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男主播吃饭戴眼镜:蒋介石并非“草包”

解放军高级军官：蒋介石并非是一个“草包”
蒋介石，一个凭借自信和勇气，凭借权谋和激情，凭借意志响彻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名字；一个曾在中国翻天覆地，掀起滔天巨浪，令世人敬畏和诅咒的名字；一个在历史的空间震古烁今、空前绝后的名字。方永刚在我党的创新理论宣传上的成绩已广为人知，而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人物研究方面，尤其是蒋介石研究上的学术成果，却鲜为人知。
方永刚的研究著作
方永刚，在人们的印记中，这个名字的背后是党的创新理论宣传的楷模这样的光环和20多部与之相关的理论专著。其实，方永刚的著述远不止这些。作为近现代史研究专家，方永刚还有一些另类著述：《冯玉祥与蒋介石》、《蒋介石在1949》等，而且这些有关蒋介石研究的著述过去少为人知。因为在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他绕不开对20世纪中国舞台上的重要人物--蒋介石的研究。
近年来，出版界出版了很多研究蒋介石的论著，大致有这样几类：一类是学术刊物中，每年都有数十篇乃至上百篇研究蒋介石的专题论文，其中不乏操幽析微的佳作。第二类是全面叙述蒋氏一生的专著，已出版了好几种，包括一些蒋介石系列丛书、蒋介石政治关系大系丛书等，有的还成了热门畅销书。第三类是有关研究蒋氏的资料和工具书，也出版了几种，如年谱、大事纪等。日前，《蒋介石：从溪口到慈湖》由中央统战部主管的华文出版社出版，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个中原因除了该书鲜明的个性语言，丰富、翔实的史料外，其中一个就是该书的作者是在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方面卓有成效的新闻人物方永刚。
《冯玉祥与蒋介石》、《蒋介石：从溪口到慈湖》、《蒋介石在1949》在方永刚的著作中颇具独特性，这也是他在历史学科中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几本书，读者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认识方永刚，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蒋介石的思想和内心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蒋介石，并有助于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
蒋介石并非是一个只会骂娘希匹的草包、流氓
长期以来，关于蒋介石，我们读的是陈伯达写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再就是《金陵春梦》。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蒋介石似乎是一个只会骂娘希匹的流氓、坏蛋。
《蒋介石：从溪口到慈湖》是一部关于蒋介石的传记文学。溪口，是蒋的出生地；慈湖，是蒋的灵柩暂厝处。一个到字，连接了蒋一生的88年。作者用40万字把一个逝去三十余载的蒋介石活灵活现地重塑出来，他既没有简单地丑化蒋介石，也没有贬低他的贡献，也没有夸大他的功绩，只是用客观而流畅的笔墨叙述了蒋的一生，充分体现了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华文出版社副社长李庆作为该书的责任编辑也对该书的独特视角和行文方式深有感触:方永刚对蒋介石的功过评述得比较到位，并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读者，而是给予读者足够的空间，让他们看完之后自己来下结论。总体来说，方永刚把蒋介石当作有血有肉的人来写，不仅刻画了他的权谋、政治手腕，也写出了他作为凡人的一面。
史学工作者不能当漫画家
蒋介石是民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关键性人物，也是中国国民党历史上的中心人物之一。现在谈起蒋介石或出版与蒋介石有关的书是很平常的事了，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却是学术界的一大忌，大有为阶级敌人树碑立传之疑。1961年初，陈毅同志提出写一部《蒋介石传》，要求研究一下中国大资产阶级如何从联共走向反共，这个研究对纳赛尔这样的政治家是有积极作用的。(刘炼:《风雨伴君行》)当时，就将这项任务交给了何干之。
很遗憾，在他(指何干之)着手准备《蒋介石传》时，情况又因政治因素发生了变化，在讨论如何写这部书时，所里(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有人提出:现在刚经过反右倾运动，'左'风仍未停，而文化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难得幸免，研究所并不是避风港，也不是世外桃源，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写《蒋介石传》，如果有人说你替蒋介石树碑立传，就成了政治问题，干之则认为，应当允许实事求是地写。鉴于以往的经验，实事求是又往往被认为是保守，蒋介石是十分敏感的人物，史学工作者不能当漫画家，这部书如果只是简单地丑化一通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大家讨论来讨论去，结果还是改题目，改为《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意在既写蒋介石代表的资产阶级联共、反共的历史道路，也写民族资产阶级由中立走向革命的历史道路，检讨中国共产党对各派政治力量的政策得失。可叹，即使以《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为名的书亦未能完稿。何干之很感慨地说:这本书是外交部陈毅同志建议写的，毛主席、周总理一直强调要研究敌我友三方面，我真想把它完成。
避免蒋介石研究中常出的一些偏差
在当前关于蒋介石的研究著作中，有些著作可能出于迎合图书市场，或出于标新立异，也可能由于缺乏真正的研究(没有读多少资料)等原因，常出现一些偏差。如有的对已出版的文献资料缺乏认真的研读。像台湾出版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四十卷，一千五百多万字，大陆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一百多卷，这些都是研究蒋的宝贵史料，但从目前出版的书刊来看，有的史实有出入，有的观点明显值得商榷，显然没有读过这些史料。
再如，有的著作在对蒋介石的基本定位上发生游离。现在，虽然一般不用人民公敌、独夫、民贼来指称蒋介石，但应当看到，自1927年4月18日南京政府建立后，逐渐成为第一把手的蒋不把心思放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上，不去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而是放在反共上，即使在日本侵华扩大、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也没有全力以赴进行抗日战争，尤其是抗战一胜利，他马上发动新的一场内战。所以说，对蒋介石的历史定位只能是，他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前进，是一位逆历史而动的反动人物。而有的著作在定位问题上发生偏离，说什么要冲破一切禁区、超离政治学，说蒋介石如何注重礼仪，如何体察民间疾苦，如何节俭简朴，甚至说他在台湾是实行民主政治和清官政治，等等。这些都没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也有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立场。
方永刚在书中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如在写到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是剿共，还是抗日？方永刚剖析了蒋的内心世界，认为蒋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其真实想法是'剿共'一定要进行下去的，抗日这面旗也不能丢。于是蒋决定，剿共、抗日两面旗子同时举，但是一实一虚，剿共下实力，抗日则是虚张声势，雷声大雨点小。方对蒋当时的复杂心态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李庆这样评价方永刚的这本书:许多同题材书爱标榜全面、客观、公正之类的字眼，方的这部书不逊于其它书，不攒、不堆砌材料，从一个解放军高级教官的视角，淋漓尽致地还原了一个为世人争议不休的蒋介石。
对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给予肯定
方永刚在很多细节上很下功夫，他不仅着重用墨于中国传统文化对蒋介石的熏陶、蒋在安葬母亲时的悲情、逃往台湾前夕的无限感慨、传统文化对蒋介石世界观的养成的重要作用；而且还突出了蒋介石的一个中国立场，强调他始终坚持中华民族的统一，如在描写与美国的合作时，也把蒋介石的矛盾心理揭示了出来。同时，方还把身为领导人的蒋介石的战略眼光凸显出来，不像有的蒋介石传记只是浮光掠影地轻描淡写。
如在台湾问题上，现在台湾出现了一股全盘否定蒋介石的势头，从深层次看，这种对蒋介石的全盘否定，实质上是台独思想在另一角度的反映。方永刚在书中对蒋介石在台湾有一个总结，认为蒋介石在晚年对中华民族作出的一大贡献，是坚定不移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及时地、严厉地打击台独势力。蒋介石在台湾27年，第一，他反对'两个中国'；第二他反对'台湾独立'。
再如写到蒋介石与中国传统文化，方永刚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蒋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王阳明就极为推崇，逃到台湾后，他将所居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1972年，86岁高龄的蒋还为船山学会颁词说:王船山先生是我们近代史上博学深思，卓然独立的大儒，穷尽理性，以弘扬传统文化，居仁由义，以匡正人心......但方永刚明确地指出，蒋提倡研究王阳明一是为了反共的需要；二是为了维护在台湾的地位。所以，方还不无反讽地说，王船山是一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家，他能帮蒋'心想事成'吗？
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对其学界颇多争议。方永刚在《蒋介石:从溪口到慈湖》一书中，这样诠释这个曾被咒为蒋该死的名字:蒋介石，一个凭借自信和勇气，凭借权谋和激情，凭借意志响彻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名字；一个曾在中国翻天覆地，掀起滔天巨浪，令世人敬畏和诅咒的名字；一个在历史的空间震古烁今、空前绝后的名字。
失之在政得之于野：蒋介石三次下野与复出
http://book.sina.com.cn 2011年09月15日 15:46新浪读书
文章摘自《蒋介石1887-1975(下)》   作者：师永刚 张凡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蒋介石
历来政治人物，能于起落浮沉间不变其志，而屡败屡战者，常有超人毅力与胆志。蒋介石跃居高位后亦曾三度下野，但不久便又复职再起，每次下野都为其重出奠定声势。凡三次后，蒋介石之治下中国却乱象频仍，渐次失去大陆，蜗居孤岛。
失之在政，得之于野
蒋之首次下野，在于1927年。当时蒋手握军权，借中山舰事件分共，并进而逼退汪精卫，其后宁汉分裂，蒋以军权而干政，风头一时无两。
成之也速，去之也疾。蒋介石藉此年“四一二”政变以血流成河的屠杀，奠定其党内基础，一个星期后他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原以为会应者如云，但却激起党内群起而攻之，皆以蒋以军干政为谬误。舆论汹涌之下，蒋不得已以退为进，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通电“下野”，文告洋洋千余言，一面表露其北伐和
“清党”之“大功”，一面把武汉政权与之对立之责任推在中国共产党和鲍罗廷身上。文告最后说：“中正复有何求，今既疚戾于一身，即应自劾而归去，解除职权，以谢天下。”因文告预先拟就，所署日期是8月8日。
但宣称隐居奉化的蒋介石依旧牢牢掌握住南京防务，乃至于党政的决策权。因此在一派轻松之下，蒋介石于1927年9月28日与新结交的宋美龄偕游日本，拜会宋美龄的母亲，达成两家联姻的共识。颇有衣锦还乡之意的蒋在日本送字于他效力的日本联队师长“不负师教”四字，并与日本政界人士广泛接触，尤其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进行长时间“恳谈”，取得“谅解”。更重要的是，蒋得到宋家老太太的同意，将迎娶宋美龄。更通过一系列会见日本政商的活动，商借到日方巨款可供蒋介石活动。年底蒋在上海举行盛大婚礼，未来之四大家族初具雏形。
蒋甫下野，武汉方面已无“东征”之名，而权力分配成为当务之急。“下野”文告电达武汉后，汪精卫于8月15日有十万火急电，由九江拍至南京，请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速到九江会议。随后则是一系列的妥协、斗争，再妥协的权力游戏。8月22日，李宗仁等代表南京方面与武汉方面的汪精卫、谭延、孙科等在九江庐山会议，双方取得妥协，缓住了唐生智的“东征军”。李宗仁回到南京后，与何应钦、白崇禧等于8月26日至30日的五天时间内，在龙潭全歼孙传芳渡江的11个师，扭转了危局。9月间，宁汉沪三方代表在南京开会，联合组成了一个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改组了南京“国民政府”。接着，桂系又联合西山会议派迫汪精卫“下野”。10月，李宗仁挥师西进，将唐生智部击溃，唐部10多万军队尽为桂系收编。
1927年年底，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筹办婚礼，顺便联络江浙财团以取得支持。此际失意于新政权的汪精卫亦回到上海，两人暗通款曲，互相支持，相约复职。12月3日，蒋介石表态支持汪精卫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汪精卫则力推蒋介石复职。北方的冯玉祥和阎锡山想对张作霖作战，也主张蒋复职。何应钦则要蒋出来“主持军事”。
如此态势下，蒋之复出众望所归。国民党中央预备会议顺利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议题，并决定由蒋来负责筹备二届四中全会，南京的“特别委员会”当即解体，胡汉民、孙科等一班人被迫“出洋”。未料一周之后的 12月11日，中共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桂系借机攻击汪精卫等对广州起义负有责任，蒋介石鉴于复职的目的已经达到，立即参与劾汪。汪精卫也被逐“出洋”。蒋介石则于1928年1月4日从上海抵达南京“主持大计”，9日正式通电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接着又担任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拥有实权的职务。
蒋第一次下野之时，其任职仅限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至复出，则不仅官复原职，并更上层楼，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一职，并将政权亦一并掌握在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囚禁胡汉民独霸党权
二度下野，同样祸起内政。
蒋大权在手，便立意通过司法条例等令其师出有名。但此举引发国民党另一大佬胡汉民的不满。胡汉民1930年出任立法院长，把持司法大权。但之后蒋介石未经立法院通过，与日本签订了《关税协定》，不久蒋又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一系列举动均未通过胡，胡汉民却执意不做摆设，对此大加抨击，两人嫌隙渐深。
1931年初，蒋介石宣布要召开“国民会议”，另制《训政约法》，胡汉民认为“总理之建国大纲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宣言中之对内政纲，较任何约法都完备，无需再作出钦定式之约法”。蒋听此言甚为恼火，遂决定给胡颜色看看。
2月26日，他派人给胡汉民送去一个请柬，约28日于总司令部晚餐。28日晚胡开完会到达司令部，不见有宴，只见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一人坐在那里。不久蒋介石出来相见，两人发生争执，蒋即下令将胡汉民软禁，后送去汤山。
胡案发生后，国民党内部斗争激烈，粤派要人纷纷离开南京去广州，有孙科、古应芬、王宠惠、刘纪文等。汪精卫和邹鲁则乘机活动指责蒋介石。 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肖佛成、古应芬四监委正式提出“弹劾”案，要蒋介石“下野”。蒋被迫向中央监委“自请查办”。在两广方面，陈济棠、陈策、李
宗仁、张发奎等相继通电响应，要蒋介石在 48小时内“下野”。而南京方面以何应钦为首，发出“忠告陈济棠”之通电，进行对抗。
双方剑拔弩张之际，“九一八”事变旋即发生，事发后南京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各地学生纷纷集会、游行示威，通电全国，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9月28日，学生冒雨到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蒋介石被迫出来“接见”。11月24日，全国各地到南京请愿的学生5000多人到中央党部请愿，蒋介石对他们说：“如三个月内不出兵，砍蒋某之头，以谢国人。”学生们不信他的话，次日在国民政府的大门前悬挂一口大钟，不时敲打，以示警告。蒋介石被迫“手书”答应学生“抗日”。
在各派压力之下，再加上学生运动频发，蒋介石遂决定释放胡汉民，并与胡、汪在上海见面。随即蒋又“以退为进”，在1931年12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再度宣布辞职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职，交出政权、党权、军权。国民政府则迅速改选林森为主席，改为内阁制政府，并由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但由于不满蒋介石未遭到实质处分，广州国民政府虽然自行取消通令，但仍设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仍维持半独立的状态。
蒋虽下野，仍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仍暗中掌握军权，控制了军队等要害部门，除通过将自己人安置在京畿周围省份担任地方官长，将首都边防军队、特务机制牢牢掌控外，包括黄埔军队没有其他人能够调动，以及宋子文、江浙财团除了蒋介石之外一概拒不合作的态度，都让蒋介石无可替代，让新成立的国民政府面临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命运。
1932年1月4日，孙科迫于形势，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南京政权出现危机，亲蒋派乘机提出“请蒋介石到南京主持中央政治会议”之动议，当即得到通过。2月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3月6日被推举为“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与汪联合执政。
上海淞沪战役后，国民政府无力支持变局，舆论沸腾，蒋介石窥此机会，再度出山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开始了长时期的“蒋委员长”时代，也提供了新一阶段的蒋汪合作基础。至于胡汉民则因为长达数月遭蒋介石非法监禁的生活，与蒋结下不解之仇，遂连年奔走宣传反蒋、反共、反日，并于1935年因脑溢血逝世于广州。
委员长时代的蒋，党内大佬对其已构不成威胁，汪精卫掌行政院，而党权
尽弃。蒋则通过各种手段，扩充实力，其后更出任国民党总裁，其独裁之势渐成，遂无人可以更之。
事不过三，再退几无立足之地
1949年初，东北、华北全境解放，华中、华东的长江以北地区均为解放军占领，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蒋介石面临内外相逼的局面。
早在1948年10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建议，“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有前途的其他国民党领袖人物上台执政。“欲实现国共和议，非蒋介石去职不可”的舆论声音成为美国媒体的主流。
蒋于此际派夫人宋美龄飞往美国访晤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支持”。但杜鲁门对蒋失望至极，并未施以援手。此年12月24日，拥兵50万的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在武汉通电提出“国共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和蒋介石“下野”等要求；紧接着李宗仁与甘乃光等又提出五项和议主张：1.蒋介石下野；2.释放政治犯；3.言论集会自由；4.两军各后撤30里；5.划上海为特别市，作为和谈地点。接着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四省相继通电主和，并要蒋介石下野。除夕日，蒋介石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征询意见，除谷正纲等少数几人外，其余一致认为蒋是和谈的主要障碍，应当去职。
1949年1月1日，蒋发表《元旦文告》，说“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公意是从”。但蒋仍心有不甘，在发表文告一周后，蒋介石嘱外交部长吴铁城以《和谈决议》通知美、英、苏、法四国驻华大使，请其协助完成和谈，均遭拒绝。内外交迫，众叛亲离至此，蒋介石无奈下野。并以此为由试图拖延时日。蒋经国在他写的回忆录《风雨中的宁静》一书中说：“父亲引退，离开南京，临行时候，曾到紫金山国父陵寝谒别。当天晚上到达杭州，就住在笕桥空军军官学校，那时父亲的心情当然显得十分沉重。”
蒋引退下野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此为其下野时间最长一次，但亦为最名不符实之一次。李宗仁总统只不过虚有其名，蒋介石暗中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掌控全局，指挥部队战斗。蒋介石终不改其强人本色，他一面令军、政、特头目“作战到底”，一面与宋子文等密谋。
1949年4月，国共举行了北平和谈，但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国民党无法接受，谈判宣告破裂。蒋再度公开出面，召集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到杭州商讨“最后一战的全面作战计划”。未及全面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举过江，翌日即占领了南京。李宗仁在败退之后，寓居美国，并一直不辞虚有其名之“总统”职位，令在台主政的蒋颇为尴尬。但蒋以责任在肩为由，其后悍然复职，他于1950年3月向党、政、军干部昭告“反共复国”的精神，并以此赋予自己“复职”的光明正大之义：“我每一次复职时所预定的目标，亦无不按照计划完成。我在第一次复职以后，不到八个月的工夫，北伐即告成功。第二次复职以后，虽然经过十四年的长期奋斗，但终于促使日本投降。现在是第三次复职了，这一次复职以后，我们革命的目标，是恢复中华民国，消灭共产国际。。.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完成我第三次复职的使命。”
八个月，十四年，。.在蒋介石自己的讲述中，其第三次复职之奋斗时限最初为三年，后来又更改为十年，迄至其逝日，这一目标仍遥不可及。
蒋介石是九一八事变的替罪羔羊
(2011-09-17 21:18:31)
“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在未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的状况下，向东北军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张学良也仍然坚持“不抵抗主义”。对此，张学良在许多场合，都如实叙述经过，坦承个人责任。
1945年8月，抗战。东北父老对张学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使张很感动。次年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没起来，胡思乱想，想到东北的人们对于我个人的问题，这不单是感情的问题了，真叫我惭愧无地，难过的了不得。说起抗战阶段，我是毫无贡献。当年在东北时，以前是承老人的余润，后来我不过执政三年，不但对地方没有造福，因为我一意的拥护中央，依赖中央，才有了中东路问题，对俄盲目的战事。九一八的事变，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而使东北同胞水深火热十四年，今天他们反而对我如此的热诚，这可真叫我太难过了！
张学良这一段日记承认自己“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并没将责任推给别人。
