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后天气丹套盒:千古奇冤叶名琛一生的冤情

读史随感：千古奇冤叶名琛  

2010-01-27 16:48:02|  分类： 史海钩沉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叶名琛是以六不将军之名流传后世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人进攻广州城时，身为两广总督的叶名琛战前既不肯讲和，又不认真备战，战时不组织力量防守，战败后不以死殉国，也不投降，等着英国人来俘虏，所以时人嘲笑他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将军。今人在提及这件事时，多把他当作一个笑话来证明清廷官员们昏庸腐朽，大清王朝的无可救药。

晚清的很多官员的确昏庸无能，腐朽不堪，但叶名琛不是，叶名琛之所以成了传闻中的糊涂蛋，是被清政府和侵略者联手给冤枉了。换句话说，六不将军这个恶名是外人在叶名琛垮台后强加给他的。

我们先来看看叶名琛的履历吧！ 

据《清史稿》记载，叶名琛，字昆臣，湖北汉阳人，嘉庆十四年（1809）生，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入翰林院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十八年（1838）散馆，出为陕西兴安知府；道光十九年（1839）擢山西雁平道；道光二十年（1840）调江西盐道，道光二十二年（1842）升云南按察使，是年底晋湖南布政使。道光二十四年（1846）丁母忧去职。道光二十六年服阕，授广东布政使，道光二十六年（1848）擢广东巡抚。这一年叶名琛四十岁。

从翰林院编修的“正七品”闲职，到从二品的封疆大吏，叶名琛用十年时间连升九级台阶，同他的精明干练是分不开的。叶名琛勤勉政事，尤其长于理财。叶氏的祖先叶文机，精通医术，在武汉开有叶开泰中药店，是当地出名的老字号。这种商人的家庭背景，加深了叶名琛对商业和钱财的理解，自从广西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广东为朝廷外输入军饷以千万两白银，这不能不说与叶名琛善于治理地方有关。

叶名琛也安民有方。晚清时期，两广地区一直是中国祸乱的根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均起于此，这主要是因为两广一带最早与西方接触，民族矛盾尖锐。此外，天地会等反清的秘密会社也多在此活动。各种势力盘根错节，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匪患叛乱此起彼伏。地方当局头痛不已，疲于应付，但这却是叶名琛的拿手好戏。道光三十年（1850），平英德土匪，叶氏被优叙。咸丰元年（1851），歼罗镜会匪吴三，叶氏加太子少保。咸丰二年（1852）徐广缙督师广西，叶氏接办罗镜剿捕事宜，是年秋，斩魁首凌十八，叶氏加总督衔，署两广总督。咸丰四年（1854），洪兵起事，叶名琛以一万五千兵勇，抵抗二十万人的进攻，守住广州城，逐洪兵出境。

长期以来，世人对叶名琛的这段经历根本不看重，相反，由于阶级斗争观的作祟，叶名琛被人指责是镇压革命的刽子手。不过，世人对叶名琛的诟病主要还是他处理外事的方式以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表现。

这一时期叶名琛处理的外事主要有三件：广州入城问题、修约问题和亚罗号事件。可以说叶名琛在这三件事上的做法既得罪了英国人，也没得到中国人的认同。

我们首先来看看入城问题。根据《南京条约》第二款的规定，英国人可以居住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通商口岸。但对这一款，中文本与英文本的表述却是不一样的。中文本的表述为：“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通商贸易无碍；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中方的理解是：商人住“港口”，外交官方可入“城邑”。而英文本则直译为：“中国皇帝陛下同意，英国国民及其家人和仆人，从今以后获准居住于广州、厦门、福州府、宁波和上海的城市和镇，以进行通商贸易，不受干扰和限制；统治大不列颠及各处的女王陛下，将指派监督或领事官员，驻扎上述城市和镇。”

用今人的目光来看，让外国人入城不见得就是卖国，同样，不让外国人入城也未必是爱国。实际上，入城问题在同时开放的另外四个通商口岸根本就不成为问题。《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宁波很快便让英国人入城居住。在厦门，英国人集中居住在城外的要塞，未主动提出进入厦门老城。福州也于1850年允许英国人入城。但是广州人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他们将广州城内当作神圣之地，外国人若进去就有损尊严。这个英国人也争意气，不让进去就偏要进去。1847年，英国人竟然兵临城下，要求入城。时任两广总督耆英担心挑起战争，但又害怕舆论的谴责，于是许诺两年后准英国人进城。这下激起了民愤，指责耆英卖国。耆英在广州呆不下去了，道光帝只好调耆英入京，升徐广缙为两广总督，叶名琛则补徐广缙的缺位，任广东巡抚。1849年，耆英许诺的日期到了，英国人派兵船闯入珠江口内，要求履行耆英的答复。徐广缙和叶名琛态度强硬，联合广州地方团练，组织了十多万人抵制英国人入城。英国见众怒难犯，再加上准备不足，在声明保留入城权利后退走了。广州反入城斗争不战而胜，举城欢动。徐广缙和叶名琛赶忙向朝廷报喜，道光帝龙颜大悦，封徐广缙一等子爵，世袭双眼花翎，封叶名琛一等男爵。

