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健身女神钢管舞:孰友孰寇-两周之际的疑乱

两周之际，最重要的两件大事无疑是赫赫宗周的一朝倾覆与平王的定鼎郏鄏。随之而生的诸多事件都直接关系到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 小雅 十月之交》可谓那个时代社会风貌的经典写照。想来，那种陵谷跌宕的惊心动魄应远胜于后来的战国逐鹿，但如今已无法从仅存的史籍中感受得到——史记中周秦二本纪的寥寥几笔几乎消弥了应有的剑戈铿鸣和滔天血光，更留下诸多矛盾与疑窦，深究之下颇感混乱。

一、是耶，非耶——烽火戏了诸侯还是历史戏了我们？

　　其事载于史记，在小说《东周列国志》中被润色修饰得栩栩如生从而流传至街头巷末以至脍炙人口。钱穆、晁福林等都对此事的真实性提出了置疑，主要原因是：举烽传警乃汉代备匈奴事，于周何有？天涯社区煮酒论史有傲睿《红颜一笑，安可倾国》一文，也颇为详尽地探讨分析了这貌似闹剧的幕后情形，现引述傲君其文：“钱先生的意思是说，如果周幽王真有烽火戏诸侯之举，以周时诸侯蔓延千里之态，各家的军队根本来不及同时到达。军队的调动、集结、备粮、行军，再到最后赶到陕西境内，近则十天半月，远则一年半载，总不能让幽王和褒姒在烽火台边野营几个月吧？而且按照一般来说，戎狄寇边，来去不定，军情本就变幻莫测。等诸侯的军队到达之后如果没有看到敌人，完全可以理解为敌军已经撤兵，只会休兵而去，有什么大惊小怪呢？野营几个月的褒姒看见几支军队来到又凭何种心情去笑呢？”另外，“到目前为止，没有如何西周即有烽火预警的证据，周幽王的故事本身就是某些认为西周已有此制度的人的唯一说词。就出土金文所示，凡记载诸侯国出兵配合天子作战的事件都是天子出兵打击某方向的外敌，而处在这一地区附近的诸侯国出兵助战，未见诸侯军应警远来宗周的事件出现。就情理，诸侯之军入天子之境，这本来就是一件需慎重处置的事。没有任何一个朝代会用一把狼烟把一大群带刀带枪的强臣招进自己的王畿，更别提专设这么一种制度了。” 此意本人甚为赞同。
　　然而，以太史公严谨的作风，道听途说的风言风语自会不屑一顾。巍巍社稷倾于红颜一笑，此等戏作之事，若非来源权威，又怎能顺理成章地见于太史公笔下？
 
