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韩国有一部色情的电影:甲申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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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守道:蒙元兴衰，偶然与必然——甲申再读之一? 甲申，一个在中国农历纪年中频频出现的词汇，由于1644年中国政治舞台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演出而有了特别的内涵。 那一年，中国古老的土地上风起云涌，群雄逐鹿。对最高权力垂涎三尺的野心家们，盯着紫禁城中的那把龙椅，展开了殊死的搏斗。神州大地处处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可歌、可泣、可叹、可笑的活剧，一幕接着一幕。朱由检、李自成、张献忠、多尔衮、吴三桂之辈，急匆匆来，急匆匆去，在历史的夜幕上一闪而过，像流星，像闪电，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感慨和遐思。他们都是凡人，但他们都自称天之骄子，身负天命。他们要别人服从自己，但他们从来不愿服从别人。他们都是捕蝉高手，但谁都没有逃脱被黄雀吃掉的命运。甲申年既简单又不简单，既复杂又不复杂。说简单是因为明朝在那一年灭亡，满清在那一年建立，仅此而已；说不简单，是因为崇祯吊死之时，鹿死谁手并不明了。没有几个人能够想到，人口上亿的汉族政权会被几十万满清人夺取。说复杂是因为朱由检、李自成、张献忠、多尔衮、吴三桂等人，本是同一个角斗场上的选手，可是在《二十五史》中的名分却天壤有别。以致使得为他们作传的人绞尽了脑汁；说不复杂是因为“成王败寇”的游戏，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演义了几千年，甲申的演出并没有多少新意。这简单与复杂的交织，使甲申成了一本厚重的书，成了一面反光的镜，成了一个难醒的梦，成了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甲申，演示了朱明王朝的归宿，再现了蒙元盛衰的历程，也预设了满清兴亡的轨迹。甲申是值得一读的。 元朝，这个由成吉思汗家族创建的朝代，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异数。它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环节，又是大蒙古国的一个阶段。翻看蒙古历史，元朝的建立竟是蒙古人引以自豪的“光辉灿烂的篇章”。历史的偶然与必然，在这里进行了奇妙而滑稽的对接。毛泽东曾经对成吉思汗有过评价：只识弯弓射大雕。此评大失公允，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孤芳自赏之意。其实，成吉思汗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他白手起家，建立了蒙古帝国，缔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他以少胜多，所向披靡。他的势力范围，东至朝鲜、海参威，西至东欧，南至印度印度半岛、两河流域和北非，北至贝加尔湖。疆域之大，世界上绝无仅有。成吉思汗为他的儿孙击败众多对手、取得中国的统治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吉思汗绝对不是一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介武夫。成吉思汗不算英雄，谁算英雄？ 成吉思汗幼年，苦大仇深，饱尝艰难险阻。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争生存，雪仇恨，图富贵。时势造英雄，十三世纪的亚欧格局和各国王室的腐败无能，给了他展示雄才大略的机会和舞台。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烈，祖孙三代，将他们的勇武、机智、奸诈和谋略发挥到了极致，经七十余年的杀伐征战，大蒙古帝国像一轮旭日从东方磅薄而出，冉冉升起。谱写了世界历史一个新的篇章。 英雄不是完人，更不一定就是好人、神人。许多所谓的英雄，是人类的灾星，历史的罪人。没有必要见神就拜，见英雄就起敬。成吉思汗式的英雄，多一个不如少一个。英雄“功业”的背后，是社会的大破坏，是历史的大倒退，是无数鲜活生命的终结。成吉思汗死得蹊跷，死得诡异。死因是什么，他的儿孙们讳莫如深，至今众说纷纭。从情理上推断，成吉思汗死得并不正常，并不光彩。掩盖真相，为尊者讳，是统治者惯用的伎俩。蒙古民族不因为有了成吉思汗而伟大，也不因为失去成吉思汗而渺小。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民族无伟大与渺小之别。 武力征服是野蛮的，但它是强者的特权。特权是野蛮的通行证，野蛮是特权的宣言书。野蛮与特权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相辅而相成，相得而益彰。忽必烈以征服者的姿态君临中华大地。他没有成为大蒙古帝国的汗，却成了中国元朝的皇帝。是他的野心不够大？是他对中华大地情有独钟？是他别无选择？当然只有他自己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早就想成为一个统治者，他不顾一切地朝着这个目标迈进，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地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与他抗衡的对手一个个被他消灭。终于掌握了号令天下的武力，取得了生杀予夺的权力。他不必感谢什么人，相反，人们应该感谢他。不是感谢他给了自己封赏，就是感谢他没有把自己杀掉。庶民们面对他只能山呼万岁，俯首称臣。当然，也可以有别的选择：自杀或被杀。陆秀夫选择了自杀，背着八岁的南宋皇帝跳进了汹涌的大海。他用生命换取的是气节？是尊严？是愚忠？是信念？还是别的什么？后人尽可以评说。 初创的元朝，是强大的。强大到没有对手。强大到可以横行世界，为所欲为。在广袤的亚欧土地上，专制、武力、征服欲，协奏着野蛮和血腥的交响曲。 帝王专制制度，是御用文人和权力崇拜者，根据帝王的需要和爱好，专门为帝王设计的，很合帝王们的胃口。当然也合忽必烈的口味。元朝建立以后，忽必烈便沿袭中国由来已久的帝王专制制度。忽必烈是蒙古人，他没有忘记蒙古弟兄对他的帮助，对他们大加封赏，让他们成为贵族。他也没有把蒙古人的传统全部抛弃，蒙古人“忽里台”（议事会）制度，仍然在形式上予以保留。但它原有的推举国家领导人、讨论和决定军国大事的功能被皇帝的圣旨取代，一切由皇帝说了算。此时的英国，《大宪章》已经诞生了半个世纪，而欧洲的文艺复兴和思想解放运动，正方兴未艾。 维护专制统治，消灭异己、任人唯亲、实行等级制度和灌输奴才意识，是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必然的选择。蒙元，人分四等，蒙古人是当然的上等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等而下之。皇帝可以任意把土地，连同土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和他喜欢的人，汉人不得抗拒。蒙古人杀死汉人，处以少量的罚款，汉人杀死蒙古人，处死。此策未必让你心服，但你必须口服。刀把子说了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是汉人说的，蒙古人不信这一套。马背上的蒙古人治理书斋里的汉人，天并没有塌下来。现存的就是合理的，统治者的意志就是真理，统治者认可的就是真理。这是刀把子的逻辑，刀把子说话的年代，刀把子的逻辑才叫逻辑。 于是，贵族应运而生，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贵族享有特权。特权在专制制度下畅通无阻，受“法律”保护。特权只在比它更大的特权面前低头。特权拥有者凭借已有的特权，可以给自己设置更多的特权。特权自身不断地复制、克隆、增生、膨胀，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和狭缝。于是，权力成了人的膜拜对象，人成了权力疫使的奴隶；于是，有了权便有了一切成了“理论”。许许多多的人对这个“理论”崇拜得五体投地，终身践行而不疲；于是，贪赃枉法、营私舞弊、苛捐杂税、草菅人命、买官卖官、以权谋私的现象公行，成了规则。独裁者也搞反腐倡廉，忽必烈死后不久，成宗曾一次性查处贪官污吏一万八千四百余人，但贪腐之风并没有因此而收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元朝后期，已经无官不腐，无官不贪。特权是腐败滋生的最佳土壤。专制提供了腐败滋生的最佳气候。身处这样的政治环境，要想不腐败，难矣。 特权给特权拥有者带来了说不完的好处，也给特权拥有者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埋葬自己的掘墓人。极权让统治者成了孤家寡人，专制时刻在制造敌人，等级制造就了特权阶层，剥削和压迫孵化着抗争。特权拥有者对特权的自恋与迷信，既使得自身的人员素质日益低下，又不断制造着对自己的憎恶与仇恨。元朝用屠杀镇压汉人的反抗，但终元一朝，汉人对蒙古人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元朝败亡后，居住在中国的蒙古人，几乎全被汉人杀死。仇恨的播种者自食了仇恨的硕果。 统治者深知武力的重要，深知众志成城的威力。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元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汉人不准习武、不准制造和私藏兵器，不准集会，不准串联，不准夜间外出。一句话，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斯大林如是说。忽必烈不说，只做。英雄所见略同。然而，对独裁者的威胁，并不仅仅来自外族。独裁权力的无比诱惑性和不可分享性，使许多人觊觎。近水楼台先得月，既得利益集团内部的野心家常常成了独裁者身边的老虎。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无时无刻不在激烈地进行。1307年成宗死后的二十五年之间，元朝走马灯似的先后有过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宁宗、顺帝八个皇帝，皇位的更替，几乎都是在阴谋和残杀中进行。而被列为“最危险的敌人”的汉人，没有一个在其中发生过作用。 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曾经有过不凡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是因为他们当年有着共同的敌人，共同的目标，共同的需要，共同的利益。他们必须团结，必须奋战，必须付出牺牲。当共同的利害关系代之以君臣关系，当蒙古战士转变成了蒙古贵族以后，团结一致的凝聚力和跃马横戈的战斗力就成了昨日黄花。全副武装、受到正规训练的蒙元武装部队，在没有武器、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农民军面前，不堪一击，望风披靡。几十年前不可一世的蒙元帝国，很快就土崩瓦解。蒙元帝国以武力而兴，因武力而亡，实在是一个黑色幽默。是历史在嘲笑武力，还是武力在嘲笑历史？ 蒙元帝国的败亡，不是因为他遇到了更强大的对手，而是因为他树立了百倍于自己的敌人，是因为自己沦落到了被征服的地步。就在元朝统治者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时候，一些种田的、打猎的、捕鱼的、卖布的、撑船的、做工的、当和尚的、做道士的贫民，突然成了领袖人物，纷纷揭竿而起，占山为王。反元武装遍及全国。名列史册的就有：方国珍、徐寿辉、布王三、孟海马、芝麻李、郭子兴、张士诚、刘福通、陈友谅等等。而一些“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无名英雄，更是不计其数。那时节，朱元璋不过是郭子兴的一个部下而已。这些领袖人物，没有一个出身于书香世家，也没有一个是官宦子弟，他们是统治者视之为社会最底层的贱民。然而，就是这些底层贱民，把蒙元帝国送进了坟墓。 蒙元帝国的败亡，再次演绎了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怪圈。 马克思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野蛮的蒙元没有被中华的文明征服，甚至没有被中华的文明打垮。打垮它的还是武力。是中华的文明不算“较高的文明”，还是马克思忽略了蒙元兴衰这个事实？ 蒙元的兴起，包含着众多的偶然因素，而它的衰亡，却是必然的。 1644年，农历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军在市民的夹道欢迎下进入北京，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延续了276年之久的朱明王朝走到了尽头。王朝的更替，在中国并不鲜见。但明朝的灭亡却不是以往王朝更替的简单重复或翻版。明朝的灭亡，显得更窝囊、更可笑、更令人不齿、更让老百姓拍手称快、更使不少后来的汉人感到汗颜。1644年农历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定国号大顺，建元永昌。李自成任命了军师、丞相及六部尚书，俨然成了一位国君。并开出了“三年不纳粮”的空头支票，以换取农民的支持和拥护。随后，他带领大军向北京进发，一路上夺关斩将，所向披靡。由于朱明王朝的极度腐朽和不得人心，李自成的军队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很快就占领了山西全境。基于这一情况，崇祯分别于正月十九日、二十一日，两次表示想调吴三桂进京剿匪。但他自己又要吃鱼，又要避腥，不肯直说。他要大臣们先提出来，再由他批准。这样，如果这一决策出了问题，他就可以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从而使自己始终保持英明、伟大、正确的形象。大臣们因为有前兵部尚书陈新甲被杀的前车之鉴，不敢承担放弃三百里国土的道义责任，谁也不肯开这个口。二月二十七日，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崇祯在文华殿召集群臣，再次提出调吴三桂进京，“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个个装糊涂，仍然不愿明确表态，只说请皇帝定夺。崇祯只能在肚子里生闷气。三月初四日，急不可耐的崇祯，终于在没有任何人建议的情况下，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初六日，亲自下令放弃宁远，调吴三桂、王永吉、唐通、刘泽清率部保卫京师。旗帜鲜明地践行“宁赠外贼，不予家奴”的统治理念。崇祯对吴三桂等人先升后调，分两步走，其意图非常明显。一是给这些将领升官进爵，让他们对自己心怀感激，尽心效忠；二是这样做显得从容不迫，可以掩盖自己急迫慌乱的心态，打肿脸充胖子。当时既无电话、电报，又无火车、飞机，崇祯的圣旨几天后才到达宁远。吴三桂接到命令后，布告民众，召集队伍，收拾辎重，告别宁远，撤向北京。由于当地民众害怕遭受满清的蹂躏，举家随军南迁，以至军民人数达五十万之多。难民们扶老携幼，还要带上些坛坛罐罐，行军速度因此受到影响，十六日才进入山海关（已经是够快的了）。二十日到达丰润时，李自成已于先一天攻克了北京。吴三桂接报，仰天长叹。无奈之下，只好在山海关驻扎。李自成攻克北京之前，吴三桂是宁远的守将，职务是辽东总兵。１６４３年9月，清辅政济尔哈朗率军攻明，很快就占领了中后所、中前所、前屯卫。当他以破竹之势攻打明朝在关外的最后一个据点宁远时，却因吴三桂的抗击而兵败城下。吴三桂据守的宁远，是满清占领区中唯一的孤岛。拿现在的话来说，是满清地盘上的一个“钉子户”。在洪承畴、祖大寿等明朝高官业已降清并受到重用的情况下，多尔衮以高官厚禄诱吴三桂投降。吴三桂不为所动，断然拒绝，坚守了做人的底线。吴三桂的部队，是明朝政权仅存的一支足以让李自成和多尔衮生畏的武装力量，有“宁远铁骑”之称。无论是李自成还是多尔衮，谁得到了吴三桂的支持，谁就为自己的最终胜利增加了一枚分量极重的筹码。而此时的吴三桂何去何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李自成的谋士李岩，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极力主张招降吴三桂。李自成令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吴三桂，劝其归降。吴三桂的忠孝观念很强。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不得不接受崇祯已死、明朝已亡的现实。最后听从了父亲的劝告，带领部队前往北京。然而，没想到部队刚到滦州，吴三桂就听到从北京逃出来的难民反映，大顺军在北京大肆拷掠。吴三桂的家产被大顺军抄没，父亲被大顺军拘押，还受到严刑拷打。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也被大顺政权的二号人物刘宗敏霸占。吴三桂听后，顿时义愤填膺。一个刚刚还花言巧语诱其投降，转眼间连自己的生命、财产都得不到保障的政权，一个以烧杀抢掠为能事的政权，还值得为之效命吗？吴三桂于是退回山海关，命全体将士换上白盔白甲，宣布与李自成决一死战，为君父报仇。李自成见吴三桂不肯投降，亲率十余万大军，试图消灭吴三桂这支部队。吴三桂于是致书多尔衮，请求支援。结果，在一片石战役中，吴三桂与清军对李自成内外夹击，将李自成打得落花流水。四月二十八日，李自成逃回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匆匆举行了一个滑稽可笑的“登基典礼”，过了一天的皇帝瘾。三十日即仓皇逃离北京。从此一蹶不振，在吴三桂的追击下，节节败退，重蹈了崇祯身败名裂的覆辙。一年后，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被杀身亡，时年三十九岁。
五月二日，多尔衮成了紫禁城的新主人。明朝灭亡，有不少人感到惋惜。有的人甚至对崇祯深表同情，说崇祯不是亡国之君，说崇祯艰苦朴素、日夜操劳等等。还有人认为，清朝取代明朝，是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的结果。认为吴三桂是汉奸，是卖国贼，是历史罪人。持这些观点的人，有的是由于对明朝的历史不够了解；有的是轻信所谓的“崇祯遗诏”，不知道“崇祯遗诏”纯系伪作；有的是受到了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误导（该文中有“崇祯很博得后人的同情”一语。该文受到毛泽东的推崇，曾一度列为干部必读的学习文件，流布甚广）；有的是大汉族主义观念的不自觉的反映。其实，当时的极大多数中国人（主要是汉人），对于明朝的灭亡，是乐观其成的。事实上，真正灭亡明朝、逼死崇祯、焚烧皇陵、大规模屠杀朱明宗室的，就是以李自成为首的汉人武装（有传说李自成是党项民族拓拔氏的后裔，其先祖在唐朝时赐姓李。但证据不足，存疑）。而此前的满清政权，虽然也反明，但明朝政权曾多次与它提出善意的和谈，还几度被视为抗击李自成的盟友。而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领导的汉人武装，则从未享受过明廷类似的待遇。满清入主中国，是不是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促成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先回答下面两个问题：一、如果吴三桂不引清军“入关”，即吴三桂守住山海关，不让清军通过，清军能不能进入中原？二、如果吴三桂不“引”清军入关，即吴三桂坚决抗击清军，一如既往地成为清军的死对头，清军能不能打进中原？史书记载：1629年，皇太极经热河大安口和龙井关进入内地，占领遵化，攻克蓟州，围困北京。清军的劲敌、一代名将袁崇焕，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因皇太极使用反间计，被崇祯杀掉。1632年，皇太极经由蒙古进军，直抵张家口，“列营四十里”，炫耀武力，迫使明廷媾和后退兵。1636年，阿济格经居庸关进入河北，一路势如破竹，克城12座，俘获人、畜十几万后经冷口关北还。1638年，多尔衮由青山关、岳托由墙子岭入关，在华北大地横冲直闯，攻下包括济南在内的一府三州五十七县。卢象升、孙承宗兵败阵亡。清军掳去五十余万百姓和大量财物，满载而归。1642年，阿巴泰率军从墙子岭入关，直扑山东，攻陷兖州、登州、莱州等八十八城，掳去百姓三十六万、黄金一万二千两、白银二百万两，然后由原路回师。以上事实说明，山海关从来没有成为清军入关的障碍。山海关是否牢固，吴三桂是否开关，对清军来说，无关紧要。清军进关的通道实在太多了。以上事实同时还说明，无论吴三桂对清军采取什么态度，都不妨碍清军进入中原。明亡之前，明朝除了吴三桂的部队之外，另外还有几十万部队。吴三桂的部队，加上另外的几十万部队，尚且不能消灭清军，不能抵御清军的进攻，不能阻止清军包围北京、侵扰华北。明亡之后，仅凭吴三桂的一支孤军，能阻挡清军入关？吴三桂早在1631年即被崇祯任命为辽东总兵，驻守东北。如果吴三桂有能力消灭清军，他早就把清军消灭了，用不着等到现在。可见，“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促成了满清入主中国”，是舍本逐末之说。持此说的人，只看见问题的表面现象，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满清能不能入主中国，不在于吴三桂有没有守住山海关，在于当时的中国有没有足够强大的政治力量遏制和抵御满清的入主。甲申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三大政治势力：明朝、大顺和满清。明朝早就用自己屡战屡败的事实证明，它（吴三桂是它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远不是满清的对手，并且在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彻底出局。能够逐鹿中原的，就剩下大顺和满清了。大顺能阻止满清入主中国吗？看看它在北京的所作所为，看看它怎样用人，看看它在山海关之战中的表现，看看它最后的结局，其结论也就不言自明了。满清人统治中国，使许多汉人愤愤不平。满清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更使汉人觉得是奇耻大辱。满汉间的民族矛盾从此越积越深。有的人就把心中的怨愤发泄到吴三桂身上，认为是吴三桂帮助了满清，成全了满清。骂吴三桂是汉奸、卖国贼。其实，吴三桂联清抗李，完全是李自成逼出来的，是吴三桂自保和复仇的唯一选择。是任何一个有理智、有自尊心、有忠孝观、有正义感的血性男儿，在当时的情况下都会作出的必然选择。吴三桂所作的选择，不但得到了全体将士（基本上都是汉人）的支持和拥护，并且得到了南明政权的表扬和嘉奖。