1990年，张学良接受唐德刚访谈时曾“郑重声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他说：
我现在就给你讲这个不抵抗的事情。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时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明白吗？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它，躲开它。:
当唐德刚谈到“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至此，张学良连连表示：“不是，不是，不是的。”“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访谈时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其它的资料还有很多，无须再引了。可见，从1946年1月3日的日记，到1991年的答问，张学良始终完全承担“不抵抗”的责任，从未涉及别人。
蒋介石惨败回乡反思：当政20年没重视民生
http://book.sina.com.cn 2011年10月24日 11:22 新浪读书
文章摘自《台海风云》
作者：李立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本书简介：本书是有关当事人的亲见亲历。比如，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与蒋经国过从甚密的原民革中央副主席、曾经是蒋经国重要助手的贾亦斌；炮击金门的一线指挥开国上将叶飞和原福州军区副司令员……[连载内容]

蒋介石永别溪口老家
1948年底，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赴上海经济管制，蒋经国雄心勃勃，想以铁腕手段挽救上海行将崩溃的经济，最后还是失败了。上海经济管制的失败对蒋经国的打击相当大，他对国民党政权和自己的前途感到一片茫然，悲观消极，情绪极度低落。回南京后，每日借酒浇愁，常常喝得酩酊大醉。蒋经国的重要助手贾亦斌到励志社去看他时，他一边喝酒，一边烧文件档案，甚至连印好的请柬也付之一炬。贾亦斌问他：“你烧请柬干什么？”他回答说：“亡国了，还请什么客？”绝望情绪溢于言表。
1948年12月29日，蒋经国被任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蒋介石发表这项任命说明他已经看到败局已定，大陆即将不保，派其子赴台协助爱将陈诚经营台湾，使国民党日后尚有立足之地。然而蒋经国并未立即赴台就职，而是始终陪侍其父共渡危难。1949年，蒋经国随蒋介石奔走大陆和台湾各地，为挽救蒋家王朝，作垂死挣扎。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第三次下野。蒋介石下野后循惯例返溪口老家反思，寻找重返政治舞台的捷径。
1月21日下午，蒋经国随其父乘专机飞抵杭州。当晚下榻在笕桥机场的天健北楼。因心情沉重，蒋介石久久不能入睡，便将蒋经国叫到床前，自我解嘲地说：“这样重的担子放下来了，心中轻松多了。”
蒋经国听后感慨万千。
翌日上午10时，蒋介石全家乘机离杭。35分钟后，飞机降落在栎社机场。然后乘车进入了于右任亲笔手书“武岭门”三字的故里溪口。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悠然度过了那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宁静的一夜。上午10时，全家随伴父亲乘机离杭，于10时35分抵达栎社机场。回到家乡的奉化溪口，突然又体味到十分温暖的乡情，而且尽量享受了天伦的乐趣。这是父亲第三次引退的一段简单经过。”
“父亲于'引退’后，对于这回革命失败的原因，曾在'日记’中作如下的检讨：'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其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父亲对于本党改造方案，特加研讨。自谓：'当政20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同时，认为：'党应为政治之神经中枢与军队之灵魂，但过去对于军政干部无思想领导，驯至干部本身无思想，而在形式上，党政军三种干部互相冲突，党与军政分立，使党立于军政之外，乃至党的干部自相分化。干部无政治教育，不能使全党党员理解中央之政策，而且对于干部亦未能有集体的、配合的、系统的领导与运用。于是，领导之方向不明，而无力贯彻政策之执行；使每一个干部只感觉受其拘束，无权力；于是心存怨望，且诿卸责任。要改正上述缺点，应拟定具体纲要实施才行。’并应'一切以组织为主，纪律为辅。故组织应在纪律之先。组织的对象：第一为人，第二为事与物(包括经费在内)。至于干部训练与重建之方针：必须陶冶旧干部，训练新干部。其基本原则：(一)以思想为结合；(二)以工作为训练，(三)以成绩为黜陟’。”
“这是失败原因的深刻检讨，亦是重整革命的正确方针；我们必需随时随地、至诚至谨加以领略，服膺与力行。”
从蒋经国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于失败的原因还是没有清醒的认识。其实，蒋介石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失去人心，人心的向背才是决定因素。
与前两次下野返乡相比，蒋介石这次重返故里，除了伪装成闲人、破坏和谈与另谋东山再起良策之外，实际上含有向家乡父老告别的意思。同时，他带领全家(宋美龄在美未归)返乡，也有利用在大陆的最后时日，对常年在外的两个儿子、儿媳及孙辈进行一次乡情教育的含义，以增进后辈对家乡和祖宅的印象、感情。
返乡翌日，蒋经国率子侄陪蒋介石游藏山公园。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天气晴明，侍父游藏山公园，山水幽丽，心旷神怡。复至乐亭旧址，伫立武岭潭畔，白鹭不惊，深得忘机之乐。下午游白岩，顺道往显灵庙，则已成兵栅矣。傍晚回家，余助家人制年糕，父亲颇为欣赏，食芋头亦律津有味，每含笑视孙儿，盖父亲一生最喜过平淡的生活也。”
3天后，蒋经国携次子蒋孝武陪蒋介石登武岭。蒋介石站在山顶极目远眺，久久不忍离去。他感慨地对儿子说：“此次下野，得返溪口故乡，重享家园天伦之乐，足为平生快事。”
除夕之夜，蒋介石全家在丰镐房团聚度岁，这是蒋介石1913年以来36年间，第一次在老家度岁。大年初一清晨，蒋经国率妻儿老小上山向其父拜年。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农历元旦，黎明即起，在溪岸四望山景。念一年又过，来年如何，实难想象；更不知有多少人在痛苦和忧愁中度此年节。目前整个社会，充满了血和泪，我纵欲新年言吉语，但事实如此，又如之何！清晨同全家妻儿上山，向父亲拜年。上午在各祖堂祭祖，并游武岭公园。父亲上午往宁波城内金紫庙(即宋代蒋祖基'金紫园’)，祭祖后，回溪口，亲赴宗饲及大、二、三、四各房祖堂祭祖。下午在慈庵读书散步，未见宾客。溪口五十里内乡人，纷纷组织灯会，锣鼓彻天，龙灯漫舞，向父亲致敬祝福。风俗纯朴而有充分的人情味者，其唯农村乎！”
正月十五那天，蒋家祠堂上摆了许多桌酒席，蒋介石邀请地方官奉化县长、武岭学校校长和族里的人及亲邻参加，蒋经国和蒋方良在下敬酒。蒋介石强作颜欢地开言：“今天请诸位来喝杯淡酒。以后么——”他停了一下，“请诸位到南京喝去。”席间，蒋介石接到密友戴季陶自杀身亡的消息，悲愤异常，酒宴不欢而散。“戴季陶先生于上午10时逝世，父亲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烯嘘。”蒋经国如此写道。
蒋经国与其父有同感，深觉来日无多，故在溪口期间带妻子儿女赴葛竹外太婆家扫墓探亲，后又到岩头外婆家扫墓辞亲。清明节那天，蒋经国率全家陪父到白岩山祭扫蒋母墓。蒋介石在墓前躬身下拜，喃喃祈祷，涕泪横流。拜毕，连声嘱咐儿孙多磕几个头。但蒋经国的俄籍妻子蒋方良却只在墓前鞠了一躬。蒋介石大为生气，怒目而视，斥责“俄国人不懂礼节”。接着，蒋介石又命堂弟蒋周峰及族人挑了祭品到挑坑山祭扫了父亲之墓。其后，蒋介石全家还赴宁波南郊柳亭巷祭扫蒋姓祖坟，以示孝心。
正当父子二人逗留家乡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共谈判破裂后挥师南下，4月23日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浙东地区已有人民解放军在活动。蒋氏父子害怕家人成为共产党的俘虏，遂将妻儿送至台湾暂住，以免后顾之忧。
蒋家妻儿飞离溪口后，父子二人甚感凄凉。蒋经国奉父命令部下准备好船只，随时准备撤离溪口。蒋经国当时问其父去什么地方，蒋介石未予回答。奉命报到的是“太康”号军舰 ，舰长黎玉玺问蒋经国此行目的地点何在？蒋答：“我也不知道，不过以这次取道水路看来，目的不外两个地方：一是基隆，一是厦门。”
1949年4月25日，浙江奉化溪口。
慈庵，位于溪口北侧白岩山腰上，是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生母王采玉的墓地。这里有一幢中西合璧的小型建筑，蒋介石每次回故乡都要在此下榻，以尽孝道。
已宣布“下野”的蒋介石身着长袍马褂，手持礼帽，臂挂拐杖，久久呆立墓前，沉默不语。
蒋介石是个孝子，他非常爱母亲，母亲也非常疼爱他，希望他能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蒋介石也的确没有让母亲失望。然而，母亲在他人生得意之际就已故去，今日若地下有知，看到儿子如此落魄凄凉，该是多么伤心……
想到此，两行热泪从蒋介石脸上缓缓流下。
是啊，世事无常，人生如梦。就在4年前，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蒋委员长也迎来了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时刻。毕竟，在他的手上实现了收复失地、重整河山的民族梦。他身着戎装前往开罗会晤罗斯福和丘吉尔，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人之一，为中国争得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丘吉尔曾高度称赞蒋介石：
“在美国人眼里，他是世界的一支主要力量。他是'新亚洲’的头号人物。”
客观地讲，蒋介石能够在中国近现代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几十年，尤其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通过一系列的讨伐军阀的战争，使此前一盘散沙的中国得到了空前的统一，说明他绝非庸碌之辈。但他遇到了一个比他更高明的对手——毛泽东。
在蒋介石整个政治生涯中，几乎没有停止过征战，几乎战胜了所有对手，却唯独输给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当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之时，蒋介石信誓旦旦地宣称：要在3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然而，蒋介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的将领们也太不争气，纵有400多万美式装备的大军，却在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面前屡战屡败。
“匪越剿越多，兵越打越少，仗越打越背”。仅仅过了两年，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活面临全面崩溃，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迎来了收获季节。人民解放军愈战愈强，到1948年底，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淮海战役解放了华东大部。胜利在即，华北地区除北平、天津几座孤城外均已解放，国民党军精锐被消灭殆尽，蒋介石的统治已是风中残烛，摇摇欲坠。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蒋介石为战场上的连连失利而焦头烂额时，后院又起火了。国民党桂系白崇禧、李宗仁等人乘势而起，以“吁和”为名，仿效古人“逼宫”。
1949年元旦，对蒋介石来说，没有一丝节日的喜悦。解放军已兵临城下，渡江作战只是时间问题，国民党在中国的败亡命运已无可挽回。
当日，新华社发表新年献词，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响亮口号。蒋介石也发表元旦《文告》，发出了“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绝不萦怀”的哀鸣，并声称为“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而甘愿“引退”。
1月5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评论《评战犯求和》，明确将蒋介石列为战犯，拒绝以蒋为谈判对手。而国民党党内要蒋介石下台的呼声日益高涨。更为严重的是，美国人已经看出蒋介石对他们再无多大价值，开始在国民党内物色新的代理人。
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已无退路，只有下台。
20天后，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在写下“冬日饮寒水，雪夜渡断桥”的诗句后，黯然神伤地离开总统府，回老家奉化溪口——这个他政治上失意时总要回去的避风港，“归隐”去了。
现在老家也不能待了，只得另择隐地。
送别的乡绅问：“总统几时再回来？”
蒋介石略微迟疑了一下，便伸出3根手指头，肯定地说：“最多3年！”
4月25日下午2时，蒋介石一行来到象山附近的头江口。因为水浅，只得先上竹排，再换乘汽艇，到达早就停在头江口外清江上的“太康”号军舰。
站在甲板上，蒋介石不愿再回头望一眼故乡，只是望着涟涟水波，默默无语。此次离乡，蒋介石是何感触，就不得而知了。但从此，他就和家乡永别了。
还是蒋经国一语道出了蒋介石当时的心情：
“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
文章摘自《蒋介石成败录》 作者：徐骏华 出版：团结出版社
中国有几年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历史，而权术则是在这个母体中培育出的怪胎。它出自于正门，却被指认为歪门邪道；它在政事官场被广为运用，上自君王下至微臣，屡屡使用，不断翻新，却遭辱骂、鞭笞，对其嗤之以鼻者包括以权术为器，成就大业者。就这样，权术在叫骂声、鞭笞声中积累、发展，形成怪异神秘的权术文化。
蒋介石也是鄙视权术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他在这里说的所谓政治，其实就是指的权术。然而，自他立志干一番大事业之日起，就同权术结下不解之缘，从追随陈其美派人暗杀陶汉章，初试牛刀，到在政坛运用权术得心应手，成就“霸业”，在运用权术上比历代政治权谋大家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说他是“中国诡道集大成者”，还有人称他是“中国的拿破仑”。还是与他在权力角逐中，长期厮杀的李宗仁说得更贴切，他说：“蒋介石统兵、治政的本领均极低能，但使用权谋、运用诈术则天下第一。”
权术是政治权力的伴随物，是为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目标服务的。青年时代的蒋介石，是一个既有革命志向，又有个人野心的热血青年，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运用权术方面曾初试牛刀。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权力的增大，个人野心膨胀，权术与之形影不离，是他攫取最高权力，巩固最高统治地位的一把利器。
按照父辈的期望，蒋介石应该通过科举，获取功名走上仕途之路，或者经商谋求发达。可是蒋介石却到日本学习军事，做出了对自己的前途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选择。
事例：
浙东地区，人杰地灵，自古以来就享有“江山代有才人出”的美誉。出生在这里的蒋介石，自然而然地受到这种人文环境的影响。
按一般的历史经验对自己的孩子的预期，家里父辈更希望他金榜题名，用功名光宗耀祖。年少的他或许隐约地感悟到长辈的心愿，这可以从他将自己的名字蒋尚清改为蒋介石一事中揣摩出来。根据《易经》豫卦的六二爻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彖》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这爻辞彖辞的意思是：心志操守，坚如磐石，不终日沉迷于享乐，是最吉利的。原因是因为居中得正。蒋介石的名字采用这一卦的美好意境，再配上上述最有利的六二爻辞，表明了父辈对他寄予的厚望。
然而，最能为蒋介石仕途创造物质条件的父亲却在他9岁时离开人间，这一重任留给母亲王采玉，尽管家境由盛转衰，但王氏含辛茹苦，节衣缩食，让他到私垫就读，期望能获取功名，在仕途上能发达起来。
蒋介石并没有循着家长设计的人生轨迹坚持走下去，而是由学文改为习武。自古以来，行武群体受人鄙视，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说。蒋介石为什么会不爱“功名”爱武装呢？促使这一志向确定的原因有多方面，第一，性格使然。少年时代的蒋介石，天资聪慧，又调皮好强。村里的男孩们常常聚集在一起，舞刀弄枪，玩“打仗”游戏，他总是自封将领，指挥双方或一方作战，孩子们有时被战斗得衣破鞋丢，手伤头破，号哭而归，家长们便上门告状问罪。初入私垫时，蒋不服先生管教。一次，老先生要用戒尺打他手心，他马上倒地撒泼耍赖。因其自小顽皮，乡里人便在他雅名“瑞元”尾后带上“无赖”二字。从军同他的秉性比较对路。
第二，求取功名无门，只得另辟他径。他本想走科举获取功名之路，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他赴宁波赶考。但这次应考使他决意放弃这一志向，主要动因是名落孙山，通过文功获取功名无望。
更深层的原因是，开始隐约感悟到社会的新趋向。他第一次到宁波、第一次参加科举，目睹科举的腐败黑暗，感到痛心和愤怒。并且这次科举也使他的眼界开阔了许多，在宁波，他听到废科举、兴学校的议论；发现那些熟读圣贤书的学子在试办新学堂，而且开始教授从西方传入的数理化课程；听说保守的慈禧太后也让李鸿章搞“洋务运动”，与外国人频繁来往。这些在他心中掀起了层层波澜。
回家之后，他考虑再三，决定去奉化县城的凤麓学堂接受新学教育。他的母亲虽然觉得功名无望，但希望儿子做生意，振兴家业，便对蒋说：“到宁波学生意吧。我去求你琴凤舅舅帮忙，他在宁波做生意。”蒋介石回绝道：“孩儿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做商人再吃香，也得看别人的颜色行事，我绝不做生意！”这样，王氏在征求蒋妻毛福梅的意见后，只好同意了儿子的意愿，蒋介石在毛氏的支持下到凤麓学堂求学。然而，凤麓学堂也只是一所半新半旧的学校，新瓶装旧酒，虽然也开设了一点英文、算术之类的课程，但主要还是《礼记》《周礼》等陈旧的东西；教师多是迂腐守旧之徒，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同学们推举蒋介石向校方交涉，增加新学内容，他在陈述理由时，“盛气趋前，情态激烈”，激怒了校方，声言要扭送官府查办。蒋介石愤然退学。
后经舅父孙琴凤的介绍，他被送到宁波箭金学堂。在箭金学堂读书期间，博学的顾清廉老师，教学生们读周秦诸子、《孙子兵法》、《说文解字》，讲世界大势，鼓励学生出洋留学，使蒋第一次知道当时中国有一个革命的孙中山先生。顾还将自己一部心爱的经过一番圈点的《曾文正公集》赠给蒋介石。这是一部对蒋介石来说堪称《圣经》的书，蒋对曾崇拜有加，视曾国藩为“做人楷模”。
第三，尚武社会新风的影响。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动荡的年代，随着以士为首的国民社会的解体，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的军人群体，渐渐走向政治的中心。开始出现好男儿投笔从戎的风尚，人们把眼光纷纷投向那些原来根本不注意的军事学堂或者法政学校，以便从那里找到发展的门径。同时，留学日本也蔚然成风。他的老师顾清廉鼓励学生们出国学习军事，说：“青年欲大成求新，当出国留学异邦。”一直渴望能出人头地的蒋介石，似乎也从这里看到了自己的前程。
1906年春，他乘船东渡日本求学，因没有朝廷公派文书未能如愿。回国后，考入了全国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官学校的前身）学习。第二年，由于在学堂表现出色，加上自己有意争取，经过考试被公派去日本军校留学。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于是他紧紧地把握，不顾母亲和妻子的反对和阻挠，再次东渡扶桑追求新的希望。在日本先是就读日本士官预备学校――掁武学校。1910年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日本驻新泻县高田市野炮兵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佩二等兵军衔，后升为上等兵，也称士官候补生。当兵期间，平常很少说话，没有什么可以引人注意的事情。不过让他和普通的兵一样，派去扫马房的时候，他的脸上现出难为情的神色。由于军队里的军纪关系，一切都是遵照长官的明令，不得不服从。
在日本学习军事和当兵实习，使他对治军有所感悟，认为“一国军队如果做到精强战力，就要有三个要素：绝对服从命令；军队官兵要有中心信仰；军队为士兵最优良的职业学校。”
评析：
少年蒋介石没有因循长辈为其设计的通过获取功名走仕途发达之路的人生轨迹，而是弃文习武。促成他做出这样选择既有外部环境的影响，又有自身因素使然。其确定人生目标追求是最大特点，就是勇于摒弃旧俗，大胆接受新风。戊戌变法后，科举制度虽然依旧进行，但已是日薄西山，弊端重重。蒋介石到宁波第一次参加科举，目睹科举的腐败黑暗，感到痛心和愤怒。同时，他开始隐约感悟到社会的新趋向，即倡导学习西方文明的新学，以及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的军人群体，渐渐走向政治的中心，尚武精神成为一种时尚，并潜意识地把自己人生目标追求，同这种新的社会风气联系起来。
留学日本已蔚然成风。他的老师顾清廉鼓励学生们出国学习军事，老师的点拨固然很重要，但如果他对新风视而不见，墨守成规的话，那么他是不会回应的。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正是因为他内心有一种吸纳新风的冲动，所以老师的号召在他的内心产生震撼，一直渴望能出人头地的蒋介石，似乎也从这里看到了自己的前程。于是，做了弃文习武，东渡扶桑的抉择。
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蒋介石到日本求学的道路并不平坦，只身到日本因没有清政府的推荐公函，无功而返。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回国投考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刻苦学习，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同时积极向校方争取，终于如愿以偿。
弃文习武，东渡扶桑，对于蒋介石来说，是人生旅程和政治生涯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坐标，从此他的前途命运与枪杆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依仗枪杆子发迹得势，取得荣耀和辉煌，攫取军权、党权、政权，直到坐上权力的最高宝座。然而，这一决定命运的选择，也使他染上致命的弱点：尚武精神使他过于迷信枪杆子，在执掌全国政权后，仍坚信枪杆子万能，奉行强权政治，而根本不愿真正吸纳民主新政，逆潮流而动，枪杆子最终无法挽救其政权覆灭的命运。
反思：蒋介石要国军将领读毛泽东的书
http://book.sina.com.cn 2012年10月10日 09:30新浪读书
文章摘自《东方隆美尔》
作者：罗学蓬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本书简介：《东方隆美尔——解密蒋介石为何欲置孙立人于死地》，以翔实的史料揭开了这个谜底。作者用纪实文学的形式，表现了曾被誉为“东方隆美尔”的孙立人，抗日战争时期率领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英勇抗击日军的史实。同时，……[连载内容]

蒋介石
在我这位对手想必不少的读者之中，我肯定是最特殊而且读了最有体会的一位，因为毛泽东此书所写的，就是如何打败我的战略问题。当年我就翻过这本书，无奈，那时我正忙于跟毛泽东打仗，静不下心来。如今大败之后，我正在作沉痛的反思，重读毛泽东此书，更使我感慨万分。我这才明白，我的对手确实是一位熟知战争规律的战略家，他也正是用这些别具一格的战略，战胜了蒋某人。
一艘军舰抵达高雄港码头，孙立人、彭孟辑、张佛千等台湾驻军将领在岸边恭候。
军舰泊在海面上，久无动静。
张佛千压着嗓子对身旁的孙立人道：“领袖不就近在台北登岸而有意远道绕到由你控制的南台湾，这明显是因为对美国人欲用陈诚主政台湾而引起领袖对陈诚的猜疑。可到了高雄却迟迟不肯登岸，看来，今年2月间麦克阿瑟背着总裁派专机来凤山接你去东京访问一事，虽然你处理不无失当，但因事情实在过于敏感，也同样难免在生性多疑的总裁心里，留下或深或浅的阴影啊！”
孙立人思忖片刻，大声道：“师长以上军官，随我登轮恭迎总裁登岸。”
孙立人与张佛千、彭孟辑等将领乘快艇抵达军舰，沿舷梯而上，由侍从官导引进入大厅。
蒋介石惊魂未定，面对进入大厅向自己敬礼的以孙立人为首的几名将领说出的第一句话竟然是：“立人同志，我来台湾有没有人讲话？安全有无问题？”
孙立人慨然道：“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我奉命在此负责军事，总裁的安全由我负全责，谁人敢说什么？”
这话让陪同在侧的蒋经国微微一怔，不动声色地与侍从室主任俞济时交换了一个眼色。
彭孟辑注意到了这个一闪即逝的细节。
