城什么地方?”这一下子难住了陈赓,因为他从没去过樊城,对樊城不熟悉。但陈赓知道樊城滨临汉水,就顺口答道:“住河街上。”

这一蒙还真蒙对了,樊城确有一条街叫河街,而且是桐油商贩聚集的地方。

虽然陈赓对答无误,但民团看他这个打扮不象本地人,准备第二天带他到南阳城里去。

当晚,那四个民团也在饭铺里住了下来,而且让陈赓睡在他们的中间。

陈赓看见势头不对,便找到店铺老板,掏出20块银元,说:“我有8块钱,在柜上存起来。”暗示这钱是给老板的,请他帮忙。同时,陈赓和那几个团丁神侃,说他除了做桐油生意之外,方便的话,也捣腾点儿大烟什么的。说得几个团丁烟瘾大发。受了贿的老板也在旁边敲边鼓,说:“今天这里,抽的、喝的都有……”那个老板随即买了鸦片烟、酒肉等东西,把四个团丁灌得酪配大醉,昏昏入睡,陈赓趁机跑了出来。

自古英雄多惊险。陈赓从南阳逃出,一瘸一拐,历尽千辛万苦,走了好几天,到了郑州。还没时间歇脚,在街上又被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叫住,问他:“你不是陈赓吗?”陈赓立刻一惊,回头一看,原来是在黄埔军校一期学习时的同学,现在胡宗南手下做官。

陈赓很快镇定情绪,见那个同学对认他有些迟疑,仗着会说多种方言,从容地摇摇头,用上海话说道:“阿拉弗性陈。阿拉是从上海来格搭做生意,侬格位长官认错人了哦!”因陈赓十分沉着,那个同学信以为真,说:“真有意思,我那个朋友是湖南人,跟你长得一个样子。”说完扬长而去。

事不宜迟,此处不是久留之地,陈赓赶紧乘车离开了郑州。

不久,陈赓辗转到了上海。仍住进牛惠霖骨科医院治伤。在牛惠霖、骨科专家牛惠生(牛惠霖之弟),胡兰生大夫共同的精心治疗下,很快伤就好了。

1933年3月,党决定派陈赓去江西中央红色区域工作。陈赓性格豪爽,爱讲笑话,善逗乐,深受指战员的爱戴和拥护。

在上海治伤期间,因他以前在上海工作时间较长,认识的人多,当时白色恐怖又很厉害,党内时有叛徒。党组织怕陈赓出事,一直将他隐藏在秘密的地方,但陈赓好动,确也把他憋得够呛。

在准备离开上海的前一天,3月24日,陈赓到贵州路“北京大戏院”想解放一下,去看电影。恰巧跟一个党内的叛徒坐在了一起。那个叛徒故做姿态,陈赓虽不知情,但也觉无拉扯的必要,遂把那个叛徒骗出戏院。一出戏院,陈赓就跑,但因双腿两次重伤,留下后遗症,稍瘸,跑不快,被那个叛徒拖住,两个人扭成一团,相互厮打,那个叛徒忙吹口哨,招来巡捕,将陈赓逮捕。

陈赓被捕之初,曾遭鞭打、电刑等酷刑审讯。后来,宋庆龄带着许多记者前来探视,和巡捕房交涉,才停止酷刑。

1933年3月31日.上海第二特区法院,举行审判会。当日和他先后被审判的还有罗登贤、廖承志等四同志。叛徒王云程等人在法庭上作证。

在法庭上,陈赓毫无惧色,慷慨讲演,高声唱国际歌,闹得法庭措手不及。

“审判”结束,陈赓等被引渡给上海公安局,进人国民党当局的魔掌。

敌人怕他逃跑,在他的牢房里,特安装铁柱子,把陈赓和铁柱子铐在一起。

在上海期间,中共党内“大名鼎鼎”的大叛徒顾顺章曾来劝降,送来的礼物被陈赓扔得遍地都是。

不久,陈赓又被押解南京。陈赓善于逃走,这在国民党内小有名气。队上海起身始,敌人就把他和另一个同志用铁锁链锁在了一起。

因为在北伐时期,陈赓在蒋介石最危难的时候替他出过大力,救过蒋介石的命。在押解陈赓的列车到南京时,国民党宪兵司令谷正伦,拿着蒋介石的电报,亲自到火车站来“接”他。并转达了蒋电报的内容,意思是说,陈赓在北伐时有特殊的历史,要劝他“悔过”,加入国民党,自会有锦绣前程。

陈赓在南京,以顾顺章为首的中共叛徒分子轮番劝降,陈不为所动。“黄埔同学”则故意穿着镶金边的将军制服和闪光的皮靴,来炫耀他们今日的“辉煌”。他们给陈赓说:蒋介石对黄埔军官有特殊的感情,何况陈赓对蒋有恩,如果“回心转意”,以后自会比他们兴旺发达。

由于陈赓坚贞不屈,国民党给了这个“囚犯”绝无仅有的“殊荣”。蒋介石要亲自接见他,审讯他,劝他“回心转意”。

当时蒋介石正在南昌指挥第四次对红军的“围剿”,敌人就把陈康押解到了南昌,列车在去往南昌途中转车,蒋介石派亲信吴忠信专程到南浔迎接。

这就是陈赓所说的第三次南昌之行。是以阶下囚的身份被押解到南昌的。

到南昌之后,敌人把他安排在南昌市区中心,洗马池的江西大旅杜(这里正是当年南昌武装起义总指挥部所在地)。蒋介石先派了他的秘书邓文仪,前去“看望”,并带去很多礼物。

邓文仪对蒋介石大肆吹捧,说:“北洋军阀用保定军校3000毕业生,就统治中国30年;黄埔有1万多名毕业生,至少能统治中国80年,蒋的愿望,就是争取让每一个黄埔毕业生,都回到他的身边……”陈赓在黄埔时就是有名的好口才,蒋介石的秘书他是不难对付的。

第二天下午,陈赓被押去见蒋。陈赓本是有名的大胡子,在监牢里关了几个月,胡子长得老长,经多次受刑,衣服污秽破烂。在见蒋介石前,邓文仪给陈赓抱去了一大堆新衣服,有绸子衬衣,哗叽长衫,还有礼帽、鞋子等。

邓要他把新衣服换上,胡子刮掉,收拾干净,并说:“你去见先生,穿你的衣服多没礼貌!”陈赓愤怒地驳斥邓文仪说:“你们把我关起来,整成这个样,这是讲的什么礼貌?”

陈赓被带到科学仪器馆,安排在一个宽敞的客厅里,周围满是卫兵。

陈赓坐下不久,就听到皮鞋声。

“陈赓哪里?陈赓哪里?”陈赓一听就知道是蒋介石在门外说话。

蒋介石为了保持他的尊严,故意在楼梯上用他那一口浙江口音,意思是表示他来了,好让陈赓出来恭迎他。

此时陈赓却拿着一张报纸看起来。

蒋介石从楼梯上走下来,一看见陈赓,表现出久别重逢的神态,亲切他说:

“你是陈赓,你是陈赓,还是当年的样子。你是校长的好学生仔,虽然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可以原谅你。”

陈赓放下手里的报纸,把脸转到另一个方向,板着面孔冷冷地回答:“我根本不需要你原谅。”

蒋介石不知所措地在屋里走来走去,好久才又说出一句话来:

“你不要那样想不开的,只要你过来,愿意带兵,马上给你一个师长。”

陈赓仍冷冷地说:“今天落在你们手里,要打就打,要杀就杀,对我不要有任何幻想!”

蒋介石继续装模做样地说:“现在国家弄得这样糟,剿匪当中死亡30多万,中国不能这样牺牲,……”

陈赓说:“国家弄得这样糟,都应当由你自己来负责。是谁发动的内战?我们共产党人根本不负这个责任。”

陈赓声音激昂,声色俱厉,蒋气得脸色铁青:“你这个陈赓,你这个陈赓,你应该悔过,你应该悔过。……”

陈赓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他的态度使蒋介石几乎无法下台。沉默好久,正好于学忠来了,蒋才找了个台阶下,对邓文仪说:“你好好说说他,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这样,蒋介石劝降不成,敌人又把陈赓押回了南京,关进一间很小的牢房,受了一个多月的折磨。

后来经过宋庆龄等人多次向蒋介石据理力争,大概也因为蒋介石有笼络黄埔系之意,才没有把陈赓杀掉。

……

陈赓四进南昌,富有传奇色彩,充分反映了革命斗争的艰难曲折和胜利成果的来之不易。

事有凑巧,正当陈赓率领部队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南昌欢庆胜利的时候,儿乎是同一时刻,16年前曾把陈赓打下监牢作阶下囚的蒋介石,此时也在痛苦地回忆着过去,当然,他不是在回忆检讨当时没有杀掉陈赓所带来的后果,而是在回忆思索,他辛辛苦苦几十年,为什么没有把共产党消灭,反而彻底败在共产党人手里的原因。

5月27日,第三野战军攻占上海。

在上海被解放军攻占的前一天,蒋介石坐“太康”号军舰,从复兴岛驶到吴淞口,与其说是助战倒不如说是观战,来观看人民解放军是怎样从他手中夺去上海的。

上海黄埔江边有个像片树叶似的小岛,名叫复兴岛。岛的右面是黄浦江,左面是一条笔直的运河,像把快刀似的,把它从杨树浦切割开来。这里离黄浦江的出海口很近。复兴岛东北面的码头上,停泊着装备精良的“太康”号军舰,码头四角,军警如林,江中巡逻的小炮艇,来往如穿梭一般。岛中有一座花木掩映的别墅。蒋介石从溪口退出以后,就一直住在这里。

蒋介石心里很清楚,溪口是守不住的,尽管他想守;南京也守下住,上海他想守,至少要守上一段时间,那么多金银财宝、机械,往台湾运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但能守多久?他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并且这只能自己知道。

蒋来到上海后,连日来,在上海市区的金神父路励志社分批召见国军团以上干部训话,命令他们必须死守上海一年,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然后再行反攻,他到汤恩伯设在虹口公园附近的总部,听取汤恩伯关于防守上海的作战计划和部署,并作具体指示;他多次接见毛人风,指示他临走前再杀掉几个和共产党一个鼻孔出气的民主人士。

他三番五次催促上海市代市长陈良,要尽量加快抢运黄金白银及贵重物资的速度。除此之外,他还需留出相当的时间,对付李宗仁。

早不忙,晚慌张。此时蒋介石纵使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他想忙的事情了。10天前泪别故乡,刚过10天,又要诀别上海,再过10天,还不知道这把老骨头漂向何方?

5月26日晨,蒋介石望着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的上海半边天,暗自神伤。夜海茫茫,“太康”号像一只黑色的幽灵,在波谷浪峰间跃跃前行,蒋介石不顾海上风大浪急,在甲板上踱来踱去。

解放军渡江以后,本来就瘦弱的蒋介石脸上更加棱角分明。蒋经国不离寸步,生怕父亲经不住这亡国的刺激而杀身成仁“父亲,还是回舱去吧,晚上风大,当心着凉。”蒋经国轻声地劝说道。

沉默,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

“经国,”在死寂的沉默中,蒋介石突然象发现新大陆似的,劈头问道,“你说说看,我们为什么失败了?”

