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从中国进口什么:踏着民主制度走向独裁——希特勒的政治手腕

希特勒的独裁之路与民主制度的反思点击：6761  回复：113         一
　　1932年11月17日，冯·巴本，这个既有钱而又温文尔雅的前参谋总长，现任帝国总理，终于承认自己在新一轮的国会大选中失败，他的内阁已经无法维持一个最基本的国会支持率。这个被实权人物当作橡皮图章推上总理宝座的老好人，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中被他本来想拒绝的总理宝座所惑了，权力的诱惑使他无法像一个真正的政治家那样按照法定程序辞职。现在谁帮得了他呢？他很自然的想到了两个人：老头子和他的心腹斯莱切尔。六个月前，正是斯莱切尔把他推荐给老头子，并在过去六个月一直支持他的各项政策——尽管其实很多政策就是作为实权人物的斯莱切尔自己提出的。而老头子本人，显然也很赞赏他的军人派头和君子风度，并握着他的手说：“亲爱的巴本，我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帮我度过难关。”现在，只有老头子的强有力的支持才能使他继续呆下去——毫无疑问斯莱切尔会支持他的。他要老头子动用紧急状态下的总统权力，暂时终止国会，用警察甚至军队维持现在一团糟的国内秩序，以防止极右的纳粹党夺权。尽管这涉及到总统违宪的问题，但面对纳粹党起义的危险，他觉得老头子只能接受这样的方案。
　　果然，在经过一天的反复讨论后，84高龄的一战英雄终于精疲力尽，他起身对巴本说：“总理先生，我支持你，我将让新政府执行你的计划。”
　　就在巴本以为胜利在握的时候，他的国防部长说话了，他向总统分析当前的局势，认为如果执行巴本的计划，陆军将难以维持国内的局势。尽管他的理由是地方部队早已被纳粹分子渗透，陆军将无法控制纳粹起义。但这实际上是在告诉总理，军方并不打算支持他继续执政。
　　面对惊讶的说不出话来的总理，国防部长继续提出了他的方案：现在，只能由他自己——斯莱切尔出任总理，代替巴本。他声称自己业已和纳粹党的实权人物格力戈里·斯特拉赛尔达成妥协，任命斯特拉赛尔及其几个心腹在内阁任职，此举将导致纳粹党内部关于武装夺权与和平夺权的两个派别的分裂，而社会民主党和其它资产阶级政党也会支持他，总统也就不必冒违反宪法的危险。当然还有一句关键的话他没有说出来：只有采纳这个方案，才能获得军队的支持。
　　冯·巴本对这样的突然袭击弄的不知所措，但他很快就明白过来，这是国防部长精心策划的阴谋：他远远不满足于做一个伟大人物的幕僚和无关紧要的内阁部长。六个月前，正是他建议前总理勃鲁宁颁布法令，宣布纳粹的党卫军和冲锋队的活动为非法。这一行动的目的，是要摧毁在政治上幼稚的总理。果然，禁令带来了国内局势的混乱，勃鲁宁在右派的一片抗议声中下台。斯莱切尔又及时向老头子推荐了一个他自以为可以操纵自如的冯·巴本总理。他让总理和纳粹进行两败俱伤的斗争，自己却始终置身事外，没有得罪任何政治派别，同时身后有军队的支持，并且暗中与一部分温和的纳粹党人达成妥协。现在，国会选举中总理和纳粹党果然双双落败，正是他坐收渔翁之利的时候。
　　就在那一瞬间，包括总统以及其它内阁成员也得出了和冯巴本基本一致的结论。实际上，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错误，斯莱切尔阴谋搞掉勃鲁宁是真，但却无意把牺牲冯巴本以抵消纳粹的影响。实际上，斯莱切尔推荐冯巴本的目的，是想利用他的温和来与纳粹达成妥协。他希望巴本能给希特勒一种假相——即使在副总理的职位上，也能因为总理的软弱而享有实际权力。这一计划几乎成功，在总统的书房与巴本会见后，他曾说：“在某方面说，与巴本共事是不错的……如果他愿意在总理府内与夫人一起虚度年华，把权力真正交给我，那我就不介意。”如果希特勒真的上当，斯莱切尔就可以通过对总理的控制以及对总统的影响力来遏制他，从而成立一个包括纳粹在内但又不受纳粹控制的右派政府。组建这样一个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把纳粹从政权外部吸收到政权内部来，让它不再捣乱，再设法将其狂热的民族主义转移到德国军事力量的壮大中去，从而安定被纳粹搅得一团糟的国内局势。
　　如果这一安排成功，将是德国之福、欧洲之福，因为当时是1932年末，29年开始的大萧条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开始逐步消退，德国国内的经济情况也有了好转的迹象，纳粹的号召力正在减退，如果再过一两年，经济恢复，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恐怕就要永远退出历史舞台了。
　　但斯莱切尔失算了，冯巴本并不仅仅是一个有钱的老好人，军人的纪律性使他难以心平气和的看待纳粹党的街头暴力，贵族的出身又让他对出身卑微的希特勒心存鄙夷。尽管当着总统和希特勒的面，他仍然保持了一贯的君子风度，但会谈结束，他就把内容捅给了新闻界，详细介绍了希特勒如何想当总理而被总统拒绝，然后被迫接受副总理一职。这种可耻的小动作果然激怒了希特勒，马上收回了自己与巴本和老头子达成的口头协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斯莱切尔才放弃了对巴本和希特勒联合的幻想，转而寻求与纳粹党二号任务斯特拉赛尔的合作。
　　实事求是的讲，斯莱切尔确实有追逐个人权势的野心，但他为了稳定局势、振兴德国而所作的努力无疑也是真诚的——实际上，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有点档次的政治家都是这两个方面不同程度的结合。不幸的是，他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方式来向对手摊牌，这样的突然袭击使他作为一个阴谋家的形象在一向信任他的兴凳堡总统、巴本、以及在内阁和国会中的朋友当中固定下来，而使人们把他对维护政局稳定所作的努力也看作是阴谋家的伎俩。他最大的政治资本是老头子对他的信任——这也是国会中各党派对他表示支持的原因，但他却误以为军队才是他强有力的后盾，他甚至拿军队来向老头子施加压力。这一方针使他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它给他的朋友和敌人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当后来关于他要发动军事政变的谣言流传时，各种政治势力都没有经过什么思考就全都相信了。
　　此时此刻，兴登堡总统也意识到斯莱切尔的背叛，玩了一辈子政治的老头子当然不会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被人玩弄，当前的形势逼迫他作出选择，但他彷佛已经看到斯莱切尔未来的命运。他站起身，缓缓的走到冯巴本的面前说：“亲爱的巴本，如果我现在反悔，你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下流汉。但我年事已高，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不能再承担内战的责任了，我们只能让斯莱切尔先生去碰碰运气了……”
　　斯莱切尔终于如愿以偿的成为了帝国总理，而这次胜利还有额外的容光——他已经成为自1890年蒙特古戈利将军接任俾斯麦以来首位被任命为总理的将军。他迫不及待的要发布他的执政纲领，实施他改造德国的伟大计划。斯特拉赛尔已经表示愿意接受帝国副总理和普鲁士总理之职，纳粹党即将分裂，那样，德国就不再有能够与他竞争的政治势力，只待老头子归天，他就可以在军队的支持下登上总统宝座，开创一个属于斯莱切尔的新德意志时代。
　　然而，他得意得太早了，就在老头子作出决定的那一刻，“老好人”冯巴本就已经作出了一个他做梦也想不到的决定……
　　二
　　斯莱切尔的上台对希特勒而言，只是他在最近一段时间所受的沉重打击中比较轻微的一个。一个月以来，他彷佛已经深陷绝境：