蒋介石说：“我只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论理不应再问国事，一切均需由李代总统来处置才符合规制。但想起总理生前的嘱托，勉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遗言，现在是我党危难关头，所以我有责任以党的总裁地位来领导大家同共产党作殊死之战。”
孙立人说：“无论蒋先生是国家总统还是党的总裁，都是我们的最高领袖，立人与众将领愿唯总裁马首是瞻。”
蒋介石道：“好，好！立人同志一到台湾，不但在训练新军上成绩斐然，金门大捷，也全亏了刚从凤山基地完成训练任务的201师。金门及登步岛两次胜利，对于振奋国军士气和民众人心，改变国防观感与确保台湾安全，都有着极为重大的贡献。须知没有这两次胜利，就不可能有台湾今后的长治久安。处绝地也可以后生，只要有了台湾，共产党就无奈我何，就算是整个大陆被共产党夺去了，只要保住台湾，我就可以以它为基地，来反攻大陆。台湾者，乃留华夏一脉而做承祧之诺亚方舟也！”孙立人谦虚地说：“卑职不敢争功，古宁头大捷乃驻防金门的国军各部协同作战所致。”
蒋介石摆摆手，满脸轻蔑地说：“各部？这次要不是靠着201师以坚强战力抵挡数倍中共兵力达两天之久，直到增援部队抵达金门，古宁头战役的历史完全可能改写。我们在金门的兵力，难道我还不清楚？”
“总裁对战场的情况自然了如指掌。”
“除了从台湾开上去的201师，不就是高魁元、李良荣、胡琏从大陆撤下去的部队吗？一路上只顾逃命，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士气尽失，除了逃跑，他们还能做什么？难道一登上金门岛，就天神附体，人人一下子有了万夫不挡之勇，就能把共军杀得干干净净片甲不存？同样的国军，为什么经过你的训练，就能成为钢铁劲旅？我要让所有国军高级将领，分期分批都到凤山来，接受孙将军的短期培训，让他们全都亲眼看看，你是怎样练兵的。”
蒋介石登陆台湾后，随即来到凤山。身着戎装的蒋介石在孙立人的陪同下登上敞篷阅兵车检阅凤山新军，仪容威严地向整齐列队的官兵们还以军礼。受阅官兵武器精良，清一色头戴着斗笠，身体黝黑强壮，精神面貌显得虎虎有生气。
蒋介石大受触动，不禁流下了两行老泪。
孙立人愕然：“总裁……”
蒋介石强笑道：“立人同志，我要代表党国感谢你呀！你让我回到了黄埔军校，重新看到了一支英气勃勃的北伐军！我没有想到，国军在大陆一败涂地，损兵折将几百万的时候，你竟然不声不响地为我在台湾训练出了这样一支精锐的部队！”
凤山行辕，蒋介石双手拄着拐杖，眼睛落到收音机上面。收音机里传出铿锵有力的声音：“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
蒋经国紧张地注视着父亲的背影。
蒋介石上前“咔哒”关掉收音机，蓦地回头问道：“经国，你是指——”
蒋经国上前一步说：“我说的是我们内部。”
蒋介石继续背着手在屋里踱了两个圈才说：“大陆的情形就不用提了，台湾，除了陈诚和孙立人具备这个实力，我想其他人即便是有贼心，也无贼胆吧？”
蒋经国说：“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美国方面，我们退守到台湾，好像把军队开到了美国的土地上一样，让他们一直不开心，甚至说台湾还不能肯定已经属于中国！”
蒋介石叹了口气道：“杜鲁门这个脾气倔犟的密苏里老农，还在嫉恨两党竞选时，我以金钱支援他的对手杜威，现在他这么做，不过是在泄私愤罢了。不过此人也实在可恶之极，他除了对我个人进行恶毒攻击外，还想来个釜底抽薪，让我死无葬身之地。”
“父亲，美国一再公然表示不欢迎国府迁台湾，竭力宣传台湾目前不是中国正式领土，竟说是暂时给我们统治罢了。又夸张地散布说大多数台湾人都不愿接受中国政府——包括本党和共产党在内的统治的谣言，想以此造成台湾的特殊局面。美国人这种手法，也未免太令我们寒心了。”
蒋介石走到沙发前坐下，对儿子说：“美国政客的言而无信，背信弃义，我早就有所领教了。可是，如果现在同他们闹翻脸，那是非常愚蠢的，完全听他们的呢？又实在不成体统。譬如台湾省主席的问题，华府就通过郑介民，明白向我表示，希望我尽快撤掉陈诚。今年2月间麦克阿瑟派专机到凤山接孙立人去东京谈台湾局势，事前事后根本不通知陈诚一个字，就把陈诚气得要死。”
蒋经国也在旁边坐下了。
“如果要控制一个政府，最重要的就是钱与剑。作为台湾省主席，陈诚手里捏着中华民国眼下唯一还在正常运作的银行——台湾银行。如今撤到台湾的军队，又大都是陈诚的老部下，直接拱卫着中枢，孙立人虽然手握三个军的所谓凤山新军，却又大都分布在台湾南部各地。
“我已经放出风去，准备免去陈诚台湾省主席的职务，给他戴上'行政院’院长的帽子，既给了美国人面子，又夺了陈诚的钱袋子。在重庆时，我打电话向陈诚要300万，他竟然以种种理由拒绝了。我撤到台湾之前，专门给他打电报向他征求意见，直到24个小时后，他才复电欢迎我到台湾，我停驻马公岛时，他又迟迟不来见我，我想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的内心大概是很纠结的吧？
“陈诚当然不是傻子，他已经在多个场合表示，他是非常不愿意去做没有实权的'行政院’院长的。为了争取美援，我认为做出一些妥协是明智之举。”
“父亲的意思，谁是陈诚的继任者呢？”
“拿资历来说，够得上做台湾省主席的党国大员起码在一两打以上，但拿微妙的关系来说，这事情极不简单，不能轻易派人。你看吴国桢怎么样？”
蒋经国一怔，苦涩地笑了笑，一边说一边察言观色：“吴国桢……啊啊，这个人在抗战时期，胜利前后，同美国人的关系弄得很好，汉口市长和重庆市长任内更甚，做上海市长时，表现得更是有声有色。”
“你不用支支吾吾，言不由衷，我知道你在上海打老虎时和吴国桢有过过节。我告诉你吧，美国人通过郑介民访美时明确向我表示，要我尽快撤掉陈诚，让吴国桢接任。美国人甚至还允诺，只要我让吴国桢接替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他们可以很快恢复对台湾的经济援助。”
蒋经国气愤不已：“美国人的手也伸得太长了！在他们眼里，我们丢掉了大陆，就好像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资格。”
“关键是，吴国桢同美国人熟，对本党也还忠贞，夫人对他印象也不坏。”“不过，不过……这个人，有人骂他是政治蝙蝠，说他以前同孔、宋、政学系都有几手。”
“你别扯得太远了，牵扯到党内派系的事，不是那么简单的。我问你，如果吴国桢主台，会怎么样？”
蒋经国字斟句酌：“如果我们用他，就还得防他。外面有这么一个说法，美国人眼里，台湾文有吴国桢，武有孙立人，一旦姓吴的上了台，同时却吃里爬外的话，我们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如果没有比吴国桢更恰当的人，那就只能是他了。为了争取美援，我们首先从改组台湾省政府着手。假定吴国桢出任新的省主席，你认为省府委员该有那些人？”
“第一名省府委员兼保安副司令，恐怕非彭孟缉不可。这个人首先是对台湾情形最熟，'二二八’开始时他在高雄当要塞司令，出过不少力，杀了很多人，对本党的忠贞不必怀疑。魏道明接陈仪后他平乱有功，升为台省保安司令，后来陈诚自兼保安司令，他就改任副司令，但不能不防他一件事。”
蒋介石身子往前一倾说：“防彭孟缉？他绝对不会出卖我们的。孟辑我是信得过的，他出自黄埔，20世纪20年代的东征、北伐，一直待在我的侍卫大队里，后来是我亲自把他和21名青年军官挑选出来，送到日本学军事的。他初到台湾时还仅是个上校团长，平地一声雷，从高雄要塞司令升到台湾保安副司令，他有实权很过瘾，除了我能满足他，还能投靠谁？”
“话是这样说，但大陆的教训让经国不敢相信任何人，尤其是对手握兵权的大员，我们更不能不防。”
俞济时进来说：“总裁，毛局长来了。”
蒋介石说：“请他进来。”
俞济时回到门边：“请吧，毛局长！”
毛人凤送来了坏消息，“报告总裁，美国人终于公开和我们翻脸了！就在两个小时以前，杜鲁门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宣布美国政府的对台新政策。”
蒋介石与儿子对视一眼说：“该来的迟早会来，你说吧，杜鲁门又放了些什么屁？”
毛人凤说：“杜鲁门无异于公开宣布美国政府从现在起抛弃了台湾。”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展开念道，“杜鲁门说，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没有野心。美国无意在台湾谋求特权优惠或建立军事基地，也无意利用其军事力量干预现状，美国政府不采取导致卷入中国内战的方针。同样，美国政府不对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意见，美国政府认为台湾的资源足以使国军获得保卫该岛所必需的物资。这个可恶的老东西同时还宣布，美国已决定从台湾撤出侨民，美国留驻台湾的，只剩一位领事级的代表，最高级的武官，不过是位中校。”蒋介石突地一巴掌掴在自己脸上，把蒋经国和毛人凤吓了一大跳。
蒋介石咬牙切齿说：“凤山的蚊子，真是可恶透顶！”
蒋经国劝道：“父亲不必气愤，美国人背信弃义、落井下石的行径，早就在去年8月5日由国务院发表的《美中关系白皮书》里就已经暴露无遗了。他们在全世界攻击诬蔑我们腐败、昏庸、专制、无能，以此表明国民党的失败是咎由自取，并不是美国政府支持不力。而现在美国政府又来这么一个声明，说得难听一点，杜鲁门无异是宣布中华民国政府的死亡证书，同时暗示如何办理后事。”
蒋介石盯着蒋经国与毛人凤说：“严格新闻控制，杜鲁门1月5日的声明不得在台湾报纸上登载。”
不久，蒋介石召见孙立人，他亲手泡了一杯茶，放到孙立人面前。
孙立人赶紧站起，“卑职怎敢劳动总裁？”
“你和彭孟辑一样，过去都做过我的侍卫总队的负责人。你知道的，自从提倡新生活运动以后，这么多年来，我是一直只喝白开水的。”孙立人猜不透蒋介石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试探地问：“总裁找我……”
蒋介石道：“我这人难得作诗，可是，当飞机离开成都凤凰山机场时，我禁不住心潮澎湃，吟出了一句'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涕泪横’的感慨。立人同志，你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这些年来，我被那些说假话的骗子坑害得不浅，丢了江山社稷，来到这个小小的台湾岛上，现在，我很想听听真话，哪怕半句也行。”
孙立人受宠若惊，再次从沙发上弹起来，“叭”的一个立正，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
蒋介石亲切地拍拍孙立人的肩膀：“以你之见，这台湾岛还能否守住？”
孙立人慨然道：“总裁既然信得过我，那我只好直说了。以立人之愚见，我军虽然退守台湾孤岛，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孤岛与大陆相比，也自有其长处。”
蒋介石鼓励道：“说，说下去！”
“共军与我军作战，大量采用人海战术，可谓屡战屡胜。可这一套若是用来攻打台湾，就绝对不灵了。共军虽然战力惊人，但目前只不过是单一兵种，既无飞机，又无军舰，若是用木船载人渡海前来攻打，我们的海军和空军占有绝对优势，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一道窄窄的台湾海峡，就算把全部数百万共军填进去也无济于事，不过……”
孙立人突然收住话，用眼睛的余光瞟了蒋介石一眼。
蒋介石催促道：“说吧，你在我面前，什么话都可以说的。”
孙立人清了清嗓子说道：“现在，台澎以及浙东诸岛仍然为我军掌握，这些大大小小的岛屿，今后既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据地，同时又是反攻大陆的基地。有了这些岛屿，丢掉的国土就不愁夺不回来。只是目下撤到台湾的部队编制太混乱，缺乏统一而有效的指挥，恐怕后果堪忧啊！”
蒋介石说：“知我者立人也。此次各地军队蜂拥而入，如若处置不当，必成致乱之源。要维护台湾的稳定，整编军队，至为关键。”
“总裁高屋建瓴，刚刚登岸就一眼看到了台湾眼下最重要的症结所在。的确，眼下大量国军拥入台湾，军心涣散，军纪弥废，官兵为非作歹，无法无天。据保安司令部报告，仅是高雄、屏东、凤山、台南等地，抢劫、打人、调戏妇女等祸害民众之事，一日就多达百余起。”“为能顺利实施这一工作，我不得不鞭打快牛，这件事，我就交给你去办吧！”
“卑职愿意担此重任，对已成一盘散沙的各地军队严格整训，使其尽快脱胎换骨，成为一支全新的军队。”
“立人同志这番豪言壮语，让我放心多了。”
“卑职练兵多年，再加上有总裁大力支持，此次整编改造国军，并非难事。不过，有一要求，卑职必须面呈委员长批准。”
“请讲！”
“卑职认为，国军中历来未能彻底根除的派系争斗与地域矛盾，对国军战斗力影响甚巨，大陆沦丧，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卑职以为，正可以此为契机，命令所有撤台国军官兵，首先要放下武器，按照指令进行登记，然后方可登陆，使每一支到台部队都经过准确人数核准，然后按人头发给薪饷，一改长期以来国民党部队吃空额的风气。然后再不分亲疏，无论地域，一律统一整编，把国军建设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军队，而非带有浓厚个人色彩的武装力量。此外，还需以严厉手段整肃失职将领，非如此，不足以振纪纲而挽颓风。”
“立人同志一针见血，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中正作为中华民国的三军最高统帅，在长达近20年的戡乱剿匪作战进程中，没有一分一秒有效地指挥过我的部队，甚至可以说，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三军总司令。”
孙立人惊愕：“总裁何出此言？”
“原因很简单，正是你刚才说到的国军内部派系林立，钩心斗角，而这，也正是影响我这个三军统帅的军事思想贯彻下去的根本原因。只是在丢掉了大陆，踏上台湾这片土地，我才会有如此痛切的认识啊！”
“总裁痛定思痛，自我针砭，让立人也感触良深，受益匪浅。”
蒋介石有感而发，越说越有精神：“祸兮福所倚，眼下也正是消除派系，剪除山头的最佳时机，非痛下狠手，国军绝不可能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要坚决地消除宗派之间以及党内个人之间的冲突，再也不能容忍那些导致我们在大陆遭到失败的个人主义的行为和思想的存在，如果不坚决制止，那也必将导致我们在台湾的灭亡。”
孙立人说：“有总裁的坚决支持，我干起来就有信心了。”
蒋介石则继续给孙打气：“只要能够尽快恢复国军战力，稳定台湾局势，你就尽管放心去做，倘遇阻力，我蒋中正就是你的靠山！”
说罢，蒋介石去办公桌上拿起一张条子和一本打开的书，递给孙立人说：“过几天我就要去台北了，这次我在凤山住了将近一个月，你辛苦不少，这20万元新台币，就算我给你个人的特殊奖励吧！”
孙立人接过书和条子说：“谢谢总裁，这笔钱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官校的幼童兵总队没有列入国防部预算，为了不让孩子们饿肚子，我是厚着脸皮四处化缘，差不多快成丐帮帮主了。”高兴地将条子揣进口袋里。
蒋介石愣了一下，又说道：“这本书，你拿去好好看一看。我要求国军的每一位将军，都必须认真地对这本书进行研究。”。
孙立人一看书名不由一怔：“《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写的。”
“对，在我这位对手想必不少的读者之中，我肯定是最特殊而且读了最有体会的一位，因为毛泽东此书所写的，就是如何打败我的战略问题。当年我就翻过这本书，无奈，那时我正忙于跟毛泽东打仗，静不下心来。如今大败之后，我正在作沉痛的反思，重读毛泽东此书，更使我感慨万分。我这才明白，我的对手确实是一位熟知战争规律的战略家，他也正是用这些别具一格的战略，战胜了蒋某人。”
蒋介石大陆失败主因是无法遏止的逐级腐败
http://book.sina.com.cn 2012年09月27日 10:55新浪读书
文章摘自《历史选择了共产党》
作者：朱汉国 陈雁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本书简介：本书通过讲述1945年至1949年国统区与解放区在军事、政治、经济民意等方面的历史事实，旗帜鲜明地表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各阶层、各族人民，根据当时中国的政治现状、经济现状、军事现状等等社会现实……[连载内容]

蒋介石及其幕僚
贪污腐败与众叛亲离同现
一、“五子登科” 官员腐败盛行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由成都飞往台湾，永远离开了大陆。在逃往台湾之后，国民党朝野上下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国民党政权为什么失败？回想1945年抗战刚刚胜利之时，国民党政权被看作是领导全国抗战胜利的功臣。“人们广泛地向国民党政府发出欢呼。”① 蒋介石被看成是“民族英雄”。这时的国民党政权可谓风光一时。与此同时，美国支援的大量人力、物力源源不断地运往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在威望上、实力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国民党政权根本没有想到会在与共产党的较量中失败。1947年6月，蒋介石还曾经自夸：“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技术或经验，###不如我们；至于军需补给，如粮食弹药等，我们也比###丰富十倍。”但是，为什么仅仅短短的四年，国民党就被赶出了中国大陆？对于这个问题，当时很多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他们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是，却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点：腐败。无论是蒋介石的盟友美国，还是国民党政权中的高级官员，包括蒋介石父子，都认为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是它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8年11月，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戴维·伯将军向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报告中提到：“自从我来到这里后，从来就没有一个战役的失利说是因为武器弹药的缺乏。依我看来，国民党军队的败北是因为糟糕透顶的指挥和其道德败坏的因素，把军队弄得毫无战斗意志。……在整个军界，到处是平平庸庸的高级军官，到处是贪污和欺诈。”②
1949年8月，艾奇逊在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中，同样指出了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其腐败无能。他说：“我们在中国的军事观察家曾报告说，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事实上，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已觉察出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是无能为力的。国民党的部队已丧失了斗志，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①
客观地说，戴维·伯和艾奇逊所作的结论难免有为美国开脱责任之嫌。但是，他们所指出的国民党的腐败却是符合实际的。
作为国民党政权的最高领导，蒋介石本人对国民党的腐败问题也有所认识。他在与高级官员、高级将领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政府中、军队中的腐败严重。1947年6月，他说：“我们多数将领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高级将领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因之，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只图自保实力。”②同时，他指出，军官的贪污、虚报兵员和偷吃军饷造成了“现在各级军官对上级命令大多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丧失”③。逃到台湾之后，蒋介石在对高级官员的讲话中说：“今天，我痛心地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革命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这支军队已经失掉了灵魂，没有战斗力和纪律，并由那般无能、狭隘的军官来指挥。结果，“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④
在苏联生活了十多年的蒋经国对国民党腐败问题认识得比蒋介石更清楚。“蒋经国记得，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党的腐败和政府官员的堕落。……他在1949年底承认，政府和军队对失败都负有责任。国民党实际上已经瘫痪，成为一具失去活力的、昏庸的政治僵尸。”⑤曾经是国民党政府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提到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原因时，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民党政府的糟糕领导和管理腐败，特别是漠视民众的改革要求。”
上述观点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际上，国民党政权内部的腐败问题由来已久。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情--“胜利接收”就铸成了大错。抗战苦熬八年，胜利来得突然，国民党官员面对胜利，想到的首先是个人的利益。在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操纵下，“接收”变成了“劫收”，使人民从“想中央，盼中央”，变成了“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的起点。很多人对当时的情况作过描述。当时的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事后回忆道：“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营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
“最令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纷飞，自小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①
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事后回忆时说，当时上海接收敌伪财产时的场景相当混乱。被接受的不仅仅是敌产，中国人的私人财产也被接收大员趁机占为己有。“海军查封了上海的一个仓库，并宣布其中的所有货物均属敌产，尽管那里面可能有很多商品是属于中国人私有的。在这些人得以申请发还他们的财产前，海军已经将其启封，并在黑市上抛售取利了，根本不管这些财产是敌产还是私产。”上海人民对这种情况非常气愤，他们给国民党接收大员取了绰号--“重庆人”。“这是仿照人类学术语'北京人’给他们的贬称。他们说'重庆人’只对'五子’感兴趣，即条子(金条)、房子、女子、车子(汽车)和馆子(高级饭馆)。”② 从这种描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上海人民对派来接收敌产的行政人员的行为是多么不满。总之，正是由于他们的恶劣行径，国民党政府很快失去威望。这种情况不仅在上海有，各地几乎都有。
如此“接收”，焉有不失人心之理？在国民党官员把“接收”变成“劫收”的同时，它也“劫”掉了民心。蒋介石在“下野”后，曾经对大将宋希濂说：“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③ 蒋介石的这段话说明了抗战后“接收”的失误是国民党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1945年至1946年前后的战后“接收”只是国民党威信下降的开始，那么，到1948年前后，国民党的威信已经是急剧下降，不可收拾。先来看军队中的情况。由于军官腐败，克扣军饷，国民党士兵生活极为凄惨。“将军们经常要给部队发饷，但物价猛涨，他们又贪污，所以钱很少直接发给士兵，而是进了将军们自己的腰包。他们又用这些钱囤积商品投机赚钱，这样就进一步抬高了物价。”① 军队的军需也发放不及时，经常是冬天发夏装，夏天发棉衣，基本的生活需求都不能保障。吴国桢这样回忆道：“我(吴国桢)经常到上海码头去。那时我们的部队都集中在东北，我看到一箱箱运往东北给部队发饷的中央银行钞票。但一两周后，当我再到码头时，同样的箱子又从东北运回来了，显然指挥官们并未给部队发饷，而是将其运回以购买商品进行囤积，此后将其在黑市抛出，获得巨利，只用所赚的一部分给部队发饷。我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蒋介石，但他未作任何处理。
“再就是有所谓的'纸上兵’。一个师本应有一万人，中央政府按这数字付饷给指挥官，但实际人数可能只有七千，甚至更少，于是他将多余的钱装进了腰包。②
“当共产党将要过长江时，他(汤恩伯)是京沪警备总司令。他来见我说：'士兵的薪饷很差，伙食也差，你必须设法改善他们的状况，否则他们很难保卫上海。’我同意提高必要的费用。甚至在最后关头，上海商界人士对我也很友好。在我的建议下，他们捐出了一笔令汤将军满意的款项。但我告诉汤将军，我不会用现金给他的部队发饷，只会发给他们食品与燃料配给证。我还坚持由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对士兵正式点名。汤将军同意了，证发了，士兵清点了，一旅接着一旅，一切进行顺利，至少我认为如此。
“然而几天以后，我恰巧到一个庙里参加一个追悼会。仪式之后，与我很熟悉的方丈请我到他的私室去，他表示了对上海未来的悲观。我问他为何如此。他回答说：'市长，你怎么这样有信心？’我说：'在市郊有大约30万军队，到危急时刻他们会干得很好。’他瞧瞧周围没人，便悄声说：'市长，情况并非如此。你知道我们这是个很大的寺庙，有300多名和尚。当你的检查组来点士兵人头时，我们所有的和尚均被事先安排穿上了军服。这个地区点名时答到的，不是真正的士兵，而是我们的和尚。如果这里可能发生这种事，那么别的地方也一定有。所以，你的30万士兵在哪里呢？’”①