蒋经国心里清楚,这个答案父亲最有发言权。从1927年在南京建国,到22年后国将败亡,中国四亿五千万人,父亲一直是一手遮天。当然,蒋经国也是可以说出一二的,就比如几个月前的上海打虎,比如上个月的长江布防……但这经国能说吗?这问题不是经国敢回答的。

顿时,又一阵沉默。

“主要原因,”沉默一会后,蒋介石字字有力,如数家珍似的说道,“我以为:第一,党心不一。我党有史50余载,从来没有统一。党心不一,政令不行,互相拆台,拿大家以私小家。第二,干部腐化,共产党骂我们党腐败,不能说他们骂的都是错的。第三,对老百性笼络不力。凡此三,岂有不败之理?”蒋介石说到这里,看了一下蒋经国,继续说道:

“我们只有另辟溪径,重新训练党的干部,统一党心,让党员能自觉的为党的事业工作。他们能够严格执行纪纲,而且还能深入社会各阶层,组织基层群众。干部腐化,是因为没有监督的力量。今后,我们要以群众的力量来维护党纪,使每一个党员都服从革命的领导,执行革命的政纲。铲除空洞不实、因循敷衍、因循任私、麻木不仁的官僚作风,而代之以实事求是、急公尚义、严正不苟、是非分明、赏罚公允的新作风。”

蒋介石好象忘掉了眼前的痛苦,象个正在参加总统竞选的政治家似的,一口气讲了他新的施政纲领。

蒋经国倒是听得很兴奋,父亲这一大堆新思想,和他以前在苏联学的有许多相似之处。他在今日,才找到了父子二人的共同语言,于是说道:“父亲,我十分赞成您刚才的意见,我相信我们是有希望的。”这么直言恭维蒋介石,作为蒋经国还是第一次。

蒋介石也来了兴致,小心翼翼地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递给了蒋经国。

蒋经国知道,这是父亲的日记本。他把折叠着那页打开,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

以定海、普陀、厦门和台湾为训练干部之地区;建设则以台湾为起点。实行训练干部、编组民众、计口授田、积极开垦、在社会上不许有一个无业游民。实行二、五减租,保障佃户;施行利得税、遗产税、筹办社会保险、推动劳动福利、推广合作事业;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民生主义社会建设及其政策实施为要务。更拟推动土地债券、土兵与工人的保险制度。

蒋经国明白,父亲刚才对他说的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在国家败亡之际,父亲不为失败而气馁,他真为父亲的刚毅和顽强所感动。同时,他也明白父亲对他讲这番话的用意。他颤声他说道:“父亲,我一定按你说的去做,重振党国。”

蒋经国在夜光下看看丢表,离天亮还有一个多小时,遂命令:

“启航!”

“太康”号启动,徐徐离开黄浦江,消失在茫茫的夜海之中。

蒋氏父子永运地离开了大上海。

第三野战军攻占上海,标志着历时36大的伟大渡江战役胜利结束。

八、凯旋五羊城

五羊城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胜利形势下的部队整训。

中央军委把四兵团暂归四野指挥,没有考虑陈赓和林彪之间曾发生过一个戏剧性的故事。

郭天民:这个计划将会使部队有大量非战斗减员。林彪:按既定作战方案执行!陈赓:知我者,毛主席也!

1949年重阳节,中央军委下达“向广东进军”令。十五军攻占曲江,“海珠桥血案”。陈赓再次“违抗”林彪的命令。

第二野战军陈赓兵团在解放南昌以后,遂在南昌、丰城、临川地区进行短期整训。一是当时部队正在调整作战部署,二是渡江战役之后,部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想动态。

渡江作战以来,在胜利形势的鼓舞下,整个部队士气高涨,信心百倍,决心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进军中再立新功。但是在少数人员中,不同程度地滋长了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停顿不前和贪图享受的情绪,成为部队继续前进的障碍。

这次整训,部队集中学习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和继续进军的准备工作。在学习中,批判了“打过长江就万事大吉”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等不良倾向。通过学习,进一步加深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解放全中国的思想。

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的指示,使大家明确了方向,提高了斗志,在全军中进一步提高了夺取全国胜利、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关于第四兵团下一步的作战任务和部署,中央军委根据渡江战役胜利结束后的新形势,作了重新调整。

在四兵团十三军三十七师进占南昌城后的第三天,即5月26日,中央军委命令:四兵团归四野指挥,参加对白崇禧作战;五兵团三十八军归四兵团指挥。

兄弟友邻部队互相配合作战,是军旅中军事行动之常事。但把一建制部队划归或者是暂时划归为另一建制的部队指挥,是任何军队的主帅都非常谨慎从事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会如此,这不是三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问题。在国民党军队的军事作战中,除了台儿庄大捷之外,这种性质的配合作战,胜例极少。李宗仁台儿庄一役,声名大振。除了他率领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取得重大战果,为日寇所惊恐,为国人所欢欣之外,还在于他在此战役中,指挥的并非自己的桂系,也非蒋军的王牌,而是一支诸多部队凑起来的杂牌军,靠这些部队打出如此辉煌的战果,不能不让国人和军事行家对李宗仁的指挥才能钦佩之至。但这样的战例在国民党军队的战史中是罕见的。

共产党的军队决然不同于国民党的军队,没有门户之见,不会互相拆台,所以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种配合,在解放军的战史中,可以说很多。

陈赓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生,林彪是黄埔第四期毕业生,当林彪作为新生进校时,陈赓已经是黄埔第四期步兵科一团七连的连长,既是林彪的学长,又是林彪的上级。

陈赓和林彪都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当时,陈赓任国民革命第三师六团二营营长,林彪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南昌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后,遭到敌人堵击,余部向潮州、汕头方向抵进,又遭敌人围攻,起义部队遭到惨重失败。也就是潮汕地区,发生了陈赓和林彪都终生难以忘怀的富有戏剧性的故事:

……指挥部在向潮汕撤退,陈赓奉命带领全营掩护。钱大钧的部队已近在跟前了。他们在掩体后面匍匐前进,突然一跃而起,呐喊着冲锋。陈赓瞄准一个军官,屏住呼吸,放了一枪,可是那家伙却继续前进,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同时他听到了手榴弹的爆炸声,急促的步枪声和短促的仿佛是上气不接下气的机枪扫射声……陈赓迅速地向两边扫了一眼:他的同志,那些亲密的、同生共死的同志,已经跃出了掩体,准备决一死战。他纵身一跳就跃出了掩体,端起一支步枪,呐喊着向前冲。他盯住了最近的一个敌军,觉得整支枪的份量都集中到刺刀尖上了……他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瘦小的背影朝旁边一闪,陈赓挥动着枪朝他招呼:“林连长,你往哪儿走?”

林彪惊魂未定,忐忑不安地走过来。他刚喊了一声:“陈营长!”一颗手榴弹就在附近爆炸,距离是那么近,脚下的土地都在震动。林彪的喊声走了调:“我们连没剩几个人啦,撤吧!”

陈赓厉声命令道:“没有总部的命令不许撤退,我叫你带领你们连往上冲!”

“陈营长,不行!我们人大少!”林彪一面揉着搓着跌疼的膝盖,一面为自己辩解。

“你再说我枪毙你!”

林彪吓得跳了起来,身体差点儿栽倒。他手扶着墙,看了看周围的人,尖声喊着:“冲啊!……”

后来的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陈赓和林彪都是共产党军队中的名将,但在职务上林彪要比陈赓高,在红军到陕北时,陈赓曾在林彪作军团长的红一军团任师长。后来,陈赓曾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公开表示,不愿在林彪手下工作。抗日战争爆发,红军改编,陈赓旅成了刘伯承一二九师中的铁旅。

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陈赓兵团要划归林彪指挥,接到军委的命令后,陈赓马上给四兵团的其他领导讲:“我们协同四野主力作战,一定要顾全大局,积极配合,不挑选任务,拣重担子挑。”

在中央军委下令四兵团划归四野指挥的时候,桂系军阀白崇禧部正在湘赣边境组织防御,企图阻止我军向长沙、衡阳方向前进,迟滞我军向华南诸省进军。从南昌地区赣江西岸撤退的桂系残部,继续在湘赣沿线残害人民。

赣西地区的人民群众,不断派遣代表请求我军渡过赣江西进,追歼残匪。

当时,四野的司令部在郑州,而陈赓四兵团的司令部则在南昌附近,相距2000余里。

追剿白崇禧在华南地区的军队,林彪认为:“为切断白崇禧的退路并将其主力部队一举歼灭在湖南,拟在长沙衡阳地区发起新的百团大战。电令四兵团于7月中旬渡赣江经宜春进入湖南醴陵、衡阳、株洲一线,与白崇禧主力决战!命四兵团的三个军为第一梯队,十八军作为兵团的第二梯队。邓华的十五兵团作为四兵团右翼往下插,沿浙赣线,与四兵团南北齐头并进。”

林彪的作战命令下达时,陈赓正在南京开会。由郭天民副司令员召集各军长开作战会议研究。经过研究认为:实施林彪的计划,往西北方向运动,只能侧击白崇禧的尾巴。时值盛夏,部队因酷暑大量减员,如果再打疲劳战,对下一步围歼白崇禧部队则力不从心。

陈赓队南京返回后,也认为林彪的作战计划不很妥当,让郭天民副司令员向林彪提出意见,建议林彪更改此作战计划。

林彪回电坚持既定作战方案。

陈赓由南昌回到兵团前指驻地樟树镇,正式向军委陈述了个人的意见:

据长江北同白崇禧部队作战所知,白狡诈凶险,正面作战不易歼其主力。必须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方式,而此次侧击行动根本不是迂回,构不成对敌之包围。我部人马逾万,稍有动作,极易被敌发现。而一旦发觉,敌即火速退缩两广,于下仗极为不利。又,时值盛暑,北方兵多,水土不服,非战斗减员甚多。故建议:充分利用我兵团之有利态势,继续向南推进,搞大迂问,占广州,堵截敌向广东之逃路。同时也表示,部队正在待命,准备随时执行四野的作战计划……

电报同时上报林和刘、邓。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肯定了陈赓的意见。

7月16日,中央军委给二、四野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阳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办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

7月17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拟电就“追击白匪之部署再致林彪”,指出:

陈赓三个军。十五兵团两个军统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以三个月时间占领广州,十五兵团两个军协同华南分局所属武装力量及曾生纵队负责经营广东全省。陈赓率四兵团三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由广州经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协同由郴州、永州入桂之北路军,寻歼桂系于广西境内。

从7月中旬开始,按照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部署,四兵团向湘赣沿线挺进。

陈赓命令十三军、十四军渡赣江作战,十五军由福建向江西临川开进集结。

很快,十三军、十四军配合四野兄弟兵团,冒着江南盛暑,在樟树至吉安的200里前线上渡过赣江,连续解放了峡江、吉水、吉安、安福、新喻、清江等六座县城。

在吉安附近的战斗中,歼灭白崇禧部二十三军的两个营。另部我军则于同时解放奉新、高安两县城,守敌第四十八军第一七六师向南逃窜,被我在高安以西的扬公圩、泗溪一带截击,其第五二六团大部被歼。我军继续向西挺进,又解放了萍乡以东湘赣铁路上的分宜县城,及其西南安福和莲花间的洋溪,另部解放分宜西北的万载县城。

这次进军,部队各历艰辛。如第十五军各部冒着酷暑兼程西进时,一直沿着崎岖的小路进军。通过隘路的时候,牲口不能驮载,战士们抬着炮身行进,用被单撑伞遮阳,用竹筒自制水壶储水。沿途村庄稀少,经常冒着大雨露宿野外,蚊虫成灾,战士用夹被撑起当蚊帐。由于酷暑炎热,加上过分疲劳,行进途中不少体弱同志中暑晕倒或患各种疾病,各个部队都有数量较多的病员,骡马也有许多生病。部队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战胜了一切困难。

在部队进军途中,也受到了赣西人民的热烈支援,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

在我军强渡赣江那天,有40多只船集结在埠头渡口上,有些女船工也赶来支援部队渡江。在敌人猛烈炮火下开始渡江的时候,船工们争相让突击队员上自己的船。他们一个个戴着红色的布条,努力争取渡江第一船。那天撑得最快的,是刘景山父子的一条船。解放南昌之战中,我军一部渡江迂回敌人,刘景山曾在三湖一带摆渡三天三夜。这次又带着老婆、儿子和儿媳,摆渡我军追歼白匪。他说:“我受了几十年的苦,没有过一天好日子。自己的队伍来了,可该翻身啦!”

