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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地方银行始末
洪品成
由浙江官银号到浙江地方实业银行
清朝末年，中国开始有了新兴的银行。从创办先后看，清末尚存的银行依次为：中国通商、大清、浚川源、浙江兴业、交通、四明、浙江。浙江银行列于第七位。它是1909年(宣统元年)从浙江官银号改组成立的，是全国各地从官银号改组为地方性银行的第一家。朱萦藻为董事长兼总经理，朱佩珍(葆三)、胡道源为驻行董事。设有上海分行。当时体制未备。规模简陋，其内容与经营方式，尚循钱店银号之旧规．不过在名义上称为“浙江银行”而已。
辛亥革命后。“浙江银行”亦即于民元(1912年)起更名为“中华民国浙江银行”，这是该行第一次更改名称。该行原为官督商办性质．体制名称既改．官股亦随之加入，为该行官商合力，之始，计官股3150股。商股1669股，每股资金150元，共计资金?2．285万元。自官商合办后，以朱佩珍为总经理，旋由高子白继任。
1911午冬季．浙军加入苏浙联军进攻南京时。浙督汤寿潜以饷糈不足，曾委托该行发行军用票200万元，以助军实。南京攻克。浙军凯旋后，此项军用票全数收回，经用折损之数，悉由官方拨款弥补，股东和人民均未受到损失，行誉渐著，业务亦随之开展。1914年就增设了宁波、温州两个分行。由于官方的支持，及行誉的初树，同年总行即发行钞票88．5万元，上海分行发行25万元，以后并能陆续收回，为该行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当袁世凯图谋称帝时，陈其美在沪以倒袁为名．向该行筹借现款四万元。该行驻沪协理吕文起悉数拨付。反袁运动结束后．此款始终未予归还，这是该行由于营业以外的关系．所受到的第一次亏损。所幸此时业务尚好．此款即由该行行员应得之红利中拨还。倒袁是当时政治上的正义举动。董事经理作此决定，行员亦均乐从。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给中国工商企业以一发展的机会，浙江银行提出了以“扶助生产，发展实业”为新的营业方针。并于1915年改名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这是该行第二次更改名称。性质仍为官商合办，资本增加为100万元，官股六成，商股四成。停办温州、宁波两分行，另在汉口、海门、兰溪分设三个分行，业务从此就逐步发展起来。1917年开始办理储蓄业务。由于经理何敬安善于擘划经营，因之业务蒸蒸日上，商股逐渐增加，至1923年官商拆伙时。资本实收176万余元，其中官股仅占31万余元，商股股权占压倒优势。人事安排和业务规划的实权，均操于商股之手。于此亦伏下了官商拆伙之机。
官商拆伙，纠纷开始，
由于该行业务上有了发展，而大权均操在商股之手，当时作为官许的“民意代表机关”浙江省议会中的某些议员就想插足进来。分享余润。但行方认为这些豪绅政客．争名夺利，最难应付，因此商股中的一些代理人都坚决反对。省议会中活动该行董事最力者为张韬(孔修)、李乾荪(开福)等．因不能达到目的，在省议会开会时．即多方攻击该行，并提出官商拆股的建议。他们认为银行业务之开展，是依靠官府的牌头。离开官方的支持．即吃不开。故提出拆股来威胁。如威胁不成。即实行官办，他们自不难插足了。但商股方面却不是这样看法．董事长朱晓南(朱博泉之父)，驻沪总管理处办事处董事胡济生．操实权的董事兼上海分行经理李铭(字馥荪)，均商股的代表人，认为官股既少，对银行作用不大，拆出时对银行无甚影响。因此亦同意分家。以免意见愈闹愈深。当时官方财政厅长张寿镛、政务厅长徐青甫，也很想有一个官办银行，作为政府财政方面的支柱，因此拆股分家的原则就确定下来了。商股推李馥荪为代表。官股以张寿镛为代表，经过几个月的商谈，于1923年3月23日．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就正式宣告拆伙了。将上海分行、汉口分行划归商股接办，更名为“浙江实业银行”；杭州、海门、兰溪三分行划归官股接办．改名为“浙江地方银行”。这是该行第三次更定的名称。浙江地方银行成立后，为了尊重省议会的所谓立法权，即由省议会议订了地方银行的条例，选定理监事，组织理监事会。并以财政厅长司监督之责．从此该行就成为一个完全官办的地方金融机构了。
依照制定的《浙江地方银行条例》。理监事的人选．须由省长提出加倍人数．交由省议会选举。提名权既操在省长公署，而省长亦不愿省议员插足，因此提出的名单中没有一个议会中的。第一届理监事是：驻行理事陈廷挈(莱青)、理事金百顺(润泉)、王锡荣(芗泉)、俞炜(丹屏)、徐光溥(申如)等五人．监事魏颂唐、吴梦飞二人，共七人组成理监事会。原有在杭州分行内之总管理处机构人员统统移转给浙扛实业银行．迁往—上海。新产生之理监事会下另行成立浙江地方银行总管理处。设驻行理事一人总其成。内设文书、稽核两股。这是该行的最初组织形式。
该行拆股分家后．虽终止了官商双方的争吵，但地方银行一成立．实权就落入了另一批地方势力手中。官商拆股之初．地方银行毫无基础．只有依靠地方金融界的实力派来打开局面了。因此第一届理事人选中．十分之九都是本地几个银行钱庄的老板。如金润泉是杭州中国银行经理．王芗泉是典业银行经理、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俞丹屏是大有利电灯公司经理．徐光溥是中国银行董事，而且都是几个大钱庄的股东老板，掌握了杭州的金融枢纽。其后参加进来的张忍甫，也是钱庄老板出身，是“宁波帮”的主脑．以后他取得了中央银行杭州分行经理的地位。因此．地方银行也就始终难以摆脱对这些人的依存关系。
第一届驻行理事陈廷*。浙江镇海人。历任奉天(今辽宁省)、长春、太原等地中国银行经理．又做过东三省银行总办．在东北金融界颇有声誉，在中国银行的地位、资格超过金润泉。陈在奉天任中国银行经理时。徐青甫任该行国库科长．陈调长春．即保荐徐升奉天中国银行经理。浙江地方银行成立时。陈适退休同乡，陈与徐既系旧友。与财政厅长张寿镛亦系同乡，因此由张、徐两人推荐。出任斯职。陈为人比较稳健．官商分家后，官股只有30余万元．他看到地方上金融实力操在金润泉等人手中。因此对比较重要的行务与人事安排，都先提交理监事会讨论后方付诸实施。驻行理事下设文书、稽核两股。文书股长由徐青甫推荐其武备学堂的旧同事罗景仁担任，稽核股长则由金润泉推荐杭州中国银行职员王星程担任。
当时该行业务重心是在杭州分行．分行经理葛叔谦，人颇能干．与金润泉亦较接近。陈廷*只求相安无事。并不思有所作为．在职一年多，除对海门分行呆滞旧帐加以整理。稍收成效外，其他很少举动。
1924年秋，发行齐卢之战，浙督卢永祥战败，孙传芳入浙，浙江局面变动，徐青甫、张寿镛均去职．陈廷*即辞去了该行职务。杭州分行经理葛叔谦不久也辞职。文书股长罗景仁由理事会推荐接替了陈廷*的职务。杭州分行由金润泉推荐成文甫继任。这两人均与金润泉关系较深。迨1925年徐青甫来任地方银行理事长兼任杭州分行经理时，情况才有一变。
徐青甫，浙江杭县人，清季在浙江武各学堂任职，与夏超(武备学堂学生)有师生之谊。孙传芳入浙后。夏超做了浙江省长．很想拉徐出来抓金融．即授意省议会修改银行组织章程．扩大理监事会，设理事长一人，驻行理事二人．推徐为理事长。罗景仁与徐本有老关系，仍为驻行理事之一；另聘张传保(申之)为驻行理事。徐任理事长后。首先就是在人事及业务上摆脱金润泉、王芗泉二人的控制。力谋行务的拓展．以业务重心在杭州分行即自兼杭州分行经理．使金润泉之师兄弟成文甫退居副经理地位，并添设分行襄理一人。以该行储蓄处主任李元生提充．派总行稽核员吴勖成为海门分行襄理．协助该行整理呆滞放款。大力拓展存放款业务．又与上海东莱银行签订通汇合约．扩充汇兑业务，并推广保管业务。在徐大力推动之下，行务稍有起色。但在第二年(1926)秋，夏超反对孙传芳失败．徐亦牵连失职．该行又回复到徐出任理事长以前的那种情况。1927年以后。该行理事长虚悬一年多，仍是由罗景仁，成文甫在金润泉、王芗泉两个理事指挥下暂维局面。
1928年，浙江地方银行理监事改组．王芗泉仍被推为理事长，以魏颂唐、罗景仁为驻行理事。王芗泉有自己的银行钱庄。并身兼商会会长。对地方银行业务是似管非管。新进驻行理事魏颂唐，算是代表财政厅来监督推动该行业务之进行的．魏任职浙江财政界多年。初来时也想加以整顿，但由于其本人兼职过多。亦无从展布。
1929年，钱永铭(新之)来长浙江财政，他看到“地行”死气沉沉．毫无起色，想支助该行。他给该行办了两件事：一件是经省府会议通过停办杭县农工银行，将其业务及全部资金12万元并入“地行”．并另拨浙江偿还旧欠公债。凑足“地行”资本额100万元．这是官商分家后，该行第一次增加资本。原任杭县农工银行经理周锡经(季纶．永嘉人)即继魏颂唐之后．任“地行”驻行理事。第二件事，就是将代理省库业务从中国银行划出一部分，交“地行”代办。代库业务对银行本身之发展，关系至为重要．因全省各县平日库款进出数颇巨．常积存数也很大，该款存放银行概不计息．代库银行可将此款调拨运用．收益甚大。后虽计息．但代库银行得到的利益仍极可观。依照“地行”性质。有代理省县金库的权责，而且要图谋“地行”之发展．发挥“地行”作用．亦必须收回代库业务。因此即与金润泉多方磋商，并利用政府压力．直至1929年底，始划出一部分金库务，文“地行”接管。当时接管者为杭属之海宁．嘉屈之崇德、桐乡。湖属之德清等县。这对“地行”以后之发展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这里还有两件事也值得一提：一是该行在此时已开展证券交易。那时政府财政支绌．端赖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诸如二五库券；续二五库券、金融短期公债、金融长期公债等等，花样繁多．数目亦巨。该项债券．大部分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拍买卖．一般银行经营稳健者，往往获致厚利，该行有时也曾赚过钱。二是办理有关本省公债的业务。当时浙江省政府也发行过多种公债，如浙江偿还旧欠公债、浙江整理旧欠公债等，其数目较小，而利息较厚。发行时大部分由银行购置。作为投资，或向银行押款，也有—·部分拨充“地行”作为资本(如偿还旧欠公债)，少数在市面上流通，不上交易所。还有省公债还本付息事宜，此时亦有一部分交该行办理。
另外还有一件被盗劫行款的事，那时该行与上海东莱银行业务关系较为密切，每逢头寸多余时，即派员警押送上海，以资调拨运用。大约在1930年冬季，该行派行警二人押运现钞两箱赴沪，在上海北站下车，经过军警检查后，雇人力车拉至垃圾桥时，突然被盗匪劫去一箱。内装钞票10万元。事后报警缉查，始终未能破案。现钞一次损失10万元，当然损耗了该行元气。
从1923年3月至1931年，足足有八年的时间，该行始终受地方金融巨头势力的支配，从属于杭州中国、中央两行。中间徐青甫虽图振作，但无结果。自1931年冬季起，情况始有变化。
内部人事的变更
1931年，浙江省政府颁发新订银行章程，明确规定该行为省立银行，资本额定为300万元．这是该行第二次增加资本。同年l0月该行理监事会改组。由省政府聘任董事七人，监察三人，成立董监事会。其人选为：董事王澄莹、徐恩培、曹豫谦、金润泉、张忍甫、沈维桢、徐行恭，监察人王芗泉、宓福衡、魏颂唐。这个名单中虽十分之八仍为旧人。但起决定作用者却为新派人物王澄莹与徐恩培。王任董事长．徐任常务董事兼总行总经理。王澄莹。浙江奉化人，系蒋介石之亲戚(蒋母王采玉的族人)，做过宋美龄的中文教师。王当时还代理着浙江财政厅厅长(厅长周骏彦未到任)。徐恩培．浙江吴兴人，美国留学生。专习经济学，懂得资本主义金融事业一套经营方式。徐有兄弟四人．都曾留学外国。长兄徐恩元，在北洋政府时期曾任中国银行副总裁、中华懋业银行总经理、财政部制用局局长等职务。三兄徐恩曾．曾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徐恩培回国后，先在中华懋银行任职，嗣后进入中央银行。1929年杭州中央银行开办。即调任该行副经理。王澄莹初来浙时，想物色一个精干的人来主持“地行”，以谋整顿，叶琢堂即以徐恩培向王推荐。于1931年春将徐拉入“地行”继周锡经之缺任常务理事兼杭州分行经理．继升总行总经理。徐时年仅32岁，为当时各银行负责人中最年轻的一个。理监事会改选后．王澄莹出任董事长。即给徐以全力
支持。徐治事颇勤．一来即着手规划行务的改革，惟性格暴躁．对待行中高级职员．公事上偶有过错或不满其意者。即面加斥责，使受者难堪。
1932年6月．省政府决议。增加该行资本200万元．总资本达500万元。这是该行第三次增加资本。徐恩培对“地行”的行务改革．首先是改变总行的体制。在此以前。总管理处不过是对内指挥监督和考核分行的一个行政机构，1932年11月改总管理处制为总行制，将杭州分行改为总行。实行高度的集权，总经理综理全行事务。对外代表本行。总行除了指挥监督所属分行外．并直接经营业务。董事长只是主持董事会的事务．业务方面完全授权于总经理．凡是总经理提出的人事、业务规划．在董事长王澄莹的支持下．都能获得通过．无形中也就削弱了董事会的职权。而且很多问题，总经理都可以不经董事会议决：直接付诸实施。这——改革的结果．总经理事权集中．可以放手开拓业务．使仍占董事、监事地位的—些旧派人物不易施展其遏制阻挠的手段。第二个改革的措施，就是调整人事。健全人事制度。总经理以下设副经理一人，襄理二人，协助总经理处理行务。副经理一职，由徐思培推荐唐观源担任。唐为广东香山人，留学美国，专攻银行学。与徐系旧友。唐代徐负责处理行中日常事务．批阅一般公文帐表。襄理二人，一为钱祖闻，亦系徐所介绍；一即笔者——洪绍谂(品成)。钱祖闻兼金库科主任，洪由会计科主任调升襄理后仍兼会计科主任。徐恩培进来后，建立了正规的人事制度。徐在兼任杭州分行经理时，于1931年春，即举行了第一次练习生考试．投考者有数百人之多，取十人，多系高中以上程度。这是该行建立人事制度之开端。1932年至1933年，又前后招考了两次行员，亦录取十名左右，大部分都是国内大学专科毕业。这些招考进来的行员，不久都成为该行的骨干力量。以后又先后举办了三次行员训练。经过徐的这番改革，该行在上建立了责任经理制，在下建立了行员考试制，人事制度乃粗备规模。
组织人事改革就绪。业务亦随之拓展。杭州成立总行呈请注册．经财政部核准，恢复发行业务。自1923年“地行”成立后，未办发行业务。1932年“一·二八”日寇侵沪．商业停顿，地方金融骤形恐慌。现金既感缺乏．而原有各发行银行．因各地挤兑风潮频仍，相
率减少发行额，致货币供给不敷市面周转需要。徐认为这是恢复发行的最好机会。经财政部批准，即于1933年发出兑换券900万元．流通余额为340万元．约为十与四之比。以后并继续发行。直至1935年，实施新货币政策后始行停止．将发行准备金移交中国银行保管。于此数年中。在上海、苏州、无锡、南京等地．遍设兑换处。信用也很好；并曾负责筹集救国义捐。那时金融界困难颇多，而该行年终常有盈余。
在这段时间内，分支机构亦先后全面铺开。1933年成立了嘉兴、湖州、宁波、绍兴、温州五个分行。其经理人选：嘉兴王敬修、湖州郑康荪、宁波陈俊述、绍兴陈恕臣、温州李亦怀，都是王澄莹、徐恩培所挑选或介绍的。以后又陆续增设分支机构．至抗日战争发生
前夕，省内各旧府属以及上海，均已设有分行或支行；省内其他各县城及重要市镇均设有办事处或分理处；未设办事处或分理处的地方．亦设有代库．机构布满全省。脉络贯通．算是建立了全省的金融网。总行与各分支机构是采取了分层管理制度。层层节制，有条不紊。1934年接办了省金库．各县县库也同时接管．中国银行的代库业务从此就全部接收过来了。这也是该行走向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
由于分支机构普遍建立。各部门人事充实，再加代库、发行、信托等新兴业务相继创办，汇兑畅通，存款因之激增，放款业务亦即随之推广。除利用各处仓库尽量扩展特产实物押款处，并举办押汇业务。1934年1月，总行成立“农村贷款处”．开始了农业贷款业务。
地方银行“农贷”所占的放款比例甚小。此项放款不很安全，就银行本身利益来说．此项业务是不感兴趣的，仅以省地方银行有办理“农贷”之责．故不得聊备一格。
以上改革体制、大力拓展业务等等，都有些成效，与前期相比较。该行面貌确有改观．所以徐在浙江地方银行发展过程中，成了数一数二的中心人物。
1934年10月，董监事任期届满。适王澄莹亦调任贵州财政厅长．肯政府局部改组．省府决议聘任朱孔阳(守海)、吴峤(锐东)、马寅初、陈行(健庵)、叶瑜(琢堂)、金百顺(润泉)，徐恩培为董事．王锡荣(芗泉)、张法成(忍甫)、徐行恭为监察人．推朱孔阳为董事长．徐恩培仍为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吴峤为常务董事。这张名单与上届董监事会不同的是换了几个人．阵容看来齐整了些。如马寅初当时是研究金融理论的学者。陈行是中央银行的副总裁。叶琢堂是中央信托局局长。
朱孔阳亦是浙江奉化人，曾任蒋介石的军需署长、中国农民银行常务监事，此次是以省政府委员兼该行董事长．与王澄莹以财政厅长兼董事长相似。朱来行就职时，曾召集高级职员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就职仪式，开头就说“我是奉委员长(指蒋介石)之命来本行当董事长的”，以表示他与别人的来头不同。其后．每届年终决算办竣，亦必向蒋介石报告该行一年来的发展概况和盈余数字。朱原想请奉化同乡竺梅先做总经理，但竺不来。朱也就对徐思培表示信赖，凡徐有所主张，均支持促其实现。除了上海分行负责人方济川 (奉化人)及甬届行处的几个负责的人系朱所推荐外．其余在人事上、业务上，徐恩培仍是大权独揽。朱、徐同事六载，尚能始终通力合作，因此改组后．业务仍能循序发展。在这几年中。除了继续拓展业务、充实增设分支机构外，并恢复发行。1933年发行兑换券900万元。1936年因市场辅币券缺乏，周转困难．经财政部核准又发行辅币券300万元，对该行的资金调拨运用起了很大作用。同时该行并收兑金银。1937年7月1日．全省76个县市金库一律完成。作为一个银行的规模来说。该行至此已经是体制大备。而且分支机构已遍及全省，经营业务种类繁多。上有政府之支持，本身亦已建立了—套人事及业务管理制度，在省境内与其他各个银行来比较，不仅毫无逊色，其机构之庞大．点线业务之贯串，且远远超过其他各行之上，大家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适应战时环境改变经营方针
抗战爆发，杭嘉湖很快即告沦陷，商业银行多迁往上海．国家四行撤至后方，压缩规模．缩小门面，作为全省地方金融枢纽的浙江地方银行，为了适应战时环境，打破常规，又走上了另一条发展道路。
