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最新19禁电影推荐:西方文化系列讲座之科学、宗教和哲学的关系

　　西方文化系列讲座之科学、宗教和哲学的关系

　　赵林：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方文化系列讲座

　　希腊文化

　　罗马、基督教文化

　　中西方文化比较

　　科学、宗教和哲学的关系

　　我今天主要讲宗教、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我今天不再给大家讲太多知识的问题，而是更多地对一些问题做分析。也就是说，今天讲的更多的是关于智慧方面的问题。

　　我想，我们也只有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搞清楚了，才会对西方文化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那么我们知道，西方文化发展到今天，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它的科学技术水平远远超过了中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想没有人会提出异议。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绝大多数西方人仍然相信基督教，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在总统竞选当中，没有一个人敢宣称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乃至于我们说，基督教在今天的西方已经不是简单的信仰问题了，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深深地渗透到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中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能把基督教仅仅当做一种愚昧的信仰。我今天的报告从这里切入呢，就是想改变同学们的一个观念。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宗教是一种愚昧、落后的表现，随着科学知识的增加，一个人就会由一个宗教信仰者变成一个无神论者。这样一种理念，在面对今天的西方世界的现实，实际上是不攻自破的——那就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同时，还保持着对宗教信仰的极大热情，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同学们会感到很困惑。我昨天已经说了，我们中国从儒家文化开始，实际上骨子里面就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度。有知识的人，是不信宗教的。当然，他们也讲宗教，目的是为了教化老百姓。正是由于我们是一个无神论的民族，有着悠久的无神论的文化背景，因此，我们很难理解西方人。

　　在此，我要申明两点：第一，我本人虽然研究基督教，但我自己从来不信基督教 。第二，我今天讲这些问题，只不过是想让同学们更加了解西方，从价值层面来讲，我个人从来不认为中国只有走宗教发展的道路。我觉得，每个文化、每个民族有它自己的路，它是殊异的，没有必要在各个方面追求一致。

　　我今天带来一段精彩的论述，是西方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数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罗素的论述, 是他在他的《西方哲学史》的导论中的一段论述。我今天的讲座就以这个论述为切入点来展开。

　　他说：“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那么，我要对这段话做一些解释。罗素一来就对神学、科学、宗教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阐述。哲学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和科学两者都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它和神学研究的对象相同，都是我们现有的知识不能把握的东西。大家知道，所谓科学是指已经形成确定的知识和答案的东西。而一旦这样的定论形成以后，它会影响人们的思想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像牛顿的经典力学，今天还有谁会对经典力学本身提出置疑啊?充其量我们说量子力学只是把经典力学在更加精密、更加微观领域里面把它加以拓展，并不能据此否定经典力学。因此，我们从中学开始一直到大学都在学习和使用经典力学。它在给定的时间和空间以及一定的条件内，确实是真理。比如说牛顿的三大定律，在一个宏观的世界里面，它就绝对是真理。但是，哲学研究的问题，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具有确切性的答案。当然，我今天所谈到的一些观念，也许会极大地冲击到同学们的一些定见。我今天讲座的目的，第一是让同学们对西方文化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另一个，我之所以把今天的内容上升到智慧的高度，是因为我们搞哲学的人的最高最高的目标就是——养成一种批判精神和怀疑意识。哲学是这样一门学科，它对任何被称为绝对真理的东西，永远都高昂着自己不屈服的头颅，这就是哲学。对哲学来说，没有什么是绝对的真理。也许同学们马上就会举一些例子来反驳我，比如说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我们从小接受的都是唯物主义的教育，那么我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人都有唯心主义的倾向。世界究竟是统一于物质还是统一于精神?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会毫不犹豫地说，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使我们相信，世界是统一于物质的。 千差万别的世界，包括精神世界，最后都统一于物质。这就是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给我们形成的定见，我们把它当成是绝对真理。但是，当我们把它当成是绝对真理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西方，为什么它有那么多的基督教徒?而且，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文化，因为事实上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的科学发展水平，都比我们高很多。我们惊异地发现，在西方很多人恰恰认为这个世界统一于精神，他们认为还是应该从上帝那里寻找世界的根源。如果我们盲目地说他们都是错的，那么他们也会得出和我们一样的结论。因为我们拿不出一个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我们的观点，他们同样如此。因为这两种观念说到底是两种文化习惯的结果，是两种教育教养方式的结果。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中国由于种种机缘吧，像香港那样被英国统治了一百年，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就会非常的多。因此，我们不能武断地说谁错了，而是两个不同的传统。这个时代更重要的是一种宽容和尊重，而不是专断和粗暴。我们说一个西方的基督教徒和中国的一个无神论者，在牛顿力学上面观点都是一致的，认为它是真理;而对于世界究竟是统一于物质还是精神，那就是见仁见智了。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像牛顿力学可以在实验室里得到验证，它严格的说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在这里我首先要改变一个概念，“形而上”在我们的字典里是一个贬义词，我们所说的“形而上学”就是指片面、孤立、静止地看问题，它和辩证法是相对立的。但是这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原意，是它的一个引申。它的原意在希腊语里是“物理学之后的学问”。 它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学生。我们知道亚里斯多德是古希腊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也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把柏拉图的唯心主义观点和得莫克里特的原子论的唯物主义观点结合起来，建立了自己的体系。由于亚里斯多德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写了并讲了很多方面的东西，物理学、政治学、逻辑学、心理学、文学艺术、博物学、伦理学等等，无所不包。但是他也有一部分论述是专门讲述这些学科以外的知识，亚里斯多德把它称为第一哲学。就是研究存在本身的学问，也就是研究事物的最一般的原理和原因的学问。他认为研究事物表面原理的学问只能叫做知识，但是研究万事万物背后最一般的原理和原因的，那才是智慧。哲学这个词，在古希腊本身就是“爱”和“智慧”拼成的，就是爱智慧的意思。所以智慧之学在古希腊是比知识之学更高的东西。知识之学是研究事物是什么，智慧之学则是研究事物为什么是这样。在亚里斯多德去世以后，他的弟子要把他的文稿整理归类，他们就发现被亚里斯多德称为第一哲学的东西无法归类，就把它暂时编在物理学的后面，称为“metephysics”。这本来是一个权益之计，但后来在我们的第一批引进西学的学者的翻译中，就把它翻译成“形而上”，是取自周易的一句话：“形而上曰道，形而下曰器”形而下的有形的东西就是器物，形而上的无形的东西就是道。那么“道”又是什么东西呢?同学们，老子的道德经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解释：“道可道，非常道也”——“道”如果可以说出来，就不是真正的道了。就是说道就是极其高深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形而上”的真正含义，就是极其高深的学问，是关于事物最一般规律的科学。那么，它的对立面不是辩证法，而是经验，经验范围内的东西都是有形的。所以从亚里斯多德一直到黑格尔为止，在西方形而上学都是跟经验相对立的玄奥高深的揭示事物一般规律的学问。因此，形而上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根，没有形而上学，哲学就是阉割了的哲学。但是，到了黑格尔那里，他就将形而上学做了一个变化，因为形而上学很容易导致一种僵化。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把形而上学看成是玄学，就很容易把它与经验对立起来，就看不到他们两者之间的统一性，就不能将两者辩证地加以把握。这样形而上学就容易导致一种僵化的、孤立的、片面地看问题的方法。黑格尔以后，经过马克思的发展，形而上学就成为一种和辩证法相对立的方法论。实际上，在西方，黑格尔之前，形而上学都是一门既高尚又高深的学问。最最最有智慧的人，才能够研究形而上学。