55岁的刘志汉,和他16岁的孩子及17岁的儿媳妇,也来摆渡我军,还和刘景山父子展开了竞赛。

刘志汉见刘景山父子的船赶过去了,便对儿子儿媳说:“墨云,宝珍,快!赶过他们去!”他把手中的橹紧摇几下,水花直向船打来,船就象箭一样从斜面里赶上去。炮弹不停地在西岸爆炸,战士们在船头鼓劲,刘志汉更增加了无穷的力量。他说:“就是和以前不一样了,红军从这里走时,没有大炮,现在什么炮也都有了!队伍也大了!”他看着黑烟连续在对岸升起,兴奋得不知如何才好,只是拼命地摇橹,赶过了刘景山的船,当了开路先锋。

某团五连在鹤巢地区追上了白崇禧部一八八师。担任全连搜索哨的四班,先和敌人开了火,全连立即展开火力,投入战斗。

敌人先绕到右翼一排的阵地上,企图占领一排阵地后,从四面包围二排。

接连四次进攻,都被一排击退。

敌人看进攻一排不成,又集中一个营的兵力进攻二排阵地。猛烈的炮火,几乎把二排阵地上的土翻了过来。待敌进到距离我方阵地只有200米处,刘全声的机枪在左,老战斗英雄蒋心元的机枪在右,交叉着向敌人猛烈射击。

蒋心元站起来端着机枪打,负伤后站不起来了,就趴在地上打,再次负伤时才把机枪交给刘振成。

战士们打得急了眼,全都站起来打。10多个敌人倒下来,剩下的拉着死尸往回跑。排长马小毛右肩被打穿了,头上也被炮弹片擦了一块,脸上流满了血,仍在阵地上检查大家的工事。同时叮咛大家:“一定要守住阵地,这是为人民立功的时候啊!”

不久,敌人密集的火力,又向第二排阵地猛射;随后,敌人出动四个排的兵力,分两路迂回过来。四班副耿福成在阵地上来回跑着监视敌人。他看见一个戴大沿帽的敌人,用冲锋枪逼着几个士兵柱上冲。他瞄准就是一枪,大沿帽立刻和脑袋分了家,其他几个敌人趴在地上就不敢动了。在冲锋枪的逼迫下,敌兵象蜗牛一样慢慢向前爬,接近到我们阵地30来米处,刘金声、刘振成的两挺机枪,一齐端起来向敌人扫射,耿福成首先站起来甩出一颗手榴弹,战士王建华一个炸弹正投在敌人中间。接着便一阵手榴弹的轰鸣,敌人又留下儿十具尸体退了下去。

敌人退下去后,战士们拾起敌人丢过来没有爆炸的手榴弹,一看,原来敌人过于惊慌,都没有拉弦。

二排长马小毛又负了伤,四个班长全负了伤,全排只剩下了10多个人,子弹已经快完了,手榴弹每人只剩一个。四班副耿福成自动担负起艰巨的指挥任务。他向大家说:“同志们,都上好刺刀,子弹打完了用刺刀拼。”同志们齐声响应。敌人又派出两个连的兵力,向二排阵地发动了第三次进攻。

敌人进到60多米的地方,再也不敢前进了。爬在地上瞎嚷嚷。耿福成命令机枪手,远了单发,近了连发。敌人在远处嚷了半个钟头,才接近到20多米处。我军的机枪刚一响,才投出几颗手榴弹,敌人就吓退了。随后敌人发动的第四次进攻,也被顶了回去。

待后续的六连赶来,敌人遂即乱了阵脚,丢盔弃甲。

7月19日早晨,我军某团派出的侦察小组,在宣春新田乡上龙源西山岭地区,发现一股敌人。这伙失魂落魄的敌人,一发现我军战士,就赶紧逃窜。

侦察组报告团部后,团里决定追歼该敌。

八连一排飞快地抢占了敌人逃进的山左边高地,封锁了东面的逃路;七连和八连的两个排,即从右侧迂回到山后;九连由正面进攻敌人。

由于我军的灵活指挥,一下子就把敌人一个营紧紧包围在一个山头的狭小地带,只有南面留下一个空子:悬崖绝壁。

冲锋号一响我军从四面向敌人发起冲锋。敌人凭着装备优良,据守山头作垂死的抵抗。勇士们奋勇向前,营长贾德法带通信班冲在最前边,敌人见状,赶紧打出白旗高喊:“不要打,不要打,我们投降。”冲在最前头的通讯员王文生大声说道:“投降就快点放下武器。”

敌人马上将枪枝挂在前面的树枝上,并且吹哨收拢尚在顽抗的敌军。

当一排冲到另一个山头时,一群敌人把武器放在地上,高举双手说:“我们投降了,你们救了我们的命了。”

其它山头的敌人,也都相继放下武器。这样,我军无一伤亡,以一个营的兵力全歼敌江西省保安第二团第三营,生俘代理营长戴及松以下官兵230人,缴获大批武器和弹药。

赣江西岸追击战中,状如惊弓之鸟的敌正规军,也同样稀松不经打。

7月24日,某师侦察连的一个小组,在泰和城西南10余里大塘下村公路两侧的高山上。发现敌情,双方立即打起来。年轻的侦察连长丁永泰,得到侦察小组的报告,即刻率领20名侦察员,冒着烈日自大塘下正北山地,向西越过险峻的黄坑岭,再直扑正南插入敌后,绕到大塘下村的西南,钻入敌人的腹地。

等到天一黑,丁永泰带领侦察员冲进泰和、马家洲间的武溪街,此时一股敌军正沿公路逃窜。汤姆枪组赶紧追赶上去,咬住了敌人的尾巴。枪一响,敌军拼命逃跑;武溪街西南池头村的敌军正在吃饭,一听枪响,连忙丢掉饭碗南逃。我军一直追了七八里,抓到两个掉队的敌人,问清敌情后,丁连长决定停止追击。

这时,马家洲的敌二十三军二一一师师部,和分布在左右侧翼的敌军,慌忙向公路上集中火力,盲目乱射,乱打照明弹。当丁永泰带着这20名侦察员往回走,刚到大塘下村西南时,突然发现一股敌军迎面而来。

走在前面的六班长王美善,机警地大声问:“哪一部分?”敌人回答:

“六三三团。”王美善高声喊道:“来一个!”随即跑过来敌人一个步兵班长。王美善立即低声命令他缴了枪,逼令他伏在地上高喊:“八连过来!”

经过敌人预定的竹哨子联络后,敌八连乖乖地进入侦察员临时布置的伏击圈内。开火只三分钟,敌二十三军一个连就全部缴了械。

敌人还有一个连,原来警戒在大塘下两边的山地上,他们听到背后枪声大作,撒丫子便跑,恰好碰上我们的侦察员,这个连除极少数逃走外,也大部被俘。

丁连长和他的20个侦察员胜利归来了,马家洲敌军的炮火和照明弹,却彻夜不息,一直到第二天早晨还时断时续。

这股敌军是从长江北岸大别山地区,一直被我军追赶逃到这里来的,士气低落,逃亡很多。在我军俘获的敌一一八帅一个逃兵的日记上记述:5月14日在九江全连有77人,6月28日在新喻只剩61人。敌一七六师五二八团,在广水防守平汉铁路时,每连尚有110到120多人。在南逃的两个月中,第五连就逃亡了36人。由于士兵逃亡,这时全团人数最多的连只有70人,少的只有58人。

投奔我军的一个副班长傅根年说:“从湖北广水县南撤的一个多月,我就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饱饭,鞋子也不发,十之八九是光着脚逃跑。许多人脚坏了,走不动路,当官的就用枪乱揍。第四十人师的五个逃兵中,就有四个挨过打,这样的日子,准能忍受得了。”

第四兵团在西渡赣江、南下湘边这段日子中,除了日夜进军进行军事作战外,还必须同炎热和疾病作斗争,所以,在7月下旬,部队进行以“人马健康”为主要内容的短暂休整,医治病员,恢复战士体力。8月上旬,部队配合四野兄弟部队,沿江西通往广东的公路,并肩向赣南前进。部队抵达赣州南北公路两侧地区,获得沿着粤赣边界五岭山脉一线的前进基地,准备时机成熟,即向南扩展,解放敌人盘踞的广东省。

盘踞在广东的国民党军队主要是余汉谋部。当时余汉谋是广州绥署主任兼广东省主席。该集团在国民党军队中属势力较小的一个集团。其正规军有十二、十三、二十一共三个兵团,下辖10个军、28个师共约12万人。另有五个保安团、四个保安纵队及其他地方武装共约两万余人。此时,余汉谋集团和白崇禧集团组成了所谓“湘粤联防体系”,以湘南衡阳、粤北韶关(曲江)为布防重点,以保障两广。关于广东省境的具体军事部署,余汉谋又根据伪国防部的命令“巩固粤北,确保广州”,在广东省内组织防御。其兵力部署是:在以曲江为中心的粤北地区,以其主力第三十九、六十三两个军布防,先头伸至南雄、乐昌,为第一道防线。由方天(十三兵团)指挥二十三、七十军,以英德为中心,沿粤汉路及其以东的翁源地区布置其第二道防线。

以第二十一兵团刘安滇指挥第三十二、五十军集结于广州以北的粤汉铁路线上,和以东的从化地区,布置第三道防线。胡琏(第十二兵团)指挥的第十、十八军集结在潮安、汕头地区,准备策应方天兵团作战。以第一○九军、绥署警五团、宪兵第十七团、第二十六团维护广州。敌第六十二军则驻湛江市,维护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联系。

自李宗仁从桂林来到广州后,广州已成为国民党政权的核心所在。

李宗仁到达广州当日,在飞机场发表了书面谈话,把和谈失败的责任统统推给了共产党,谓中共“如欲始终以兵戎相见”,并表示他“决将领导政府”,作”坚强之抵抗”。

李宗仁的书面讲话,深受蒋介石的欢迎。蒋立即表示支持,并给在广州的军政人员“民众团体”颁发命令,谓“在此期间,广州即为中华民国政府所在地。”