多尔衮占领北京以后，被后世誉为民族英雄的南明弘光朝兵部尚书史可法，给多尔衮写的一封信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免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僇，此殿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矣……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今逆成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即日奖帅三军，长驱渡河，以穷狐鼠之窟，光复神州，以报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贵国即有他命，弗敢与闻。惟殿下实明鉴之。”如果说吴三桂联清抗李是汉奸、卖国贼，那么，史可法岂不是更大的汉奸、卖国贼？何况，那个时候，只有天下之说，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概念。谁当上了皇帝，谁就得到了天下。实行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水之滨莫非王臣”的通则。明亡之前的中国，是朱元璋家族的。“国”只有朱家人有权去卖，就像清朝只有慈禧太后才有权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一样。甲申年的吴三桂，还没有卖“国”的资格。满清人也不承认谁是卖国贼，谁把国卖给了它。满清人牛气十足地说，天下是它自己凭本事打下来的，谁的情都不领。不错，吴三桂是明朝的重臣，按照儒家的传统观念，他应该为明朝效忠，不应该与满清为伍。但我们不应该忽略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明亡之前，明朝曾多次主动与满清谈判，没有把满清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吴三桂联清抗李，并不违反明朝的基本国策；第二，吴三桂联清抗李之时，明朝已经灭亡。当时的吴三桂，已经成了丧家之犬，效忠的对象没有了。有人把明朝的灭亡定在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被杀的1662年。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说法。真正的明朝，即朱元璋开创的那个明朝，由朱家人说了算的明朝，在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已经不复存在。从那一天开始，华夏大地已经不再是朱家的了。后来的南明，只是满清来不及占领的一片土地而已。南明的皇帝，既不是朱家人自主产生的，也不是按照传统程序继承的。南明的皇帝，只是少数人用以招摇的一面旗子，一颗推销狗肉的羊头，一件自编自演的道具而已。他们不但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自己的生死存亡都操在他人之手。南明与明朝，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明朝灭亡以后的中国将由什么人统治，甲申年三、四月间还没有人知道。多尔衮、李自成、吴三桂都不知道。此前，多尔衮只想扩大一点势力范围，只想多获取一点财富，胃口还没有大到把整个中国全部吞下；李自成想当皇帝，但信心不足，本领有限。进了紫禁城，看到一个死崇祯还诚惶诚恐；吴三桂则根本就没有这个念头。事情太突然了，太复杂了，谁也没有掌握足以预测将来事态变化的信息。但紫禁城中空着的那把龙椅，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谁都可以试试自己的运气和身手。谁最有能耐，谁就可以笑到最后。由于引发吴三桂联清抗李的原因中，有陈圆圆被刘宗敏霸占这个因素。又因为吴伟业的《圆圆曲》中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诗句。有人便说吴三桂是因为陈圆圆而联清抗李的。这显然带有戏说的成分。综观吴三桂这个人物，他的主要志趣是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没有多少证据能够证明他是一个好色之徒或纨绔子弟。他长年驻守宁远，是宁远驻军的最高指挥官，但他并没有把陈圆圆带在身边。这就说明，陈圆圆在他心中的分量是不那么大的，更不可能大到仅仅为她而做出不顾一切的举动。满清代明，不少人感到遗憾，是因为堂堂的中国，人口几亿的汉族，被一个人口很少的少数民族满族统治，面子上很不好看。这是事后的遗憾。如果当时的明朝不是那么腐败无能，如果当时的汉族能产生一个足以与满清抗衡的政治力量，如果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不是集中兵力去打吴三桂而是联合吴三桂抗击清军，甲申年的中国，就肯定是另一番模样。然而，历史是不可能假设的。朱明王朝不可能不腐朽，朱明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不可能产生足以与满清抗衡的政治力量，李自成式的人物也注定了不可能联吴抗清。于是，该发生的就都发生了，这就是历史的逻辑。令中国人遗憾的事情太多了。而在令人遗憾的事情发生之后，不去反思，不愿反思，拒绝反思，则是双重的遗憾。山海关之战，非关美人，无涉卖国。山海关之战，只是历史洪流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
1644年的明清鼎革，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明朝灭亡之前，无论是军队的人数，还是军队的装备，农民军和满清军与明朝的军队相比，差距都非常悬殊。前者有如老鼠，后者恰似大象。然而，看似庞然大物的明朝，文官不见良谋，武官不见军功，几个回合下来，朱明王朝便油尽灯熄了。读史至此，不能不感叹历史的无情。清朝取代明朝，既在许多人的意料之中，又在许多人的意料之外。说它在意料之中，是因为明朝的败亡，在崇祯初年就已成定局，在万历朝已显征兆，在嘉靖朝已见端倪。明朝的灭亡，只是迟早的问题。说它在意料之外，是因为明朝不是因强大的外敌入侵而败亡，不是因一时的策略失误而垮台。敲响它的丧钟的，是一群没有文化、未经训练、过去只会逆来顺受、皇亲国戚和达官显宦们从来就不屑一顾的农民。而取代它统治中国的，不是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汉人权贵，而是被汉人权贵们称之为蛮夷的满清。明朝之所以如此不堪一击，是因为明朝的皇帝，昏庸到了极点；明朝的官员，腐败到了极点；明朝的政治，黑暗到了极点；明朝的政权，腐朽到了极点；人民对它的愤怒，也到了极点。它已经穷途末路，残喘不可能继续苟延了。明朝最后落得这样的结局，是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的。而更令朱元璋想不到的是，明朝的灭亡，正是他的以臣民为鱼肉、以臣民为草芥的国策结出的苦果。要了解明朝灭亡的深层原因，就不能不了解朱元璋为巩固朱明政权所采取的措施。明朝，是朱元璋在元末风起云涌的农民大起义中建立的封建王朝。朱元璋出身于农民家庭，但他本人不是农民。他没有农民的那份善良与纯朴，却有着许多农民所不具备的狡诈、奸险与狠毒。他长期接触农民，了解农民。了解农民的处境，了解农民的困难，了解农民的需要，了解农民的性格，了解农民的观念，了解农民的思想。由于有了这种种的了解，他不失时机地发动农民，恰到好处地利用农民。借用农民的力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羽毛丰满以后，朱元璋又打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旗号，利用汉人民族主义的激情和穷苦百姓试图改变悲惨境遇的期望，联合知识分子和工农民众对中国的最高统治权发起冲刺。朱元璋很聪明，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明的不行就来暗的；朱元璋很机灵，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朱元璋有耐心，稳住脚跟，步步为营，各个击破。于是，同样是起义军的武装首领，做工出身的刘福通、捕鱼出身的陈友谅、卖布出身的徐寿辉、贩盐出身的张士诚，先后败在他的手下。他采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和“先农村后城市”的战略战术，逐步取代了自己的上司，打垮了曾经的战友，最后赶走了蒙古统治者，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当年千百万满怀激情、奋勇牺牲的将士和百姓，没有几个人能够想到，他们自己拼死换来的，不是自身的解放，而是一个与前朝政权的腐朽黑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朱明的王朝。朱明王朝，集秦汉以来帝王专制之大成，对全体臣民实行前所未有的残暴统治。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皇权无所顾忌、民权剥夺殆尽的全新纪录。朱元璋信奉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论”。朱元璋认为，自己当了皇帝，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天下就归自己所有。天下的山山水水、天下的芸芸众生、天下的飞禽走兽、天下的一草一木，天下的金银铜铁，天下的奇珍异宝，自己全都享有绝对的处置权。朱元璋家族于是像饿鬼一样，张开饕餮之口，疯狂地吞食：“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则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视一品。诸子年十岁，则授涂金银册银宝，封为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冠服视二品。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其生也请名，其长也请婚，禄之终身，丧葬予费，亲亲之谊笃矣”（《明史?列传第四?诸王》）。“亲王，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纱、罗各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绵二千两，盐二百引，花千斤，皆岁支。马料草，月支五十匹。其缎匹，岁给匠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米二万石，钞万贯，馀物半亲王，马料草二十匹。公主未受封者，纻丝、纱、罗各十匹，绢、冬夏布各三十匹，绵二百两；已受封，赐庄田一所，岁收粮千五百石，钞二千贯。亲王子未受封，视公主；女未受封者半之。子已受封郡王，米六千石，钞二千八百贯，锦十匹，纻丝五十匹，纱、罗减纻丝之半，绢、冬夏布各百匹，绵五百两，盐五十引，茶三百斤，马料草十匹。女已受封及已嫁，米千石，钞千四百贯，其缎匹於所在亲王国造给。皇太子之次嫡子并庶子，既封郡王，必俟出阁然后岁赐，与亲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俟及嫁，与亲王女已嫁者同。凡亲王世子，与已封郡王同，郡王嫡长子袭封郡王者，半始封郡王。女已封县主及已嫁者，米五百石，钞五百贯，馀物半亲王女已受封者……郡王诸子年十五，各赐田六十顷，除租税为永业，其所生子世守之。”（《明史?志第五十八 食货六》）而当时官员的俸禄是：“禄米。正从一二三四品官，自千石至三百石，每阶递减百石，皆给俸钞三百贯。正五品二百二十石，从减五十石，钞皆百五十贯。正六品百二十石，从减十石，钞皆九十贯。正从七品视从六品递减十石，钞皆六十贯。正八品七十五石，从减五石，钞皆四十五贯。正从九品视从八品递减五石，钞皆三十贯……吏员月俸，一二品官司提控、都吏二石五斗，掾史、令史二石二斗，知印、承差、吏、典一石二斗；三四品官司令史、书吏、司吏二石，承差、吏、典半之；五品官司司吏一石二斗，吏、典八斗；六品以下司吏一石；光禄寺等吏、典六斗。教官之禄，州学正月米二石五斗，县教谕、府州县训导月米二石。首领官之禄，凡内外官司提控、案牍、州吏目、县典史皆月米三石。杂职之禄，凡仓、库、关、场、司、局、铁冶、递运、批验所大使月三石，副使月二石五斗，河泊所官月米二石，闸坝官月米一石五斗。天下学校师生廪膳米人日一升，鱼肉盐醯之属官给之。宦官俸，月米一石。”（《明史?志第五十八 食货六》）亲王的俸禄超过一品大员的五十倍，相当于九品官（正县级）的七百七十倍，几乎是一般公务人员的两千倍。亲王的儿子和孙子享受一品大员的待遇，六世孙的待遇，也远高于一个知县（正处级）。皇室有如天文数字般的俸禄，哪里来的？天上不会掉下来，地下不会冒出来，来源只有一个：老百姓的税赋。王子、王孙年十五，赐田五十倾，这田哪里来的？仓库里拿不出来，作坊里造不出来，来源只有一个：无偿划拨民田。不仅如此，朱元璋家族的生老病死、婚丧娶嫁、嫖赌逍遥以及作威作福的开销，全由老百姓（现在时兴的说法叫纳税人）买单。为维持朱元璋家族的穷奢极欲的生活，朱元璋绞尽脑汁、不择手段地搜刮民财。为了不让一分田逃避赋税，为了不让一个人逃避徭役，朱元璋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和土地普查。根据人口普查的数据，编制成“赋役黃冊”，作为征派力役的依据。根据土地丈量的数据，编制成“鱼鳞图冊”，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赋役黃冊”和“鱼鳞图冊”每年核实一次，几乎没有人能够漏网。为搜刮民财，朱元璋还别出心裁地发行“大明宝钞”，禁止金银在市场流通。规定民众只能用金银向官府置换宝钞，然后用宝钞进行交易。由于官府大量印制，超额发行，20年后，“大明宝钞”便贬值到原来的千分之二，几近废纸。而民间的金银则大多进了皇家的府库。老百姓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到赤贫的境地。朱元璋搜刮民财，还有冠冕堂皇的理论。朱元璋说：“富贵贫贱，神明之鉴焉。有德有行者至于贵；阴骘无疵者至于富；德行俱无，阴骘杳然，刁顽奸诈至于贱。此数说也，宰在天地鬼神，驭在当世之君。”（《大诰三编》）皇室大多妻妾成群，多子多孙。皇室人数成几何级数增长。朱元璋的子孙继位做皇帝的有17人，封为亲王的83人，封为郡王至奉国中尉的，不计其数。徐光启《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中说：“洪武中亲、郡王以下男女五十八位，至永乐而在位者百二十七。隆庆初隶属籍者四万五千，而见存者二万八千；万历甲午（公元1594年）隶属籍者十万三千，而见存者六万二千，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顷岁甲辰（公元1604年）隶属籍者十三万，而见存者不下八万，十年而增三分之一，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三年，皇室成员达十五万七千余人。皇室成员的俸禄，多得到了老百姓无法承受的程度。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奏称：“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禄三百十二万；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是二省之粮，即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朱元璋家族不但在物资方面贪得不厌，在政治上更享有无法无天的特权。朱元璋规定：“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其守镇兵由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遇有警急，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守镇官既得御宝文书，又得王令旨，方许发兵，无王令旨，不得发兵。”（《皇明祖训》）。朱元璋还规定，皇室成员犯法，有关部门不得审讯和逮捕，只能实名举报，由皇帝裁决。而朱元璋是这样裁决的：“谷王橞（朱元璋第十九子）夺民田，侵公稅，杀无罪人，藏匿亡命，長史虞廷纲谏，则诬以罪而磔之。伊王（朱元璋第二十六子）世子典，多持官吏短长，不如旨，必搆之使去。至御史行部，不敢入城，要而笞之，官吏往來，率迂道疾过，犹使人追入，责以不朝，朝者亦辱以非礼。宮墙坏，奏请修筑，则夺附近民居以广其宮，索郎中陈大壮屋不肯，则使数十人從大壮卧起，夺其饮食，大壮遂饿死。阅河南府城女子，选七百余人，留尤丽者九十余人，勒其家以金赎。宸濠未反時，亦強夺民间田宅子女，养群盜闵廿四、淩十一等劫财江湖间，有司不敢问……此其恣橫无忌，肆害官民，皆由以藩王之尊，居於外郡，莫敢抗拒故也。”（赵翼：《二十二史札记》）
魏忠贤的罪与罚
——甲申再读之四
汤守道
1644年，立国二百七十余年的大明政权，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彻底摧毁，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大明王朝没有亡于外敌的入侵，没有亡于藩王的叛乱，没有亡于重臣的图谋不轨，却亡在一群乌合之众的农民手里，很有点“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的味道，令人感慨不已。有人认为，朱由检之所以落到这样的结局，是因为他的前任朱由校留给他的是一个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烂摊子。而朱由校之所以会留下这么一个烂摊子，是因为朱由校当政时，宦官魏忠贤把持了朝政，扰乱了朝纲。魏忠贤对明朝的衰败和灭亡负有重大责任。然而，细读明史，发现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认为魏忠贤对明朝的衰败和灭亡负有重大责任的人，明显高估了魏忠贤的作用，并且对明末的政坛缺乏实质性的了解。 明朝灭亡以后，魏忠贤被视为人品低劣、罪恶深重的罪人，受到很多人的唾骂和谴责。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闫崇年先生，堪称这类人的典型代表。他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里，斩钉截铁地说，魏忠贤是一个“流氓、无赖、地痞、混混”；“不务正业，喝酒打架，赌博闹事，无恶不作”；“既不忠又不贤”；“与客氏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客氏淫而狠”，“魏忠贤阴而毒”。其实，在这些大帽子下面，并没有多少事实依据。这些标语口号式的评语，只是一些前人的牙慧，不是严肃考证的结论。《明史?宦官传》载：“魏忠贤，肃宁人。少无赖，与群恶少博，少胜，为所苦，恚而自宫，变姓名曰李进忠。其后乃复姓，赐名忠贤云。忠贤自万历中选入宫，隶太监孙暹，夤缘入甲字库，又求为皇长孙母王才人典膳，谄事魏朝。朝数称忠贤于安，安亦善遇之。长孙乳媪曰客氏，素私侍朝，所谓对食者也。及忠贤入，又通焉。客氏遂薄朝而爱忠贤，两人深相结。……光宗崩，长孙嗣立，是为熹宗。忠贤、客氏并有宠。未逾月，封客氏奉圣夫人，廕其子侯国兴、弟客光先及忠贤兄钊俱锦衣千户。忠贤寻自惜薪司迁司礼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忠贤不识字，例不当入司礼，以客氏故，得之。”这一段，大致记述了魏忠贤53岁以前的经历。迄今为止，没有人对这段记载表示过怀疑。应该说这段记载是基本可信的。一个没有文化的乡下人，没有本钱做生意，没有技艺挣钱，没有土地耕种，无聊之时，干些什么？赌博是封建社会乡下人较为普遍的消遣方式，魏忠贤当然不能免俗。然而他运气不好，输了。但是，输了就输了，不赖帐。悔恨之余，二十一岁年纪，愤而自残。抛妻别女，改名换姓，不抢不偷，远走他乡去当太监。此时的魏忠贤，很难说是一个品德败坏、生性残忍、行径恶劣的人。魏忠贤刚入宫时，干的是倒马桶、扫厕所的差事，待遇很低。但他不偷懒、不发牢骚，不偷鸡摸狗，不惹是生非。入宫多年，从来没有受到过批评和处分。后来，被提拔到仓库任职。38岁的时候，改任王才人的典膳。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他没有为自己的进一步提升走后门、找路子，却经常陪伴王才人的儿子朱由校嬉戏游玩，十多年不变。尽管魏忠贤与朱由校的奶妈客氏有着“对食”——准夫妻——关系，他亲近朱由校，可能“醉翁之心不在酒”，但并不排除一个成年人对儿童的天然喜爱。那时的朱由校，并没有继承皇位的苗头。在举朝文武官员都在为谁应该做万历的接班人一事而争论不休的时候，魏忠贤绝对不可能预测到十多年以后会要发生的事情。魏忠贤对陪伴朱由校乐此不疲，多少显露出了几许温存和良善。朱由校当上皇帝以后，对他无比信任和破格重用，也说明了当年他对朱由校的关爱是真诚的，实在的，给朱由校留下了极深的良好印象。此时的魏忠贤，要说他品德败坏、生性残忍、行径恶劣，恐怕还是有问题的。二十多年的乡村生活和三十多年的太监生涯，魏忠贤一直默默无闻。他的最大的“名气”，充其量也就是只有那个小圈子里的人才知道的，他和客氏的那点“风流韵事”。然而，宫廷中的偶然变故，让魏忠贤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大出风头。魏忠贤53岁那年，万历帝去世，一个月以后，泰昌帝又去世。不足16岁、没有读过几天书、也没有来得及当太子的朱由校，陡然成了大明王朝的皇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朱由校的玩伴魏忠贤立马脱胎换骨，坐上火箭，飞黄腾达起来。《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朱由校登基）未逾月，忠贤寻自惜薪司迁司礼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天启）三年十二月魏忠贤总督东厂。”“（天启）四年，叙门功，加恩三等，廕都督同知。”“（天启）五年，诏肃宁县建坊，赐敕旌奖魏忠贤”；“九月，赐魏忠贤印，文曰：‘顾命元臣’”；“十一月，歲加魏忠賢祿米一千二百石。”“（天启）六年，诏赠忠贤四代如本爵”；“巡抚浙江佥都御史潘汝桢请建魏忠贤生祠，许之。嗣是建祠几遍天下”；“十月，进魏忠贤爵上公，加赐庄田一千顷。”“（天启）七年，监生陆万龄请建魏忠贤生祠于太学旁，祀礼如孔子，许之。”
