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古代刑罚女人:谁最先发现了大熊猫？

谁最先发现了大熊猫？
作者: 谭楷       2009-03-25 16:03:39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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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 戴维神父  评论0条 打印 | 字体:大 中 小 科学界将戴维神父发现大熊猫的日子定为1869年4月1日。大熊猫的身份证明，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一尘封就是140年
黑白相间的毛皮
1869年2月22日，戴维神父离开成都，向邛崃山深处的邓池沟大教堂走去。时值早春时节，沟边河畔，报春花星星点点，含苞欲放；野樱花像团团白云，留恋在高山深谷间。青藏高原上横空出世的莽莽群山从西汹涌向东，突然被南北走向的横断山一“横断”，形成“丁字路口”，使南北东西的动植物荟萃于此。从成都平原走向“丁字路口”，戴维意识到一座大自然的宝库正向他敞开。
整整花了6天时间，他经新津古渡口、邛崃油榨头、芦山大川镇，最后翻越瓮顶山，到达穆坪（现宝兴县）境内的邓池沟。远远望去，在海拔1765米的山顶上，耸立着的一座大屋顶的中国风格的二层楼的四合院。那是一座建于1839年的教堂。它属于巴黎远东教区成都平安主教区，是川西天主教会的大本营。
推开厚重的大门，是一座篮球场大的天井。天井四周是礼拜堂、教士和学员的起居室、阅览室等。在远离城市的深山老林，法国传教士们能够在土司统辖的山寨布道，并修建占地三千多平方米的气势恢宏的教堂，真是一个奇迹。170年过去了，当年修建教堂的“绳墨师”竹永鉴、竹永年等人书写在桁梁上的名字还清晰可见。
2003年9月，作为教皇的特使，第四次来中国的红衣大主教罗杰·艾切卡雷到邓池沟凭吊戴维。他惊叹：“这座十九世纪初修建的全木质教堂，举世罕见！”
戴维一到邓池沟，便投入到动植物标本的采集工作中。他曾经迷过路，走过“一生中最惊险的山路”。3月11日，他在红山顶考察，归途，在一位姓李的地主家歇息。火塘边的墙壁上，一张黑白相间的毛皮引起了他的注意。天哪，天下还有这样的野兽？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主人告诉他，这是在这一带的高山密林中隐藏的兽类。老乡叫花熊。大约十天后，有当地的老乡送来了一只花熊幼仔。由于一路上的折腾，幼仔到戴维手中时已经停止了呼吸。
按动物分类学的严格规定，见到了皮毛，甚至见到尸骨，还不能对这个物种作出鉴定。直到4月1日，猎人捕捉到一只花熊活体，终于呈现在戴维面前。
这是一只成年的大熊猫。与我们后来在动物园里见到的胖胖墩墩、雍容华贵的大熊猫相比，更显得生机蓬勃，矫健俊逸！它浑身的皮毛被雨雪霜露洗涤，经树枝草叶擦拭，变得洁净明亮。黑毛如漆，白毛似银，实在令人着迷。
当天晚上，戴维就在灯下匆匆写下了寄给巴黎自然博物馆馆长米勒·爱德华兹的报告。
米勒·爱德华兹根据熊猫的毛皮和骨架以及戴维的报告，作出了结论，这是世界罕有的动物新种，初定名为“黑白熊”。后来，鉴于喜马拉雅山麓1821年己发现了食竹的小猫熊（Lesser Panda），动物学家将其定名为大猫熊（Giant Panda）。1945年，在重庆北碚展出猫熊时，由于英文标语从左到右读，中文顺从英文排法，从左到右排列为“猫熊”，而按中国的习惯念法，从右到左念读，于是新闻记者将它写成“熊猫”。从此，熊猫之名便在中国“约定俗成”，固定下来。而宝兴邓池沟便成为熊猫的模式标本产地。
戴维给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报告以及米勒·爱德华兹馆长的长达27页的鉴定书，曾发表在该馆的学报上。两份文献等于是大熊猫的身份证明，一尘封就是140年。当代的科学家从未读到过全文。
近年来，热爱大熊猫的雅安市前副市长孙前矢志不渝地请法国朋友帮助寻找这两份珍贵文献。经数人数次寻找未果，2009年2月，终于有好消息从巴黎传来。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捐给四川宝兴的熊猫模式标本
为什么是这一天
有人认为，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记下了貘、貊、花熊、白豹、食铁兽、貔貅、白狐等数十个命名，它们都是大熊猫在不同时期的名字。应当说，中国人早就发现了大熊猫，为什么把发现的美誉给予戴维？
为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举个例子。我们老祖宗早发现了铁器要生锈，早有“铁锈”、“赤铁”、“铁丹”、“红土子”之类的记载。但要真正将“铁锈”说清楚，给它科学的定名，是在门捷列夫制定元素周期表之后。它叫三氧化二铁。
戴维的惊世发现正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发现，其学名是按动物分类学的要求命名的，所遵循的是国际公认的标准。
2008年4月，在《动物分类学》杂志上，发表了孙前和生物学家何芬奇等人的文章《大熊猫古名研究》，对中国古代“疑是大熊猫”的二十多个物种名条分缕析，作了细致梳理。
原来，早在半个世纪前，周建人先生就质疑凶猛的“貔貅”是大熊猫；此后，胡锦矗教授于1984年在《卧龙的大熊猫》一书中指出：“文字记载都是基于经传的描述或注疏，而不是以实际观察为根据。这就引起了名称记载上的混淆，这些名称和记载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指的熊猫。”夏勒博士有句名言很直白：“熊猫没有历史，只有过去。”