这是汤恩伯作为京沪警备总司令时做的一件事情。其实，这只是冰山之一角，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比如：“汤将军告诉我(吴国桢)，他的部队缺少汽油，所以我用从商家筹集的经费，为他买了必要数量的汽油。我的警察局长向我报告说，汤将军的司令部正在黑市上抛售汽油。”② 作为蒋介石最宠信的大将，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整个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就不难想象是什么样子了。
再来看行政机关的情况。1949年前后，国民党行政机关内的腐败也非常严重。官员们并没有因为国家困难而收敛一些不良行为，反而变本加厉地贪污受贿，试图通过聚敛财富为以后的生活增加砝码。因此，“有权的，一如既往，滥发淫威，搜刮民脂民膏，不顾人民，只顾自己；有钱的，仍旧只懂得享受、投机、外逃”③。蒋介石在不少场合都发表过讲话，要求属下多考虑人民。但是由于体制不健全，上下都腐败，他的话没有人能听进去，也不可能付诸实施。当官的能贪一点是一点，不贪反倒不正常。杨洪绩回忆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的情况：“立法委员身在立法院，实际上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1948年端午节前一天，有几个广东籍的立法委员，忽然心血来潮，想回广州去过节，早晨在立法院办公厅告诉秘书张肇元，叫他准备5张飞机票，下午就要起飞，最迟也要坐上当天晚上的夜航班机。那时因战争运输紧张，张肇源亲自出马，硬缠住空军司令周至柔，要了一架军用飞机(那时客机票已卖至两个月以后)。那架飞机晚上才能由汉口回来，因此说好第二天早上起飞。但是，那几位委员说：'端午不像中秋是晚上过，而是明早过，你叫我们明早才走，这不是明明在开我们几个人的玩笑么？’ 就这样，半夜三更在逸仙路张公馆，由辩论而争吵，由争吵而大骂，由大骂而动武。④“当时，立法院的经济及资源委员会有42名工作人员，其中有17位女性。他们不是这个部长或次长的姨太太，就是那个院长或委员的儿媳妇。翻开人事底册一看，一个比一个的后台硬。说到工作能力，则还有好几个不识字的，但同样是科员、办事员，干拿薪水。像娄桐孙的妻妹，就是典型的一个。但是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童冠贤……都尊重这个大委员，谁能奈何她呢？至于说到那些男职员，那就更复杂了。一个秘书就是前边提到的陶善坚，另外两个秘书及三个科长，都是清一色的由山东、苏北一带跑下来的县长、专员之类。一般职员，除原立法院的旧人外，都是委员们介绍来的各地各派党棍、逃亡地主及姑夫、姐夫这一类人。”①
这还是在国民党中央发生的事情。在地方，山高皇帝远，腐败情形更为严重。“在四川渠县，人们对地方法院、税捐稽征处、田粮管理处和县银行，怨声载道，痛恨至极。尤其是地方法院，是标准的'黑漆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不管是刑事、民事案件，一拖就是一年半载。直达员和院里的各级太太都是法院的'后门’，不走后门的人永远休想打赢官司。传票或判决书的送达费起码勒索一二斗米(每斗至少200万元)，远道还得按路程加倍。百姓进了法院，就等于'玩完’，即倾家荡产。至于税捐处，上上下下，把持税收，握存税款，非到县财政拮据万分，由政府再三派丁四处催收，决不交纳县库一文。加以代理县库的县行更是一个假公营私的商业机关，稍具会计知识的人，进去做了三年多会计，便可由穷光蛋变为家藏黄金200多两的富翁。他们从中运用，县级公教人员的薪金就不知拖到何时才能领到。田赋粮食管理处更是吮吸人民血汗的大本营。”②
腐败如此严重，可谓触目惊心。进一步追问下去，为什么国民党统治集团会如此的腐败？事实上，在专制独裁的体制下，腐败是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只要社会中存在着不受监督的特权，社会中就会存在腐败。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1949年前后，蒋介石在国民党政权内的独裁有加强的趋势。“中国的领导权仅仅由一个人也就是蒋介石把持着，他唯一的弱点就是嗜权，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全和扩大权力。因此，他一方面采取措施，压制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另一方面在自己周围只用些愿意充当工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考虑军政领导岗位的人选时，更多的是注重其“忠诚”，而不是能力。“可能有种意见认为，他(蒋介石)本人从不腐败，但在中国人中几乎公开认为，他对下属的腐败是乐意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变得腐败了，那么对他就更加唯命是从了。”③ 可见，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权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对国民党的腐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现象，国民党政权显然无能为力。因此，腐败就如国民党政权内的一个“毒瘤”，越长越大，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二、“油枯灯灭” 众叛亲离上演
军队不堪一击，政治腐败盛行，国民党统治行将就木。面对这种情况，一部分国民党官员陷入迷茫，看不到希望所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弥漫着悲观失望的情绪，呈现出分崩离析之势。众叛亲离成为国民党这一时期最真实的写照。1948年底到1949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军事失利之后，社会、政治、经济、外交与人心动摇之现象，殆非想象所能及，加之战地难民及青年逃奔后方，难以安置，以及沿途伤病官兵无法管理之纷乱现象，更足令人痛心。”① 蒋介石宠信的陈诚上书蒋介石称：“近闻京沪人心异常浮动，对我政府信心全失。同时各方多充满悲观情绪，猜忌诡随，到处均可表现，此诚危疑震撼之日也。”②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等上书蒋介石称：“多数官吏及党团人员信心不坚定”，“高级将领除极少数外，多数信念不坚定，乃当前严重问题。”③ 蒋经国认为当时的形势是“在战场上的军心涣散，损兵折将；在政坛上的动摇怕死，变节投降；在经济上的物资匮乏，金融紊乱。正是败象之征，江河溃决”④。驻南京的美国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关于一般大事纪要报告中陈述说：“在政府内，一种悲观和失败的心理正在增长。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们还注意到，随着局势继续恶化，此种情绪越来越广泛深刻。那些薪水过少并且遭受着一切通货膨胀之苦的官员们是如何日甚一日地更加相信政府与共产党的争执不能为一纯军事手段，或至少不能由一种使政府全力保持优势和不受侵犯的方式来解决，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从根本上说，中国人都是机会主义者，而且现在静观待变的人为数日多。”⑤由此可见，在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时，就连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也失去了与党国共存亡的勇气和决心。他们或者因为对国民党统治完全失望，悲观至极而自杀，或者因为对国民党完全绝望，转而投奔共产党。陈布雷、戴季陶就是前者的代表，陈仪是后者的代表。
陈布雷，浙江慈溪人，蒋介石的“文胆”，追随蒋介石20多年，为蒋介石写了数不清的文稿，是蒋介石极为倚重的一个人。
1927年，陈布雷第一次面见蒋介石，就因为敏捷的才思、流畅的文笔受到蒋介石的青睐。多年来，蒋介石对陈布雷一直非常尊敬，恩宠有加。作为中国的传统文人，陈布雷知恩图报，他把自己比作“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对蒋介石近乎“愚忠”。但是，作为文人，陈布雷又具有对政治的天然敏感，他对当时的社会弊病有很清醒的认识。尤其是作为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他接触过很多秘密材料，更加深了其对当时社会弊病的认识。例如，抗战胜利后，陈布雷针对国民党内的“劫收”现象，对下属说：“我们都是淡泊，不像人家可以接收房屋，接收机器。”他平时对陈果夫、陈立夫两人比较尊重，但是，当他看到二陈也参与了“劫收”时，他说：“我过去还相信陈氏兄弟在金钱上总比较清白，不会贪污。今天一看，他们和孔、宋一样，在抢肉骨头。他们也接收，他们也争，他们也办起什么银行和经济事业来了。他们过去骂孔、宋，今天唯恐学不到孔、宋。他们合作办金库，叫我当监事，我不接受。他们要我去开会，我怎么能去！”①
文人对现实的、政治的清醒和蒋介石集团的腐败，如同两种力量，时刻在撕扯着陈布雷。一方面，他对现实社会的腐败情况不满。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蒋介石虽然有缺点，但总是“明主”；国民政府虽然腐败，但总是正统。“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他无法与蒋介石彻底决裂。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分裂人格。陈布雷的神经衰弱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形成，并越来越重，以至于每天晚上都得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随着国民党政权所处局势的越来越恶劣，陈布雷的“心病”也越来越重了。1948年冬，辽沈战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陈布雷显得焦虑不安。他经常长吁短叹：“已有两千万百姓流离失所，再打下去真不得了！”“国将不国，一片废墟，三民主义还有何希望！”“我要劝劝委员长，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而这时，邵力子、张治中等人又试图通过陈布雷来劝说蒋介石与共产党和谈。据当时陈布雷公馆的警卫员回忆：“济南失守后，局势越来越紧张。全国物价又在迅速上涨，蒋经国在上海弹压未能成功，各城市随之闹起粮荒。国民党内主和派邵力子、张治中等人力主国共和平谈判。但党内好战势力强大，他们只得寄希望于陈布雷，要请他去劝蒋介石。这一段时间里，邵、张等人频繁地出入陈公馆，一谈就是半天。
……
“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常常看到陈唉声叹气。他与下属谈道：抗战八年，用尽了精力，终于取胜了。今天的'戡乱’，难以成功啊！他的情绪越来越坏，香烟也越抽越多。但邵力子、张治中求和心切，每天都来到陈公馆，陈显得进退两难。”①
1949年下半年，陈布雷在不同场合旁敲侧击地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以和平途径解决内战问题。但是，很不幸，陈布雷的劝说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蒋介石并因此而大发雷霆，说陈布雷是主和派，“脑子坏得不能用了”。陈布雷面对这种状况，内心极为痛苦。据陈布雷的副官陶永标回忆：“1948年11月8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开会时严厉斥责'主和派’是向共产党投降，并声明一切和谈谣言'决不影响战斗到底的决心’。布雷先生开会回来，紧锁眉头，一根接一根猛抽香烟。他的胃口也大为减少，只能吃一小碗饭，菜也吃得很少。饭后到寝室，来回踱步，长吁短叹，或吟着唐诗：'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烟灰缸里的烟蒂不到半天就满了，一天要倒两三次。”②随着战局的推进，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陈布雷知道大势已去，无力回天，因此精神更为萎顿，完全垮了。有一次，他到上海去看望妻子，在火车上蜷缩在车厢一角。左舜生遇到他问：“布雷先生，近来身体如何？”陈布雷回答：“我这个身体，好比一部机器，实已用到了不能再用了。从前偶尔修理修理，也还照常可以开动，现在却已到了修理也无法修理的时候了。”③ 这句回答真是一语双关。其实，这一时期，无法修理的，何止是陈布雷自己的身体呢？陈布雷的悲观失望是那个时代国民党集团内人们的整体心理反映，国民党政权确实到了“修理也无法修理的时候了”。
彷徨无措，极度失望之下，陈布雷终于动了一死之念。而最终使陈布雷下决心自杀的，是1948年11月11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会议内容以军事为题，话题的中心是当时正在进行的“徐蚌会战”。整个会场上所讲述的基本上都是些令人丧气的消息，弥漫着失败的阴影。陈布雷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与蒋介石观点不一致的看法，这在他2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是少有的。但是，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了。陈布雷在会上的观点让蒋介石大发雷霆，态度决绝，言辞尖刻，甚至提出让陈布雷告老还乡，“领管一个寺庙”。这些，深深地刺激了陈布雷。据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回忆：“从布雷先生遗书的日子来推敲，他决心绝命，是在11月11日。这一天上午，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时间拖得很长。我们等他回来吃饭。他回来的时候，脸色大变。他也以脸色如何为问。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对生命有了一个决定的措施。因为就在饭桌上，他和我们作了一次向所未有的谈话，郑重地谈了一小时多。”①
当天晚上，陈布雷写了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日记，其中写道：“而今我是为了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延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至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枯灯尽了，为了这一些苦恼，又想到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像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弃之心，虽曰不谓为临难苟免，何可得乎。”②
陈布雷一生从事宣传工作，很懂得措辞的艺术。这篇日记表面上看，似乎陈布雷是因为自己的身体问题而自杀，实际上，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对现实的深深的绝望。其中，“油枯灯灭”一词，竟成为国民党政权行将灭亡的一句谶语。
12日晚上，陈布雷告诉手下人，要赶一篇特别重要的文章，需要安静，因此，不见任何来客，不接任何电话。实际上，他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写遗书。陈布雷写完遗书后，服用了超量的安眠药，和衣躺下。13日上午，陈布雷的侍从感觉到异常，进入陈布雷卧室察看时，陈布雷已经死亡。当时，蒋介石正在主持一个重要会议，当他得知陈布雷去世的消息后，立即宣布休会，赶往陈布雷公馆。“国难未纾”之时，“天夺良辅”，③ 陈布雷之死让蒋介石非常伤心。他写下了“当今完人”的条幅作为对陈布雷的盖棺定论。在国民党统治行将灭亡之际，陈布雷以自杀的方式表明了自己对国民党政治前途的失望，对蒋介石内战政策的不满，给本已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政权增添了几许悲凉的气氛。还没等蒋介石从陈布雷自杀的阴影中恢复过来，1949年2月11日，国民党的又一名高官戴季陶步陈布雷后尘，同样用过量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戴季陶，谱名传贤，复字季陶，四川广汉人，长期追随蒋介石，是蒋介石的忠实支持者，蒋介石集团的理论家。作为蒋介石的高级谋士，戴季陶把一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民国。民国是他的希望，他的精神支柱，也是他的生命。抗日战争胜利后，戴季陶在国民政府中任考试院院长。这一时期，戴季陶本来是准备做一番事业的。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的专制独裁，逐渐击碎了他的梦想。随着时局的发展，他越来越发现国民党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处于人心离散、大厦将倾之境地。支撑戴季陶身体的意念倒塌了。戴季陶感觉到民国从来没有危险到这样的地步。“民国今日之存亡，已成问题了。”面对此情此景，戴季陶感觉自己回天乏术，无法阻止其灭亡的命运，因此萌生自杀的念头。1948年9月上旬和12月中旬，戴季陶曾两次服安眠药过量，皆昏迷不醒，幸亏挽救及时，幸免于死。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之死沉重地打击了戴季陶。陈布雷与戴季陶是几十年的好朋友，两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蒋介石的忠臣，一个是蒋介石的忠实谋士，一个是蒋介石的忠实文胆。陈布雷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路该往何处去？戴季陶看不到希望。他拖着病体赶到陈布雷的床前，号啕大哭：“布雷，布雷，我跟你去，我跟你去，人生总有一死，我的心已经死了。”说着说着，他一下子扑到陈布雷的尸体上去。① 戴季陶从此对生命更为消极了。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后，戴季陶精神有些失常，终日愁眉不展。他曾对随从说：“共产党不会放过我，我也不会失节的。为民族尽大孝，为国家尽大忠，此其时矣。你们应好自为之，贰臣不能当。有史以来，历代皇帝对前朝臣民，大都采取怀柔政策。但共产党奉行马克思主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与怀柔政策不同。蒋先生大势已去，将来连偏安之局也难保。今天的局面，蒋先生一木难支大厦，外援无望，现在已是众叛亲离。历代帝王，统一天下，失天下的为其后代不肖子孙，蒋先生则不然，自己得的天下，自己失之，人谋之未藏。”②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戴季陶已经看透蒋介石大势已去，其天下将失，但同时，他又表示不当贰臣，不向共产党投降，“要为民族尽大孝，为国家尽大忠”。蒋介石失败了，他不跟着走，又不肯向共产党投降，他除了自杀，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1948年12月28日，戴季陶离开南京，飞往广州。到广州后，戴季陶积极筹划回家乡四川事宜，准备叶落归根。1949年2月，已经将专机备好。但是，因为连日天气恶劣，未能成行。2月11日晚上，戴季陶仰望满天的星星，曾说：“看样子，明天可以飞回成都了！”可是，就在当天晚上，戴季陶步陈布雷后尘，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2月12日下午，医治无效过世。
蒋介石得知戴季陶自杀的消息后，他的震惊、心痛远远超过面对陈布雷之死。毕竟，戴季陶是国民党的###，是蒋介石最有力、最忠实的支持者、谋划者和理论支持者。长期以来，两人一文一武，配合默契。现在，蒋家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时，戴季陶却撒手而去，这给了蒋介石极大的打击。与陈布雷、戴季陶等人的“以死殉国”不同，面对国民党的大势已去，国民党政府中部分高官决心离开国民党阵营，投奔共产党。陈仪即是其中之一。
陈仪，字公侠，浙江绍兴人。1948年夏天，陈仪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面对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穷途末路，他表示要“采取以人民利益为重，顺应时局变化的方针”①。1948年底，他积极准备起义，希望浙江全省和平地、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
1948年12月，陈仪曾对他的亲信分子透露，在徐蚌会战中，国民党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国民党政府已经无能为战，只有和共产党妥协谈和的道路可走。陈仪还向蒋介石上书，其中说道：当前之势已是敌强我弱，只可言和，不可言战。1949年1月19日，他在《东南日报》上公开着文，指出：“八年抗战之后，继以三年戡乱，人民受战争之影响，生活已苦不堪言。现时人民一致要求和平，要知民为邦本，此种和平呼声，殊不容忽视，应能为各方所接受。”接着指责当局：“争取胜利固需要勇气，承认失败亦需要勇气。”他还抨击蒋介石所发动的“戡乱”战争，说有关这个问题，“今后史学家自有重要之评价”。①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陈仪已经决心与国民党分道扬镳了。
但是，陈仪在这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试图联合汤恩伯一起离开国民党政府，投奔共产党。这里面有复杂的原因。首先，陈仪准备通电起义，但苦于手中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起义安全无保证。因此，他总想串联一些军队和他同时起义，这样就不仅可以确保起义安全，而且还能壮大声势。
找哪支部队一同起义呢？陈仪首先想到的是汤恩伯的军队。当时，浙江、上海等地的国民党军队，统归汤恩伯指挥。汤恩伯又是陈仪的旧部，与陈仪私交甚厚，两人是如同父子般的关系。陈仪认为凭借这种关系，完全可以策动汤恩伯率部和他同时起义。1948年冬天，陈仪在上海晤见了汤恩伯，劝说他进行起义。但是，陈仪万万没有想到，他最信任的汤恩伯忘恩负义，出卖了他。据陈达回忆：“事后，据汤的重要帮凶毛森对我说： '汤先生(汤恩伯)告诉我，陈公侠(陈仪别号)见徐蚌会战失败了，认为大势已去，发生了动摇，想做傅作义第二，居然劝汤先生投降共产党。这个老糊涂，真岂有此理！’毛森又说：'陈仪为什么要劝汤先生投降？他是因为手里没有军队。如果他通电投降共产党，汤先生只要用一个师的兵力，马上就可以把陈仪所能掌握的几根破枪全部解决。他真把汤先生看得太简单了，汤先生是珍惜自己的“革命历史”的，对党国，对总统(蒋介石)，无论如何是要尽忠到底的，哪会听陈仪这一套鬼话呢？汤先生已经打电报给总统，请求免掉陈仪的浙江省主席，并嘱咐我们要切实注意陈仪的行动。’”②
由于汤恩伯的告密，陈仪的起义计划破灭，并被蒋介石下令免去了浙江省主席的职务。1949年3月中旬，陈仪被秘密逮捕。陈仪被捕后，在解押他的飞机上，他还对飞机驾驶员说，国民党政权要完蛋了，希望你(指驾驶员)能把我送到北平或延安去。可谓用心良苦！杭州解放前夕，国民党把陈仪押解到台湾看管。1950年6月18日，台湾国民党当局国防部高级军法合议庭以“勾结###”的罪名判决陈仪死刑。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权已是“油枯灯灭”，各级官员对国民党政权不再抱有希望，众叛亲离成为时代的大趋势。难怪蒋经国慨叹“江河溃决”了。
三、回天无术 无奈民心丧失
1949年前后，国民党的军事败退、经济崩溃、政治腐败等问题，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国民党内部也民心丧失。军队中，兵源靠抓丁拉夫补充，因此，士兵毫无战斗力；官场上，官员或“逃”或“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首先来看军队中的情况。我们知道，战争的进行，需要稳定的兵源作支撑。但是，由于人民对蒋介石政权完全失望，他们不愿意为这场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战争作无谓的牺牲。因此，在征兵时，人们千方百计地逃避。当国民党军队的兵源得不到补充时，他们就抓丁拉夫，强迫人民入伍。结果弄得社会动荡，民怨沸腾，民心大失。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详细记载了国民党抓丁拉夫的情况：“因为征不到兵，蒋介石就利用老法子，派人到乡下抓，这样就闹出许多惨绝人寰的事情。有些青年就迫上山去反对蒋介石，也有些青年不愿当兵，就拿钱送保甲长买别人来顶替。有时候买一个兵得花三五百万，有时要一两千万。这样一来，有钱的人也变穷了，穷的就变成炮灰。甚至有些人家没钱给保甲长，又不愿儿子去当兵，就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卖三五百万，把钱交给保甲长，替他儿子买出别人，代他儿子去当兵。当女儿被人领走时，妈妈难过，用菜刀把自己砍了的有的是。还有一些做父母的，他们记着中国传下来几千年的一种伦理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个人家若没有后人，那是不名誉的事。只有一个独生子，被征去当兵，在战场上死了，这一家人就是绝了后。为了不叫他的儿子去当兵，又没有法子避免，怎么办呢？老太婆为了疼他的儿子起见，等他儿子睡着了，用两个很快的针把他儿子的两只眼扎瞎了。妈妈说：'眼虽然瞎，娶个妻子，还会有后人。’类似这样的事，各城镇都有。”①