　　之所以引出这么多话题，就是因为真正的哲学问题就是形而上学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形而上学”的原意。

　　哲学如果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那它就不叫哲学了。自从形而上学在西方成为一门极其高深的学问以来，西方人就培养了一种和我们中国人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一种经验式的，事物的真假、对错都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但是形而上学的东西是不可以在经验中进行检验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不太适应形而上学的。正是由于这样，我昨天讲了，大理学家朱熹为什么要把周易的太丕无极之学最后要落实到现实生活之间，落实到仁义刚柔善恶之际啊，就是因为中国人总是把高深的东西落实到生活中，落实到道德行为和五伦伦理中，中国人不喜欢玄而又玄的东西。正因为我们中国人崇尚经验，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眼见的东西才是真实可靠的。但是西方却恰恰相反，可以说在形而上学出现以前，西方就出现了类似的学问。西方第一位唯心主义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提出，数是世界万物的本原。他和其他自然科学家关于水、火、土是世界本原的差别不在于仅仅是概念的不同， 水、火、土是眼睛可以看到的东西， 而数是什么?数是只有抽象的思想才能看到的东西，因此把数说成是万物的本原和把水说成是万物的本原具有本质的不同，那实际上就是形而上学了。所以西方的哲学一开始就蕴涵着唯心主义的可能性。正因为西方早就有形而上学的传统，所以他们把形而上学的对象看得比经验的对象更为本质，从而把它叫做第一哲学。所以在西方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眼见为虚，思想为实。看见的东西才是假的，感觉总是在欺骗我们，感觉和思想发生矛盾的话，对于西方人来讲，正确的只能是思想，因为抽象才是最深刻、本质的东西。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刚才我说了，他隐含着唯心主义的可能性。所以，在西方2000多年的哲学史里，唯心主义绝对是主流。前天我讲罗马文化的时候，说西方人把罗马人说成是唯物主义，而我更愿意把它称为物质主义，因为唯物主义在我们中国是有特定的哲学含义的。在西方，唯物主义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带有贬义的，是说这个人只注重肉体不注重精神，只追求肤浅的经验生活而不追求高尚的思辩。而唯心主义则往往是高尚的，说这个人是唯心主义，我们就禁不住会对他肃然起敬。(笑)这就是传统，西方人认为眼睛会欺骗人，而通过思想、推理、逻辑的演算得出来东西才肯定是真的。 那么我们说哲学研究的真正的问题就是形而上的东西，是不可以通过经验把握的东西。罗素说：“哲学，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所以，它和神学一样。神学研究那个关于灵魂死不死的问题，关于天国的问题，你不可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知识。 也就是说，神学和哲学都是研究那些自然科学无法给出答案的问题。这里罗素又说到：“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 哲学和科学的相同之处就是它们的研究方法是相同的。就是说都是诉之于理性而不是像宗教信仰是服从于权威的。神学的一切都是以《圣经》为最高权威，不得有半点违背。而哲学不是这样。这就是哲学、宗教和科学的总的关系，我们就从这里切入，来探讨今天的主题。