孙前等人的论文，从《诗经》、《尚书》追踪到《华阳国志》、《北川县志》等，对数十部古代典籍刨根问底，对“貔貅说”、“貘说”、“驺虞说”进行了具体分析。
他们的结论是：除清代的个别记载与熊猫沾点边之外，从形态与行为、习性与食性看来，无法将貔貅、貘和驺虞定为大熊猫。《熊猫的古名研究》一文在动物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当然是“一家之言”。何芬奇认为，中国古代画家画了虎豹鱼鸟，唯独没有熊猫。应当说，熊猫比较好画。为什么一张也没有传下来呢？古代的画家可能根本没见过。这说明，文字上的那些记载，很多是道听途说来的。
现在再看戴维，在3月11日看到熊猫皮张时，并没有下结论说，这是新的物种。直到4月1日，见到大熊猫活体时，他才给巴黎写下他的报告。所以，科学界将戴维发现大熊猫的日子定为1869年4月1日。
猎杀、忏悔与觉醒
上帝太眷顾戴维了。一个动物学家，一生能发现一两个新的物种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戴维在中国却发现了189个动植物新种。除了大熊猫，还有扭角羚、金丝猴、珙桐（鸽子花）树等。他发现并将麋鹿（中国称“四不像”，西方称“戴维鹿”）偷运到欧洲，算是“歪打正着”，为世界保存了一个珍贵物种。
1870年，大熊猫标本在巴黎自然博物馆亮相后，引起了轰动，极大地刺激了西方探险家的好奇心。
俄国人来了，英国人来了，德国人来了。他们竞相收集熊猫皮，猎杀熊猫，或者试图将熊猫活体带走。而最有名的猎杀者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两个儿子，小西奥多·罗斯福上校和克米特·罗斯福。他们俩在岷山和邛崃山历尽艰辛，一无所获。1929年，两人终于在凉山境内同时开枪打死一只熊猫。他们将熊猫皮送给芝加哥博物馆，并写了使他们名扬天下的书《跟踪大熊猫》。
1936年11月，幸运的美国服装设计师露丝·哈克尼斯刚到汶川的草坡不久，就得到一只仅有半岁的熊猫幼体，起名苏琳。她设法将苏琳带出中国海关，飘过太平洋，在圣诞前夜到达美国。1937年1月的一天，纽约市像欢迎国家元首一样欢迎她和怀中的苏琳。
1937年2月18日，经过充分的准备，苏琳终于在芝加哥动物园与望眼欲穿的美国公众见面了。第一天，就有5.3万人挤进动物园。这个纪录保持至今。
1938年4月1日，苏琳死于急性肺炎，它只活了一岁多。露丝完全不能接受苏琳的夭折。而苏琳引发“熊猫热”让更多的探险家对熊猫举起猎枪。酗酒，吸烟，根本无法使痛苦愧疚的露丝获得解脱。她几次自杀，又几次被人发觉而获救。
1947年7月20日，露丝死于匹兹堡一家旅店的浴缸内，终年46岁。谁也说不清，她的死，是不是对愧疚之情的一种解脱？
在中国国门尚未打开的1961年，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宣告成立，并一致通过将斯科特爵士设计的大熊猫图案作为WWF的会旗和会徽。从此，有两面旗帜插遍全球：一面是管理人类社会事务的联合国旗；一面是保护所有野生动植物的熊猫之旗。
“身份”返回故乡
2006年7月，包括卧龙、四姑娘山、夹金山脉，面积9245平方公里，涵盖成都、阿坝、雅安、甘孜4个市州12个县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最早向中国建议“申遗”并推动此项工作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德国博士柯高浩和英国博士柯文夫妇。
2009年2月，柯氏夫妇从浩若烟海的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资料库中，终于找到尘封了140年的戴维的报告和爱德华兹馆长的鉴定书。他们欣喜若狂地给何芬奇发了电子邮件，并表示亲自将两份资料的复印件送到中国。
当年戴维从成都到宝兴走了6天，如今从成都绕道邛崃到宝兴也只要4个小时的车程。
2月26日，柯高浩夫妇在孙前、何芬奇以及法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官员孙雅俊陪同下，在邛崃天主堂拜访了97岁的神父易洪光。老人步履稳当，口齿清楚。他曾于1944年至1949年间任邓池沟教堂神父。谈到在邓池沟的6年，他说从来没有见到过野生大熊猫。这说明戴维当年的发现非常不易。
2月27日上午九时，天上飞着小雪，在大山深处的邓池沟教堂，举行了“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捐赠珍贵熊猫模式标本资料仪式”。除了当地政府官员，还有上百名当地乡民参加了仪式。柯高浩博士代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将两份珍贵资料送给了宝兴县。
何芬奇教授感叹道：140年前，戴维绝对想不到，他的发现会引发席卷全球一百多年的熊猫热。
孙前说，当年红衣大主教罗杰·艾切卡雷来到蜂桶寨自然保护区，正遇上抢救一只从野外抬回来的疾病缠身的熊猫。红衣大主教立即跪下来，为这只生病的熊猫祈祷，让在场的人无不感动。
这使笔者想起WWF的宣言：大熊猫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珍贵财富，也是世界各国人民所关心的自然历史的宝贵遗产。
为此，让我们永远记住伟大的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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