 
二、虏耶，赂耶——《史记》中被忽视的一个字

　　《史记》中周秦两本纪及齐、鲁、晋、郑等十世家都共书了“犬戎杀幽王”一事。戎狄无道无礼，诸夏乃同心相拒——前因后果何等顺理成章，如此，便很少有人去深究骊山之祸及平王东迁之事。
　　实际上，彼时的华夷之防并非后世理解得那般泾渭分明，夷夏之间是一系列文化梯度：宗周及所封诸姬等华夏，与犬戎、西戎、玁狁等戎狄分别代表着两个极端，其间充斥着驯服归化的前朝遗民以及申、吕、秦等半戎半夏的部族。最值得一提的是申与秦。申亦有称于申戎者，其在两周之际的历史中表现活跃，或通周或联戎，自如地周旋于戎夏之间。《国语 郑语》中史伯语，当时势力较强者为申、吕，而西夷犬戎均属附从地位。彼时，周幽王、郑武公都娶了申女，可见其不容忽视的势力；作为周之屏藩的嬴秦，纵观其国运历程，实为带有戎狄之风的边缘华夏，虽久为周之附庸，但作为周之屏藩，一旦危乱，必是周人争取的重要力量。
　　太史公那波澜不兴的记述中有一个字很容易被忽视——《周本纪》记道，西戎“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这里，野蛮无礼的烧杀抢掠竟成了有那么几分合法性的“周赂”，想象中的水火不容多了几分难以启齿的暧昧。略览中外历史便知，凡借异邦谋国者无不许以土地或金帛。农耕为本的华夏，土地城邑自是最诱人的惠利，先秦时几乎是伐交的通用货币。由此，不难联想到《秦本纪》所载平王东迁时与勤王有功的秦襄公之盟誓：“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若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自太王迁周于岐，文王筑邑于沣，此二地之间便是宗周腹地，宗庙之所。即便东迁在即，此地仍留有大量周之遗民。将这般要地许以带有几分戎狄之风的异姓附庸，除出于压力与无奈，又作何解？相较而言，丰岐于秦，同“周赂”于西戎，本质上又有何异？但秦戎二者在青史中的待遇却截然不同——秦襄公从此始国，成了名正言顺的华夏，为多年后一统天下奠定了合理性；而西戎等则作为宗周覆灭的罪魁祸首被历史鄙弃，其模糊的身影也最终化为烟尘散尽。
　　申后被废，王子宜臼遂遁于母舅部族，申侯怒，而后举兵。据《周本纪》载，申侯“与缯（索隐：缯，国名，夏同姓；国语云“缯，姒姓，夏禹後”）西夷犬戎攻幽王。”很明显，这些蛮族是申侯及未来的平王招来的，自然是盟友。这并不稀奇，毕竟借兵异族的传统源远流长。阪泉大战中，黄帝以熊罴貔貅貙虎等蛮族部落大破炎帝；武王伐纣时的八国联军中也不乏四方蛮夷，唐借兵回鹘以平中原罹乱更是后话……但不管是非，这些行为都堂堂正正地载于史籍，并未像这段历史一样扑朔迷离、似是而非。申侯联戎伐周，幽王死于骊山，据二本纪，不到一年之后即有“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之语，究竟是友是敌？钱穆指出：“《史记》谓平王避犬戎东迁。犬戎助平王杀父，乃友非敌，不必避也。”因此，如今有人提出平王东迁年代后推之说（王雷生《平王东迁年代新探》一文认为周与戎翻脸不可能在短时间，认为东迁时间为前747年，颇有见地，可谨慎参考）。不管时差为何，总之翻脸这一事实的存在较为可信，因此史记中出现的“周赂”极有可能就是伐周之前平王的酬金。戎人按许诺拿走的酬劳，随后成为平王口中的“无道侵夺”，并将其许给秦人，从而将矛盾转给秦与戎之间。
 