嘉兴、湖州沦陷时。两地分行及所属各处库先后撤至杭州。总行于1937年12月18日撤至兰溪，旋迁丽水。1942年敌寇流窜．又从丽水撤退云和．随即移至龙泉，直至抗战胜利，复员回杭。当该行撤离杭州初期。总行及嘉、湖两属所辖各行处，业务完全停顿．宁、绍、温、台等行处。或以接近陷区，或以地临海滨．随时有被敌窜扰的可能。业务亦大受影响。一时头寸顿告紧张，调拨困难。这时是得力于中央银行之支援，调济款项。算是渡过丁难关。总行退到丽水后，因省政府设在永康方岩，为配合政府需要，将永康、丽水两办事处扩充改为支行，派汪筠为永康支行经理(汪曾任本省财政厅科长、秘书有年，这时由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徐青甫之介绍．出任斯职)，调总行储蓄处主任朱敏生为丽水支行经理。当时杭州各大工商企业多集中金华．又将金华办事处扩组为支行以资适应。自杭嘉湖陷敌后，沪杭交通隔绝，浙省物资吞吐全赖宁波、温州两海口轮船运输。因战事关系，沪杭汇兑不通，内地办货者都集中金华，从内地携带现款至金华，托银行转汇至宁波或温州，而当地中国、交通等银行固怕风险(当时接收巨额汇款往往需运现)，故所有汇款均集中于“地行”一家．因之金华、宁波、温州三行汇兑业务骤形发达，存款业务亦有起包。不过全省精华地区全沦敌手。而战时金融币值又极不稳定。如仅依靠平时业务．不但无法盈余。行缴开支亦将无法维持，徐恩培就不能不另找出路了。这时省府退处浙东一隅。强寇压境，政治、军事均感到一筹莫展，省主席黄绍*提出了“建设浙东以收复浙西”的口号，号召“兴办战时生产事业．与敌伪展开经济斗争”，当时很多工商业者以及官僚、军人、政客挟带游资。凭借权势．大做其生产运销生意，名为活泼战时经济。实际上是囤积居奇．操纵市场。银行不能直接经营工商企业，章程本有规定，但这时财政部一、二两次金融会议却决定了省行得以直接办理生产运输事业，为银行开了方便之门。徐恩培看到这种情形，就决定以直接经营生产运输。作为该行开拓业务之重心。他曾向同人们说：“平时是银行养企业．今后要靠企业来养银行了。”这也就是徐所提出的战时银行业务新方针。于是即在永康、丽水、龙泉等地修建房屋货栈，购置运输、生产器材。向上海采办重要机器，经过宁波、温州两海口，运进内地，振原嘉兴分行经理王敬修专司其事(嘉湖地区各行处撤退后，先是丽水设立联合办公处办理结束，后迁上海，由王敬修主持)。自1939年开始筹备，在一年之中，就办起了以下这些企业：
1．浙江制革厂。厂址原设温州，后迁龙泉，收购温属一带的皮革原料。制造各种皮件。
2．浙江印刷厂．先设丽水，后迁龙泉，并在福建浦城设置分厂，承印各种帐册报表书籍等。
3．信大印刷厂，设丽水，印刷有价证券。
4．浙光工场，先设丽水，后迁龙泉，以修理汽车为主要业务，
5．正大棉织厂，设嵊县，织布及其他棉织品。
6．大方棉织厂，设临海．生产布匹。
7．源大丝厂，设嵊县，建好厂房．未开始营业。
8．建业造纸厂，设衢县，制造马粪纸及印刷纸张。
9．鼎大制茶厂，设平水，制造箱茶及内稍茶。
10．大中花庄．总庄设宁波．余姚的周行，浒山及慈溪的观海卫均设有分庄，代浙江省政府所属省营贸易处，收购余姚棉花，总数在十万担以上。
11．信业纸号。设温州。经营土纸运销业务。
12．浙光旅行社，总社设丽水，永康、松阳、龙泉等地均设有分社。
13．白云农场。设丽水，种植蔬菜、水果、稻麦。
这些企业都是以较低的价格．就地向农民收购原料，而成品的售价则颇高。各厂都是以商营的面貌出现，但却有政治势力作后台，资金的调拨、人员的调度均无问题，条件优越．获利也就可观。这些企业办起不久。总经理徐恩培不幸于1941年4月在丽水被敌机炸死，这是“地行”的一大损失。
除了以上的一些企业单位以外，该行还办了一个规模较大的贸易机构，名为“大成庄”。其前身是货物运销处。1940年开办于丽水．初系附设于该行信托处，由信托处主任顾文渊兼管，办理日用品之输入、土特产之输出。1941年春扩组为大成庄，经理一职由总经理徐恩培兼任。徐被敌机炸死后，调宁波分行经理洪绍谂(本文作者)继任，由“地行”拨给资本10万元作为资本，但资金不敷可以随时向该行透支，不限数额。业务以抢购邻近游击区的各项物资为主，亦就地采购，如交通器材，工业原料、化工原料、农业产品(如丝茧、羊毛、肥田粉)以及布匹、各种日用品等．种类繁多．数量亦大。总庄原设丽水．后迁龙泉。兰溪、窄溪等地均设有分庄。前线各行处均代办该庄的采购业务。当时沦陷地区设有敌后政权者，该行均设有代库机构，如杭县之泉隆庄、余杭之余隆庄、长兴之长隆庄、德清之德隆庄、吴兴之兴隆庄、孝丰之孝隆庄、武康之武隆庄、兰溪游埠之游隆庄等，均为该行分支机构之化名。除代库外。主要任务就是收兑金银、搜集敌伪经济情报及收购物资。因此大成庄之收购点深入到敌前敌后。抢购进来的大量物资．名曰“平价”出售。供应需求，平抑物价，实际上在币值步趺、物价看涨之情况下，还是获利颇巨的。1942年的决算，由于大成庄盈利之巨．使该行仍有纯益，其后亦因此引起各方面之责难，控告该庄?囤积居奇。谋取暴利。省政府及巡察团先后派员到该行调查．审计处并会同法院查封该庄仓库．吊去全部帐册。但闹了几个月．对该庄并未作出处理。该行购销业务乃囚之全部停顿。1942年春季，敌人流窜，丽水告急，地行经省政府同意．将该庄囤存丽水的物资．全力抢运龙泉。兰溪分庄仓库物资．未能抢出。损失数十万元。抢运到后方的物资，以后也是平价出售给省级各机关。该庄成立两年。为该行赚了大批钞票。但对广大消费者没有什么好处，对稳定物价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只有对该行之维持与发展，以及那些高级官员们生活资料的供应．倒占了很大的便宜。而一般小职员们却冒着万难，特别是在沦陷区行处的办事人员甚至有惨烈牺牲的．如海盐金库代理主任沈植夫、办事员李光杰．在敌人“扫荡”时被俘，查出身份不屈，被敌人腰斩，同事中每言及此，都为痛悼。
在这一时期，由于集中全力于物资贸易，对银行本身业务却置于次要地位，可得而言者，只以下数端：
1938年，因市上流通的铜质分币以铜价飞涨，被官商收购套利，是项分币突然绝迹．因为零找困难，物价无形抬高，该行乃发行分券150万元。1939年3月，全国金融会议决定省地方银行得发行小额钞券。以节省法币数额，该行发行了一元券150万元、辅币券150万元。1940年7月至9月。又发行一元券250万元、五角券450万元。1941年5月．又准备发行一元券5000万元，只印成1500万元．因太平洋战争发生，券料进口困难而中止印发。该行自有发行权以来，发行的钞券种类计有十元券、五元券、一元券、五角券、二角券、一角券、五分券、二分券、一分券九种之多。流通额最大的是辅币券。此外，1939年“农贷”曾办理过储押贷款。
这里带便提供几种数字，可以看出整个抗战期间该行本身业务概况。不过其逐年总额之增加．大部分是由于通货恶性膨胀。
浙江地方银行历年资产总额(1937—1945)
┌────┬─────────────┬────────┐
│年 别 │ 资 产 总 额 │ 指 数 │
├────┼─────────────┼────────┤
│ 1937│ 44。342，914．49 │ 100．00 │
├────┼─────────────┼────────┤
│ 1938│ 62．033，452．00 │ 125．72 │
├────┼─────────────┼────────┤
│ 1939│ 112，256。645．04 │ 227．5l │
├────┼─────────────┼────────┤
│ 1940│ 149，876，047．90 │ 303．75 │
├────┼─────────────┼────────┤
│ 1941 │ 239，339，730．36 │ 485．06 │
├────┼─────────────┼────────┤
│ 1942 │ 358，688，348．37 │ 726．94 │
├────┼─────────────┼─┬──────┤
│ 1943│ 726，563，968．48 │ 1.472．50 │
├────┼─────────────┼─┴──────┤
│ 1944│ 1．482．366，554．00 │ 3．004．27 │
├────┼─────────────┼────────┤
│ 1945│ 5，387，368，426．4l │ 10．918．24 │
└────┴─────────────┴────────┘
浙江地方银行历年存款总余额(1937—1945)
┌────┬────────────┬────────┐
│年 别 │ 存款总余额 │ 指 数 │
├────┼────────────┼────────┤
│ 1937│ 20，976，440．?3 │ 100．00 │
├────┼────────────┼────────┤
│ 1938│ 26，833，706．83 │ 127．92 │
├────┼────────────┼────────┤
│ 1939 │ 47，713，261．95 │ 227．46 │
├────┼────────────┼────────┤
│ 1940│ 69，364，177．67 │ 330．67 │
├────┼────────────┼────────┤
│ 1941 │ 111，245，554．52 │ 530．34 │
├────┼────────────┼────────┤
│ 1942 │ 146，257，532．79 │ 697．25 │
├────┼────────────┼────────┤
│ 1943 │ 290，569，205．37 │ 1，428．15 │
├────┼────────────┼────────┤
│ 1944 │ 703．270，649．04 │ 3，352．73 │
├────┼────────────┼────────┤
│ 1945 │ 2，291，588，155．79│ 10，924；59 │
└────┴────────────┴────────┘
浙江地方银行历年放款总余额(1937—1945)
┌────┬───────────┬───────┐
│年 别 │ 放款总余额 │ 指 数 │
├────┼───────────┼───────┤
│ 1937│ 13，899，306．56 │ 100．00 │
├────┼───────────┼───────┤
│ 1938│ 14，152，999．30 │ 101．82 │
├────┼───────────┼───────┤
│ 1939│ 22，710，213．08 │ 163．46 │
├────┼───────────┼───────┤
│ 1940│ 46，408.008．76 │ 333．89 │
├────┼───────────┼───────┤
│ 1941 │ 77，247，324．?5 │ 555．76 │
├────┼───────────┼───────┤
│ 1942│ 73，908，154．30 │ 534．74 │
├────┼───────────┼───────┤
│ 1943 │ 115．468，309，?0 │ 830．76 │
├────┼───────────┼───────┤
│ 1944 │ 138，698，113．63 │ 994．64 │
├────┼───────────┼───────┤
│ 1945 │ 437，925，326．81 │ 3，958．04│
浙江地方银行放款对象(以1945年为例)
┌──────┬──────────┬─────┐
│ 类 别│ 金 额 │ 百分比 │
├──────┼──────────┼─────┤
│ 总 计│ 437，925，326．81 │ i00．00 │
├──────┼──────────┼─────┤
│ 工 矿 │ 203，484，900，00 │ 46．47│
├──────┼──────────┼─────┤
│ 农 林│ 12．257，311．00│ 2．80 │
├──────┼──────────┼─────┤
│ 商 业│ 90．433，902．81│ 20．65│
├──────┼──────────┼─────┤
│交通公用事业│ 26，019，503．OO│ 5．49 │
├──────┼──────────┼─────┤
│ 军政机关 │ 64。735．000．00│ 14．78│
├──────┼──────────┼─────┤
│ 教育文化 │ 38．725，826．94│ 8．84 │
├──────┼──────────┼─────┤
│ 个 人│ 1，872，100。00 │ 0．38 │
└──────┴──────────┴─────┘
根据以上几种数字．结合当年货币贬值及物价指数，可以看出在抗战八年中．该行本身之资产营业情况。
徐恩培主持该行11年。是该行走向大发展的—个重要阶段。其他银行在抗战期间规模都在压缩．而“地行”却以战争起家．这与徐的经营方式有关。
徐桴的大权独揽与内部磨擦
1937年春监察人王芗泉去世，浙江省政府改聘张旭人为监察人。1938年又聘浙江高等法院院长郑文礼继徐行恭为监察人(因徐留杭未去内地)。1938年常务董事吴峤逝世．省府聘邵裴子继任。那是教育界人士．曾任浙大文理学院院长兼代浙大校长。邵任常务董事八年。除出席董监事会外。很少过问行事，人们称之为“好好先生”。1941年董事长朱孔阳病逝永康，董事长一职由徐桴继任。徐来后．该行的情况更加复杂起来。是年4月总经理徐恩培炸身死．7月董事叶琢堂又病逝海外。这几年中可以说是该行多事之秋。加以抗战步入艰苦阶段．该行面临难关。
徐桴．浙江镇海人，原届蒋介石嫡系。北伐时期，做过蒋介石的军需处长，历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土地局长兼上海市银行总经理。福建财政厅长．福建省银行总经理等职．在国民党中与CC的关系颇为密切。徐任董事长时。和朱孔阳一样．每逢年终决算办竣。必向蒋介石报告该行业务情况及盈余数字，文稿多由协理方祖桐撰拟。经徐亲自修改后发出．极为郑重。徐以浙江省政府委员的身份继任董事长。当时还身兼浙江粮政局长．与浙江省主席黄绍蛇及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关系也都不错，资格老。后台硬．为人又刚愎自用．工于心计．倚老卖老．对内外人事关系搞不好。但野心很大。总经理一职也自兼任。
1943年2月，徐桴又把总行制取消，改为总管理处制。总管理处受董事会的指挥监督，下分秘书、稽核、会计、司库四个室，业务、信托、储蓄三个部，组织规模相当庞大。各地分行、支行、办事处、分理处．都受总管理处的指挥。业务部管理全行的存、放、汇及代库业务，且负调拨全行头寸之责，叫我担任该部经理。协理二人。除汪筠外．还有方祖桐。方在徐恩培时代。有小行长之称．故升以协理之职。从上述组织体制之改变．人事职位之安排．可看出徐的大权独揽。1943年6月，省政府会议决议增资到1000万元．这是该行第四次增加资本。
在业务经营作风方面．徐也好大喜功，不顾当时处境如何艰难。将场面拉得很大。如省外之行处。除上海分行系在1935年开办外．其他如江西之上饶、赣州，安徽之屯溪．福建之南平、福州．湖南之衡阳以及广东之韶关等地，均设有分行或办事处。1945年又在重庆设立分行。这些行处的主要人员。不是徐的亲信即是僚属。当时省内行处在敌人窜扰下，不断缩小．正常业务不能开展。徐想拓展省外贸易运输．来克服当前之困难。徐恩培曾着手筹设省外机构．但成其事者．则为徐桴。这样不顾一切的大拓展．当然带有冒险性。当时浙赣线一带商贾云集．贷物运输频繁．因之衡阳分行的汇兑业务发展很快。因该行备有卡车可以运现，汇率调整，汇水收入为数颇巨，在该行盈余中占有很大成数。徐恩培任内搞了一个大成庄，徐桴来了以后，大成庄被迫结束，但徐桴对这样一个赚钱的机构念念不忘，在1943年又假借对敌开展经济斗争的幌子，成立了物资抢购处，于接近敌区之富阳场口及宁海设立抢购站，购进抛出，囤积居奇．也赚了不少钱。
徐桴因曾任中国农民银行浙扛分行经理严陵荪说起他的胞兄严燮。又经徐的外甥“地行”衡阳分行经理张德立的推荐，遂聘严燮为“地行”总经理。严燮，字慧锋，鄞县人，在中央、中国银行都任过事，当时任重庆中央银行专员。
抗战胜利后的局面每况愈下
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浙江地方银行也打着“胜利”的旗帜复员杭州。是年10月，总管理处从龙泉迁回杭州太平坊原址。复员一年中之主要工作，是恢复全省分支机构，每旧府属配置一分行，除温州、海门原有建制外．淳安分行推进建德，嘉兴、湖州、宁波、绍兴，金华等地，均派员重新恢复。杭州市长庆街设立一个办事处；杭属之海宁、于潜、昌化、富阳、新登、余杭、长安均设立办事处，直属总管理处。省外重庆分行迁至南京，上海重新恢复分行组织。其他省外行处因当时财政部限制很严，均先后陆续裁撤。所有企业单位，分别裁撤或离行独立。原有之物资抢购处亦予撤销。另行成立了一个浙江物产保险公司，改为由行员投资的私营企业．资金仍由该行予以支持，董事长亦由徐桴兼任。总管理处编制照旧为四室(秘书室、稽核室、会计室、司库室)三部(业务部、储蓄部、信托部)。
复员以后，人事上调整安排，基本上还是为徐桴所掌握。这时国民党省党部的一些委员们也想介绍一些人进来，但多为徐、严二人婉辞谢绝，认为“这些人不懂业务，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用进来，行中从此就要多事”。
1946年9月，浙江省参议会在杭州召开大会．会议进行至第三天，对财政金融方面的质询案就开始了，一些参议员向严燮总经理提出一连串的询问。而且词锋尖利，毫不留情。严最初上台作答，尚能勉强招架，以后攻击猛烈，就弄得面红耳赤，几至无法下台。第二天严即不敢前往，而由斯烈代为出阵，应付终局。质询以后，大会通过了电请财政部对浙江地方银行进行彻查的决议案，提案署名者有金林、高宗龙、卢奇琰、石有纪、徐直等40余人。案中提出了十大条款．也可以说是宣布严燮的“十大罪状”。
省参议会提出的浙江地方银行的“黑幕”，报纸上都作为重要新闻刊登，闹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严燮且因此去职。当时实际情况我不尽知底蕴，但此事发生之前因后果及其所提某些问题之实际情况，则略知其一二。浙江省参议会攻击“地行”，主要是由于国民党省党部想插足该行实行控制，因此先给该行以当头一棒。次则由于省党部一些委员们、特别是徐浩．向该行介绍人，遭到拒绝，因而怀恨在心。三是由于行里有人对严燮不满(特别是未被提升为副总经理的方祖桐)。因而就捏名向外控告泄愤。并迫严去职。内应外台．就掀起了这场质询案。至于所提出十大条款，虽非全无根据，但与事实仍多出入之处。
1946年．由董监联席会议议决，增资为一亿元，这是该行第五次增加资本。
末日来临前的逐鹿
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颁布了一个新的《省银行条例》。各省地方银行。一律改称为省银行。新条例的主要精神，是南京政府要进一步掌握各省的金融机构。因为自财政收支系统法公布后．财经方面由南京政府实行高度的垄断，省财政已失其原有之独立地位．在系统上只有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大系统。而自治财政是以县为单位，省一级无形中已被取消。省政府之地位。实际上等于南京政府的派出机关，省银行在人事上、资金上都由南京政府掌握，董监事大部分由南京政府遴派，资金由国库拨给．财政厅长，建设厅长，中、中、交、农省分行的经理．均为省银行的当然董事，其余董事规定由省政府保荐。监察人七人有四人可以由省参议会推选，但均须经财政部令派。浙江地方银行于1947年3月1日改组为“浙江省