　　“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和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就是哲学 ”罗素为我们描写了一幅悲惨的状态，哲学既受到科学又受到神学的双面攻击。受到科学攻击的原因是什么?是哲学研究的问题科学无法给出确切答案，因而，就认为哲学研究的都是一些无聊的问题。这个观点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在科学理性无限膨胀以后，尤其明显。乃至于在刚劲的时代，哲学无可挽救地没落了。因为这个时代崇尚科学主义，科学可以在实验时里得到验证，而哲学问题是无法验证的，因而是无聊的问题。这种说法我个人认为是很浅薄的，因为人是一种有神性的动物，人除了要研究那个可验证的问题以外，人永远都在追求那永无答案的东西，这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这就是我们称之为“西方浮士德”的精神。就是永不满足，永远不停地在追问某种东西，也许永远都不可能达到，但是在追求、追问的过程中，人类无意之间会在身后留下一串歪歪斜斜的脚印，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历史，就是我们人类的文明。 所以我老喜欢说，人类就是在追逐一个一个彩色的海市蜃楼和光环的情形下，走出原始森林来的嘛。正是那个最先看见天上彩虹的猴子，成为了我们的祖先，而那个低着头永远只注意眼前土地的猴子，到今天还仍然生活在原始森林里面。(笑)所以，我们人类总是喜欢向天上看，人类总是在追求遥远的理想，个人如此，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所以，所谓光环、理想，它的意义不在于它最后能不能真正实现，他的意义在于它给予我们永恒的感召，在这种感召之下，创造我们人类的历史啊。这就是歌德所塑造的浮士德的精神啊。浮士德和魔鬼打了一个赌，魔鬼说：如果你永不满足，那么我将尽力满足你的一切欲望，而一旦有一天你满足了，我就将带走你的灵魂。果然，浮士德得到了爱情，达到了权利的顶峰，获得了智识，但是他永不满足。无论他得到什么，他都还在追求。魔鬼毫无办法。最后，浮士德来到海边，看到无数的人在担土填海，他终于意识到全人类全社会的觉悟是一种多么好的景象。于是他感叹到：生活多么美好的，请停留一下!满足了。于是，魔鬼马上带走了他的灵魂。这就表现了一种永不停息的追求精神，这种精神说到底就是哲学。事实上，我们说，正是由于对一些崇高的超经验性的东西的追求，才导致了很多科学史上的革命。在座各位的自然科学知识比我深厚，也许我是在班门弄斧，但是据我所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一种哲学思考，而不是出于科学思考。他就是基于对“以态风”的怀疑，“以态风”本身就是一个哲学假设，他没有循着牛顿的经典力学的路子走。因为我们知道在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以前二十年左右，有两位科学家做了一个关于光的干涉实验，而得出的结论是可以颠覆牛顿的经典力学的，遗憾的是他们不敢否定牛顿的前提，牛顿的前提就是有“以态风”的存在，光的传播是超距的，没有时间的。而爱因斯坦就对“以态风”表示怀疑，因而得出的结论是光传播一定距离是要花费一定时间的。这就是一个根本性的革命，然后才导出了相对论的公式。那么，爱因斯坦的这个革命实质上就是一个哲学革命。开普勒发现海王星同样是出于哲学思考，他认为这个世界应该和谐和平衡，因此在某一个位置应该还有一颗行星，然后通过运算推算出了行星的确切位置。我的一些搞物理学的朋友告诉我，如果没有普朗克，经典力学照样可以发展到量子力学。而如果没有爱因斯坦的话，可能至今我们都不知道相对论。这说明了什么呢?这恰恰说明了科学发展到关键的时刻，需要的是哲学批判而不是科学批判。

　　我们再来看罗素：“思辩的心灵所最感到兴趣的一切问题，几乎都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他是科学家，同学们，他是二十世纪非常伟大的数学家呀!“而神学家们的信心百倍的答案，也已不再像它们在过去的世纪里那么令人信服了”。就是哲学的问题科学几乎不能回答，而神学家们武断的回答又无法叫人信服。下面我把罗素的哲学问题归纳为七个问题。

　　1、世界是分为“心”和“物” 的吗?如果是，那心是什么?物又是什么?这里所说的“心”和“物”都是一种哲学的概念。我们搞哲学的人觉得物质和精神在哲学上都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都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说：也许你在来听我的课之前，都非常清楚，什么都懂，一学期听完以后，你就糊涂了，那就对了。(大笑)哲学就是要把你搞糊涂，糊涂以后你就有批判精神了。以前觉得理应如此的东西，现在觉得未必了，你就有了怀疑意识和批判精神，这个时候你才刚刚开始有了哲学的慧根。(笑)哲学就是对那些大家认为天经地义的观念的一种怀疑和批判嘛，这才是哲学啊。所以哲学首先是一种意识，而不是现成的答案。如果哲学都固定于现成的答案，那就不是哲学，而是教条。哲学的活的灵魂是永远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自由精神，这才是哲学。所以，很多同学平时对哲学很反感 ，而我在武大讲西方哲学史，最大的教室给挤得满满的。人们不禁疑惑：哲学有这么大的魅力吗?我说哲学本来就很有魅力嘛，人们反感它是因为大家对哲学存在一种误解嘛。就好比在学校之外碰到一个人，他问：你是搞什么的?我说搞哲学的，他马上回应：哦，搞政治的。(会心地笑)哲学和政治完全不是一回事嘛。