魏忠贤尽管一字不识，却正儿八经地当上了皇帝的机要秘书——秉笔太监。做了大半辈子下人、不知道政治为何物的魏忠贤，一夜之间走上了领导岗位。56岁的那一年岁末，又被任命为提督东厂——皇家警察机关的首脑。随之成为一个炙手可热、呼风唤雨的政坛要人。从此，魏忠贤权势熏天，名满天下。人们对他歌功颂德，纷纷投奔他的门下，以能得到他的青睐为荣耀，甚至为他建生祠以示崇拜和敬仰。魏忠贤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有着“九千岁”称号的人物。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字不识却享有孔子礼遇的人物。魏忠贤总共风光了四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四年后魏忠贤以“逆党”的罪名，被崇祯处死。死后被戮尸、抄家。“生祠几遍天下”的政治明星，突然变成了臭名昭著的“权奸”。魏忠贤究竟犯了什么罪？魏忠贤被处死是不是罪有应得？处死魏忠贤是不是体现了社会公平和正义？我们不妨翻开尘封的历史，看个究竟。有据可查的对魏忠贤的刑事控诉状主要有两件。一件是天启四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的《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另一件是天启七年嘉兴县贡生钱嘉徵的《劾逆珰疏》。为节省篇幅，《魏忠贤二十四罪疏》。摘录如下：“祖宗之制，以票拟托重阁臣，责无他委。自忠贤擅权，旨意多出传奉，径自内批，坏祖宗二百年来之政体。大罪一也。刘一景、周嘉谟，同受顾命之大臣也。忠贤急于剪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执《春秋》讨贼之义者，孙慎行也，明万古纲常之重者，邹元标也。忠贤一则逼之告病去，一则嗾言官论劾去。亲乱贼而雠忠义。大罪三也。（王）纪为司寇，执法如山；（锺）羽正为司空，清修如鹤。忠贤一则使人交谇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则与沈隺交构陷之，削籍去，必不容盛时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国家最重，无如枚卜。忠贤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孙慎行、盛以弘，更为他辞以锢其出，是真欲门生宰相乎！大罪五也。去岁（廷推）南太宰、北少宰，所推皆点陪贰，致一时名贤不安位去。颠倒有常之铨政，掉弄不测之机权。大罪六也。文震孟等九人，抗论稍忤忠贤，传奉尽令降斥。长安谓皇上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调。大罪七也。传闻宫中有一旧贵人，以德性贞静，荷上宠注，忠贤恐其露已骄横，谋之私比，托言急病，立刻掩杀。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贵幸矣。大罪八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告。忠贤以抗不附己，嘱其私比，矫旨勒令自尽，是皇上不能保其妃嫔矣。大罪九也。中宫有庆，已经成男，乃绕电流虹之祥，忽化为飞星堕月之惨，传闻忠贤与奉圣夫人实有谋焉。是皇上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也。忠贤以私忿矫旨，掩杀（王安）于南海子。是不但雠王安，而实敢于雠先帝之老仆与皇上老犬马，略无顾忌。大罪十一也。今日奖赏，明日祠额，要挟无穷，王言屡亵。近又于河间府毁人房屋，以建牌坊，镂凤雕龙，干云插汉，又不止于茔地擅用朝官，规制僭拟陵寝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荫中书，明日荫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诰敕之馆，目不识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等，五侯七贵，何以加兹？大罪十三也。立枷之法以示威，枷号家人者，欲扳陷皇亲也；扳陷皇亲者，欲动摇三宫也。当时若非阁臣力持，椒房之戚，又兴大狱矣。大罪十四也。良乡生员章士魁，以争煤窑伤其坟脉，托言开矿而致之死。赵高鹿可为马，忠贤煤可为矿。大罪十五也。伍思敬、胡遵道以侵占牧地细事，而径置囚阱。草菅士命，大罪十六也。科臣周士朴执纠织监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贤竟停其升迁，使吏部不得专其铨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驳。大罪十七也。北镇抚臣刘侨，不肯杀人媚人，自是在刑言刑，忠贤以其不善锻炼，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贤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也。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鸿胪寺传单，忽传诘责，及科臣覆奏，台省交章，又再亵王言，而煌煌天语，朝夕纷更，令天下后世视皇上为何如主？大罪十九也。东厂原以察奸究贪为常，不以扰平民也。自忠贤受事，鸡犬不宁。野子傅应星等为之招摇引纳，陈居恭为之鼓舌摇唇，传继教为之投罟设网。词组违忤，驾帖立下。如近日之逮汪文言，不从阁票，不令阁知。而傅应星等造谋告密，日夜未已，势不至于兴同文之狱，刊党锢之碑不已者，当年西厂汪直之僭，恐未足语此。大罪二十也。前韩宗功潜入长安，侦探虚实，往来忠贤私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大罪二十一也。祖制不蓄内兵，原有深意。忠贤创立内操，使羽党盘踞其中，安知无大盗刺客深谋不宄之人！识者每为寒心。昔刘瑾招纳亡命，曹吉祥倾结达官，忠贤盖已兼之。大罪二十二也。忠贤进香涿州，铁骑之簇拥如云，蟒玉之趋随耀日，及其归也，以舆夫为迟，故驾驷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则已俨然乘舆矣。大罪二十三也。闻今春忠贤走马御前，皇上曾射杀其马，贷忠贤以不死。忠贤不自畏罪请死，且进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堤防，介介不释。从来乱臣贼子，只争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奈何养虎兕于肘腋间乎？此又寸脔忠贤不足尽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宫中、府中，大事、小事，无一不是忠贤专擅，反觉皇上为名，忠贤为实。天颜咫尺之间，忽漫不请裁，而驰候忠贤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势至此，皇上威灵尚尊于忠贤耶！”（《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同一个魏忠贤，同样的法律，同样的制度，前后两个月时间，朱由校说他有功，朱由检说他有罪。谁是谁非？假如朱由校和朱由检两人为此对簿公堂，谁将胜诉？这，都将是无解的命题。 明朝灭亡以后，把魏忠贤说得罪大恶极、一无是处的稗官野史举不胜举。（《明史》中的有关文字，显系采自这些稗官野史）。魏忠贤以致成了人们心目中反面人物的典型。但这类稗官野史基本上是出于文人的“恶搞”，书中大肆渲染的魏忠贤的“罪恶”，大多查无实据。对于一个政治上被搞臭了的人物，谁都可以往他身上泼脏水。泼错了也没有人追究他侮辱、诽谤、诬告、陷害的责任。相反，泼得越多越狠，就越符合“圣意”，越符合“主流意识”，越显得“嫉恶如仇”，越显得“正确”。名利双收。 话说回头来，魏忠贤主政东厂期间，位高权重。身处唯我独尊、以我划线的人治时代，要说魏忠贤手上没有徇私枉法、权钱交易、党同伐异、公报私仇和草菅人命的情况发生，是不可能的。魏忠贤不可能完全无罪。事实上，对东林党人的残酷迫害，制造杨涟、左光斗等人的冤狱，就是典型的例子。《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天启五年）秋七月，下楊漣、周朝瑞、左光斗、顧大章、袁化中於北鎮撫司……遂五日一比，慘毒更甚。比時累累跪階前，訶詬百出，裸體辱之，弛杻則受拶，弛鐐則受夾，弛拶與夾，則仍戴杻鐐以受棍。創痛未復，不再宿，復加榜掠。後訊時皆不能跪起，荷桎梏平臥堂下，見者無不切齒流涕。”另如：“工部郎中万燝上疏刺忠贤，立杖死”；“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击节称叹。奴告之，毙怀贤，籍其家。”……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罪行。但令人叫绝的是，钱嘉徵、朱由检对这些罪行却一字不提，是因为这些事与魏忠贤无关？还是这些事根本就不算罪行？ 必须指出，在与东林党人的斗争中，魏忠贤并不是孤身奋战。他也有一个“党”，后来被称为“阉党”。其实，这个称谓是很不准确的，比较恰当的叫法，应该称作“帝党”。因为从朱由检开列的所谓“阉党”名单中可以看到，“阉党”人员绝大多数是皇帝朱由校亲自任命的政府官员，属于“阉宦”的人员极少。这个名单同时说明，这个“阉党”的最高领袖，是朱由校而不是魏忠贤。 东林党与“阉党”之争，不是是与非之争，不是正确与错误之争，不是正义与邪恶之争，更不是为国为民而争。东林党与“阉党”之争，纯粹是帮派之间的权力之争，利益之争。他们的斗争手段，也别无二致，没有什么优劣之分。都是不择手段地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孙慎行控告方从哲，说：“其罪恶逆天，万无可生之路。陛下宜急讨此贼……”；杨涟控告魏忠贤，说：“寸脔忠贤不足尽其辜者”；钱嘉徵控告魏忠贤，说：“罄南山之竹，不足书其奸状；决东海之波，难以洗其罪恶。伏乞皇上独断于心，敕下法司，将魏忠贤明正典刑，以雪天下之愤”。无不如此。如果角色互换，杨涟、钱嘉徵成了主审法官，魏忠贤成了囚徒，魏忠贤的遭遇不一定会比杨涟、左光斗等人好多少。 人们在谈到天启年间的政坛乱象时，一概归之于“魏忠贤专权”，却常常忽略了朱由校的存在。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高踞庙堂之上的朱由校，才是真正的实权人物、“罪魁祸首”。朱由校对魏忠贤言听计从确是事实，但朱由校执政七年，从来没有放过权，也是事实。魏忠贤既没有专权，也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专权。魏忠贤只是朱由校的一块石头、一只猎犬、一只替罪羊而已。没有朱由校的授权，魏忠贤这个大老粗能干什么？朱由校去世前十日，“召见阁部、科道诸臣于乾清宫，谕以魏忠贤、王体乾忠贞可计大事”；“上病亟时，召皇弟信王入，谕以当为尧舜之君，再以善事中宫为托，及委用忠贤语。既崩，忠贤自出迎王入”（《明史?宦官传》）。可见，朱由校对魏忠贤是绝对信任的，魏忠贤对朱由校是忠心耿耿的。所谓的“矯旨”，其实就是奉旨。 奉旨变成“矯旨”，是中国式的聪明。中国人素有为尊者讳的传统。功劳、善举，都归英明领袖，罪恶、错误，全在臣民和妃嫔身上。明朝的灭亡，其责任当然不在朱由校，也不在朱由检，而在魏忠贤了。迫害东林党人的罪恶，也就必须由魏忠贤来承担。发号施令的朱由校，因为是皇帝，自然免于起诉。当然，魏忠贤也不必因此而心生怨言，谁叫你不是皇帝呢？ 魏忠贤死了。死后背了无数的骂名。魏忠贤之所以背上无数骂名，是因为他“罪”有应得。这个“罪”，不是他现行的罪，是他的原罪，是他的身份。在许多人眼里，宦官是生而有罪的。宦官而“专权”，罪就更大了。 魏忠贤是一个喜剧人物，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喜与悲，全在皇帝的一念之间。方孝孺被朱棣诛灭九族，张居正被万历死后戮尸。许多人愤愤不平，朱棣和万历却认为他们罪该如此。朱由校上台后，却给方孝孺、张居正“恢复名誉”，宣布无罪。东林党人被朱由校列为贱民，永不叙用。朱由检却来了个“逐忠贤党，东林诸人复进用”。结论总是人下的。人的因素第一，“颠倒了的历史又被颠倒过来”的现象，在中国也就不绝如缕。以致进入现代社会，类似现象还时有发生。胡风、彭德怀、刘少奇等案，就是例子。 魏忠贤死了。死前他与老友李朝钦痛饮一醉，然后从容自尽，告别了这个纷扰的世界。魏忠贤临死之前想了些什么？也许想了很多，也许根本就没有想。但魏忠贤现象，魏忠贤的大富大贵、大喜大悲，魏忠贤的狠如虎兕、弱如羔羊，留给了世人沉重的思考。
蛇吞象，并不荒诞的游戏——甲申再读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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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曾经是非常强大的。明朝时期的中国，拥有超过一亿的人口，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百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十数万精心选拔的官吏。此外，物产丰富，历史悠久，科学技术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其综合国力无与伦比，是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水之滨，莫非王臣”。在中国，一切归皇帝所有，综合国力也就由皇帝掌握和支配。掌握和支配着如此强大国力的明朝皇帝，有太多的理由相信，自己的江山是固若金汤的，是永远不会变色改姓的。他尽可以极尽奢华、荒淫无度、草菅人命、为所欲为。是啊，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对一个超级大国构成威胁？有什么力量能与如此强大的国力抗衡？与明朝政权叫板，无异于自己找死。事实上，从1368年到1643年明朝存续的275年间，确实没有任何人产生过这样的念头。然而，到了1644年（农历甲申年），有人便想到要打垮它、消灭它。最先有这个想法的，是李自成。短短几个月以后，李自成心想事成，果然把大明王朝这个庞然大物一脚踢进了坟墓，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蛇吞象的活剧。李自成不是什么神人，他没有什么非凡的力量、非凡的智慧，也没有什么非凡的法宝、非凡的手段。李自成只是一个普通农民。他没有文化，更没有接受过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如果说他与一般的农民有什么区别的话，这个区别也许就是，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时候，一般的农民只是逆来顺受、听天由命，而他走了一条与命运抗争的道路。李自成的经历极具戏剧性。 崇祯元年，陕西发生大饥荒。延安地区的“不沾泥”、杨六郎等贫民聚众为盗，李自成便是其中的一员。他们为了活命，不再服从官府的管束，不再把朝廷的律令放在眼里。他们揭竿而起，占山为王，杀人越货，劫掠官仓。明朝政府毫不手软地派军队**。由于力量过于悬殊，不久，“不沾泥”、杨六郎被杀，李自成躲到深山里，逃过一劫。崇祯二年十月，李自成加入高迎祥的农民起义军。继续做着那不要本钱的买卖。崇祯七年，总督洪承畴进剿高迎祥的农民起义军。高迎祥被俘，其残部退至商雒山中，李自成被推为首领。当年六月，李自成被总督陈奇瑜包围于汉中车箱峡。李自成无路可逃，自缚诈降。陈奇瑜以为他真心归顺，劝他改过自新，将其释放。李自成因此死里逃生。脱险之后，李自成纠集余部，重整旗鼓。十月中旬，李自成在高陵、富平间遭到总兵左光先的沉重打击，败退陕西。崇祯八年，总督洪承畴指挥几路部队对李自成进行围剿。李自成连遭重创，濒临崩溃。在此生死存亡之际，明朝驻宁夏的官军发生叛乱，洪承畴被紧急调往宁夏平叛。李自成得以化险为夷，突出潼关，进入河南。崇祯九年正月，左良玉、陈永福合围李自成于朱仙镇，李自成转移到登封、密县。三月，李自成在罗家山打败官军。四月，攻陷米脂、绥德，重返延安。崇祯十年正月，李自成攻陷宝鸡、泾阳、三原。十月，攻陷宁羌，随后分三路进入四川，攻陷广元、昭化、剑州、梓潼、黎雅。接着，攻陷青川、彰明、盘亭，包围绵州，逼近成都。四川各地的农民起义军纷纷归附。李自成的部队达几十万人。崇祯十一年二月，洪承畴设伏于梓潼，以川兵引诱李自成。李自成率军追击川兵，中计，几乎全军覆没。李自成不得已率残部千余人投奔湖北的张献忠。张献忠怕养虎为患，想趁机把他杀掉。李自成发觉后，一个人骑着一匹骡子逃走。逃离虎口后，在淅川的农民军首领马守义（外号老回回）那里养了半年多病。病好以后，马守义给了他几百人马，让他自谋生路。崇祯十二年九月，李自成在函谷受到官军的沉重打击，部下大部分投降。李自成陷于绝境。几次自杀，均被其养子李双喜救下。后经武关逃到郧阳深山之中，不久转到河南。其时，河南发生大饥荒，灾民流离失所。李自成以夺取官府和富户的粮食与财物赈济灾民，灾民纷纷加入李自成的队伍。“一斗谷”等多股农民军也相继集体加入他的部队，李自成的人马很快就达到几十万之多。十二月，李自成连破四十八寨，攻陷宜阳。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陷洛阳。二月，攻陷归德。九月，李自成与罗汝才联手，攻陷叶县。十月，李自成与张献忠、“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等农民军实行大联合，总兵力超过一百万。十一月，攻陷南阳。十二月，连陷洧州、许州、长葛、鄢陵、禹州。接着，再次包围开封。内乡、镇平、唐县、新野各县不战而降。崇祯十五年三月，李自成攻陷陈州、睢州、大康、归德、宁陵、考城。五月，攻陷开封、亳州。十月，复陷南阳。闰十一月，攻陷汝宁、襄阳，夷陵、宜城、荆门，荆州。 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攻陷孝感、黄陂、景陵、德安、黄州。二月，攻陷麻城、郏县。三月，攻陷常德、岳州。三、四月间，他相继把盟友“革里眼”、“左金王”、罗汝才、袁时中等农民起义军首领杀掉，将其部队吞并。接着，攻陷保康、禹州。十月，攻陷阌乡、潼关、华阴、渭南、华州、商州、西安。十一月，攻陷延安、榆林。宁夏、凤翔、兰州、庄浪、凉州相继投降。十二月，攻陷平阳，甘州。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正月初三，李自成挥师东征，扬言三月十日拿下北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李自成就占领了山西全省。二月，河北各州县纷纷投降，李自成大军直指北京。三月十五日，李自成占领昌平。十六日晚，李自成包围北京。三月十七日开始攻城。十八日，李自成派投降太监杜勋进城劝崇祯禅位，被崇祯拒绝。当日晚间，守卫广宁门、德胜门、阜成门、宣武门、正阳门、朝阳门的官军先后投降，李自成的部队进入北京。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在部将的簇拥下经德胜门进入北京内城。沿途市民夹道欢迎。当天凌晨，崇祯在逼死皇后、亲手杀死多名妃嫔后上吊自杀。第二天，李自成端坐在金銮殿上，舒心爽气地接受一千三百多名前明朝官员的朝贺。大明王朝就此寿终正寝。李自成的经历表明，崇祯十二年十月以前，李自成只是一个“流寇”。他没有什么政治意图。他的军事行动，主要是为了获取钱、粮等物质利益。每攻破一个城池，他便劫掠一空，然后弃之而去。他没有巩固的根据地，也没有想过要建立根据地。他只满足于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这十多年期间，明朝官军大多是主动进击，李自成则大多是被动躲避。偶有交战，李自成常常是胜少败多。明廷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崇祯十二年十月，形势开始逆转。李自成处于攻势，明廷处于守势。崇祯十六年以后，双方强弱易位，李自成的军队所向披靡、势如破竹，明军则一触即溃、土崩瓦解。而正是这种急转直下的形势，使李自成萌发了打垮明朝的念头。最先对皇权发起挑战的，为什么不是怀有野心的政治集团，而是一贯对自己奉若神明的子民？立国久远、强大如斯的大明王朝，为什么没有亡于藩王的叛乱，没有亡于外族的入侵，而是亡在无知无识、一盘散沙的农民手上？“奉天承运”的皇帝，为什么会被以效忠皇上为天职的子民逼上死路？传承千年的忠君爱国理念，为什么挽救不了大明王朝的覆灭？ 综观当时的社会状况，不难找到答案。从甲申年正月初三李自成西安起兵，到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入北京，在李自成对明朝政权正式发起攻击的整个过程中，没有打过真正的大仗，没有出现过值得一提的战例，也没有涌现出一个堪称军事家的人物。李自成之所以节节胜利，势不可挡，是因为明朝的官军或者消极抵抗，或者不作抵抗，或者干脆助李反明。在明朝政权风雨飘摇的时候，反对明朝政权的人，越来越多，为明朝政权卖命的人，越来越少。明王朝与李自成双方力量此消彼长的过程，是大多数臣民对明王朝的态度发生转变的过程。许多人对明王朝的态度，从起初的效忠、服从，逐步转变为应付、观望、反感、厌恶以至于痛恨。崇祯末年，对明王朝的态度发生此种变化的人，数量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级别越来越高。先后加入到这个人群中的，是老百姓、士兵、低级官吏、中层官员，最后，许多高级官员和内廷亲信，也加入到了这个行列之中。在记述甲申之变的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载：“上召对群臣，马世奇对曰：‘今闯、献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非附闯也，苦兵也……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欺，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癸未（1643）、甲申（1644）间，都人望贼如望岁。”“贼至忻州，官民迎降……攻代州、五台，官吏迎降。”“寇犯大同，兵民皆欲降，命城守不应。”“贼陷怀庆，抵固关，分趋真定、保定。上至是始闻山西全陷。”“贼犯保定，中军郭中杰缒城降贼，兵溃。”“真定兵叛降贼。近京三百里，寂然无言者。”“李自成长驱向宣府，监视太监杜勋绯袍八驺郊迎三十里，宣府军民俱迎降于贼。”“癸卯（十五日），寇自柳沟抵居庸关。柳沟天堑，百人可守，竟不设备。总兵唐通、太监杜之秩迎降，抚臣何谦伪死私遁。时京师以西诸郡县，望风瓦解，将吏或降或遁。”“甲辰（十六日），贼陷昌平州，诸军皆降。贼焚十二陵享殿，传儆至京师。”“乙巳（十七日），贼大至，方报‘过卢沟桥’，俄攻平则、彰义等门。城外三大营皆溃降，火车、巨炮、蒺藜、鹿角皆为贼有。贼反炮攻城，轰声震地。”“内城陷，一阉奔告，上曰：‘大营兵安在？李国桢何往？’答曰：‘大营兵散矣。皇上宜急走。’其人即出，呼之不应。”“（十九日）五鼓，上御前殿，手自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辰刻德胜、平则（阜成）、顺承（宣武）、齐化（朝阳）、正阳五門，一時俱开。午刻，李自成氈笠缥衣，乘乌骓馬，由德胜门入，遂进紫禁城。”“司礼视印太监王德化以内员三百人先迎德胜门，自成同伪都督刘宗敏等数十骑入大内，太监杜之秩等率党为前导。”“史可法曰：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上述引文见《明史纪事本末》、《明季北略》）。可见，明王朝与李自成之间的搏斗，不是单纯的军事力量的对决，也不是策略战术的较量，而是民心向背的比拼。民心的得失，决定了政权的存亡。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反抗皇权的农民起义。所有的农民起义，无一不是农民因为极度贫困，生存面临威胁而逼上梁山的。明末的农民起义也不例外。在生命价值与礼教价值孰轻孰重的问题上，农民们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了礼教之上。为了生存，反抗暴政，另辟生路，成了贫困农民的唯一选择。对生存权的追求，是权利意识的觉醒。水是柔弱的。