银行”．这是该行第四次更改名称。也是该行最后一次的更名改组．更1949午5月杭州解放结束，移交于中国人民银行。这次改组后的董事监察人的名单如厂：
董事长：徐桴；常务董事：童蒙正、张忍甫、金百顺、斯烈、陈宝麟、严燮；董事：尹志陶、宋惠清、宋沅、皮作琼、邵裴子、冯薰。首席常驻监察人：许绍棣；常驻监察人：郑文礼、杨云；监察人：陈勤士、张强、罗霞天、余绍宋。
这张名单中．董事方面大部分都是厅长及国家银行的经理．而监察人则几为国民党方面所独占。
内部组织又由总管理处制恢复为经理责任制．提高了总经理的职权，董事长只是主持董事会的事务及担任董监事联席会议时之主席。行内主要人员，都由总经理提名委派。总行总经理以下设副总经理二人，由洪绍谂、虞梦韶二人担任。除原有部室以外．正式成立了经济研究室。机构人事都有扩充．工作人员计850余人。徐桴虽仍为董事长。但因实权集中在总经理．此后也就不大来行过问行事了。总经理一职，因严燮被省参议会一轰．声名大落，但由寸一时尚未物色到适当的人选，仍继续任总经理。以资过渡。省主席沈鸿烈也看到严燮无法再继续下去，曾向南京政府反映另调适当人选来主持省行．经与财政部协商，不过一个月严即辞职．派童蒙正来接任了。
童蒙正(果顺)。浙江龙游人．口本留学生。曾任财政部钱币司专员、上海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储蓄部经理．与四联总处秘书张徐柏固及财政部钱币司长戴铭礼均系同乡关系。童来行后。看到该行人事关系之复杂，派系斗争之激烈。处事颇为小心谨慎．人事上很少更张。也提出了一套所谓经营方针，如充实各县基层机构，鼓励增加存款储蓄，扶助各地特产事业，促进省际货物流通，灵活省内外汇兑，普遍拓展仓库业务等等．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当时物价暴涨．纸币不断贬值．要吸收存款储蓄．就不能不提高存款利息．但银行存息之提高．又转而促成黑市利息之暴升。而且当时真正拥有余资的人。都用以抢购实物。追逐暴利。不仅商人不肯将钞票存入银行，即一般公教人员．—有钞票。也买实物贮存，免受纸币贬值的影响。因而所吸收的存款．都是些小额储户如养老金、子女教育储金等。银行把吸收的存款．借给商人、地主、资本家。这些人拿到贷款．又去抢购囤积。这样一存一放。使瘦者愈瘦。肥者愈肥，这就是当时银行储蓄业务所起的作用。库款方面最大的来源，还是财政部拨给省缎各机关的补助款．每月为数颇巨，对该行短期资金的运用。帮助很大：童对此特别重视。要南京分行随时与财政部联系，拨款早一天收到．即可以早一天运用．利用公款。短期拆放．以牟高利．对物价的刺激来说。也是火上加油。放款方面．表面说是侧重于土特产：的产销扶助．实际上也是以保证资金安全为第一。所以这方面的放款．—定要有实物作抵押。当时曾举办过嘉属菜籽贷款．杭属、湖属丝茧贷款．绍属酿酒贷款．台属小麦贷款，金属火腿贷款．严属桐子、桕子贷款．温、衢、严属木材贷款．平水茶叶贷款．实际上都是实物押款．由于押款的业务发展．各地仓库保管业务也连带拓展。而且做押款的都是些大商人、大地主或半官半商的一些人物，他们利用银行押款。低价向农民收购土产。以图高利。所谓扶助生产贸易贷款．实际是变相的投机。关于调剂金融方面，采取对商业行庄拆放贴现方式，此项放款，期限短，利息高。周转快．运用灵活。金融愈紧，利息愈高．获利也愈大；所谓稳定金融市场，实际上是推波助澜。还有一种变相的黄金押款(严燮任内所举办)，即贷款者须先把黄金以信托的方式送入该行代为保管，视黄金之存额，定贷款之多少，贷款不还清，黄金不能提取，要提取黄金，须先还清贷款，这也就更加助长了市场上黄金的黑市买卖。这就是该行的所谓经营方针与作风。银行表面上是说执行财政金融政策，“稳定物价”，实际上是助长通货恶性膨胀。无异在自挖墙脚，政权最后崩溃前，经济上早巳崩溃了。
童蒙正来行．对各分支行处的管理颇为严格，完全以业务的开展与否，也就是存款与盈利的多寡，作为考核成绩的标准。当时于波分行经理姚仰山因业务不很出色，即调为总行储蓄部经理，另调衢州分行经理韦保泰继任。童准备兴建总行行屋，已提出董监事会通过．图样亦已绘好，规模颇大，材料并已购就—‘部分，地址选定延龄路口(今人民大会堂地址)。后因省参议会提出反对。以致搁置。童认为这是省参议会对他的有意打击，就萌了去志。
1948年9月省参议会开会时，省银行董监会又来了一次全面的改组。这是最末的一届董监事会，其名单如下：
董事会董事长斯烈，常务董事陈宝麟(财政厅长)、张忍甫(中央银行杭州分行经理)、童蒙正，赵见微，董事贡沛诚(建设厅长)、周剑云、林泽、林竞、金世恩、方青儒、俞嘉庸、徐梓林、尹志陶、许焘。常驻监察人吕公望．监察人陈柏森(省审计处长)、陈景陶(省会计处长)、吴文苑、金林。除陈宝麟、贡沛诚、陈柏森、陈景陶是当然董监事．斯烈、张忍甫、童蒙正是省政府聘任的外．其余董监事都由省参议会选出，俞嘉庸是浙江中统特务组织的负责人，也钻入省银行来了。原任董事长徐桴，本是以省政府委员的身份兼任的。陈仪来浙后，省政府改组，徐桴不是委员，故在省行改组前．徐即辞职。继任人选，陈仪属意子斯烈，斯与陈仪关系甚深。斯在该行任常务董事有年，资格又老。当时董事长一席亦非他莫属，因之董事会即推斯为董事长。陈仪除布置以斯烈为董事长外，又派他的亲信王家骥任该行会计室主任(王与陈仪是同乡，陈仪主台湾时，曾任台湾省银行会计主任)。挤掉了担任该行会计主任多年的汪世昌。陈又要童裁减行员。童进退两难。极感棘手。1948年底，童就辞职，由
陈仪的亲信杭州市长任显群介绍钟志刚来接任。钟浙江诸暨人，时任江苏省农民银行副总经理，1949年2月初来杭州，已商定日期准备接事，不意临时变卦，不别而去。事后才知道钟来杭州时，罗霞天即向他要求．把上海分行经理让给周剑云。周原是丽水分行经理，这次被选为董事，看中了上海分行地位．必欲得之而后快。钟则认为此例一开，以后人事上就很难对付，不如趁尚未接事之前．干脆不干。故不别而去。这时省局又有了变化．陈仪被扣。周岩继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周来时。总经理一职尚悬而未决。斯烈属意于尹志陶。向周岩推荐．尹、周是嵊县同乡，一说即成。但在董事会开会的那一天，国民党省党部的张强、罗霞天两派，为了都想在银行里安插自己人．意见未能统一，会开到深夜始散。至于省参议会对于该行董事之选举，竞争就更为激烈了。张、罗两派这种争夺，在各县推选董事候选人时即已展开。候选人产生，到省参议会复选时，更是短兵相接．张、罗两派甚至都是以性命相扑。比饿犬争骨还凶，这是该行40余年以来所绝无仅有的现象。但不旋踵，杭州即告解放，而
浙江省地方银行也就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
该行末届董监事会和总经理，除了争权夺利．把一个金融机构闹得乌烟瘴气以外。在业务上不仅没有搞出什么新的花样。而且是江河日下．好象是预示末日来临了。记得其间曾发生过一次发薪支票不兑现的风潮。这事起因于省政府开出一批公库支票，发放作各厅、处职员的薪资，银行开门以前，各厅、处以及所属各单位提款的人就来了，但这时中央银行对现钞扣得非常紧(省银行的库款，大部分也由中央银行掌握)。这一天各机关来提款时．省银行的库存现款不足，一时无法支付，只有向中央银行提取存款。但中央银行以压缩市面筹码、稳定物价为词。不旨即时付给巨款。而向宵银行提款者愈来愈多，将总经理包围起来，并恶声谩骂，总经理无法应付。结果只有拉上铁门．暂停营业．以后请建设厅长贡沛诚来解围．
并向中央银行调来头寸才算解决。末届董监事任期仅半年多些．杭州即告解放。
(本文原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此次重登，作了删节)
作者曾任浙江地方银行副总经理
徐桴的一生
汪 煜
徐桴。字圣禅，镇海入．生于1885年前后。曾在家乡应童子试入泮。早年在乡执教．郁郁不得志。1914年到上海。时“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称帝。不久即死去。徐桴负中华革命党之命，曾远赴东北，鼓吹革命。旋又回浙．曾充任省教育厅科员。1921-1923年去
福建．在厦门鼓浪屿办大兴公司。担负吸收华侨外汇．以补助革命经费的任务。当时陈肇英在福建任团长。蒋介石亦曾在闽，因同为浙人．拉上关系。徐于1924年前往广东。蒋任黄埔军校校长时．徐在校本部任文书工作。1924年l0月．东征军成立．蒋任总指挥．徐在总指挥部任经理处长．旋又调任东江区政治委员。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成立总司令部。蒋任总司令．徐任总司令部经理处长、军需署长。
1926年冬．北伐军东路军已进至浙江，西路军进占武汉．中路军11月进入南昌。国民政府于1927年3月由广州迁到武汉。蒋介石在南昌，开始对上海进行—系列活动．准备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早在1月间，徐桴即化装成轮船的“茶房”．从汉口乘轮先期到达上海，当时上海尚在孙传芳部手中。徐桴是蒋介石亲派他去上海拉拢上海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的．派去的还有蒋的亲信黄郛。黄郛和徐桴到沪后．分头拉拢陈光甫和钱新之两大银行家，要他们出钱支持北伐。1927年2月，钱新之、陈光甫共同出资秘密借给蒋介石50万元．这是江浙资产阶级第一笔对蒋介石的支援，早于虞洽卿在“四·一二”前给蒋300万元一事。(编者按：据1988年9月)上海《联合时报》载朱镇华《蒋介石与钱新之陈光甫》一文，引述夏晋熊的回忆，夏有一次往访徐桴，恰好钱新之在座。因夏与徐桴是亲戚．谈话照常进行，没有回避。听徐对钱新之说：老兄与光甫的50万．数额虽不算太大，但解决了总司令的年关急需，所以总司令很满意，几次说起要报答二位。)
徐桴抢先到达上海，皮包里还带有大量已盖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印章的空白公文纸，到上海不久．他就秘密填写了不少委令．抢先委任了大批财政税务官员，都是搞钱的美缺。等到3月21日东路军白崇禧进入上海时，发现财税机关已经被人接收了去，颇为震怒。经查，这些新官都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正式委令，但就无可奈何。惟有数职，如松江运输局副局长一职，原由徐桴委派杭州宓大昌烟店老板宓端士充任．后让出改由白崇禧另行委派．总算才平息了事。
“四·一二-．事变后．宁汉分裂。时徐桴在沪，因闻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各方颇啧有烦言。徐桴这时灵机一动，发出了一个通电，对宋子文大肆指责，说他如何克扣军恫，贪污渎职，列举宋的劣迹多条。通电发出以后，—时颇获部分高级领导的响应。但因蒋下野去日，事被搁置。不久．蒋回国重掌军政大权，但出于徐意料的是，蒋与宋子文之妹宋美龄在上海结婚!这一来．宋子文的地位不但未受影响，而且成为“国舅”。更牢固了。论者认为．徐桴以蒋的亲信自矜．通电倒宋．原想邀功：以便谋得某种好处，不意适得其反。由宠臣一旦而变为逆臣。咎由自取，后悔莫及矣。
从此，徐桴在沪闲居年余。后应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之邀，前往福州．出任福建省财政厅长。一次，由闽赴沪，当时任上海市长的张群。与徐谈及上海财政困难的情况，徐答以福建地瘠民贫，全省军政费用，尚能勉强维持，上海乃全国经济枢纽，何愁开源无方。张群以徐为理财能手，遂固请为沪助一臂之力。徐则告以恐蒋介石未必肯同意。张群乃电蒋，获其准许。把徐桴从福建调来，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兼土地局长。徐在上海。果在财政上有所作为，并创立J上海市银行，自任董事长，为上海市的财政金融奠定了一个基础。后俞鸿钧继张群任上海市长，徐仍蝉联市财政局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一度息隐于镇海家乡。1940年，俞飞鹏调任中缅公路运输总局局长，所遗后勤部长一职，因徐桴与各战区高级将领均有渊源，俞请徐出任，已得蒋介石的同意，电请徐赴渝一谈。徐静极思动，且当时宁波亦遭日寇威胁，岌岌可危，重庆之行遂决。道出永康，往晤浙江省主席黄绍*。黄与徐晤谈，劝他年老不宜远行，请留在浙讧，主持浙江粮政，徐为之心动，重庆之行作罢，出任省粮食管理局局长；1941年初，浙江地方银行董事长朱孔阳病故．又由徐桴兼任浙江地方银行董事长职。省粮食管理局后改为省粮政局，又改为田赋粮食管理处，始由省财政厅长黄祖培兼任，徐则专任省政府委员兼浙江地方银行董事长。
浙江地方银行是省办银行，应同时接受中央银行浙江分行的领导。但中央银行浙行经理张忍甫，政治地位和资格都不及徐桴甚远。故表面上对徐仰承其鼻息，暗中却与金润泉联合起来拆他的台脚。徐自居银行界前辈，把浙江地方银行由总行制改为总管理处制．徐以董事长独断专行．在总管理处办公，事无巨细，均躬亲处理。浙江地方银行因纯为官股，董事长由省政府委员兼任，总经理一职则由董事会(实际上由徐个人)聘任。徐为了找一个俯首听话
的总经理，先后来几个都席不暇暖即拂袖而去，徐不得不一度自兼总经理。
浙江地方银行主要负省金库之责，所有省预算内一切经费，由国库划拨省库，凭财政厅支付命令拨付。其实这也是官样文章。1943年，笔者任保安处经理科长。需赶制冬季服装，虽有预算，因物价飞涨，不敷甚多，追加预算又等不及，乃就商于徐桴，要求贷款。徐答需有抵押品，但保安处无物可押。徐沉思良久，给出了个主意，要我去请财政厅提前填发三个月后到期的拨款通知，作为“契约抵押”．我照办了，借到了钱。他却赚取了一笔可观的利息。
抗战期间。徐桴决定浙江地方银行举办押汇业务。如某人拟在甲地购买一批货物运乙地销售，可向银行贷款，银行可代为付值，代运至乙地，并监督货主销售，代收货款，银行除收回贷款外。收取利息。后来索性成立“物资抢购处”，以招揽该项业务。虽然抢购了些物资，但也助长了发国难财的投机风．大开银行营私舞弊之门。
徐桴在浙江地方银行，一反银行人事常规。任用私人。如派其妾兄刘耀坤为信托部经理；其妾在龙泉与人合作经商．即以浙江地方银行为其后台．资金随意调动，囤积居奇，大发其财。另如当他卸去田粮处之职后。一些分行经理及各科科长，均由其任粮局时的私人调来担任，为银行罕见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作风。
抗战胜利后．徐桴在上海开设辛泰银行．自任董事长，并办有惠文堂书局。”1948年徐离开浙江地方银行，常住上海，1949年迁居海外。
徐青甫与他的《经济革命救国论》
沈凯璋
一、徐青甫生千
徐青甫，原名徐鼎．1879年4月3日(农历三月十二日)生于浙江镇海。家贫少孤，赖母、姐针黹所得，养育成人。三岁随母到杭州，在私塾读书二年．义学读书二年。后去皖南北四年。当时，向西方学习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风气甚盛。年青的徐青甫寻求新知识的欲望十分强烈。设法购得算学之书．如《华氏笔谈》、《梅氏九章》及《中西算学大成》自修得其大概。
1898年冬．由皖返杭谋馆．教授蒙童，暂资糊口。同时又进日本人在杭州开设的日文学堂。学习日文。由于生活艰辛，连每月学费两元也无力支付．只好与同业蒙师的四位朋友商量相约、一人去学日文。回来转授。这样。五个人可只交一份学费。由于徐青甫年龄最小。而记忆力最佳。就由他出面去日文学堂学习。此后，他每天上午去学日文。下午教书，晚上再向四位朋友转授日文。过了一段时间．由于甚为不便而解约。时幸值日文学堂季考，徐青甫名列第一，得免学费，而继续学习。
自1899年冬起，徐青甫进浙江武备学堂，任翻译、助教与教习．共七年。在此期间，曾与求是书院和浙江武备学堂两校有志青年蒋尊簋(百器)等七人组合“生存会”，不久，固缺乏经费而停止活动。徐青甫又自筹资金，在杭州珠宝巷开设新书店，向国人介绍新知识，自己则在武备学堂教授之暇，从事译书出版，两三年中，贴尽译书稿费，还亏2000余元。为了归还借款以及养家，失去了赴外国留学的机会。又，徐青甫还考取过晚清举人，时间不详。
1905年，徐债累稍轻，即去外地谋职。曾任奉天省巡警总局交涉股长、行政科长。后去湖北任清丈稽核兼江汉关交涉等职。嗣复回东三省，任调办安东商埠警务，又奉派去长白山下调查安图设治事务，曾去日本考察实业、金融、拓殖等事务。回国后，奉派筹办奉天兴业银行，由于计划改变，改在奉天审计处任事。旋被大清银行监督叶景葵(揆初)函聘为该行东三省密查。
1911年辛亥革命后．携眷南返，留沪从事商业。
1912年冬，蒋尊簋任浙江都督，徐青甫被推荐出任诸暨县知事一年。1914年离开浙江，调考赴北京，试毕，分发湖北省，任通城县知事一年。
1915年，由于袁世凯欲帝制自为，徐青甫见“政治趋势，渐兆复古”，乃弃政从事金融业。时浙江镇海人陈廷*任奉天中国银行经理，邀请徐青甫往任该行国库科长；陈廷*调任长春中国银行经理．即保荐徐升任奉天中国银行经理。这段时间，徐先在奉天，后去青岛，七年有余。后又由中国银行总行委派他回浙江任杭州中国银行副行长(行长为金润泉)。
1922年冬天，浙江省省长张载阳任命徐青甫为省政务厅长。其时，徐青甫为中国银行行务正在外地查察，回杭后坚辞不获．乃复入政界。1923年9月，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官商分家，在政务厅长徐青甫的协助下，双方议定：将杭州、海门、兰溪三分行归官股接办，更名浙江地方银行，总行设于杭州。上海、汉口两分行归商股接办，名为浙江实业银行，总行设于上海。1924年，因齐卢战争爆发，张载阳卸职，徐青甫同时离开省政务厅。
孙传芳入浙后，夏超任浙江省长。夏超系浙江武备学堂出身，徐青甫曾任武备学堂教习，与夏有师生之谊。夏有意延揽徐主持地方银行。1925年经改选，徐青甫被选为浙江地方银行理事长兼杭州市行经理，他锐意革新，该行颇有起邑，夏超倒台后．徐亦去职。
1926的后，徐曾任浙江省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财政局长。
1927年至1932年间，徐青甫息影家园，旷观全球状况，研究中国国情，思索救国之策，写成《经济革命救国论》一书。此书于1932年4月出版，浙江经济学会代发行。
1934年，黄绍*到浙江就任省主席，徐青甫任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后调任民政厅长。徐青甫还曾短期代理省主席职务。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8月5日，浙江省抗敌后援会成立，推定常委为徐青甫、竺可桢、马寅初等十多人。
1938年4月，徐青甫等八人为浙江推定的国民参政员。
1939年2月，浙江省临时参议会成立，正议长为徐青甫，副议长为陈*怀，参议员有张元济等20余人。但当时由于杭州沦陷，以及思子心切(其子徐继庄，曾任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中国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此时在香港)．举家前往香港。1940年起寓居重庆。1945午抗战胜利后回上海。1947年回到杭州。