　　总统竞选中败给了兴登堡，而老头在再次当选以后断然拒绝了自己这个竞争对手出任内阁总理的要求；党内二号人物斯特拉赛尔和斯莱切尔勾结，和政府达成妥协，引起了党内的严重纷争；而他最信任的宣传家戈培尔居然像着了魔一样，去跟自己不共戴天的死敌共产党一起搞什么运输工人大罢工，还振振有词的说是为了拉工人阶级的选票，这使得他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支持；在新一轮国会选举中，纳粹党丢掉了200万张选票和34个议席，合法斗争的受挫使他越来越难以控制手下那些天天叫嚷武装起义的激进分子——这将给他的政治生涯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现在，希特勒的敌人已经开始欢呼他的失败了，“希特勒完蛋了，不是作为一个鼓动者或者具有进取心的少数派领袖，而是作为一个可能的独裁者已经彻底失败。”在写给当选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报告中，威廉·布里特这样写道，“希特勒的影响正在迅速减弱，政府已经不再担心纳粹运动的发展。”
　　这还不算，更让他伤心的是，一向深爱他的爱娃·布劳恩也来凑热闹，不知是谁给了她一张他和一个女明星在一起的照片，她在写了一封满纸幽怨的情书以后，对准自己的颈部动脉就是一枪。尽管后来抢救了过来，但大报小报的各种夸张报道更让在私生活方面一向谨慎的希特勒尴尬不已。“我已经丧失了一切希望，”在给瓦格纳太太的信中他绝望地写到，“我的梦想什么也实现不了，我的对手太强大了。如果我失败了，我将遵守自己的诺言，在三分中之内用子弹结束一切。”
　　后来的历史证明，希特勒遵守了这个诺言——尽管这可能是他一生中遵守的唯一一个诺言。但那是1945年，三千万生灵在他的淫威下丧生之后的事情。把这一枪推迟了13年的人便是冯巴本。这个原本不想当总理的“老好人”，在兴登堡改变任命的一瞬间，感到自己蒙受了羞辱，帝国总理的荣誉感被权力欲和被斯莱切尔的阴谋玩弄的愤怒感所取代了。他决定去找那个自己三天前还用尽一切力量与之殊死搏斗的家伙，那个宣称要杀光一切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的疯子。他背叛了自己的政治原则，决定把这个德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邪恶的政治势力推上前台，碾碎那个可耻的阴谋家，当然最后也碾碎了他自己，碾碎了整个德国、整个欧洲。
　　冯巴本的来访使希特勒欣喜若狂，尽管在如此狼狈的处境中，希特勒仍然表现出他是天生的政治家。他没有在巴本面前表现出任何懊丧或求助的表情，相反，他断然拒绝了冯巴本提出的两个人联合执政的“希特勒－巴本”政权的建议，而坚持必须由他本人出任总理并掌握政府的全权，但他仍承诺接纳冯巴本的一些人出任内阁部长，并任命巴本为副总理。巴本并未接受这一建议，因为如果他的目的仅仅是副总理的话，他可以很容易的从兴登堡那里得到。这是希特勒意料之中的事情，他并不急于达成协议，他现在正忙于整合由于斯特拉赛尔的背叛而陷于内耗的党，不具备向巴本要价的条件。在与巴本的对话中，他已经得知了前总理和现总理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痕，甚至了解到了老头子和他的心腹之间日益增强的不信任。知道这些就够了。他现在要做的是把裂痕越挖越大，然后，自己便可以从这中间钻过去。
　　果然，第二天柏林一家报纸就用醒目的标题报道了巴本与希特勒秘密会谈的情况，甚至附上了两人握手的照片。这让巴本和斯莱切尔同时感到恐慌。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斯莱切尔暴露出他作为一个野心家的才能不足之处，他气冲冲的闯进总统府，告了巴本一状，说他背叛，要求总统不再接见巴本，除非他自己也在场。老头子有些愤怒的拒绝了这个干涉他自由的要求。
　　数天后，兴登堡进一步降低了他对斯莱切尔的评价。斯莱切尔计划在德国没收容克地主的庄园。容克地主阶层向来是德国军国主义势力的阶级基础，这不是一个刚刚上任的总理所能承受的激进变革。兴登堡的客厅里挤满了容克的家属代表，他们强烈要求解散斯莱切尔政府。更重要的是，斯莱切尔此举还使自己失去了军队的支持：作为将军的斯莱切尔应该知道，帝国对外扩张的共同事业已经把容克和军队连接在一起有两百年了！
　　
　　斯莱切尔盲目的改革措施让希特勒受益非浅，他很巧妙的利用越来越高涨的不满情绪，在利柏争取选举。他把这次小型的选举当成全国大选，将全党的实力都投入到这次地方选举中去。结果使希特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选举的胜利使他恢复了党内的权威，斯特拉赛尔被开除出党，纳粹党再次实现了团结。
　　失去了斯特拉赛尔，又面临冯巴本的压力，斯莱切尔不得不谋求和希特勒的合作。但这次会谈的情况再次被泄漏给了冯巴本。如果稍微有点脑子的话，巴本应该想到，斯莱切尔开给希特勒的条件不可能比自己高。但在慌乱之中，巴本同意了让希特勒担任总理，并安排了一次希特勒与总统儿子的会见。很自然的，这次会见又被斯莱切尔知道了，他再一次在危机面前失去了冷静，他紧急晋见兴登堡，要求赋予他实行“军事专政”的权力——这当然被老头子拒绝了。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它像一个鹰爪子一样紧紧的把希特勒和巴本捏在一起，巴本不仅同意让希特勒出任总理，还同意了帮助他获得近乎独裁者的权力。各党派知道斯莱切尔意欲建立军事专政的情况后，几乎是马上就抛弃了他。然而，各党派领导人仍然对希特勒不放心，这时，冯巴本却急于向未来的总理表忠，他活象一个有着高超演技的话剧演员，绝望的向他们吼道：“如果不能尽快成立新政府，军队就要出动了，斯莱切尔将要建立军事独裁！”在前总理活灵活现的表演下，各党派终于达成了妥协，斯莱切尔被彻底孤立了，而“老好人”冯巴本先生的私仇也即可得报。
　　面对绝望的局面，斯莱切尔仍然试图做最后一搏。他来到总统府，劝说总统下令解散国会和停止大选。当他提出要求以后，他从老头子脸上看到了一种有些蔑视而又带一点得意的神色，这是他以前所未见过的：“总理先生，两个月前，正是基于你的关于不用解散国会和停止大选就可以稳定局势的承诺，我才任命你为总理的。我恐怕不能答应你的要求，就像我两个月前没有答应巴本先生的要求一样。”
　　“您的意思是要让我像巴本那样辞职？”
　　老头子的脸阴沉着，没有回答。
　　“你有没有考虑过让纳粹掌权的危险？”斯莱切尔绝望的质问道，“你难道忘了我们曾经一起为遏制纳粹所做的斗争？”
　　这个尖刻的问题让老头子失去了他一向稳重的神色，他似乎长叹了一口气，用拐杖向上指了指，说道：“亲爱的斯莱切尔，我也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否正确。不过，我到了上边以后，很快就会知道了。”
　　“在此次背信弃义以后，阁下。”斯莱切尔明白自己的前途和德国的前途都已终结，不再顾忌自己的言语，“您是否能进入天堂，恐怕还是个疑问！”说罢，拂袖而出。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斯莱切尔被迫辞去总理职务，这标志着这位野心勃勃的将军政治生命的终结。两年以后，他和他的夫人在家里被双双击毙——他不仅没有成为德国历史的伟大人物，反而在政治斗争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有着复兴德国的雄心和决心，以及一整套的计划，他主张遏制垄断，打击大地产所有者，维护工人和农民的权利，保证公民的权利和发展民主。这些计划如果得以实施，德国的命运显然会比希特勒执政好得多。但凡尔赛和约下的德国，不允许进行这样的激进变革。斯莱切尔本人也缺乏把这些政策贯彻的政治智慧，在上台伊始，有共产党和纳粹党一左一右两大反对党，右派和中间党派对他的支持也并不坚定，希特勒的私人部队冲锋对时时在叫嚣起义，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以为自己的权力已经巩固得可以向容克地主开刀——在尚未树立起有效的权威的时候，大刀阔斧的改革只能革掉改革者自己的命。
　　和斯莱切尔相比，那个被后世认为是疯子、狂人、煽动家的希特勒却更懂得获得权力的冷静的艺术。十四年了，他由一名街头流浪汉，一个低级士兵，一个阶下囚一举成为帝国总理，在如此巨大的成就面前，他保持了可贵的冷静。在那个纳粹党为夺取政权而举行的全城大游行的晚上，他所说的最激进的“改革措施”不过是指着他的总理府说：“这个房子像个雪茄盒，接待客人很不像样子，我得将它全面改观。”