　　关于以上的问题，我们能解决吗?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我们哲学界的一些老前辈达到一定的年龄以后啊，确实就达到了大彻大悟的境界。我们武大的陈修斋教授，已经谢世了，他的弟子们在整理他的一些手稿发现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哲学无定论》。他在这篇文章中写到：我所见到的哲学问题都是没有定论的，不是由于我们今天的知识局限没有定论，而是这些问题永远就不可能有定论的。这些问题说起来可能跟同学们的常识相悖，世界是统一于物质的嘛，心也最终统一到“物”的呀。且不说西方的基督教徒的看法和我们正好相反，单说我们的结论又是从哪里得来的?是从经验里推论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解决的是一个总体性的命题，这样的命题是不可能根据经验推论出来的。大家知道，从逻辑学来说，经验归纳只是不完全归纳，它所得出的结论只是或然性，没有必然性。因此我们只能说世界极大可能是归于物质的，而不能说世界必然统一于物。自然科学研究的是世界各个局部的、细节的问题，我们由此而整合出一个关于世界是什么的结论，是不恰当的。就是事物的某一点的结论，是不能作为推导整个事物的依据的。这在逻辑学上也是成立的。十八世纪英国怀疑主义哲学家休谟说：我们面前如果有二十颗棋子，我给你讲了每一颗棋子的原因，然后你问我这二十颗棋子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我认为你这是一个假问题。我想，我只能说到这里了，同学们慢慢去领会吧。北大还有一位哲学界的泰斗张士英先生，他晚年也在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其中一篇叫《说不可说》。他认为：哲学的对象是不可说的，但是人又有这样一种不屈的探求精神，非要去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这样，哲学才能发展，但是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却仍然没有答案。大家可以看看，从古希腊到今天，哲学研究的仍然是“心”和“物”的问题，三千多年都没有改变，这正说明了哲学的问题没有终极性答案。

　　2、宇宙有没有任何统一性或目的性?它是不是朝着某一个目标演进的?我们唯物主义者认为，宇宙是有着某种内在的规律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如果有某种统一性，那么问题就来了：宇宙中的规律是怎么来的?面对这个问题就有两种回答，一种回答叫创造论，一种叫进化论。创造论认为：宇宙为什么那么和谐啊，为什么那么有规律啊，为什么那么地充满目的性?这个目的性就是一个哲学概念了，和谐就暗示着一种目的性。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就转过来说说我们的人工产品。人类的任何人工产品都是有目的的，造钟表是为了报时，我们把杯子造成圆口的是为了喝水方便，灯是为了照明。因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因此人的任何行为都有目的，这毫无疑问。但是我们如果由人造物推而广之到自然物，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一个问题，自然界不是我们人造的，它本身有没有目的?如果说它没有目的，那它为什么那么和谐?你看有猫就有老鼠，有青山就有绿水。看我们人，假如我们还是和我们的祖先一样，不知道进化论，不知道如此美好和谐的我们是由丑陋的猴子进化而来的，我们认为人生来就是如此的和谐，有柔弱的眼睛，就生出睫毛为它遮挡风沙;耳朵容易进异物，就生出耳廓保护它;鼻子有孔，孔就朝下而不是朝上长。(大笑)如果我们没有进化论的思想，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如此和谐的人一定是由更高智慧的神创造出来的吧。闹钟很和谐精美吧，是因为人按自己的目的创造了他，赋予它走时、闹响等功能。同样，大自然的精美程度几百倍于钟表吧?那你能说它完全是偶然吗?如果说它是偶然，那它的几率比这样一种几率还要小几千倍：你到印刷厂随便抓一把字钉往地上撒，就撒出了一部《伊利亚特》(笑)。因此，在没有进化论思想的前提下，我们就会很自然推出上帝创造世界的结论。正是由智慧、万能的上帝赋予了世间万事万物的目的性，而这个目的性就是进化论里的方向。有了进化论，当然上帝创造世界的说法就遭到了威胁。进化论说，人在最初的时候并不是这么和谐的，是在进化的过程中，在自然淘汰、自然选择的过程中，慢慢变得和谐了。所以进化论就解释了目的性的来源，也解释了规律和统一性的来源。世界原本无序的，是没有什么规律性、目的性和统一性的，随着世界逐渐的发展，它慢慢地有了统一性和方向性，所以这个世界就从一个无序的世界变成一个有序的世界，进而变成一个和谐的世界。这就是世界的发展，这就是世界的进化论，这就是我们今天相信的科学。所以目的论和进化论就成为相互对立的观点。到了今天就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去年，由香港教会大学出面组织美国各个领域的顶尖科学家到我国访问。其中的克林顿前首席科学顾问Join gage 还到贵校做过报告。他们都是自然科学领域的成就卓著的人，但同时他们又都是具有神学背景的人，而且他们的基督教信仰根深蒂固。他们现在就有一个共同的愿望，企图在科学与神学之间寻找一个共同的东西，在某些关键性的问题上，还是试图用神学来回答科学所不能得出的结论。他们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事物都是从低级向高级进化，那么这个方向是哪里来的?这是进化论本身不能解释的。方向是在事物进化之前就被确定了的，所以才称之为进化，那么是不是还是表明了是上帝在决定事物进化的方向?