据原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先生说，徐青甫读书很用功，他新书旧书都看，也看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他英文、日文都能看，而且自信心很强，对问题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全国解放后，徐青甫参加了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解放后，徐青甫一直作为无党派人士参加社会活动)，还担任了浙江省募集公债委员会主席。为了带动各界人士、特别是原工商业者购买建设公债，徐青甫变卖了自己家里的东西，买了两万多元建设公债。
1955--1958年，徐青甫当选为浙江省政协第一届、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1961年3月16日，徐青甫在杭州逝世，享年82岁。
二、《经济革命救国论》 的主要观点与主张
《经济革命救国论》是徐青甫针对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现状，系统研究与评述西方经济学说，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并提出救国富民的政策主张及改革程序的经济著作，全书20万言。
在第一编论及当时我国经济现状时．他从ls个方面作了概括．即“国土浸削、民质减弱、主权丧失、政治败坏、法律晦暗、教育腐败、军备朽窳、财政枯窘、交通残破、实业衰颓、金融阻滞、经济恐慌、民智愚昧、民德堕落、风纪紊乱、治安不宁、民气消散以及民心
怨恨”。他认为造成如此现状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数
千年君主专制统治所造成的封建主义思想的束缚以及“政府不良”。如何救国富国?他认为根本途径在于解决经济问题。即“经济革命救国”。为了寻求救国的方策，他在第二编中对西方经济学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在经济学各范畴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在此基础上，他在第三编中提出了救国富国的13项政策主张，并构想了经济改革的四个阶段及其主要任务。第四编则是对第三编的补充。
徐青甫在此书中的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择要介绍如下：
(一)通过币制改革与金融机关的改革。充裕资本来源。
1、关于币制改革。
徐青甫指出．现行币制使货币失其本性。供不应求，扰乱物价，迷眩财观。减少流通效用，并助长了罪恶。为了合其本性、干准物价、纠正观念、免除恐慌、完善流通以及防止藏匿起见．应改选人生最重要之物——粮食为货币本位，名为“虚粮本位”。
他的改革设想是以中等糙米平均价格为基础(无米之乡以它粮折算)确定货币购买力，如“货币一元为平年产地中等糙米若干(例如一斗)。因米质有不同。销产有远近．年岁有丰歉。故米价仍未免不同。但米价落至若干(例如八角)．农民可将其无人收买之米．售给公仓。公仓有尽数收买之义务。如米价涨至若干(例如一元二角)．人民无处购米．可向公仓购买。公仓有接济其无缺之义务。”他主张“将现有本位货币与补助货币。统改为补助货币．由金融机关陆续收回销毁。使其仅留周转上必需之量而止”。“货币以公信机关转账为授受之原则．故以支票、本票(限本县使用)、汇票为授受之具。”同时．他还构想了一些配套措施。简言之，币制改革的要旨是以粮食为本位．流通中不用纸币(但改革完成．条件具备．可仍采用纸币之制)。而用支票、本票、汇票代替。这样做．“就对内论．使游离财不能隐匿，来踪去迹分明，为杜绝一切贪污之方法。就对外沦，断其勾结之路，灭其操纵之具，使吾能自固其藩篱。”
2、关于金融机关改革。
徐青甫认为，币制改革必须以金融机关的改革为前提。由于现存的金融机关以盈利为目的；叠床架屋．自筑藩篱．疏密过甚。致生拥塞或缺乏之宙．以及以司流通而妨碍流通等种种弊端．因此，从根本上有改革之必要。他的改革要点是：第一．金融机关为会计保证事业．不许从中渔利．并以他人血汗之资。供已利用之具。游离财既以转账为支付手段．金融机关就仅为公众司其会计出纳而已。凡贷款与透支，则全凭国家经济委员与地方经济委员所预定。第二。金融机关应遍设各地，各有区域，脉络分明。绝对不许错杂。机关组织一地只需一个，而且应区统于县市，县市统于省道．省道统于国。第三。金融机关应笼罩全民。凡有独立经济行为的入均应与所在地的金融机关开立往来，不使有遗憾或歧出之弊。第四．应导财归壑，使游离财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方面充分发挥作用。简言之，金融机关改革的要旨，是使人人有一通融之所，以完成游离财之流通，确立公共信用的基础。
徐青甫认为。解决财政、资本两大困难，是改革的首要问题。通过币制与金融机关的两大改革，可以解除财政之束缚，充裕资本之来源。再通过设立各级经济委员会，就可以范围全国人民，入于正规，广行生产，进行全面改革。
(二)去除土地资本两弊，提倡按劳分配，以保证公平竞争，促进社会进步。
徐青甫认为。自由竞争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但竞争必
须是同一起跑线上开始的公开竞争，而且对竞争的结果要予以公平之裁判。他的主张有以下几项；
1．土地收买归公，资本公管私营，去除土地资本两弊。
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地租之不当利得，足为社会不平之重要原因。”因此，徐青甫主张应使土地收买归国有。其办法是，经过币制与金融机关改革后，可将应付之偿款交往公信机关收其存账，不必另行募债。土地所有权归公后．使用权(即耕作居住之权)仍归个人并允许继承。
徐青甫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端是富者日富，贫者日贫，其悬隔程度日甚。因此，应化资本为公管，使人与资本分离，企业仍任私营。他认为．“如资本主不亲与其事，则应将其资本划出。一面收资本主之存账．一面为企业者之领用公资。至于大商店大工厂，概应将人与资本分离，以除向来分配不平之弊。”他的具体办法是：首先，清理借贷。目的是“此后使各人与各业除对于公信所外，别无权务关系，以便查察。”其次．清查资本，接管各业。最后，在接收资本均为公管的基础上，整理工商企业。他还强调指出：“予对企业之宗旨曰：公有私营。至于企业之间相互联合，如生产而兼交换消费，或同业联合购原料等，复成为一大企业，亦无不可。故企业亦不限定自然人，即私法人亦可。惟以独占市场，垄断物价为旨者，则不许其存在。尤有一语须声明者，企业非概由私人为之，凡大规模之生产，以及含有独占性之事业，仍应由公职人员负责设计建设，不过不在职之人亦可献计建议。”简言之，徐青甫倾向于企业所有权归公，而经营权以个人志愿者负责。
2．反对劳动力买卖。提倡按劳分配。
首先，徐青甫指出，劳动力是一种财，国家与社会应爱惜之，不可使其减少效用，也不可使其废弃。他认为，天赋吾人以平等之躯，本无主从关系，对劳动力的买卖观念，“未免蔑视人格，根本错误，大须纠正也。’’进而，他主张工人凭自己的劳动，不仅应得到维持自已生活最低限度的工资，还应该参与企业利润分配。他特别强调按劳分配：“劳有心力之分，心之成效大，力之成效小，宜厚心而薄力；劳有智愚之分．智者成效巨，愚者成效细，宜厚智而薄愚；劳有总散之分，总者关系重．散者关系轻，宜厚总而薄散；劳人勤惰之分，勤者成功多，惰者成功少。宜厚勤而薄惰；劳有难易之分，难者其能高，易者其难低。宜厚难而薄易。”
徐青甫认为。去除土地资本两弊，可使人人均有企业与劳动之机会，再加上提倡按劳分配，以及限制私有享乐财产等措施，自由竞争之起点可谓在一线上矣。不过，对于各人因劳动能力不同而带来的收入差别，他认为应允许存在。
(三)其它的一些改革主张。
在对外贸易方面．徐青甫主张设立国际贸易局控制对外贸易，节制无谓消费，增加生产工具，推广输出之途，以期贸易均衡。这里，他涉及到了进口原则及出口战略目标等问题。如，他认为进口货物要审查其用途决定轻重取舍，“大凡奢侈之品。本国有可替代者，均应暂时止进；即为必需品，本国产量现虽不多．可以赶造增添者。亦可逐渐少进；建设上虽属必要，而因经济状况尚可缓图者，亦暂缓进。”他还认为，应该“将我无用、而人有用之物，尽量输出，以易生产之工具，将废置之人力与物资一一利用之。”
在对外经济事务方面．他主张设立对外金融机关，以处理对外债权债务，交易汇兑，藉以巩固信用。
在教育方面，他强调教育必须适合于社会需要。教育普及应作为国家必须之事。要提高劳动生活，加强职工培训。要普及常识．改革粗乱偷惰之恶习，养成勤能节俭，奋发和乐之美风。
徐青甫这本《经济革命救国论》出版后．曾托黄郛转送蒋介石一本。据说蒋对统一币制、控制银行条等颇感兴趣．虽未照做．但对其后所采措施不无影响。
(后记：笔者在写本文时，承徐青甫之孙徐起唐先生、孙女徐起鲁女士以及浙江省政协陈训慈先生的大力协助。谨表谢意。)
1988年3月26日
作者单位长广煤矿。
旧浙江的银行
孙庆辰 杜保曾
(一)商业银行的崛起
在浙江范围内．最早出现的商业银行是在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创设于杭州的浙江兴业银行。此后．上海的各商业银行陆续来浙建立分支机构，浙江本地也先后分批开设。截至抗战以前，由外地来浙建立的商业银行．有浙江实业、中南、盐业、大陆、中国农工、中国实业、上海绸业、中国通商、江海、农商等银行十多家(其中盐业银行于1921年在杭州设立办事处。1927年归并沪仃．1929年重至杭州设立．抗战时撤退。此后未再复业)。浙江本地创立的，有浙江储丰、浙江建业、浙江典业、浙江商业储蓄、两浙商业等银行五家。此外还有殖边、华孚、杭州商业、上海、杭县农工、丝绸、道一、大沪等八家银行，开设时间较短，在抗战前已先后歇业。
其中如浙江储丰银行，创办人为曾任省商会会长的王芗泉，董事长是陈果夫、陈立夫之父陈其业。总经理为其亲信的湖州人张旭人。浙江典业银行亦为王芗泉等所创办，董事长为二陈之叔陈其采，总经理为南浔庞家的庞赞臣。
其中，如中南、中国通商、浙江实业、浙江兴业等．还曾经和国家银行同样地发行钞票，利用通货、扩展业务。在抗战前。每家银行的存款通常达三、五十万元。
抗战爆发后，浙江所有的商业银行基本上全部撤至上海。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银钱业的控制，一面勒令未办登记手续者停业清理，一面对具有特殊势力和关系者又通过“借尸还魂”等花样，准予开业。到1947年，全省商业银行陆续恢复了战前的规模。据这一年的统计。全省商业银行共有35个单位。其中：杭州15家，宁波8家，绍兴5家，温州3家。嘉兴2家，杭县、嵊县各l家。
当时杭州市的15家商业银行名称、开设地点及负责人姓名，
详如下列：
四明银行(何创复)
开设在开元路
中国实业(严燮) 浙江储丰(张旭人)
中国农12(刘石心) 两浙商业(孙月楼)
浙江兴业(吕望仙） 浙江实业(金文雄)
大陆(王逸之) 中国通商(袁子干)
悖叙(毛栽柱) 上海绸业(高君藩)
以上开设在中山中路
中南(余子封) 浙江典业(庞赞臣)
以上开设在中正街(今解放路)
浙江建业(周仰松)
开设祠堂巷
浙江商业储蓄(洪桢良)
开设在清泰街
在本省其他较大城市中设有商业银行者，例如宁波有中国实业、悼叙、四明、中国通商、浙东商业、中国垦业等银行；绍兴有大陆、上海绸业、绍兴商业等银行；温州有中国实业、温州商业、瓯海实业等银行。
(二)国家银行的建立
最早在浙江建立的国家银行是1913的9月分设于杭州的中国银行分行(中国银行的前身是清末的户部银行和大清银行)。民国成立后，虽然一再加入商股．实际上已是官商合办性质，但当时仍视为国家银行，而且还负责代理国库，经力，公债，发行纸币，垫付公款。从其作用来说，当时实际上已是“银行之银行”。
早期与中国银行齐名的是交通银行。该行原在清末由邮传部奏准设立，以经营路、电、邮、航四方面的收支作为主要业务。民国成立后．又由当时政府委托掌握特别会计之国库金，并授以经理国库和发行兑换之权，一般也视为国家银行。但交通银行在浙江设立分行。时在1915年3月．比中国银行迟一年半左右。
1927年10月，南京政府制定了《中央银行条例》，指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总行在上海正式成立。在杭州建立分行，则在1929年5月。从此之后，所谓“银行之银行”的权威地位，即由中国银行让渡于中央银行。而中国银行则被指定为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交通银行成为所谓“面向实业”的银行。中央银行为了加强所谓“金融管理”。监督与检查其他银行钱庄的业务，还在行内成立金融检查课，负责检查各行庄存放业务上有无私弊。有否违反金融法令规章．平时经常抽查各行庄库存，每半年或全年决算时则监督编制报表。这个课名义上仅为中央银行内部的—个课，但具有独立的性质，实质上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在操纵金融方面的一个特种组织．其负责人员亦由总行直接派遣。一般私营行庄敬之如同鬼神，每逢年节照例馈送礼品，否则就有遭到刁难挑剔的可能。有时行庄方面组织某一新的企业，检查课乘机也要轧进一脚．坐收干股；还经常向各私营行庄安插人员。因之这个课的业务名为“金融管理”。但当时不少金融界人士称
之为“金融官吏”。
中国农民银行是国家四行中之后起者，系由原来的豫、鄂、赣、皖四省农民银行扩组而成。其主要任务是所谓“复兴中国农村”。该行在浙江开始设立机构是在1935年2月，当时仅有杭州设立—个办事处，后又改组为分行。
除“四行”外，还有所谓“二局”，即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信托局。这两个机构原来不是单纯的银行。但从其插足金融市场的活动来看。却又不能不视为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之建立于浙扛．是在抗战时期．当时国民党在浙江的统治地区仅及浙南—隅，因此该局开始时仅在龙泉建立了一个分局。抗战胜利后移至杭州．1945年11月间正式成立浙江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原来在浙江并无机构．其业务附属于中央银行杭州分行。1946年4月1日，才在杭州创设分局。至此．代表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所谓“四行二局”，在浙江算是完备无缺了。
国家行局陆续建立以后．为了操纵金融市场。控制经济命脉．先后在全省各主要城镇广没分支机构。在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后．分支机构即已遍及全省。截至抗战以前，据统计．浙江全省国家银行共设有37卜单位。其中：中央银行除杭州分行外。有绍兴、衢县、宁波、温州四个机构；中国银行在杭州分行管辖下．分别在柠波、绍兴、嘉兴、吴兴、金华、建德、兰溪、衢县、温州、平阳、定海、海门、余姚、嵊县、硖石、桐庐等地设立支行或办事处：交通银行除杭州分行外。在宁波等地分设12个行处；中国农民银行除杭州分行。也在金华设立了—个办事处。
抗战发生后．这些国家银行纷纷归并分支机构．仓皇后撤。其中原设在浙西嘉、湖等地的行处．就近归并杭州分行；原设在浙东扦地的机构亦陆续后移。当时沿浙江行政当局的撤退路线，自金华至永康、丽水、云和、龙泉一线，银行林立，麇集一起，有的甚至撤往闽北。当时除推行所谓有奖储蓄等储蓄业务及经营投机工商业以外．正常业务无法开展。而国家银行的招牌则仍不能不要。为了统一步调。便于控制．1940年1月间又在永康成立了所谓中央交行四联总处浙江分处”。
抗战胜利以后。这批国家银行先后随同军政机关迁回杭州从1945年10月起。对原有分支机构陆续进行了调整与恢复。截至1947年．据统计：分设在浙江全省各地的国家行局分支机构共有60个单位。其中四联分处一(杭州)；中央银行二(杭州、宁波)：中国银行17(杭州、吴兴、嘉兴、硖石、桐庐、绍兴、定海、嵊县、海门、金华、兰溪、路桥、衢县各一．宁波、余姚各二)；交通银行10(杭州、嘉兴、吴兴、绍兴、余姚、宁波、金毕、兰溪、温州、衢县)：中国农民银行26(杭州二．嘉兴、海宁、崇德、吴兴、德清、武康、孝丰、于潜、桐庐、分水、宁波、余姚、绍兴、诸暨、嵊县、奉化、象山、临海、温州、金华、武义、兰溪、衢县、杭县各—)；邮政储金汇业局二(杭州、宁波)：中央信托局一(杭州)。
当时设在杭州市的国家行局、负责人及地点．详如下列：
中央银行 经理张忍甫 中正街(即现解放街)
中国银行 经理金润泉 中山中路
交通银行 经理冯 薰 中山中路
中国农民银行 经理关龙荪 中山中路
中央信托局 局长赵聚钰 中正街(即现解放街）
邮政储金汇业局 局长龙毓聃 清泰街
(三)省县(市)银行的设置
从广义说．省县(市)银行亦以政府为后台。亦是国家举办的．应看作国家银行，但在同民党统治时期所说的国家银行．系指上节所述四行二局而言。省县(市)银行的业务因侧重于—定的地方性．通常称为地方银行．以区别于四行二局。浙江最早的省银行。是在公元1909年(清宣统元年)由浙江官银号改组而成的浙江银行，性质上是官督商办。辛亥革命后，改称“中华民国浙扛银行”。1915年又改称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性质上改为官商合办。1923年将商股部分划出．分立为浙江实业银行(总行迁至上海)；官股部分则改称为浙江地方银行。抗战胜利后，依据国民政府颁布的《省银行条例》，又于1947年改称为浙江省银行。清末民初的浙江银行，其业务仅限于为浙江地方军政机关服务，与社会经济活动很少关系。在浙军进攻金陵时，为补饷糈不足，曾由该行发行军用票200万元。在军阀混战时期，浙江银行也一直被当权的军阀用作支应军需的工具。浙江地方银行成立后，才逐渐插足于社会经济活动。到抗战前截至1937年．除在杭州设置总行外．已先后在湖州、嘉兴、绍兴、宁波、温州、兰溪、海门及上海设立了八个分行，此外还设有办事处、分理处等46处。抗战时期，总行辗转迁移兰溪、丽水、松阳、龙泉；分支机构大量归并。当时除呈准中财部发行一元以下的小额钞票以外，其主要业务是经营浙南山区的农林事业，还从收购敌占区物资及经营所谓“特种企业”等方面开辟生财之道。抗战胜利后．总行迂回杭州，分支机构亦陆续恢复和建立。截至1947年，共设有分行12处(嘉兴、吴兴、建德、绍兴、宁波、金华、衢县、丽水、永嘉、海门、南京、上海)；支行‘处(余姚)；办事处48处；分理处33处。
