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版 新喋血双雄:教师节来了 解密毛泽东当年如何当老师？

　　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军事家徐向前、科学家钱伟长、文学家鲁迅、国学家钱穆、教育家蔡元培、艺术家丰子恺……一个个熟悉而闪光的身影都曾在中小学的三尺讲台上留下过弘文励教的足迹。《从中小学讲坛成长起来的杰出人物》正是从我国近现代这些杰出人物中选取了数位，记述了他们成为杰出人物的人生历程、思想信念和报国情怀。毛泽东一生的波澜壮阔，始自他的读书时光和教书岁月。从毛泽东对教育的思考和实践中，可以看到一个即将脱颖而出的职业政治家的心路历程。

　　走进“一师”附小

　　1920年6月，湖南五四运动风潮之下的“驱张运动”告一段落。作为运动中的代表，易培基先生开始担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一师”)的校长。三个月后，他即聘请曾为“驱张运动”奔走效力的毛泽东担任“一师”附小的主事。易先生做过毛泽东的国文老师，他知道，毛泽东是一名优秀的学生。三年前“一师”举办“人物互选”活动，毛泽东在全校34名当选者中名列榜首，他当选的项目包括“敦品”“自治”“胆识”“文学”“才具”“言语”六项。其中“言语”和“敦品”两项票数第一，“胆识”项得票为他所独有。易先生也知道，毛泽东是一位优秀的学生活动组织者。在1917年下学期，毛泽东主持“一师”学友会工作。他心很细，创立了“纪事录”制度；他胆子大，当年遇到兵灾，果敢地组织起学生自愿军保卫学校，并且靠着几杆枪就机智地震服了一支3000人之多的溃军；毛泽东坚持办夜学普及教育，提倡打破社会和学校鸿沟分明、相隔相疑的局面，在毕业之前，附近工厂的工人都知道“一师”有位“毛先生”。易先生肯定还知道，“一师”附小的学生是熟悉毛泽东的，五四运动中毛泽东组织学生分赴城乡，开展爱国宣传活动，他在附小作演讲时不让大家叫他“老师”，而是叫他“老同学”，使大家感到格外亲切。学得好、做得好，就能教得好，便能做一名优秀的小学老师;在大家中间有威信，又善于为大家服务，便能做一位优秀的小学主事。

　　做一名小学教师，并不脱离毛泽东的个人规划。1913年，毛泽东考入师范学校时，就有做教师的意愿，他曾向斯诺说起：“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而且差不多已经决定自己最适合于教书。”（《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23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1918年，也就是毛泽东从“一师”毕业那年，他在给罗学瓒的信中，建议新民学会的诸友人不要都向外面发展：“深以同人多数他往，无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后路空虚，非计之得。”

　　其时的中国，学校是个新事物，是一个能形成文化认同并且上下左右联通的大系统，既招引人才，又成就人才。毛泽东有政治家的眼光，他看重学校，依靠教育工作凝聚同志，发展团体，巩固社会改进事业的根基。至于毛泽东个人暂不考虑留学而专心在国内发展的决定，则是在任主事前六个月作出的。他认为给世界作贡献亦离不开中国这片土地，“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毛泽东早期文稿》，428页）。那么，毛泽东打算做多长时间的老师呢？他对以教育为职业是作了长久打算的。在附小工作一年之际，他填写《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时，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目下填写了“教育学”，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目下填写了“教育事业”。

　　走进“一师”附小的毛泽东，已经是一位颇具见识的知识分子。他一年前主编的《湘江评论》是五四运动中一面鲜明有力的旗帜，受到了李大钊的称赞。他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四个月前还在上海与陈独秀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并受到鼓舞。走进“一师”附小的毛泽东，有着崭新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不主张朋友们“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是客观的道理，关于社会的“主义”本身即是一种“知识”，是启蒙过程中个人要学习才能有所得的新知新见。从此，匹夫之责要在“主义”中表达出来，“主义”之下的诸友人不应该一起遣散闲情，“主义”团结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年谱》上卷，7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主义”通过学校可以成为众人的共识，这必定是毛泽东的想法。彼时的他已经行有所持，心有所念，他带着青年人特有的愿为社会和民众效力的志气、乐于践履实行的锐气、求通求变求上进的朝气来到“一师”附小，他的教育工作也因此而别开生面。