数量有限的水可以被人一口吞下，可以被一块抹布擦干，可以很容易烧煮成蒸汽，无声无息地化为无形。然而，当它汇合成了江河湖海，凝聚成了一个巨大的整体时，它可以承载巨轮，也能让巨轮灭顶。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倡导、推行、教育，封建的正统观得到了全面的普及和提高。人们普遍认为，皇帝永远圣明，臣民永远该死。皇帝的旨意，都是真理，都是天意。哪怕是荒唐的、无耻的、罪恶的旨意，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在历史档案和有关史料中，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的这三类圣旨，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为了皇帝的利益，臣民必须无条件地付出自己的一切，以至于生命。为皇帝而粉身碎骨是光荣的，欺君罔上则是大逆不道。老百姓只有为皇帝服务的义务，不存在自身的权利。久而久之，这种观念也就成了传统观念，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下，老百姓的奴才意识深入骨髓，成为思想中的遗传基因，权利意识也就没有存身之地。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够延续两千余年，与这种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是分不开的。皇帝、国家、人民，本来是几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但专制统治者为了一己之私，故意混淆视听，把这几个概念混为一谈。制造出皇帝就是国家的象征、皇帝就是人民的代表、皇帝的权力受人民拥护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皇帝的权力不允许受到质疑和挑战；忠君就是爱国。皇帝垮台了，国家就灭亡了；皇帝遭遇了羞辱，就是人民的耻辱。在这个“理论”的影响下。对于明朝的灭亡，尽管大多数老百姓拍手称快，但还是有一些人痛心疾首。一些人以不做亡国奴为口号，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帜，试图恢复朱明王朝的统治。由于朱明王朝的极端腐朽和不得人心，这面旗帜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号召力，复明的企图很快就化作了泡影。其实，被李自成打垮的仅仅是朱明王朝，而不是中国。明朝灭亡了，中国并没有灭亡，中国依然存在。只是它不再由朱家人统治而已。中国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王朝灭亡了，一个又一个皇帝被杀了，但中国没有亡，一直存在着，并且还将继续存在下去。中国，是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是千百万人民，是与我血肉相连、荣辱与共的同胞。中国，永远是可爱的，永远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去爱。皇帝是什么？是把人民群众当作奴隶的奴隶主而已。忠君与爱国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忠君并不等于爱国。无数的事实证明，崇祯是一个极端残忍、极端阴险的暴君。对于这样的君王，忠君就是助纣为虐，忠君就是为虎作伥，忠君就是无知，忠君就是自残，忠君就是犯罪。甲申年上演的活剧，并没有因崇祯上吊而结束。李自成传承的是成王败寇的理念，并不比崇祯高明多少。他像崇祯一样，蔑视生命的价值，不在乎民心的得失，终于被北京的市民所唾弃。不久，李自成被吴三桂联合多尔衮赶出北京，重蹈了崇祯的覆辙，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处的结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几天以后，满清取代大顺，建立了清朝。政治本该是神圣的，严肃的。游戏可以是滑稽的，荒诞的。两者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是，当政治与游戏结合在一起时，神圣的就不再神圣，严肃的就不再严肃，滑稽的就不再滑稽，荒诞的就不再荒诞了。蛇吞象，是一场并不荒诞的政治游戏。
“钦定逆案”，帝王折腾的典范——甲申再读之六 汤守道 明朝末年的政坛，乱象环生。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官场上的党争。明末党争，从万历初年开始，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两京的官员基本上都涉身其间；党争持续的时间之长，波及的范围之广，史无前例。党争中最主要的角色，是名震遐迩的东林党人。三年前还置身党争局外的魏忠贤，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也被推到了党争的风口浪尖之上，成了明末党争中的著名人物。不过，真正使魏忠贤出名的，不是因为他在党争中的表现，是因为他在党争基本告一段落后，被先前与党争并无瓜葛的朱由检处死。由于他是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皇帝处死的。因此，魏忠贤死后，人们可以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地拿他开心，拿他泄愤，拿他出名，拿他谋利，拿他做替罪羊，拿他当摇钱树。以致他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正史、野史、小说、戏剧之中。他曾经深受皇帝的敬重，备享尊荣，以一个正面人物的形象名满天下；现在被另一个皇帝深恶痛绝，以一个反面人物的形象，再一次名满天下。魏忠贤的出名，就是来自这两次天渊之别的际遇。明末的党争，颇多怪异。党争的原因，不是政见不同，不是目标有异，不是路线分歧，不是观念冲突。争斗的目的，不是为了巩固国防，不是为了整肃吏治，不是为了富国强兵，不是为了移风易俗。争斗的唯一原因和目的，就是党同伐异，整倒对方。热衷于党争者，大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真谛。争斗各方都自称忠于皇帝，遵循祖制，崇奉孔孟，为国为民。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成为战友，成为同志。恰恰相反，他们视对方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都不择手段地要置对手于死地。争斗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外敌入侵的抵抗。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争斗各方不乏饱学之士，但他们好像都不知道，决定争斗胜负的，并不在于各方的斗争谋略和道义力量，而仅仅是皇帝个人的态度。末代皇帝朱由检继位前夕，党争基本上告一段落。几年前因得到天启皇帝朱由校支持而叱咤风云的东林党人，此时完全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东林党的领袖人物全被逐出朝廷，一般的东林人物也被限制使用。此时，以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实为帝党），已经不把东林党人当成劲敌。“阉党”不那么心狠手辣，没有将东林党人赶尽杀绝。东林党中的重要人物，除少数几个自杀和瘐死狱中外，绝大多数安然无恙，只是退出了政治舞台而已。本来，延续几十年的党争，到此基本上可以画一个句号。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魏忠贤们凯歌高奏的时候，他们赖以依靠的擎天大柱朱由校，突然在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去世。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校的弟弟朱由检继位成了皇帝，即崇祯皇帝。朱由检登基那天，在接受文武百官的三叩九拜之后，宣示了雄心勃勃的圣谕。他宣称要做尧舜之君，要在几年内实现富国强兵，重振国威。他号召臣民畅所欲言，献计献策。当时的朱由检还是一个从未涉足政坛的十七岁少年。他既没有接受过理论方面的培训，也没有管理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的实际经验。满朝的官员，他也认识不了几个。至于谁好谁坏，谁强谁弱，就更不了解。崇祯元年的廷推，他不得不用拈阄的方式来选择内阁成员。因此，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少年天子，谁也不知道他将怎样来治理他的天下。为了得到他的欢心和信任，官员们响应他的号召，纷纷上疏，建言献策，表达忠心。朱由检阴险刻薄，好高骛远，刚愎自用，嫉妒心极强。《明史·列传一百九十七》对他是这样评论的：“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他不能容忍别人拥有权力，不能容忍别人享有社会声望，更不能容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式的特等臣民的存在。当时，魏忠贤身兼秉笔太监和提督东厂的职务，被封为上公。位高权重，名满天下，生祠遍天下。京城的太学旁边，魏忠贤还享受着孔子的祀礼。这一切，朱由检自然无法忍受。改变这种状况、让魏忠贤身败名裂，便成了他的第一要务。不久，朱由检给魏忠贤安上一个“逆党”的罪名，撤销了他的全部职务。十一月初一，朱由检将魏忠贤贬往凤阳守墓。五天后，朱由检突然改变主意，下令将其处死。魏忠贤的朋友暗中派人日夜兼程，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赴凤阳途中的魏忠贤。魏忠贤于是在执行人员到达之前，先行自缢。此时，距朱由校去世还不到两个半月的时间。朱由检恨乌及屋。接下来，下令将魏忠贤的亲属和关系密切的朋友处死。魏忠贤被处死，有的人拍手称快，有的人感到难以理解，有的人认为不那么恰当，有的人甚至为他鸣冤叫屈，什么观点都有。官员们的观点，有意无意地流露在奏疏当中。朱由检发现，同情魏忠贤和对处死魏忠贤一事说三道四的人还真的不少。他对此非常愤怒。但他不露声色，继续号召官员们畅所欲言，建言献策，深揭狠批魏忠贤的滔天罪行。他要引蛇出洞，看看究竟有多少人胆敢对他的决断说三道四。到时候他再一起收拾。朱由检从小厌学，文化水平不高。《烈皇小识》记载，大学士周道登给他讲课时，他曾向周道登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近来诸臣奏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以致周道登为了顾全他的面子，没有解释，而故意把这两个问题当成深奥的学问，说自己也不懂。官员们辞藻华丽、引经据典、骈味十足的奏疏，朱由检大多半懂不懂。但上疏者在奏疏中流露出来的对魏忠贤是同情还是厌恶，对处死魏忠贤是赞成还是持有异议的态度和观点，他还是看得出来的，或估摸得到的。当然，有些人由于措词委婉，故作高深，被朱由检完全理解错了的也有。朱由检将这些上疏者分为同情魏忠贤和反对魏忠贤两类，将他们的奏疏分开归档。崇祯二年正月，朱由检开始了他的收拾行动——整肃“逆党”。魏忠贤“逆党”案的案犯人数、案犯名单、罪名种类、量刑标准，悉由朱由检亲自敲定。史称“钦定逆案”。按照朱由检当初的要求，此案必须在几天之内处理完毕。由于办案官员不知道什么人是案犯，也没有掌握案犯的犯罪证据和线索，无从着手。办案官员蒙头瞎脑地办了几次，都不符合朱由检的要求，结果没有如期完成任务。但尽管如此，这个惊天大案，从正月廿四日立案，到三月十五日公布判决书，也只花了四十九天时间。“效率”之高，令人咂舌。“钦定逆案”的办理过程，《崇祯实录·卷之二》这样记载：“庚辰，召大学士韩爌、李標、钱龙锡，吏部尚書王光永，谕曰：‘朕欲定附逆人罪，必先正魏、崔首逆，以次及附逆者。如首开谄附、倾陷拥戴、及颂美不置與未词颂而阴行赞导者。据法依律，无枉无狥，卿等数日內其確定以闻’。初，逆珰死后，上欲因台谏言定逆案。大學士韩爌、钱龙锡不欲广搜树怨，仅列四五十人以请。上不悅，再令尽列以闻。且曰：‘皆當重治，轻则削籍。’阁臣复以数十人呈进。上怒不稱旨。命分三等，曰称颂、曰赞导、曰速化。且曰：‘忠贤一人在內，自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其內臣同恶者亦当入之。’阁臣以外廷不知內事对。上曰：‘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阅日，召阁臣入，指黃袱所褁章疏若干，曰：‘此皆珰实迹也，宜尽按入之。’阁臣知势不可止，乃曰：‘臣等职司辅导，三尺法非所习也。’上召问吏部尚书王永光，对曰：‘吏部所谙考功法耳，不习刑名。’乃召刑部尚書乔允升參定之。壬子，召阁臣及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於平台。问：‘张瑞图、来宗道何以不在逆案？’对云：‘二臣事逆无实。’上曰：‘瑞图善书，为珰所爱，宗道祭崔呈秀毌，称“在天之灵”,其罪著矣。’问:‘贾继春何以不治？’阁臣言：‘继春欲善待选侍，不失厚道。后虽反复，其持论亦多可取。’上曰：‘惟其反复，故为小人。’于是，发原奏及前紅本未入各官六十九人，各令酌定。于是案列甚广，几无遗矣。”这段记载改写成现代汉语，就是这样的意思：“正月二十四日，崇祯皇帝朱由检把大学士韩爌、李標、钱龙锡，吏部尚書王光永找来，对他们说：‘我想把那些追随魏忠贤的人一起定罪。当然，魏忠贤、崔呈秀必须先定为首犯，再把追随他的人作为从犯。比如对魏忠贤阿谀逢迎的、打击别人而拥护魏忠贤的、给魏忠贤歌功颂德的、以及表面上没有歌功颂德但暗地里赞扬和支持魏忠贤的人。你们一定要依法办事，不准徇私枉法。你们要抓紧时间，务必在几天之内完成这个任务。’起初，魏忠贤刚死不久，崇祯皇帝就有了这个打算。并且决定把那些在奏疏中为魏忠贤说话或对处死魏忠贤说三道四的人，作为魏忠贤的党羽治罪。受命办理这个案子的大學士韩爌、钱龙锡不想得罪太多的人，只开列了四五十个人的名字上报给崇祯皇帝。崇祯皇帝看了这个名单，很不高兴。命令他们把该列为从犯的人全部开列报给他。并且警告说：‘这些人都要严惩，最轻的也要削职为民。’办案官员听了，便增加了几十个人的名字报给他。崇祯皇帝一看，大发雷霆地说，给你们讲了几次，你们为什么不按照命令办事？崇祯皇帝接着说，你们必须给我把全部名单报来。不但要全部报，还要按照罪行的轻重，分为称颂、赞导、速化三个等级。停了一下，他又说：魏忠贤只是宫廷里的一个太监，没有宫廷外面的官员阿谀奉承，他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对魏忠贤阿谀奉承的人，与魏忠贤内外勾结的人，全都给我列进去。另外，你们记住，太监里面与魏忠贤沆瀣一气的，也要列进去。办案大臣说，宫廷里面的情况我们不了解呀。崇祯怒气冲冲地说：‘什么不了解情况，你们是怕得罪人！’过了几天，他把那几个办案大臣叫道宫中，指着桌子上的一个包着不少奏疏的黄色包袱说：这里面是魏忠贤逆党的犯罪事迹，牵涉到的人，不管是谁，都以逆党论处。事情到了这一步，办案官员知道，他们已经无法改变崇祯皇帝因言定罪的决心了。于是就说：‘我们都是一介书生，教教书、搞点咨询什么的还可以，法律方面的知识，我们很欠缺，谁的罪重，谁都罪轻，我们吃不准。这个案子我们办不好。’崇祯皇帝便叫吏部尚书王永光过来，问他：‘你是吏部尚书，他们不懂，你总该懂吧。’王永光说：‘考察和任免人事方面的法律我确实很熟悉，但刑事方面的法律我也不懂。这件事我也干不好。’崇祯皇帝于是下令刑部尚書乔允升给这些人定罪。乔允升推脱不了，只好承担下来。壬子那天，崇祯皇帝把办案官员和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叫到平台。问：‘张瑞图、来宗道为什么不在逆案名单中？’办案官员回答说：‘这两个人没有追随魏忠贤和与魏忠贤相互勾结的事实。’崇祯皇帝说：‘张瑞图的字写得好，受到魏忠贤的欣赏，来宗道在祭奠崔呈秀的毌亲时，祭文中有“在天之灵”的字句,这就是追随首犯的罪行，是重罪。’崇祯皇帝又问:‘为什么不给贾继春治罪？’办案官员回答说：‘贾继春早先建议要善待李选侍，人还是比较厚道的。后来虽然改变了态度，但他的话还是有些道理的。’崇祯皇帝说：‘这不是反复无常吗，反复无常就是小人。’于是，办案官员在结案报告中的名单上，又增添了以前的奏疏中没有列入的各级官员六十九人并分别定了罪。这个逆党案，牵涉的范围非常广泛，崇祯皇帝认为应该列为逆党的，几乎没有遗漏一个。”朱由检选择了一个大吉大利的日子——三月十五日，发布了对“逆党”案的处理结果：“崇祯二年三月，帝为诏书颁示天下。首逆凌迟者二人：魏忠贤，客氏。首逆同谋决不待时者六人：呈秀及魏良卿，客氏子都督侯国兴，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十九人：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薛贞、吴淳夫、李夔龙、曹钦程，大理寺正许志吉，顺天府通判孙如冽，国子监生陆万龄，丰城侯李承祚，都督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张体乾。结交近侍次等充军者十一人：魏广微、周应秋、阎呜泰、霍维华、徐大化、潘汝祯、李鲁生、杨维垣、张讷，都督郭钦，孝陵卫指挥李之才。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大学士顾秉谦、冯铨、张瑞图、来宗道，尚书王绍徽、郭允厚、张我续、曹尔祯、孟绍虞、冯嘉会、李春晔、邵辅忠、吕纯如、徐兆魁、薛风翔、孙杰、杨梦衮、李养德、刘廷元、曹思诚，南京尚书范济世、张朴，总督尚书黄运泰、郭尚友、李从心，巡抚尚书李精白等一百二十九人。交结近侍减等革职闲住者，黄立极等四十四人。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又五十余人。”（《明史·阉党》）至此，案件取得了“完满的成功”。其时，朱由检还不到十九岁。少年天子的“雄才大略”，由此可见一斑。在不少“史学家”的著作中，“钦定逆案”是朱由检一生中最光辉的业绩，而朱由检则因打造了“钦定逆案”这个政绩工程，被这些“史学家”誉为“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这边说要“据法依律，无枉无狥”，那边却硬要“因台谏言定逆案”，这就是朱由检的“英明伟大”。有了这样“英明伟大”的圣上，天理、国法、正义、公道也就无需挂齿了。几百年来，魏忠贤一直被定位为一个无恶不作、罪大恶极的千古罪人。是一个有着强烈犯罪癖的心理变态者。但他究竟犯有什么具体的罪行，专家、学者、作家们大多语焉不详。没有人举出过一个完整的、证据确凿的、有史可考的案例。最流行的说法是，天启皇帝朱由校痴迷于干木匠活，不理朝政。大小事务，一概交付魏忠贤处理。魏忠贤则假传圣旨专干坏事。有人甚至言之凿凿地说，朱由校的木匠手艺，属于大师级水平，他制作的一个缩微乾清宫，其结构比例、内外装饰与真正的乾清宫一模一样，巧夺天工。这些说法的唯一证据，是《明史·宦官二》中的这段记述：“帝性机巧，好亲斧锯髹漆之事，积岁不倦。每引绳削墨时，忠贤辈辄奏事。帝厌之，谬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但这段记述是否属实，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属实，那么，对于皇帝的特殊爱好及“积岁不倦”的经常性活动，就必然会在《熹宗本纪》、《熹宗实录》和众多当朝大臣的《列传》中有所反映。但整部《明史》，只有《明史·宦官二》中的这几句话，说到了朱由校对木工、油漆工的爱好及爱好的程度，在别的篇章中，却找不到蛛丝马迹。也就是说，这段记载没有任何旁证，只是一个孤证。当时经常出入宫廷、与朱由校频繁接触的各部大臣，大多有著作存世，也没有听说过谁的著作中，有关于朱由校“好亲斧锯髹漆之事，积岁不倦”的记述。此外，紫禁城中，至今没有人发现过朱由校的任何木制作品，也没有发现朱由校“斧锯髹漆”的一丝半点的遗迹。实际情况可能是，朱由校的确对木工、油漆有较大的兴趣，有时甚至会以木工、油漆作为消遣，但绝对不至于“积岁不倦”，痴迷到不理朝政的程度。朱由校木工制品“巧夺天工”的说法，就更不可信。纯熟精到的木工手艺，非经长期磨练不可。而朱由校并不存在长期磨练木工手艺的基本条件。朱由校不满十六岁就当了皇帝，当上皇帝以后，差不多就是“日理万机”了。而登基之前，他只是一个少年儿童，玩玩木工有可能，练，恐怕就谈不上了。一部几十万字的《熹宗实录》，差不多逐日记录了朱由校在位期间的全部活动。我们从《熹宗实录》上可以看到，他经常临朝听政；经常在宫廷里召见或接见各部官员，研究对策；经常听取官员们的汇报，批阅官员们的奏疏；经常听大学士的讲读；不时出宫巡视。但就是没有他做木工的记录。也没有他不理朝政，大小事务全都交付魏忠贤处理的记录。根据《熹宗实录》的记载，朱由校与各部官员的接触十分频繁，与官员们的交流也非常畅通，魏忠贤要假传他的圣旨，背着他私自任免和处置省部级的官员，是根本办不到的。实际上，魏忠贤一直视朱由校为自己的再生父母，绝对不会违背朱由校的意愿办事。朱由校去世时，他的眼睛都哭肿了。《熹宗实录》是崇祯朝的内阁首辅温体仁负责编修的。温体仁曾经被朱由校任命为礼部右侍郎和南京礼部尚书，对朱由校有过切近的观察和了解。《明史》是清康熙年间的万斯同主编的，万斯同生于１６３８年，明朝灭亡时，他还是一个六岁的孩子。他对明朝宫廷及对朱由校的情况的了解，不可能比温体仁更清楚。《明史·宦官二》中的这段记述，显然采自民间传闻，而不是采自宫中的文字记录。魏忠贤究竟犯了什么罪？笔者在《魏忠贤的罪与罚》一文中作过讨论。笔者发现，几年前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犯有二十四大罪，基本上查无实据，被朱由校驳回；朱由检上台以后，钱嘉徵上《劾逆珰疏》，说魏忠贤犯有十大罪，也因空洞无物、不得要领，没有被朱由检当一回事，反而受到朱由检的斥责。朱由检的“钦定逆案”，没有采信杨涟和钱嘉徵所说的任何一项罪行，更是从另一个侧面反证了杨涟和钱嘉徵的指控的不足为据。朱由检为了清除魏忠贤，不得不另辟蹊径，给他定了一个“逆党”罪。朱由检给魏忠贤定“逆党”罪，是不是就比杨涟和钱嘉徵更高明、更恰当、更实事求是呢？不。把魏忠贤定为“逆党”，说魏忠贤犯了“逆党”罪，既没有根据，也没有道理。 逆党，就是叛逆之党。叛逆，当然是对皇帝的对抗和反叛。魏忠贤有什么叛逆行为？叛逆了哪一个皇帝？叛逆了先帝朱由校吗？没有。魏忠贤对朱由校忠心耿耿，朱由校对魏忠贤的信任始终不渝。朱由校去世前七天，还亲口嘱咐朱由检重用魏忠贤。《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上病亟时，召皇弟信王入，谕以当为尧舜之君，再以善事中宫为托，及委用忠贤语。既崩，忠贤自出迎王入”。第二天，又当着全体内阁大臣的面说：“忠贤忠贞可计大事”。在当时的魏忠贤身上，哪有叛逆的影子？叛逆了当今皇上朱由检吗？没有。朱由校去世后，魏忠贤亲自迎请朱由检继承皇位，对朱由检关爱备至。朱由检即位不到半个月，贡生钱嘉徵就上《劾逆珰疏》，指控魏忠贤犯有死罪。魏忠贤没有利用职权对钱嘉徵采取任何打击报复的行动，甚至没有辩解，而是“哭诉于上”，并当即请求辞去总督东厂的职务。从此，大小事务不再染指，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直到“钦定逆案”公布判决书，朱由检也没有指出魏忠贤说错了什么有涉叛逆的话，做错了什么有涉叛逆的事。