浙江的县(市)银行的创设，导源于1939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的所谓“新县制”。促成所谓“地方自治”。1940年]月又公布了《县银行法》，要求各县普遍设立银行。但当时在工商业金融方面，向以政府指定的特许银行(中国、交通)为核心，其次为一般商业银行，县行无法插足。而在农业金融方面，期限较长及规模较大的业务均山中国农民银行经营，中小型业务则由合作金库承办一部分，县银行也无多大发展余地。因此从1942年起，浙江全省虽有杭州市、杭县、海宁、余杭、临安、嘉兴、嘉善、崇德、吴兴、德清、鄞县、慈溪、奉化、镇海、定海、绍兴、萧山、诸暨、余姚、上虞、临海、兰溪、东阳、衢县、江山、开化、永嘉等27个县(市)陆续建立了县(市)银行，但直到解放为止，业务无多大开展，不少县银行徒有其名，几同虚设。
1947年时，设置在杭州市的省县(市)银行、负责人及地点如下列：
浙江省银行 总经理童蒙正 中山中路
杭州市银行 经理茹绶臣 井亭桥堍
杭县县银行 经理劳鉴劭 清泰街
作者孙庆辰曾任浙江商业银行协理
浙江钱庄业的兴衰
王恭敏
一、从起源到成熟时期
钱庄的起源。过去说法不—，总起来看，它最初当起源于钱的买卖，故有钱铺、钱肆、钱店、钱摊等名称。
我国最早的金融行业是南北朝时出现的质库，是专门发放有物品作抵押的高利贷的。后来发展成典当。唐代都城长．安，除质库外还有柜坊、僦柜、邸店等行业，它们代客保管钱财物品，也放高利贷。北宋时，除质库外，其余柜坊等行业已经衰落。南宋时，杭州质库仍很发达．同时还出现—种叫金银盐钞引交易铺的店铺，专门用钱买卖金银钞引．它们的业务已带有货币兑换和异埠款项划拨的性质，但还没有经营存放款业务。因此只能算是货币经营业或处于萌芽状态的金融业。
南宋灭亡．上述金银盐钞引交易铺也随着消失，但民间钱钞买卖活动还是存在。到明中叶。江南商业繁盛，钱钞交易增多．民间又开始有钱铺名称出现。到明末清初，江南商业更盛．钱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仅数量迅速增加，业务内容也不断充实和变化。逐步发展和分化成规模大小不同、业务内容不同的多种类型的钱业，并开始有钱庄的名称。清康熙、乾隆年间．宁波、上海等地开始出现以存、放、汇兑为主要业务的规模较大的钱庄。据上海城隍庙旁的“内园”中清嘉庆二年(1797年)《内园钱业公所碑记》记载．乾隆四十—年至四十六年(1776—1781)上海钱庄有18家．乾隆五十一年至嘉庆元年(1786—1796)有64家。这类钱庄的出现。标志着钱业已发展成为一定成熟的金融业。到鸦片战争前后。浙江宁波、绍兴、杭州和上海等地已有以下几种不同类型的钱业同时大量并存：
l、现兑钱庄 是专门经营货币兑换的钱庄，它大量存在于宁、绍、杭和上海、苏州等城市。它的出现与外国银元大量流入这一地区，并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流通货币有密切关系。外国银元，大量流入之前。宁波等地市上流通的主要是铜钱(以“贯”、“串”、“吊”为单位)。银两虽也是当时的通用货币，但民间实际使用不多。外国银元大量流入后。民间千文以上的收付渐渐为银元所代替，干文以下的零星支付仍旧需要用铜钱。一元银元要作为零星使用。就要把银元换成铜钱。货币的兑换就在日常生活中变得十分频繁。于是以兑换为主要业务的现兑钱庄就迅速发展起来。
现兑钱庄主要经营银元和银角的兑换和买卖。它们向有银元和银角多余的商业行号收集银元银角．供需用银元银角的商业行号使用。它们也经营小量存放款业务．不力，理汇兑业务。小的有现兑庄、钱摊、烟纸现兑店等．门口都挂上一块“兑换英洋”字样的招牌．招牌上标明兑换作价．遍设于城市每一角落。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民国初一二十年。
2、汇划钱庄 是钱庄业中规模最大的一类钱庄，也是当时整个金融业中最主要的部分。它是在大规模、远距离商业蓬勃发展过程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它们以办理异埠款项划拨为主要业务。人们就叫它为汇划钱庄。这类钱庄大约在清康熙、乾隆年间，最先在宁波、上海之间的钱业中形成。并得到较快的发展。它们有同业组织，可参加钱业市场交易．旧此又叫做大同行钱庄。
3、非汇划钱庄 又叫小同行钱庄．它们的主要业务对象是本市的中小商业行号，以存款和放款业务为要．与外埠同业没有或很少有往来关系。一般不经营汇划业务，不参加钱业市场。
二、昌盛时期
从鸦片战争前夕到20世纪30年代初，是浙江钱庄业的昌盛时期。这一时期大体上又可分为两个阶段。我国银行业兴起之前为第一阶段。兴起后为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鸦片战争结束后。上海、宁波辟为通商口岸，原在广州的对外贸易市场移向上海，上海很快成为全国对内对外贸易中心。浙扛的主要特产丝、茶，从此可以就近运往上海出口，这对浙江的商品生产和国内外贸易，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此时．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势力蜂涌进入我国，外商银行也随着来上海设置机构。从第一家外商银行——英商丽如银行1847年设立，至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相距达50年，这期间外商银行操纵着我国金融。外商的贸易活动除了发生外汇收支外，还要与广大内地发生业务联系。但外商银行在华机构很少，而那时我国钱庄业不但已经相当发达，而且已经形成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性金融网络。因此．外商银行到上海后，就与上海钱庄业建立业务往来，使上海钱庄业进一步迅猛发展。他们通过上海钱庄把他们的金融活动通向中国腹地，内地钱庄也因此大大扩展了自己的业务。浙江籍资本家本来就在上海开设大量钱庄．它们的业务也得到更快的发展。浙江境内的钱庄业，不仅宁、绍、杭州等地钱庄业进一步发展。省内其余商业比较繁盛的县城和集镇，也都先后办起钱庄。
浙江钱庄业的迅猛发展，还有一个突出的情况是钱庄与官府官僚关系越来越密切。有一部分官宦世家子弟开始弃官经商，而钱庄中人有的还捐了官。另一方面是政府财政收入中货币收入的比重不断增加．需要钱庄为他们办理收解。钱庄为揽做业务，也不得不运用各种手段，千方百计。笼络官场，以使取得代理公款汇拨等特权。很多官僚把他们的私囊存入钱庄，保值生息，因此就产生出以下—些金融机构：
1、官帐房。乾隆年间．曾有商人在杭州开设官帐房，随粮道运粮漕船代理库款收付，并利用公款对船上漕丁发放贷款，供他们捎带当地土特产去北方销售谋利。这种官帐房后来大约演变成为代理官库的银号。
2、官钱局和官银号。官钱局、官银号都为官府所办，也有由官府招商开设的。前者是专门为政府发行制钱、官票而设。后者专门办理公库收付。清末创办于杭州的“浙江官银号”，后来改组为“浙江银行”。
3、银号。银号是商力，的。除代理官款收解外．还设有炉房．代官库熔铸银锭、上解，一般不经营工商业存、放、汇兑业务．有的另设钱庄经营，有的自己兼营。有的钱庄也办理代理库款等银号业务．因此银号与钱庄当时很难严格划分。
4、票号。票号以汇款为主要业务。大约在清道光年间山山西商人开始创办。后来获得清廷库款代理权，并兼力、一般工商业存放业务。资金力量大大增强。每家票号规模都大于钱庄，但家数不多．全国最多时也只有40余家。它们在北方和四川等地广设分支机构，来浙江分设机构的只有月升昌票号一家。此时．南方资本家也有设立票号的．著名的一是杭州首富胡雪岩于1863的在江、浙、沪开设的“阜康”，有分支机构8处；一是“宁波帮”巨富严信厚、严义彬父子开设的“源丰润”，有分支机构17处。因它们与北方山西帮票号相对峙。人称“南帮票号”。其在上海、杭州者就是汇划钱庄，它们在汇兑上与山西帮票号无异，而存放款业务上又与钱庄相似。“阜康”于1883年倒闭，“源丰润”于1910年倒闭。
这一阶段中。钱庄与上述银号、票号、官银钱局等同时并存，共同发展。构成全国金融行业的总体。其中又以钱庄业的势力最大，家数最多，覆盖面最广，成为当时全国金融行业的主干。钱庄业中．“浙江帮”的钱庄又占其中绝大比重，并已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股
相当强大的金融力量。
第二阶段
从清末我国银行开始兴起到国民党政府垄断金融体系的建立，是浙江钱庄业昌盛时期的第二阶段。
前一阶段浙江钱庄业的长期持续发展，还为我国银行业的兴起，在资金、人才、业务等方面提供了重要条件。
我国银行业在兴起过程中，曾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了政府的财力和官僚、地主的资本，但主要成份是商业资本和钱业资本。我国银行业兴起时，浙江始终占领先和重要地位．清末全国创办的九家大银行中．有六家中属于浙扛或与浙江籍资本家有非常密切关系的。这六银行为：浙人办的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浙江银行；与浙人关系密切的有中国通商银行、大清银行、交通银行。主要就是因为浙江商业和钱庄业的长期兴旺发达，使它拥有巨大商业资本和钱业资本。
当时新兴银行的专业人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留学日本、美国的留学生。另一是来自钱业。如我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第一任华人经理陈笙郊、第二任经理谢纶辉，都是钱业出身的浙江人。也有先从事钱业工作，然后再到外国去留学的，如民国初年担任中国银行总裁的陈威，在留学日本之前，就曾先在绍兴钱庄学业。
对于如何开展业务，浙江钱庄业在长期实践中，曾为银行业积累了很多有用的经验。如初期银行钞票的发行就要通过钱庄来推广。银行未设机构地区的汇兑业务就要委托钱庄来代理。银行凭种种特权，手中集中大量资金，但在初开办时，暂时还没有适当的营运途径．也曾采取拆借给钱庄进行运化生息的力，法等等。这一切可以说都是我国早期兴办起来的几家大银行所以能够一创办就站定脚跟的成功经验。
在银行业兴起后，浙江的票号、银号都因失去官库代理特权而开始衰落。清亡后，它们的业务基础尽失．进入民国后就全部闭歇，或改组为钱庄继续营业。而钱庄业因为业务对象主要是工商业，银行兴起后．钱庄业的业务并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在业务上和资金上都得到一些银行的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浙江的现代工业发展较快．大银行因民族工业的发展而迅猛发展。钱庄业也因民族工业发展带动了一般工商业的发展而更加兴旺发达，全省钱庄家数不断增加．最多时曾达到889家，成为浙江钱庄发展史中的黄金期。
三、衰落时期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由于国民党政府连年进行内战，和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一．二八”等事变．再加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进一步深化，浙江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很多行业连年亏损，商店倒闭时有所闻。开始时，浙江钱庄业虽然也吃了不少倒帐，但因过去业务基础好，每年还是能够继续盈利，在百业中出现众枯独荣的局面。1933年．国民党政府实行“废两改元”．浙江钱庄业因一向使用银元，不用银两。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次年。美国为转嫁它的经济危机，实行了白银法案．使我国白银大量外流，上海市场银根骤然抽紧，大量企业被迫倒闭。这才使浙江钱庄业开始受到较大的影响。再因这一时期中．国民党政府建立起中央银行．并采取了一系列垄断金融措施。社会资金绝
大部分开始集中列国民党垄断金融机构手中。此时，浙江的钱庄业一方面因市面萧条，放款收不回来．倒帐不断增加．存款又不断流向银行。再加银行紧缩对钱庄的拆借．抽回原来拆借给钱庄的资金．钱庄银根被骤然抽紧，大批钱庄一时周转不灵，被迫停闭，这就酿成了1935年的钱业风潮。风潮过后，余波未息．大批钱庄继续自动闭歇，到1936年开业时，全省就只剩下224家钱庄．与最多时的889家相比，减少四分之三。
过了不久。开始了抗日战争。原来的钱庄业集中的杭、嘉、湖、宁、绍地区先后失陷，这些地区的钱庄全部停歇，曾经兴旺发达近两百年的浙江钱庄业从此一蹶不振。
抗战开始不久。杭、嘉、湖地区最先沦陷，浙东沿海宁波、温州等地成了重要吞吐口岸。1938年起，宁波、温州两地都有很多倒闭钱庄的职员，凑资开设小型钱庄．专营上海汇兑业务。有的并未正式挂牌．凭过去人事关系，开展业务活动，获利甚厚。1941年宁波沦陷，宁波的这类钱庄也全部停业，从此贸易活动重心移到温州。温州在抗战前夕继续营业的钱庄只剩有10余家。到抗战的中后期，重又增到30多家。
浙江的敌伪占领地区。除了随军入侵的敌伪银行外，只有很少几家钱庄．如嘉兴的源升钱庄曾在嘉兴代台湾银行买卖日本军用票。根据杭州、宁波等八个沦陷市县统计．当时曾共有钱庄119家。这些钱庄绝大部分是新设的，规模都很小。主要业务是办理上海汇款。敌伪银行则利用它们推广敌伪钞票的发行。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商办银行、钱庄的复业和增设控制甚严，规定必须在地方沦陷时撤离或停业者．战后才可申请复业。到1946年底，全省钱庄总数只有191家，只相当于最多时的20％多些。战后不久。国统区通货又开始恶性膨胀。这些钱庄主要通过为小工商业办理结算，取得一部分暂时间歇资金，用采从事囤积物资，谋取暴利，以维持生存。到解放前夕。它们的业务基本上已陷于瘫痪停顿状态·
浙江钱庄业从明中叶(约十六世纪中)开始萌芽．到清初(约十八世纪初)发展成熟，先后约有200年时间。发展成熟后，它一直处于长期兴旺发达、不断向前发展之中。到1935年钱业风潮后骤然衰落，先后也有200年时间。在这200年时间中，它曾经较充分地发挥着商业银行的作用。在我国资本主义工业兴起之前．它主要支持商业的发展。通过支持商业，也间接地支持了农业、渔业、农村家庭副业和城市手工业的发展。浙江钱庄业的长期发展，对上海这个中心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对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和我国银行业的兴起．也都起过很重要的作用。1935年钱业风潮的酿成是有很多主客观因素的。风潮后，浙扛钱庄业即骤然衰落．接着又因战争和通货膨胀．正常业务无法进行．从此每况愈下，以至最后消亡。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建立。旧的钱庄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金融研究所
附： 解放前全省和杭州市钱庄分布情况
孙庆辰 杜保曾
(一)1947年全省钱庄分布数：
杭属八县 39家(其中杭州市34家)
嘉属六县 14家
湖属六县 5家
宁属七县 31家（其中宁波市32家）
绍属七县 57家（其中绍兴32家）
金属八县 2家
温属六县 32家
台属七县 八家
(二)1947年杭州市34家钱庄名称、负责人及地址
钱庄名称 负责人 地 址
德 昌 章亮臣 中山中路
同 益 李继贤 中山中路
义 源 孙辛涛 中山中路
寿 康 固寿山 中山中路
义昌祥 成湘泉 中山中路
盈 丰 袁松琴 中山中路
周德顺记 翁维新 中山中路
介康安记 鲍宜缘 中山中路
通 元 胡文焕 中山中路
万源昌 华祖根 中山中路
寅泰源 金曜南 中山中路
恒 盛 项亮丞 中山北路
复 泰 陶永裕 中山北路
同 泰 施益三 河坊街
顺 昌 王柳汀 河坊街
咸 安 陈宗源 河坊街
益 源 陈德甫 河坊街
益 昌 章文联 清泰街
穗 源 汪晓帆 清泰街
豫 大 沈和甫 清泰街
* 元 何集生 庆春街
太 和 洪衍绪 庆春街
诚 吕 杨绍增 上珠宝巷
同 慎 蒋臬泉 上珠宝巷
鸿 源 徐梓林 上珠宝巷
同 昌 翁幼云
钱庄名称 负责人 地 址
元 泰 钱芝松
源昌锦记 陈和卿
寿 康 沈耀荪
亦 昌 张少甫
泰 生 何创复
寿 安 傅南畴
崇 源 施子介
开泰昌记 王永泰
宁波钱庄的起源和发展
王恭敏
宁波是我国钱庄业的发祥地。宁波钱庄业的兴起和发展在我国金融发展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宁波钱庄业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它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过去说法不一。作者试根据早年所见所闻和以后长期从事金融工作中所掌握的一些资料，对这一问题提供一些情况和看法。
一、先从“过帐制度”说起
宁波钱庄业曾长期实行“过帐制度”。所谓过帐．就是划帐。当时宁波市内的工商业相互经济往来，一般都不支付现金．而是通过钱庄划帐。因此．人们曾把宁波称之为“过帐码头”。
过帐制度实际上是与后来银行业所实行的“票据交换”相类似的一种制度。只是它不采用票据，而是采用“过帐簿”代替票据。由于它手续极其简便。制度又相当严密，深受人们欢迎，曾长期成为全市通行的制度。现代银行兴起后，这种制度还是盛行不衰。当时宁波市内的银行，为了要与本市一般工商业往来，也不得不在钱庄开立帐户。以便通过钱庄过帐。直至抗日战争开始，宁波沦陷，钱庄全部停业，这种制度才被迫停止。
过帐制度规定只有宁波大同行钱庄可以参加。宁波大同行钱庄都是规模较大、信誉较高的大钱庄。大同行实行过帐制度，不仅有助于这些钱庄之间相互资金往来的清算，而且还有相互调剂、相互支持的作用，能与后来银行业所成立的联合准备库一样，有巩固同业信誉、保证金融稳定的效果。因此，钱庄业长期兴旺发达，与过帐制度的长期推行当有很大关系。
宁波过帐制度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实行的，过去说法不一。1925年所立的《宁波钱业会馆碑记》中说“吾闻之故老，距今百年”开始试行此法。以此推算，当在1825年前后。但这只是碑文作者得自“故老”的传说。不能作为确切的根据。《鄞县通志》载有同治三年(1864年)以前议订的《宁波钱庄业旧庄规》中已有有关过帐的规定．这就可以肯定在1864年以前宁波钱庄业已经实行过帐制度。但上述《庄规》中规定的办法还很简略，说明当时还是开始推行不久的阶段。《鄞县通志》又提到“清咸丰二年(1852年)，段光清宰邑时之布告”。指出那时“官方且已援用过帐之例。是其制度之起当更先于咸丰也”。由此可以断定过帐制度的实行，当在1852年之前。
在《碑记》中对过帐制度的推行过程还有这样一段叙述：“其始，数肆比而为之．要会有时，既遒(乃)著为程式，行于全市。”那末，最初的几家钱庄是什么时候想出这样一个办法的呢?什么时候才发展成为全市实行的一种制度的呢?