　　革新招生制度

　　毛泽东对学校改革很用了一番心思，他根据现代学校的规则和学校发展的需要，改进了附小的招生制度。当时“一师”附小的学制是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学校有七个班，规模在300人左右，招生范围是湘中各县。毛泽东取消了这些限制，使招生覆盖全省各县。尤其重要的是，过去录取新生，由主事依据旁人的介绍和推荐独自作出决定；现在则要召开校务会议，以学生考试分数为根据，集体讨论决定。除了招生正规化外，毛泽东还注意保持招生的灵活性。当时的社会信息尚不通畅，交通也不发达，发榜以后，还有学生请求报考。毛泽东会再次召集校务会议，大家集体决定是否录取。20世纪初，学校尚不能完全规范化，其时读小学的并不一定是孩童，毛泽东自己进东山小学时就已经17岁了。他考虑到这一情况，同时也为了给工农子弟更多的入学机会，提倡放宽入学年龄。

　　毛泽东尤其能理解经济困难的学生的苦衷。他从管理学校庶务的毛泽民那里了解到一些家境困难学生的情况。比如，一个肉摊小老板整体的家庭情况完全可以让孩子读得上书，但是学生在入学时必须一次性缴清学费、杂费和膳食费，这就让小老板为难了。毛泽东着眼于让更多的孩子能上学，研究学校的开销，决定允许学生分次交齐各种费用，并对有特殊困难的学生免收各种费用。这个决定，使一批渴求知识的学生得以进入课堂。

　　有些学生从附小毕业没能进入中学，还有一些外校失学的学生要求到附小插班复读，以备升学。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在附小高小部开办“成年失学补习班”，设有国文、英文和算术等课程，与附小的“民众夜学”同时开展活动。毛泽东利用他在“一师”读书时办夜学的经验，同何叔衡等人亲自授课，结识了许多青年朋友。当时江苏吴县有个学生叫许志行，高小没毕业就到长沙一家五金玻璃店当学徒，三天后逃走，流浪街头。毛泽东在为“驱张运动”而赴京时遇到了这个穷苦但有上进心的青年，给他路费回家暂作安顿。为了让许志行有更好的学习环境，毛泽东任附小主事后，让他到补习班上课，并为他负担费用。在共同的读书生活中，毛泽东成为许志行的知心朋友。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在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时，邀请许志行任宣传部交通局助理。毛泽东除了给学生以知识上的滋养，还注意将他们引领到更宽阔的事业中，指给他们一条生活的道路。

　　毛泽东爱护学生，认为学校是冶铁洪炉，学生即使是顽铁，也是可以炼好的。如果要开除学生，必须取得全校师生员工的同意。1920年，附小第14班招收了一名叫钟化鹏的插班生。钟化鹏原来在湖南沅江县立第一高小读书，由于反抗学校的恶劣风气，顶撞了校长和训育员，被县知事开除。他来到附小求学，毛泽东很关心，经过考试和校务会议研究，接收为插班生。第二年毕业时，按规定插班生要向原来所在学校调索学年成绩，但原校不给。毛泽东知道后，即以附小名义去函，从沅江高小调来了钟化鹏的成绩，并帮助他进入师范部，在第22班就读。（参见孙海林等编著：《毛泽东早期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概论》，56～58页，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8。）

　　毛泽东在附小的时间不长，但他在学校里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即面向基层，重视基层，为基层的学子创造教育机会、提供发展道路。他尊重教育领域一个最重要的道理：人有出身，但心却没有，心灵通过学习而有属于其自身的成长史。这些学生的基层经验，一经融化到文化世界中去，便会开发出丰富的想象和坚定的意念。