叛逆又从何说起？没有叛逆行为也没有叛逆意图的人，被定为犯有“逆党”罪，在常人看来，是没有道理的，是荒谬可笑的，是不合逻辑的。但朱由检认为，这既不好笑，也不荒谬，并且符合逻辑，符合“皇帝的逻辑”。“钦定逆案”的荒谬其实还不止这么一点。与魏忠贤并列的首逆客氏是什么人？是被朱由校封为奉圣夫人的朱由校的奶妈。朱由校与她的关系，用“情同骨肉”四个字来形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长期身居深宫，从不过问政事，也从不与文武官员交往。人们甚至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把她列为首犯，岂不搞笑？“逆党”，当然是一个“党”，有头头，还有党徒，即朱由检所说的同谋。魏忠贤“逆党”的党徒有多少呢？经过一年多的“侦查”，朱由检说有六个。“首逆同谋”的六个人，崔呈秀是刚任命不久的兵部尚书。魏良卿是魏忠贤的侄子，原来是一个农民，朱由校给了他一个锦衣千户的职位。在宫中负责过基建工作，得到朱由校的赏识，后被封为宁国公。侯国兴是客氏的儿子，原来也是农民，后来被朱由校任命为都督。另外三个人是与魏忠贤相好的一般太监。要说这六个人反叛过或曾经预谋反叛先帝朱由校，那是谁都不会相信的。要说这六个人已经反叛或准备反叛当今皇帝朱由检，则没有丝毫的证据。薛冈《天爵堂文集·丑寅闻见志》有这样的记载：“（魏良卿被捕后说）吾生长田舍，得负耒耜足矣，何知富贵？今日称功，明日颂德，功德巍巍，自当封拜。吾不合为珰侄，遂以袍册加身，是称功颂德者，以富贵逼我，我何罪也！”可见，所谓魏忠贤的同谋，不过是魏忠贤的亲友而已。把一顶“党”帽戴到他们的头上，是不是有点滑稽？照理说，“逆党”案中的案犯，犯的必然是“逆党”罪。但朱由检说，该案中另外的两百五十多名案犯，都没有犯“逆党”罪，他们犯的是“交结近侍”罪。在朱由检看来，马嘴对在牛头上，没有什么不可以。“钦定逆案”立即得到了彻底的贯彻执行。但朱由检的这个“钦定逆案”是不是得到了人们的支持和拥护呢？没有。《明史·阉党》中有一段精妙的记载：“案既定，其党日谋更翻，王永光、温体仁阴主之。帝持之坚，不能动。其后，张捷荐吕纯如，被劾去。唐世济荐霍维华，福建巡按应喜臣荐部内闲住通政使周维京，罪至谪戍。其党乃不敢言。福王时，阮大铖冒定策功，起用，其案始翻。于是太仆少卿杨维垣、徐景濂，给事中虞廷陛、郭如暗，御史周昌晋、陈以瑞、徐复阳，编修吴孔嘉，参政虞大复辈相继而起，国亡乃止。”“其党日谋更翻”里的“其党”，并不是所谓的“逆党”。因为所谓的“逆党”，已经被朱由检“尽入之”，一网打尽了。这个“其党”，显然是指对“钦定逆案”持异议的那些人。对“钦定逆案”持有异议，并主张平反的，不止一个人，而是一个“党”，足见对“钦定逆案”持有异议，主张平反的人不在少数。“日谋更翻”，则说明那些人对“钦定逆案”持有异议，主张平反的想法，不是心血来潮的一时之念，而是郁结心头，挥之不去的一项精神负担，被这些人认为是一项道义责任。尽管“帝持之坚，不能动”，并且，“张捷荐吕纯如，被劾去”，唐世济和应喜臣还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推荐“逆党”成员霍维华、周维京出来任职。说明被打成“逆党”的人物，其才能和声望仍然受到人们的推崇。直至朱由检恼羞成怒，将推荐“逆党”的人统统“谪戍”，异议者才“不敢言”。但朱由检死后，为“逆党”平反的呼声又高涨起来。终于出现了“福王时，其案始翻。太仆少卿杨维垣、徐景濂，给事中虞廷陛、郭如暗，御史周昌晋、陈以瑞、徐复阳，编修吴孔嘉，参政虞大复辈相继而起”的局面。而“其党”的代表人物，都是些什么人呢？吏部尚書王永光，是朱由检亲自点名的“钦定逆案”的专案小组成员，温体仁是朱由检钦点的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张捷、唐世济是朱由检亲自提拔高级官员。这些人都不是“逆党”成员，都不是魏忠贤的追随者，甚至不是魏忠贤当红时期的既得利益者。“钦定逆案”是得民心还是不得民心，也就可想而知了。朱由检不亏为“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他要打造一个又一个政绩工程。朱由检的政绩工程，主要是在人事上做文章。并且，旗帜鲜明——对人不对事。他不断地提拔各级官员，又不断的贬谪和处死各级官员。魏忠贤是被他处死的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朱由检当了十六年零六个月的皇帝。在这十六年零六个月当中，他先后任命了五十多个大学士（相当于总理、副总理），有十四个人担任过兵部尚书。五十多个大学士中，绝大多数被朱由检分别处死、流放、关押、革职。全身而退、寿终正寝的没有几个。《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九》记载：“庄烈帝在位仅十七年，辅相至五十余人。其克保令名者，数人而已”。另据《明史》中的有关《列传》记载，十四个兵部尚书中，崔呈秀被判死刑（判刑前已自杀）；陈新甲、熊文灿被弃市；王洽在狱中关押至死，死后被判处死刑；梁廷栋、张凤翼、杨嗣昌因怕被朱由检处死而服毒自杀，其中两人死后仍被判处死刑；王在晋、申用懋、熊明遇、傅宗龙被革职；张国维先被革职，后被逮捕。冯元飙为规避风险辞职。只有张缙彦因为任职不久，朱由检就自杀了，在任内没有受到处罚。除此之外，被朱由检处死的总督和巡抚，有名有姓、有史可考的有二十三人，其中包括袁崇焕等抗清名将。崇祯年间，被朱由检处死、流放、关押、革职的官员总共有多少，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最保守的估计，当在千人以上。《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载：“帝命嗣昌议文武诸臣失事罪，分五等：曰守边失机，曰残破城邑，曰失陷籓封，曰失亡主帅，曰纵敌出塞。于是中官则蓟镇总监邓希诏、分监孙茂霖，巡抚则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总兵则蓟镇吴国俊、陈国威，山东倪宠，援剿祖宽、李重镇及他副将以下，至州县有司，凡三十六人，同日弃市”。这只是朱由检铁腕统治的一个例子。与这个例子相对照，“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显然是太轻描淡写了。这就是朱由检光辉的政绩。 如果说，魏忠贤等人的被处死，是因为他们属于“逆党”。那么，后来被朱由检处死的官员，就只能被称作“朱由检党”了。因为被其处死的这些官员，无一不是发誓为朱由检效忠的，无一不是受到朱由检的提拔和重用的。当然，按照朱由检的逻辑，把他们称作“逆党”，也未尝不可。“钦定逆案”大功告成以后，被魏忠贤们把持的国柄，当然回到了朱由检的手里，被魏忠贤们扰乱的朝纲，当然得到了“拨乱反正”。朱明王朝是不是从此就焕发了生机、天下从此就太平了呢？没有。境外，满清人日益强大，虎视眈眈。满清人的铁骑比过去更经常、更深入地在中原大地驰驱。境内，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群盗满山，四方鼎沸。”“钦定逆案”落幕了，朱由检一个又一个的政绩工程落幕了。朱由检笑了，东林党笑了，朱由检政绩工程的暂时获益者笑了。但笑得最开心、笑声最响亮的，是对明朝有着“七大恨”的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他的笑声，至今还回荡在历史的夜空。假如你对折腾两个字的含义没有较为透彻的理解，那么，细细体味一下朱由检打造的这些政绩工程，就一定会有所领悟。“钦定逆案”，是帝王式折腾的经典之作。“钦定逆案”落幕十五年之后，朱由检与魏忠贤殊途同归，用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所不同的是，魏忠贤是酒足饭饱之后，在一个温馨的宾馆客房里从容赴死。朱由检则是在雨雪飘零的深夜，惶惶如丧家之犬，在遍地泥泞的后山上命赴黄泉。《明季北略·卷二十》记载了朱由检自杀前两天的情况：“十七乙巳，上早朝，召文武诸臣商略，上泣下，诸臣亦相向泣，束手无策。或言冯铨当起，或言霍维华、杨维垣当用……上皆不应。俛首书御案‘文官个个可杀’，密示司礼太监王之心，随即拭去。……是旦，午门内外，寂无一人。……上问守城事如何？国桢伏地哭奏曰：守城军不用命矣。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奈何。皇上泣曰：诸臣误朕至此。于是，一时文武及内官数十人，相持恸哭仆地，声彻殿陛。……十八夜……遍召所御妃嫔数人，俱亲杀之，复遣宫人逼张太后娘娘速死。……少顷，微服易承恩靴，出中南门。时已三更矣。手持三眼枪，杂内监数十人，皆骑而持斧，出东华门，至齐化门，内监守门者，疑有内变，将炮矢相向。不得南奔，乃从胡同绕出城上。望见正阳门城上，已悬白灯笼三碗，白灯笼自一至三，以表寇信之缓急也。知大事已去。时成国公朱纯臣守齐化门，因至其第问计，而纯臣独在外赴宴，阍人辞焉。上叹骂而去，走安定门，门坚不可启。天将曙矣，乃回。……（三月十九）五鼓，上御前殿，手自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遂散遣内员，手携王丞恩，入内苑，人皆莫知……”《明史》曰：“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致亡之本究竟是什么，朱由检是永远不会明白的。
五月二日，多尔衮成了紫禁城的新主人。明朝灭亡，有不少人感到惋惜。有的人甚至对崇祯深表同情，说崇祯不是亡国之君，说崇祯艰苦朴素、日夜操劳等等。还有人认为，清朝取代明朝，是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的结果。认为吴三桂是汉奸，是卖国贼，是历史罪人。持这些观点的人，有的是由于对明朝的历史不够了解；有的是轻信所谓的“崇祯遗诏”，不知道“崇祯遗诏”纯系伪作；有的是受到了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误导（该文中有“崇祯很博得后人的同情”一语。该文受到毛泽东的推崇，曾一度列为干部必读的学习文件，流布甚广）；有的是大汉族主义观念的不自觉的反映。其实，当时的极大多数中国人（主要是汉人），对于明朝的灭亡，是乐观其成的。事实上，真正灭亡明朝、逼死崇祯、焚烧皇陵、大规模屠杀朱明宗室的，就是以李自成为首的汉人武装（有传说李自成是党项民族拓拔氏的后裔，其先祖在唐朝时赐姓李。但证据不足，存疑）。而此前的满清政权，虽然也反明，但明朝政权曾多次与它提出善意的和谈，还几度被视为抗击李自成的盟友。而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领导的汉人武装，则从未享受过明廷类似的待遇。满清入主中国，是不是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促成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先回答下面两个问题：一、如果吴三桂不引清军“入关”，即吴三桂守住山海关，不让清军通过，清军能不能进入中原？二、如果吴三桂不“引”清军入关，即吴三桂坚决抗击清军，一如既往地成为清军的死对头，清军能不能打进中原？史书记载：1629年，皇太极经热河大安口和龙井关进入内地，占领遵化，攻克蓟州，围困北京。清军的劲敌、一代名将袁崇焕，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因皇太极使用反间计，被崇祯杀掉。1632年，皇太极经由蒙古进军，直抵张家口，“列营四十里”，炫耀武力，迫使明廷媾和后退兵。1636年，阿济格经居庸关进入河北，一路势如破竹，克城12座，俘获人、畜十几万后经冷口关北还。1638年，多尔衮由青山关、岳托由墙子岭入关，在华北大地横冲直闯，攻下包括济南在内的一府三州五十七县。卢象升、孙承宗兵败阵亡。清军掳去五十余万百姓和大量财物，满载而归。1642年，阿巴泰率军从墙子岭入关，直扑山东，攻陷兖州、登州、莱州等八十八城，掳去百姓三十六万、黄金一万二千两、白银二百万两，然后由原路回师。以上事实说明，山海关从来没有成为清军入关的障碍。山海关是否牢固，吴三桂是否开关，对清军来说，无关紧要。清军进关的通道实在太多了。以上事实同时还说明，无论吴三桂对清军采取什么态度，都不妨碍清军进入中原。明亡之前，明朝除了吴三桂的部队之外，另外还有几十万部队。吴三桂的部队，加上另外的几十万部队，尚且不能消灭清军，不能抵御清军的进攻，不能阻止清军包围北京、侵扰华北。明亡之后，仅凭吴三桂的一支孤军，能阻挡清军入关？吴三桂早在1631年即被崇祯任命为辽东总兵，驻守东北。如果吴三桂有能力消灭清军，他早就把清军消灭了，用不着等到现在。可见，“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促成了满清入主中国”，是舍本逐末之说。持此说的人，只看见问题的表面现象，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满清能不能入主中国，不在于吴三桂有没有守住山海关，在于当时的中国有没有足够强大的政治力量遏制和抵御满清的入主。甲申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三大政治势力：明朝、大顺和满清。明朝早就用自己屡战屡败的事实证明，它（吴三桂是它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远不是满清的对手，并且在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彻底出局。能够逐鹿中原的，就剩下大顺和满清了。大顺能阻止满清入主中国吗？看看它在北京的所作所为，看看它怎样用人，看看它在山海关之战中的表现，看看它最后的结局，其结论也就不言自明了。满清人统治中国，使许多汉人愤愤不平。满清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更使汉人觉得是奇耻大辱。满汉间的民族矛盾从此越积越深。有的人就把心中的怨愤发泄到吴三桂身上，认为是吴三桂帮助了满清，成全了满清。骂吴三桂是汉奸、卖国贼。其实，吴三桂联清抗李，完全是李自成逼出来的，是吴三桂自保和复仇的唯一选择。是任何一个有理智、有自尊心、有忠孝观、有正义感的血性男儿，在当时的情况下都会作出的必然选择。吴三桂所作的选择，不但得到了全体将士（基本上都是汉人）的支持和拥护，并且得到了南明政权的表扬和嘉奖。多尔衮占领北京以后，被后世誉为民族英雄的南明弘光朝兵部尚书史可法，给多尔衮写的一封信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免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僇，此殿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矣……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今逆成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即日奖帅三军，长驱渡河，以穷狐鼠之窟，光复神州，以报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贵国即有他命，弗敢与闻。惟殿下实明鉴之。”如果说吴三桂联清抗李是汉奸、卖国贼，那么，史可法岂不是更大的汉奸、卖国贼？何况，那个时候，只有天下之说，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概念。谁当上了皇帝，谁就得到了天下。实行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水之滨莫非王臣”的通则。明亡之前的中国，是朱元璋家族的。“国”只有朱家人有权去卖，就像清朝只有慈禧太后才有权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一样。甲申年的吴三桂，还没有卖“国”的资格。满清人也不承认谁是卖国贼，谁把国卖给了它。满清人牛气十足地说，天下是它自己凭本事打下来的，谁的情都不领。不错，吴三桂是明朝的重臣，按照儒家的传统观念，他应该为明朝效忠，不应该与满清为伍。但我们不应该忽略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明亡之前，明朝曾多次主动与满清谈判，没有把满清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吴三桂联清抗李，并不违反明朝的基本国策；第二，吴三桂联清抗李之时，明朝已经灭亡。当时的吴三桂，已经成了丧家之犬，效忠的对象没有了。有人把明朝的灭亡定在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被杀的1662年。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说法。真正的明朝，即朱元璋开创的那个明朝，由朱家人说了算的明朝，在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已经不复存在。从那一天开始，华夏大地已经不再是朱家的了。后来的南明，只是满清来不及占领的一片土地而已。南明的皇帝，既不是朱家人自主产生的，也不是按照传统程序继承的。南明的皇帝，只是少数人用以招摇的一面旗子，一颗推销狗肉的羊头，一件自编自演的道具而已。他们不但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自己的生死存亡都操在他人之手。南明与明朝，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明朝灭亡以后的中国将由什么人统治，甲申年三、四月间还没有人知道。多尔衮、李自成、吴三桂都不知道。此前，多尔衮只想扩大一点势力范围，只想多获取一点财富，胃口还没有大到把整个中国全部吞下；李自成想当皇帝，但信心不足，本领有限。进了紫禁城，看到一个死崇祯还诚惶诚恐；吴三桂则根本就没有这个念头。事情太突然了，太复杂了，谁也没有掌握足以预测将来事态变化的信息。但紫禁城中空着的那把龙椅，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谁都可以试试自己的运气和身手。谁最有能耐，谁就可以笑到最后。由于引发吴三桂联清抗李的原因中，有陈圆圆被刘宗敏霸占这个因素。又因为吴伟业的《圆圆曲》中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诗句。有人便说吴三桂是因为陈圆圆而联清抗李的。这显然带有戏说的成分。综观吴三桂这个人物，他的主要志趣是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没有多少证据能够证明他是一个好色之徒或纨绔子弟。他长年驻守宁远，是宁远驻军的最高指挥官，但他并没有把陈圆圆带在身边。这就说明，陈圆圆在他心中的分量是不那么大的，更不可能大到仅仅为她而做出不顾一切的举动。满清代明，不少人感到遗憾，是因为堂堂的中国，人口几亿的汉族，被一个人口很少的少数民族满族统治，面子上很不好看。这是事后的遗憾。如果当时的明朝不是那么腐败无能，如果当时的汉族能产生一个足以与满清抗衡的政治力量，如果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不是集中兵力去打吴三桂而是联合吴三桂抗击清军，甲申年的中国，就肯定是另一番模样。然而，历史是不可能假设的。朱明王朝不可能不腐朽，朱明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不可能产生足以与满清抗衡的政治力量，李自成式的人物也注定了不可能联吴抗清。于是，该发生的就都发生了，这就是历史的逻辑。令中国人遗憾的事情太多了。而在令人遗憾的事情发生之后，不去反思，不愿反思，拒绝反思，则是双重的遗憾。山海关之战，非关美人，无涉卖国。山海关之战，只是历史洪流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
1644年的明清鼎革，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明朝灭亡之前，无论是军队的人数，还是军队的装备，农民军和满清军与明朝的军队相比，差距都非常悬殊。前者有如老鼠，后者恰似大象。然而，看似庞然大物的明朝，文官不见良谋，武官不见军功，几个回合下来，朱明王朝便油尽灯熄了。读史至此，不能不感叹历史的无情。清朝取代明朝，既在许多人的意料之中，又在许多人的意料之外。说它在意料之中，是因为明朝的败亡，在崇祯初年就已成定局，在万历朝已显征兆，在嘉靖朝已见端倪。明朝的灭亡，只是迟早的问题。说它在意料之外，是因为明朝不是因强大的外敌入侵而败亡，不是因一时的策略失误而垮台。敲响它的丧钟的，是一群没有文化、未经训练、过去只会逆来顺受、皇亲国戚和达官显宦们从来就不屑一顾的农民。而取代它统治中国的，不是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汉人权贵，而是被汉人权贵们称之为蛮夷的满清。明朝之所以如此不堪一击，是因为明朝的皇帝，昏庸到了极点；明朝的官员，腐败到了极点；明朝的政治，黑暗到了极点；明朝的政权，腐朽到了极点；人民对它的愤怒，也到了极点。它已经穷途末路，残喘不可能继续苟延了。明朝最后落得这样的结局，是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的。而更令朱元璋想不到的是，明朝的灭亡，正是他的以臣民为鱼肉、以臣民为草芥的国策结出的苦果。要了解明朝灭亡的深层原因，就不能不了解朱元璋为巩固朱明政权所采取的措施。明朝，是朱元璋在元末风起云涌的农民大起义中建立的封建王朝。朱元璋出身于农民家庭，但他本人不是农民。他没有农民的那份善良与纯朴，却有着许多农民所不具备的狡诈、奸险与狠毒。他长期接触农民，了解农民。了解农民的处境，了解农民的困难，了解农民的需要，了解农民的性格，了解农民的观念，了解农民的思想。由于有了这种种的了解，他不失时机地发动农民，恰到好处地利用农民。借用农民的力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羽毛丰满以后，朱元璋又打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旗号，利用汉人民族主义的激情和穷苦百姓试图改变悲惨境遇的期望，联合知识分子和工农民众对中国的最高统治权发起冲刺。朱元璋很聪明，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明的不行就来暗的；朱元璋很机灵，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朱元璋有耐心，稳住脚跟，步步为营，各个击破。于是，同样是起义军的武装首领，做工出身的刘福通、捕鱼出身的陈友谅、卖布出身的徐寿辉、贩盐出身的张士诚，先后败在他的手下。他采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和“先农村后城市”的战略战术，逐步取代了自己的上司，打垮了曾经的战友，最后赶走了蒙古统治者，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当年千百万满怀激情、奋勇牺牲的将士和百姓，没有几个人能够想到，他们自己拼死换来的，不是自身的解放，而是一个与前朝政权的腐朽黑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朱明的王朝。朱明王朝，集秦汉以来帝王专制之大成，对全体臣民实行前所未有的残暴统治。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皇权无所顾忌、民权剥夺殆尽的全新纪录。