　　3、到底有没有自然律，还是我们信仰自然律仅仅是出于我们热爱秩序的天性?这个问题更加具有颠覆性，这个问题使得我们研究自然科学的人面临更严峻的挑战。自然规律是不是客观存在?还是由于我们热爱秩序的天性使得我们把规律赋予自然事物?这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的观点，他认为是我们人给自然界立法，是我们把规律赋予给客观事物，然后再反过来把它作为对象来加以研究。康德对哲学界的影响，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他，而且他对科学界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不做结论，事实上也不可能有结论。我只想举一个例子来帮助同学们来理解这段话。我们看到一群孩子们在玩游戏，玩游戏就应该遵循游戏规则吧，那么他们都会一丝不苟地遵守规则。而我们大人觉得他们的规则本身并不是完善的，我们可以悄悄告诉小孩，你可以犯规，可以投机取巧。他不会相信你，他觉得规则是神圣不可亵渎的，因为它是客观的。而这些规则只不过是他的父兄们一代代传下来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实际上我们所说的一些客观规律，当然不是所有的，只不过是我们人类约定俗成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某种意义上，也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答案。它虽然不是由人类约定俗成的，但它是跟参照系有关的，不同的参照系，连时间、空间都不一样，物体的形状也不一样。所以，规律也同样跟参照系有关，是相对的。不同地区的孩子，玩同样的游戏，也许采用的是不同的游戏规则。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所谓的客观规律的时候，我们也会像孩子一样，把它当成是客观而神圣的。焉知就没有一个更高的东西，看着我们就像我们看孩子们一样?二十世纪的一位文学家米兰. 昆德拉有一句名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笑)人总觉得自己思考得很深刻，而上帝就觉得好笑。就像我们看着孩子们一丝不苟地玩游戏，我们觉得很好玩一样。所以，很多时候我老喜欢跟同学们讲“苍蝇意识”。十八世纪有一个哲学家叫洛克，他说一个事物的重量、硬度、广延都是客观的，是它的第一性，而他认为一个事物的颜色、声音、滋味则是第二性质，跟我们的主观感受有关，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由我们主观决定的。当时我们批判他是唯心主义，现代心理学已经证明颜色确实跟我们的接受有关系啊。比如说三个同学中有一个色盲，他看到的这个红色的台布就是绿的，我们说多数人说它是红的，所以它是红的。但是万一不巧，来的全部都是色盲，那你说这台布是红的还是绿的呢?那就不好说了啊!(大笑)但是，色盲毕竟是少数，所以我们说他的眼睛是不正常的。那么昆虫呢?以它们的复眼来看，物体不仅颜色不一样，连形体都不一样。在他们看来，也许这个桌子就是圆的。当然我们是人，我们有绝对的话语权，我们说桌子是方的它就是方的，而苍蝇没有发言权，只好作罢。(大笑)但是从哲学的角度讲, 谁也不能否认苍蝇看到的也是客观实在呀!我们说，认识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嘛，客观事物不一样，认识就不一样;主观不同，结果也不会相同，这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的嘛。

　　4、人是不是天文学家看到的那个样子，是由不纯粹的碳和水化合成的东西，在一个渺小而不重要的星球上无能为力地爬行着呢?还是像哈姆雷特所说的那个样子 ——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大笑)

　　当然我们说这个问题就不是自然科学的问题，而是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了吧。那么人到低是崇高呢还是渺小呢?这自然就导致很多问题。中世纪，基督教把人看得像虫子一样渺小而谦卑，只有上帝才是崇高的，这就导致人性的扭曲和压抑。反过来，到了近代工业革命以后，人又无限膨胀，认为自己是自然的主宰。那么无限地夸大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把自己的同伴——其他动物当作自己虐杀、摧残的对象，其结果就直接导致了我们今天的生态问题嘛，一系列环境问题嘛。所以人要过分像哈姆雷特那样把自己看作宇宙的主宰，也会带来一系列实践上的恶果啊。

　　5、有没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高贵的，而另一种是卑贱的呢?还是一切生活方式都是虚幻无味的呢?假如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高贵的，那它所包含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生活方式是有贵贱之分的，只是不同的时代高贵和低贱的界定不同。

　　6、善为了要受人尊重就须得是永恒的吗?或者说哪怕宇宙是坚定不移的趋向死亡，它也是值得加以追求的吗?

　　这就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了。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值得我们去追求的永恒的善?因为我们都知道，生命是短暂的，人生是短暂的，那么人生这么短暂，有没有必要去追求一种永恒的、无限的东西呢?有没有必要以我们有限的生命去追求一种无限的价值呢?还是把握有限的生命，及时行乐，得过且过?很多时候，我们会奇怪地发现，人类方面很自私 ，每个人都要追逐个人的一己私利。另一方面，我们说千百年甚至上万年以来，人又总是被一种崇高的、永恒的、无限的价值体系所感动，人们总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它，即使是在像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清醒得令人可怕的世界里面，善仍然有它的永恒价值。所以这个问题在当时的西方引起了争论，基督教徒就认为无神论者很可怕呀，因为无神论者无所畏惧啊，无所畏惧就最可怕了。(大笑)他主要是从道德角度来说的。但事实上我们说我们无神论者还是有信仰的，只是我们的信仰和狭义的宗教信仰是不同的，但是我们所追求的终极价值却是殊途同归的。1993年全世界召开了一次“全球宗教伦理大会”，发表了《全球伦理宣言》，面对今天这样一个四分五裂、彼此争斗的悲惨状态，各个宗教门派的人士共同认为：所有的宗教尽管殊异，但是其核心价值是一样的，基本经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任何的宗教股子里都应该是宽容的。