根据上面已举的同治三年《宁波钱庄业旧庄规》第一条“各国通商，相安已久．凡在贸易；惟当仰体怀柔之意，亦不失和衷共济之心”．和第二条“吾宁向行钱票，……今则取便于人，统归现货交易”的条文来看，这个《庄规》的拟订可能与宁被的开埠通商有关。开埠以前，曾行使钱票(钱票是由钱庄开发的，届于本票性质的票据)，开埠前后一律改为现款交易。以此推断，《庄规》的拟订时间可能在宁波开埠通商前后。
又据光绪《鄞县志》载：“(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宁波为五口通商之一，英国设领事官一人站驻江北岸，以明年十一月十二日开市。所索犒师银．由省藩库给之。先是宁波被陷。钱肆、典肆所积资．英人掠取殆尽，乃议浙库除银二十五万两以偿。宁波前取之款．诸家亦未尝领归。”次年，钱肆开业，库存空虚。存户提存．无法应付。据传说，时有钱业领袖陈鱼(禹)门出面，联络十数家比较殷实的钱肆．共同协议．要求存户提存，采取过帐办法。不支现款．以渡难关。试行后．效果良好，就很快推广成为全市实行的制度。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宁波过帐制度的实行，当在宁波开埠以后的头一二年．即1843、1844年之间。票据交换制度是银行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出现的一种资金清算制度。宁波过帐制度虽尚不是现代化的票据交换制度，但它在当时确已发挥了票据交换制度的作用。在我国，上海钱庄业于1890年成立性质与票据交换所相类似的“汇划总会”。直到1937年始在上海钱业联合准备库内成立票据交换所。上海银行业从1933年起．于上海银行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内附设上海票据交换所．办理上海华商银行范围内的票据交换。而于波钱庄业在1843、1844年之间就开始实行过帐制度。比上海钱庄业成立汇划总会的时间要早40多年．与西方著名城市票据交换所的成立时间比较．除英国伦敦在1833年就正式成立票据交换所。比宁波实行过帐制度时间早一二十年外，其余纽约(1853年)、巴黎(1872年)、大阪(1879年)、柏林(1883年)等城市正式成立票据交换所的时间都在宁波实行过帐制度之后。这些都说明宁波钱庄的发展．不但在国内是最早的，即就世界而言，也是属于比较早的。
二、宁波钱庄业与“宁波帮”商业和航运业的发展
宁波为什么会较早地出现相当成熟的钱庄业?这主要是由于“宁波帮”对外的商业和航运业的发展。宁波著名的江厦街，就是可以说明钱庄业与“宁波帮”商业航运业发展关系很形象的活史料。
“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这是宁波久远流传的一句谚语。作者早年曾在宁波江厦的一家泰源钱庄里当学徒。当时总感到这句谚语说得有些夸张，但现在回忆起来，又感到这句话里确实含着某些道理。
宁波江厦，是从灵桥堍到今反帝桥之间沿江地段的统称。沿江有一条长街，分四段。最南一段叫半边街。街的一边是临江码头．街的另一边全是鱼行。浙闽苏鲁沿海渔船多来这里靠岸，鱼货通过鱼行发售。一部分在本市和邻近县份零售，一部分由鱼行加工后，装木桶转销外地。当时浙闽苏鲁沿海鱼产除运销上海和本省主要城市外，有很大一部分运来宁波。因此，宁波半边街就成了当时我国海洋鱼产的重要集散中心之一。
第二段为双街，因街的两旁都是店铺，故名。第四段为糖行街。这两段开的全是南北货行。这些商行规模都较大。它们大部分都有自己的沙船船队，少的四五艘，多的十多艘，从事海上运输．贩运南北各地土特产。这种海上运输船舶，全市多时曾达四五百艘。上海港兴起之前，这里是全国南北货的集散中心。
从灵桥堍进灵桥门是药行街，开的全是药行。在1935年以前，这里曾是全国中药材的重要集散中心。北方的同仁堂，南方的胡庆余堂，每年都要来这里选购大量优质药材．
江厦的最北端则分布着花庄、纱布、绸缎、呢绒、五金、肉店，经营批发业务。还有大的银楼也集中于此。与江厦街平行的天妃宫后街、东渡门和东门直街是消费闹市区，大的零售店都集中于此。以上商业布局，可以明显看出，江厦地区不仅是宁波本市的商业中心，而且是全国性的商业集散中心之一．
江厦街的第三段是钱行街，开的全是钱庄。而且都是大同行钱庄，全市大同行钱庄全部集中在这段街上．大同行钱庄是宁波钱庄中规模最大、最成熟的钱庄，实行过帐制，它们的主要业务对象就是开设在它们周围的大商行。异埠款项划拨是它们的主要业务，因此又叫做汇划钱庄。大同行钱庄还有大量外埠客户，包括外埠同业和各行各业大同行钱庄的营业范围．不仅遍及本省各地．而且远达华北、东北、华中各地。因此。宁波江厦的钱行街。在上海还没有成为全国金融中心之前，这里曾经是一个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在那时．宁波江厦确实称得起是一个全国难找的大商埠了。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宁波大同行钱庄不但全部集中在钱行街一条街上．而且房屋式样、构造和内部陈设．也都完全一样。据《四明助淡》记载：乾隆庚寅年(1770年)这条街曾遭大火。“观察潘公砌于火变后．命铺户各让出地三寸，每二十间拔取一弄，屏以高墙．……自此不至延烧，沾恩不尽”。据此记录，结合我当年所看到的宁波钱行街还保持二十间一弄的情况．说明这条街的房子绝大部分是在这次大火后同时建造的．这也说明那时宁波大同行钱庄已经大量出现。全市几十家大同行钱庄全部集中在短短一条街上的布局，在乾隆庚寅(1770年)以前就已形成。以此推测．宁波大同行钱庄的形成时间，当比那时还要早。
以上一切还告诉我们．宁波钱庄与当时大批发运销商业和海上航运事业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当时绝大部分钱业资本家都同时又是商业资本家。大部分钱业资本家都是先在商业经营中发了财，然后抽出资本创力、钱庄。钱庄的创办和发展。又反过来支持和促进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航运事业与商业也同样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三者相互结合．就使“宁波帮”的事业更加迅猛地发展。
三、宁波口外海岛居民的两次迁
“宁波帮”商业、航运业和钱庄业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明初和清初先后两次移民曾起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明初、在平定了浙闽沿海后，为了预防梅上不靖，曾把宁波口外海岛上的居民，全部强令迁入宁波周围沿海荒地上居住。这些居民在生活上受到极残酷的折磨，因而逼使他们冒险出外谋生。时间一久，很多人义回到岛上居往。明亡，清军在于定浙江以后、同样为了预防海上个靖，又一次把宁波口外岛民强迫迂到内陆沿海一带，他们同样因受生活所迫，也纷纷冒险出海。《走海县毒}对此曾有如下叙述：“定海经明清两次迁徙，先民筚路蓝缕，垦辟草莱，谋生之道，艰苦卓绝。地狭人稠，生活维艰，而冒险之性，有岛民所特具，饥驱寒袭，迫而之外，航海梯山，视若户庭，”这些出海谋生的宁波人，大部分从事海上航运和经商活动。海上航运和经商都有较大风险，但收益亦高。明统一全国后，南北物资交流可以畅通，海上贸易得到了较大发展。明中叶以前，我国国际贸易，摹本上都是朝贡贸易．大部分由国家经营，民间交易比重不大，明中叶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开始东侵，朝贡贸易衰落，民间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因此，这一时期，“宁波帮”经营的海上航运和国内外贸易发展也更快。
海上航运和贸易，距离远，数量大，商人携带货币不但有风险，且贮存、结算也极不便，于是专门代商人办理款项划拨结算和资金临时余缺调剂的钱库业就应运面生；这类钱庄业与原来专门办理货币兑换和钱钞贩卖的钱铺大不相同，不但软晕末，而且经营的是巨额款项的划拨和余缺调剂。经营者自己如没有；定实力和较高声誉，就无法开展业务。此时(大约在晚明到清初之间)宁波帮商人已有很多在经营航运和商业、中发了财，成了拥有一定实力的商业资本家，因而开始有条件能抽出—部分资本来创办上述“汇划钱庄”。这类钱庄创办起来以后，不但对他们原来经营的商业和航运事业起了有力的支持作用，而且自身的利润也十分优厚，资本积累更快，不久就成了钱业资本家，有的还发展成钱业资本家家族集团。后来我们所知道的大的钱业资本家，大都是出身贫寒、并从经营商业和航运事业中起家的。如著名的小港李家、慈溪董家都是由经营沙船业起家；桕墅方方家、镇海叶家都是由经商起家。而且这类钱业资本家绝大部分都出身在宁波周围的滨海地区，也就是明清两次移民居住的地区。这一情况更证明明清两次移民对“宁波帮”商业、航运业和钱庄业兴起的促进作用。
四、“宁波帮”与上海港的崛起
上海港的崛起。与“宁波帮”商业、航运业和钱庄业的发展．也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上海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城市，它的前身是青龙镇。宋末咸淳年间(1265—1274)才设镇，元至元十四年(1277)开始设上海县。宋以前，宁波一直是我国重要对外通商口岸，北宋淳化三年(992)即设市舶司。南宋时，对外贸易极盛，宁波江厦沿江是当时海舶麋集之处。上海则至1277年建县时才开始设置市舶司。上海建县后，主要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发展很快。入明后，江南商业勃兴，上海就渐渐发展成东南物资集散中心。宁波因腹地不如上海广阔，贸易重心即开始向上海转移。宁波商人、特别是由海岛移居内陆的岛民，因生活所迫，去上海谋生的人数更多。这些人不仅富有冒险精神，而且生活艰苦卓绝，更重视同乡团结，他们在上海主要从事经商和海上航运活动，其中有一部分人因而发财致富。他们即以上海作为他们经营活动的重心．利用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向四面八方发展他们的事业。其中一部分人开始经营钱业，他们也以上海为基地，配合商业和航运事业活动，向全国各地发展，并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经济势力。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宁波帮”。其中“宁波帮”钱庄业更在上海和全国占重要地位。
鸦片战争以后，宁波与上海同时辟为通商口岸，但主要由于地理上的优越条件，上海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宁波原来的物资集散中心作用渐渐削弱，成为服务于上海的转运口岸。从此，宁波去上海谋生的人为数更多，“宁波帮”的商业、航。运业和钱庄业的业务重心也都移至上海，上海成了“宁波帮”商人的活动中心。他们以上海为基地，进一步向全国各地发展他们的势力。此时，在上海的宁波人虽有很大一部分已在上海建立家业。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人的家属还留在宁波。由于人多，每年寄回宁波的赡家款为数十分可观。再加已在上海建立家业的宁波人，他们也仍旧十分关怀故乡亲友，经常从各方面给予支援。这些都成为发展宁波本地经济的资金来源，其中也有一大部分成为宁波本地钱庄业的存款来源。因此宁波奉地的钱庄的资金一直十分宽裕，每年都有大量多余资金投向外埠，发放长期放款。单向上海一地投放融通的资金，每年都不下二三千万两规元。因此人们都称宁波为“多单码头”。由于他们的资金宽裕，他们就有力量向全国各地发展。就本省来说，杭、嘉、湖，绍、兰，衙、温、台、舟山等地无不有宁波钱业资本家投资开设的钱庄。而“宁波帮”在上海开设的钱庄又占当时全上海钱庄总数的半数以上，它们的势力，北方可达京、津、东北各地，沿长江的芜湖、九江、汉口、沙市、宜昌等城市都有“宁波帮”钱庄的足迹。这一形势的形成，显然与宁波人大量进入上海和上海这个全国性的中心城市的迅速建成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五、白银、外国银元的流入与钱业的发展
金融业是以货币和信用为业务对象的特殊行业，因此它的发生和发展与货币制度的演变始终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我国的钱庄业最初的起源应是钱的贩卖。我国自秦始皇统一币制，一直到清末。先后二千多年，制钱始终是我国法定的主要货币。秦到汉朝前期，黄金是上币，专供皇朝作为赏赐封赠之用，民间使用的货币就只有铜钱。到东汉末叶，白银开始进入货币流通领域，于是就出现白银与铜钱相交换的货币贩卖活动。不过我国生产白银不多．进入货币流通领域的白银，主要是通过对外贸易由外国流入的。民间对白银与铜钱的交换，基本上由专门经营金银首饰的金银铺来经原来的铜钱面值低而质笨重，携带贮藏都很不便。为了解决这一矛肯，乃开始有纸币的发行。最初是成都地区发行的“交子”。南宋建都杭州，更在杭州大量发行“关于”和“会子”等纸币，另外还牡行大量盐钞、茶引．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货币的作用。此时，浙江等地民间流通的货币种类大大增加。由于南宋外贸有一定发展．黄金、白银都较多的进入流通，再加“关子”、“会子”等纸币和盐钞、茶引等票证，于是在杭州就出现专门从事货币买卖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铈（见宋吴自牧著《梦粱录》)。南宋亡后，这种店铺也暂时消失。
到明朝，江南地区国内国外贸易都有较迅猛的的发展。特别是此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开始东侵，对外贸易中的朝贡贸易形式衰落，民间对外贸易发展较快。在货币领域中．不仅白银流入大量增加，而且还开始有外国铸造的白银的大量流入。这种银元流入浙江后，深受当地居民欢迎，很快成为广泛流通的货币。
最先把外国银元带到中国来的是葡萄牙人。当时中国人称他们为佛郎机人。在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他们即开始来到中国。起初在广东，嘉靖初(1522年)，因广东禁佛郎机船只，他们就改往闽、浙一带，曾在浙江舟山六横岛的双屿港从事贸易活动，不久被逐。1521年，西班牙征服墨西哥，墨盛产白银，西班牙人就在那里铸造银元。葡萄牙于1580—1640年合并于西班牙达60年。这时葡人来浙贸易，就开始把西班牙银元带来浙江。1570年，西班牙人侵入菲律宾，菲沦为其蕴民地。菲从宋元以来，已与我闽、粤、浙有贸易往来，其地华侨尤熟悉对华贸易，故西班牙殖民者得以利用他们继续进行对华贸易活动，使更多西班牙银元流入。
西班牙银元有“双柱”、“查理第三”、“查理第四”等版别。被中国称之为“佛洋”。宁被钱庄同抬三年前的《日庄规》；便叫它做“佛洋”，就因为它是由佛郎机人（葡萄牙人)带进来的。但上海等地把它统称“本洋”。视作当地通作的本位币。这是上海开埠以后的事。
1821年。墨西哥独立．原来的佛洋停铸。改铸刻有鹰图案的墨西哥银元。这种银元就继佛洋之后流入浙江．与佛洋同时并用．叫它做鹰洋，又叫做“英洋”。同治三年前引日庄规》中说：“一议英洋虽已行用，所畅通者．宁波上海而已。故佛洋仍旧通用。然价目不同．应听来人．或英或佛．收付交易．公平作价，毋得抬抑．以冀招徕。”佛洋与英洋的流入和流通都由宁波、上海等东南沿海口岸开始的。这是由于外国银元大量流入的主要用途是向中国收购丝茶．丝茶产地主要在江南．而浙江的丝茶产量都占全国三分之一，这就使流入的外国银元大部分停留在江南一带流通。
在外国银元大量流入之前．江南一带固商业繁荣，货币流通状况已开始复杂起来。当时白银的流通量已开始有明显增加。明朝又大量发行大明宝钞．民间各种货币之间的买卖活动随着增加。大约在明成化年间(1465一—)就开始有店铺从事钞贯贩卖(钞即大明宝钞，贯为以绳索贯串的铜钱)。嘉靖以后(1522---)，文献中就出现钱铺名称，并有政府官员为了发行官钞、制钱奏请招商开设钱铺，代理官府的发行工作，说明当时民间已有不少钱铺，分布在全
国各地。自外国银元大量流入。并在民间广泛流通以后，情况就起了很大变化。首先在宁绍上海等地涌现出大批专营的现兑钱庄和兼营的现兑店。现兑钱庄是钱庄中规模较小的一类钱庄。主要经营银元和银角的兑换和买卖。更小的叫现兑店，最小的叫钱摊。另有烟纸现兑店。也兼营兑换业务。
当时已在宁波、上海出现的汇划钱庄，它们虽然不办理门市零星货币兑换业务，但白银和外国银元大量流入．并在市场上广泛流通后，它们的异地汇划业务与现银、现洋的供求调运总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异地款项汇划和巨额银元、银两的买卖调运，都成为汇划钱庄和钱业市场的主要业务内容。
以上所述。还有两点很值得注意的情况：一是上面所说的货巾兑换业务与中世纪在西欧出现的货币兑换有很大的不同。西欧由于国家小。海上交通方便，国际贸易早就十分发达。那时．西欧已有很多国家用金、银铸造货币。随着国际贸易的开展，必然带来不同国家货币的兑换。西方的现代银行，最初就是从这种货币兑换发展起来的。英文Bank(银行)一词，原意就是从事外国货币兑换的钱摊，后来这种钱摊发展成现代银行，它所经营外国货币兑换也就发展成国际汇兑业务。但当时中国的情况却与此大不一样。当时流入中国的白银和银元．本来都是外国货币，因发生国际贸易流入中国，应该先与中国货币发生兑换关系，但当时中国的货币——铜钱，面值低、体积笨重．在商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客观的需要，因此．外国银元流入就很受人们欢迎，很快变成可以在我国市场流通的货币；又因银元面值高，铜钱面值低，它们同时在市场流通，就很自然地形成主币与辅币的关系。外国银元变成了我国的本位币，而我国自己的货币——铜钱，却成了辅币，从明代中叶外国银元开始流入中国。到清光绪26年(1900)中国开始自己铸造银元，先后长达400年之久，上述以外国货币充当本国本位币的怪现象始终没有变更。由于这一原因，当时的货币兑换也只是主辅币的兑换而已。由此而涌现出来的金融业就只是从事丰辅币零星兑换的现兑业。这些与现兑钱庄虽也曾长期兴旺发达，但却始终不能发展成为现代银行业。它们的兑换业务，也始终没有能够发展成为国际汇兑。
另一点是西欧的国家小，虽然距离不甚远，但它们之间的贸易都是国际贸易，都会发生国际汇兑关系。但中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因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当时，宁波商人进行的商业活动，路线已经很长很远，但是由于我们国土辽阔，却没有跨出国境。因此，虽然路线很远，仍旧属于国内贸易，不发生国际汇兑关系。当时银元、白银的买卖调运都成为钱庄业国内汇兑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全国钱业市场中，国内汇兑业务特别发达．原因也在于此。
综上所述，我们大体上可以肯定，宁波钱庄业大体上是在明代中叶以后由从事货币买卖的货币经营业逐渐演变进化而来的。到明末清初开始出现能全面经营存放汇兑业务的汇划钱庄，标志着钱庄业已经发展成熟，成为我国最早成熟的金融行业。宁波和“宁波帮”钱庄业的迅猛发展，曾为江南地区积累大量货币资本。这部分货币资本，后来曾成为我国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银行业的兴起时的原始积累，对我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90年1月15日
钱业领袖秦润卿
汪仁泽
青少年时代
秦润卿，名祖泽，字润卿，以字行。晚号抹云楼主。1877年9月27日生于浙江慈溪县城(今宁波市慈城镇)。父秦九龄，母颜氏。秦幼时，父亲失业达六年之久，生活十分困苦。
秦润卿七岁时，其父经亲戚介绍进了宁波招商局当帐房，生活有了着落。1884年，他进私塾读书。次年，其父改任上海新康洋行帐席，收入稍丰。秦13岁时，转入名儒何幼鹿的书塾求学。何课读甚严，虽只两年，却使秦润卿得益非浅，为后来的自学打·F了基础。