用这种强迫的办法征士兵，他们的战斗力是可以想象的。由于士兵“大都是被强迫服役的，根本不知道为何和为谁打仗，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部队所依赖的是现代的武器装备，却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维持士气的动力和纪律，其结果是，他们对一些昂贵而精巧的武器与器械随意滥用，一旦损坏，就丢弃掉。尽管许多军官受过良好的技术训练，精通业务，但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彼此间很不团结，缺乏合作精神”①。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一溃千里似乎从这里可以找到部分答案。国民党高级将领宋希濂也曾发表过类似的观点：“第一，军官们都说对共产党的仗难打，前方部队充满了悲观和厌战的情绪，几乎所有官兵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个仗。师出无名，怎能鼓舞士气呢？第二，现在几百万元的法币抵不上一块钱，而物价仍然不断飞涨，几乎是一天几个价钱，弄得老百姓叫苦连天，人心惶惶，人民对政府的向心力一天一天地减少，离心力一天一天地加大。如再不设法稳定物价，安定人心，又怎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呢？第三，由于物价飞涨，待遇太低，士兵吃不饱，穿不暖，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许多中下级军官每月所得，不能维持其家属最低限度的生活，自杀者有之，卖淫者有之，卖儿鬻女者有之。这怎能维系军心使之杀敌报国呢？”②宋希濂的这三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很可惜，在当时的条件下，国民党对于这种情况束手无策，拿不出任何解决方案。因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兵败如山倒”了。
再来看官场上的情况。由于对国民党政权看不到希望，所以，在国民党“生死存亡之秋”，其政府官员不仅没有团结奋斗、力挽狂澜的决心和信念，反而只顾个人利益。他们或抓紧设计逃亡事宜；或抓紧时间敛财，为以后作打算；或抓紧时间享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唯恐“过了今日没有明日”。总起来看，当时的官场上，一类作“逃”的打算，一类摆出“混”的姿态。
首先来看“逃”的人。可以说，“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是对之最好的形容。平津被围后，有路子的纷纷南飞潜逃。1948年12月25日的《大公报》对这种情况作了描写：“前天北平就有三千多人申请购票，督察总监部内竟似抢购挤兑一般，排成了长长的行列。这些登机离京的乘客，除少数有特殊理由的人们之外，其中大多数几乎都是社会的渣滓。平时腰缠累累，事急鸿飞冥冥。而其中有些竟是若干机构中各部门的首长。日常擅作威福，恣意享受，垄断把持，排挤倾轧，以保禄位、用私人。现在那一副精神，却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千方百计地争先逃跑，连办理交待的手续都不管了。还有若干人员更是眼明腿快，早就找借口、抓理由，出差京沪，故意逗留，今天却千呼万唤也不回来了。更有些没出息的人们，虽然身在平津，早已心驰港粤，整天凄凄惶惶的要伺隙溜走。就是这一大群人，把这个社会闹得好像乱纷纷的。其中有弃职潜逃的官吏，已经奉文缉拿，或要求押解回来，听候惩罚。然而这一班可耻的人们，一旦飞到京沪一带，正如蛤蟆跳进了池塘。在这逃难的高潮中，有谁过问这些事？由谁来负责把他们扣押解回？”
再来看“混”的人。浑浑噩噩、不思进取是他们的精神状态。“本来社会中许多人的生活就太松懈懒散，若干公私机关更充满了推托敷衍的官僚作风。在这个非常时期，大家更深一层堕进了苟且因循搪塞鬼混的泥潭。'且顾今朝，休管明朝’这个荒谬观念支配了很多人的行为。'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这更增加了公私机关的腐败与无能，同时也增加了人民大众的痛苦。而更有不少的人们，抱有虚幻的感觉，基于自私的心理，于是耽于奢佚，流于放纵，以加紧消费、暂图享乐为当然，以浪费物资、纵欲恣度为得计。”① 在上海，情况更是反常。“所有饭馆、旅馆、戏馆、跳舞场、电影院，无不挤得满坑满谷。特别是酒楼饭店，情形真是可怕。拼命地吃，拼命地喝，拼命地叫，好像喝的吃的都不要钱似的。我们平时不大上馆子的人，一走进去，看到那种情形，真要心惊肉跳。那种盛况，恐怕就是升平世界，也没有那样的热烈！我们知道，今天内地乡村之中，几乎百分之百都沉沦在饥饿线上。就是在上海，也随处可以碰见终日不得一饱的穷苦人民。然而你到那些饭馆、戏馆去看看，哪里会相信今日中国之穷呢？……这种情形，真好像世界的末日已快到了似的，每一个人都变得疯狂了！”②
在这帮“逃”和“混”的人的统治下，人们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每天都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就连平时衣食无忧的学生，在逃难过程中，也 “只能住在公园、寺庙，或是城里的空房子里。他们变得日益沮丧。他们没有书，没有足够的衣服，没有卫生设施，没有工作，甚至没有勇气去偷东西或是杀一条过路的狗来充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就更不用说了。为官如斯，为民又如斯，在这种情况下，焉有不失民心之理？1948年底至1949年初，民心丧失已引起广泛关注，各大媒体纷纷发表文章，就此问题提醒国民党政府，希望国民党政府能够“收拾民心”，苟延残喘。1948年11月20日出版的《观察》杂志中有一篇醒目的文章--《大局的抢救》。文章尖锐地指出：“三年的内战可说已把人心打得破碎了。'行宪’前后的内政外交大计如那一套'亲美反苏，对付友党’，'拉拢小党，拆散大党’的伎俩，降而至于行政官席，形同分赃；立法毁法，另立条款；特种刑庭，妄人入醉，禁锢青年，就是最近“八一九”的限价，发行金圆券，强迫人民以美金白银来兑换，这实无异于强迫搜刮和掠夺，益以抢购潮生，取消限价，修正“币改”，重定标准兑换金圆券，这一切的一切，无容讳言是给那已经破碎了的人心又加上了一重又一重的磨难。一言以蔽之，近日人心算是近乎失尽了。”③
国民党的官方喉舌报《中央日报》也无法避开这一问题。1948年11月4日，它发表社论，大声疾呼：赶快收拾民心！作为一向为国民党政府歌功颂德的报纸，能发表这样的文章，说明这一时期国民党丧失民心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文章写道：“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希望又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或政治关系而发横财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倚势豪强如故。对于这辈人民公敌，共产党的最大助手，不用说到现在还没有人替老百姓施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们捐输资财以戡乱救民，甚至不曾用指甲轻弹他们一下。人事上也偏私如故，似乎没有国人置喙的余地。国事弄成这个样子，老百姓人人装着一肚子闷气，我们该将怎么做呢？若不再为四万万国家主人翁抒发这股闷气的万分之一，何以对毕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国父在天之灵？何以对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生命的千万烈士之魂？更何以对全国受苦受难的同胞们？……赶快收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①
以上报刊发表的有关“人心”的文章，从本义上说，他们是想劝说国民党政府重视这一问题，从而拿出有力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但是，非常遗憾，国民党政府面对这一问题，它的表现是“束手无策”。因为“民心危机”是国民党自己酿造的一杯苦酒，它的根源是国民党的内战政策。1949年，经过长期战乱的中国人民，盼望安定的政治、稳定的生活。但是，国民党为了保持自己的独裁统治，一意孤行打内战，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只要内战不停止，“民心”问题就无法真正解决。《观察》杂志的主编储安平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国民党：“今日任何人上台，除非他有办法结束当前的内战，否则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善当前的局面。要建设就得先求安定，要安定就得先解除人民的苦痛。现在一般农村之间之最大苦痛是征兵征粮。假如内战不停，征兵征粮能够停止吗？一般市民阶级最大的苦痛是币制贬值，物价日涨。假如内战不停，币值能稳定吗？物价能不涨吗？要改善一般社会的情形，就得增加生产，大规模地着手建设。但是在这烽火遍地的局势下，谈得上建设吗？战火不停，政府只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谈不上全盘的改革……现在一切的毛病出在内战，一切的困难出在内战。这个僵局的'结’就是内战。只有停止内战，才能救活中国。”①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不想结束内战，不想结束一党独裁。这样，“民心”问题只能是付诸东流，任它丧失了。想想抗日战争刚刚胜利之时，国民党政权是何等的风光，是何等的民心所向。当时，为庆祝政府还都，各地都举行活动。1945年9月，上海新新公司(即后来的上海食品公司)还挂着一横幅：“欢迎劳苦功高的蒋委员长”，从四楼一直垂到二楼，四周还镶有五色彩灯。当时，上海闹市区马路口还高搭欢迎彩牌。② 可惜的是，国民党没有好好地利用人们的热情。不仅如此，他还用内战来回应人们的热情，大大打击了人心。结果，仅仅四年，情况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3月，在上海的同一个地方，同样挂着那么长的一条横幅，只不过，上面的内容换成了：“解放全中国，活捉蒋介石。”③ 国民党政权的丧失民心在这两个条幅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在1949年4月1日发表通电，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作了总结：“我们(国民党政权)在实行所谓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却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镳。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不断地在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种种错误的原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烂；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镇压青年学生的反抗；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地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糜的享受，一天一天地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成劣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
从一定意义上说，国民党统治的丧失，是它自己独裁、专制、腐败的必然结果。
乱世遗恨：宋美龄因庸医失误无法再孕
http://book.sina.com.cn 2012年10月17日 09:40新浪读书
文章摘自《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作者：[美国]陶涵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本书简介：一九四九年两岸分治，此后蒋介石的历史评价始终摆脱不掉“丢掉中国的人”。其专制性格，加上白色恐怖的印象，也似乎掩盖了他的复杂功过。然而蒋介石是唯一在中国大陆与台湾都曾掌权的政治领袖，终其一生不断参与……[连载内容]

宋美龄
四年征战下来，蒋介石已建立军功彪炳的名声。既无坦克，只有一个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旧炮的炮兵单位，经常没有地图，实际上也没有卡车，全国又只有少数几条铁路干线，他却能够从长达一千六百多公里的前线调遣多个军队。外国记者开始跟在中国记者后头，报道蒋的英勇事迹。他在某些地区集中兵力，在别的地区又采取防御措施，也执行有效的侧翼包抄动作。针对军阀，他继续运用分而治之战术，以及承诺大额补助，甚至贿赂收买的手法——可是这套策略用到中共或日本人身上却不管用。不过，他的部队士气比军阀的高昂，在他以及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他屡次战胜叛变，证明了国家强盛之命运。他还在日记里自责本身的缺点——有点类似口号化的新儒家自修以及更严历的行为要求——这些苦水似乎并非过分虚饰的自欺，而是反映他对自己及其军队的弱点通常有切实的体悟。一九三○年年底，蒋公告全国，中央政府现在将致力改革、政治重建，以及建设农工等一切事业。他承认在军事行动时期，财政管控和经济管理“相当混乱”，誓言要全面展开财政改革——包括每年公开预算、加强会计和监督程序、统一各种已存在的货币，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强大、有效率和诚实的中央政府。他毫无疑问十分认真，因为就每一方面而言，这样的政府符合他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所谓的“南京年代”(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事实上向全世界，也向中国人民展示，现代中国或许会有所作为。纵使全球大萧条、出口崩溃、毫无外国援助、空前的旱涝、与日本冲突不断、军阀内哄、军费浩繁、传统贪渎横行、对大多数省分及其财政税收中央无法管控、国民党内派系又无休无止的权力斗争，条件可谓恶劣至极，它仍能举步维艰向前走。
南京位于河宽可达近六公里半的长江南岸，四千年的古城。一九三一年的南京仍是艺术文化和工业的重心。国民党政府接收太平天国天王在城里兴建的宫殿，打通蜿蜒、狭窄的弄堂，代之以新的宽广大马路的过程早已展开。南京人口只有三十四万，比上海少得多，没有大型百货公司、跑马场和西方式的娱乐消遣。夏天时比起上海更热，但是宋美龄和国民党一些大员的内眷不一样，还是搬到南京住，在市郊紫金山、距雄伟的中山陵不远盖了一栋房子，取名“小红山官邸”(Mayling Palace)。她经常出现在丈夫的办公室，或是出城参加各种协助孤儿、残障及阵亡士卒家属的团体活动。有时候也陪蒋到前线。
但是宋美龄也忧愁。她在前一年八月流产，事后几度陷入严重忧郁。流产(蒋介石日记也提到)似乎驳斥了外界传闻以及他自己的臆测，指蒋因早年嫖妓得了性病以致不能生育。许多年以后，蒋夫人告诉她的侄儿、侄女，她也想要有小孩，但是南京某位无能的医生失误，害她无法受孕。很显然她和常人一样也想要有小孩，也渴望替将成为现代中国之父的男人留下子嗣。一九三一年七月母亲逝世，使宋美龄又深受打击，觉得“精神沮丧、凄凉和孤寂”。
自从结婚以来，蒋就定期阅读宋美龄送他的《圣经》。他决心在决定是否受洗之前至少要读完两遍《圣经》。当他在城里时，宋美龄和她的传教士朋友有时会和蒋一起读经，而他出差也都带着《圣经》。经过三年读经，他决定在上海宋氏家族的教堂受洗。就像所有他对外宣称的信仰，蒋对基督教的态度是严肃的。据他后来在台湾的牧师表示，蒋受基督教义吸引是因为它强调将道德思想转化为行动，这一点和儒家学说相符。蒋对羞耻心的哲学和情感关注，亦与其新信仰对原罪、救赎的强调不谋而合。除此之外，通过磨难和死亡的砥砺以成就约伯般的毅力，也和他苦修、新儒家的形象首尾一贯。有些批评攻击蒋接受外来信仰，但对折中的中国人民而言，蒋信基督教所带来的问题绝对不比毛拥抱外来意识形态多。
蒋指派江西省主席鲁涤平(Lu Diping)为第一次围剿总司令，统帅十二个师进剿江西境内毛泽东的苏区。战役始于一九三○年秋天，但进入井冈山的国军部队几近一半非死即降。此外，有位师长张辉瓒被俘，遭到斩首；它象征国共之战和蒋与军阀之冲突不同，是个你死我活的惨烈斗争。一九三一年，蒋调何应钦和二十万经验丰富的冯玉祥部属到江西展开第二次围剿，但部队水土不服，又被打败。同时，汪精卫和华南军阀又在广州另立一个国民政府和蒋打对台。不过，此一政府暂时还未对蒋构成军事威胁，因此蒋赶到南昌，亲自指挥第三次围剿。他在日记中自承：这是民国从未曾有的“艰巨时刻”。
七月一日，蒋动员十三万精锐部队，包括他的第一军团(第一军扩展而成)的几个师，分兵两路深入游击队区域。双方激战、互有严重伤亡，在最后一役中共红军投入的两万人折损五分之一。蒋已“胜利在望，不料沈阳事变爆发，打乱了围剿作战”。
这次新危机始于一九三一年夏天，张学良的东北军抓到一名穿便服搜集情报的日本军官，当他企图逃跑时杀了他。日本极端国家主义派抓住此一事件兴风作浪，相对温和的东京内阁在民间压力下公开要求“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同时，驻守旅顺和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关东军，其政治激进派军官决定自己采取行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里，他们在沈阳市郊引爆铁路线，并向附近的中国兵营(即北大营)开炮。战事因此爆发，日军司令下令全面进攻。日军攻占沈阳时，少帅急电南京请示。这一刻，蒋正在返回南京的军舰上，行政院给少帅的答复是“自行妥善处理”。少帅以为南京当局也不晓得如何处理危机，遂下令东北军撤退。
当时，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只有一万人，张学良手下有二十万劲旅。蒋介石过世多年之后，张学良有一次接受访谈，他自责错估了日方意图，以及攻击开始就撤退。但是，日本在朝鲜有大批后备部队，只需铁路运送，而东北军实则大多数在河北省。即使蒋介石回到南京，开始和张学良取得联络，他也没有下令东北军反攻，更没有派中央军增援。蒋早先曾赌过，若中国在东北强烈坚持主权，日本不会在该区域追求霸权。但是，在沈阳事变后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中，蒋强调在国内动荡且准备不足之下，中国必须避免和日本爆发全面冲突。因此，实际上他又退回到一九二八年济南事变之后的“卧薪尝胆”策略，先姑息日本，同时努力致力国家统一，争取时间培养足够力量来抗击日本皇军。这个暂时姑息的政策持续了六年之久。
日军迅速从沈阳推进，不战即占领长春及东北其他城市。同时，蒋仍然试图让日本及全世界相信他真心准备对日一战。他发动全国抵制日货，公开宣示要派中央军赴东北，和幕僚讨论军事动员，也讨论要把首都和中国主力部队迁移到西北。他认为这些动作可能警醒国际社会向日本施压。他在南京频频会见西方高级外交官，蒋在交谈中坦白承认，危机间接因为中方——事实上就是他本人——态度软弱而起，但是他强调现在迫切需要坚定地和日本交涉。他说：“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绝不向暴力威胁低头，在日本军队撤离并恢复'九一八’以前的状态之前，中国也不会以任何形式进行谈判。”事实上，南京会谈判，但协议绝不会由中国政府最高阶层批准。美国和西方列强只在言辞上表示支持，但不肯派观察员或施援；同样，国际联盟也只派一个没有力量的调查团(李顿调查团)来瞧瞧。
东京根本不介意口头批评，还发出准备就绪甚且渴望扩大事端的信息，派出军舰溯黄浦江深入，并在长江水域进行海军演习。十月初，蒋慨叹：“倭寇威胁之行，迄为杀止，实不知余为何如人也。可笑！”一度他分别向张群和宋美龄表示，他决心放手一战；她说，她会和他共生死。但是他又觉得中国“弱得不可能再弱了”。
对于政治积极的中国人而言，不肯对日作战分明就是怯懦的表现。“九一八”事变一起，青年学生就涌上街头示威，要求武装抗日。有两万名学生在首都集会。其中，有一千名南京中央大学学生闯入蒋的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办公室殴打他。在广州的汪精卫敌对阵营已经和南京濒于交战边缘，此时呼吁全国团结，但蒋应下台。
东北绝大多数城市已沦入日本控制，要侵略者和平撤走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事实上，蒋也认为日本人“宁可放弃扶桑三岛，也不肯放弃东北”。但是他在日记里仍说，仓促交战“非惟治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十月十五日，他写下他要辞职，但旋即改变主意。十月中旬，他和宋美龄飞到上海，同汪精卫、胡汉民会面。这两位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早就决心赶走后起之秀蒋介石，现在又获得希望削弱中央政府的军阀之支持，他们指控蒋不抗日、搞独裁。蒋写下：“谈话诋毁讥讪，未改旧态。”当中国政府撤出东北最后一些城市，而反蒋示威更加凶猛时，蒋又改变心意，向广州方面表示，若为国家团结之需，要他下台“不是问题”。
蒋一度写下，他“痛恨”青年学生，但是他仍然向他们演讲，甚至在冻人的天气下告诉他们，要么回去上课，要么就从军抗日。可是，动乱持续不断。政府禁止一切示威活动，但是数以千计的学生主张对日抗战，涌入首都，再次攻打政府高级官员。警方疲于奔命弹压。情势升高到失控的地步，外界批评又集中在蒋身上，他再度和左右亲信讨论引退的方案。蒋向一名官员透露心声，如果不辞职，他就必须将全国置于军事统治之下，由他本人担任最高领袖，也就是一名独裁者。他不肯考虑批评者要求的对日抗战，因为他认为此时此际抗日将是一场灾难。
在风暴不断当中，蒋首次写下他思念儿子经国的感情。他说：“迩来甚念经儿，中正不孝之罪，于此增重，心甚不安。”又说：“于国于党为不忠，于母为不孝，于子为不慈，自觉愧怍无地。”这份感情很可能是因十二月初宋庆龄来访而起。左倾的宋庆龄和蒋介石这位妹夫并不和洽，自一九二七年清党之后就到莫斯科住了两年。她显然曾和莫斯科的权威人士交谈过，才向蒋说如果他肯释放被捕的共产国际代表牛兰(Hilarie Naulen)及其妻子，莫斯科可以安排遣返蒋经国。
从蒋的日记来看，似乎宋美龄听到宋庆龄的提议，力促丈夫接受。可是，蒋在日记中写下，三十多万官兵“犹亲生扶长之子”死于革命，他怎能把个人需求置于国家利益之上。释放人民之敌以换回自己儿子，根本不能考虑。
蒋决定不为儿子介入，即使动用很小的特权也不行，增添了他的在批评日炽之下产生的烈士意识。他可能认为再次下野，像一九二七年那次，会替他挣回已失去的道德权威，同时也许终能完全恢复其地位——虽然不是百分之百保证。因此，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辞去一切职务，次周即偕同夫人搭机离开南京。他们先降落在奉化附近的草地，再换汽车沿新辟的一条泥土路，搭轿回溪口。
和上次一九二七年下野一样，蒋介石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的冬天于溪口赋闲，不久就接到黄埔系将领函电交驰，宣称仅肯接受他的命令，又说自从他下野，就再也没收到支付部队粮饷的资金。政府主要岁入来源是关税收入，东北一失，关税流失占了全国海关总税收的百分之十五。中央政府虽换由孙中山之子孙科领导，各省扣住盐税不肯上缴。工商组织、民间团体甚至一些青年社团现在疾呼总司令回任。蒋亦获悉，莫斯科继释放蒋经国之计，又向南京提议恢复外交关系。蒋可以肯定斯大林企图增强国民党内反日派的声势，而又不明白蒋的真正立场。
一九三二年一月蒋在溪口武岭学校的一篇演讲，经上海等地报纸刊载。他重申政府“坚持不屈服，不订损共国权之约”。但是，他也警告，鉴于当前国家实力和精神，不宜轻举妄动，否则“战败之国未有不失地，未有不丧权者”，结果势必“斲丧……中华民族之命脉”。他的话引起当家负责的同志共鸣。固然南京政府当权派只有少数人喜欢蒋，而广州那一伙更没人喜欢他，他们不情愿地接受，在此一危机下，他毕竟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一个月之内，他们投降了。一九三二年一月，蒋和汪精卫在杭州会面，协议由汪精卫取代孙科出任政府首脑，蒋回任军事总司令。
此时，和日本的危机已转移到上海，在上海每天都有暴力的反日事件发生。6一月底，日本一支陆战队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在上海登陆。当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向日军开火时，日本出动飞机轰炸上海，杀死许多平民。蒋亲自负责全面调度指挥军事行动，通电前线士卒誓死御敌。同时，他下令在河南省洛阳设立临时首都，以示政府决心持久抗战。日本急派更多部队和军舰，使得全市日军高达五万人。杜月笙也派出青帮狙击手在敌后攻击日本人。
根据蒋的说法，他警告蔡廷锴，敌军可能从长江南岸的浏河国军防线后方登陆。蔡未能派出部队守住此一地区。三月一日，一万名日军乘船溯长江抵达浏河。打从战事开始，中方部队就有四千人阵亡、七千七百人负伤，再也抵抗不了，全部退出上海。中国报纸、学生团体、宗亲会、寺庙和商业团体，无不主张全面抗日，但蒋批准局部停火，在城的四周划出中立区，国军不准进入。这个协定，和其政府与日本的一切协议相同，不由汪精卫或他本人签署；在他们眼里，协议因此是非官方的文件。三月，蒋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及总参谋长。
由于日本攻击上海中国管辖区使得政府不遑兼顾，中共分散各地的苏区乘机快速发展。毛泽东在江西的苏区规模最大，涵盖三十个县、三百万人口；其次是张国焘的鄂豫皖边区。国军针对鄂豫皖边区发动两次围剿都以惨败告终，在淞沪战事冷却下来之后，蒋于一九三二年四月集结约四十万部队再次进剿，这次包围中兴建同心圆的碉堡步步进逼。张国焘发觉自己寡不敌众，且即将被彻底包围，遂率领鄂豫皖边区大部分部队突围，往西边的四川撤离，历时四年，其实比毛泽东的“长征”更壮观。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在一项军事会议上讲话，宣称中共的根基就是国民政府机器的无能和贪腐……如果我们这次(围剿)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将有大麻烦，因为政府不能既抗日而后方遭人攻击。但是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初针对江西共军的围剿之役又失败，且损失惨重，数以千计的武器被共军抢走。一九三三年五月，蒋指挥第五次围剿战役，采纳对付鄂豫皖边区的战术，集中力量兴建碉堡网，逐步围拢。这次他召集了八十万大军，大部分投入在扩建、补给和维护碉堡网，它们则受到机关枪交织火网的保护。双方损失皆以千计，但是到了一九三四年，作战区盖了一万四千座碉堡，修了近两千五百公里的新道路，提供对共军地盘的有效封锁。