　　三
　　２月１日，新任总理希特勒向选民发表了他的第一次广播讲话，和前任总理上台伊始便宣读大段大段的改革纲领不同，这次讲话没有任何实质内容，有的只是一些鼓舞人心的空洞辞藻。他明确宣布，他只是想恢复过去的旧美德，讲话中没有攻击任何一种政治势力或观点，至于他以前在大小场合必然慷慨陈词的犹太人问题，更是只字未提。
　　在这些毫无意义的词句背后，掩藏着一个政治天才的深思熟滤：在向着他伟大目标迈进的过程中，还有很多敌人必须消灭。如果让他的敌人知道他的最终目标，他们就会团结起来，把这个潜在的独裁者扼杀在总理的宝座上。作为当政的总理，他的话不再被当作一个煽动家争取选票的演说，他说的每一个字都会被全国各种势力当作政府的行动宣言加以认真的研究，任何一个没有把握的威胁都可能带来敌人疯狂的反扑。他已经制定好了消灭所有现实的和潜在的反对者的全盘计划，但在一个一个将他们扼死之前，必须让他们安安静静的睡在摇篮里。
　　确实，上台伊始的希特勒还远远不能称之为一个独裁者：纳粹党虽然是国会中的第一大党，但其席位只占总席位的30％，远未获得能够使希特勒行动自由的多数。老头子并不喜欢这个曾经当过油漆匠的煽动家，他对希特勒所做的评价是：“这家伙并不适合当国家总理，他所能胜任的最高职位莫过于邮电部长。”只是在老头子自己的候选人被国会一一推翻以后，才勉强同意这一任命，但只要他 愿意，他随时可以动用总统的紧急权力，解散政府和国会，实行军事专制（当然这要冒引发内战的危险）。希特勒还远未掌握军权，甚至连军方的支持也算不上，军队只是保持了一种善意的沉默，军方对他的私人部队冲锋队心存敌意，因为他们担心总理会用冲锋对取代帝国陆军在国家中的地位。在地方上，纳粹只控制了普鲁士和一些小州，而绝大多数州包括纳粹党的发源地巴伐利亚州仍然掌握在社会民主党人手中，对柏林的政策并不会毫无保留的执行。即使是总理应该掌握的行政权，也不是那么稳固，跟据希特勒上台前为了获得其它政党支持而达成的妥协，纳粹党在内阁中只占据了两个名额，民族党人控制了经济部门，而国防和外交则由总统提名的两个独立于政党的专家担任。副总理冯巴本在没有了军事政变的威胁以后并未像以前那样安分，他甚至私下对朋友说：“他（希特勒）是我们雇来的，兴登堡只信任我，用不了两个月，我们就能把他远远挤进角落，让他吱吱呀呀的叫唤。”
　　面对这样的局面，希特勒正在小心翼翼的制定他的计划：
　　首先要解散国会，重新大选，他将利用掌握的行政权力为纳粹党提供有力的支持，并打击其它党派的竞选活动，从而获得纳粹党在国会的多数，然后利用这种多数授予自己独裁者的权力。有了这种权力，他就可以按照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右派政党－盟友的顺序挨个消灭，最终建立纳粹一党专政；
　　对待老头子可得小心点，他是普选产生的总统，拥有广泛的宪法权力，可以随时剥夺他处心积虑积累起来的各种权力。他对军队的影响力无人能比，又有垄断资本家和容克的支持，任何与老头子对抗的行为都是危险的。幸好有一个比阿道夫·希特勒更危险的家伙已经准备对他下手了，一旦老头子一命呜呼，世界上就再没有人能约束希特勒了。实际上，作为帝制时代的陆军元帅，老头子对民主宪政一直十分反感，只是一直苦于找不到国会中三分之二的多数修改魏玛宪法。在这一方面，总统和总理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在死神一天一天剥夺他的权力欲望的时候，他是不会反对希特勒建立独裁统治的。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随时表现出对老头子的忠心耿耿，让老头子把他当作自己事业的继承人，以便在他死后能使军权顺利滑落到自己手里。
　　至于冯巴本，希特勒并没有高估自己的这个副总理，在历次权力更迭的过程中的表现，说明他只是一个受权力欲蛊惑的庸才，缺乏独立的政治理想和领袖才能，一旦局势明朗，他就会变成一条再温顺不过的狗。不过现在他是老头子除了小兴登堡以外最信任的人，这也许是他最后的利用价值。相反，倒是已经退位的斯莱切尔，倒是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彻底铲除。
　　在这一计划的指导下，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就通过巴本说服了老头子将国会解散，重新大选。其它党派对这种赤裸裸的背信弃义惊讶无比，因为根据他们与希特勒的协议，国会的现状须予以维持。但他们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订立盟约和违反誓言对希特勒来讲就跟呼吸空气一样自然。
　　随后发生的事情说明希特勒是如何勤恳的利用他的权力为竞选服务。戈林被任命为普鲁士内政部长，控制了警察权，他随即对警察队伍进行了大清洗，把不信任的人全部清除出警察队伍，他毫不掩饰的颁布为纳粹竞选服务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取缔一切与冲锋队、党卫军和国防军有敌对情绪的任何事物……警察的职责是要协助做好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而对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则被当作敌视国家的行为，警察应该采取果断的行动，并可以随时动用武器。在国家机器的有力支持下，纳粹党的行径完全肆无忌惮。戈林征召了五万人的“辅助警察”这些人来自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团。他们不断制造暴力和恐怖活动，向社民党和共产党挑战，他们殴打、绑架、关押甚至杀害所有他们视作敌人的人，但是纳粹领袖们希望的“布尔什维克起义”没有出现，没有罢工，也没有大规模的示威，直到二月二十九日国会大厦的神秘起火，才使希特勒等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机会。这一事件出现得如此及时，以至于人们一直怀疑它是纳粹策划的阴谋，但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据。
　　二月二十九日，德国国会大厦突然起火，警察在现场逮捕了有纵火前科的荷兰共产党员范·德·鲁柏，纳粹领袖们立刻宣布这就是共产党阴谋叛乱的铁证。希特勒得知这一消息后激动无比，马上赶往火灾现场，面对雄雄燃烧的国会大厦，他简直要被感动了，就像一个圣徒看到圣灵显现一般，甚至消防队员关于大楼可能倒塌的警告也不能让他离开。面对匆匆赶来的内阁官员以及其它政府要员，他又一次发挥他憋了六个星期的演讲天才，这种声嘶力竭的吼声把他从一个街头流浪汉变为帝国总理，现在，它又要把他从总理推上独裁者之路：“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信号呀，先生们！如果让共产党的阴谋得逞，六个月之内，不，两个月之内，整个欧洲都会像这栋大楼一样陷入火海！这是共产党人起义的开端，现在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必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谁敢阻挡我们就把他打倒！德国人民长期以来太软弱了。当官的共产党个个都得枪毙，当代表的共产党今晚统统都得吊死，共产党员的朋友也要全部关起来！我们必须用铁拳将这条害人虫砸烂！”
　　当天晚上，希特勒好像又回到了他刚刚开始政治生涯的青年时代，他不顾帝国总理之尊，带着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在《人民观察家报》的编辑部干得热火朝天，亲自写稿，审稿，排版，校对，一直忙到天亮。而他的内政部长戈林也没有闲着，他正在普鲁士官方报纸里大发雷霆：“完全是胡说八道！引火材料怎么可能只有100磅！它至少有1000磅！”说完他抓起蓝铅笔，把引火材料从100磅改成了1000磅，当被提醒一个范·鲁柏扛不动1000磅材料时，他又顺手把“范·德·鲁柏”改成了“范·德·鲁柏及其共产党同伙”。但改来改去始终不能令他满意，于是干脆自己重新写一份了事。与此同时，所有警方电台都在呼叫，要抓国会里的共产党议员，以及地方议会的共产党议员。对于共产党关于也要捉拿，所有赤色报纸一律封闭。