朱元璋信奉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论”。朱元璋认为，自己当了皇帝，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天下就归自己所有。天下的山山水水、天下的芸芸众生、天下的飞禽走兽、天下的一草一木，天下的金银铜铁，天下的奇珍异宝，自己全都享有绝对的处置权。朱元璋家族于是像饿鬼一样，张开饕餮之口，疯狂地吞食：“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则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视一品。诸子年十岁，则授涂金银册银宝，封为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冠服视二品。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其生也请名，其长也请婚，禄之终身，丧葬予费，亲亲之谊笃矣”（《明史?列传第四?诸王》）。“亲王，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纱、罗各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绵二千两，盐二百引，花千斤，皆岁支。马料草，月支五十匹。其缎匹，岁给匠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米二万石，钞万贯，馀物半亲王，马料草二十匹。公主未受封者，纻丝、纱、罗各十匹，绢、冬夏布各三十匹，绵二百两；已受封，赐庄田一所，岁收粮千五百石，钞二千贯。亲王子未受封，视公主；女未受封者半之。子已受封郡王，米六千石，钞二千八百贯，锦十匹，纻丝五十匹，纱、罗减纻丝之半，绢、冬夏布各百匹，绵五百两，盐五十引，茶三百斤，马料草十匹。女已受封及已嫁，米千石，钞千四百贯，其缎匹於所在亲王国造给。皇太子之次嫡子并庶子，既封郡王，必俟出阁然后岁赐，与亲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俟及嫁，与亲王女已嫁者同。凡亲王世子，与已封郡王同，郡王嫡长子袭封郡王者，半始封郡王。女已封县主及已嫁者，米五百石，钞五百贯，馀物半亲王女已受封者……郡王诸子年十五，各赐田六十顷，除租税为永业，其所生子世守之。”（《明史?志第五十八 食货六》）而当时官员的俸禄是：“禄米。正从一二三四品官，自千石至三百石，每阶递减百石，皆给俸钞三百贯。正五品二百二十石，从减五十石，钞皆百五十贯。正六品百二十石，从减十石，钞皆九十贯。正从七品视从六品递减十石，钞皆六十贯。正八品七十五石，从减五石，钞皆四十五贯。正从九品视从八品递减五石，钞皆三十贯……吏员月俸，一二品官司提控、都吏二石五斗，掾史、令史二石二斗，知印、承差、吏、典一石二斗；三四品官司令史、书吏、司吏二石，承差、吏、典半之；五品官司司吏一石二斗，吏、典八斗；六品以下司吏一石；光禄寺等吏、典六斗。教官之禄，州学正月米二石五斗，县教谕、府州县训导月米二石。首领官之禄，凡内外官司提控、案牍、州吏目、县典史皆月米三石。杂职之禄，凡仓、库、关、场、司、局、铁冶、递运、批验所大使月三石，副使月二石五斗，河泊所官月米二石，闸坝官月米一石五斗。天下学校师生廪膳米人日一升，鱼肉盐醯之属官给之。宦官俸，月米一石。”（《明史?志第五十八 食货六》）亲王的俸禄超过一品大员的五十倍，相当于九品官（正县级）的七百七十倍，几乎是一般公务人员的两千倍。亲王的儿子和孙子享受一品大员的待遇，六世孙的待遇，也远高于一个知县（正处级）。皇室有如天文数字般的俸禄，哪里来的？天上不会掉下来，地下不会冒出来，来源只有一个：老百姓的税赋。王子、王孙年十五，赐田五十倾，这田哪里来的？仓库里拿不出来，作坊里造不出来，来源只有一个：无偿划拨民田。不仅如此，朱元璋家族的生老病死、婚丧娶嫁、嫖赌逍遥以及作威作福的开销，全由老百姓（现在时兴的说法叫纳税人）买单。为维持朱元璋家族的穷奢极欲的生活，朱元璋绞尽脑汁、不择手段地搜刮民财。为了不让一分田逃避赋税，为了不让一个人逃避徭役，朱元璋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和土地普查。根据人口普查的数据，编制成“赋役黃冊”，作为征派力役的依据。根据土地丈量的数据，编制成“鱼鳞图冊”，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赋役黃冊”和“鱼鳞图冊”每年核实一次，几乎没有人能够漏网。为搜刮民财，朱元璋还别出心裁地发行“大明宝钞”，禁止金银在市场流通。规定民众只能用金银向官府置换宝钞，然后用宝钞进行交易。由于官府大量印制，超额发行，20年后，“大明宝钞”便贬值到原来的千分之二，几近废纸。而民间的金银则大多进了皇家的府库。老百姓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到赤贫的境地。朱元璋搜刮民财，还有冠冕堂皇的理论。朱元璋说：“富贵贫贱，神明之鉴焉。有德有行者至于贵；阴骘无疵者至于富；德行俱无，阴骘杳然，刁顽奸诈至于贱。此数说也，宰在天地鬼神，驭在当世之君。”（《大诰三编》）皇室大多妻妾成群，多子多孙。皇室人数成几何级数增长。朱元璋的子孙继位做皇帝的有17人，封为亲王的83人，封为郡王至奉国中尉的，不计其数。徐光启《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中说：“洪武中亲、郡王以下男女五十八位，至永乐而在位者百二十七。隆庆初隶属籍者四万五千，而见存者二万八千；万历甲午（公元1594年）隶属籍者十万三千，而见存者六万二千，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顷岁甲辰（公元1604年）隶属籍者十三万，而见存者不下八万，十年而增三分之一，即又三十年余一倍也。”《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三年，皇室成员达十五万七千余人。皇室成员的俸禄，多得到了老百姓无法承受的程度。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奏称：“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禄三百十二万；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是二省之粮，即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朱元璋家族不但在物资方面贪得不厌，在政治上更享有无法无天的特权。朱元璋规定：“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其守镇兵由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遇有警急，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守镇官既得御宝文书，又得王令旨，方许发兵，无王令旨，不得发兵。”（《皇明祖训》）。朱元璋还规定，皇室成员犯法，有关部门不得审讯和逮捕，只能实名举报，由皇帝裁决。而朱元璋是这样裁决的：“谷王橞（朱元璋第十九子）夺民田，侵公稅，杀无罪人，藏匿亡命，長史虞廷纲谏，则诬以罪而磔之。伊王（朱元璋第二十六子）世子典，多持官吏短长，不如旨，必搆之使去。至御史行部，不敢入城，要而笞之，官吏往來，率迂道疾过，犹使人追入，责以不朝，朝者亦辱以非礼。宮墙坏，奏请修筑，则夺附近民居以广其宮，索郎中陈大壮屋不肯，则使数十人從大壮卧起，夺其饮食，大壮遂饿死。阅河南府城女子，选七百余人，留尤丽者九十余人，勒其家以金赎。宸濠未反時，亦強夺民间田宅子女，养群盜闵廿四、淩十一等劫财江湖间，有司不敢问……此其恣橫无忌，肆害官民，皆由以藩王之尊，居於外郡，莫敢抗拒故也。”（赵翼：《二十二史札记》）
魏忠贤的罪与罚
——甲申再读之四
汤守道
1644年，立国二百七十余年的大明政权，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彻底摧毁，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大明王朝没有亡于外敌的入侵，没有亡于藩王的叛乱，没有亡于重臣的图谋不轨，却亡在一群乌合之众的农民手里，很有点“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的味道，令人感慨不已。有人认为，朱由检之所以落到这样的结局，是因为他的前任朱由校留给他的是一个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烂摊子。而朱由校之所以会留下这么一个烂摊子，是因为朱由校当政时，宦官魏忠贤把持了朝政，扰乱了朝纲。魏忠贤对明朝的衰败和灭亡负有重大责任。然而，细读明史，发现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认为魏忠贤对明朝的衰败和灭亡负有重大责任的人，明显高估了魏忠贤的作用，并且对明末的政坛缺乏实质性的了解。 明朝灭亡以后，魏忠贤被视为人品低劣、罪恶深重的罪人，受到很多人的唾骂和谴责。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闫崇年先生，堪称这类人的典型代表。他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里，斩钉截铁地说，魏忠贤是一个“流氓、无赖、地痞、混混”；“不务正业，喝酒打架，赌博闹事，无恶不作”；“既不忠又不贤”；“与客氏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客氏淫而狠”，“魏忠贤阴而毒”。其实，在这些大帽子下面，并没有多少事实依据。这些标语口号式的评语，只是一些前人的牙慧，不是严肃考证的结论。《明史?宦官传》载：“魏忠贤，肃宁人。少无赖，与群恶少博，少胜，为所苦，恚而自宫，变姓名曰李进忠。其后乃复姓，赐名忠贤云。忠贤自万历中选入宫，隶太监孙暹，夤缘入甲字库，又求为皇长孙母王才人典膳，谄事魏朝。朝数称忠贤于安，安亦善遇之。长孙乳媪曰客氏，素私侍朝，所谓对食者也。及忠贤入，又通焉。客氏遂薄朝而爱忠贤，两人深相结。……光宗崩，长孙嗣立，是为熹宗。忠贤、客氏并有宠。未逾月，封客氏奉圣夫人，廕其子侯国兴、弟客光先及忠贤兄钊俱锦衣千户。忠贤寻自惜薪司迁司礼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忠贤不识字，例不当入司礼，以客氏故，得之。”这一段，大致记述了魏忠贤53岁以前的经历。迄今为止，没有人对这段记载表示过怀疑。应该说这段记载是基本可信的。一个没有文化的乡下人，没有本钱做生意，没有技艺挣钱，没有土地耕种，无聊之时，干些什么？赌博是封建社会乡下人较为普遍的消遣方式，魏忠贤当然不能免俗。然而他运气不好，输了。但是，输了就输了，不赖帐。悔恨之余，二十一岁年纪，愤而自残。抛妻别女，改名换姓，不抢不偷，远走他乡去当太监。此时的魏忠贤，很难说是一个品德败坏、生性残忍、行径恶劣的人。魏忠贤刚入宫时，干的是倒马桶、扫厕所的差事，待遇很低。但他不偷懒、不发牢骚，不偷鸡摸狗，不惹是生非。入宫多年，从来没有受到过批评和处分。后来，被提拔到仓库任职。38岁的时候，改任王才人的典膳。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他没有为自己的进一步提升走后门、找路子，却经常陪伴王才人的儿子朱由校嬉戏游玩，十多年不变。尽管魏忠贤与朱由校的奶妈客氏有着“对食”——准夫妻——关系，他亲近朱由校，可能“醉翁之心不在酒”，但并不排除一个成年人对儿童的天然喜爱。那时的朱由校，并没有继承皇位的苗头。在举朝文武官员都在为谁应该做万历的接班人一事而争论不休的时候，魏忠贤绝对不可能预测到十多年以后会要发生的事情。魏忠贤对陪伴朱由校乐此不疲，多少显露出了几许温存和良善。朱由校当上皇帝以后，对他无比信任和破格重用，也说明了当年他对朱由校的关爱是真诚的，实在的，给朱由校留下了极深的良好印象。此时的魏忠贤，要说他品德败坏、生性残忍、行径恶劣，恐怕还是有问题的。二十多年的乡村生活和三十多年的太监生涯，魏忠贤一直默默无闻。他的最大的“名气”，充其量也就是只有那个小圈子里的人才知道的，他和客氏的那点“风流韵事”。然而，宫廷中的偶然变故，让魏忠贤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大出风头。魏忠贤53岁那年，万历帝去世，一个月以后，泰昌帝又去世。不足16岁、没有读过几天书、也没有来得及当太子的朱由校，陡然成了大明王朝的皇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朱由校的玩伴魏忠贤立马脱胎换骨，坐上火箭，飞黄腾达起来。《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朱由校登基）未逾月，忠贤寻自惜薪司迁司礼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天启）三年十二月魏忠贤总督东厂。”“（天启）四年，叙门功，加恩三等，廕都督同知。”“（天启）五年，诏肃宁县建坊，赐敕旌奖魏忠贤”；“九月，赐魏忠贤印，文曰：‘顾命元臣’”；“十一月，歲加魏忠賢祿米一千二百石。”“（天启）六年，诏赠忠贤四代如本爵”；“巡抚浙江佥都御史潘汝桢请建魏忠贤生祠，许之。嗣是建祠几遍天下”；“十月，进魏忠贤爵上公，加赐庄田一千顷。”“（天启）七年，监生陆万龄请建魏忠贤生祠于太学旁，祀礼如孔子，许之。”
魏忠贤尽管一字不识，却正儿八经地当上了皇帝的机要秘书——秉笔太监。做了大半辈子下人、不知道政治为何物的魏忠贤，一夜之间走上了领导岗位。56岁的那一年岁末，又被任命为提督东厂——皇家警察机关的首脑。随之成为一个炙手可热、呼风唤雨的政坛要人。从此，魏忠贤权势熏天，名满天下。人们对他歌功颂德，纷纷投奔他的门下，以能得到他的青睐为荣耀，甚至为他建生祠以示崇拜和敬仰。魏忠贤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有着“九千岁”称号的人物。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字不识却享有孔子礼遇的人物。魏忠贤总共风光了四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四年后魏忠贤以“逆党”的罪名，被崇祯处死。死后被戮尸、抄家。“生祠几遍天下”的政治明星，突然变成了臭名昭著的“权奸”。魏忠贤究竟犯了什么罪？魏忠贤被处死是不是罪有应得？处死魏忠贤是不是体现了社会公平和正义？我们不妨翻开尘封的历史，看个究竟。有据可查的对魏忠贤的刑事控诉状主要有两件。一件是天启四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的《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另一件是天启七年嘉兴县贡生钱嘉徵的《劾逆珰疏》。为节省篇幅，《魏忠贤二十四罪疏》。摘录如下：“祖宗之制，以票拟托重阁臣，责无他委。自忠贤擅权，旨意多出传奉，径自内批，坏祖宗二百年来之政体。大罪一也。刘一景、周嘉谟，同受顾命之大臣也。忠贤急于剪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执《春秋》讨贼之义者，孙慎行也，明万古纲常之重者，邹元标也。忠贤一则逼之告病去，一则嗾言官论劾去。亲乱贼而雠忠义。大罪三也。（王）纪为司寇，执法如山；（锺）羽正为司空，清修如鹤。忠贤一则使人交谇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则与沈隺交构陷之，削籍去，必不容盛时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国家最重，无如枚卜。忠贤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孙慎行、盛以弘，更为他辞以锢其出，是真欲门生宰相乎！大罪五也。去岁（廷推）南太宰、北少宰，所推皆点陪贰，致一时名贤不安位去。颠倒有常之铨政，掉弄不测之机权。大罪六也。文震孟等九人，抗论稍忤忠贤，传奉尽令降斥。长安谓皇上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调。大罪七也。传闻宫中有一旧贵人，以德性贞静，荷上宠注，忠贤恐其露已骄横，谋之私比，托言急病，立刻掩杀。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贵幸矣。大罪八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告。忠贤以抗不附己，嘱其私比，矫旨勒令自尽，是皇上不能保其妃嫔矣。大罪九也。中宫有庆，已经成男，乃绕电流虹之祥，忽化为飞星堕月之惨，传闻忠贤与奉圣夫人实有谋焉。是皇上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也。忠贤以私忿矫旨，掩杀（王安）于南海子。是不但雠王安，而实敢于雠先帝之老仆与皇上老犬马，略无顾忌。大罪十一也。今日奖赏，明日祠额，要挟无穷，王言屡亵。近又于河间府毁人房屋，以建牌坊，镂凤雕龙，干云插汉，又不止于茔地擅用朝官，规制僭拟陵寝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荫中书，明日荫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诰敕之馆，目不识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等，五侯七贵，何以加兹？大罪十三也。立枷之法以示威，枷号家人者，欲扳陷皇亲也；扳陷皇亲者，欲动摇三宫也。当时若非阁臣力持，椒房之戚，又兴大狱矣。大罪十四也。良乡生员章士魁，以争煤窑伤其坟脉，托言开矿而致之死。赵高鹿可为马，忠贤煤可为矿。大罪十五也。伍思敬、胡遵道以侵占牧地细事，而径置囚阱。草菅士命，大罪十六也。科臣周士朴执纠织监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贤竟停其升迁，使吏部不得专其铨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驳。大罪十七也。北镇抚臣刘侨，不肯杀人媚人，自是在刑言刑，忠贤以其不善锻炼，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贤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也。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鸿胪寺传单，忽传诘责，及科臣覆奏，台省交章，又再亵王言，而煌煌天语，朝夕纷更，令天下后世视皇上为何如主？大罪十九也。东厂原以察奸究贪为常，不以扰平民也。自忠贤受事，鸡犬不宁。野子傅应星等为之招摇引纳，陈居恭为之鼓舌摇唇，传继教为之投罟设网。词组违忤，驾帖立下。如近日之逮汪文言，不从阁票，不令阁知。而傅应星等造谋告密，日夜未已，势不至于兴同文之狱，刊党锢之碑不已者，当年西厂汪直之僭，恐未足语此。大罪二十也。前韩宗功潜入长安，侦探虚实，往来忠贤私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大罪二十一也。祖制不蓄内兵，原有深意。忠贤创立内操，使羽党盘踞其中，安知无大盗刺客深谋不宄之人！识者每为寒心。昔刘瑾招纳亡命，曹吉祥倾结达官，忠贤盖已兼之。大罪二十二也。忠贤进香涿州，铁骑之簇拥如云，蟒玉之趋随耀日，及其归也，以舆夫为迟，故驾驷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则已俨然乘舆矣。大罪二十三也。闻今春忠贤走马御前，皇上曾射杀其马，贷忠贤以不死。忠贤不自畏罪请死，且进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堤防，介介不释。从来乱臣贼子，只争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奈何养虎兕于肘腋间乎？此又寸脔忠贤不足尽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宫中、府中，大事、小事，无一不是忠贤专擅，反觉皇上为名，忠贤为实。天颜咫尺之间，忽漫不请裁，而驰候忠贤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势至此，皇上威灵尚尊于忠贤耶！”（《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同一个魏忠贤，同样的法律，同样的制度，前后两个月时间，朱由校说他有功，朱由检说他有罪。谁是谁非？假如朱由校和朱由检两人为此对簿公堂，谁将胜诉？这，都将是无解的命题。 明朝灭亡以后，把魏忠贤说得罪大恶极、一无是处的稗官野史举不胜举。（《明史》中的有关文字，显系采自这些稗官野史）。魏忠贤以致成了人们心目中反面人物的典型。但这类稗官野史基本上是出于文人的“恶搞”，书中大肆渲染的魏忠贤的“罪恶”，大多查无实据。对于一个政治上被搞臭了的人物，谁都可以往他身上泼脏水。泼错了也没有人追究他侮辱、诽谤、诬告、陷害的责任。相反，泼得越多越狠，就越符合“圣意”，越符合“主流意识”，越显得“嫉恶如仇”，越显得“正确”。名利双收。 话说回头来，魏忠贤主政东厂期间，位高权重。身处唯我独尊、以我划线的人治时代，要说魏忠贤手上没有徇私枉法、权钱交易、党同伐异、公报私仇和草菅人命的情况发生，是不可能的。魏忠贤不可能完全无罪。事实上，对东林党人的残酷迫害，制造杨涟、左光斗等人的冤狱，就是典型的例子。《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天启五年）秋七月，下楊漣、周朝瑞、左光斗、顧大章、袁化中於北鎮撫司……遂五日一比，慘毒更甚。比時累累跪階前，訶詬百出，裸體辱之，弛杻則受拶，弛鐐則受夾，弛拶與夾，則仍戴杻鐐以受棍。創痛未復，不再宿，復加榜掠。後訊時皆不能跪起，荷桎梏平臥堂下，見者無不切齒流涕。”另如：“工部郎中万燝上疏刺忠贤，立杖死”；“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击节称叹。奴告之，毙怀贤，籍其家。”……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罪行。但令人叫绝的是，钱嘉徵、朱由检对这些罪行却一字不提，是因为这些事与魏忠贤无关？还是这些事根本就不算罪行？ 必须指出，在与东林党人的斗争中，魏忠贤并不是孤身奋战。他也有一个“党”，后来被称为“阉党”。其实，这个称谓是很不准确的，比较恰当的叫法，应该称作“帝党”。因为从朱由检开列的所谓“阉党”名单中可以看到，“阉党”人员绝大多数是皇帝朱由校亲自任命的政府官员，属于“阉宦”的人员极少。这个名单同时说明，这个“阉党”的最高领袖，是朱由校而不是魏忠贤。 东林党与“阉党”之争，不是是与非之争，不是正确与错误之争，不是正义与邪恶之争，更不是为国为民而争。东林党与“阉党”之争，纯粹是帮派之间的权力之争，利益之争。他们的斗争手段，也别无二致，没有什么优劣之分。都是不择手段地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孙慎行控告方从哲，说：“其罪恶逆天，万无可生之路。陛下宜急讨此贼……”；杨涟控告魏忠贤，说：“寸脔忠贤不足尽其辜者”；钱嘉徵控告魏忠贤，说：“罄南山之竹，不足书其奸状；决东海之波，难以洗其罪恶。伏乞皇上独断于心，敕下法司，将魏忠贤明正典刑，以雪天下之愤”。无不如此。如果角色互换，杨涟、钱嘉徵成了主审法官，魏忠贤成了囚徒，魏忠贤的遭遇不一定会比杨涟、左光斗等人好多少。 人们在谈到天启年间的政坛乱象时，一概归之于“魏忠贤专权”，却常常忽略了朱由校的存在。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高踞庙堂之上的朱由校，才是真正的实权人物、“罪魁祸首”。朱由校对魏忠贤言听计从确是事实，但朱由校执政七年，从来没有放过权，也是事实。魏忠贤既没有专权，也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专权。魏忠贤只是朱由校的一块石头、一只猎犬、一只替罪羊而已。没有朱由校的授权，魏忠贤这个大老粗能干什么？朱由校去世前十日，“召见阁部、科道诸臣于乾清宫，谕以魏忠贤、王体乾忠贞可计大事”；“上病亟时，召皇弟信王入，谕以当为尧舜之君，再以善事中宫为托，及委用忠贤语。既崩，忠贤自出迎王入”（《明史?宦官传》）。可见，朱由校对魏忠贤是绝对信任的，魏忠贤对朱由校是忠心耿耿的。所谓的“矯旨”，其实就是奉旨。 奉旨变成“矯旨”，是中国式的聪明。中国人素有为尊者讳的传统。功劳、善举，都归英明领袖，罪恶、错误，全在臣民和妃嫔身上。明朝的灭亡，其责任当然不在朱由校，也不在朱由检，而在魏忠贤了。迫害东林党人的罪恶，也就必须由魏忠贤来承担。发号施令的朱由校，因为是皇帝，自然免于起诉。当然，魏忠贤也不必因此而心生怨言，谁叫你不是皇帝呢？ 魏忠贤死了。死后背了无数的骂名。魏忠贤之所以背上无数骂名，是因为他“罪”有应得。这个“罪”，不是他现行的罪，是他的原罪，是他的身份。在许多人眼里，宦官是生而有罪的。宦官而“专权”，罪就更大了。 魏忠贤是一个喜剧人物，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喜与悲，全在皇帝的一念之间。方孝孺被朱棣诛灭九族，张居正被万历死后戮尸。许多人愤愤不平，朱棣和万历却认为他们罪该如此。朱由校上台后，却给方孝孺、张居正“恢复名誉”，宣布无罪。东林党人被朱由校列为贱民，永不叙用。朱由检却来了个“逐忠贤党，东林诸人复进用”。结论总是人下的。人的因素第一，“颠倒了的历史又被颠倒过来”的现象，在中国也就不绝如缕。以致进入现代社会，类似现象还时有发生。胡风、彭德怀、刘少奇等案，就是例子。 魏忠贤死了。死前他与老友李朝钦痛饮一醉，然后从容自尽，告别了这个纷扰的世界。魏忠贤临死之前想了些什么？也许想了很多，也许根本就没有想。但魏忠贤现象，魏忠贤的大富大贵、大喜大悲，魏忠贤的狠如虎兕、弱如羔羊，留给了世人沉重的思考。