　　也就是说人有没有必要追求善?我们人生在世都会面对两样东西，一个是善就是道德，另一个就是功利即幸福——这里我们主要是制物质、利益方面的幸福。人追求幸福，责无旁贷，如果一个社会不允许人追求幸福，那就像中世纪的欧洲和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一样，是一个摧残人性的异化的社会。但是反之，如果一个社会只鼓励人们一味追求物质幸福，完全不顾及道德，那么这一定是一个冷冰冰的夏洛克式的可怕的社会。所以我们总在这两者之间倍受煎熬，我们追求道德，我们又渴望幸福。但是我们往往会遗憾地发现，正如康德说的：幸福的人不讲道德，讲道德的人不幸福。(笑)两者是分离的，很多人道德水准很高，但他一生都过得很悲惨，所以他只能乞求彼岸的幸福，他希望用此生的道德换来彼岸的一个好的结果。而那些很幸福的人呢，为了追求幸福不择手段，他往往是践踏了道德的原则才在某种意义上获取了幸福。面对两者的分离，那该怎么办呢?康德给我们预设了一个未来：在未来的世界里有一个最高的主宰，他将根据一个人的道德水平来分配幸福。道德水平越高，他享用的幸福就越多。这样一个社会才是公平的，而且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社会的存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人才会坚持道德。

　　7、究竟有没有智慧这个东西?还是看来仿佛是智慧的东西仅仅是人类集经验的愚蠢呢?人类历史已经千百次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曾经上千年地陶醉在一种最高智慧里面，最后，才发现那不过是一种愚蠢。中世纪基督教的关于上帝的智慧，在我们今天以科学、理性的思维来看，不是一种愚蠢吗?反过来说，几百上千年以后，谁又能保证没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看待我们今天的科学、理性又不是一种精致的愚蠢呢?

　　最后，罗素在提出了这些问题以后，他说到：“对于这些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出答案的，各派宗教都曾宣称：能够给出极其精确的答案。但是，正是他们的这种确切性，才使近代人满怀狐疑地看待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如果不是对他们的研究的话——就是哲学的业务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从罗素的这一段话开始阐述我们的问题。这基本上是从理论的层面阐述了科学、宗教、哲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下面我将从历史的角度来阐述科学、宗教、哲学之间的动态的关系。我们发觉在西方历史上，科学、哲学、宗教三者之间是动态的关系。曾经宗教和科学就是一回事，后来呢，宗教成为至高无上的，科学受到压抑，科学只能仰承宗教的鼻息，再后来，科学羽毛丰满了，反过来宗教又被科学批得体无完肤。再到后来，我们发现，科学和宗教又构成了一种和谐的关系。这样的理解是历史的。我会给同学们提供很多例子，大家可以看看，我这样的提炼是不是有道理。

　　下面我们来谈谈西方的历史。因为在西方，有典型的宗教、发达的科学、经典的哲学，三种形态都比较典型，所以我们来谈西方。

　　在西方的希腊时代，科学、哲学、宗教三者之间是不分的。希腊的最早的一批哲学家，他们本来也是伟大的科学家。被我们称为第一个唯心主义的毕达哥拉斯，他既是伟大的哲学家，又是一个科学家，更是一个奇怪的宗教团体的创始人(笑)。他的宗教团体有着十分怪异的戒律，比如说，不许吃豆子、不许在大路上行走等等。据说，他在一次被异教徒围困的时候，很不容易逃脱了，可是因为他不愿穿越一片豆子地，被敌人抓住烧死了。也许我们觉得他很愚蠢，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他却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毕达定理即勾股定理的发现者。而且他还提出了数是万物的本源。希腊的数学知识中，几何知识是从埃及学来的，而代数则是希腊人的独创。代数和几何的区别在于形和数的区别。埃及人由于丈量土地的需要，很早就发明了几何学。但是埃及人的抽象思维能力远远比不上希腊人。所以埃及人始终没有从几何学里抽象出数的定律。但是毕达哥拉斯的勾股定律立即导致了数学史上的第一次危机，并直接导致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导致了数和形的分离，从此就把数看得比形更真实更神秘;第二个是导致了神学的产生，导致了一系列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就是要用数学的方式来证明，就把数看成是比一切感性对象更为重要的东西。 也就是说，任何感官感觉不到的东西我们都可以通过思想来推，通过数学和逻辑来证明。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数学史上的第一次危机的问题。当毕达哥拉斯得出勾股定律以后，我们又碰到这么一个问题：一个直角等腰三角形的腰为 1 ，那么斜边是根号 2 ，但是古希腊人还不知道无理数。于是，他们用一个分数来表示这条斜边，而这个分数的分子、分母不能同时是偶数，可是推出来的结论却是分子、分母都是偶数，这和前提是矛盾的。于是，希腊人就糊涂了(大笑)：明明有一个形在那里，却没有办法用数来表示它，这样就导致了数是比形更为神秘的东西这么一个结论。这样的话，数和形的分离从毕达哥拉斯开始，一直到了解析几何的建立，才在数和形之间重新建立了关系。形变得并不重要了，而数则演变出逻辑推演，发展出西方的一套逻辑体系。这套逻辑体系又对所有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进行证明，这就导致了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的一系列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这就是西方人重数学重逻辑的历史渊源。他们把思想看得比感觉更真实，思想可以通过逻辑通过数学来推演，而感觉是通过感官来感受的。比如说，托马斯. 亚奎拉是一位深受亚里斯多德影响的神学家，他在证明上帝的存在的时候说：我从一个事实出发，从结果推它的原因，原因还有原因，而这个世界不可能一直上溯，最后总得终结在一点，这最后的原因就是上帝。用物理学来的机械论来说，一个事物总是被另一个事物推动的，在整个推动系列里面，总会有一个原始的第一推动吧?上帝就是这第一推动。按罗素的数学语言来描述就是：没有首相的数列是不存在的。 由此可见，古希腊的宗教、科学、哲学是三位一体的吧?