　　第二天天一亮，辛苦了一整夜的希特勒顾不得欣赏自己的“杰作”，又匆匆赶回办公室，拟定了一份文件。快到中午的时候，内阁紧急会议召开了，一项紧急法案《国家紧急状态法》被提了出来，法案的内容包括：
　　对个人邮件、电报、电话进行检查；
　　取消结社、集会自由；
　　取消出版自由、言论自由；
　　取消对被逮捕公民的法律保护；
　　取消无力维持本州秩序的政府的警察权；
　　对叛国、投毒、纵火和破坏等罪名增加了死刑；
　　对于谋杀政府成员和破坏治安的罪，应判处死刑或终身苦役。
　　对于这项法案，希特勒信誓坦坦将尽可能小心的使用这些权力，仅被用来防止赤色分子的袭击，而对于普通人，则将根本不会感觉到这项法案的存在，一旦非常状态结束，它将被“放置在角落里静静的休息。”
　　在共产革命的恐惧中，部长们选择了保持沉默。希特勒立即拿着草案晋见总统，当老头子对这道法令的颁布心存疑虑的时候，希特勒说：“元帅阁下，昨晚共产党的猖狂，使我们政府感到，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安全，这个法令有必要颁布。”
　　总统看了看伫立在一旁的巴本副总理和梅纳斯顾问，他们都没有说话。老头子于是不再说什么，在法案上签了字。就这样，在没有一声抗议中，一个现代社会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力和自由被几乎完全取消了，而这一切，都是严格的按照法定程序实现的。
　　法案通过以后，希特勒立即下令镇压共产党叛乱。大批冲锋队员和党卫军匆忙宣誓为国家而战，协助警察执行任务。他们冲进早已掌握的共产党活动的房间和酒店，把他们一车一车的投入监狱或地下审问室，被正规警察拘留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就有3000多人。短短一个月内，共产党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实际上已经被消灭了。但希特勒并未取缔共产党，因为这将导致共产党的支持者将选票投给左派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的议员可以直接动用紧急权力让他们到监狱去参政议政，而社会民主党则没那么容易处理。
　　尽管如此，大选的结果也并不完全让人满意，纳粹党只得到了43.9％的选票，靠着其几个同盟的小党的支持，希特勒勉强在国会中取得了半数。胜利虽然微弱，但对希特勒而言，他的整体计划中最关键也是最脆弱的一步终于迈了出去。现在，他要对手下那些尚未完全屈服的州采取措施。3月9日中午，冲锋队头子恩斯特·罗姆率人冲进巴伐利亚州总理赫尔德的办公室，要求他任命冯·埃普为州总督。赫尔德致电柏林提出抗议，柏林的答复是：冯·埃普已经被任命为总督。这样，巴伐利亚便合法的落入纳粹之手。其余各自由州也在类似的措施下——各地纳粹进行威胁，柏林发电干预——一一就范。
　　在巴伐利亚夺权当天，希特勒飞往慕尼黑，在这个他曾经沿街乞讨的地方，他曾经因为发动一场幼稚的武装政变而遭受羞辱的地方（当时有几个年轻的冲锋队员们走上街头，有几个市民问：“你们在街上玩如此危险的游戏，你们的父母同意吗。”那几个人于是羞愧的回家去了），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用一种动情的语调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得意之情：“在德国，我最贴心的城市就是慕尼黑，作为一个青年、一个军人、一个政治家，我是在这里开始奋斗的。这个城市是用1923年在这里牺牲的同志的鲜血洗礼的。尽管我们今天取得了胜利，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仍然是艰巨的。帝国政权绝不能再受巴伐利亚分裂分子的骚扰。我发誓，将完成俾斯麦未尽之业：州的存在，必须为帝国的利益服务！”
　　四
　　从巴伐利亚回来之后，希特勒开始为新一届国会的召开而忙碌。这一次，他已经做好准备和民主进行一场决战。
　　现在希特勒面临的局势是：纳粹党及其盟友在国会中已经取得了过半的简单多数，但对通过授权法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还有一定差距。要想在这场斗争中取胜，还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对此，希特勒已经想好了一整套各个击破的办法：
　　对于共产党议员，不可能指望他们作出任何妥协，幸好有了国会纵火案和《国家紧急状态法》，可以把他们以叛乱的罪名全都抓起来关到监狱里来解决问题；
　　中央党是信任老头子的，只要老头子出面作出担保，他们就不会反对；
　　民族党等其它与纳粹同为右派的政党，对授权法并不反对，他们担心的是希特勒的个人独裁将危及他们的生存，对此他们只要给一些一文不值的保证就行了；
　　社会民主党比较麻烦，这个左派政党不会同意通过一个结束民主程序的法律，又不能把他们全抓起来，不过幸好他们的议席并不多，只要采取一点小伎俩让那几个激进分子无法出席，然后再利用纳粹在国会中人多势众的优势，不让他们有机会发言来影响其它议员的决定；
　　当然，所有的措施中，都少不了要贯穿一项，那就武力的威胁，这些被魏玛宪法宠坏的家伙只知道成天高谈民主宪政，私下进行肮脏的政治交易和斗争，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团结，一旦真要他们准备用自己的政治前途和个人财产——更不要说鲜血——来捍卫民主时，他们躲的比谁都快。有了对前两次政府倒台的过程中各党派的表演的观察，希特勒对他的敌人们的水平一点也没有高估。
　　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要获得老头子的信任，为此，在希特勒的一手导演下，一场精心准备的新国会的开幕仪式开场了：
　　开幕式在波兹坦卫戍区教堂举行，这个精心选择的地点对于已经退位的前霍亨佐伦王朝和老头子本人都有重要意义。波兹坦是霍亨佐伦王朝的皇城，有腓特烈大帝的古墓。兴登堡第一次战在这个教堂是1966年，当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中尉，他刚从促成德国统一的普奥战争中归来，他永远以能够参加那场战争为荣。这也是取悦于军方之举，因为这里一直被认为代表了普鲁士军人的传统。
　　３月２１日，正是俾斯麦在1817年主持德意志帝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式的日子，波兹坦城被卍字旗和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帜装饰得喜气洋洋，它标志着新兴的纳粹势力与德意志帝国传统的和谐共处。在隆隆炮声中，陆军、党卫军和冲锋队排起了庄严的队列，在春日的明媚阳光下，官方的摩托车队，铃声阵阵，朝着卫戍区教堂驶去。
　　身穿普鲁士褐色元帅服的兴登堡高大的身驱一出现，全场顿时起立。兴登堡身上佩满了他戎马一生获得的各种勋章，一手托着金顶元帅头盔，另一只手执着元帅棒，威严地缓步前行。行至皇帝的宝座前时，他转过身去，举起元帅指挥棒，向宝座致敬——宝座上不再有皇帝了，但在老头子心目中，他永远是帝国忠诚的元帅，而不是什么魏玛共和国的国家首脑。
　　和这位全身戎装的元帅相比，站在他身旁的希特勒身材瘦小，身穿礼服，周身不安，让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他和独裁者联系起来，倒更像元帅身旁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侍卫。在法国大使弗朗斯瓦·本塞看来，他“像一个胆怯的生人，由一个显赫的保护者，向一群陌生的人士作介绍一样”。