李宗仁到广州后,中华北路的迎宾馆,成为“代总统”的官邪。李宗仁另有打算,他曾和张发奎等人商议,实行两广联盟,自立门户,和蒋介石分庭抗礼。在军事方面,主张固守湘南、赣南,稳定住华南局面,以此争取美援。同时扩编新军,在粤桂两省迅速编组二线兵团,必要时退守海南岛与蒋介石控制的台湾并立。政治方面,以撤换忠于蒋介石的广州市长和警察局长为开端,逐步消除蒋在广州军政方面的党羽,以两广人代之,彻底从蒋手中夺回广州的军警权和财政权。

李宗仁的这些活动,自然瞒不过耳目灵便的蒋介石。况且,两广职员反蒋在历史上屡有发生,蒋介石不能不防。李宗仁到广州以后,蒋介石密切注意着两广将领的活动。

李宗仁认为,实现他的宏伟计划,争取美援为首要,而要争取美援,则要让自己人当外交部长。抓军队,自然应把国防部长槁到手。李宗仁计划,让白崇禧当国防部长,甘介侯当外交部长,张发奎当总参谋长。

从何处下手呢?改组行政院首当其冲。

何应钦难得清闲,不久之后,何提出辞职,李代总统立刻照准。

准来入阁,李宗仁选了国民党元老居正,想利用居正实现自己的计划。

但居正被提到立法院时,CC系和黄埔系的人马来了个大发动,“发扬民主”,把居正给投票否决了。

阎锡山劝驾李宗仁归穗,给蒋介石效了犬马之劳,不久即被委任为国防部长。选行政院长,蒋又想到了阎老西。阎又当了行政院长。

外交部长,蒋说胡适最合适。胡适精通英语,曾获美国博士学位。阎锡山是推荐不出这样的人,桂系想沾手外交,也一样落了空。

在和谈时,蒋介石还觉得李宗仁有利用价值,此时蒋介石也就不再借重李。

而李宗仁在广州的一番动作,连桂系中的亲近在内,都认为再跟着李已经没有什么指望,纷纷作鸟兽散。去台的去台,赴渝的赴渝,李宗仁的门庭,愈加冷落。

7月初,蒋介石准备再到台前执掌帅印,因此,加紧了各方面的活动。对外,蒋飞赴菲律宾,与季里诺举行“中菲会谈”,会后发表文告,鼓吹建立“太平洋反共联盟”,而且准备邀请南朝鲜的李承晚入盟。蒋又另派吴铁城赴日,与麦克阿瑟及日本军政界加强联系。

对内,蒋进一步加强对桂系的打击,分化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关系。对白,利用其现实利害观念,一方面不伤害其现有军权,且若隐若现,以更大的军权作为诱饵,加以羁縻;另一方面也巧妙地暗示白:如不听招呼,他手中的军饷立刻就无处发落。

7月初起,广州方面不断传来蒋介石要来广州的消息,李宗仁也深感这傀儡当着不是滋味,自觉利用代总统这个名目再难有任何作为,故也一再表示,欢迎蒋到广州主持一切。

在这一段时期内,蒋系人物在各方面,也都已为蒋复出做好了准备,只待蒋的到临,使之公开化、合法化而已。7月14日,蒋带领一批人马,飞抵广州。蒋故意把行动弄得神神秘秘,事前不通知李宗仁,在飞机场迎接的,只有陈立夫、蒋经国、余汉谋等几个人。等李宗仁知道后,满头大汗地赶到机场,蒋介石早已进了广州城。

蒋介石到广州后,汽车直驶行政院,当时国民党中政会和中常会正在开会,忽报总裁光临,举座震惊自不待言。蒋随后即到代总统办公厅进行看望。

来之前,不通知,说是“怕惊动大驾”,到之后,先拜访,表示礼数甚周,把李宗仁弄得很尴尬。当时,李宗仁向蒋请示,当天举行仪式时,大家穿什么衣服?蒋说穿大礼服。李宗仁立即派人往香港赶制大礼服。后蒋说要穿军服,李宗仁又穿了军服,胸前佩齐勋绶前往。岂料蒋介石出现时,穿的竟是长袍马褂。行完仪式,蒋一人先走,对李睬也不睬。李宗仁跟在后边,活象个随从,个中滋味实在难受。

蒋介石住进梅花村32号陈济棠的公馆内,召开了一个又一个会议,最后以中国国民党常务委员会的名义,通过了设立“中央非常委员会”的议案,选举蒋为主席,李为副主席。副主席原拟设二人,除给李一席外,另一席给孙科,但为了照顾一下李的面子,最后让孙科作了委员。其他作委员的,有阎锡山、张群、何应钦、于右任、朱家骅、陈立夫。几乎一色蒋的亲信。秘书长为洪友兰,只是给了桂系一个副秘书长的职位,叫程思远当,程一个月后也辞职不千了。

“非常委员会”照规定,总统及行政院的一切措施,须先经该会核定,始可施行,可实际上,蒋总揽一切大权。这不但气恼了李宗仁,更使张发奎怒不可遏。在“非常委员会“通过的当天晚上张发奎来到李宗仁的住处,向李宗仁建议:

“德公,我们一不做,二不休,趁蒋介石在广州,我们把他扣起来!”

李宗仁喟然长叹:

“白华兄,把他扣起来。最多使你能出一口气,除此之外,又有什么用呢?他的兵,我们调不动,他的钱,我们从台湾又弄不出来,扣他只能使我们徒招恶名!”

“德公,你只要把老蒋扣起来,便一切都会有办法的。我们两个团结起来干,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退保海南争取美援嘛!”张发奎颇不以为然他说道。

李宗仁苦笑,说道:“白华兄,你不在其位,可以幻想,你如在我这个位置上,你也不会干啊!”

“德公,你胆子太小,斗不过老蒋,只有任人欺辱,两广算是没救了。”

张发奎说完,愤然辞出。

在这天的同一晚上,蒋介石在黄埔秘密召见了白崇禧。蒋在讲了一大段蒋、白一贯合作密切的“光辉”历史之后,对白崇禧说道:

“健生,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中央已决定将国府迁往重庆,本党绝大多数的同志要我复任总统,以利勘乱救国,你的意见如何?”

蒋介石表面上是想征求白的意见,实际上只不过是拉拢白的一种手段。蒋的下野,白出了大力,但现在可不是半年多以前的形势喽!白崇禧不同意蒋复出,怕也阻挡不了。所以,蒋介石问过白崇禧,根本就没有白答话的间隙,又接着说道:

“如我复出总统,拟请你来组阁,由你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把胡宗南、宋希濂的部队全部交给你指挥,我们可以胡宗南的部队防卫陕南川北,凭险固守;宋希濂部防卫鄂西川东,屏藩重庆;你的华中部队则撤向桂西北,扼守黔东湘西。这样,我们便能以四川为根据地,以云南、贵州为大后方和国际通路,争取美国援助。”

蒋介石的一番话,使白崇禧听得热血沸腾。他终于明白了蒋介石召他来此谈话的全部目的。蒋介石已成功地折散了李宗仁倡导的两广反蒋联盟、反共反蒋争取美援的计划。现在,又要下手折散李宗仁和白崇禧之间几十年来所建立的特殊关系了。折散两广联盟,再折散李、白合作,李宗仁便无以存身,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将彻底被摧毁。

李宗仁倒了,白崇禧能单独存在吗?这在以前是不能的,现在呢?这大半年来,他对李宗仁是越来越不满。他全力以赴把李宗仁拥上代总统的宝座,但他从中未得任何好处,要钱没钱,要权没权。为了统一指挥两广的防务,他曾向李宗仁要求兼任国防部长。但李宗仁毫无办法,硬是被一个光杆司令的阎老西争了去,而且是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李宗仁当代总统,徒有虚名,一点权也没有。现在,蒋介石有意让他组阁,由他指挥全军,这不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吗?但是,他毕竟和李宗仁合作了几十年!他不能做对不起李宗仁的事。

白崇禧陷入沉默……

蒋介石见白崇禧沉默不语,知道他是下不了和李宗仁决裂的决心,一边来回踱着步,一边加紧进攻:

“国家已到了这般地步,难道你还不明白?现在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次。你不干,我也不干!现在还剩下滇、桂、川、黔四省完整的地盘和100余万军队,干脆都给共产党吞了吧!我蒋中正是党国历史上的罪人,你白健生也是罪人,因为在这挽救党国的最后一次机会中,你不愿意跟我合作!”

“介公!介公!请不要再说了,我白崇禧一生只有两个长官,一个是介公,一个是德公啊!”白崇禧最后选择了蒋介石。

白崇禧毕竟和李宗仁是几十年的老交情了,他认为蒋介石找他密谈这样的事不能瞒住李宗仁,因此,他从黄埔一回来,尽管夜已很深,还是来到了李宗仁的住所,把蒋召见他的谈话内容全都说了。李宗仁先是大吃一惊,继而不动声色地问道:

“老蒋的这些话可信吗?”

“蒋先生这次倒很诚恳!”白崇禧很认真地回答。

听了白崇禧这句话,李宗仁心里已明白了白崇禧现在正想什么。也是关心也是气愤地说道:

“现在形势难卜,你以后怎么办?”

看来,白崇禧退路是已经有了考虑,但又不愿让这位几十年的老大哥太生气,就试探着说:

“德公,将来如有必要,去台湾怎样?”

“王八蛋才去台湾!”不知道白崇禧这句话刺激了李宗仁哪根神经,李宗仁竟勃然大怒,挥舞着拳头在屋里大吼起来。

几十年来,李宗仁一直以宽厚忍让的面目出现,对白崇禧等既爱护又尊重,从无粗话,而李宗仁今晚一反常态,使白崇禧惶惑不第二野战军四兵团,经过8月份的“人马健康”运动的休整,战斗力恢复很快,指战员们精神旺盛,整装待发,准备中央军委的命令一下,将立刻向广东地区进发,解放中国的南大门——广州。

9月9日,中央军委给二野和四野四兵团致电,命令:无论湘南之敌被歼与否,白崇禧将其主力退至广西、背靠云、贵,面向广西北部和东部,与我对峙。如广东问题不能早日解决,迅速歼灭白崇禧部,解放广西则不可能。为此,陈赓、邓华两兵团应于湘南战役开始后,即向广东进军。

9月11日,林彪下达作战命令:以陈质兵团三个军,邓华十五兵团二个军、两广纵队、林平纵队等共22万人,由陈赓统一指挥,组成左路军,担负左翼战略迂回任务,于湘南作战同时,开始向广东进军,切断白崇禧部向广东的退路,尔后配合四野中路、右路军歼敌于广西境内。

左路军接到进军广东的命令之后,立即召开了作战会议。会议由中央华南局书记叶剑英和陈赓主持。陈赓强调:二野四兵团要在林总的指挥下,在叶参座为首的华南局领导下,进军两广。要注意兄弟部队的团结,主动配合,向四野老大哥学习。他指出:“道路拥挤时,我们走小路;住房紧张时,我们住小村;艰巨的任务,我们要抢着承担。”

左路军的作战部署是:全线部队争取9月下旬赶到粤赣边境集结,然后兵分三路进军广东。以四兵团为右路,先取曲江(韶关),尔后以一部兵力直插三水,截断广州之敌的西逃之路,主力沿粤汉路南下,从西和西北方向围歼广州之敌;以十五兵团为中路,先奔袭翁源之敌,尔后主力沿粤汉路东侧南下,以一部兵力攻增城,断敌沿广九路东逃之路,主力从东及东北方向包围广州;以两广纵队及林平纵队为左路,负责切断广州与潮州地区的联系,协同右路、中路军攻占广州。