　　到了中世纪，神学成为至高无上的，科学和哲学都成了神学的奴婢。那个时候的科学被当作巫术和邪教一类的东西，科学完全没有立足之地，完全仰承宗教之鼻息。比如说，关于宇宙，科学毫无疑问地赞同“地心说“，因为它符合宗教的教条啊。中世纪的科学已经把经验完全抛开，靠推理和演算得出的结论，如果是符合神学，那就更叫人深信不疑。而所谓的经院哲学也不过是在论证上帝啊，灵魂不死啊之类的问题。

　　第三个阶段就是近代的西方，我们已经讲过，经过宗教改革，经过西欧内部的变化，科学理性开始崛起。宗教内部已经四分五裂，势力大为削减。慢慢出现一个相反的状况：科学理性逐渐壮大，宗教信仰日益衰落。但是，在17世纪初时候，由于基督教毕竟已经1千多年的历史，它的影响毕竟还是根深蒂固。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只能采取一种怯生生的方式来发展自己，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由自然科学家信仰的自然神论，它是由中世纪的宗教至上到近代的科学理性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英国当时的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是自然神论者，比如牛顿、惠更斯等等。他们是披着宗教的外衣，研究自然科学。他们的论点很简单：上帝创造了世界，但是他不再干预世界，而是让世界按照自然规律运行。这样科学家们就有事干了，他们就研究自然规律了嘛。自然规律越是和谐，就越能证明上帝的伟大。而当时的上帝是什么?是自由意志，也就是说上帝会随心所欲地让奇迹发生，所谓奇迹是就是规律的中断和破坏嘛。因此，自然神论者非常聪明，他们利用一套非常精致的理论论证出上帝的伟大，而且从不干预自然界的运行，从而把上帝赶到自然界之外。1800年，威尔做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当你行走在荒漠里，一脚踹到一块石头，你不会感到惊奇。而当你一脚踩到一块精美的钟表，你在感叹它的精美的同时，会不容置疑地推出一个能干的钟表匠。同样，当我们面对如此精美和谐的大自然的时候，我们也会坚定地推出自然界背后的万能的上帝。因为凡是精美的东西都不可能是自然发生的。 如果说这个理论论证了上帝的存在的话，紧接着的这个理论就把上帝架空了。同样是关于钟表的推理：有两个钟表，一个呢，随心所欲地总是走错;一个呢精确无误、一丝不苟地报时。毫无疑问，精确的钟表更有用，而且它的钟表匠更加高明，这点不用说吧?也就是说，一个高明的钟表匠在造好钟表以后就不用再上发条，让它自己永远有条不紊地走下去。大自然从创世开始以后，就永远按规律运行下去，那么这个上帝就是一个万能的上帝，反之，他总是不停地干预自然运行，那他就是一个蹩脚的上帝。(笑)所以，上帝应该让自然界按照规律运行，什么规律——牛顿力学的规律嘛。(笑)因此，上帝当时和牛顿分了工啊，上帝管自然的创造，牛顿管自然的运行。17世纪有一个比喻：上帝是世界的主人，但是一个长期不在家的主人，他把世界交给他的大管家牛顿。(笑)这个理论不仅在自然界是这样，而且它还和英国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1640年，英国发生了宪法革命，革命的成果就是把帝王架空了，他也得遵守宪法，就像上帝也得遵守自然规律一样。自然神论之后，又出现了泛神论者：上帝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上帝，万事万物处处透出上帝的神性，这神性就是自然规律。这就把上帝和自然完全等同起来。经历了这两个环节以后，到了19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就出现了一大批无神论者。他们宣称：没有上帝，上帝死了。只有自然，没有上帝，只有理性，没有启示和奇迹。大家知道，法国人激进、机智，同时浅薄。法国的宗教批判者，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也是这样，他们凭借他们的激进和追求时髦的个性，大胆地公开竖起了无神论的大旗，彻底否定了上帝。法国启蒙思想的领袖伏尔泰虽然不是无神论者，但是他骨子里不相信上帝，他对宗教的解释真是肤浅得可笑：宗教就是第一个傻子碰到了第一个骗子。(大笑)然后赫尔巴赫等人就说：宗教就是被那些别有用心的骗子杜撰出来，被江湖术士加以宣传，被统治者加以利用，然后被愚昧的老百姓加以相信。(笑)同学们不要笑啊，这种说法和我们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是一样的，宗教真的是傻子碰到骗子那么简单吗?所以，19世纪德国的一批哲学家就起来批判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德国人虽然比法国人贫穷、落后、死板，但是他们却比法国人深刻得多、虔诚得多。所以黑格尔在批判启蒙思想时说得很精辟：基督教这种千百年来无数人为之而死的宗教，岂是欺骗二字能够概括的?

　　经过启蒙运动，我们发现，上帝并没有被彻底摧毁。在法国相信无神论的都是贵族，贵族喜欢赶时髦嘛。因此在法国大革命时候，罗伯斯庇尔发表演讲：无神论是不名誉的，因为它是贵族的信仰。我们穷人还是需要上帝来慰籍我们受苦受难的心。所以，革命者并没有接受启蒙思想家们的宗教观点，却接受了来自启蒙思想运动的一匹黑马——雅克.卢梭。卢梭虽然是启蒙运动的一份子，但是他既反对启蒙思想，又反对基督教会，反对基督教的专制和愚昧。他想建立的基督教，是一种新的基督教。他心中的上帝既不是天主教的上帝也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道德良心。他曾经说过：一颗真正的心，就是上帝的殿堂。卢梭就成为近代宗教的一个开端，成为康德的导师。这就是第三个阶段，科学仰起了高贵的头颅，走到了历史的阳面，而宗教则是遍体鳞伤。