　　在总统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之后，希特勒发表了一篇冗长而枯燥的演讲，整个演讲并无新意，只是不停的回顾历史，阐述德国过去的容光和因凡尔赛和约而受到的羞辱，指出纳粹将为结束这种羞辱而努力。最后，他转向兴登堡，大大颂扬兴登堡，称他是军队的首脑和人民的领袖。“您同意我们为德国的振兴而尽力，这是我们的幸福。”
　　他讲完话之后，会场沉默了很长时间。这时，他向前走了三步，来到老头子面前，低下头，紧紧握住老人的手。这是帝国传统中表示继任者誓死秉承先辈理想的动作。老头子深受感动，这也同样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军官、容克、君主主义者，他们都坚信，希特勒对老头子必恭必敬，会遵循普鲁士理想的。而这，正是希特勒所要追求的效果。
　　国会开幕式非常成功，中央党领袖不久即收到了老头子的一封信，信中表示支持希特勒：“本人拟告诉你，总理已经明确表示，即使在没有明确宪法义务的情况下，也愿意在与本人充分磋商后，才在授权法的基础上采取措施。”
　　3月23日，新一届国会正式开幕。此时的希特勒，已不再是那个开幕式上元帅跟前谨小慎微的附庸形象，当他身穿褐色的纳粹党制服走上讲台时，国会内的纳粹议员和国会外的冲锋队员一起高喊：“胜利万岁！希特勒万岁！”这种山呼万岁的情况，竟然出现在作为现代代议制民主象征的议会的开会现场，确实让人不寒而栗。
　　这是他首次在国会里露面。在这次精心设计的讲话中，胡萝卜和大棒被很好的结合起来。他立誓要尊重私人财产和个人的积极性；保证援助农民和中产阶级；他将结束失业，与法国、英国，甚至苏联讲和。但是为了做到这些，他需要国会通过他提出的的授权法案，这个法案将授予他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把它的名字弄得听起来很动听，叫做《减轻帝国和人民苦难法》，且保证“只在执行极端必要的措施非动用不可时才动用紧急权力。这并不会威胁国会的存在。总统的地位和权力依然不变，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将是按照他的目的行事。”
　　在向国会、总统、各州和教会保证不侵犯他们的任何权利后，希特勒话锋一转，以强硬措词结束其讲话。如果国会拒绝给予他“友好合作的机会”，新政权则“准备不顾国会的拒绝以及可能由此产生的敌对情绪干下去”，而且先前所做的不侵犯他们任何权利的承诺就会一笔勾销。最后，他进行赤裸裸的威胁：“议员先生们，现在，就请你们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作出选择吧！”
　　社会民主党领袖提出了抗议，在他们发言的时候，几乎是把国会包围起来的手持武器的冲锋队员齐声高喊：“我们要授权法——或者是放火屠杀！”在这样的怒吼中，希特勒第二次登台了，他更加肆无忌惮的对社会民主党人进行漫骂和攻击：“我并不需要你们的选票！德国会自由的，但不是通过你们！别把我们误作是资产阶级。德国之星正在上升，你们的确在没落。你们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希特勒的疯狂，不但击毁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徒劳的反击，而且吓坏了中央党，他们坚信一旦法案被国会拒绝，这个疯子便会毫不犹豫的诉诸暴力。投票的结果很快出来了，４４１票赞成，９４票反对，远远超过了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授权法通过了，就这样，民主以民主的方式终结了它自己，德国人自一战战败以来14年的民主尝试以失败告终。
　　纵观希特勒从国家总理到独裁者的过程，从表面上看，每一步都是合乎民主程序和法律规范的。但是这并不是民主制度的过错，而恰恰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有太多的人不去遵循民主的原则进行政治活动，而是寄希望于违反民主原则的私下交易、权术欺诈甚至是暴力恐吓。兴登堡总统、德国军方和德国国内的大财阀、大地主们对民主政治的痛恨以及各个民主政党本身的软弱、犹豫不定和缺乏切实的政治纲领和有效率的执行手段，使得希特勒巧妙的利用了各派实力的弱点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平的攫取了无限的权力。这一历史事实永远警戒我们，在一个缺乏民主法治传统的国家，即使在表面上建立起民主制度，它也可能成为野心家获取专制权力的工具。民主法治的真正确立，绝不可能某一个制度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而是一个艰苦的、漫长的过程。它要求在人民中间建立起对民主、法治、权利、自由等观念的正确认识和坚定信念，需要民主社会的各种元素：新闻媒体、政党、工会、社会团体以及其它利益集团等发展成熟——这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只有这样，民主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和框架。准备为了民主和法治而奋斗的人们，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做好为此付出艰苦努力的准备。
　五
　　随着授权法的通过，希特勒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独裁权力，各个党派、工会很快被挨个取缔。但只要老头子还活着一天，他的权力就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被剥夺。这是任何一个独裁者所不能容忍的情况。希特勒当然不会愚蠢到试图对老头子动手的地步，但随着老头子因身患绝症而越来越接近他生命的终点，军队与冲锋队的矛盾日益激化也让他越来越感到坐立不安，没有军队的支持，自己能否顺利接任总统之位，将会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而冲锋队本身的存在也是一个令希特勒头痛的问题。恩斯特·罗姆，这个从纳粹党建立之初就追随希特勒的退伍军人，这个和希特勒一起参加10年前的慕尼黑政变，并和他一起被投进监狱的人，现在已经把冲锋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具有出色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才干，对希特勒的忠诚也是勿庸置疑的。在希特勒看来，作为冲锋队头子，他只有两个缺点：一、他过于强调冲锋队的独立性，冲锋队向希特勒效忠，但在组织上必须完全听命于罗姆，对上反对希特勒的干涉，对下实行独断专制；二，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在希特勒一无所有的时候追随他，是出于对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的信仰而不是对希特勒个人效忠。
　　这两个缺点，在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奋斗，与共同的敌人战斗时，可以忽略不计。但在独裁政权建立以后，这就完全可以称之为心腹大患了。独裁者需要的是没有理想的奴才，而不是有理想的同志，今天为了理想而为你卖命的同志，明天也就可能为了理想跟你拼命。恺撒被自己最好的朋友布鲁斯刺死的故事便是独裁者们永远的不能忘怀的历史教训：
　　公元前44年，大权在握的恺撒来到元老院，突然周围响起一片“杀死暴君”的喊声，一群人冲上来用长剑向他围攻，恺撒开始怒吼着用随身携带的短剑进行还击，身上被创四十余处。但当他在围攻的人群中发现自己最信任的朋友布鲁斯时，他终于绝望的拉下斗篷，蒙上自己的眼睛，任凭自己被乱剑刺死——布鲁斯，正是这种危险的理想主义者的代表。
　　而如果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又手握重权、喜欢独立行事的话，那情况就更加危险了。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头脑的独裁者，都不会让身边有这样一个人物。