会后,我军即按计划开始行动。为使部队逐渐适应南方炎热、多雨的行军作战特点,陈赓专门制定了一个科学的行军计划:开始时,每天行军四五十里,叫适应性行军,主要利用夜间天气凉爽时上路,尔后逐渐加快行军的速度,侍距曲江百余里时,再采取急行军速度,奔袭曲江。由于部队按此计划行军,高高兴兴,轻松愉快,减少了非战斗减员,保持了充沛的体力和旺盛的士气。

曲江又称韶关,地居北江上源,南制广州,北控湖南衡阳,为粤北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白崇禧集团向广东南逃的必经之地。解放军占领曲江,就切断了粤汉路,也割断了白崇禧与余汉谋的联系。余汉谋深知曲江得失对于“湘粤联合防线”的利害关系,不断增派援军到曲江,妄图与衡阳之敌相互呼应,使曲江成为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集团这条防线东翼的重点。9月下旬,余汉谋相继调来第三十九、六十三、九十七军及白崇禧集团的主力第四十六军等部,同时增调第二十一兵团一个军进至英德地区,以策应曲江。

妄想凭借“对外封蔽,对内完整”的广东地理形势,负隅顽抗。

9月下旬,我军开始全面向广东进军。

10月2日,我各路大军进抵粤北。

余汉谋一看解放军大兵压境,来势凶猛,生怕自己的嫡系被吃掉,急令三十九军调往英德,仅留非嫡系的六十三军留在曲江。

10月6日,我军开始进击曲江。

为了避免惊动曲江外围的敌人,我军一支轻装部队,头一天由始兴出发,经由始兴西南人烟稀少的老龙坑岭悬崖绝壁的山地迂回前进。正面部队则以惊人的速度,沿始兴至曲江公路前进,追歼闻风而逃的敌人,经130里急行军进逼曲江。

曲江城内之敌惧怕被歼,其六十二军沿北江西岸弃城向南逃窜。当我军7日晨进抵曲江城东河坝时,敌六十三军最后撤逃部队用汽油点燃韶关公路大桥后,已向西南逃走。我一三四团二营见桥头大火熊熊,便命部队立即救火。幸好木桥尚未被烧断,经过一阵奋力抢救,使韶关桥保留下来,后续部队得以顺利通过,迅速地开进曲江城。

10月7日1时,十五军解放了粤北重镇曲江。此时,粤北的大门洞开,敌人沿着铁路拼命南逃。陈赓立即命令先头部队:“敌人弃守曲江而逃,我们必须立即改攻坚为追击,敌人逃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扭住一股消灭一股,兼程向广州前进!”

十五军四十五师日夜兼程,每天行程130里以上,两昼夜行进300多里,于9日16时,开始向英德城及英德车站守敌发起攻击。敌守军遭到袭击,顿时混乱。我一三三团七连一班班副郭贵喜,和三班班长葛风荣带领的战斗小组,仅五分钟就冲上了山顶。后续部队紧接着就涌了上来,迅速占领了车站以东高地,将敌人一个团部和两个营打垮。敌人东逃西窜,缴枪的缴枪,逃命的逃命。

经过四小时的激战,把车站的敌人完全解决并控制了车站阵地。但在英德车站南边的遥步墟大铁桥周围,还有敌三十九军的一个团在负隅顽抗。这座铁架桥架在翁源江上,长达280米,是粤汉铁路南段最大的一座铁桥。敌人企图在守不住铁桥时,将它炸毁,以使翁源江南之敌凭险顽抗。

当天夜里,我九连奉命抢夺桥头阵地。临近桥头时,我军掩护冲锋的机枪一齐响,守桥之敌逃向山上、竹林和村庄。

九连战士,三分钟即冲过300米宽的铁桥,将敌人已经安装好的炸药导火索切断,大部守敌被歼。

敌人一个团被我歼灭了,遥步墟大铁桥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当日我军即解放英德县城,歼灭敌九十一师二七二团的一个营。

10日上午,我四十五师进至英德南50里的万公桥,遇敌九十一师的两个团进行抵抗,我军向敌发起攻击,占领了两个高地,当晚完成对敌人的包围。

11日晨我军向该守敌发起攻击,该敌在空军和装甲车的配合下,与我激战了五个小时,敌人被歼千余人,向南溃退,下午,我军攻占万公桥的黎洞圩车站。

13日中午,我军尾追敌人,渡过滔江,14日在源潭击溃敌一○三师、一四七师四个团,俘敌千余人。残敌一部乘火车南逃,一部向西逃窜。我不顾敌机轰炸扫射继续追击。当日20时直出银盏坳车站,逼近广州城郊。十四军四十师的先头部队。于13日逼近被称为“广州五星城”的清远县城。在我大军越过五岭南下的时候,敌军为了抵抗我军的猛烈攻击,沿着北江,北起连江口,南迄清远城一线,慌忙布置了一道自嘘为“敌人不能染指”

的防线。但是实际上这道防线,同样经不起人民解放军的勇猛攻击。

我四十师一一九团,在12日傍晚,由英德以南60里的下步墟,开始前进,当夜水陆并进,八个钟头疾进120里。13日拂晓,在清远以东40里的塘口展开攻击,击退敌二十二军二一一师、二一三师的阻击,到入城为止,只用了九个小时。敌人的这一道防守广州的防线尚未完成,即已为我军击破。

在我军强大攻势下,敌守军部署全部瓦解。曲江、英德、翁源、花县、增城等地相继解放后,广州震动,守敌分经广九铁路、珠江、西江诸方向溃逃。至13日,我右两路大军均已进至广州城郊。虽然在表面上敌人故作镇定,盘踞广州的薛岳、余汉谋等,10日那天还在扬言要“决心死守广州”,并在广州召开了一个“各界反共宣传大会”,而与此同时,却在加紧争向香港、重庆、台湾逃命。美国陈纳德“民航大队”,日夜不停运送这批“高级难民”。那几日渝穗班机,只飞到柳州即回返,目的是多运出一些国民党的头面人物。12日起,国民政府首脑作鸟兽散,李宗仁逃向桂林,阎锡山逃向台北,余汉谋和薛岳乘军舰溜向海南岛。

10月14日下午6时30分,四野十五兵团先头部队一二八师,自北郊进入广州市中心,并与沿广九铁路自郊区进入市区的一三二师会师,解放了我国南部这一座最大的城市,提前完成了毛主席争取10月下旬占领广州的计划。至此,我各路大军共歼敌22000余人,解放了广东省的大部分地区。在我军解放广州的过程中,留守广州的敌人制造了令人发指的“海珠桥血案”。

10月14日下午6时,正当我军从广州以北、以东方向挺进广州市区的途中,从市区突然传来震天的巨响,霎时间浓烟滚滚,直冲云霄。我军迅速进入市区,很快查明,这里敌人从广州撤退逃跑以前,丧心病狂地炸毁了连接珠江南北两岸的海珠大桥。

在广州解放的前几天,从敌人内部即传出消息说,要破坏海珠大桥、天河机场、水电厂、电话局等。市民得悉,即由工商业界先后多次派出代表,向市长李扬敬、市警察局长吉章简请愿,反对破坏,但毫无结果。

10月14日下午,正当拥挤的行人车辆通过海珠大桥时,一部敌军来这里宣布对大桥实行“紧急戒严”,所有行人车辆均被赶散,敌军控制了该桥附近的大街小巷。不久敌军又解除了戒严,使车马照常行驶。当时谁都没注意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敌军实施“戒严”,早已是家常便饭。谁料就在这个时候,敌人已在四座桥墩上绑好了400多箱黄色炸药。当日下午6时,桥上像平常一样走着行人和车辆,桥下突然响起轰天巨响,一时浓烟冲天,钢铁碎屑和断砖残瓦四散纷飞。桥下坍时,使桥下20米的水面漩成深涡,浪涛和被炸破的船板飞腾冲天,高达几十米,一时南北两岸三里内的房屋墙壁,纷纷折裂倒坍,水泥钢骨碎块飞啸穿空而过,殃及附近十数里区域内的居民安全,群众被炸死炸伤500余人。大桥左右死尸狼藉,血肉模糊。珠江北岸东起德政路,西至仁济路口,每家都受了损失,无一幸免。珠江南岸人民受的损害更加惨重。南华中路一带的房屋完全倒坍,西侧排列着的150米长的鱼市场,房舍全部震毁,仅在这一带,就有近百名市民葬身瓦砾之中。

10月7日我军解放曲江,到14日晚解放广州,仅仅不过八天时间,充分显示了我军奋勇前进、雄伟无比的力量!

还在广州解放之前,我军估计敌人的逃跑方向可能有两个:一个是沿西江向西,进入广西;一是沿广东海岸,逃向雷州半岛,逃向海南岛。

10月12日,毛泽东电令陈赓:如果查明广州一带敌人向广西地区逃窜,陈赓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追击。

10月14日,四兵团十五军先头部队和十五兵团部队,在同一时刻抵达广州市郊,后续部队也经陆路、水路不断赶来。

陈赓当即命令十五军军长秦基伟:部队不进广州,继续向佛山追击。秦基伟在电话中当即表示:“我们坚决执行!”

接着,陈赓又命十四军军长李成芳,迅速占领三水,堵敌西逃。

14日晚,十五军攻占佛山后,继续追歼逃敌。15日拂晓,十四军攻占三水。

正当陈赓兵团疾速追歼逃敌的时候,林彪电令陈赓并直接下达命令给各军,主要内容是:如广州之敌逃窜,我不要追击。……

陈赓认为此命令难以执行,立即让通信科长戴其萼接通三个军长的电话。

陈赓给三个军长说:“追击敌人总不会犯错误,仍按我们原部署执行,继续追歼逃敌!”

三个军长和陈赓的意见一改,都表示继续追歼逃敌。

16日,十四军四十一、四十二师和十二军三十八师占领高要。十四军追歼敌三十九军一部,迫使敌一○三师4000余人起义,并查明了敌人主力向阳江方向逃窜。

陈康立即决定,由李成芳指挥十五军四十四、四十五师,十四军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师和十三军三十八师,昼夜兼程向阳江追击,合围逃敌。并命十三军主力向茂名前进。

李成芳为争取时间,将六个师编成三个纵队,大胆打破了各师的原建制。这种编组方式,大大加快了向恩平、阳江进军的速度。

李成芳此举深受陈赓赞扬:“成芳干得漂亮,当机立断,有条不紊,办事就是要多动脑子,发挥主动性。”

为避免林彪干涉,陈赓兵团的追歼行动,一直没向他报告真情。

17日深夜,陈赓收到毛泽东电示,否定了林彪不许四兵团追击的命令。接着,叶剑英报中央军委并发四野司及陈赓的电报也来了,建议陈赓兵团向南追歼逃敌。

24日,四十二师攻占阳春,至此,陈赓兵团经10昼夜的追击,终于将从广州逃跑的敌第十二、二十一兵团,三十九、五十、七十、二十三军残部抓住,对敌形成了东西北三面包围的态势。

25日黄昏,四兵团对阳江之敌发起总攻。战至26日中午,全歼被围之敌近5万人。

10月27日,陈赓到达广州。在广州,阳江、粤桂几次战役的间隙,陈赓曾在广州作短暂的停留。11月11日,广州市人民欢庆解放,迎接人民解放军,举行20万人参加的大游行。这次大游行是在阅兵式后开始的,陈赓陪同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等一起检阅部队。

羊城的10月,鲜花盛开,空气中弥漫着沁人的花香。陈赓感慨万端。25年前陈赓在这里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是他戎马生涯和投身革命的起点;陈赓想起了许多,想起了国共合作联合北伐的壮举,想起了广州曾有过的血雨腥风,想起了蒋先云介绍他入党的动人情景……想到这些,陈质的视线有些模糊了,望着远处的黄埔岛不由得感叹道:“江山如故,昔人何在哉!”