蛇吞象，并不荒诞的游戏——甲申再读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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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曾经是非常强大的。明朝时期的中国，拥有超过一亿的人口，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百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十数万精心选拔的官吏。此外，物产丰富，历史悠久，科学技术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其综合国力无与伦比，是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水之滨，莫非王臣”。在中国，一切归皇帝所有，综合国力也就由皇帝掌握和支配。掌握和支配着如此强大国力的明朝皇帝，有太多的理由相信，自己的江山是固若金汤的，是永远不会变色改姓的。他尽可以极尽奢华、荒淫无度、草菅人命、为所欲为。是啊，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对一个超级大国构成威胁？有什么力量能与如此强大的国力抗衡？与明朝政权叫板，无异于自己找死。事实上，从1368年到1643年明朝存续的275年间，确实没有任何人产生过这样的念头。然而，到了1644年（农历甲申年），有人便想到要打垮它、消灭它。最先有这个想法的，是李自成。短短几个月以后，李自成心想事成，果然把大明王朝这个庞然大物一脚踢进了坟墓，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蛇吞象的活剧。李自成不是什么神人，他没有什么非凡的力量、非凡的智慧，也没有什么非凡的法宝、非凡的手段。李自成只是一个普通农民。他没有文化，更没有接受过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如果说他与一般的农民有什么区别的话，这个区别也许就是，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时候，一般的农民只是逆来顺受、听天由命，而他走了一条与命运抗争的道路。李自成的经历极具戏剧性。 崇祯元年，陕西发生大饥荒。延安地区的“不沾泥”、杨六郎等贫民聚众为盗，李自成便是其中的一员。他们为了活命，不再服从官府的管束，不再把朝廷的律令放在眼里。他们揭竿而起，占山为王，杀人越货，劫掠官仓。明朝政府毫不手软地派军队**。由于力量过于悬殊，不久，“不沾泥”、杨六郎被杀，李自成躲到深山里，逃过一劫。崇祯二年十月，李自成加入高迎祥的农民起义军。继续做着那不要本钱的买卖。崇祯七年，总督洪承畴进剿高迎祥的农民起义军。高迎祥被俘，其残部退至商雒山中，李自成被推为首领。当年六月，李自成被总督陈奇瑜包围于汉中车箱峡。李自成无路可逃，自缚诈降。陈奇瑜以为他真心归顺，劝他改过自新，将其释放。李自成因此死里逃生。脱险之后，李自成纠集余部，重整旗鼓。十月中旬，李自成在高陵、富平间遭到总兵左光先的沉重打击，败退陕西。崇祯八年，总督洪承畴指挥几路部队对李自成进行围剿。李自成连遭重创，濒临崩溃。在此生死存亡之际，明朝驻宁夏的官军发生叛乱，洪承畴被紧急调往宁夏平叛。李自成得以化险为夷，突出潼关，进入河南。崇祯九年正月，左良玉、陈永福合围李自成于朱仙镇，李自成转移到登封、密县。三月，李自成在罗家山打败官军。四月，攻陷米脂、绥德，重返延安。崇祯十年正月，李自成攻陷宝鸡、泾阳、三原。十月，攻陷宁羌，随后分三路进入四川，攻陷广元、昭化、剑州、梓潼、黎雅。接着，攻陷青川、彰明、盘亭，包围绵州，逼近成都。四川各地的农民起义军纷纷归附。李自成的部队达几十万人。崇祯十一年二月，洪承畴设伏于梓潼，以川兵引诱李自成。李自成率军追击川兵，中计，几乎全军覆没。李自成不得已率残部千余人投奔湖北的张献忠。张献忠怕养虎为患，想趁机把他杀掉。李自成发觉后，一个人骑着一匹骡子逃走。逃离虎口后，在淅川的农民军首领马守义（外号老回回）那里养了半年多病。病好以后，马守义给了他几百人马，让他自谋生路。崇祯十二年九月，李自成在函谷受到官军的沉重打击，部下大部分投降。李自成陷于绝境。几次自杀，均被其养子李双喜救下。后经武关逃到郧阳深山之中，不久转到河南。其时，河南发生大饥荒，灾民流离失所。李自成以夺取官府和富户的粮食与财物赈济灾民，灾民纷纷加入李自成的队伍。“一斗谷”等多股农民军也相继集体加入他的部队，李自成的人马很快就达到几十万之多。十二月，李自成连破四十八寨，攻陷宜阳。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陷洛阳。二月，攻陷归德。九月，李自成与罗汝才联手，攻陷叶县。十月，李自成与张献忠、“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等农民军实行大联合，总兵力超过一百万。十一月，攻陷南阳。十二月，连陷洧州、许州、长葛、鄢陵、禹州。接着，再次包围开封。内乡、镇平、唐县、新野各县不战而降。崇祯十五年三月，李自成攻陷陈州、睢州、大康、归德、宁陵、考城。五月，攻陷开封、亳州。十月，复陷南阳。闰十一月，攻陷汝宁、襄阳，夷陵、宜城、荆门，荆州。 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攻陷孝感、黄陂、景陵、德安、黄州。二月，攻陷麻城、郏县。三月，攻陷常德、岳州。三、四月间，他相继把盟友“革里眼”、“左金王”、罗汝才、袁时中等农民起义军首领杀掉，将其部队吞并。接着，攻陷保康、禹州。十月，攻陷阌乡、潼关、华阴、渭南、华州、商州、西安。十一月，攻陷延安、榆林。宁夏、凤翔、兰州、庄浪、凉州相继投降。十二月，攻陷平阳，甘州。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正月初三，李自成挥师东征，扬言三月十日拿下北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李自成就占领了山西全省。二月，河北各州县纷纷投降，李自成大军直指北京。三月十五日，李自成占领昌平。十六日晚，李自成包围北京。三月十七日开始攻城。十八日，李自成派投降太监杜勋进城劝崇祯禅位，被崇祯拒绝。当日晚间，守卫广宁门、德胜门、阜成门、宣武门、正阳门、朝阳门的官军先后投降，李自成的部队进入北京。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在部将的簇拥下经德胜门进入北京内城。沿途市民夹道欢迎。当天凌晨，崇祯在逼死皇后、亲手杀死多名妃嫔后上吊自杀。第二天，李自成端坐在金銮殿上，舒心爽气地接受一千三百多名前明朝官员的朝贺。大明王朝就此寿终正寝。李自成的经历表明，崇祯十二年十月以前，李自成只是一个“流寇”。他没有什么政治意图。他的军事行动，主要是为了获取钱、粮等物质利益。每攻破一个城池，他便劫掠一空，然后弃之而去。他没有巩固的根据地，也没有想过要建立根据地。他只满足于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这十多年期间，明朝官军大多是主动进击，李自成则大多是被动躲避。偶有交战，李自成常常是胜少败多。明廷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崇祯十二年十月，形势开始逆转。李自成处于攻势，明廷处于守势。崇祯十六年以后，双方强弱易位，李自成的军队所向披靡、势如破竹，明军则一触即溃、土崩瓦解。而正是这种急转直下的形势，使李自成萌发了打垮明朝的念头。最先对皇权发起挑战的，为什么不是怀有野心的政治集团，而是一贯对自己奉若神明的子民？立国久远、强大如斯的大明王朝，为什么没有亡于藩王的叛乱，没有亡于外族的入侵，而是亡在无知无识、一盘散沙的农民手上？“奉天承运”的皇帝，为什么会被以效忠皇上为天职的子民逼上死路？传承千年的忠君爱国理念，为什么挽救不了大明王朝的覆灭？ 综观当时的社会状况，不难找到答案。从甲申年正月初三李自成西安起兵，到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入北京，在李自成对明朝政权正式发起攻击的整个过程中，没有打过真正的大仗，没有出现过值得一提的战例，也没有涌现出一个堪称军事家的人物。李自成之所以节节胜利，势不可挡，是因为明朝的官军或者消极抵抗，或者不作抵抗，或者干脆助李反明。在明朝政权风雨飘摇的时候，反对明朝政权的人，越来越多，为明朝政权卖命的人，越来越少。明王朝与李自成双方力量此消彼长的过程，是大多数臣民对明王朝的态度发生转变的过程。许多人对明王朝的态度，从起初的效忠、服从，逐步转变为应付、观望、反感、厌恶以至于痛恨。崇祯末年，对明王朝的态度发生此种变化的人，数量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级别越来越高。先后加入到这个人群中的，是老百姓、士兵、低级官吏、中层官员，最后，许多高级官员和内廷亲信，也加入到了这个行列之中。在记述甲申之变的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载：“上召对群臣，马世奇对曰：‘今闯、献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非附闯也，苦兵也……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欺，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癸未（1643）、甲申（1644）间，都人望贼如望岁。”“贼至忻州，官民迎降……攻代州、五台，官吏迎降。”“寇犯大同，兵民皆欲降，命城守不应。”“贼陷怀庆，抵固关，分趋真定、保定。上至是始闻山西全陷。”“贼犯保定，中军郭中杰缒城降贼，兵溃。”“真定兵叛降贼。近京三百里，寂然无言者。”“李自成长驱向宣府，监视太监杜勋绯袍八驺郊迎三十里，宣府军民俱迎降于贼。”“癸卯（十五日），寇自柳沟抵居庸关。柳沟天堑，百人可守，竟不设备。总兵唐通、太监杜之秩迎降，抚臣何谦伪死私遁。时京师以西诸郡县，望风瓦解，将吏或降或遁。”“甲辰（十六日），贼陷昌平州，诸军皆降。贼焚十二陵享殿，传儆至京师。”“乙巳（十七日），贼大至，方报‘过卢沟桥’，俄攻平则、彰义等门。城外三大营皆溃降，火车、巨炮、蒺藜、鹿角皆为贼有。贼反炮攻城，轰声震地。”“内城陷，一阉奔告，上曰：‘大营兵安在？李国桢何往？’答曰：‘大营兵散矣。皇上宜急走。’其人即出，呼之不应。”“（十九日）五鼓，上御前殿，手自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辰刻德胜、平则（阜成）、顺承（宣武）、齐化（朝阳）、正阳五門，一時俱开。午刻，李自成氈笠缥衣，乘乌骓馬，由德胜门入，遂进紫禁城。”“司礼视印太监王德化以内员三百人先迎德胜门，自成同伪都督刘宗敏等数十骑入大内，太监杜之秩等率党为前导。”“史可法曰：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上述引文见《明史纪事本末》、《明季北略》）。可见，明王朝与李自成之间的搏斗，不是单纯的军事力量的对决，也不是策略战术的较量，而是民心向背的比拼。民心的得失，决定了政权的存亡。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反抗皇权的农民起义。所有的农民起义，无一不是农民因为极度贫困，生存面临威胁而逼上梁山的。明末的农民起义也不例外。在生命价值与礼教价值孰轻孰重的问题上，农民们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了礼教之上。为了生存，反抗暴政，另辟生路，成了贫困农民的唯一选择。对生存权的追求，是权利意识的觉醒。水是柔弱的。数量有限的水可以被人一口吞下，可以被一块抹布擦干，可以很容易烧煮成蒸汽，无声无息地化为无形。然而，当它汇合成了江河湖海，凝聚成了一个巨大的整体时，它可以承载巨轮，也能让巨轮灭顶。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倡导、推行、教育，封建的正统观得到了全面的普及和提高。人们普遍认为，皇帝永远圣明，臣民永远该死。皇帝的旨意，都是真理，都是天意。哪怕是荒唐的、无耻的、罪恶的旨意，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在历史档案和有关史料中，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的这三类圣旨，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为了皇帝的利益，臣民必须无条件地付出自己的一切，以至于生命。为皇帝而粉身碎骨是光荣的，欺君罔上则是大逆不道。老百姓只有为皇帝服务的义务，不存在自身的权利。久而久之，这种观念也就成了传统观念，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下，老百姓的奴才意识深入骨髓，成为思想中的遗传基因，权利意识也就没有存身之地。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够延续两千余年，与这种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是分不开的。皇帝、国家、人民，本来是几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但专制统治者为了一己之私，故意混淆视听，把这几个概念混为一谈。制造出皇帝就是国家的象征、皇帝就是人民的代表、皇帝的权力受人民拥护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皇帝的权力不允许受到质疑和挑战；忠君就是爱国。皇帝垮台了，国家就灭亡了；皇帝遭遇了羞辱，就是人民的耻辱。在这个“理论”的影响下。对于明朝的灭亡，尽管大多数老百姓拍手称快，但还是有一些人痛心疾首。一些人以不做亡国奴为口号，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帜，试图恢复朱明王朝的统治。由于朱明王朝的极端腐朽和不得人心，这面旗帜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号召力，复明的企图很快就化作了泡影。其实，被李自成打垮的仅仅是朱明王朝，而不是中国。明朝灭亡了，中国并没有灭亡，中国依然存在。只是它不再由朱家人统治而已。中国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王朝灭亡了，一个又一个皇帝被杀了，但中国没有亡，一直存在着，并且还将继续存在下去。中国，是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是千百万人民，是与我血肉相连、荣辱与共的同胞。中国，永远是可爱的，永远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去爱。皇帝是什么？是把人民群众当作奴隶的奴隶主而已。忠君与爱国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忠君并不等于爱国。无数的事实证明，崇祯是一个极端残忍、极端阴险的暴君。对于这样的君王，忠君就是助纣为虐，忠君就是为虎作伥，忠君就是无知，忠君就是自残，忠君就是犯罪。甲申年上演的活剧，并没有因崇祯上吊而结束。李自成传承的是成王败寇的理念，并不比崇祯高明多少。他像崇祯一样，蔑视生命的价值，不在乎民心的得失，终于被北京的市民所唾弃。不久，李自成被吴三桂联合多尔衮赶出北京，重蹈了崇祯的覆辙，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处的结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几天以后，满清取代大顺，建立了清朝。政治本该是神圣的，严肃的。游戏可以是滑稽的，荒诞的。两者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是，当政治与游戏结合在一起时，神圣的就不再神圣，严肃的就不再严肃，滑稽的就不再滑稽，荒诞的就不再荒诞了。蛇吞象，是一场并不荒诞的政治游戏。
“钦定逆案”，帝王折腾的典范——甲申再读之六 汤守道 明朝末年的政坛，乱象环生。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官场上的党争。明末党争，从万历初年开始，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两京的官员基本上都涉身其间；党争持续的时间之长，波及的范围之广，史无前例。党争中最主要的角色，是名震遐迩的东林党人。三年前还置身党争局外的魏忠贤，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也被推到了党争的风口浪尖之上，成了明末党争中的著名人物。不过，真正使魏忠贤出名的，不是因为他在党争中的表现，是因为他在党争基本告一段落后，被先前与党争并无瓜葛的朱由检处死。由于他是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皇帝处死的。因此，魏忠贤死后，人们可以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地拿他开心，拿他泄愤，拿他出名，拿他谋利，拿他做替罪羊，拿他当摇钱树。以致他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正史、野史、小说、戏剧之中。他曾经深受皇帝的敬重，备享尊荣，以一个正面人物的形象名满天下；现在被另一个皇帝深恶痛绝，以一个反面人物的形象，再一次名满天下。魏忠贤的出名，就是来自这两次天渊之别的际遇。明末的党争，颇多怪异。党争的原因，不是政见不同，不是目标有异，不是路线分歧，不是观念冲突。争斗的目的，不是为了巩固国防，不是为了整肃吏治，不是为了富国强兵，不是为了移风易俗。争斗的唯一原因和目的，就是党同伐异，整倒对方。热衷于党争者，大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真谛。争斗各方都自称忠于皇帝，遵循祖制，崇奉孔孟，为国为民。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成为战友，成为同志。恰恰相反，他们视对方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都不择手段地要置对手于死地。争斗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外敌入侵的抵抗。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争斗各方不乏饱学之士，但他们好像都不知道，决定争斗胜负的，并不在于各方的斗争谋略和道义力量，而仅仅是皇帝个人的态度。末代皇帝朱由检继位前夕，党争基本上告一段落。几年前因得到天启皇帝朱由校支持而叱咤风云的东林党人，此时完全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东林党的领袖人物全被逐出朝廷，一般的东林人物也被限制使用。此时，以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实为帝党），已经不把东林党人当成劲敌。“阉党”不那么心狠手辣，没有将东林党人赶尽杀绝。东林党中的重要人物，除少数几个自杀和瘐死狱中外，绝大多数安然无恙，只是退出了政治舞台而已。本来，延续几十年的党争，到此基本上可以画一个句号。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魏忠贤们凯歌高奏的时候，他们赖以依靠的擎天大柱朱由校，突然在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去世。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校的弟弟朱由检继位成了皇帝，即崇祯皇帝。朱由检登基那天，在接受文武百官的三叩九拜之后，宣示了雄心勃勃的圣谕。他宣称要做尧舜之君，要在几年内实现富国强兵，重振国威。他号召臣民畅所欲言，献计献策。当时的朱由检还是一个从未涉足政坛的十七岁少年。他既没有接受过理论方面的培训，也没有管理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的实际经验。满朝的官员，他也认识不了几个。至于谁好谁坏，谁强谁弱，就更不了解。崇祯元年的廷推，他不得不用拈阄的方式来选择内阁成员。因此，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少年天子，谁也不知道他将怎样来治理他的天下。为了得到他的欢心和信任，官员们响应他的号召，纷纷上疏，建言献策，表达忠心。朱由检阴险刻薄，好高骛远，刚愎自用，嫉妒心极强。