 
三、甘耶，苦耶——封赏背后的无奈

　　周人狠心授以（割让）丰岐重地于秦，绝不仅是出于感激、人情或地域因素这么简单。毕竟，若是犒赏其功，令其晋位于诸侯已足够。周宣王利用灭族之灾令秦人伐戎，封秦仲为大夫；秦仲战死，宣王再利用庄公兄弟五人的丧父之痛复令伐戎，也只不过给了他们七千兵力。周人惯以薄利诱秦抗戎，从非子、造父到秦仲、秦庄公，无不如此；秦人也并非浑然不知乐于卖命，因为他们也是为安身立命不得已而流血；另一方面，也许秦人也未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从骨子里渴望着跻身真正的华夏。没有哪次的待遇有这次丰厚，酬金高得吓人，简直是跳楼价亏本甩卖。后人在惊愕之余亦可见周人的无奈。最终，在两个勒索的歹人间选择了看起来稍微顺眼一点的秦人，因此曾助平王获取王位的诸戎被晾在一边，后来，成为诸夏名正言顺的众矢之的。
　　周王的厚赠与秦人力量的骤增密切相关。如果说东迁前的盟誓“若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还只是空头支票，那么今本《竹书纪年》中所述的：“（平王）赐秦、晋以邠、岐之地”就是真正兑现了。此举发生在襄公之子文公十六年（前750年）“伐戎救周”，献“岐以东”之地后，离平王对其父许诺之时已过去了二十年。二十年，是一条好汉育成的时间——好汉秦襄公死了，又一条好汉秦文公站起来，秦人东进的车轮依然向前推进。文公继先祖遗志，终于立足关中。平王“赐”其岐西之地。
　　无独有偶，同年，河东土地上也发生了类似的封赏事件。这得从“二王并立”说起。《春秋左传正义》孔颖达引《竹书纪年》：“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史记、国语皆作伯服，束皙正之为伯盘，认为盘通般，服乃般之误）以为太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前750），携王为晋文公（侯）所杀。以本非嫡，故称携王。” 这段司马迁没有见过的史料暗示了事件的真相远比史记中的表相复杂。宗周既灭，二王并立，天下混乱不堪，《诗 雨无正》叹道：“周宗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勚。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雨无正》郑笺更直白地解释：“天下诸侯于是更相侵伐”。可以想象，当时早已君非君臣非臣，混水摸鱼者，趁火打劫者，兼并攻伐，不亦乐乎。轻则趁乱侵伐弱小诸侯，重则明目张胆地觊觎王畿。春秋时代的大国霸主，多是当时趁周乱伐国拓土者，如晋、郑、秦、齐等。周王——不论是平王还是携王，哪里还有一点王者尊严？筹码罢了。晋文侯为首的诸侯杀携王余臣，结束二王并立之势，确定平王正统。平王为彰其杀携立己之功，则将邠地“赐”于晋文侯（邠当以汾水得名，从邑作邠）。
　　然而，以晋在前后开疆拓土的实力看，剿灭残存的宗周携王不过举手之劳，但为何不在当初而在二十年后才动手，只能推测当时的利益情势发生了变化；郑武公十年娶申女武姜也是一件颇有标志的事件。平王与申侯有着姻亲关系，这一盟友相对稳定一些，示好于申说明郑也认同了平王正朔。可以这样推想：在西周政权未灭时，东方诸夏自然不会出头拥戴没有名份的废太子宜臼“弑父作乱”，为了伐周，宜臼只能任由半戎半夏的母舅找来一帮野蛮的泥腿子搭挡；当时局已定，平王便毫不犹豫地摒弃了最初利用的盟友而投向了东方列强的靠山，与之形成名正言顺的利益联盟。因此，平王东迁势在必行，与镐京的破败无太多关系，避戎狄之患也非主要原因。究其实，非“避”乃“趋”。
　　东周王权与春秋霸主之间利益格局多是建立在这一系列“封赏”中。周许秦以岐丰，赐晋以邠，认可郑强掠之地……这些冠冕堂皇的荣耀之后，是浓重的无奈的阴影。
 