九、粤桂大围歼

陈毅提出:二野太苦了,不如二野、三野对调。刘伯承:你陈老总为啥子抢我的任务哟!毛泽东:我可没有偏心啊!

阳江围歼战充满动人的故事:战斗英雄张玉生一人抓住200多个俘虏。解放军一个班俘敌一个师。两个脚上负伤的战士,爬行着俘虏了30多个敌人。白崇禧声东击西发动“南线攻势”,林彪判断失误和陈赓发生分歧。郭天民把给军委的电报写成了批判稿。毛译东致电林彪:照陈赓前提部署。

广州解放以后,第四兵团诸军继续南下粤桂追歼逃敌。与此同时,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五兵团,也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祖国西南边陲,欲彻底消灭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这也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最后一次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作战。

经过渡江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丧失殆尽。残存的连同非正规部队和后方机关学校在内的总兵力仅剩150万。这些部队纷纷退到华南、西南和台湾等地。蒋介石以白崇禧、胡宗南两个集团为骨干,进行在大陆的最后挣扎。

秦岭、大巴山和武陵山山脉,象一道天然屏障,隔断了川黔与内地的联系;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和遍地林立的军阀土匪,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地处边陲便于取得帝国主义的直接援助。蒋介石的部署是:第一步,以白崇禧集团及粤军余汉谋部组织湘粤联防,阻止解放军向两广进军,作为他部署西南的掩护;同时以嫡系胡宗南集团等扼守天险秦岭、大巴山、武陵山,阻止解放军入川。第二步,白崇禧部退入广西,与四川的胡宗南互为呼应,联络云桂军阀,负隅顽抗。

为了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国民党军队,中央军委部署:

第一野战军出陕甘,解放西北五省(区);

第二野战军,直进黔川,解放大西南;

第三野战军,南下福建,解放东南沿海;

第四野战军,解放中南各省;

华北军区,攻克太原,解放华北全境。

在中央军委作上面战略部署时,曾征求各野战军主管的意见。陈毅提出:

“二野太苦了,挺进大别山苦;淮海战役又把老本拼得厉害,不如二野、三野对调,三野去经营西南,二野经营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

刘伯承首先表示反对:“不行,不行,你陈老总为啥子抢我的任务哟?”

“我可没有偏心啊!”毛泽东见状呵呵一笑,对中央军委提出这个方案的理由作了解释:“三野的老底于是新四军,过去长期在江南水乡,有江湖作战经验,相比较而言,二野在这方面就差点,三野不仅要解放华东、华南沿海地区,还要跨海作战,解放舟山、金门、台湾等岛,轻车熟路,就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949年7月中旬,中央军委发出向华南、西南进军的指示,明确指出对白崇禧和西南各敌,均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强调“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

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出击华南、解放广州的战役行动,就是中央军委进军华南、西南整个战略部署的一部分。

当时,中央军委部署,第二野战军三兵团、五兵团部队,隐蔽前进,先不直接和敌人交锋,待广州解放,迫使国民党政府迁至重庆后,再以大迂回的动作直出贵州,并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退往云南的道路及其与白崇禧的联系。中央军委还决定,当时位于陕川边的一野部队及华北十八兵团等部,积极吸引胡宗南集团,将其暂时留在秦岭地区。待二野将其退往康滇的后路切断时,即由贺龙、李井泉率领,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尔后两军协同聚歼该敌,并迅速占领全川,布置春耕,开展地方工作。

随着二野向大西南的挺进,解放大西南,已是指日可待。党中央为了适时加强对大西南党政军的领导,适时地开展地方工作,在二野出击大西南之前,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任命邓小平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怕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西南局共有委员24人。在中央军委下达向大西南进军的次日,即7月18日,刘伯承、邓小平召集了二野前委扩大会议,研究讨论进军西南的部署和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及后勤工作等问题。

根据前委会议研究的意见,二野颁发了《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指出:

我第二野战军与兄弟野战军以无比的奋勇前进、艰苦奋斗的精神,手携手的共同横渡长江进军江南,追歼了大量残敌,解放了江南广大地区。并接管和掩护接管了广大地区城乡工作,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一胜利是由全军在坚决执行党中央军委及华东局正确方针之下,在各解放区协同互助之中获得的。为了迅速消灭敌人残余力量,解放全中国,我野战军即将与全国各野战军共同执行渡江后继续进军的光荣任务,望我各级党委在部队党及指战员中立即开始进行如下工作:

一、明确的向党内外指明敌人国民党的残余力量还存在,还在勾结帝国主义,并继续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援,向我解放区进行封锁破坏,企图垂死反抗,苟延残喘,死灰复燃,中国的南部、西南部、西北部、东南部尚未完全解放,广大待解放的人民正热望人民解放军前去协助解放。我全国各野战军的进军任务尚未结束,不继续进军,残敌就不能最后消灭,革命就不能彻底胜利。望发扬以前将革命进行到底教育的成绩,提高全军政治认识,鼓舞全军战斗意志,与全国各野战军共同为完成继续进军,争取迅速消灭残敌,解放全中国的胜利,保障和平统一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光荣任务而奋斗。指明任何对这一继续进军之重要意义,不认识和意志松懈与消极,都将损害党与人民的事业;损害革命的彻底胜利。耐心的和深入的克服存在着的骄隋、怕苦、保守、松懈、厌倦等有害的倾向和思想,全军全党团结象一个人一样的坚决前进。

二、中央军委已命令我第二野战军继续进军的目标为西南,应按党内党外干部与战士的次序,适时公开说明继续进军的目的地区。指明解放西南广大地区,解放七千万人民和西南在国防地位上、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并批判某些离开党与人民的政治观点,而说的那里“好”那里“坏”的庸俗的错误的观点,使全党全军正确认识解放西南的重要意义,而积极向着西南进军。

三、除了在全党全军,尤其是干部中充分完成上述的政治动员思想教育外,还应从军事、政治、后勤运输各方面,加强继续进军的实际组织工作。进军西南是一光荣任务,同时也是一艰巨任务;大军在蒋灾、兵灾、水灾之时,横贯赣湘两省,组织全军胜利的进入目的地,这是极繁重的任务。这是包括走路、吃饭、穿衣、宿营、运输、保持部队健康、巩固部队情绪、争取沿途居民、团结兄弟野战军及山地河川作战、习惯西南生活等工作。

因此,各部队除了在全党全军普遍进行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教育外,必须以极负责认真的态度,重新检讨过去进军江南的经验,实行科学分工和各级干部应随时了解部队情形,严格督促检查工作,上级军政干部深入下层进行教育:与士卒同甘苦更为要紧。今后进军中的军事、政治、后勤等组织工作,必须加强,克服存在着的粗心大意,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样就可以避免某些可能避免的困难,全军胜利地实现新的进军任务,这样才是继续进军胜利的具体保证。

7月26日,为了解决好部队可能出现的思想问题,刘伯承司令员亲临三兵团,对该兵团的团以上干部,作了关于进军西南的动员报告。接着,他又在二野直属队党代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党代表会议,是代表共产党员的会议,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知道我们的路是长的。经过新民主主义还要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要时刻检查我们自己是否合乎毛泽东思想。揭发和纠正现存的各种错误思想和行动,对于进军西南是一个关键。”

针对某些干部开始滋长起来的骄傲自满、功臣自居、停顿不前和贪图享乐的情绪,刘伯承尖锐地指出:“我们二野现在最重要的错误倾向是骄傲,不是我们的战士和下级同志骄傲,而是大干部骄傲,所以危险性也更大。毛主席再三指示我们要不骄不躁,我们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应该把骄傲的包袱放下,免得使我们犯错误。二野有些同志背着一个大功臣的大包袱,自以为有功劳,该得大赏。……如不把这个思想弄清楚,无法接受工作与进军西南的任务。”

他告诫说:“我们的胜利是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以及党的群众工作和农村的土改工作,国民党的统治区的地下斗争的配合而得来的,更不可以为枪杆子打出来的了不起,个人了不起,这是军人非常可怕的现象,要经常警惕。否则,小则犯错误,大则不可设想,更甚可看到张国焘之流的榜样。”

在二野部队进军大西南之前,经过在部队认真开展的思想教育工作,对一些错误倾向和思想进行了认真严肃的批评和批判,使部队的艰苦奋斗正气上升,居功骄傲,违法乱纪的歪风受到压制和打击,进一步加强了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作用,提高了广大党员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性,也使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这就保证了部队进军西南,建设西南的伟大使命的完成。

8月19日,刘、邓发布了第二野战军向川黔进军作战基本命令:

甲、敌情如野司关于西南敌人的综合通报。

乙、本野战军主力(除四兵团)之任务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会川问题。

丙、各部队之行动部署:

1.五兵团及附特纵之炮四团一个工兵营,应于10月10日以前到达武岗、邻阳、湘潭之线,争取10天时间补齐棉衣,于11月20日攻占贵阳、黔西,尔后以一个军留置贵阳地区,捕剿散匪,维护交通,兵团主力则应于12月10日以前经毕节进击宜宾至纳溪地带之敌,协同三兵团作战。

2.三兵团附特纵之炮九团及一个工兵营,应于10月10日以前到达常德、江陵一线,争取于10天到半个月时间补齐棉衣,于11月20目前攻占遵义、彭水、黔江,尔后除一个军控制咸丰、黔江、彭水监视与牵制涪陵至万县等地之敌,待机作战,兵团主力则应于12月10日以前进击泸县至江津地带之地,协同五兵团作战。

3.完成渡江攻占宜宾至江津地带后,应顺势攻占富顺至壁山之战,并调整队势,切实侦察掌握各方情况,准备下一步之行动。

4.以沅陵、思南、遵义、沪县、荣昌为两兵团之分界线,线上属三兵团。

5.三、五兵团应按上述方针,根据实际情况,作更具体的布置,并报告本部备查。

6.特纵配属各兵团之三个重炮团和一个工兵团外,其余于8月23日以前集结花园地区待命。

丁、本部拟于10月底移至武汉附近,尔后位置临时确定。此为基本命令,尔后之变化,视情况另以命令行之。

9月初,第二野战军开始向湘西、鄂西开进。三、五兵团按预定方案,分别乘车乘船或徒步,向集结地疾驰。

9月7日,刘伯承从郑州动身去北平,参加开国大典、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等重要活动。

9月23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刘伯承代表第二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衷心祝贺新中国即将诞生,并向世人宣布:第二野战军正在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执行解放西南华南的任务。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刘伯承作为开国功臣,并排与毛主席站立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0月21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刚刚开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便带着会议作出的继续进军的决定,匆匆乘车南下。次日,赶到徐州,登上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西进列车。10月23日,刘、邓发出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要求三、五兵团加快准备,提前实现基本命令规定的作战目标。

当刘伯承司令员踏上西进的列车时,陈赓率领四兵团正在向广州逃敌进行勇猛追击。

10月14日,广州解放的当晚,四兵团各路大军未进广州城,即向广州西南方向前进。

15日晨,十四军部队进占三水县城;十五军部队占领佛山。十四军占领三水县城之后,继而又占领高要,卡住这个水江、西江的汇合点,就控制了由广州到广西的要道。

被我紧紧追击的国民党军中,有许多是自江西中部一直被赶到南海来的;另外一些,则是从粤北被击退下来的。这些逃敌,长期处于恐惧、疲困、悲观的逃亡中,面对解放军的大军压境,他们只得绝望地哀叹:“只有投降才是活路!”