《明史·列传一百九十七》对他是这样评论的：“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他不能容忍别人拥有权力，不能容忍别人享有社会声望，更不能容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式的特等臣民的存在。当时，魏忠贤身兼秉笔太监和提督东厂的职务，被封为上公。位高权重，名满天下，生祠遍天下。京城的太学旁边，魏忠贤还享受着孔子的祀礼。这一切，朱由检自然无法忍受。改变这种状况、让魏忠贤身败名裂，便成了他的第一要务。不久，朱由检给魏忠贤安上一个“逆党”的罪名，撤销了他的全部职务。十一月初一，朱由检将魏忠贤贬往凤阳守墓。五天后，朱由检突然改变主意，下令将其处死。魏忠贤的朋友暗中派人日夜兼程，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赴凤阳途中的魏忠贤。魏忠贤于是在执行人员到达之前，先行自缢。此时，距朱由校去世还不到两个半月的时间。朱由检恨乌及屋。接下来，下令将魏忠贤的亲属和关系密切的朋友处死。魏忠贤被处死，有的人拍手称快，有的人感到难以理解，有的人认为不那么恰当，有的人甚至为他鸣冤叫屈，什么观点都有。官员们的观点，有意无意地流露在奏疏当中。朱由检发现，同情魏忠贤和对处死魏忠贤一事说三道四的人还真的不少。他对此非常愤怒。但他不露声色，继续号召官员们畅所欲言，建言献策，深揭狠批魏忠贤的滔天罪行。他要引蛇出洞，看看究竟有多少人胆敢对他的决断说三道四。到时候他再一起收拾。朱由检从小厌学，文化水平不高。《烈皇小识》记载，大学士周道登给他讲课时，他曾向周道登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近来诸臣奏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以致周道登为了顾全他的面子，没有解释，而故意把这两个问题当成深奥的学问，说自己也不懂。官员们辞藻华丽、引经据典、骈味十足的奏疏，朱由检大多半懂不懂。但上疏者在奏疏中流露出来的对魏忠贤是同情还是厌恶，对处死魏忠贤是赞成还是持有异议的态度和观点，他还是看得出来的，或估摸得到的。当然，有些人由于措词委婉，故作高深，被朱由检完全理解错了的也有。朱由检将这些上疏者分为同情魏忠贤和反对魏忠贤两类，将他们的奏疏分开归档。崇祯二年正月，朱由检开始了他的收拾行动——整肃“逆党”。魏忠贤“逆党”案的案犯人数、案犯名单、罪名种类、量刑标准，悉由朱由检亲自敲定。史称“钦定逆案”。按照朱由检当初的要求，此案必须在几天之内处理完毕。由于办案官员不知道什么人是案犯，也没有掌握案犯的犯罪证据和线索，无从着手。办案官员蒙头瞎脑地办了几次，都不符合朱由检的要求，结果没有如期完成任务。但尽管如此，这个惊天大案，从正月廿四日立案，到三月十五日公布判决书，也只花了四十九天时间。“效率”之高，令人咂舌。“钦定逆案”的办理过程，《崇祯实录·卷之二》这样记载：“庚辰，召大学士韩爌、李標、钱龙锡，吏部尚書王光永，谕曰：‘朕欲定附逆人罪，必先正魏、崔首逆，以次及附逆者。如首开谄附、倾陷拥戴、及颂美不置與未词颂而阴行赞导者。据法依律，无枉无狥，卿等数日內其確定以闻’。初，逆珰死后，上欲因台谏言定逆案。大學士韩爌、钱龙锡不欲广搜树怨，仅列四五十人以请。上不悅，再令尽列以闻。且曰：‘皆當重治，轻则削籍。’阁臣复以数十人呈进。上怒不稱旨。命分三等，曰称颂、曰赞导、曰速化。且曰：‘忠贤一人在內，自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其內臣同恶者亦当入之。’阁臣以外廷不知內事对。上曰：‘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阅日，召阁臣入，指黃袱所褁章疏若干，曰：‘此皆珰实迹也，宜尽按入之。’阁臣知势不可止，乃曰：‘臣等职司辅导，三尺法非所习也。’上召问吏部尚书王永光，对曰：‘吏部所谙考功法耳，不习刑名。’乃召刑部尚書乔允升參定之。壬子，召阁臣及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於平台。问：‘张瑞图、来宗道何以不在逆案？’对云：‘二臣事逆无实。’上曰：‘瑞图善书，为珰所爱，宗道祭崔呈秀毌，称“在天之灵”,其罪著矣。’问:‘贾继春何以不治？’阁臣言：‘继春欲善待选侍，不失厚道。后虽反复，其持论亦多可取。’上曰：‘惟其反复，故为小人。’于是，发原奏及前紅本未入各官六十九人，各令酌定。于是案列甚广，几无遗矣。”这段记载改写成现代汉语，就是这样的意思：“正月二十四日，崇祯皇帝朱由检把大学士韩爌、李標、钱龙锡，吏部尚書王光永找来，对他们说：‘我想把那些追随魏忠贤的人一起定罪。当然，魏忠贤、崔呈秀必须先定为首犯，再把追随他的人作为从犯。比如对魏忠贤阿谀逢迎的、打击别人而拥护魏忠贤的、给魏忠贤歌功颂德的、以及表面上没有歌功颂德但暗地里赞扬和支持魏忠贤的人。你们一定要依法办事，不准徇私枉法。你们要抓紧时间，务必在几天之内完成这个任务。’起初，魏忠贤刚死不久，崇祯皇帝就有了这个打算。并且决定把那些在奏疏中为魏忠贤说话或对处死魏忠贤说三道四的人，作为魏忠贤的党羽治罪。受命办理这个案子的大學士韩爌、钱龙锡不想得罪太多的人，只开列了四五十个人的名字上报给崇祯皇帝。崇祯皇帝看了这个名单，很不高兴。命令他们把该列为从犯的人全部开列报给他。并且警告说：‘这些人都要严惩，最轻的也要削职为民。’办案官员听了，便增加了几十个人的名字报给他。崇祯皇帝一看，大发雷霆地说，给你们讲了几次，你们为什么不按照命令办事？崇祯皇帝接着说，你们必须给我把全部名单报来。不但要全部报，还要按照罪行的轻重，分为称颂、赞导、速化三个等级。停了一下，他又说：魏忠贤只是宫廷里的一个太监，没有宫廷外面的官员阿谀奉承，他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对魏忠贤阿谀奉承的人，与魏忠贤内外勾结的人，全都给我列进去。另外，你们记住，太监里面与魏忠贤沆瀣一气的，也要列进去。办案大臣说，宫廷里面的情况我们不了解呀。崇祯怒气冲冲地说：‘什么不了解情况，你们是怕得罪人！’过了几天，他把那几个办案大臣叫道宫中，指着桌子上的一个包着不少奏疏的黄色包袱说：这里面是魏忠贤逆党的犯罪事迹，牵涉到的人，不管是谁，都以逆党论处。事情到了这一步，办案官员知道，他们已经无法改变崇祯皇帝因言定罪的决心了。于是就说：‘我们都是一介书生，教教书、搞点咨询什么的还可以，法律方面的知识，我们很欠缺，谁的罪重，谁都罪轻，我们吃不准。这个案子我们办不好。’崇祯皇帝便叫吏部尚书王永光过来，问他：‘你是吏部尚书，他们不懂，你总该懂吧。’王永光说：‘考察和任免人事方面的法律我确实很熟悉，但刑事方面的法律我也不懂。这件事我也干不好。’崇祯皇帝于是下令刑部尚書乔允升给这些人定罪。乔允升推脱不了，只好承担下来。壬子那天，崇祯皇帝把办案官员和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叫到平台。问：‘张瑞图、来宗道为什么不在逆案名单中？’办案官员回答说：‘这两个人没有追随魏忠贤和与魏忠贤相互勾结的事实。’崇祯皇帝说：‘张瑞图的字写得好，受到魏忠贤的欣赏，来宗道在祭奠崔呈秀的毌亲时，祭文中有“在天之灵”的字句,这就是追随首犯的罪行，是重罪。’崇祯皇帝又问:‘为什么不给贾继春治罪？’办案官员回答说：‘贾继春早先建议要善待李选侍，人还是比较厚道的。后来虽然改变了态度，但他的话还是有些道理的。’崇祯皇帝说：‘这不是反复无常吗，反复无常就是小人。’于是，办案官员在结案报告中的名单上，又增添了以前的奏疏中没有列入的各级官员六十九人并分别定了罪。这个逆党案，牵涉的范围非常广泛，崇祯皇帝认为应该列为逆党的，几乎没有遗漏一个。”朱由检选择了一个大吉大利的日子——三月十五日，发布了对“逆党”案的处理结果：“崇祯二年三月，帝为诏书颁示天下。首逆凌迟者二人：魏忠贤，客氏。首逆同谋决不待时者六人：呈秀及魏良卿，客氏子都督侯国兴，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十九人：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薛贞、吴淳夫、李夔龙、曹钦程，大理寺正许志吉，顺天府通判孙如冽，国子监生陆万龄，丰城侯李承祚，都督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张体乾。结交近侍次等充军者十一人：魏广微、周应秋、阎呜泰、霍维华、徐大化、潘汝祯、李鲁生、杨维垣、张讷，都督郭钦，孝陵卫指挥李之才。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大学士顾秉谦、冯铨、张瑞图、来宗道，尚书王绍徽、郭允厚、张我续、曹尔祯、孟绍虞、冯嘉会、李春晔、邵辅忠、吕纯如、徐兆魁、薛风翔、孙杰、杨梦衮、李养德、刘廷元、曹思诚，南京尚书范济世、张朴，总督尚书黄运泰、郭尚友、李从心，巡抚尚书李精白等一百二十九人。交结近侍减等革职闲住者，黄立极等四十四人。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又五十余人。”（《明史·阉党》）至此，案件取得了“完满的成功”。其时，朱由检还不到十九岁。少年天子的“雄才大略”，由此可见一斑。在不少“史学家”的著作中，“钦定逆案”是朱由检一生中最光辉的业绩，而朱由检则因打造了“钦定逆案”这个政绩工程，被这些“史学家”誉为“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这边说要“据法依律，无枉无狥”，那边却硬要“因台谏言定逆案”，这就是朱由检的“英明伟大”。有了这样“英明伟大”的圣上，天理、国法、正义、公道也就无需挂齿了。几百年来，魏忠贤一直被定位为一个无恶不作、罪大恶极的千古罪人。是一个有着强烈犯罪癖的心理变态者。但他究竟犯有什么具体的罪行，专家、学者、作家们大多语焉不详。没有人举出过一个完整的、证据确凿的、有史可考的案例。最流行的说法是，天启皇帝朱由校痴迷于干木匠活，不理朝政。大小事务，一概交付魏忠贤处理。魏忠贤则假传圣旨专干坏事。有人甚至言之凿凿地说，朱由校的木匠手艺，属于大师级水平，他制作的一个缩微乾清宫，其结构比例、内外装饰与真正的乾清宫一模一样，巧夺天工。这些说法的唯一证据，是《明史·宦官二》中的这段记述：“帝性机巧，好亲斧锯髹漆之事，积岁不倦。每引绳削墨时，忠贤辈辄奏事。帝厌之，谬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但这段记述是否属实，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属实，那么，对于皇帝的特殊爱好及“积岁不倦”的经常性活动，就必然会在《熹宗本纪》、《熹宗实录》和众多当朝大臣的《列传》中有所反映。但整部《明史》，只有《明史·宦官二》中的这几句话，说到了朱由校对木工、油漆工的爱好及爱好的程度，在别的篇章中，却找不到蛛丝马迹。也就是说，这段记载没有任何旁证，只是一个孤证。当时经常出入宫廷、与朱由校频繁接触的各部大臣，大多有著作存世，也没有听说过谁的著作中，有关于朱由校“好亲斧锯髹漆之事，积岁不倦”的记述。此外，紫禁城中，至今没有人发现过朱由校的任何木制作品，也没有发现朱由校“斧锯髹漆”的一丝半点的遗迹。实际情况可能是，朱由校的确对木工、油漆有较大的兴趣，有时甚至会以木工、油漆作为消遣，但绝对不至于“积岁不倦”，痴迷到不理朝政的程度。朱由校木工制品“巧夺天工”的说法，就更不可信。纯熟精到的木工手艺，非经长期磨练不可。而朱由校并不存在长期磨练木工手艺的基本条件。朱由校不满十六岁就当了皇帝，当上皇帝以后，差不多就是“日理万机”了。而登基之前，他只是一个少年儿童，玩玩木工有可能，练，恐怕就谈不上了。一部几十万字的《熹宗实录》，差不多逐日记录了朱由校在位期间的全部活动。我们从《熹宗实录》上可以看到，他经常临朝听政；经常在宫廷里召见或接见各部官员，研究对策；经常听取官员们的汇报，批阅官员们的奏疏；经常听大学士的讲读；不时出宫巡视。但就是没有他做木工的记录。也没有他不理朝政，大小事务全都交付魏忠贤处理的记录。根据《熹宗实录》的记载，朱由校与各部官员的接触十分频繁，与官员们的交流也非常畅通，魏忠贤要假传他的圣旨，背着他私自任免和处置省部级的官员，是根本办不到的。实际上，魏忠贤一直视朱由校为自己的再生父母，绝对不会违背朱由校的意愿办事。朱由校去世时，他的眼睛都哭肿了。《熹宗实录》是崇祯朝的内阁首辅温体仁负责编修的。温体仁曾经被朱由校任命为礼部右侍郎和南京礼部尚书，对朱由校有过切近的观察和了解。《明史》是清康熙年间的万斯同主编的，万斯同生于１６３８年，明朝灭亡时，他还是一个六岁的孩子。他对明朝宫廷及对朱由校的情况的了解，不可能比温体仁更清楚。《明史·宦官二》中的这段记述，显然采自民间传闻，而不是采自宫中的文字记录。魏忠贤究竟犯了什么罪？笔者在《魏忠贤的罪与罚》一文中作过讨论。笔者发现，几年前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犯有二十四大罪，基本上查无实据，被朱由校驳回；朱由检上台以后，钱嘉徵上《劾逆珰疏》，说魏忠贤犯有十大罪，也因空洞无物、不得要领，没有被朱由检当一回事，反而受到朱由检的斥责。朱由检的“钦定逆案”，没有采信杨涟和钱嘉徵所说的任何一项罪行，更是从另一个侧面反证了杨涟和钱嘉徵的指控的不足为据。朱由检为了清除魏忠贤，不得不另辟蹊径，给他定了一个“逆党”罪。朱由检给魏忠贤定“逆党”罪，是不是就比杨涟和钱嘉徵更高明、更恰当、更实事求是呢？不。把魏忠贤定为“逆党”，说魏忠贤犯了“逆党”罪，既没有根据，也没有道理。 逆党，就是叛逆之党。叛逆，当然是对皇帝的对抗和反叛。魏忠贤有什么叛逆行为？叛逆了哪一个皇帝？叛逆了先帝朱由校吗？没有。魏忠贤对朱由校忠心耿耿，朱由校对魏忠贤的信任始终不渝。朱由校去世前七天，还亲口嘱咐朱由检重用魏忠贤。《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上病亟时，召皇弟信王入，谕以当为尧舜之君，再以善事中宫为托，及委用忠贤语。既崩，忠贤自出迎王入”。第二天，又当着全体内阁大臣的面说：“忠贤忠贞可计大事”。在当时的魏忠贤身上，哪有叛逆的影子？叛逆了当今皇上朱由检吗？没有。朱由校去世后，魏忠贤亲自迎请朱由检继承皇位，对朱由检关爱备至。朱由检即位不到半个月，贡生钱嘉徵就上《劾逆珰疏》，指控魏忠贤犯有死罪。魏忠贤没有利用职权对钱嘉徵采取任何打击报复的行动，甚至没有辩解，而是“哭诉于上”，并当即请求辞去总督东厂的职务。从此，大小事务不再染指，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直到“钦定逆案”公布判决书，朱由检也没有指出魏忠贤说错了什么有涉叛逆的话，做错了什么有涉叛逆的事。叛逆又从何说起？没有叛逆行为也没有叛逆意图的人，被定为犯有“逆党”罪，在常人看来，是没有道理的，是荒谬可笑的，是不合逻辑的。但朱由检认为，这既不好笑，也不荒谬，并且符合逻辑，符合“皇帝的逻辑”。“钦定逆案”的荒谬其实还不止这么一点。与魏忠贤并列的首逆客氏是什么人？是被朱由校封为奉圣夫人的朱由校的奶妈。朱由校与她的关系，用“情同骨肉”四个字来形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长期身居深宫，从不过问政事，也从不与文武官员交往。人们甚至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把她列为首犯，岂不搞笑？“逆党”，当然是一个“党”，有头头，还有党徒，即朱由检所说的同谋。魏忠贤“逆党”的党徒有多少呢？经过一年多的“侦查”，朱由检说有六个。“首逆同谋”的六个人，崔呈秀是刚任命不久的兵部尚书。魏良卿是魏忠贤的侄子，原来是一个农民，朱由校给了他一个锦衣千户的职位。在宫中负责过基建工作，得到朱由校的赏识，后被封为宁国公。侯国兴是客氏的儿子，原来也是农民，后来被朱由校任命为都督。另外三个人是与魏忠贤相好的一般太监。要说这六个人反叛过或曾经预谋反叛先帝朱由校，那是谁都不会相信的。要说这六个人已经反叛或准备反叛当今皇帝朱由检，则没有丝毫的证据。薛冈《天爵堂文集·丑寅闻见志》有这样的记载：“（魏良卿被捕后说）吾生长田舍，得负耒耜足矣，何知富贵？今日称功，明日颂德，功德巍巍，自当封拜。吾不合为珰侄，遂以袍册加身，是称功颂德者，以富贵逼我，我何罪也！”可见，所谓魏忠贤的同谋，不过是魏忠贤的亲友而已。把一顶“党”帽戴到他们的头上，是不是有点滑稽？照理说，“逆党”案中的案犯，犯的必然是“逆党”罪。但朱由检说，该案中另外的两百五十多名案犯，都没有犯“逆党”罪，他们犯的是“交结近侍”罪。在朱由检看来，马嘴对在牛头上，没有什么不可以。“钦定逆案”立即得到了彻底的贯彻执行。但朱由检的这个“钦定逆案”是不是得到了人们的支持和拥护呢？没有。《明史·阉党》中有一段精妙的记载：“案既定，其党日谋更翻，王永光、温体仁阴主之。帝持之坚，不能动。其后，张捷荐吕纯如，被劾去。唐世济荐霍维华，福建巡按应喜臣荐部内闲住通政使周维京，罪至谪戍。其党乃不敢言。福王时，阮大铖冒定策功，起用，其案始翻。于是太仆少卿杨维垣、徐景濂，给事中虞廷陛、郭如暗，御史周昌晋、陈以瑞、徐复阳，编修吴孔嘉，参政虞大复辈相继而起，国亡乃止。”“其党日谋更翻”里的“其党”，并不是所谓的“逆党”。因为所谓的“逆党”，已经被朱由检“尽入之”，一网打尽了。这个“其党”，显然是指对“钦定逆案”持异议的那些人。对“钦定逆案”持有异议，并主张平反的，不止一个人，而是一个“党”，足见对“钦定逆案”持有异议，主张平反的人不在少数。“日谋更翻”，则说明那些人对“钦定逆案”持有异议，主张平反的想法，不是心血来潮的一时之念，而是郁结心头，挥之不去的一项精神负担，被这些人认为是一项道义责任。尽管“帝持之坚，不能动”，并且，“张捷荐吕纯如，被劾去”，唐世济和应喜臣还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推荐“逆党”成员霍维华、周维京出来任职。说明被打成“逆党”的人物，其才能和声望仍然受到人们的推崇。直至朱由检恼羞成怒，将推荐“逆党”的人统统“谪戍”，异议者才“不敢言”。但朱由检死后，为“逆党”平反的呼声又高涨起来。终于出现了“福王时，其案始翻。太仆少卿杨维垣、徐景濂，给事中虞廷陛、郭如暗，御史周昌晋、陈以瑞、徐复阳，编修吴孔嘉，参政虞大复辈相继而起”的局面。而“其党”的代表人物，都是些什么人呢？吏部尚書王永光，是朱由检亲自点名的“钦定逆案”的专案小组成员，温体仁是朱由检钦点的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张捷、唐世济是朱由检亲自提拔高级官员。这些人都不是“逆党”成员，都不是魏忠贤的追随者，甚至不是魏忠贤当红时期的既得利益者。“钦定逆案”是得民心还是不得民心，也就可想而知了。朱由检不亏为“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他要打造一个又一个政绩工程。朱由检的政绩工程，主要是在人事上做文章。并且，旗帜鲜明——对人不对事。他不断地提拔各级官员，又不断的贬谪和处死各级官员。魏忠贤是被他处死的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朱由检当了十六年零六个月的皇帝。在这十六年零六个月当中，他先后任命了五十多个大学士（相当于总理、副总理），有十四个人担任过兵部尚书。五十多个大学士中，绝大多数被朱由检分别处死、流放、关押、革职。全身而退、寿终正寝的没有几个。《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九》记载：“庄烈帝在位仅十七年，辅相至五十余人。其克保令名者，数人而已”。另据《明史》中的有关《列传》记载，十四个兵部尚书中，崔呈秀被判死刑（判刑前已自杀）；陈新甲、熊文灿被弃市；王洽在狱中关押至死，死后被判处死刑；梁廷栋、张凤翼、杨嗣昌因怕被朱由检处死而服毒自杀，其中两人死后仍被判处死刑；王在晋、申用懋、熊明遇、傅宗龙被革职；张国维先被革职，后被逮捕。冯元飙为规避风险辞职。只有张缙彦因为任职不久，朱由检就自杀了，在任内没有受到处罚。除此之外，被朱由检处死的总督和巡抚，有名有姓、有史可考的有二十三人，其中包括袁崇焕等抗清名将。崇祯年间，被朱由检处死、流放、关押、革职的官员总共有多少，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最保守的估计，当在千人以上。《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载：“帝命嗣昌议文武诸臣失事罪，分五等：曰守边失机，曰残破城邑，曰失陷籓封，曰失亡主帅，曰纵敌出塞。于是中官则蓟镇总监邓希诏、分监孙茂霖，巡抚则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总兵则蓟镇吴国俊、陈国威，山东倪宠，援剿祖宽、李重镇及他副将以下，至州县有司，凡三十六人，同日弃市”。这只是朱由检铁腕统治的一个例子。与这个例子相对照，“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显然是太轻描淡写了。这就是朱由检光辉的政绩。 如果说，魏忠贤等人的被处死，是因为他们属于“逆党”。那么，后来被朱由检处死的官员，就只能被称作“朱由检党”了。因为被其处死的这些官员，无一不是发誓为朱由检效忠的，无一不是受到朱由检的提拔和重用的。当然，按照朱由检的逻辑，把他们称作“逆党”，也未尝不可。“钦定逆案”大功告成以后，被魏忠贤们把持的国柄，当然回到了朱由检的手里，被魏忠贤们扰乱的朝纲，当然得到了“拨乱反正”。朱明王朝是不是从此就焕发了生机、天下从此就太平了呢？没有。境外，满清人日益强大，虎视眈眈。满清人的铁骑比过去更经常、更深入地在中原大地驰驱。境内，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群盗满山，四方鼎沸。”“钦定逆案”落幕了，朱由检一个又一个的政绩工程落幕了。朱由检笑了，东林党笑了，朱由检政绩工程的暂时获益者笑了。但笑得最开心、笑声最响亮的，是对明朝有着“七大恨”的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他的笑声，至今还回荡在历史的夜空。假如你对折腾两个字的含义没有较为透彻的理解，那么，细细体味一下朱由检打造的这些政绩工程，就一定会有所领悟。“钦定逆案”，是帝王式折腾的经典之作。“钦定逆案”落幕十五年之后，朱由检与魏忠贤殊途同归，用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所不同的是，魏忠贤是酒足饭饱之后，在一个温馨的宾馆客房里从容赴死。朱由检则是在雨雪飘零的深夜，惶惶如丧家之犬，在遍地泥泞的后山上命赴黄泉。《明季北略·卷二十》记载了朱由检自杀前两天的情况：“十七乙巳，上早朝，召文武诸臣商略，上泣下，诸臣亦相向泣，束手无策。或言冯铨当起，或言霍维华、杨维垣当用……上皆不应。俛首书御案‘文官个个可杀’，密示司礼太监王之心，随即拭去。……是旦，午门内外，寂无一人。……上问守城事如何？国桢伏地哭奏曰：守城军不用命矣。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奈何。皇上泣曰：诸臣误朕至此。于是，一时文武及内官数十人，相持恸哭仆地，声彻殿陛。……十八夜……遍召所御妃嫔数人，俱亲杀之，复遣宫人逼张太后娘娘速死。……少顷，微服易承恩靴，出中南门。时已三更矣。手持三眼枪，杂内监数十人，皆骑而持斧，出东华门，至齐化门，内监守门者，疑有内变，将炮矢相向。不得南奔，乃从胡同绕出城上。望见正阳门城上，已悬白灯笼三碗，白灯笼自一至三，以表寇信之缓急也。知大事已去。时成国公朱纯臣守齐化门，因至其第问计，而纯臣独在外赴宴，阍人辞焉。上叹骂而去，走安定门，门坚不可启。天将曙矣，乃回。……（三月十九）五鼓，上御前殿，手自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遂散遣内员，手携王丞恩，入内苑，人皆莫知……”《明史》曰：“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致亡之本究竟是什么，朱由检是永远不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