 
四、功耶，罪耶——欲盖弥彰的难言之隐

　　彼时的戎狄虽猖獗，但并非强大到令人束手无策。实际上，当时最强大的力量在华夏。晋在西周时就常掠夺戎狄的土地。而戎狄最终背负了宗周之覆的全部罪责，多少还有些替罪羊的“冤枉”。当平王背弃了与戎的盟约转向秦、晋等诸侯时，恼怒的戎人于是“侵暴中国”。随着勤王盟军的助战，尤其是秦人“战甚力，有功”，戎狄的身影暂时退出了历史视线。戎狄谢幕并未息事宁人，华夏大地依然纷争攘攘如火如荼。从某种意义上，“周赂”于戎也好，于秦、晋也罢，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倒霉的戎狄最终没有捞到实质性好处。
　　而正史体面的帷幕背后，周王的角色可能很是悲惨，已然成为那些真正的时代主角——所谓“勤王”的强大诸侯们手中的砝码了。“申侯、鲁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显然一个拔河场面。最后以平王-申、鲁、晋、郑、秦等联盟取胜告终，但笔墨到这时却遮遮掩掩，欲盖弥彰。其间还有何难言之隐？
　　周宜臼大逆不道的弑父之举是不争的事实，是为大不孝；勾结异族举兵破国，是为大不忠；背弃盟友，朝秦暮楚，是为大不义。此等不赦之罪该如何面对青史？而宜臼最终谥曰“平”，根据谥法“治而无眚曰平，执事有制曰平，布纲治纪曰平”，其实还算一个含糊的，看起来不好也不坏的评价。这不能不说与史籍中的削减和涂抹痕迹有关。
　　首先，破国作乱之罪全部嫁祸于犬戎西戎，宜臼多少减轻了一些负担；再次，“烽火戏诸侯”的精彩剧目，让人们将遗憾及愤怒唾向了柔弱的红颜，再后便是昏庸暴戾、偏执到搞笑的周幽王。的确，幽王的不堪再次削弱了宜臼的罪孽。有人说宜臼的举兵作乱乃复立其太子之位的正义之举，多少又显得有了几分合理。但傲睿君在《红颜》一文中提出对周幽王废长立幼说的质疑猜测：“原因是褒姒的儿子伯服的名字有“伯”一字。按周人的命名习惯：‘伯、仲、叔、季。’‘伯’当为长子。若如此，伯服以长子身份继承王统完全合理，周平王宜臼反倒是别子篡位。”补充一下，嫡长称伯，庶长称孟。并非伯服的年纪一定就长于宜臼，宜臼被废，王后褒姒之子伯服就是嫡长，因此而更名也不是不可能，当然这也是一种猜测。但不管怎么说，废立之举好歹出于王命，但凡有忤逆者是为无礼犯上。由此，只有一种方式能够淡化这种罪责，那便是加重周幽王本身的阴影。就是说，父亲越昏乱，自己弑父的合理性就越充分。于是，我们如今看到的周幽王，完全不脱末世昏君的经典外壳，其代表作之一的“烽火戏诸侯”更是流传千古不衰。如今西安临潼骊山上还像模像样地矗立着一座孤独的烽燧，留给猎奇的游客去思怀。不敢说周宫涅本人是完全清白的另一番模样，但其青史待遇也够让人同情。根据谥法，壅遏不通曰幽，早孤铺位曰幽，动祭乱常曰幽，这是一个相当不好的字眼，比那位倒霉的失败改革家周厉王得到的评价还糟糕。
　　晋文侯攻伐了携王，周王朝重新统一。而此时，东周王朝已经今非昔比，实际仅拥有一隅之地：东不过荥阳，西不跨潼关，南不越汝水，北只到沁水南岸，方圆六百余里。东周王畿旁的郑国，在郑武公掘突一生兼并征伐的经营下，一跃成为大牌霸主，到其子郑庄公时，更是恣肆俾倪，目无落魄的周天子。东迁四年后，被许以丰岐之土的秦襄公举兵伐戎，一直打到岐下。但壮志未竟，他便同自己诸多先祖一样殉身沙场，而后其子文公立。秦文在位的五十年间，一秉乃父之风，再次伐戎至岐，在周人的宗庙之地“收周余民”，史料简约地记载“民风多有化者”……秦人，第一次真正成为关中的主人。
　　周王宜臼得到消息的同时必然深知，镐京到雒邑，再也没有回头路。“凤皇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从岐阳传来的周人古歌带来遥远而熟悉的气息，太王、文王、武王……还有赫赫宗周的荣光，从此一去不返了。
　　宜臼在位五十年后崩于雒邑，谥为周平王。践阼之久，连儿子都没能捱过漫长的太子时代，最后由孙子继位。大致推算来，当年举兵镐京之时的宜臼还只是个热血青年。这个从小就没有得到多少父爱的、流着一半周人一半申戎血液的周天子，或许没有想到，他少年时代一次心有不甘的，忿懑的复仇行动，最后会促成了中国历史格局的重新分布，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很多年过去了，当废弃的断壁残垣已长满了青苔，当风中的猎猎青丝飘成了萧萧白发……时光，就这样在眼前逝去——流过彼黍离离的南山，流入生生不息的沣滈，绕过郁郁森森的北邙，注入蒹葭苍苍的雒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