我军占领三水、西南镇时,逃至三水东南西冈头的一○三师,在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自知逃跑无路,15日下午,我军正要围歼这股逃敌,敌师长曾元三派出洽商投降的代表,由西江对岸乘一只小船过来。敌方代表表示:

“愿意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站到人民方面来,完全接受解放军和平条款处理。”次日,敌师长曾元三过江来作进一步商谈。18日中午,敌师长曾元三、副师长陈一匡、参谋长牟龙光,即率领一○三师师部及第三○八、三○九两个团,共计4000余人,遵照我军司令部的命令,渡过西江到达指定地区,集中投降缴械。

16日下午,我一一八团于三水战斗结束后,迅速渡过西江,尾追向高明方向逃窜的敌第三十九军军部及一四七师残敌。17日晨,一一八团率四个连的兵力,在松柏坑与从金利圩向高明逃跑的敌十七师遭遇。我二营六连从左翼迂回堵击敌人退路。

我六连迅速抢占了松柏坑及其西南高地,将敌人压到沟内,发起攻击不久,首先歼灭敌人一个营。

我三营八连、九连直插新庄,残敌在我猛烈打击下,已无路可走,敌四四一团团长姚涤民即率部1200余人,举着白旗向我投降。在我军猛烈追击下,向高明逃跑的敌九十一师1700余人,被迫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17日晚,被我粤中纵队在鹤山西北的宅梧圩挡住逃路。纵队一面对敌阻击劝降,一面与野战军联系,一一八团即派团政治处副主任率领三个连的兵力,协同纵队代表前往,对该敌施加压力,劝其投降。该敌已经知道一○三师向我投降的消息,在我军重围之下,由师长刘体仁、副师长裘建之,参谋长龙骧率部向我投降。

我一二○团经腰古圩向阳春方向追歼逃敌的时候,与敌军1500余人遭遇。20日9时许,我一营迅速袭入敌人驻地,勇猛向纵深发展,协同一一九团三营一部,俘敌600余人;我顺公路追击残敌,在小河口地区,又俘敌200余人。

此时敌人战斗力已经很弱,兵无斗志。解放三水县城那天,某团宣传队员,赤手空拳就捉了敌军39个持枪荷弹的俘虏。某团二营七连进入芦包镇搜索,我战士只甩出了一颗手榴弹,便迫使120多名敌人向我投降。更有趣的是,战斗英雄张玉棋单人冲入敌军阵地,一下子领回来200多个俘虏兵。残敌经我军昼夜穷追,蜂拥混乱,据俘虏称:敌军主官在和我军接触前,大多已先行溜走,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残敌之间,亦有争相夺路、吵骂殴打以致相互开枪者。成群结队的散兵四处乱窜。19日,我军由高要渡过西江,20日晨在高要以南的小河圩,截获敌第六十三军满载弹药的大船六只。同日中午,我军又在新兴以北截获该敌两个师的辎重。

据十四军报告:广州逃出的敌人,除第六十三、一○九军等向西流窜粤桂边境外,敌第二十一兵团经佛山向阳江方向撤退,第十三兵团残部经高要向阳春方向撤退,第三十九军经高明向阳江方向撤退。余汉谋已逃往雷州半岛的湛江市。情况表明:广东敌军主力是企图逃往雷州半岛和海南岛。这时,敌军已远离我200华里以外。

在陈赓授权十四军军长李成芳的指挥下,十四军全部、十五军一部,兵分三路,对逃敌实施平行追击。

23日晚,部队经过多天的强行军,已实现对该敌的战略包围。此时,以四十二师和四十四师一部组成的右路军,已进到阳江以北30里处的双捷圩,其先头部队已前出江电(阳江至电白)公路北侧的瓦窑头(双捷圩西南)、大寨(双捷东南),占领阵地构筑工事。敌军西逃雷州半岛的公路己为我军切断;以四十一师及四十师一部组成的中路军,已追敌进至阳江东北40里处的合山圩地区,并继续向阳江迫进,以十五军四十三师、四十四师组成的左路军,进抵恩平,继以150里的强行军向阳江疾进;作为此次大追击第二梯队的三十八师,已进至阳春以北地区。总之,至此,我军己对阳江地区敌二十一兵团4万多人,形成西、东、北三面包围。经过连续两天多外围作战,26日拂晓,我各路部队开始向阳江之敌发起总攻。

总攻开始后,我十多支突击部队直插被压缩包围在阳江平冈圩的敌人心脏,将其割裂。敌混乱不堪,成千成百地被我军活捉。

晨8时,被围的敌军全部被打乱,敌我相互拥挤交错。而侥幸漏网从平冈圩以南海路逃走的少数敌军,因其仓皇抢海船,纷纷被挤落海中,4只大船被我军击沉,船上2000多名敌军亦沉落大海。战斗在12时胜利结束,被围之敌约4万余人全部被歼,其中溺毙万余人,俘3万余人。阳江围歼战的胜利,完全粉碎了敌军逃往海外的企图。

阳江大围歼战中,我军指战员表现了无比的机智、顽强和勇敢,出现了许多生动感人的故事。

广州解放以后,十五军的著名战斗英雄刘子林,已经升任四十三师一二七团三营副营长。在往阳江的追歼过程中,当他带领前卫连快要到达台山西南方向的那扶圩时,碰到了粤中纵队的一个分队,从中得知敌保安第四师驻扎在那扶圩。

在那扶圩外有一片高地,敌人在此设立一个排哨。刘子林带领部队经急行军,抢占了敌人排哨两边的高地,遂向排哨冲击。这里的30多个敌人,当发现刘子林等冲到跟前时,来不及打枪,就一个个当了俘虏。

通过对俘虏的审讯,得到了敌师长关中岳的住址、夜晚的口令等情况。

这时,主力还在后面,我一个营面对敌人一个师。刘子林根据了解的敌情,大胆地向团参谋长建议,由他带领一个班摸到敌人师部去,逼迫敌师长投降。团参谋长根据敌人慑于我军声威,批准了刘子林的建议,并派团组织股长李向明、参谋赵忠信跟他一起前往。

刘子林带了12名战士,每人一支冲锋枪,由俘虏作响导,向那扶圩的寨门挺进。

刘子林等一路通行无阻,到敌人营房后,直奔敌师长关中岳的住房。当关中岳和他的参谋长从梦中惊醒的时候,一排冲锋枪的枪口已经顶住了他们的胸膛。

刘子林威武地逼视着敌人,大声说道:“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你们是个保安师,是打还是缴枪?”

敌师长关中岳言不达意语无伦次地说道:“事实就是这样,事实就是这样。”

关中岳在刘子林的枪口下,通过电话召来了两个团长。经过刘子林等的教育,敌人自知固守已告绝望,关中岳和两个团长答应全部投降。

黎明时分,刘子林的第三营进驻那扶圩,成排的俘虏徒手走出那扶圩。

我军未费一枪一弹,便把敌广东保安四师2700多人全部缴了械。10月25日,我十三军三十八师进至白沙圩地区,奉命沿岗头、廉村直插九江埠,堵歼被围敌军。

26日3时,一一二团九连一举击退廉村凉亭高地敌五十军残部。当三营进至良村西南467高地附近的时候,遭到敌人火力拦阻。我即以一个排向467高地发起冲锋,又遭敌机枪扫射,前进受阻。

此时,七连“洛阳英雄班”战士张聚富奋不顾身,即经侧翼断岩扑向敌火力点,身负重伤。他在腹部中弹、肠子脱出一尺多长的情况下,仍忍住剧痛,用尽全身力气,抓住敌人的机枪往下压。我冲击分队乘机而上,一举歼敌一个班,攻占了高地。战斗英雄张聚富,为拔除敌人的火力点光荣牺牲。

与此同时,我七、八连攻占了463高地及其以西无名高地。4时,敌人从我营右翼拼命突围,其先头敌人遭我一、二连顽强堵截,突围未成,后续一个团的敌人处于进退维谷中。我二连及警卫排趁机由右翼侧出击,活捉敌800余人。

5时,敌先头一个营,又向我一一二团指挥所翼侧迂回,企图抢占有利地形,掩护突围,并切断了我团指挥所与二营凉亭高地的联系。三十八师侦察连奋勇迎敌,第二营也及时发起冲击,激战至7时,敌伤亡惨重,向海边仓皇撤退。我军追至平岗圩,与敌激战,至当晚12时,阳江被围之敌全部被歼。此役中,仅一一二团一个团的战果:俘敌副团长以下1873人,缴获山炮3门、迫击炮20门,轻重机枪77挺,长短枪419支,枪榴弹100余个,电台1部,报话机3部,电话总机3部,单机15部。10月25日,逃敌第一○七团在阳江鸭掌寨村后起伏的山岗上,摆成一个椅子形的阵地,妄图依靠飞鹅岭和猪头山两个制高点和当中的一个平山包为屏障,掩护整个刘安琪兵团残部向海边逃跑。我某团六连接到命令:“钻进去!挖断敌人的心腹阵地平山包,而后拦腰斩断!”

六连从鸭掌村左侧扑进椅子圈,必须经过一处泥坑地,而泥坑地的前沿密密地长着荆棘。

战士们奋不顾身地扑了进去。坑中的稀泥深过膝盖,泥坑处又没有丝毫隐蔽物,敌子弹呼啸而来。机枪第二班战士王有光光着血淋淋的两脚,从第一排跑到第三排的前头。战士林文金被打伤了一条腿,指导员让他下去,他说:“我爬着也要爬到山头上完成任务!”第七班只剩下了郭云法一个人,他向第八班班长说:“八班长,我听你指挥,让我给七班争光报仇。”……

这样的气势敌岂能不心胆俱裂。

在阳江大围歼战中,指战员们创造的奇迹是很多的:某团二营,仅以一人轻伤的代价,生俘敌军2600人。有两个脚上负伤的战士,在艰难的爬行中。也俘虏了30多敌人。26日,某团一营机枪射手张英奇,挟着一挺轻机枪和一颗手榴弹,一个人就捉来了83个俘虏和五匹牲口,而且一个人还把这一批胜利品带回了20里以外的司令部。另外,第一连六班战士李中科一口气捉了110个俘虏,22匹牲口,他同八班的李河清一共捉到240人。第一连这天俘敌总数是705人。

阳江地区追击作战,歼敌第五十军、三十九军(欠一个团)、广东保安第二师全部,以及敌第十三兵团团部、二十一兵团团部、六十二军、六十三军、六十四军、一○九军、三十二军、二十三军、七○军、广东保安第四师、第五师、西江指挥第三纵队、广东保安第六团等各一部,共4万余人。其中生俘敌第五十军政工处长金意之、三十六师副师长李成中、参谋长徐正法、一○七师参谋长白国杰等以下官兵30300余人,毙伤及溺毙敌1万余人。另有敌第一○三师师长曾元三、副师长陈一匡、参谋条牟龙光、三十九军九十一师师长刘体仁、副师长裘建之、参谋长龙骧等以下6000余人向我投诚。我军解放了三水、四会、高明、高要、新会、南海、台山、开平、新兴、恩平、阳江、阳春等13座县城。在我军声威下,国民党海军第四巡逻联合舰队的官兵500余人,率舰艇11艘向我军投降。