今人认为，徐广缙、叶名琛领导的这次反入城斗争胜利，实际是一次盲目排外的悲喜剧，因为它阻碍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助涨了大清国臣民的虚骄自大。人们指责叶名琛之流昧于世界大势，不懂得国际外交，无法正确引导民众。在反入城斗争中积累的错误外交经验，误了叶名琛本人，也误了大清国。这种认识，实际上是站在今人立场上苛求前人。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国内士绅阶层仍然是盲目自大，轻视外人。面对这股强大的舆论，士民敬仰的林则徐都选择沉默，叶名琛又能做出怎样的选择呢？在当时情形下只能跟着舆论走。徐广缙上任后，曾写信向林则徐求教对付夷人的法子，林则徐给了他四个字：民心可用。反入城斗争不正是借鉴了林则徐的建议吗？如果以此指责叶名琛，那么当时的士人都逃脱不了干系，凭什么要让叶来承担所有的罪责？

再看看修约问题。广州反入城斗争胜利后不久，徐广缙被调去打太平天国，在广东负责的就是叶名琛。这个时候叶名琛既任两广总督，又兼任五口通商大臣。清政府从前一直没有外交部，因为中国从来不承认还有国家与中国是平等的，中国是天下的共主。因此只有管理朝贡事宜的礼部和处理俄国及边疆事务的理藩院，与西洋各国的贸易则由两广总督负责。叶名琛当时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外交大臣。1854年，美国根据《望厦条约》中十二年后修约的条款，英国则依据片面最惠国待遇联合起来修改条约，他们找到了叶名琛。叶名琛对付的办法就是不理不睬，连面都不见。英美两国代表只好跑到江苏，找两江总督。两江总督告之自己无权过问，建议他们还是回去找叶名琛。凭借与叶多次打交道的经验，两国代表深知找叶名琛只会吃闭门羹，便继续沿海北上，找新的谈判对象。最后来到了天津，提出修约。天津当局将外国人的要求呈报给咸丰帝，咸丰帝答应只有减轻关税一条可以谈谈，其余一概拒绝。而减轻关税的谈判，外国人还需同叶名琛商定。从广州到江苏再到天津，绕了一个圈，外国人又回到了零点。叶名琛靠着踢皮球的功夫，让外国人第一次修约要求落败。英国人对叶名琛的恨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叶名琛的推诿和不作为，也是迫于无奈。因为大清王朝对此毫无准备，他们认为同蛮夷签订条约后，一切麻烦都结束了，所以把《南京条约》称作万年和约。如今外国人又上门，新即位的咸丰帝不胜其烦，哪里想到条约上有什么规定。皇帝是这个态度，大臣又能作什么。同外国人谈吗？可是没有结果的谈判有意义吗？直接拒绝吗？这无异于在激化矛盾。当然，叶名琛这种做法同直接拒绝没有区别，只是方式委婉点而已，同时让外国人把不满全部转移到叶名琛的身上。

1856年10月，英国人发泄不满的机会来了。是时，广东水师在广州江面例行巡查时，发现一条名为亚罗号的船有非法行径，于是抓船扣人，准备审问。不想英国人突然横插一刀，提出抗议。抗议理由是亚罗号是英国船只，当时悬挂了英国国旗，清政府的士兵在抓捕船员时，扯落了英国国旗，并肆意踩踏。因此英国领事巴夏礼要求放人，并向英国道歉。

从事后的调查来看，英国人抗议的理由根本就站不住脚，甚至有些是捏造的。亚罗号是一艘在英国殖民地香港注册的商船。当时广东一带的中国商船都这样做，以利用国际法中船舶管辖权的惯例，规避中国官方的检查，干些走私的勾当。不过，亚罗号的登记证已经过期，而且实际所有人是中国人苏亚明，他雇用了英国人做船长。在搜查时，亚罗号上也没有悬挂英国国旗。据上船检查的广东水师千总梁定国说，当时并未见该船上升起英国国旗。香港的一家英文报纸也报道说，一艘案发时停泊在旁的澳门划艇证实并未见亚罗号悬挂英国国旗。事实是，亚罗号上留下来的船员在水师走后，突然升起了米字旗，所谓中国士兵扯毁英国国旗，纯属捏造，应该是扯下了信号旗。退一步说，即使英国拥有该船的管辖船，清政府这样做也是合法的。国际法相关条款赋予在船舶停泊或者航行的水域属于某国时，某国可以根据下列情况进行检查：该船从事海盗或贩卖奴隶的行为；无国籍；拒绝展示国旗；等等。而亚罗号船正是与海盗有染。水师总兵梁定国接到举报后，上船搜查，抓捕了部分船员。事后查实，12名水手中有梁明太、梁建富两名水手为海盗。