同时，对日停火只适用于上海地区；一九三三年元旦，日军从东北出发，进占位在黄海边、长城最东端、扼东北进出门户的山海关。守山海关的东北军断断续续地抵抗，但他们不是日军的对手。一月间在军事会议上蒋说明他何以未能投入中央军抗日时，喊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未来四年，他一再以此为号召。
日军继续南进，威胁到北平、天津。蒋在汪精卫支持下很难堪地同意华北局部停火(俗称《塘沽协定》)，宣布河北省北部为非军事区，实质上又把中国一大块领土让给日本实质(但非法理)的管控。蒋对一群军官解释，停火目的是“为缓和侵略”，争取时间以“保存华北，稍纡喘息”。他又说，“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的变化”，可以缓解情势，给我们机会“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同时，他禁止在沿海地区兴建新工厂，下令规划把重工业移到内陆省份。
一九三四年三月，蒋对一群资深政治领导人说，“总共还不到一千一百天”就会开始对日抗战——这个估计只比实际爆发抗战多了四十三天！他估计抗战要打十年，也算得上准确。他说，这段期间，列强最后会介入，世界大战将爆发；最后，日本国内将爆发革命。
日军占领热河，张学良辞去一切职务，进入上海一家教会医院勒戒鸦片烟瘾，用俗称的“冷火鸡法”成功戒毒。等到出院后，他舍政治、军事，纵情社交，出入皆有美女在侧。四月，少帅偕元配、爱妾赵一荻及大批扈从前往欧洲。同船的还有他另一位情妇席爱娜女伯爵(Countess Eddy Ciano)——墨索里尼的女儿，也是意大利大使的夫人。她后来要求张交还她写给他的情书。
委员长调派张学良还剩下的十三万东北军赴江西，参加下一次围剿。蒋晓得军事行动必须伴随着“政治措施，才能争取民心效忠”。他告诉属下将领，反共斗争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他说，如果“中共的宣传赢得人民支持”，特定的战役就不会有成果。因此，除了展开军事作战，他还投下大量时间和资源训练公民行动及宣传团队，甚至在庐山设立一个训练营专司其事。蒋好几次到学校演讲，强调土地改革是国家的生死大事，中国的根本问题，必须在军事命令下执行。可是就跟肃贪问题一样，主要的关键是如何不动摇军中及国民党内的稳定去执行土地改革。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第一部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近午时分，在迭遭战火摧残、炽热的重庆，一名助手拿着一台短波收音机进入蒋介石宽敞但简朴的办公室，打开东京电台频道，几分钟后，通晓日语的蒋和日本人民一样静静地听到了裕仁天皇的首次“御音”广播。
序言（1）
序言（2）
英文版序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一）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二）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三）（1）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三）（2）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三）（3）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四）（1）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四）（2）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四）（3）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四）（4）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四）（5）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五）（1）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五）（2）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五）（3）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五）（4）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五）（5）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1）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2）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3）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4）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5）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6）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7）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8）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9）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一）（1）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一）（2）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二）（1）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二）（2）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二）（3）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二）（4）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二）（5）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三）（1）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三）（2）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三）（3）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三）（4）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第二部分
和上次一九二七年下野一样，蒋介石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的冬天于溪口赋闲，不久就接到黄埔系将领函电交驰，宣称仅肯接受他的命令，又说自从他下野，就再也没收到支付部队粮饷的资金。政府主要岁入来源是关税收入，东北一失，关税流失占了全国海关总税收的百分之十五。
第三章 南京年代（1）
第三章 南京年代（2）
第三章 南京年代（3）
第三章 南京年代（4）
第三章 南京年代（一）（1）
第三章 南京年代（一）（2）
第三章 南京年代（一）（3）
第三章 南京年代（一）（4）
第三章 南京年代（一）（5）
第三章 南京年代（二）（1）
第三章 南京年代（二）（2）
第三章 南京年代（二）（3）
第三章 南京年代（二）（4）
第三章 南京年代（三）（1）
第三章 南京年代（三）（2）
第三章 南京年代（三）（3）
第三章 南京年代（三）（4）
第三章 南京年代（三）（5）
第三章 南京年代（三）（6）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1）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2）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3）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4）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5）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一）（1）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一）（2）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一）（3）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一）（4）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一）（5）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二）（1）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二）（2）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二）（3）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二）（4）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三）（1）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三）（2）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三）（3）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三）（4）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三）（5）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四）（1）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四）（2）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四）（3）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四）（4）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四）（5）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四）（6）
蒋介石的五大毛病和对国民党的反思
2012年06月14日08:25人民网
[导读]曾有记者要我用几个字概括蒋介石的一生，我做不到，但我总结他5大毛病：好色、暴躁、多疑、孤僻、自恋。蒋介石在日记中自视甚高，认为中国有了自己才有希望，军事才能超过孙子，文才纵横天下。

蒋介石戎装照（资料图）

蒋介石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亲笔日记（资料图）
历史学家杨天石是中国大陆第一个读到蒋介石日记的学者，他眼中的蒋介石好色、暴躁、多疑、孤僻、自恋，却又不断在自我反省。今年7月（2008年——编辑注），杨天石再赴美国胡佛研究院，继续探寻蒋介石的内心世界
踏进杨天石的办公室，觉得这个高大的老者几乎要被密密堆积的书本淹没。到处是书，架上案头，墙脚凳边，书架间挪出一线小道通向门口，容不下两人并肩行走，桌边只留下狭小的空间放了两个凳子供来访者落座。杨天石嵌在书堆里，向记者追溯自己过去25年研究蒋介石日记的历程。在谈话中，他不时地随口引用史书中的某些章节，为了指明出处，他时时起身，三两下从书堆中抽出刚刚引述的那本书，略翻几页，指给记者看：“就在这里，我刚才告诉你的那段话。”
“史实叙述的准确和观点表达的准确”，是史学界对杨天石的评价。正是因为这种治学态度，让他在历史学界享有很高声誉。就研究领域而言，杨天石贯穿了晚清史、近现代史和当代史，对中国古代史也有涉猎。在这些领域当中，蒋介石研究和抗战史研究是重点，尤其是蒋介石研究，他用力最多。
阅读蒋介石日记的大陆第一人
今年7月，杨天石按计划又要去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院继续阅读蒋介石日记。胡佛研究院已经将蒋介石日记从1918年公布至1945年，这期间的内容，杨天石已经全部看完了。
杨天石清楚地记得，胡佛研究院2006年宣布向公众开放蒋介石日记，同时邀请杨天石赴美阅读、研究这些日记。3月31日是日记开放的第一天，杨天石唯恐人多占不到位置，一大早就在门外守候，可等到8点一刻开馆时，杨天石左右看去，只见到寥寥数人，“这部日记，在大陆学者当中，我恐怕是第一个读到的。”
蒋介石从1915年开始记日记，直到1972年卧病不起才中断，除去其间丢失的四年，保存下来的共有53年的日记，几乎一天不落。“中国，乃至世界的领导人中，没有人有这么长的日记，这是罕见而了不起的现象。”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去世，日记留给了长子蒋经国。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辞世，将父亲和自己的日记交给三子蒋孝勇。1996年，蒋孝勇离世，两蒋日记由其妻蒋方智怡保存。2004年12月，蒋方智怡代表蒋家将这些日记暂存胡佛研究院，期限50年，蒋家可以随时取回。其中蒋介石的日记从1918年至1972年止。这些日记的原件皆用毛笔书写，运抵胡佛研究院之初，由于年代久远，纸张全部发黄，并且受到水渍、发霉的损坏。负责馆藏的技术人员对日记纸张除潮除霉后，放入恒温档案库中，并用高质量的35毫米胶卷逐篇拍摄，再把这些缩微胶卷，以A4大小的纸张影印出来。
日记原件存放得极为严密，一般人不得靠近，档案馆馆长和另一位负责的馆藏人员各持一把钥匙，两个人一起才能打开库门，而即使进入档案库，哪怕是蒋家后人也不能接触原件，只能提取复制件。
杨天石看到的就是蒋介石日记的缩微胶卷影印件。按照规定，杨天石不得对日记进行翻拍，只能使用阅览室提供的纸和笔进行摘录。第一次去，杨天石在那里待了两个月，翻阅并摘录了1918到1931年的内容。2007年7─10月，他第二次到胡佛研究院，继续研读蒋介石日记。而今年这一次，杨天石希望能看到最新公布的日记内容。
蒋介石日记可以说是他的反省录
杨天石对蒋介石日记的搜寻始于1983年。在胡佛研究院的日记开放以前，杨天石便奔走于南京、台北等地，查阅蒋介石日记的类抄本与仿抄本，但这些版本毕竟都是摘录，直到2006年日记原版公布，才了却了杨天石的诸多遗憾。
杨天石称，蒋的日记可说是他的反省录，“读蒋介石的日记，很明显就可以看出来，他主要是写给自己看而并非为了将来备忘或者出版，其中记录了他许多真情实感。蒋介石早年每天静坐，反省自己干了什么坏事，有什么坏念头，晚上就在日记上写下来。蒋介石好色，有一次逛街时对面走来一个女孩，蒋一看，哟，这个女孩挺漂亮，心里动了一下。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见艳心动，记大过一次’。在认识宋美龄之前，蒋日记里这样的内容，是很多的。”
“曾有记者要我用几个字概括蒋介石的一生，我做不到，但我能总结他5大毛病：好色、暴躁、多疑、孤僻、自恋。”自恋这一条，是杨天石最近才补上去的。蒋介石在日记中自视甚高，认为中国有了自己才有希望，评价自己军事才能超过孙子，文才纵横天下。杨天石说：“因为他无比看好自己，所以就什么事情都管，细到重庆的垃圾应该堆在哪些地方，木板床里的臭虫如何消灭，甚至女孩子头发的长度，他都要过问。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吃饭，蒋认为他吃相太难看，也在日记里写，'我要跟他打招呼’。”
蒋介石对打仗更是事事都管，引来了不少麻烦。1944年日本发动1号作战，蒋介石直接把电话打到团长、营长跟前。河南战区的司令官蒋鼎文几分钟就接到蒋介石一个电话，一会儿指示这样打，一会儿又指示那样打。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我感到蒋鼎文都不耐烦了。”为了打电话，蒋介石凌晨3点就起床，连宋美龄都觉得他太累，可蒋介石认为，这个电话不打不行，否则仗就打不好。
手下的党政军干部，没有一人可以入蒋介石的眼，但他却对科学家和工业技术干部赞赏有加。一次接见完一批工业技术人员后，蒋介石高兴地说，“中国还是有人才的。”杨天石笑道：“为什么他对这些领域的人会欣赏，因为他不懂。”
尽管蒋介石自我反省了50多年，有些毛病却一辈子都没改。蒋介石脾气暴躁，多次打骂身边的人，从士兵到警卫员，甚至自己的原配老婆。每打一次，他就检讨一次，但屡犯屡检讨，屡不改。此外，蒋介石的孤僻任性，也令人吃惊。孙中山早年没有根据地，到处漂泊，所以孙中山很想找一块根据地，培养一支军队。他看中了福建一块地方，就把蒋介石派去了，可蒋到了那个地方三天，就拂袖而去，最终也没把根据地建起来。这种情况不止一次发生，但蒋介石总能给自己找到一个理由，要么是别人妒嫉他，要么是环境不好。
日记中很多内容令人惊讶
作为研究蒋介石多年的学者，杨天石也常常在看日记时感到很惊讶，“我说出来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置信。蒋介石在日记里写，曾经想把国民党改名为中国劳动国民党，入党人员须是农民或革命军人；他还写准备用3年时间培养10万干部，每个干部必须下乡3年；军队要给农民种地。还有更让人不能相信的，他写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相结合，理论要和实践相结合。这些不是他在骗人，因为他没有发布，只是记录在日记里了。”
“蒋办了个党政培训班，开学第一天，他拟定题目做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处处赶不上共产党，为什么大学教员都反对本党？’延安开中共七大，他读到七大制定的党章，把其中两节完整地抄在日记里，一节是《党员与群众》，一节是《上级与下级》。他认为这两段写得太好了，'读了得益匪浅，本党必须要奋起急追，否则消亡无日’。”
杨天石发现，蒋介石一直对国民党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也想改造。国民党军队上层腐败，士兵生活困难，蒋介石日记中记录，他在重庆看到国民党的士兵，穿得比乞丐还破，羞愤几乎要自杀。蒋介石曾决心向共产党一样实行土改，并在日记中拟定了数个方案，他也曾一度在全国推行二五减租，但只有他的老家浙江省在激烈的势力博弈中施行了一段时间，但最终悄无声息地叫停了。
对蒋介石的认识不能一面倒
杨天石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其后18年都在中学任语文教员。文学一直是他所爱，1978年迈进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时，杨天石还在想：“我在这里编几年史书，然后还回头搞我的文学去。”可是，任何学者一旦踏足近代史，就如同踏上了不归路——资料浩如烟海，即使穷尽一生，恐怕也难以看完了。
杨天石参加编写中华民国史，他主张，要编好这段历史，就必须深入研究蒋介石，“蒋活了88岁，一生经历了中国诸多历史大事件，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到国共十年战争、抗日战争、三年内战，以及他退居台湾，在近代史研究中，蒋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人物。”
市面上出版的有关蒋介石的评述、研究多种多样，杨天石却迟迟不肯动笔，“我的习惯是主要资料不看完不动笔，蒋介石的日记我还没有看完。”对蒋介石研究最多、最著名的学者当数李敖，其最著名的著作是和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汪荣祖合著的《蒋介石评传》。李、汪原本邀杨天石一起合作。起初杨天石应承了此事，但终究没有动手，“一方面我太忙，另一方面，我即使写了，观点也会和李敖先生不一样。李敖曾被蒋关进监狱多年，他在序言里说了，这本书是复仇之作，那他就不大容易冷静，客观，而作为史学家，最重要的就是冷静客观。”
1995年，杨天石赴台参加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研讨会，那次会议大陆去了31名历史学家，当时一位台湾的年轻学者开玩笑地说“'共匪’来了”。杨天石闻听，在会议闭幕式上发言：“过去，国共两党彼此都叫对方为'匪’，历史证明，两方都不是'匪’。”杨天石其后又在文章中阐释，国民党历史上也曾经是一个爱国的政党，革命的政党，蒋介石也曾经是革命者。因为这些言论，杨天石曾一度受到多方责难。
至今说起，杨天石依然神态坦荡。“我只是讲事实而已。对蒋介石的认识不能一面倒。他反清，辛亥革命时，是进攻杭州巡抚衙门的敢死队队长；他反袁，曾是山东讨袁队的参谋长；他反陈炯明，在孙中山危急时刻赶到福建支持他；他建立黄埔军校，北伐……国共之间的仗打了十多年，海峡两岸对峙60年，统一是民众的愿望，也是民族复兴的必须，当前更应该对历史中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做出公正全面的评价。”杨天石笑了笑，又补充说道：“历史学家要坚持实事求是，还原历史就可以了，不需要也不应该为需要而编造历史。鲁迅 说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写诗，恩仇不是一笑能笑掉的，要靠我们有勇气直面历史。”
1931年蒋介石为何不肯抗战：此时抗日将是灾难
2013-09-18 08:59:17

四年征战下来，蒋介石已建立军功彪炳的名声。既无坦克，只有一个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旧炮的炮兵单位，经常没有地图，实际上也没有卡车，全国又只有少数几条铁路干线，他却能够从长达一千六百多公里的前线调遣多个军队。外国记者开始跟在中国记者后头，报道蒋的英勇事迹。他在某些地区集中兵力，在别的地区又采取防御措施，也执行有效的侧翼包抄动作。针对军阀，他继续运用分而治之战术，以及承诺大额补助，甚至贿赂收买的手法——可是这套策略用到中共或日本人身上却不管用。不过，他的部队士气比军阀的高昂，在他以及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他屡次战胜叛变，证明了国家强盛之命运。他还在日记里自责本身的缺点——有点类似口号化的新儒家自修以及更严历的行为要求——这些苦水似乎并非过分虚饰的自欺，而是反映他对自己及其军队的弱点通常有切实的体悟。一九三○年年底，蒋公告全国，中央政府现在将致力改革、政治重建，以及建设农工等一切事业。他承认在军事行动时期，财政管控和经济管理“相当混乱”，誓言要全面展开财政改革——包括每年公开预算、加强会计和监督程序、统一各种已存在的货币，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强大、有效率和诚实的中央政府。他毫无疑问十分认真，因为就每一方面而言，这样的政府符合他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所谓的“南京年代”(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事实上向全世界，也向中国人民展示，现代中国或许会有所作为。纵使全球大萧条、出口崩溃、毫无外国援助、空前的旱涝、与日本冲突不断、军阀内哄、军费浩繁、传统贪渎横行、对大多数省分及其财政税收中央无法管控、国民党内派系又无休无止的权力斗争，条件可谓恶劣至极，它仍能举步维艰向前走。
南京位于河宽可达近六公里半的长江南岸，四千年的古城。一九三一年的南京仍是艺术文化和工业的重心。国民党政府接收太平天国天王在城里兴建的宫殿，打通蜿蜒、狭窄的弄堂，代之以新的宽广大马路的过程早已展开。南京人口只有三十四万，比上海少得多，没有大型百货公司、跑马场和西方式的娱乐消遣。夏天时比起上海更热，但是宋美龄和国民党一些大员的内眷不一样，还是搬到南京住，在市郊紫金山、距雄伟的中山陵不远盖了一栋房子，取名“小红山官邸”(Mayling Palace)。她经常出现在丈夫的办公室，或是出城参加各种协助孤儿、残障及阵亡士卒家属的团体活动。有时候也陪蒋到前线。
但是宋美龄也忧愁。她在前一年八月流产，事后几度陷入严重忧郁。流产(蒋介石日记也提到)似乎驳斥了外界传闻以及他自己的臆测，指蒋因早年嫖妓得了性病以致不能生育。许多年以后，蒋夫人告诉她的侄儿、侄女，她也想要有小孩，但是南京某位无能的医生失误，害她无法受孕。很显然她和常人一样也想要有小孩，也渴望替将成为现代中国之父的男人留下子嗣。一九三一年七月母亲逝世，使宋美龄又深受打击，觉得“精神沮丧、凄凉和孤寂”。
自从结婚以来，蒋就定期阅读宋美龄送他的《圣经》。他决心在决定是否受洗之前至少要读完两遍《圣经》。当他在城里时，宋美龄和她的传教士朋友有时会和蒋一起读经，而他出差也都带着《圣经》。经过三年读经，他决定在上海宋氏家族的教堂受洗。就像所有他对外宣称的信仰，蒋对基督教的态度是严肃的。据他后来在台湾的牧师表示，蒋受基督教义吸引是因为它强调将道德思想转化为行动，这一点和儒家学说相符。蒋对羞耻心的哲学和情感关注，亦与其新信仰对原罪、救赎的强调不谋而合。除此之外，通过磨难和死亡的砥砺以成就约伯般的毅力，也和他苦修、新儒家的形象首尾一贯。有些批评攻击蒋接受外来信仰，但对折中的中国人民而言，蒋信基督教所带来的问题绝对不比毛拥抱外来意识形态多。
蒋指派江西省主席鲁涤平(Lu Diping)为第一次围剿总司令，统帅十二个师进剿江西境内毛泽东的苏区。战役始于一九三○年秋天，但进入井冈山的国军部队几近一半非死即降。此外，有位师长张辉瓒被俘，遭到斩首；它象征国共之战和蒋与军阀之冲突不同，是个你死我活的惨烈斗争。一九三一年，蒋调何应钦和二十万经验丰富的冯玉祥部属到江西展开第二次围剿，但部队水土不服，又被打败。同时，汪精卫和华南军阀又在广州另立一个国民政府和蒋打对台。不过，此一政府暂时还未对蒋构成军事威胁，因此蒋赶到南昌，亲自指挥第三次围剿。他在日记中自承：这是民国从未曾有的“艰巨时刻”。