1891年，秦润卿至沪，经表叔林韶斋的介绍，进林任督理的协源钱庄当学徒，拜该庄经理、余姚人沈文灿为业师。协源钱庄足著名钱业资本家家族—苏州程家在上海和苏州
等地所开设的几家钱庄中的一家，资力雄厚。
在满师后的七年间，由于他竭力经营本职业务，得到店东的赏识和信任、业师的越级提拔，先后任帐房、信房，后更兼外场(跑街)．钱庄中的外场工作，关系列资金的投放和回收，真接影响钱庄的盈亏和经营的成败，十分重要。当时钱庄放款都尾信用放款，单凭跑街口头约定，期限的长短，到期的转期延长，也凭跑街的意向而定。因此客户为了取得贷款，或延长期限，都要巴结跑街先生，奉之为上宾，馈赠宴请习以为常，因而常出现跑街滥放，造成倒帐，以致牵累钱庄的事。秦润唧束己甚严，生活俭朴，从不爱宴请馈赠。他的放款对象必须是殷实的工商业户．且有偿债能力的，一旦大胆放出巨款，就随时注意该企业的经营情况．如遇困难，也不是袖手旁观．而是设法帮助解决，因此他放出的款项通常都能如期归还，有时还将余款存入．变放款户为存款户．同行间都称他放款既稳健．又有魄力。
协源钱庄1893年改组为协大钱庄，1895年经理沈文灿离职，由协理罗樾卿继任经理。1899年再改组为延源钱庄。1906年的延源钱庄再次改组，更名豫源钱庄。此时同业中某庄，愿以允秦长期宕帐数万元为条件．聘之为经理，为秦所婉拒。事为程家所悉，特嘱罗经理：“润卿是个人才，一定留住他．”1909年。程氏以经理相委，而推罗为督理。
秦润卿就任豫源钱庄经理后，该庄在1919年初，一度改组为豫源合资商业银行。三个月后再改组为福源钱庄。资本增至20万两，程家觐岳、笏庭叔侄各占半数，为当时钱庄业中资力最雄厚的一家。秦润卿续任福源钱庄经理。
稳健的钱庄经理
秦润卿在长期的钱庄经理任内．对旧式钱业进行了一些改革，使它资本主义化和银行化。首先改革了宕帐制度。旧时钱庄职：工薪俸甚为菲薄，规定除学徒外，经理以下．每一职员皆得陆续透支若于．名为宕帐。每三年分派盈余一次，作为结算。尤为甚者，经理在庄东默认下。可预支宕帐少则数万两，多则十万两以上，划为私款．存入本庄生息图利。秦任经理后．先从自己做起．取消经理宕帐，又规定职工宕帐须经经理批准，同时适当调整职工工资，斤与庄东商定，改三年一次分派盈余为一年小结一次，预先分派部分盈余，扣还宕帐，然后三年届期合并进行结算。此法实行后，庄内资金既不因宕帐而减少．庄由同人也得以安心工作。双方都感满意
秦润卿又改革了钱庄的一些旧的经营方式，制定了稳健而又进取的方针：
首先。他专做“多单”、不做“缺单”。当时钱庄的主要业务是以客户的存入款及本庄资金．放出贷款，获取差额利息以求盈利。“多单”的做法是放出款不超过本身资金和存入款．使庄内资金常留有余地。虽然看来放出款是少了些，利息收入也少了．但有备无患，一旦情况变化。客户提存时就不至于捉襟见肘。难子应付了。而相反。有些钱庄为了贪图近利，专做“缺单”。即放出款大大超出本身资金及存入款．或向同业和外国银行拆借巨款移作放款，甚至做投机生意。看起来好象生意做大了，收入也增加了，但一遇风浪或投机亏损。客户提存，同行索欠，就要形成搁浅。秦只做“多单”，故在同业中以稳健闻名，信誉日趋上升。
其次。不仅规定本庄不做投机买卖，也不允许职员私做．一经查出。立即除名．决不姑息。
第三是不依赖外国银行。当时外滩一带的外资银行(钱业称之为“外滩银行”)，凭其雄厚的资力，经常拆放贷款给“缺单”钱庄，藉以控制金融市场。但一旦市场变化，银根抽紧时，它们即催讨紧迫，不允转期。常使受拆者搁浅。秦有鉴于此．很少和它们往来，千时只有少数余额存放汇丰等银行，从不受它们的牵制。
第四是扩大抵押放款、压缩信用放款，改变了一般钱庄只做信用放款的成规，向银行经营方式靠拢。福源钱庄1925年的放款总额是275万两，其中信用放款80万两，抵押放款195万两。信用放款与抵押放款的比例是三与七之比；1928年放款总额335万两，信用放款68万两，抵押放款267万两，比例为二对八；1933年放款总额738万两，信用放款74万两，抵押放款664万两，比例压缩至一与九之比。
最后，福源钱庄十分重视对民族工业大量放款。这一点是很突出而为一般钱庄的未能做到的。如对申新纱厂的抵押放款，从1925年起到1929年间．每年部在15万两以上．其中1930年是30万两．1932年达46．5万两。对鸿章纱厂的放款．1927年到1929年．每年都在20万两以上。1933年该厂发生特殊困难，福源对该厂的放款高达237万余元，使该厂得以起死回生。其他如对公利、民丰等丝厂的放款，也常在10万两以上。这对于当时面临洋货倾销、竞争剧烈困难重重的民族工业无异是雪中送炭。在信用放款方面虽数字不大。一般在三万两以内，但面甚广。对象有华成烟厂、天厨味精厂、三友实业社、大有余榨油厂、福新面粉厂、江南水泥公司、江南制纸公司等。对这些工厂的资金周转起了调剂作用。所以秦润卿对于支援民族工业，以抑止漏卮、挽回利权，是作出了贡献的。
秦润卿也较关心职工的业余生活和文化学习。他鼓励职工业余学习文化和开展各种娱乐活动。聘请国文和英浯教师晚间来庄。为职工补习文化。职工如到外庄补习．学费也可在庄内报销。并订阅多种报刊，供职工业余阅览。秦还亲自发起组织诗会．和职工一起作诗唱和。平时他和职工同桌用膳。由于他和职工的关系融洽，庄务处理得有条不紊，业务也蒸蒸日上。使他能腾出时间，从事钱业公会、总商会、同乡会等多方面的社会活动。福源的做法且在同业中起了一定的影响。各庄也相继仿效。
1923年，程觐岳因病在沪去世，临终前．召集家属及所开设的福源、福康、顺康三家钱庄的经理秦润卿、李寿山、钟飞滨、应芝庭到病榻前．亲自将三庄庄务和家事托付给各庄经理，并叮嘱程家子弟．今后不得干预庄务。后来钟、李、应三人先后病逝，秦又兼任顺
康钱庄督理和福康钱庄经理，此后三庄的经营大权集中于秦一人之手。同业称之为三联庄，无论在资力和存放款数额方面，都列居同业前茅。数年间，三庄业务都得到继续发展，历年盈余平均每年约在10万至15万两之间。其中尤以1925年为最多．每庄都在10万两以上，共达31万两，为程家三庄最兴盛发达的时期。
秦润卿自受程觐岳临终所托后，对程家忠心耿耿，悉心照料．程氏家届凡买卖产业．家族纠纷。以至成员婚娶、子女学业．事无巨细．也都和秦商量后定。秦氏和程家数十年间始终融洽无间，同业中传为佳话。
旧时上海钱庄用房，素来不甚讲究，一般是利用里弄石库门老式房屋和沿街一两间店面的原有建筑物，因陋就简。秦润卿却深悉客户的心理，重视钱庄的铺面建设，于1933年择定宁波路七十号的地基，自建四层钢骨水泥的福源营业大楼，和当时的几所银行大厦可以媲美。新大楼落成后，使福源声誉大为提高，当年年底的存款余额从上年的330多万两。激增到530多万元，跃居同业之首。
秦润卿在福源钱庄迁入新厦后，增设受托部，由具有革新意识的副经理、他的门生冯以圭兼任该部主任，和后来继任经理的徐文卿共同负责，仿效银行的信托部，扩展多种业务：如设立保管库、代客露封保管有价证券、契约单据及贵重物品，代理客户管理房地产业，代收房租；代理保险业务；建立存放抵押品的仓库；出租保险箱等．增强了在金融界中的竞争能力。此外废除了钱庄繁琐的老式记帐制度，全部采用新式复式会计。这些革新措施。福康、顺康两庄也先后实行。福源钱庄还率先在同业中公布营业报告和资产负债表，更是对传统观念和保守心理的一大变革。
1933年，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通知上海银钱业登记当年4月6日各行庄库存银两数。根据现有资料，上海49家钱庄登记的存银总数为373万余两，其中福源一家为72，9万两，居全业之首，可见该庄实力的雄厚。
上海钱庄业虽经30年代初的银行改革，经营业务有所扩展。但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搜括和1933年“废两改元”、1935年的强制执行“法币政策”的影响；钱庄业洋厘和汇划业务先后消失，在金融业中的优势丧失殆尽。又由于市面的凋敝，引来了1935年的金融
大风潮，钱庄倒闭、停歇的达十家之多；约占全市、65家钱庄的六分之一，虽福源等三庄都安然渡过．但整个钱业随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日趋衰落。
1935年冬，秦润卿以年近花甲、精力不济为由，向福源钱庄董事会提出辞职书。经董事会郑重讨论，同意秦辞去经理，改任常务董事兼督理．经理改由徐文卿继任。
1938年上海沦为孤岛后．日伪曾威胁利诱秦润卿参加伪组织，秦蓄须明志，断然拒绝。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次年初，传出消息，日伪将胁迫秦润卿、冯炳南、袁履登等人．筹组维持会和伪上海市商会。秦闻讯后，即同冯炳南匿居静安寺捕(今南京西路)静安寺附近两座由客户抵押给福源钱庄的空屋内。秦仅带一仆人．平时极少和外间往来，仅有徐文卿、冯以圭等少数亲信知其住所。稍通消息．使日伪方面无法挟持他出任伪职，乃得保持了民族气节。直到1942年7月，袁履登出任上海市商会理事长后。秦才开始露面。但仍托言年迈多病，深居简出．钱庄业务多由各庄经理到寓所汇报商议。1944年以后始到钱庄亲自视事。
1943年．汪伪政权责令汇划钱庄一律增资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福源钱庄于是年12月以房地产升值。增资为伪中储券800万元。因伪中储券不断贬值．福源财力已大不如前。
1948华南京政府发行金圆券．福源钱庄被迫将多年积存的黄金1375两．英钞3万多元．奉命缴兑给当局。所得金圆券除作现金增资外，余数分给股东、职员作红利。不久金圆券又严呕贬值，福源内部已属空虚。迫至解放初期。有关方面验资时。福源钱庄经增资后，资本仅为6000万元人民币(旧币)。福康、顺康两庄情况也是如此。
钱业公会会长二十年
上海早在清代中叶已有钱业公所的同业组织．是为上海钱业公会的嚆矢。
约在清光绪末年，上海钱庄同业为了便于对外联系交涉．成立钱业会商处。1917年2月10日，北市各庄筹组近代化的同业公会组织．即在钱业会商处的基础上，改组成立沪北钱业公会。此时全市钱庄55家．北市42家。南市13家。在成立大会上。以投票方式选举一正两副会长。主持会务。朱五楼(湖州人)以33票的最多票数当选为首任会长；秦润卿、魏福昌分别以35票和27票当选为副会长。
秦润卿当年4l岁．在钱业众多的耆老前辈中．他被认为是具有新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稳健灵活的经营作风和干练的才华．早就受到同业的好评和赞许．因而深受会员们的爱戴。这次选举中．他与会长仅相差三票而当选副会长．也非偶然。
沪北钱业公会成立后不久。南市各庄也要求加入．于1917年2 月13日召开南北钱业同业的联席会议。改名上海钱业公会。原当选的正副会长也一律蝉联。
1919年2月13日．钱业公会进行第二届选举．秦润卿因故未参加。会上朱五楼和王鞠如、盛筱珊分别当选为正副会长。是年10月17日的全体会员大会上。会长朱五楼提议称：“本会长四年老多病．遇有回籍或另有事故不能到会时，拟委托秦润卿君代理职务。”经大会全体赞成通过。
1920年初朱五楼因病逝世．公会敦请秦代理会务。1920年3月3日第三届会改选。事前议定。由于会务日繁．改选会董五人。再由五人中互推正副会长各一人。共同管理会务。选举结果．秦润卿以63票最高票数和盛筱珊、王鞠如等五人当选为会董。在互选会长时，秦、工分别当选为正副会长。王鞠如不久即获准辞去会董及副会长职，推补田祈原为会董、副会长。
秦润卿一贯重视舆论工具。在他积极支持下。钱业公会于1921年初，创办了钱业喉舌《钱业月报》。在创刊号上秦撰写了《发刊缘起》。又于1922年起每年刊行《同业录》这是对过去钱庄东资力一向保密的一次变革。1924年4月号起还连续刊载银洋进出、公单划解的统计表，反映了沪地金融市场的变化情况．也是钱业金融系统统计的开始。该刊从1921年创刊至1938年因抗战而暂停。战后1947年复刊。至1949年4月止，共发行20卷。
1921年初．上海出现了各种名目的交易所、信托公司140多家，登记资本额竟达两亿多元。大大超过了全国银行的总资本额．随之掀起狂热投机的哄抬股票价格的“信交风潮”。在秦主持的5月9日钱业公会会董会上，大家认为此风迹近赌博，力劝同业一勿贪图取利。二勿收做股票押款。“信交风潮”中．各交易所、信托公司纷纷倒闭。独钱庄业无一受到牵连。
1922年．秦润卿、田祈原被选为钱业公会第四届正副总董。1924年。田祈原、秦润卿又当选为第五届正副总董。
1924年8月．江浙军阀争夺地盘。上海附近战云密布。人心恐慌，纷纷提存取现．银根奇紧。19、20二天会员裕丰钱庄及小钱庄永春、隆裕、永昶、庆丰等共五家．先后倒闭。一时谣言纷起，或传某庄已呈不稳、某庄周转困难．群相探询。草木皆兵，出现了强烈的兑现提款风潮。21日上午召开临时会员紧急会议，秦润卿建议为维护同业信誉，拟一通力合作办法：设同业中有稳健而并不空虚者。查明确是一时“缺单”．山同业全体照数派垫：设若由于越规情事所致．则不在此例。会后发出通告．按照秦的建议．规定：“凡同业有轧缺银单可报告会长．经会长察其底蕴非虚者。所缺之银．由全体同业公共分拆。”由于有此强有力的公会领导‘营运集体力量．采取果断措施．卒使数日间谣言渐息，市面趋于平静。不久江浙战起，钱业安度如常。
1924年10月。驻浙皖系军阀卢永祥在江浙战争中失败出走日本，留下三万多缺粮乏饷的残兵拟冲进上海租界抢掠，秦润卿主持钱业公会会员特别大会．根据上海总商会议定，由银钱两业每日分垫1．5万元，维持三日．解除了残兵冲进租界的威胁。
1925年五卅事件后，全市开展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反帝斗争。钱业公会在秦润卿的主持下，多次开会讨论，为照顾市民生活，曾维持现状照常收解两天后，即投入三罢斗争，直至6月26日全市开业复市止。
1926年。钱业公会第六届会员改选。秦润卿、谢韬甫当选为正副总董。从1928年第七届起，废除会董制。改为委员会制。秦又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在1931年和1933年的第八、九两届改选中．秦都当选为主席兼常务委员。直到1935年11月，第十届改选为上。
1927年3川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工人占领全上海。次日，北伐军东路军在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领下，抵达龙华。当天白亲往三北公司．和虞洽卿密谈数小时。25日分函银钱两业公会。略称：“现在淞沪已定，对于地方治安禧可负完全责任，惟饷糈一项。务望贵会鼎立协助，俾裕军需。”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虞洽卿往访晤谈。次日虞召集各业代表。报告与蒋谈话内容。秦润卿对蒋介石过去在上海时的底细．早有所闻。此次蒋以北伐军总司令身份来沪。对于虞洽卿往访，筹措巨款一事，秦是有反感的。在秦的日记中．曾对虞痛加詈骂，愤怒之情见于笔端。因此，自己不愿作为钱业公会代表参加这类会议，推由副总董谢韬甫出席。当天晚上。公推的各业代表，议定29日往见蒋介石。蒋要求协助，并表示“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3月31日，银钱两业公会及商联会都接到蒋介石来信。内容略谓“目前应用急需款项，亟应首先簿垫。特派财政委员(陈其采)亲赴贵会商议办法，尚希概子接洽，鼎力协助。”钱业公会接到此信后．即在4月1日召开会全体会员特别会议讨论。由秦润卿主持，经讨论认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垫借。公决由南北市入会钱庄84家．每家垫借1．19万元．公会凑垫400元，合100万元。以公会名义借出。会同银行公会订立借款合同，日息七厘，自交款之日起算。这是上海钱业被迫向蒋介石认垫的第一笔款项。
接着于4月12日．银钱两业公会又接到蒋介石通过宋子文来函要求再予续垫300万元。次日宋子文在一天内连发两函分发两会：15日又致函胡孟嘉、叶扶霜(皆银行公会负责人)和秦润卿、谢韬甫四人，继续要款。为此。钱业公会于4月25日再次召开会员大会，决定再勉力凑垫100万元。
在此前后，国民党当局先后组织成立财政、公债、基金保管等委员会，均委钱业代表参加。4月9日成立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秦润卿为蒋所委定的15个委员之一。4月15日成立的公债委员会，委员21人。钱业有秦润卿、谢韬甫、楼恂如三人参加。
1927年4月下旬．国民党南京政府明令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3000万元，以充“临时军需”之用。4月29日，商联会召开临时会员大会。劝募库券。由主席虞洽卿首先报告，以银钱两业已垫款600万元为例．动员各业认垫款数目。众皆默然，相持良久。当即推定秦润卿、王一亭、王晓籁等五人酌定。经五人商议后。由秦代表向大会报告酌定各业应承销库券数目后散会。
迨至5月3日。各业认销库券仅百余万元．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出面，再致函银钱两业公会。要求承销库券500万元。经两会多次联席会议商讨．钱业继续承销三分之一，计165万元。公议入会钱庄每家摊派一万元．未入会小钱庄每家五千元。此事引起小钱庄的不满，造成钱业内部矛盾，更使秦润卿感到痛心疾首。
此后，财政部又发行盐余库券6000万元，由蒋介石亲自致电银钱两会。“设法垫募”。钱业公会摊认垫款200万元。在这以后，钱业公会又续摊认卷烟库券押款、裁兵公债押款……等。计自1927年4月至1935年11月．钱业认购的各种债券265万元，借垫及押款2690万元，共计2955万元之巨。钱业在财政上支持蒋介石上台。是被当时情势所迫，也是蒋采用各种强迫手段摊派的结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人民同仇敌忾，掀起抵制日货的爱国热潮。钱业公会于10月2日在秦润卿主持下，召开执委会议．讨论对日经济绝交问题。决议凡各钱庄直接同日本商行交往者，即日结清，停止往来。对间接交往者．如日商洋行的买办代理者．或做日货买卖各业，不再加放贷款，并将已放之欠款，催其从速结清。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突然在沪发动侵略战争。次日上海市商会、银钱两业公会等团体联合在报端刊出启事：“各公团共同集议，决于29日起停市三天，以表裒痛。2月1日一律开业，愿吾同胞志此大哀．永永不忘，敬此公告。”当天市商会召集银钱两业公会讨论停市后的存款提取等问题。经决议为免使社会发生金融恐慌．暂不限制存户提取现金，以顾及全市民生活需用。31日下午钱业临时会员大会，鉴于战火仍在扩大，交通阻隔，原定2月1日开市难以实现。再延长停业三天。
2月3日银钱业联席会议上．为了安定人心，决定次日在敌人炮火威胁下．忍痛复业。但为防止现金外流，各庄庄票除购置日用必需品外，一律暂作同业汇划。限止提现。但此事竟遭到外国银行和商人的反对．英文《字林西报》为此制造舆论，发表短评．责为“光短浅”的“自私政策”．一度引起争论，而钱业仍予坚持。终于制止了现银外流。日本在沪六家银行在此期间，曾收进现银1000多万两。只收不放，以图扰乱沪地金融，而钱业此举，保护了上海市面未受影响。在此同时．钱业公会根据秦润卿的提议。组织财产特别保管委员会．集中同业现金1500多万两，维护全沪金融，使钱业在沪战期间得以履险如夷，安然渡过。
1932年6月初。国民党财政部提出“废两改元”问题。钱业公会在秦润卿主持下特为此事于6日召开临时执委会议．认为此事对钱业关系重大，实施后洋厘收入将随之消失，但统一币制是大势所趋，不能绝对反对。9日的会员临时大会上，作出两项决议。电达财政部采纳：(一)对废两用元原则同意，惟须假以时日；(二)实施前政府应做好准备工作。否则将是“利未见而害即呈。效未显而弊已著。”7月间秦为此发表谈话表明钱业公会的态度。8月初．钱业公会再次召开会员大会，会后发表《钱业公会为废两改元问题敬告国人书》，建议政府在实施前注意统一铸币权等三件事．并自动宣布废止银洋兑换中一毫二五的手续费。钱业虽一再要求延缓．但当局却不予理会，断然下令自1933年3月lo日起。首先在上海实行废两改元。规定银两七钱一分五厘兑换银元一元。由于银元兑换银两的比价定得较高，民间争以银元兑换银两。不到匝月。中国、中央、交通三大银行兑进银元达6100多万元。眼看废两改元将戏剧性地变成“废元改两”的局面．于是财政部于4月5日通告次日起全国实行废两改元，所有款项收付．一切交易皆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钱业公会在当局强令推行下，只得遵照决定实施．在业务上受到一定的打击。