　　实际上，危险不仅仅来自罗姆一人。纳粹代表的是极右翼势力，而冲锋队成员又是纳粹中的极端分子。街头暴力是他们最喜欢的表达意见的方式，这种力量对于冲击旧政权功不可没，但纳粹由在野党成为执政党后，尤其是在消灭了一切敌对势力之后，这种无序的力量就与新政府恢复经济、解决失业的目标相背，而且为新的野心家夺权提供了可趁之机。
　　希特勒确实尝试过约束冲锋队的行为，他给罗姆发了一封信，大力称赞他率领冲锋队在纳粹夺取政权中的功绩。但同时又委婉的说道：“如果说陆军有责任保卫国家，抵御外敌，那么冲锋队的职责则是保证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捍卫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希特勒的原意是，一方面称赞他，另方面要婉转警告他，保卫国家的事情还是要留给军队去做，但罗姆未领会这点。他以为有希特勒撑腰，胆子便大了，竟向国防部发去一份照会，声称保卫国家的安全是冲锋队的特权。
　　这便使潜在的矛盾激化了。第二天，冯·勃洛姆堡将军于是便请求希特勒裁决。希特勒懊丧地把冲锋队和国防军的领导人请到国防部的训导厅里开会。在他的“动人的，揪心的”演讲中，希特勒劝双方妥协。他说，党解决了失业问题，但在８年后，经济又会衰退，唯一的补救办法是为过剩的人口创造生存空间。这可能会有必要先在西方然后在东方采取短暂的、决战决胜的军事行动。然而，罗姆所建议的民兵“一点儿也不适于国防”。解决的办法是加强正规军，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训练，并用最新式的武器武装他们。冲锋队必须将自己限制在内部政治事务的范围内。
　　这一演讲充分展示了希特勒的战略眼光，他支持陆军的目的不仅仅限于近在咫尺的总统权力之争。也许冲锋队能再次帮助他登上总统之位，但要发动对外战争，必须依靠职业军官和正规军。这是希特勒和斯大林最大的不同之处，除了追逐专制权力以外，希特勒至少还有自己追求的帝国理想。斯大林为了个人的绝对权力，宁可信任自己的秘密警察，而对军队进行足以摧毁其战斗力的大清洗。这两种不同选择的结果，在二战初期的苏德战场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希特勒的这种眼光不仅体现在军事问题上，也体现在他处理政权问题和经济问题上，实际上，上台后不久，他就发表公开的演讲，支持用企业家管理企业，而不论他们是否纳粹党员。他还告诫各州总督，不能让党的组织代行政府权力，而经济部门的领导，必须由经济专家而不是党的理论宣传家担任——刨去独裁和战争，希特勒确实是一个治国天才。
　　但军人出身的莽汉罗姆无法理解这种智慧，他看到的只是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受到威胁。更重要的，他一直视冲锋队为国家社会主理想的先锋队，希特勒要求冲锋队向没有几个纳粹党员的旧军队低头，是一种对革命的背叛。所以，尽管他当着希特勒的面与陆军达成了协议，但私下面对自己的亲信，却表示了对希特勒的不满：“那个荒唐透顶的下士说的话算个屁，我根本不想遵守这份协议。希特勒是个叛徒，最少也要去休假……要是有了他，目的便达不到，我们干脆就不要他。”冲锋队大队长维克多·卢泽被这种赤裸裸的背叛语言吓坏了。他立即向希特勒告发。
　　希特勒对于这种警告保持了沉默。他了解罗姆的固执脾气，和解的尝试已经失败，但 “拒绝和军方和解”不能成为镇压冲锋队的理由，单单凭一个告密者的语言无法伏众。如果现在就采取行动，将无法平息纳粹党内为罗姆鸣冤的情绪。军方也会把这样的行动当成纳粹党内部的权力斗争，而不是为消灭了他们的敌人而对希特勒感恩戴德。他要让事态发展。
　　在希特勒的纵容下，罗姆更加公开的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４月，他在柏林召开记者招待会，出席的除外国记者外，还有各外交使团的官员。他身材又矮又胖，浑身是劲，威风凛凛，讲话的语气也咄咄逼人：“冲锋队是德国革命的意志和思想的英勇化身。但是人们常常听见有人说：冲锋队已经失去了任何存在的理由。说这些话的人，在我看来都是反动分子和资产阶级因循守旧分子。只有冲锋队才代表国家社会主义革命！”
　　军方再次向希特勒提出抗议，但这次希特勒拒绝表态。罗姆的公开话在纳粹党内引起轩然大波，它被看成是罗姆对党内对手采取行动的宣言，他们觉得希特勒应该采取行动，但他什么也没有做。
　　这样，罗姆的敌人迅速团结起来，被任命为陆军将军的戈林、盖世太保头子希来姆、党卫队首领海德里希，以及真的担心希特勒地位受到威胁的纳粹副领袖赫斯结成了统一战线，着手收集罗姆叛变的证据。这几个家伙各自心怀鬼胎，还真的搞出了点东西，罗姆和冯·斯莱切尔秘密会谈的消息开始流传，甚至还整出了一套两人联合发动政变的方案。政变成功以后，由罗姆建立军事独裁，斯莱切尔取代冯巴本出任国家副总理，重新组阁。甚至被开除出党，隐退以久的斯特拉赛尔也将参与了这场政变。
　　听说自己的死对头有可能复出，沉默以久的冯巴本先生又率先跳出来表演：6月17日，副总理来到汉堡大学做演讲，他猛烈的抨击了罗姆的宣言，声称希特勒必须马上和罗姆决裂，采取维护帝国陆军的尊严的措施。并声称如果希特勒再不采取行动，他就要马上辞职。
　　一向沉默的冯巴本突然的爆发，显然是在军方和总统的授意下所为。老头子很快告诉希特勒，如果冯巴本被解职，将说明希特勒无力处理危机，他就准备让军队接管政权。火候已到，希特勒马上亲自向巴本为自己的失职表示“道歉”，并与陆军达成妥协，他将准备镇压冲锋队，而陆军则支持他在老头子去世以后接任帝国总统。
　　6月25日，总司令冯·弗立契宣布陆军处于待命状态，下令取消所有休假，军队在营房待命；
　　6月28日，德国军官协会宣布开除恩斯特·罗姆；
　　6月29日，《人民观察家报》刊登了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的署名文章，表明了陆军的态度：“陆军忠实的做国家统治者的后盾，做总统冯·兴登堡的后盾，做最高统帅的后盾，做德国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的后盾——他来自它的队伍，始终是我们队伍中的一份子。”
　　6月30日，希特勒亲自奔赴慕尼黑，以召开冲锋队领导人会议为名，将冲锋队主要领导全部逮捕，未经审判全部枪毙。同时他发密电报给在柏林戒备以久的戈林。“我下令向这次叛乱的头目开枪，并继而下令，将在我们家庭生活中往井内下毒的毒手，并在外边下毒的毒手全部杀光，一个不留。”
　　在郊区，冯·施莱彻尔将军的厨子领着两个盖世太保来到了这位前总理的书房。其中一个问他是否是施莱彻尔时，前总理抬头回答说：“是”。话音未落两人便开了枪。在角落里听收音机的施莱彻尔夫人连忙朝中弹的丈夫奔去，中途中弹倒地。施莱彻尔夫妇双双毙命。
　　格里戈利·斯特拉赛尔在和家人吃饭时被盖世太保逮捕，投入单人牢房，随即被乱枪打死；
　　罗姆被给了一把只有一颗子弹的手枪，但他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冲锋队头子在高喊了几声“希特勒万岁！”之后，仍然没有勇气抠动扳机。最后，行刑官不得不对对他的手下说：“帮帮罗姆先生的忙。”罗姆直到死都不相信希特勒会对自己动手，在被逮捕之后，他说了一句注定要流传千古的名言：“一切革命，都会吞噬自己的儿女。”这句话，已成为古往今来一切暴力革命的真实写照。
　　屠杀一直持续到7月2日清晨，在哥伦比亚大厦，一个见习军官将队长卡尔·施列耶从牢房中叫了出来。见习军官说：“奉元首令，对你执行枪决。”施列耶曾目击３位同志被拉去处决，每半小时一人。施列耶被押下楼梯，上了一辆小运动车——将被拉至刑场处决。正在此时，一辆“麦塞蒂斯”开了过来，里边跳出一名卫队军官。他拼命在打信号。“停下！停下！”他喊道，“不能再有事了！元首已向兴登堡保证，枪决到此结束。”
　　7月2日晚，希特勒收到了总统发来的贺电：
　　“从呈交本人的多份报告中，本人获悉，由于您的果敢行动及您之勇敢的亲身干预，一桩叛国案已被消灭于萌芽中。您救德国于危难。为此，本人向您表示最深切的谢意和感激。”
　　对于希特勒而言，这是一个事后颁发的屠杀许可证。这是他最后一次拿到这样的许可证。从今以后，他做事情再也无须取得任何人的许可——哪怕是事后的也不需要。
　　六