　　毛泽东所处的那个时代，社会形势变化一日千里，新的思想和观念带给人们新的想象与可能，如果不能把社会教育纳入课堂教学中，教学必定是呆板无趣的。毛泽东借助语文课对学生进行启发。许志行回忆说：“毛主席很重视语文这门课。他说，语文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课，是学习其他各课的入门要径。这门课学好了，脑子就灵了，思想就通了。但学这门课，不是容易学得好的，非多读多练、刻苦钻研不可。”（孙海林等编著：《毛泽东早期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概论》，57页。）

　　毛泽东鼓励学生在这门锻炼思想品质的课上分析实际问题，形成对时代形势的见解。他本人对时事有着浓厚的兴趣，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练就了敏锐的眼光，在教学中善于寻找素材、捕捉时机。他改革了国语教材，比如高小三年级的国语课就用收集的时文作教材，而不用当时流行的课本。这样，学生就能在课堂上与老师一起读到像李大钊的《今》这样富有哲理的文章。毛泽东还曾把鲁迅的《故乡》、《我们怎样做父亲》介绍给学生阅读和抄录。毛泽东写的《“湘人治湘”与“湘省自治”》也曾作为国语教材，印发给学生。毛泽东最喜欢读报，他在辛亥年短暂的从军生活中，就曾用大部分的饷银订阅了省内外几种报纸，以此了解社会。他也向大家推荐了这个好习惯，要求学生读《湖南通俗报》，并且要人手一份。每天上课前，学校老师亲自指导学生读报纸上的新闻和评述文章。这份报纸当时正由他的朋友何叔衡主办，涵盖讲演、世界新闻、国内新闻、本省新闻、新智识、小批评、社会调查、琐碎话、谚语、儿歌、新字课等内容，文字浅显生动，极富教益。

　　毛泽东鼓励学生读和说的同时，还鼓励大家经常练笔，每周写一篇作文和一篇读书心得，通过“写”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增强“说”的条理，检验“读”的效果。湖南军阀赵恒惕迫害进步青年，毛泽东就鼓励学生以此为题材写文章，表达见解。读时文，写时事，学生在这一过程中既增强了学习的信心，也懂得了学习的责任。

　　在国运的起伏中，20世纪初的中国青年以担负民族责任的方式完成了最起码的现代政治启蒙，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那段“围墙”消失了，课堂的教与学总归会延伸到社会议题。毛泽东重视打通学校与社会的隔阂，使学习的过程始终能够得到社会的滋养，保持活泼的生机，而学习的成果也就能够回馈社会，不落于空谈。他的这一思想由来已久，在《讲堂录》里曾记有这样的话：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1919年12月，毛泽东在设想他的新学校实验时，认为学校现有的手工课虽然陶冶心思，但多是非生产性的，这就导致学生在学校所学，与社会之实际不相一致，结果是学生不谙熟社会，社会亦嫌恶学生。

　　毛泽东从通盘的社会改进的角度，强调学生尤其要通过接触实际的生产生活以了解农村，因为学生多散布于农村，毕业后若能顺利地进入农村发挥作用，十分有利于提高地方的治理水平。在担任附小主事期间，他将这些思想付诸实践。“一师”附小设置了园艺、畜牧、印刷等实习课，学生在课堂学习之外种菜、养殖，印制信纸、信封、作业本，既增进了对社会生产的了解，又提高了生活能力。毛泽东身体力行，与学生一起参加劳动，在劳动中师生亲密无间，其乐融融。在毛泽东的大教育观中，学校与家庭、社会是一个整体：“学生出学校入社会，若社会之分子无知识……则学生在学校所得之知识与之枘凿，其结果亦只有两途：或为所融化，或与之分张。从来之柔懦奸邪，皆前一种之结果。从来之隐士，皆后一种之结果。”他进而提出：“但言改良学校教育，而不同时改良家庭与社会，所谓举中而遗其上下，得其一而失其二也。”（《毛泽东早期文稿》，409页。）这些至今仍是具有生命力的教育理念。