　　最后一个阶段，代表人物就是康德。康德可以说是近代西方的一切科学思想和宗教思想的一个集大成者。他曾经说过，在他一生中有两个人对他影响很大：牛顿让他知道自然界之所以这样和谐，是因为自然规律的作用。而这个规律又是人在认识自然的时候赋予它的。我们同学都熟悉他的一句话：有两样东西使我们感动，那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所以他豪迈地说：人给大自然立法。至于心中的道德律，康德说：是卢梭让我学会了尊重人，使我们明白即使是一个一般的手艺人，他的灵魂都可能比我们高贵。这种思想很了不起啊，同学们，尊重人说到底，就是尊重人心中的良知，因为每个人都是受着良心的支配。虽然康德无论是性格、生活方式、还是行为准则都和卢梭大相径庭，但是他们两个的思想是一样的：唯动机论，强调良心，把宗教的根基建立在良心之上。所以，康德就在卢梭的基础上，重建了宗教。康德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他又有宗教情怀。他一生的最主要的著作就是《康德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律批判》。在《纯粹理性批判》里面，他的最大的功劳就是彻底把上帝从自然界中赶出去了：世界只有规律，没有上帝，而规律是人所赋予的。并用逻辑学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古以来的关于上帝的证明都是虚假的。从此，自然界就没有上帝了，科学家们就可以心无旁骛地面对大自然了。但是，在《实践理性批判》里面，他又从道德的角度把上帝建立起来了。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先天的道德律，都可以自己立法、自己遵守，但是这个法必须是可以推广的法。可是，这个道德的努力是毕其一生也完成不了的事情，于是他假定：1、人是自由的 2、人的道德的努力必须经由下一次生命来完成即灵魂不死。3、在未来的世界里，一个人的道德水平越高，他就越幸福——即配享幸福。这就是我们向往的共产主义嘛。但是，幸福是属于肉体上的东西，受必然性的制约，而道德是属于精神范围的，是我们自由意志的东西。我们仅凭我们的自由意志是无法确定自然界必然性的。因此，我们必须假定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它既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则，又是我们自由的基础，这个东西就是上帝嘛。因此，只有上帝的存在才能够保证我们的道德配享幸福啊。于是，他又证明出上帝来了。这就是关于上帝的道德证明，这个证明到今天都让西方人非常信服。上帝不在大自然当中，他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道德支柱。如果一个人要想遵守道德的话，他心中就应该有个上帝。我们中国人心目中也有“上帝”——就是我们的道德根基嘛，我们总得有点信仰吧，我们总得相信一点什么，我们才会坚持道德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康德建立起来的这个上帝就是我们的道德支柱啊!康德之后的斯拉尔法赫进一步说：对上帝的信仰，既不属于知识，也不属于道德，他属于情感。就是说上帝只是我们的道德支柱和情感慰籍。我们人的情感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依托和支撑。在我们遭受灾难的时候，我们都难免会惊惶失措，我们都感到我们需要一个支撑。这就使我们想到美国“9.11”的时候，美国人说：上帝保佑我们美利坚!为什么?在心里脆弱的时候，整个民族需要一个心理寄托和情感支柱，同时它也是道德支撑。

　　所以，康德哲学，我们可以说他既为科学向宗教争夺地盘，又为宗教向科学争夺地盘。也就是说，他既不是把宗教凌驾于科学之上，也不是把科学凌驾于宗教之上，更不是把两者融合在一起，而是在两者之间划上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科学研究自然界，解决我们物质世界的问题，宗教成为我们道德情感的寄托所，解决我们的心灵问题。我们对自然界研究得越深，我们就越会发现，这个自然界没有我们的灵魂的安身立命之所。我们的科学研究哪怕把自然界已经逼至比若黄泉之际，但是在科学的前沿之外，也永远是无限的领域，科学永远是有限的。而这个领域向我们索要的可能不是科学理性，而是一种信念、一种情感、一种道德。所以，有形世界的问题交给科学，无形世界的问题交给宗教信仰来解决。这就是康德所做的巨大的工作。正是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今天的西方，科学技术那么发达，而却如此笃信宗教。一个科学家一周五天在实验室搞科学研究，并不妨碍他周末到教堂去做祈祷。爱因斯坦、普朗克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他们也相信有上帝。所以我们说，心中的道德律就是心中深切的信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的道德准则。

　　最后，我以海涅的一段非常俏皮的话来结束我这四天的讲座：“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里面，扮演了一个无所畏惧的大力士，一下子把上帝给杀死了。从此，在自然界里面再也没有上帝不死，灵魂不朽了。你们以为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吗?绝对不是。在一场悲剧之后是需要一场喜剧的。康德在这样做的时候，转过身他突然发现，老南佩满脸不安的泪水。” 老南佩是康德的老仆人，一辈子忠心耿耿地侍奉康德。“康德想：善良的老南佩是需要一个上帝的，于是他又在《实践理性批判》里面让上帝复活了。”海涅紧接着说：“当然，康德让上帝复活，不仅仅是为了老南佩的缘故吧，也许是由于德国警察的缘故吧。但是，他的做法和我的一位朋友一样高明，我的朋友打碎了格兰登堡一条大街上所有的路灯，然后在黑暗中发表了一通关于路灯的必要性的讲演。他说：他之所以在理论上砸碎这些路灯，只是为了向我们证明在实践中，如果没有这些路灯，我们将会是多么的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