七月一日，蒋动员十三万精锐部队，包括他的第一军团(第一军扩展而成)的几个师，分兵两路深入游击队区域。双方激战、互有严重伤亡，在最后一役中共红军投入的两万人折损五分之一。蒋已“胜利在望，不料沈阳事变爆发，打乱了围剿作战”。
这次新危机始于一九三一年夏天，张学良的东北军抓到一名穿便服搜集情报的日本军官，当他企图逃跑时杀了他。日本极端国家主义派抓住此一事件兴风作浪，相对温和的东京内阁在民间压力下公开要求“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同时，驻守旅顺和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关东军，其政治激进派军官决定自己采取行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里，他们在沈阳市郊引爆铁路线，并向附近的中国兵营(即北大营)开炮。战事因此爆发，日军司令下令全面进攻。日军攻占沈阳时，少帅急电南京请示。这一刻，蒋正在返回南京的军舰上，行政院给少帅的答复是“自行妥善处理”。少帅以为南京当局也不晓得如何处理危机，遂下令东北军撤退。
当时，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只有一万人，张学良手下有二十万劲旅。蒋介石过世多年之后，张学良有一次接受访谈，他自责错估了日方意图，以及攻击开始就撤退。但是，日本在朝鲜有大批后备部队，只需铁路运送，而东北军实则大多数在河北省。即使蒋介石回到南京，开始和张学良取得联络，他也没有下令东北军反攻，更没有派中央军增援。蒋早先曾赌过，若中国在东北强烈坚持主权，日本不会在该区域追求霸权。但是，在沈阳事变后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中，蒋强调在国内动荡且准备不足之下，中国必须避免和日本爆发全面冲突。因此，实际上他又退回到一九二八年济南事变之后的“卧薪尝胆”策略，先姑息日本，同时努力致力国家统一，争取时间培养足够力量来抗击日本皇军。这个暂时姑息的政策持续了六年之久。
日军迅速从沈阳推进，不战即占领长春及东北其他城市。同时，蒋仍然试图让日本及全世界相信他真心准备对日一战。他发动全国抵制日货，公开宣示要派中央军赴东北，和幕僚讨论军事动员，也讨论要把首都和中国主力部队迁移到西北。他认为这些动作可能警醒国际社会向日本施压。他在南京频频会见西方高级外交官，蒋在交谈中坦白承认，危机间接因为中方——事实上就是他本人——态度软弱而起，但是他强调现在迫切需要坚定地和日本交涉。他说：“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绝不向暴力威胁低头，在日本军队撤离并恢复'九一八’以前的状态之前，中国也不会以任何形式进行谈判。”事实上，南京会谈判，但协议绝不会由中国政府最高阶层批准。美国和西方列强只在言辞上表示支持，但不肯派观察员或施援；同样，国际联盟也只派一个没有力量的调查团(李顿调查团)来瞧瞧。
东京根本不介意口头批评，还发出准备就绪甚且渴望扩大事端的信息，派出军舰溯黄浦江深入，并在长江水域进行海军演习。十月初，蒋慨叹：“倭寇威胁之行，迄为杀止，实不知余为何如人也。可笑！”一度他分别向张群和宋美龄表示，他决心放手一战；她说，她会和他共生死。但是他又觉得中国“弱得不可能再弱了”。
对于政治积极的中国人而言，不肯对日作战分明就是怯懦的表现。“九一八”事变一起，青年学生就涌上街头示威，要求武装抗日。有两万名学生在首都集会。其中，有一千名南京中央大学学生闯入蒋的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办公室殴打他。在广州的汪精卫敌对阵营已经和南京濒于交战边缘，此时呼吁全国团结，但蒋应下台。
东北绝大多数城市已沦入日本控制，要侵略者和平撤走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事实上，蒋也认为日本人“宁可放弃扶桑三岛，也不肯放弃东北”。但是他在日记里仍说，仓促交战“非惟治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十月十五日，他写下他要辞职，但旋即改变主意。十月中旬，他和宋美龄飞到上海，同汪精卫、胡汉民会面。这两位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早就决心赶走后起之秀蒋介石，现在又获得希望削弱中央政府的军阀之支持，他们指控蒋不抗日、搞独裁。蒋写下：“谈话诋毁讥讪，未改旧态。”当中国政府撤出东北最后一些城市，而反蒋示威更加凶猛时，蒋又改变心意，向广州方面表示，若为国家团结之需，要他下台“不是问题”。
蒋一度写下，他“痛恨”青年学生，但是他仍然向他们演讲，甚至在冻人的天气下告诉他们，要么回去上课，要么就从军抗日。可是，动乱持续不断。政府禁止一切示威活动，但是数以千计的学生主张对日抗战，涌入首都，再次攻打政府高级官员。警方疲于奔命弹压。情势升高到失控的地步，外界批评又集中在蒋身上，他再度和左右亲信讨论引退的方案。蒋向一名官员透露心声，如果不辞职，他就必须将全国置于军事统治之下，由他本人担任最高领袖，也就是一名独裁者。他不肯考虑批评者要求的对日抗战，因为他认为此时此际抗日将是一场灾难。
在风暴不断当中，蒋首次写下他思念儿子经国的感情。他说：“迩来甚念经儿，中正不孝之罪，于此增重，心甚不安。”又说：“于国于党为不忠，于母为不孝，于子为不慈，自觉愧怍无地。”这份感情很可能是因十二月初宋庆龄来访而起。左倾的宋庆龄和蒋介石这位妹夫并不和洽，自一九二七年清党之后就到莫斯科住了两年。她显然曾和莫斯科的权威人士交谈过，才向蒋说如果他肯释放被捕的共产国际代表牛兰(Hilarie Naulen)及其妻子，莫斯科可以安排遣返蒋经国。
从蒋的日记来看，似乎宋美龄听到宋庆龄的提议，力促丈夫接受。可是，蒋在日记中写下，三十多万官兵“犹亲生扶长之子”死于革命，他怎能把个人需求置于国家利益之上。释放人民之敌以换回自己儿子，根本不能考虑。
蒋决定不为儿子介入，即使动用很小的特权也不行，增添了他的在批评日炽之下产生的烈士意识。他可能认为再次下野，像一九二七年那次，会替他挣回已失去的道德权威，同时也许终能完全恢复其地位——虽然不是百分之百保证。因此，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辞去一切职务，次周即偕同夫人搭机离开南京。他们先降落在奉化附近的草地，再换汽车沿新辟的一条泥土路，搭轿回溪口。
和上次一九二七年下野一样，蒋介石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的冬天于溪口赋闲，不久就接到黄埔系将领函电交驰，宣称仅肯接受他的命令，又说自从他下野，就再也没收到支付部队粮饷的资金。政府主要岁入来源是关税收入，东北一失，关税流失占了全国海关总税收的百分之十五。中央政府虽换由孙中山之子孙科领导，各省扣住盐税不肯上缴。工商组织、民间团体甚至一些青年社团现在疾呼总司令回任。蒋亦获悉，莫斯科继释放蒋经国之计，又向南京提议恢复外交关系。蒋可以肯定斯大林企图增强国民党内反日派的声势，而又不明白蒋的真正立场。
一九三二年一月蒋在溪口武岭学校的一篇演讲，经上海等地报纸刊载。他重申政府“坚持不屈服，不订损共国权之约”。但是，他也警告，鉴于当前国家实力和精神，不宜轻举妄动，否则“战败之国未有不失地，未有不丧权者”，结果势必“斲丧……中华民族之命脉”。他的话引起当家负责的同志共鸣。固然南京政府当权派只有少数人喜欢蒋，而广州那一伙更没人喜欢他，他们不情愿地接受，在此一危机下，他毕竟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一个月之内，他们投降了。一九三二年一月，蒋和汪精卫在杭州会面，协议由汪精卫取代孙科出任政府首脑，蒋回任军事总司令。
此时，和日本的危机已转移到上海，在上海每天都有暴力的反日事件发生。6一月底，日本一支陆战队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在上海登陆。当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向日军开火时，日本出动飞机轰炸上海，杀死许多平民。蒋亲自负责全面调度指挥军事行动，通电前线士卒誓死御敌。同时，他下令在河南省洛阳设立临时首都，以示政府决心持久抗战。日本急派更多部队和军舰，使得全市日军高达五万人。杜月笙也派出青帮狙击手在敌后攻击日本人。
根据蒋的说法，他警告蔡廷锴，敌军可能从长江南岸的浏河国军防线后方登陆。蔡未能派出部队守住此一地区。三月一日，一万名日军乘船溯长江抵达浏河。打从战事开始，中方部队就有四千人阵亡、七千七百人负伤，再也抵抗不了，全部退出上海。中国报纸、学生团体、宗亲会、寺庙和商业团体，无不主张全面抗日，但蒋批准局部停火，在城的四周划出中立区，国军不准进入。这个协定，和其政府与日本的一切协议相同，不由汪精卫或他本人签署；在他们眼里，协议因此是非官方的文件。三月，蒋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及总参谋长。
由于日本攻击上海中国管辖区使得政府不遑兼顾，中共分散各地的苏区乘机快速发展。毛泽东在江西的苏区规模最大，涵盖三十个县、三百万人口；其次是张国焘的鄂豫皖边区。国军针对鄂豫皖边区发动两次围剿都以惨败告终，在淞沪战事冷却下来之后，蒋于一九三二年四月集结约四十万部队再次进剿，这次包围中兴建同心圆的碉堡步步进逼。张国焘发觉自己寡不敌众，且即将被彻底包围，遂率领鄂豫皖边区大部分部队突围，往西边的四川撤离，历时四年，其实比毛泽东的“长征”更壮观。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在一项军事会议上讲话，宣称中共的根基就是国民政府机器的无能和贪腐……如果我们这次(围剿)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将有大麻烦，因为政府不能既抗日而后方遭人攻击。但是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初针对江西共军的围剿之役又失败，且损失惨重，数以千计的武器被共军抢走。一九三三年五月，蒋指挥第五次围剿战役，采纳对付鄂豫皖边区的战术，集中力量兴建碉堡网，逐步围拢。这次他召集了八十万大军，大部分投入在扩建、补给和维护碉堡网，它们则受到机关枪交织火网的保护。双方损失皆以千计，但是到了一九三四年，作战区盖了一万四千座碉堡，修了近两千五百公里的新道路，提供对共军地盘的有效封锁。
同时，对日停火只适用于上海地区；一九三三年元旦，日军从东北出发，进占位在黄海边、长城最东端、扼东北进出门户的山海关。守山海关的东北军断断续续地抵抗，但他们不是日军的对手。一月间在军事会议上蒋说明他何以未能投入中央军抗日时，喊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未来四年，他一再以此为号召。
日军继续南进，威胁到北平、天津。蒋在汪精卫支持下很难堪地同意华北局部停火(俗称《塘沽协定》)，宣布河北省北部为非军事区，实质上又把中国一大块领土让给日本实质(但非法理)的管控。蒋对一群军官解释，停火目的是“为缓和侵略”，争取时间以“保存华北，稍纡喘息”。他又说，“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的变化”，可以缓解情势，给我们机会“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同时，他禁止在沿海地区兴建新工厂，下令规划把重工业移到内陆省份。
一九三四年三月，蒋对一群资深政治领导人说，“总共还不到一千一百天”就会开始对日抗战——这个估计只比实际爆发抗战多了四十三天！他估计抗战要打十年，也算得上准确。他说，这段期间，列强最后会介入，世界大战将爆发；最后，日本国内将爆发革命。
日军占领热河，张学良辞去一切职务，进入上海一家教会医院勒戒鸦片烟瘾，用俗称的“冷火鸡法”成功戒毒。等到出院后，他舍政治、军事，纵情社交，出入皆有美女在侧。四月，少帅偕元配、爱妾赵一荻及大批扈从前往欧洲。同船的还有他另一位情妇席爱娜女伯爵(Countess Eddy Ciano)——墨索里尼的女儿，也是意大利大使的夫人。她后来要求张交还她写给他的情书。
委员长调派张学良还剩下的十三万东北军赴江西，参加下一次围剿。蒋晓得军事行动必须伴随着“政治措施，才能争取民心效忠”。他告诉属下将领，反共斗争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他说，如果“中共的宣传赢得人民支持”，特定的战役就不会有成果。因此，除了展开军事作战，他还投下大量时间和资源训练公民行动及宣传团队，甚至在庐山设立一个训练营专司其事。蒋好几次到学校演讲，强调土地改革是国家的生死大事，中国的根本问题，必须在军事命令下执行。可是就跟肃贪问题一样，主要的关键是如何不动摇军中及国民党内的稳定去执行土地改革。
摘自《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青年蒋介石：恨资本家爱读马克思
2013年09月26日16:19   新浪历史   作者：杨天石

                                                  青年蒋介石
这里所说的蒋介石的早年，指1918到1926年，时当32岁到40岁之间，这一时期，蒋介石追随孙中山革命，和共产党合作，是他一生中比较重要的时期。但是，历史不能割断，一个人的思想也不能割断，因此本文的考察范围将适当下延。
一个人的日记往往最能反映他的内心世界。本文所用资料，以蒋介石留在大陆的日记为主，结合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2006年开放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少数地方则以其他资料参证。
为什么考察从1918年开始呢？因为蒋介石此前的日记仅存片断，其他已在福建永泰作战时失落。
读书生活：吸纳新潮，崇拜旧学
五四以后，新思潮大量涌入，知识分子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新式书报，企图从中找寻救国真理，蒋介石也不例外。这一时期，他把"研究新思潮"列为自己的学课，自觉地、有计划地阅读《新青年》等刊物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书籍，俨然是个思想开通、追求进步的新派人物。
蒋介石阅读《新青年》始于1919年，至1926年，在他的日记中不断出现有关记载。如：
1919年12月4日日记云："看《新青年》杂志。"
1919年12月5日日记云："上午，看《新青年》。往访林士及执信。下午，看《新青年》。"
1919年12月7日日记云："看《新青年》，定课程表。"
1919年12月10日日记云："看(《新青年》)易卜生号。"
1920年4月9日日记云："在船中看《新青年》杂志。"
1926年4月21日日记云："上午看《新青年》杂志。"
1926年4月22日日记云："上午看《新青年》。"
1926年5月5日日记云："下午看《新青年》杂志。"
五四以后，各种新式刊物如雨后春笋，但蒋介石对《新青年》似乎情有独钟，除该刊及北京大学罗家伦等编辑的《新潮》外，别的刊物蒋介石很少涉猎。
经济问题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中心问题。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发现，他曾经用相当多的精力钻研经济学的有关问题。如：
1919年12月8日日记云："下午，看孟舍路著《经济学原论》。"
1919年12月12日日记云："看津村秀松著《国民经济学原论》第一章。"
1920年2月6日日记云："看《经济学》，至《社会主义》止。"
1925年3月30日日记云："船中看《经济学》，如获至宝也。"
1925年5月4日日记云："上午看《经济思想史》。以后拟日看《经济思想史》及《将帅之拿破仑》数十页。"
在阅读经济学有关著作的过程中，蒋介石也偶尔写下他的感想。1920年1月16日日记云："看经济学，心思纷乱，以中国商人恶习不除，无企业之可能。"同年2月7日日记云："看《经济学原论》完。津村主张，皆调和派的论调，其中不能自圆其说者亦只顾滔滔不绝，诚实堪笑，亦甚堪怜也。"
研究经济学不可能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蒋介石同样投入过相当的精力。如：
1923年9月6日日记云："下午看马克思经济学说。"
1923年9月21日日记云："下午看马克思学说。"
1923年9月22日日记云："下午看《马克思学说概要》。"
1923年10月4日日记云："上午复看《马克思学说概要》，习俄语，下午看《概要》。"
1923年10月7日日记云："看《马克思学说概要》。"
1923年10月9日日记云："下午看《学说概要》。"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给蒋介石的第一印象是深奥难读。据他自述，《马克思学说概要》的"经济主义"部分，他读了三遍，还感到"不能十分了解，甚叹马克思学说之深奥也"。有时，他不得不掩卷而去，但是，读来读去，他终于读出了滋味，甚至读出了"趣味"：
1923年9月24日日记云："今日看《马克思学说概要》，颇觉有趣。上半部看不懂，厌弃欲绝者再。看至下半部，则倦不掩卷，拟重看一遍也。"
1923年10月18日日记云："看《马克思传》。下午，看《马克思学说》乐而不能悬卷。"
看书看到了"不能悬卷"的程度，说明蒋介石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相当了解并且相当有感情了。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代表作，对该书，蒋介石也有涉猎。
1923年10月13日日记云："晚，看《共产党宣言》。"
1923年10月16日日记云："看《共产党宣言》。"
从蒋介石日记中，还可以看出，他还多次阅读《列宁丛书》，印象良好。1925年11月10日日记云："晚，看《列宁丛书》第五种。其言劳农会与赤卫军之组织与所牺牲之价值，帝国主义之破产原因，甚细密也。"同年11月21日日记云："看《列宁丛书》。其言权力与联合民众为革命之必要，又言联合民众，以主义的感化与训练为必要的手段，皆经历之谈也。"在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过程中，蒋介石接受了某些影响。1925年11月，他准备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录作序，打算既谈人生观，也谈宇宙观，苦无心得，最后决定重点阐述"精神出自物质，宇宙只有一原"二语，显然，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不过，这一时期，蒋介石又读到了《太〔泰〕戈尔传》一书，使他又从马克思主义身边走开了。同年11月12日日记云："太〔泰〕戈尔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之基点，又以爱与快乐为宇宙活动之意义。列宁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之手段。一以唯心，一以唯物。以哲学言，则吾重精神也。"这段日记表明：在唯心与唯物的二元对立中，蒋介石选择了"唯心"；在"爱与快乐"和"权力与斗争"的二元对立中，蒋介石选择了泰戈尔学说。这成为他后来走向基督教，拒绝马克思的起点。
这一时期，蒋介石也曾深入地研究过德、法、俄诸国的革命史。1923年，他认真地读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926年，他在阅读《法国革命史》的过程中发现俄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6月9日日记云："看《法国革命史》，乃知俄国革命之方法、制度，非其新发明，十有八九，皆取法于法国及改正其经验也，可宝贵也。"可见，他对俄国革命中的许多做法是持肯定态度的。其后，他认真地阅读《俄国革命史》一书。6月23日、26日、27日、28日，其日记都有阅读该书的记载。7月21日，他开始阅读《俄国共产党史》。8月11日，他在向衡州进发船中继续阅读《俄国革命史》，并且在日记中写道："甚觉有益。"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到1931年12月，他还在阅读该书。蒋介石后来虽然反苏反共，但是，在他的统治术中，仍然有不少来自苏俄的东西。
蒋介石日记中，也常有他阅读孙中山思想有关著作的记载。如：
1923年5月9日日记云："看《平均地权论》。"
1925年1月9日日云："摘录《精神教育》"军人之勇"，中师之精神文辞，使人阅之而不能掩卷，可谓观止矣！"
1925年1月16日日记云："船上看《民生主义》第三讲完。到省校办事。晚，回长洲，船中看《民生主义》第四讲完。打倒帝国主义，解除人民痛苦，为余一生事业。《三民主义》一书，博大精深，包罗万有，而其主脑则在此二语也。"
1926年8月7日日记云："看《建国方略》……全以经济为基础，而以科学方法建设一切，实为建国者必需之学。总理规划于前，中正继述于后，中华庶有豸乎？"
1926年8月8日日记云："甚矣行易知难之理大矣哉，非总理孰能阐发无遗也。"
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蒋介石对于孙中山的崇拜心情。这种情况，使他很难听得进任何对孙中山学说的批评。
五四时期许多新潮人物大多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强烈批判态度。蒋介石与他们不同，他虽然吸纳新思想，却并不废弃旧学。1914年至1915年之间，蒋介石研读王阳明、曾国藩、胡林翼三人著作，自称"研究至再，颇有心得。甚至梦寐之间亦不忘此三集。"五四前后，他喜读诸葛亮《前出师表》和文天祥《正气歌》等，也喜读《心经》等佛学著作。不过，他最喜读、常读的还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的著作。1921年4月29日，他重读《曾文正公全集》，有"旧友重逢"之感。1922年3月，他读胡林翼的《抚鄂书牍》，决定"日尽一卷"。比较起来，蒋介石读新学诸书，常常食而不化，而读旧学诸书，则如鱼得水，常常用以作为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或用以作为治兵、从政的规范。如：
1922年3月25日日记云："看胡(林翼)集，其言多兵家经验之谈，千古不易之论，非知兵者不能言，亦非知兵者不能知其言之深微精确也。"
1922年4月11日日记云："胡公之言、德、功三者，皆有可传，而曾公独言其进德之猛，是可知其虚心实力，皆由刻自砥砺之德育而来，其办事全在于"赏罚严明、知人善任"二语中用工夫……崇拜胡公之心，过于曾公矣！"
1922年11月14日日记云："晚，看曾公尺牍，至《复陆立夫书》，有"事机之转，其始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而其后人亦为之和，天亦为之应"。信乎，吾可不以潜移默运之人自任乎！"
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对蒋介石的深刻影响。
1926年以后，蒋介石的读书生活逐渐发生方向性的转变，即废弃新学，专读旧籍。例如，他1934年的读书计划为：王船山、顾亭林、程朱、《资治通鉴》、张居正、王安石、管子、韩子，没有一本新潮方面的书。这种情况，反映出蒋介石思想的重要变化。
民族主义：反对列强侵华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到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因此，民族主义思想空前发达起来。
蒋介石早年即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当时主要内容是反清，宋遗民郑思肖(所南)的《心史》曾经是他最爱读的著作。五四运动后，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逐渐向反帝方向发展。
五四运动给了蒋介石以强烈震动。他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在运动中表现出的斗争热情和爱国精神，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当年9月24日日记云："至今尚有各界代表群集总统府门前，要求力争山东各权利及各处排日风潮，皆未稍息。此乃中国国民第一次之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吾于是卜吾国民气未馁，民心不死，中华民国当有复兴之一日也。"1920年6月，蒋介石出资5000元，与陈果夫等创立友爱公司，购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但不久，银价大落。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金融机关，在外人之手，国人时受压榨，可叹也。"同年11月8日，蒋介石游览香港，看到英人在当地大规模建设的状况，慨叹道："英人之规划宏远，诚足浩叹。此皆吾锦绣河山，自不能治，而使人治之，尤为可惜！"
蒋介石不仅反对外人侵占中国土地，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反对为洋人服务的洋奴买办。1920年9月3日，他往访张静江，为车夫所侮辱。下午打电话时，又为"电话手"所梗，蒋介石极为生气，在日记中写道："洋奴之可恶，不止于此。凡在租界、公署及洋立公司之洋奴，皆可杀也。"蒋介石将车夫、"电话手"等类人视为"洋奴"是错误的，但从这段日记中不难看出他对洋场买办一类人物的憎恶。
1923年9月，蒋介石受孙中山派遣，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访问苏联。12月12日乘轮自大连回上海。日本船主任意更改船期，不守信用，船中腐败不堪。蒋介石居然由此预言："吾料东邦帝国资本主义之命运，不久将尽矣！"
蒋介石反帝思想的高潮出现于五卅运动后。1925年6月23日，广州群众为支持香港工人大罢工，举行游行示威，队伍经过租界对面的沙基时，英国军队悍然开枪射击。群众死50余人，伤170余人，形成沙基惨案。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国势至此，不以华人之性命为事，任其英贼帝国主义所惨杀，闻之心肠为断，几不知如何为人矣！自生以来，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他自黄埔赴广州途中，觉得一路景色凄凉，天空"顿呈不可思议之红灰色"。第二天，他在发病高烧中仍集合士兵讲话。第三天，他在日记提要栏目中写下："如何可以灭此横暴之阴〔英〕番？"自此，他逐日在日记中书写"仇英"标语，总计约近百条，如：
英虏皆可杀！
英仇可忍耶！
毋忘英番之仇！
英虏我必歼汝！
英夷可不灭乎！
汝忘英虏之仇乎？
英夷不灭非男儿！
英番不灭革命不成！
英番不灭能安枕乎？
汉有三户，灭英必汉。
英虏，我的同志为你杀害！