　　在对冲锋队的清洗之后，希特勒的地位已经彻底巩固。这次行动被证明如此及时，因为事后不到一个月，1933年8月1日，冯·兴登堡总统便去世了。
　　希特勒的内阁马上通过决议，将总理办公室与总统办公室合并。他通过成为帝国总理掌握了行政权；通过《国家紧急状态法》等一系列法令掌握了警察权、检察权和司法权；通过《解除帝国和人民苦难法》掌握了立法权；现在，又成为国家元首，也是三军最高统帅。所有的权力都已合并，大独裁者终于横空出世！
　　登上总统之位后，希特勒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冯·勃洛姆堡和三军的总司令叫到他的面前宣誓：
　　“我在上帝面前宣誓，我将无条件地服从帝国元首和武装力量最高总司令阿道夫·希特勒及帝国的人民。我以勇敢的军人身份，保证誓死遵守誓言。”
　　这一誓词是史无前例的。从前的誓词只要求服从宪法和总统。它却对某人作了指名道姓作的效忠，在元首与每个海陆空士兵之间建立了私人的联系。然而，却没有哪位军官对此举世无双的措词提出疑问。随后，三军将士人人皆进行了同样的、忠于个人的宣誓。在冯·勃洛姆堡将军的建议下，他们将不再称希特勒为“希特勒先生”，而改称“我的元首”。希特勒对此表示欣然同意，这个纳粹党员对其党魁的尊称就此成了德国领袖的标志。
　　1934年9月10日，在纽伦堡的卢波尔德竞技场上，希特勒用最狂热的方式展示了他对德国强有力的统治：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机动部队，在巨大的草坪上作了完美的表演。自战败以来，在德国，这还是首次向公众显示武装力量。看到这场现实的作战演习，３０万名观众几乎到了欣喜若狂的地步。纳粹副领袖赫斯带领着疯狂的群众和军队齐声高喊：“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胜利万岁！希特勒万岁！”30万人的怒吼声震碧霄，希特勒坐在检阅车上，直挺挺的平举着右臂从狂热的观众和军队面前走过。几乎所有德国人目睹这一场面都会被感动得要哭，德意志终于又回到了她渴望以久的强人的怀抱，那些试图用凡尔赛和约的屈辱来使一个伟大民族一蹶不振的国家，即将为它们的愚蠢付出惨重的代价……
　　(全文完) 后记：民主社会的基石
　　如果民主只被理解为投票表决和少数服从多数的话，那就太可悲了。希特勒的上台和魏玛共和国的覆亡充分说明，一个民主制度要得以维持下去，还必须有很多投票表决以外的东西作为基础和保障。
　　一、权力的分立和制衡。
　　大二的暑假，我随人大校辩论队赴武汉参加全国大专辩论赛，在火车上，我们的教练周校正老师问了我一个问题，令我深受启发，他说：“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能够制约权力，你说是什么？”我毫不迟疑的答道：“民主！”他很得意的摇了摇头。我想了一会儿，又说：“法制。”他更得意的摇了摇头。我冥思苦想了很久，终于也摇了摇头说：“不知道。”他笑着说：“无知是专制之源，‘不知道’当然更不能制约权力。告诉你吧，是权力。在世界上，只有权力能够制约权力。”经过他一番点醒，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玄机。是啊，民主不能制约权力，因为人民的意志过于分散，人民的激情容易被煽动和误导，在拥有无限权力的独裁者面前，人民的力量往往是脆弱的。拿破仑和袁世凯称帝都是以绝对多数票通过的“民主表决”。而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几个独裁者，希特勒、斯大林、佛朗哥、墨索里尼……都不是被人民的力量推翻的，相反，倒有好几个是利用人民的支持上台的。而法制也不能制约权力，因为法律是死的，必须要靠人来制定、裁判和执行。当立法、司法、执法的权力合并以后，法律就成了独裁者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工具，成为其破坏民主、镇压人民反抗的帮凶。只有权力才能制约权力。不同权力的拥有者们相互斗争、相互监督，都想保住并扩大自己的权力，最终形成一种平衡，使得没有哪一种权力能够扩大到任由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独断专行的地步。只有在这个时候，各种权力才会听命于人民的意志和法律的权威。所以说，凡是权力未分立的地方，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无非是一个合法的独裁者。
　　当然，权力的分立必然会影响国家机构的办事效率，这是为了制约权力的滥用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所以权力的分立又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不能过于分散，使得国家机器过分庞大、无法正常运转。如果那样，又将是民主政体的末日。
　　二、较为成熟的媒体监督。
　　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人民的思想之所以会被控制或煽动，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全面、透彻的了解现状，而听信了野心家的一面之词。所以，人民有权要求了解事情的各方面的情况：正面的和负面的。而这种信息的来源当然不能寄希望于当权者，因为他们只会向人民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希特勒之所以能够利用“国会纵火案”煽动起人民对德国共产党的仇恨，并通过《国家紧急状态法》来打击共产党，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在《人民观察家》报等报纸上故意扭曲事实、编造谎言。试想如果报社的编辑们能够抵住压力，拒绝发布假消息，或者德国当时还有很多独立的报纸，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报道和分析问题，这种反共狂热恐怕就很难煽动得起来了。美国二战后两次弹劾总统：尼克松和克林顿，其“猛料”都是由新闻媒体抖出来的。那些著名的私立报社，如《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它们既有独立的文化人理想，更有炒作新闻吸引读者的强烈利益驱动，在调查这些密闻上其工作干劲自然要比拿死工资的检察机关猛不止一百倍。而对民众来讲，传媒的亲和力与可靠度要大于专门的检察机关。不难想象，一个手无寸铁的知情者，更愿意和文质彬彬的记者交谈，还是愿意坐在冷冰冰的问讯室里和穿着制服的检察官交谈。检察机关再独立，也毕竟是体制内的监督，在考虑问题的时候难免掺杂一些政治的和人事的考虑在里边，相对而言，媒体要考虑的东西就要单纯得多。只有在一个拥有大量敢于报道事实真相，反应人民呼声的新闻媒体的社会中，民主才能持久。
　　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绝对的，民主的权力也必须收到限制，尤其表现为不能借民主之手践踏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
　　凡是在学生阶段住过集体宿舍的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大家都做一件事，比如半夜跑出去买方便面加餐之类，但都不愿意去。于是有人提议：“我建议让某某人去，同意的人请举手。”显然除了被提名的那个人以外的人都会举手，于是大家就会说：“你看，少数服从多数，你一个人反对无效，该你出去买。”这往往是一种玩笑，“少数派”如果坚决不去，大家也没有什么办法。但这种玩笑，反映了我们一种潜在的观念——多数对少数拥有强制性的权力。实际上，我们之所以需要民主，乃是为了防止暴政，为了保护每个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受政治权力的侵害。如果民主产生的权力也去侵害个人的基本权利，那么这就不是民主，而成了“多数人的暴政”，这种所谓的“民主”最后也只能走向个人独裁。