事发后，巴夏礼即赶往码头交涉，中国方面据理力争，认为英国无权干涉。但巴夏礼极为蛮狠，双方争执中，一个水勇打了巴夏礼一巴掌。巴夏礼旋即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施压，要求放人，公开道歉。叶名琛向巴夏礼说明事实，只答应释放与海盗无关的9人，拒绝道歉。巴夏礼在英国公使的支持下，发出最后通牒，限叶24小时内释放全部水手，并正式道歉。面对英国的压力，叶名琛作出让步，派南海县丞亲自解送全部12名水手到英国领事馆，但坚决不道歉。此时，英国人无心再谈，拒绝接受人员，炮轰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从事情发生的过程来看，叶名琛的处理可以说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但英国方面却仗势欺人，蓄意发动侵略。马克思曾在事件发生后的两个月写了《英中冲突》一文，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马克思认为全部错误在英国方面，他赞扬了叶名琛，说：“:确实，这个中国人如此令人信服地把全部问题都解决了。”马克思还在 《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的社论中说：“叶总督有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了的年轻英国领事的蛮横要求。他说明捕人的理由，并对因此而引起的误会表示遗憾，同时他断然否认有任何侮辱英国国旗的意图。”面对英国人的蛮横无礼，“中国官吏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

综上所述，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处理外事的做法，不仅无可指责，相反他是全局的角度，千方百计地希望化解争端，避免引发一场新的灾难。那么，叶名琛在鸦片战争中的“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又怎么解释呢？

关于是战是和的问题，徐中约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一书中道出了叶名琛的苦衷：实际上，叶名琛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傻瓜，他是一个颇有心计的政治家，他的执拗是内心之不安全感的伪装。叶名琛知道军事上中国无法抵抗英国，如果他动武而挑起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他将会像林则徐那样以流放结局；相反，如果他执行一项绥靖政策，他又将招致皇帝的不悦、公众的谴责，颜面丢尽甚至于被流放，就像落在琦善和耆英头上的命运一样。身处两难境地的他便采取了袖手旁观的姿态，同时板起一副对洋人冷淡、傲慢且极度蔑视的面孔，在私下里，他却指望这些唯利是图的蛮夷不会以牺牲其商务为代价而延长这种动荡局势。

“不守”，其实是守的，只是方式不对，他首先想到的巫术活动。如众所知，他在衙门里建了一个长春仙馆，祭祀吕洞宾、李太白二仙，一切军机均取决于占语。占语结果是十五日无事，而广州城恰恰在十四日沦陷，十五日的确没有叶名琛的事了。不过，叶名琛还是做了积极的迎战准备。他发布告示悬赏杀敌，下令整备团练两万余人。这些民团在战斗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广东水师发动了袭击，迟滞了英军的进攻。

“不降”、“不走”是理所当然的，叶名琛身为朝廷命官当然不能降，作为两广总督，他也不能走。至于“不死”，叶名琛是有自己的考虑。1859年2月，英国人将叶名琛押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在印度，叶名琛有两首诗阐明自己的心迹。

其一曰：

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单。

纵云一范军中有，怎奈诸君壁上看。

向戎何必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

任他日把丹青绘，恨态愁容下笔难。

其二曰：

零丁洋泊叹无家，雁札犹传节度衙。

海外难寻高士粟，斗边远泛使臣槎。

心惊跃虎笳声急，望断慈乌日影斜。

惟有春光依旧返，隔墙红遍木棉花。

诗中提到的两个任务，都是历史上具有民族气节的人。一是范仲淹，不仅心忧天下，在戌边时也是令敌胆寒的英雄。一是向戎，春秋战国时期人物。他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成功劝说晋、楚、齐等13国罢兵，导致其后列国间10年没有战争，主要大国间40年没有战争。叶名琛自比向戎，是要说明自己不死而随英人走的目的，叶名琛后来对随他去加尔各答的仆人说：“我之所以不死而来者，当时闻夷人欲送我到英国。闻其国王素称明理，意欲得见该国王，当面理论，既经和好，何以无端起衅？究竟孰是孰非？以冀折服其心，而存国家体制。彼时此身已置诸度外，原欲始终其事，不意日望一日，总不能到他国，淹留此处，要生何为？所带粮食既完，何颜食外国之物！”

然而，当他得知自己觐见英国君王无望之后，决定绝食。叶名琛被英国人俘虏后，效仿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他一直食用自带饭食，拒不用英人食物。一周后，叶名琛绝食而亡。晚清的一位封建大吏，魂断他乡。

叶名琛死后，身背骂名无数，但也有人持公允之论，有副挽联是这样写的：“公道在人心，虽然十载深思，难禁流涕；灵魂归海外，想见一腔孤愤，化作洪涛。”

叶名琛今天形象是是清政府和英国人联合刻意丑化的结果。英法联军在广州建立了傀儡政府后，英国人担心“叶名琛无疑是英勇、果断的人，广州人一定为有这么一个父母官而骄傲”，因此要稳固地占领广州，“必须把叶名琛的名声搞臭”。英法联军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并利用一切机会败坏叶名琛的名声。这样也做正中那些清朝统治者的下怀，因为他们需要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寻找一个替罪的羔羊，正如他们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定义出包括琦善、杨芳、余步云在内的一批汉奸。

叶名琛生前壮志未酬，死后为人诟病，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民族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