英番不灭，国家焉能独立！
英夷不灭，焉能解放世界人类！
一年将匝，英番如故，窃自愧馁弱。
新年又逾二日，试问对付英夷工作成效如何？
旧历新年已越一日，英番盘踞如故，思之痛彻骨髓。
英夷气焰方张，当亟图最后对付，不可徒幸其国内工党革命也。
等等。凡此种种，和中国人民当时同仇敌忾的感情是合拍的。
蒋介石把"英虏"、"英夷"看做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英虏"、"英夷"也必欲除蒋介石而后快。1925年10月19日蒋介石日记云："阴〔英〕番勾通北段(祺瑞)，竟以十万金悬赏执余。"21日日记云："阴〔英〕番畏我益甚，而谋我更急乎！"
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给了港英当局以沉重打击。1926年3月下旬，港英当局得到英国政府授权，决定提供1000万元借款，用于改良广州市政，企图以此为饵，诱使国民党人结束罢工。当时，广州市长伍朝枢和孙科都有意接受英国条件，游说蒋介石，争取支持，但蒋介石却坚决抵制。4月14日日记云："梯云急于解决罢工问题，以贪英国借款，推其意为英人所利诱，余反对之，并斥其妄。不料哲生为彼所愚，后以余据理反对，彼亦无异词。"同年7月21日，广州工人纠察队因英侨拒绝检验货物，扣留其船舶及商人二名，港英当局派兵占领深圳车站。当日日记云："蛮番不问理由，即将我深圳车站派兵占领，事之可耻孰甚于此！"次日日记再云："得阴〔英〕番占领深圳之报，不胜愤激，乃与鲍顾问磋商应付诸事。"可见，蒋介石的反英并非只是一时热情。
除英国外，蒋介石对美、法等国也持警惕态度。其日记云："英番可灭，美、法亦不可玩忽！"对美国外交，更曾严厉批判。1926年1月7日，蒋介石接见美国新闻记者，"痛诋美国外交政策之错误及其基督教之虚伪"。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尽管蒋介石早年思想中具有激烈的反帝成分，但是，他在北伐期间的行动却是十分审慎、温和的。1926年末至1927年初，他多次向日本方面伸出橄榄枝。1月2日，通过黄郛向日本驻武汉总领事高尾亨表示："国民党军断不会对租界发难"，"目前只希望对租界组织实行改良(例如给中国人参政权等)便可满足，并打算采取缓进的、合理的、和平的手段实现这一目的"。同月25日，蒋介石接见日本驻九江领事大和久义郎，说明自己奉行的外交方针是：尊重历来的条约，不采取非常手段和直接行动加以废除，一定负责偿还外债，充分保护外国企业。同月底，他在庐山会见留日时的老师小室静时也表示："对于上海租界不欲以武力收回。既占领杭州、南京等地后，拟即提出收回上海租界之合理的提议。若各国对于此合理的要求不予采纳，则更讲求他种手段。"这些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对外妥协政策。
社会观：厌恶旧社会，立志改造中国
蒋介石出身盐商之家，社会地位不高，又早年丧父，自幼即受土豪劣绅的歧视和压迫，因此，极不喜欢乡村士绅阶层。1919年2月，他在闽南长泰军中，忆及往事，勾起宿愤。26日日记云："吾国绅耆阶级之不破，小民终无乐利之一日。"1921年10月，蒋介石在家乡兴办武岭学堂，受到乡绅的阻挠，28日日记云："乡愿阻碍不少。周星垣之守旧迂阔，不可言状，乡间事办理之难如此。"29日又称："乡居极感痛苦，事事为乡愿所阻碍，不能改良稍些，愧恨无涯。"他甚至发誓："乡愿不死，殊无回乡之乐，甚想不愿来乡也。"
蒋介石也不喜欢商人和资本家。1919年10月12日日记云："政客、武人、官僚之外，商人之狡猾势利，尤为可恶。资本家不扫除殆尽，则劳动家无乐利自由之道。"他甚至说："为平民之障碍者，不在官僚与武人，实在资本家与绅耆扞格其间。以致一切权力不能伸张，一切意思不能自由。而政客、议员，名为民意代表，实则媒介于绅耆、官僚之间。凡有罪恶，皆此种蟊贼所造成者也。吾以为革新社会，资本家与绅耆二者之中等阶级，须先扫除廓清。"
蒋介石在上海经营交易所，从事证券与棉纱等物品买卖期间，目睹董事们倾轧、垄断的黑幕，更增加了他对资本家的厌恶感。1920年1月24日日记云："赴开元会议交易所选举董事。商人积弊，仍不能脱把持与专制，大股份压制小股份，大多数压迫小多数，舞私牟利，垄断其间。小商人中虽有达材正士，不能施展一筹，以致中国实业，日趋衰落，安得将此种奸商市侩一扫而空之，以发荣社会经济也。"
在受到交易所中"大股份"压迫的同时，蒋介石也感受到房东的压迫与欺诈，进一步增加了他对资本家的憎恶。蒋介石同年12月9日日记云："晚，为房东朱子谦作恶不仁，心甚愤激，资本家之害人焉大矣哉！"不仅如此，房东还企图吞没蒋妾姚冶诚寄存的交易所单据。同月22日，蒋介石日记云："为富不仁，复欲害人，居心毒极！沪上商人行为卑陋至此者，见不一见，亦无足怪，惟恨冶诚之生事也，气极矣！"
以交易所的活动为纽带，蒋介石结识了上海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人物。对他们，蒋介石日记常有严厉的批评。1921年5月11日云："知交股价落，不胜烦闷。遇盛四及一班无赖，社会之形态丑劣，嫌恶实甚，无可如何也。"1922年11月28日云："中国商人，见之头痛。商家利禄之心，狡猾之谋，过于官僚也。"1923年2月3日云："又因奸商妒忌，发怒愤激，殊非其道。"凡此种种，都表露出蒋介石对资本家和商人们的憎恶。
对军阀，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多所指斥。如：
1919年8月20日日记云："看《申报》，知浙江伪督杨善德已于12日病毙，继其任者为卢永祥。羊死驴继，吾浙其无噍类乎！"
1921年3月27日日记云："北方无不倒之理，惟在吾党能起而应之耳！"
1922年6月14日日记云："黎元洪违法入京，就总统之位，从此天下又起纷纠，政客、议员之肉，其足食乎？恨手无寸铁，不能一扫荆棘，忧闷无已！"
1925年12月1日日记云："郭(松龄)宣言讨张作霖而戴张学良，可称滑稽。然如此矛盾，则北方大小军阀不能不自行瓦解耳。旧时代崩溃之症象，于此益明矣！"          原标题为《蒋介石的早年思想——从向左到向右》
傅国涌：杨度感叹蒋介石不称帝
2013年09月17日14:09   新浪历史   作者：傅国涌


杨度
1905年7月，流亡海外的孙中山再度来到日本东京，中国上万留日学生中名气最大的当数杨度，身为中国留学生总会的干事长，风头之健一时无俩。孙中山有意拉杨度共度大事，无奈道不同不相与谋，谈了三天三夜，也没能说服他。 他说自己虽也佩服中山先生高论，但对君主立宪的信仰已根深蒂固，难以骤然改变。不久，孙中山、黄兴等组织同盟会，希望他能参加，他虽谢绝了，但承诺：“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这是孙、杨一段历史的因缘。
10年后，杨度因为组织“筹安会”支持袁世凯称帝而臭名昭著，成了人人得而诛杀的“帝制余孽”。1916年5月1日，袁氏帝制已然失败，他仍强硬地对《京津太晤士报》记者说：“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不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违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除君宪外，别无解纷已乱之方。……梁任公(启超)是我的老同志，他一变再变。……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委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说这番话时，他“态度安闲，辞意坚决”。
据说，袁世凯弃世前夕，还在病榻之上不无悔恨地感叹：“杨度误我。”而杨度则在袁死之后送去挽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杨度不过一书生，他的信仰只不过与袁想做皇帝的心思恰好一致而已。岁月沧桑，世变无常，旗帜变幻，然而，杨度在骨子里还是一个君主立宪论者，这一点可以说他有始有终。在近代中国史上，他实在是最不善变的人物之一。第一个在云南举起护国大旗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蔡锷，虽与杨度政见不同，却算得上是真正的知己。他俩同是湖南人，在日本留学时“与杨度最善”，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他临终前留下了并不广为人知的一份遗嘱，自述平生之志，并为杨度开释，当时杨度正作为“筹安六君子”之首被通缉：
“本人少年时，羡东邻强盛，恒抱持军国主义。是项主义，非大有为之君，不足以鞭策而前，故政体孰善，尚乏绝端之证断。后因袁氏强奸民意，帝制自为，逞个人篡窃之私，不惜以一手掩饰天下人耳目，爰申正义，以争国民人格。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1931年，也就是杨度去世前不久，有一次和章太炎等人在湖南军阀赵炎午上海的家里吃饭，在坐的还有历史学家、青年党领袖左舜生、他的儿子杨公恕，酒酣耳热之际，他又谈起了他的君主立宪论，并且高声说：“可惜得很，蒋介石就是不肯做皇帝，以蒋介石的武功，虽汉高明太何以过之，因为他不做皇帝，所以终于没有成大功的希望！”或许他没有想到在坐的左舜生手里有一支史家的笔，把这一番话记了下来。
1945年，左舜生以参政员身份有过一次延安之行，和他同行的有章伯钧、黄炎培、傅斯年等参政员。他清楚地记得那年7月4日的午后两点以前，在“延园”的一棵枣树下，毛泽东对他和章伯钧说：“蒋介石，他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把他看看！”当时站在旁边听到这番话的还有朱德和周恩来两人。
多年之后，左舜生在写《谭嗣同评传》时，想起了同是湖南人的杨度和毛泽东，并把他亲历、亲闻的这两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记在其中，作为湖南人个性的佐证。杨度一生信奉君主立宪，所以他对蒋介石不更上一层楼耿耿于怀。而在当时还在野的毛泽东看来，蒋介石无非是没有戴上皇冠的皇帝，只是少了一个头衔而已。
黄道炫：致蒋介石
2013年04月24日10:38   新浪历史  黄道炫


晚年蒋介石
导语：历史学人黄道炫以书信的方式解读别样的蒋介石。
作者简介：黄道炫，主要从事民国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著有《蒋介石与中国文化》、《张力与极限：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等。
蒋介石先生：
我知道，你是要做圣人的。1936年西安事变前，应该是你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日吧。对内对外，努力都有了结果。刚刚过去的50岁生日，举国钦服的盛情你可能表面上会谦虚一番，内心的自得不言而喻。所以，你这时已经不满足做豪杰，而要当圣贤了。你膨胀的信心都留在日记中：“从前只知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乃以圣贤自待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
你知道吗，在逐渐了解你之前，你在我心目中可不是什么圣贤，而是……流氓。这不能怪我，因为你败退台湾后，在大陆你就是这样一个形象了。记得小学作业本上总是印着三个骷髅头，名曰：帝修反，你就是那个最干瘪的：反革命。
1988年，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时，出于老师之命，才开始去读你的书。放弃心中钟爱的海宁王静安先生，去研究你这样一个奉化溪口镇的小瘪三，真是万般无奈，一腔诗情和半轮明月被扔进污水沟，想想，怎样的心情？
在近代史所的阅览室里，开始读《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四十大本，一路读来，心绪之起伏，现在已难以描摹。后来，我读过许多关于你的资料，包括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的你的日记，这些在我心中激起的反响，都无法和最初的阅读经验相提并论。那些资料更多只是告诉我，这四十本的总集虽不一定都出自你手，但其中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确实来自你那个总是剃得很光的头颅。
1980年代末期，正是中国知识界激烈反思传统的时代。抱着反传统的态度，却从你的字里行间看到对中国传统的推崇，没有疑问，当时的我，毫不犹豫地把你划到了保守落后一方，并断定你的失败与对传统的态度息息相关。不过，出于研究的需要，我还是认真追循你的足迹，对中国古典做了虽不深入但还算系统的阅读。感谢你，对古典经籍的阅读让我多了一分谨慎，尽管对中国传统思想还有相当保留，但起码意识到传统并不一定和保守画等号，对你维护传统的努力也多了一分理解。
其实，当年读你的文集，就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你的确是一个军人，有军人的勇敢，也有军人的固执。作为一个自幼浸润于传统经籍，日后又反复把玩孔孟陆王、程朱曾左的古籍信奉者，在中国精神传统遭遇困境的时代，你对传统精神的维护多少带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悲情。但是，时代毕竟在前行，20世纪中国面对无论政治、经济还是价值观都日益紧密连结的世界，融入世界是惟一选择，在此背景下，你过多强调对传统的坚持，隐隐然透着以中国传统精神对抗世界潮流的企图。你也许不了解，这一点影响到许多知识分子对你的观感，就连你信重的陈诚，在给夫人谭祥的信中都表达对你张扬传统的不满：“我又感到我们中国的不长进，一切都是复古。或许是我的脑筋过敏吧？但比较其他的国家来看，我只有惭惧。”
坦率地说，当你自许要做圣贤时，你的这种自我期待多少让我觉得有点惊异。从事着被人称为天底下最肮脏事业的政治，却在追求着做圣贤，真不知道你内心中如何化解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不能不承认，拔擢于丛林中的乱世豪杰，手上都免不了屠戮的血腥，内心也往往被认为锻造得坚韧如石，因此，来自你们口中的仁爱声音，多少让人有欺世盗名之感。不过，我想你也许会辩解，人的内心如此丰富多彩，性格又如此复杂多元，作为政治人物，固然其表态需要经受更严格的检视，但也不可因此遭遇歧视性的抹杀。为什么政治人就不可以做圣贤呢？
不能说上述说法没有道理，只是事实是你的确没能做成圣贤。这一判断不来自其他，就来自你自己的日记。请原谅，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用你的日记作为评断你的工具，的确很不厚道，但你毕竟是一个足够庞大的政治人物，所以虽然我在使用你的日记时，不能说没有一点负疚感，因为真的不愿看到一个愿意暴露自己的人反而因此遭到批评。但是作为一个失败者，你遭遇的批评已经够多，而且任何的辩护都好像多余，从这个角度说，用你自己的日记几乎就算得上对你极大的尊重了。
在宣称要做圣人后，你的日记中常常会对自己作出非常严厉的批评，比如1939年的一则日记，你甚至自贬为狗：“污秽妄念，不能扫除净尽，何以入圣？何以治人？岂非自欺欺人之浊狗乎？”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会使你对自己这么失望。不过，我倒是发现1941年一段时间里，你不断责骂自己的一件事。
“皖南事变”后的一次会上，元老张继批评党内有人为中共张目，即你身边也不能免，暗指宋美龄容纳中共党人。想来是因为涉及夫人，侵及你的尊严，你勃然大怒，要张继闭嘴，躁急之情溢于言表。这样狭隘的举动和你追求的圣人境界自然相去甚远。所以，从这天开始，差不多一个月内，不断从你的日记中看到悔恨的记载，你说党国要员中“能为我补过警戒者，几无其人，万事皆集于一身，党务乃无法改善，根本腐劣”。你居然还总结出一条规律，每十年必有一次暴戾举措：“民十对季陶，民廿对汉民，而今民卅对溥泉之愤怒，其事实虽不同，而不自爱重之过恶则同也。”
说实在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看你絮絮叨叨不停在日记中反省自己的过错，不禁让我想到宋美龄对你的批评：“非丈夫气概”。这是你们新婚不久宋美龄规劝你的话。被自己的妻子说没有丈夫气，大概你心里不会舒服吧，但是你的表现确实让人有种知夫莫若妻的感觉。尽管你当时说要改过，但优柔寡断的性格并没有因为宋美龄的批评有所改变。1948年底，战场上屡战屡败，失败的阴影已将你深深笼罩时，你在日记中给自己大陆二十年的统治下了一句断语：“因循寡断，取巧自败”。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两句话更适合你了。想一想1929年你与桂系作战，稳操胜券时，却在广西边境勒兵不进，而是任用桂系的俞作柏治桂，留下桂系东山再起的机会。再想一想1934年第五次“围剿”后期，你在战场西线留下缺口，而且还在日记中思考是否对红军“招安”，使红军得以顺利离开江西，星星之火再次燎原。由此看来，“因循寡断，取巧自败”这八个字，真是字字千钧、针针见血。
读你的日记，常常看到你在自我反省，很多的反省也非常到位，只是不理解，你的这些反省一旦落到现实中，怎么就都成了镜花水月。嗯，你不用皱眉，我知道，人最难改变的就是自己。何况，每一个人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时代的产物。想来你应该读过埃德加·斯诺写的《蒋委员长访问记》吧，是，就是那个写《西行漫记》的斯诺。他这样描述你的性格与时代：“蒋氏是散沙集成的金字塔的顶点。他的特别才能使他有能力预知在他下面的伟大力量的移动，而乘时维持他自己的平衡。他从来不作先驱，但他也从来不作后卫……他并不以意志去促成事件，而是事件的意志去推动他。”“蒋氏的领袖才能，实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长处和弱点。”
斯诺的话，你觉得有道理吗？其实，尼克松后来还有更明白的评断，他直言你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却是平庸的战略家，因为你缺乏向固有框框挑战的勇气。在一个稳定的环境里，你是无敌的，可是你遇到了一个以革新为己任的毛泽东。面对毛泽东，你曾经的优点都变成了致命的弱点。尼克松说，这正是你的不幸所在。
败退台湾后，出于对毛泽东的痛恨，你常常骂毛泽东是毛毛虫，如同孩子一样，想着像踩死一只毛毛虫一样踩死毛泽东。可惜，那只存在于你渐渐老迈的思绪之中。在中国历史上，你是第一个亲手打下江山，又把江山失掉的人。隔着一湾浅浅的海峡，在对岸的夕阳残照中，可以想象，有多少凄清写进你的心头。
蒋先生，每每想到你，眼前总会出现一个孤独地伫立在海岸上，略显佝偻的背影。这个背影不属于圣人，只是一个老人，一个两千年后的项羽，过了江东。
晚辈     黄道炫
蒋介石如何挑选最为倚重的三员大将？
2013年09月11日13:50  人民网  
本文摘自《蒋介石官场术》，易阳 著，团结出版社出版
蒋介石很相信曾国藩相人的工夫，他曾经专门研究曾国藩用人得失，并将其用在自己的识人、用人上。
蒋介石一生模仿曾国藩为人做事，用人上也多用曾国藩的办法，通过小事和语言观察对方，凡是被他相中的人就能够得到重用，反之，即使有天大本领，不但不为蒋介石重用，反而为蒋介石怀疑、提防。
蒋介石建立黄埔军校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方式得来他后来最为倚重的三位大将。
陈诚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进入黄埔军校读书之后，虽然暗中下决心要创出一番事业，无奈个人条件有限，很多公开的集体活动，很少能够看到他的身影，更无法和当时的黄埔三杰：陈赓、蒋先云和贺衷寒相比，很长时间里蒋介石并不看重陈诚。
一天，蒋介石夜晚查哨，看见房间里有微弱的光，蒋介石推开门一看，只见一个士兵正点着蜡烛，借助这个微弱的光看《三民主义》，再看看陈诚，其貌虽然一般，但眉宇之中透露出一股英气，神态自然，并没有因为有人突然夺书而惊慌。一问，得知陈诚是浙江人。
第二天，蒋介石宣布陈诚为少尉排长，令很多不看重陈的人大吃一惊。
蒋介石看到陈诚夜晚攻读，认为其精神可嘉，仪表言谈大方得体，加上又是浙江人，不提拔陈诚才是件怪事。
胡宗南原先是一个小学教师，因为争夺校长一职失败，愤而投军。但因为个头太小，被拒绝于门外，碰巧邓演达看见胡宗南据理力争，个子虽然小，但言辞激烈，条理清楚，投军热情很高，就网开一面，破格录取。胡宗南入学后，表现平平，因为自身条件不行，很少人认识他，但胡宗南自有升迁妙计。
胡发现蒋介石是一个爱早起的人，每天天不亮准时到操场跑步，不论天气状况如何都是如此。胡决定每天要比校长更早起，到操场练操，希望能够引起蒋介石注意。果然，蒋介石每天跑步，操场都是空无一人，现在居然发现有人比他还早。
蒋介石私下调阅了胡宗南的案卷，发现这也是一个浙江人，于是刻意培养。1930年中原大战的时候，胡宗南30岁就担任了蒋介石的王牌师师长。
除了从小事观察人之外，蒋介石还看重一个人的气量和才识。

浙江省第一师师长陈仪向蒋介石推荐汤恩伯，蒋介石见汤之后，果然觉得仪表不凡，随之命其到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担任大队长。汤虽然由陈推荐，又是浙江人，但不是蒋介石亲自选拔，所以开始对汤并不重视。后来陈仪点拨他，说蒋介石最喜欢《步兵操典》一书，建议他写文章以引起蒋介石重视。
汤恩伯早年就以文名，写文章是拿手好戏，当即写了一篇《步兵中队操练之研究》，送蒋介石。
蒋介石看了汤的文章，觉得是一个人才，但还要考验考验他。当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是张治中，蒋介石成立教导师的时候，张治中推荐汤担任教导师团长，请示蒋介石，却遭到蒋介石拒绝。蒋介石说汤不会管钱，表示对其能力没有把握。实际上是考验汤的反应，看其是否有不满情绪。
果然，几天之后，蒋介石召见汤，劈头就问：“前次文白提你做团长，我不同意，你是否有意见？”汤挺直身体回答：“军人自当报效国家，至于个人进退是委员长的事情，不是我应该问的。”
一句话说到蒋介石心坎上，于是越级提拔汤为教导师第一旅旅长，连团长这个级别都越过去了。
民国轶事：蒋介石搓麻将玩的也是政治
2013年09月10日16:47  文史博览      作者：佚名
在民国时期，搓麻之风非常流行，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多爱在闲时凑堆娱乐一下。蒋介石发迹于上海滩，对搓麻之技可谓烂熟于心，相传就是搓麻将，帮他在中原大战中拉拢了军阀孙殿英。
1930 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大战中原，手握重兵的孙殿英坐山观虎斗，各不相帮，意图渔翁得利。为了让孙殿英出兵，蒋介石可谓费尽了心思，把孙殿英拉到南京，又是封官又是许愿，可狡猾的孙殿英就是不表态。
后来蒋介石打听到孙殿英喜欢打麻将，决定亲自和孙殿英搓麻将，探探他的口风。
几圈下来，孙殿英一把也不和，蒋介石就问：“魁元(孙殿英字)兄的胃口大得很，难道非要成一把满贯吗？”
“难啊！”孙殿英叹了口气，“我是有点贪心，这清一色，全求人，再加自摸，一辈子也难成一和。”
蒋介石一听，明白了孙殿英的意思：清一色指的是孙殿英的部队不容安插外人，全求人指的是要蒋介石提供全部军饷武器，自摸是说他的部队必须由他全权指挥。
就在这时，坐在上家的顾祝同打出一张红中，蒋介石已经碰了白板和发财，他一翻底牌，一副“大三元”宣告成功。
“这副牌就送给孙军长吧，算是见面礼。”蒋介石头也不回，走出了牌室。孙殿英很满意，蒋介石用的也是麻将语言，他告诉孙殿英，所有条件都一概应允。因此孙殿英就让顾祝同转告蒋介石，他的部队立即开赴前线，对冯、阎作战。
民国牛人刘文典：硬骨头文人敢飞踹蒋介石
2013年09月23日15:18  新华网  
中国不乏硬骨头的文人。鲁迅先生，人称他的文章是匕首、是投枪，他向黑暗的社会冲锋陷阵。最近读了岳南先生写的“一代国学大师”一书，又认识了一位硬骨头文人刘文典先生，故神思奔逸，有了许多杂芜的感想。
刘文典和傅斯年、陈寅恪、沈从文是同一代人。他早年加入同盟会，还是个革命家。1907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日、英、德语，海归之后，一度担任孙中山的秘书。1917年受陈独秀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任《新青年》杂志英文翻译和编辑。他选定了古籍校勘学为终生研究的课题，以巨著“淮南子鸿烈集”和“庄子补正”十卷问世，震动文坛，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文史家之一。
刘文典学贯中西，思想学问博大精深，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但持才自傲，狷介无比。他说中国懂得庄子的共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另外一个就是他。如此自夸非信口开河。他连搞新闻学的沈从文都看不起，评沈从文升教授时他就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他四毛钱。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
他并不是一概狂傲，对学问如渊似海精通十四种语言的陈寅恪先生敬重有加，不敢有半点造次。他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多次对学生说：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刘文典才高学广，蒋介石抬举他为国宝，可他不买账。在安徽大学校长的任上，为学生运动的事，当面顶撞蒋介石，不称“蒋主席”，竟敢当面叫他“新军阀”。蒋介石在盛怒之下动了粗，当众打了他两个嘴巴。
刘文典不甘示弱，也动粗还之，当众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蒋捂着肚子，疼得脸上直流汗。蒋介石并未让左右把国宝五花大绑拿下，以刺杀领袖未遂定罪，只下令关押了七天，好像是以“治安条例”殴斗处理的民事案。
探究历史讲究“无证不立”、“孤证不立”。鲁迅先生在他的《知难行难》一文中提到了这件事，可做旁证。
此事轰动一时，风传学界，刘文典被视为敢做敢为的民族英雄，声震天下儒林。
出狱后，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必须滚出安徽！”看来还是给出路，没放逐到国外。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聘他到清华大学出任国文系主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没因有踢蒋的历史不许人用，组织部也没对他内控使用。
蒋介石杀了很多人，但对两个人是很宽厚的一位是张学良，软禁之时，有夫人陪伴，有厨师伺候，可以散步、钓鱼，宋子文整汽车的送洋酒罐头。蒋对刘文典这个国宝也是宽大为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