　　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也是一样：人生活在社会里，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既可能是多数，也可能是少数。如果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绝对的话，当权者就可以不断的变换划分标准来打击反对自己的力量，把所有的人都变成少数，最后把民主送进坟墓。二战后，纳粹集中营的一个幸存者马丁·内莫勒有一段回忆，引起过全球无数人的共鸣：
　　“在德国，当他们（纳粹）把魔掌伸向共产党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
　　当他们把魔掌伸向犹太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当他们把魔掌伸向天主教徒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
　　最后，他们把魔掌伸向了我，这时，已经没有任何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在这个社会里，只有每一个人的权利都得到保障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民主的权力跟其它所有的权力一样，都不能是不受限制的，它主要表现在选举国家机构和对全国性全地区性的重大公共事务的表决上。实际上，这是对本文第一点的扩大解释，立法、司法、行政的分权是“小分权”，而在国家中还应该存在一种“大分权”，即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的分立。民主解决的是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而在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当中则没有多大的发言权。当然，不论小分权还是大分权，所有的权力都有一个共同的界限，那就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对这个界限的划定需要涉及复杂的政治哲学理论，如果硬要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说明的话，我想可以用一下这个并不精确的表述：
　　“人人生而平等。未经事先制定的公正的法律，并按照公正的司法程序，由独立的司法机构进行公开的审判，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财产和生命。”
　　（注：自由既包括法律明文规定的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也包括其它一些无须法律规定的自由，比如说，刮胡子还是留胡子的自由。）
　　之所以说它不精确，主要是由于对“公正”的定义没有做精确的界定。而且在很多国家已经取消死刑的情况下，“生命权”是否会成为一种绝对不可侵犯的权利也存在争论。但我想，对一个非政治学或法学的专业人士来讲，如能能真正体会并牢记这句话，他从中获得的东西已经很多了。
　　四、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有着对民主的正确认识和坚定信念。
　　英国人韦尔斯在他的《世界史纲》中检讨罗马共和国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建立一个稳固的共和国家“某些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应在所有人心目中形成一个共同的政治观念，这个观念就是把国家看成每个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把维护这个国家当作一种义务。”而魏玛共和国的灭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缺乏民主传统国家进行民主尝试失败的范例：人民为迫害犹太人欢呼、为冲锋队的暴行欢呼、为独裁者上台而欢呼，而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被取消、宪法被逐步破坏却保持了沉默。因为极权主义、国家主义等观念几百年来已经深入人心，而自由、权利、宪法等概念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了，这些东西是否存在跟自己的生活似乎毫无关系，只要希特勒许诺解决就业、恢复德国的大国地位，谁管他采用民主还是专制的手段呢？是的，在没有强大的民意基础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民主，是无法持久的，最后只能滑向混乱或绝对专制的深渊。
　　常常有人借口“中国人素质太低”来反对各种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这种说法其实也没有大错。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专制主义传统，并且直到现在种植农业所占人口都在全社会中占几乎半数的国家，要进行民主的变革，即使最激进的自由主义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它与美国从一片全新的大陆、全新的人民中开始的资本主义民主试验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否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应该停滞不前，等到某一天人民的“觉悟”突然提高了再进行改革呢？实际上，这是一个“不会游泳怎能下水”和“不下水怎能学会游泳”之间的矛盾。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对改变人们的观念固然重要，但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比民主的实践本身更能锻炼人民的民主观念和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说道：“美国人是通过参加立法活动来学会法律，通过参加管理工作来掌握政府的组织形式的。”并称赞美国的乡镇自治形式，认为拥有自治权力的乡镇，是北美殖民地在英国的“总督制”条件下保存民主传统、培养民主传统的基地。要改变某些人所谓的“中国人素质太低”的现状，不能仅寄希望于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而应该从现在做起，通过完善基层民主，实现乡镇自治，在基层民主实践中提高人民的“素质”。
　　以上四点，是一个民主社会得以健康、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的四个基石，但决不是仅有的四个基石，还有比如防止军事力量对政治的干预，社会多元利益集团的及其政治代言人的形成，对选举制度的设计，对总统制还是议会制、一院制还是两院制的选择等等，很多很多，难以尽述。这四点的列举，无非想提醒人们，“民主”两个字，远比“投票表决”要复杂得多，无论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是如此。真正想为民主和法制的事业而奋斗的人，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认真研究古代的和现代的民主制度、成功的和失败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并把所有的经验教训和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循序渐进，才能真正取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