经过广东战役,到11月初旬,除了海南岛、雷州半岛南部及其它一些滨海地区以外,全省大部解放。白崇德集团则退居广西老巢作最后的挣扎。

白崇禧逃回广西老巢后,忙着搜罗残部,扩充兵员,企图背靠云南、四川支撑,依托十万大山,与我军周旋。

白崇禧此时的兵力有:第一兵团司令黄杰指挥的第十四、七十一、九十七三个军;第三兵团司令张淦指挥的第四十六、五十六两个军;第十一兵团司令鲁道源指挥的第五十八、一二五两个军;第十七兵团司令刘嘉树指挥的第一○○、一○三两个军。此外,还收编了余汉谋部流入广西的第七十,二十三、六十三、一○九四个军残部。这样,他共有正规军20万人,地方部队10余万人。

广东余汉谋垮掉后,在中南这块版图上,只剩下白崇禧这支孤零零的队伍了。

10月的一天,白崇禧把他的亲信张文鸿找来说:“你在龙州住过很久,又在那里读过书,同学、朋友一定不少。我准备派你率四十八军开任龙州部署,防备共军的左翼威胁,以巩固后路安全。必要时,我准备退向越南,如果法军敢阻拦,就解决他们。”

白崇禧在广西东北地区,构成了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路和桂江南岸布防的防御体系,以黄杰与刘嘉树两个兵团集结于桂林及以北地区,负责节节抗击,破坏交通线,阻止解放军入桂;以鲁道源兵团集结于龙虎关、荔浦;以张淦、徐启明两兵团集结于恭城、阳朔地区。并准备视情向柳州、南宁撤退。

针对白崇禧这种摇摆不完的防御态势,中央军委决定以九个军、30个师共40万人及人民武装一部,发起广西战役。此役在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统一指挥下实施。

11月5日,林彪下令发起广西战役。

与此同时,决定陈赓率四兵团指挥所从广州迁至茂名指挥作战。参谋们向他建议:“反正有线电话架不通,在哪里还不是一样指挥,何必非移动指挥所。”陈赓说道:“你们不要进了城就不想走了,叶参座可以在广州坐镇指挥,我却不能,我身份不同,再说靠近部队,指挥也方便。”

在发起广西战役的当日,陈赓兵团向廉江和信宜以北开进。与此同时,二野五兵团解放了贵阳。

白崇禧见向云贵逃跑己不可能,而右侧背又受到四野西路军的极大威胁,误认为我军南路兵力薄弱。准备乘我北路未动,西路距其尚远之时,集中主力,吃掉陈赓兵团向廉江方向突出的第十三军,控制粤西南滨海地区,打开逃向海南岛和越南的退路。

11月11日清晨,白崇禧向副官吩咐:“电令黄杰,除留一部警戒外,速率第四十六、七十一、九十七、十四军主力,向柳州、南宁一线秘密集结。

电令徐启明,率部火速沿湘桂路节节抗退,要破坏交通线,强行把沿途五公里范围变成无人区。”他又道:“电令刘嘉树南撤,抢占百色,以策应南线作战。”白崇禧又亲自拟定了一份电文,命令张淦,速率部向博白、陆川一线秘密集结,准备歼灭南线的解放军,夺取雷州半岛,掩护主力向海南岛转进,为了迷惑林彪,他又电令鲁道源兵团,准备在岑溪以东佯攻,掩护“南线攻势”行动。白崇禧还电示张淦:“此次南路攻击,乃我生死存亡之关键,胜者大量美援立即可获,败者涂地……”

林彪发现白崇禧调整部署后,决定诱敌至桂南集结后再行围歼。11月16日,林彪向各兵团下达了在粤桂边界地区歼灭白军主力的命令。18日,四野北路兵团展开全线攻击,于22日解放了桂林。此时,白崇禧看到北方共军进展迅速,再不开始向“南线攻势”行动,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于是,他在南宁急令张淦率第三兵团向玉林、北流线赶进,令鲁道源第十一兵团主力向榕县附近集结,进行佯攻,以配合张淦的行动。

11月23日,鲁道源率先向我东路兵团四十三军发起佯攻。林彪听说东线四十三军遭敌攻击的消息,误以为白军主力改变了主攻方向,急忙电令陈赓第四兵团,留十三军三十九师在廉江阻敌向雷州半岛方向进攻,调第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军北上,围歼鲁道源兵团。

陈赓和四兵团副司令员郭天民都不同意林彪这个部署。他们认为,白崇禧的目标肯定是雷州半岛。如果此时把四兵团主力北调,白崇禧趁机大兵冲压下来,在此处仅留一个师是堵不住敌人的。即使全歼了鲁道源兵团,也会使白崇禧军队的大部溜掉。不如留下兵团的主力堵住白崇禧部的逃路,待四野的主力赶上后,使鲁道源兵团和白军的主力都变成瓮中之鳖。当即,陈赓致电林彪,建议更改原计划。但林彪固执得很,回电陈赓:“我决心己下,不能更改,命令各军按计划立即出动,歼灭鲁道源兵团。”

郭天民是个急性子,一看到林彪的回电,立即给中央军委发电,陈述四兵团的意见,他在电报中写道:“留下我们一个师守廉江,势必将白军放到雷州半岛去,敌会据比向海南岛逃走,这无疑于放走敌人……”

陈赓看了郭天民起草的电文,笑着直摇头:“老郭,你这个稿子完全是批评性的,感情太盛了,我们还是用建议的语气,我来写吧!”

陈赓在电文中说:我军必须牢牢控制住雷州半岛,如被敌所占据,势必从海上逃跑更加容易。建议我兵团占据廉江,控制沿海出海口,完全截断敌人的海上逃路,如原计划不能改变,可否“用四十三军及十一军合歼敌一二五军及五十八军,而以十四军、十三军两个军钳制敌三兵团及粤敌,以确保廉江”。

24日,毛泽东复电,指示四兵团“仍照陈赓前提部署,……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

“毛主席英明,真理在我们手里!“郭天民看了毛泽东的电报之后特别激动。

“老兄,不要那么激动,这里有参谋们,要照顾点影响。”陈赓友好地提醒他。

24日,毛泽东又致电林彪、陈赓:

“白崇禧于23日令其所部十六个师向廉江、茂名之线攻击,这是歼灭敌人的好机会。为此,陈赓所率十三、十四、十五、四十三四个军,除一个军由罗定、容县之线迂回敌之侧背外,主力不要深入广西境内,即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桂林方面之我军迅速分散数路南下,攻敌侧背,置重点于左翼,即贵州、贵县、玉林之线。白军主力既确定向雷州半岛逃窜,程子华兵团即应分路南下,第一步向百色、南宁之线;第二步向龙州、南宁之线攻进,以期尽歼逃敌于龙州海防国境线上。”

林彪见电后,只好修改了原定计划,调整了作战部署。

李宗仁看上去确是格尽职守的代总统。在南京被解放军攻占时,李宗仁是国民政府党政要员中最后一个离开南京的;在广州也是如此,在解放军攻占广州的前一天,他才踏上飞往重庆的座机。

广州被解放军攻占,重庆又成为国民党政权苛延残喘之地。

李宗仁到重庆后,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进一步败亡,他这个“当家人”的日子也随之更加难过,蒋介石复职之说纷纷纭纭。以吴忠信、张群、朱家骅为首的各方面说客,经常奔走于李宗仁的门下,为蒋复出游说,要李宗仁“知难而退”,并亲自充当劝进的角色。

李宗仁指着吴忠信大骂:“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是谁死乞百赖地劝我勉为其难?不是你是谁?我出来主政,蒋先生却在幕后处处掣时,现在把局面弄得不可收拾,你们又要我来劝进。告诉你!我没有这个脸!”

吴忠信、张群、朱家骅被李宗仁一顿训斥,再不敢当着李宗仁说劝进的事。而在此时,掌握川康地盘实权的张群,策划了一出“川康渝人民竭诚效忠,电迎总裁莅渝领导”的“民意代表”200余人的劝进闹剧。李宗仁视而不见,硬顶着不辞位。

自从白崇禧开始向蒋介石倾斜之时,也巴不得蒋介石出来主政。但碍于和李宗仁几十年的关系,他不忍再火上加油。

但时局日蹇,广州陷落,陈赓兵团和四野数十万大军紧追着不放,二野的刘伯承亦称不日将率军进剿西南。在李宗仁来到重庆不几天,白崇禧也飞到了重庆。见了李宗仁。白倒也直来直去,对李宗仁说:

“德公,时局危极,你我不言而喻。从这十多个月来看,老蒋不愿撤手,而我们也搞不通。如果再长此下去,情况势必更糟。以兄弟之见,建议德公去昆明休息一个时候,看看局面发展再定行止。”

李宗仁对白崇禧的转变很震惊,问道:

“健生,你想干什么就直说吧!不必这样含含糊糊!”

“德公,您太疲乏了,又患胃疾,我想请德公此时休息一下。”白崇禧硬着头皮说道。

李宗仁怒气冲冲地说:“你想让老蒋出来复位,就请吧。但我定要维护国家名器而坚持到底,绝不让步。”

“德公,您误解了兄弟的意思。你我相处几十年,弟从无恶意。”白崇禧撂下这几句话,起身经自离去。

李宗仁事后得知,白崇禧为了调和他和蒋介石的矛盾,已向吴忠信提出了初步妥协方案,即蒋介石复职,李宗仁仍任副总统;但因车患胃溃疡病,亟需赴美就医,并借以在美国进行外交活动;白崇禧为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李宗仁知道,以他和白崇禧交情,只要白能混得下去,则无论到什么时候,白也会请他回来坐第一把交椅。现在川康危急,大西南己到了朝不保夕的时候,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李宗仁左思右想,把总统府参军长刘士毅和秘书长邱昌渭找来,交代一番后,便飞往昆明去了。

李宗仁在昆明盘桓的那几日,心境恶劣,胃溃疡日甚,常常出血不止。

不久,程思远由重庆飞抵昆明,向李宗仁报告,白崇禧所提的妥协方案没有被蒋介石采纳,吴忠信转告程思远:“白健生任行政院长的事,不能作为蒋、李合作的条件。”并声言:“蒋总裁即将到重庆视事”。

紧接着,云南省主席卢汉来探望李宗仁。李宗仁过去和卢汉曾有过两次军事冲突,且都被李宗仁打败成了俘虏,后又被李放了,虽未结下旧怨,但也无深交。但李宗仁知道,卢汉一直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处心积虑在寻找发泄的机会。

卢汉见李宗仁此时已走投无路,便悄悄地献了一计:“总统,看样子,蒋介石马上要复职了。可否由我二人发电报给他,建议把国民政府迁到昆明来。等他一到昆明,我便把他扣起来,一块一块地割掉他,以泄心头之愤!”

李宗仁听了大吃一惊,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蒋介石如何被宰割的问题,而是自身的安全问题,因为看来卢汉已经不稳了,很可能这位云南王要投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