　　毛泽东的教学管理风格

　　毛泽东用“世界是我们的”鼓励大家亲近社会，将世界作为个人成长的舞台，树立远大的理想，具备宽广的视野。“世界是我们的”，所以我们关心世界。一旦关心世界，就发现世界超出学校的围墙而属于天下人。于是，“做事要大家来”就意味着要团结所有的人，而团结人就先要了解人，这需要个人具有大心量和大智慧。古人说：“心小志大者，圣贤之伦也。”毛泽东的教育工作起于“大志”，但在入手处，十分强调从此时、此地的身边事做起，从基层做起。

　　毛泽东的教学风格渊源有自，出于他个人的学习风格。毛泽东特别热爱学习，即使在担任主事期间也时常反省自己的学习，在任主事两个月后，他曾在信中向萧三谈道：“我近觉得仅仅常识是靠不住的，深慨自己学问无专精，两年来为事所扰，学问未能用功，实深抱恨，望你有以教我。”（《毛泽东年谱》上卷，73页。）毛泽东还特别善于在实践中学习。在任教小学三年前的暑假，毛泽东和在楚怡小学当教员的好友萧子升以“乞丐”身份做了一次长途游历。这是一次既艰苦又有趣的经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从长沙到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他们行走于社会底层，路上遇到过老翰林、老同学、普通农户、商人、政府官员、寺院方丈，在交谈的过程中对社会各阶层的状况有了直接的认识，收获了非常难得的经验。出身基层的毛泽东对基层自然有感情，如果本此而去接触基层还是个“愿不愿”的问题的话，那么，智慧则表现在“能不能”的问题上。“愿不愿”还是针对自己而言，而“能不能”则要真心诚意地以更大的视界敏锐地察觉别人的所想所愿。“愿”与“能”相倚而成，或者说，“仁”与“智”合二为一。毛泽东就是通过接触和了解民间基层而逐渐成就政治家气象的。如果说毛泽东在课堂上对时务的重视、在课堂外对社会实践的关注尚属“事”的一面，他也同时用与“事”相应的“人”的品格感染和影响大家。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成功与他重视基层的特点分不开，这里面是一种现实的考量，但能够接受和顺应这一现实，则与毛泽东个人的心胸和性情极有关系。

　　1921年夏，毛泽东受聘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员，结束了短暂的附小岁月。从毛泽东对教育的思考和实践中，可以看到一个即将脱颖而出的职业政治家的心路历程。他不仅从小学教师的角度看世界，而且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一名小学教师应该有什么作为，所以，他思路宽广，活动频繁，并不拘束。大思考不是负担，这些与国家有关的大思考直接转化为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在这段时间里，他有着一种战斗的风格和“只争朝夕”的精神。他的这些经验直接延伸到离开附小后创办自修大学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过程中。在教小学的这段时间，他与杨开慧结为夫妻，开始担负起家庭的责任。他团结了一大批朋友，这些朋友将是未来革命事业中并肩战斗的同志。他把社会带进课堂，同时自己投入社会，他以自身的实践在社会和课堂、学校之间做纽带和桥梁。这期间，他继续和新民学会的朋友们通信交流讨论会务，而学会由以学术为重渐渐转向以改进社会为理想；他继续在由他发起的湘潭教育促进会中发挥作用，提倡教育者通过教育理论和方法的进化促进社会的进化；他发起文化书社，将各种新书刊推介给大家，并在各地建有分社，建成当时销行新出版物的最有力的机构；他坚持办夜学，亲自授课，宣传“劳工是社会的台柱子”；他两赴安源进行调查研究，积累了领导工人事业的经验；他开始着手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正是在此期间，他从附小出发，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此与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中华读书报》

　　（《从中小学讲坛成长起来的杰出人物》，北京师范大学/组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一版，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