由于1934年全国农村发生严重灾荒．加以世界经济危机带来不景气的影响．以及美国提高银价。仅在7至10月间．白银外流即达两亿元以上。汇率下降。外货乘机倾销。我国民族工业难以图存．倒闭者接踵而至，市场呆滞。各业清淡，造成钱庄放款一时难以收回，谣言纷起，普遍发生挤提现象。导致1935年上海的钱业大恐慌．全业先后倒闭近10家。尚有20余家亦因故款逾期不还，将告搁浅。
金融风潮袭来．秦润卿焦急万分。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为解救同业的困境．也免使沪上市面陷于混乱．不得不亲自奔走于豪门．趋访执掌财政大权的显宦。并于1935年6月2日晨召集同业紧急会议。会上商议应急措施。并公决推秦十当天下午代表全体会员，随带呈文向财长孔祥熙沥陈钱庄囤难灾情，若政府再坐视不救，则全体钱庄经理进京请愿。当天下午，孔祥熙迫于形势向秦表示，政府同意援助钱业。办法是财部拨出金融公债券2500万元．以钱庄押品作抵。发放贷款救济。消息传出人心始告安定。接着各庄缴呈抵押品，申请贷款2400余万元，直至10月间，金融市场渐现松动，各庄开始陆续归还贷款，渡过了此次险恶的风潮。但是，财政部通过贷款对钱庄加强了控制，命令“各庄资产负债情形，每七日送报。本部并须随时派员检查。以昭核实。”
1934年起钱业务庄依照财政部废两改元的命令，限期用生银兑换银元。这是以实物换实物．尚不觉有何重大损失。但到了1935年11月2日，财政部长孔祥熙召集银钱业领袖秦润卿等人，突然宣布将于4日起．在全国实施法币政策。次日国民政府公布实施法币政策的命令．提出实施办法，其中首要的一条是：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会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治。3日晚九时．钱业公会召开各庄经理会议。由于公会已于2日改选，大会由新当选的会长何衷筱主持．秦润卿虽已不再任公会职务，但因前一天参加了孔祥熙召开的会议，故先由他报告会议内容。然后进行讨论。在当时的形势下．不可能抗拒当局命令，故议决通告各庄奉令遵行。从此。国民政府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以政权的强制力量，完成了对全国银钱业的全面控制。至此，钱庄业完全处于衰落的境地。
1935年11月，第十届钱业公会改选时。秦润卿已升任福源钱庄的督理．不再作为公会中的该庄代表，执意不再参加选举。11月2日公会选出何衷筱为首的新的委员会。此后，秦虽不在公会中任职(但在1948年曾当选理事直至解放)，而同业中遇到重大事件，必先征求他的意见，并且他的意见常受到大家的尊重。
中国垦业银行董事长暨总经理
全国钱业公会联合会理事长
中国垦业银行于1926年创办于天津．章程中以放款于垦牧农村事业为宗旨，成立后业务开展困难，原创办人无意继续经营。1929年春由上海金融界王伯元、秦润卿、李馥荪等人集资接办．改名为中国垦业商业储蓄银行，业务改以开展一般的商业储蓄为主。总行改设上海，天津成为分行。资本总额一次收足250万元，王伯元一人出资140万元，占全部资本的半数以上，因此掌握了该行的实际控制权。
王伯元，亦宁波慈溪人．是上海闻名的“金子大王”，因做标金买卖，不到30岁已是百万富翁，转而经营金融业，除开设多家钱庄外，此次接办垦业银行后，自度信誉未孚，因此请出同乡、出资不多的秦润卿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王自任常务董事兼经理。秦就任前与王约定：(一)业务以稳健为主，不做标金、股票投机；(二)股东和职员一律不得向本行借款宕帐；(三)用人办事一概公开，不任用家属私人。总行另设董事办事处，规定董事长和董事必须每天到处办公。
秦润卿经营该行重视储蓄业务，拨出资金10万元专设储蓄部，开展各种储蓄业务，第一年储蓄存款60余万元，第二年即增至700多万元。1929年拨专款50万元设立信托部。1931年增设地产部。是年自建八层钢骨水泥垦业大楼，1933年落成后二楼以上全部出租，每年租金收入即达三四万元。
垦业银行另一重要业务是发行钞票。当时规定持票人可随时向发行银行兑换银元，四明银行等都曾发生过挤兑风潮而陷入困境，垦业的钞票原是信用十足的，但因不愿化钱结交恶势力，竟也于1933年被人为地制造挤兑风潮。经秦润卿、王伯元两人商量，面动员福源、福康及王氏开设的同润、元发等钱庄调来大批现洋支援。一箱箱的银元用汽车运来，另由秦派人联系附近的钱庄、烟兑店，贴出承兑的红纸条，并书明每收兑一元垦业钞票，另给持票人铜元一枚，作为贴水。这样一来，谣言不攻自破，垦业银行粉碎了这次来势凶猛的挤兑风潮。
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该行结束发行业务，已发行的纸币749万余元，全部收回。秦将准备现银500多万两扫数上交当局。1943年秦辞去总经理职(由王继任)，仍任该行董事长。1952年该行经秦申请并入公私合营银行。
此外秦润卿受友人坚邀。1916年合伙开设鸿祥钱庄，任董李长；1926年合伙开设恒大钱庄(1931年歇业)。同时秦曾一度兼任四明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上每市银行董事、中央银行监事、天一保险公司董事长、上海银行公会理事等职。
1947年4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修订后的《新银行法》，将钱庄专列一章。为了控制全国钱业，授意上海钱业公会筹组全国性钱业组织。挽人特请全国钱业中威望最高的秦润卿出任筹备主任。10月16日。全国钱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南京召开，全国各地近30个钱业公会的代表89人出席会议。秦润卿被当选为该会理事长。会后发表宣言．申述该业困顿的状况。
1948年7月，秦润卿主持召开全国钱联会第二次理监事会议。会后由秦亲自拟稿。再次发表宣言。为全国同业辩白而讽及当局之弊政。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以法币300万元兑换一圆，并公布所谓《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强迫收兑金银外币。上海各钱庄前后两次，被迫缴出黄金2万余两、美钞32万元、港币20多万元。仅过70多天，金圆券再次大量发行。物价随之更疯狂上涨。到1949年5月24日已发行68万亿圆，米价每石涨至3亿圆以上。—上海80家入会钱庄5月23日的存款总数是4594亿圆。按当天黄金黑市价每两16亿圆折合，仅值黄金287两余，平均每家还不到三两六钱、福源存款107亿圆，只合黄金六两七钱余。由此可见，钱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所受到的掠夺和盘剥是何等的残酷!秦润卿在日记中多次记录了当时的币值和物价。他以沉痛的心情．记下了钱业所有资金被敲骨吸髓而至搜括殆尽的地步，全国已呈“四海困穷”的凄凉景象。
上海总商会副会长及其他社会活动
1920年8月，上海总商会届期改选。著名的棉纺工业企业家聂云台和被认为具有革新意识的秦润卿，分别当选为正副会长。一辈新人方椒伯、盛丕华、陈光甫等充实到总商会．不少人选入领导层。本届会董在结构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35名会董中，旧派绅商人物从上届的27人．减少到本届的2人。当时舆论。如8月24日的《申报》和英文《大陆报》都发专论．认为这次改选是新旧两代资本家的递嬗更替。是一种历史的趋势和进步．具有深远意义的。
秦润卿虽仅当选了1920年到1922年一届的副会长，但在任职期间，他不负众望地为上海商界内争民权。外争主权．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一)他一贯重视舆论工具的作用．当选后即积极筹备并主办《总商会月刊》。于1921年5月创刊。这是全国第一种商会定期月刊。(二)他重视提倡国货工作．当选后即加紧筹建总商会附设的商品陈列所，1921年8月1日在河南北路天后宫旁正式开幕。(三)1922年2月。北京农商部通电各地商会．参加日本东京博览会。上海总商会根据秦润卿、盛丕华等意见。指出：该博览会无视我国主权，不能参与其事。
秦润卿参加的其他社会活动还有：
租界华人参政运动。经过数十年的斗争，直到1928年4月．华人纳税会才投票选举出贝祖贻，袁履登、赵锡恩为华董，秦润卿、林康候、李铭、陈霆锐、钱龙章、徐新六为华人委员。1930年5月，又增虞洽卿等二人为华董。这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名额分配：中、英各五席，日、美各二席，比、荷各四席，直至抗战前夕。
宁波旅沪同乡会活动。秦润卿于1916年7月任该会的永久会董。曾被推为该会执行委员、基金委员、学董委员，又被举为名誉理事，由于同乡会经费来源主要依靠会员交纳会费收入，每两年举行征集会员大会，成立征集总队，派出总队长率各分队进行征集工作，普通会员每月会费一元，赞助会员一次交100元以内，特别会员则在100元以上。1920年，会长王正廷曾自任总队长，秦润卿等任分队长，征会员2万多人，会费12万元．1921年新会址五层大厦落成，盛况空前。1939年第十一届的征集活动中，秦润卿被举为总队长，和副总队长俞佐庭、金宗城、总参谋长竺梅先等人共同努力，经过各分队一个月的竞赛，共征集到会员22000多人，会费六万多元，超过原定三万元的目标一倍多。
秦润卿也是四明公所的会董，曾多次为该所捐募经费购材施棺，并出资捐助施诊给药的四明医院等同乡慈善机构。
爱国爱乡造福桑梓
秦润卿少年时读书不多，常引以为憾。因此他热心教育事业，倾己之力，兴办和资助了好几所中小学校。
1915年，秦润卿在慈溪永明寺老棚旧址(今慈城西营)，兴建小学校舍一所。翌年建成，取名普迪，含有“普及文化，启迪民智”之意。聘请鄞县名士谢缄三为校长。1925年秦再筹资在慈溪旧教场建造普迪第二小学。两校师资水平甚高(现代文学家、烈士柔石曾在二小任教)，共有学生2000多名，成为当地著名的小学。抗战期间校舍被毁，胜利后急待修复，但需筹巨款，一时秦无处可措。经垦业银行董事会决议。由该行拨巨款复兴普迪小学。
1933年慈溪县政府筹办县立中学。秦捐资支持，后又在秦协助下，在慈湖书院附近购地数十亩扩建校舍，成为浙东地区著名中学之一。1923年秦利用河南北路原沪北钱业会馆的部分余屋。发起创办“修能学社”，性质类似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招收中学水干的青年学生入学，尤以钱业子弟为多，授课以国学为主．兼授英文。延请冯君木、陈布雷先后为社长。冯定、沙孟海等为教师。后迁至中庄路。改名储能中学，段力佩、汪刃锋、周建人等执教，学生增至1700多名(解放后政府接办)。1924年10月，钱业公会根据秦润卿在常董会上的建议，筹设钱业公学．组成以秦为主席的校董会．1929年改称钱业中小学。后又增设高中部，附设幼儿园，成为一所完全中小学。解放前夕学生已达1700多名。1956年春聘施伯雄为校长，是年秋由国家接办。中学部改名新中中学，小学部改名塘沽路第二小学。秦还先后担任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育才公学和宁波效实中学等校的校董。尤其对宁波效实中学。经常关心给予资助。
秦润卿平时常说：“吾人取之于社会。也应用之于社会。”他常节衣缩食，接济贫苦乡邻。慈溪的云华堂是兼办养老院和育婴堂的慈善机关，也经常受到他的关心和捐助。1913年10月，慈溪保黎医院落成开幕。该院由陆谦夫等所倡设，秦也为该院募集部分基金，建筑院所，购置医疗设施，这是浙江省著名的大型综合医院之
秦润卿在家乡积极倡导蚕桑业。1918年起连续三年。从江苏无锡运来优良的桑秧蚕种．无偿分发给农民，并聘育蚕专家来家乡现场传授养蚕知识。此时，聘请福源钱庄的客师应修人(后于1926年加入中共，赴苏留学。回国后成为左翼作家．1933年牺牲)，到各乡逐户宣传育蚕好处。秦后又在慈溪开设一大茧行．每年可收鲜茧五六万两，运沪出售。秦每逢家乡水涝旱荒或青黄不按时，多次在沪募款采购米粮接济。1938年5月慈溪存粮将罄，米价飞涨。秦与钱业同乡购米数千石急运回乡。时家乡尚未沦陷，委托当地县政府、抗日自卫会等组织举办平粜，进行接济，当地机关团体曾联合复电申谢。
秦润卿千时不嗜烟酒，不涉足娱乐场所，唯一的爱好是博览群籍。一卷在手，其乐融融。1931年在家乡修建两层楼花园洋房为藏书楼，取意秦少游词句“山抹微云”．题名为抹云楼。历年所藏多善本古籍；曾购得冯氏醉经阁藏书。1940年宁波沦陷，天一阁藏书多有失散于沪宁一带，秦以高价购得部份藏于抹云楼。1945年秦曾组织由家属和当地人士参加的抹云楼图书保管委员会。1947年抹云楼曾一度向社会开放．供大众阅览。1952年秦将抹云楼全部藏书，计古籍3．3万多册．及其他杂志期刊、碑帖、图籍、字画等，连同楼房建筑及其基金。全部捐献给浙江省人民政府，受到嘉奖。
秦润卿待人宽厚，律已严谨。千时作息有定时，生活有规律。据其女儿秦则贤叙述：“吾父待人忠厚。对友诚信。自奉俭约，衣服亦不常添置。且公私分明，不准家人乘其公用汽车。平日生活极有规律．早眠早起．常阅读书报以消遣，并每日写日记，经年不断。从无不良嗜好．不吸烟．不饮酒，不玩牌、不赌钱。”他在丧偶后，亲友中多人劝他续弦．愿为之做媒，但都被婉言谢绝了。他待人重信用，平易近人。对待有错误的同人职工或后辈子弟也从不疾言厉包．大声呵斥；但也不听之任之．姑息迁就，而是谆谆告诫，善言开导，赏罚严明。由于秦生活有规律。胸襟宽广．得以养怡心情而登耄耋高龄。
解放后的合营银行副董事长
1949年4月下旬．杜月笙和国民党市党部潘公展来访秦润卿，自称是奉蒋介石之命．请秦老即去台湾，并欲留下两张飞机票。秦以古稀之年体弱多病，医嘱不宜远行而拒之。上海解放时，解放军战士们在南京路上席地而卧。宁波路源钱庄离南京路近在咫尺．秦听说后也亲自去南京路，亲眼目睹了这幕感人的情景。触口生情，生千所见军队多多少，从未见有如此仁义之师，使他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回到福源钱庄后即吩咐厨房伙夫，烧奸开水送到南京路供解放军饮用。在当天的日记中也动情地记下了这天的见闻。
秦润卿在上海市人民政协首次会议上，被邀为首届委员。他拥护党对私营银钱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1952年全国60家私营银行钱庄申请参加公私合营时，他所领导的四庄(福源、福康、顺康、鸿祥四钱庄)、一行(中国垦业银行)，也全部申请加入，占申请总数的十二分之一。是年11月全国公私合营银行正式成立．他被推为该行副董事长。此时他已是76岁高龄，但他仍坚持每天到行办公。银行领导和同志们劝他多在家休息，遇事可上门商量，但他回答说：“人民政府对我这样关怀照顾，我岂可无功受禄。”
1966年7月5日。秦润卿病逝沪上，终年90岁。
浙江近代金融概要
盛慕杰
中国金融业在清政府时期，大别为钱庄、票号、银行之类。除银行有确实的历史记载外，票号始于何时尚未可定论，而钱庄何时产生，尤难查考。自宋以来，由于币制复杂，铜钱紊乱，而商货流通，银钱兼用，因此钱兑业早就存在。明嘉靖、万历年间的书中出现了钱铺、钱肆、钱桌的名称，估计钱庄是由此发展起来的，正如西欧的银行业是由兑换业发展而成的一样。
浙江省的钱庄发展。既与货币的兑换有关，更与商业的发展有联系。按浙江省是沿海省份，自唐置市舶官以征海商后，宋、元、明三代。皆沿袭此制。宋代设的地点有11处，元代设7处．而浙江省有点4处．即温州、明州、杭州、澉浦；至明代集中4处，而浙的宁波
(即宋之明州，元之庆元)仍在其内。贸易的发展，必然产生了货币经营业。
据考：明末钱庄已有放款业务。然后又吸收存款。始逐步形成中国近代的一种金融机构。康熙六年(1667年)，北京在银号和钱庄的行会组织，名为正乙祠，又称银号会馆，由绍兴人建立。上海钱业在乾隆年间(1736--1795年)设立了钱业公所。而上海钱庄又多宁、绍帮人主持经营。浙江绍兴人远在1667年前已在北京设立钱庄的行会组织，可见浙江省本身在康、乾时也必有钱庄事业的存在。同治年间．浙省突破山西票号的垄断局面，出现了南帮票号。光绪末叶．银行业又在浙省出现。可见浙江省的金融事业对中国金融发展，曾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爰就本辑资料，结合个人所知．概述其发展的轨迹及典型事例。
一、浙江省钱庄业概况
浙江省沿江沿海的宁波、杭州、温州、澉浦曾是进出口码头；绍兴曾是春秋时越国都城；杭州曾是南宋的京城。宋时发行了“交 、子”、“会子”纸币；另外还发行了专利运销货物的凭证，如“盐钞”、“茶引”。加上外贸发展而有金、银、银元的流入。商品流转对金、银、交子、会子、钞、引，各有需要，出现了有专门从事这些货币和票证买卖的店铺。宋吴自牧著的《梦粱录》中即有金、银、盐钞、茶引交易铺的记载。元灭末后发行至元宝钞，明代又发行大明宝钞。专利运销货物的钞引制度仍旧行用。故各种货币的兑换和票证买卖的店铺．必然继续存在或出现并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货币经营业和预付在它上面的资本只需要批发商业的存在，进一步说．只需要商品经营资本的存在，就可以发展起来。”而“一旦借贷的职能和信用贸易同货币经营业的其它职能结合在一起．货币经营业就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这种情况即使在货币经营业的最初时期也总会发生。”(《资本论》第3卷第363、357页)浙江钱庄的发生与发展．就是从商品经营资本中蜕化出来的。浙江省的历史事实。充分
证明了这一点。
据考：绍兴钱庄大约在乾隆年间出现；永嘉在咸同年间即有钱庄的行会组织，成为议市之所；金华在同治年间即有广和、乾康二庄；硖石在同治初年首创久大钱庄。我就宁波、杭州、永嘉、余姚、兰溪、湖州6地钱庄统计，其设立于同治时的为4家，设立于光绪时的为21家，设立于宣统时的为6家。
浙江钱庄业逐步发展后，除全省重要城市都通汇外，远达苏州、上海、天津、北京、汉口等地。五口通商。浙江商人中的宁绍帮在上海成为经营钱庄业的主体，更密切了上海与浙江各大城市的经济往来，特别自南帮票号于清同治初年出现。实际上既是票号，又是钱庄，更加强了浙江与上海钱业的相互联系．有的商人分别在浙沪开设钱庄，形成联号。上海钱庄的盛衰．也影响了浙江。故1866年和1883年上海两次金融风潮．都波及到浙江省。辛亥革命前后，政局变动．浙江钱庄曾一度减少，如绍兴只有lo余家，嘉兴由9家减为4家，金华的广和、乾康先后停业。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民族工业曾出现过“黄金时代”。就浙省而言．丝绸销路大增．生产发展很快，新建了很多丝厂与绸厂；棉纺织业因洋纱、洋布进口大减。交战国要从中国进口纱布以充军用。刺激了浙省原有的纱厂增加纱锭，扩展了生产。并新兴了针织厂；其他日用工业品生产的工厂也得到一定的发展。浙江省钱庄业当然也繁荣起来，到1931年全省有889家，其中有562家集中在杭州、宁波、绍兴、温州、余姚、吴兴、奉化、黄岩、萧山等九个县市，约占全省三分之二。这是浙江省钱庄业的鼎盛时期。
可惜好景不长．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逐步扩散到中国。1933年浙省钱业减少了三分之一。1934年起。美国提高了银价。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发生了金融恐慌，银根大紧，物价下跌．工商业倒闭者颇多。浙江省钱庄业在这全国性的金融危机中，遭受同样打击，1936年较之1931年，钱庄数锐减了三分之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由于战时财政需要，法币不断膨胀．币值日跌．钱业资力日见削减，1946年全省钱业的存款号称有188亿元之多，衡以物价指数，仅为战前币值的330万元，很难正常经营业务。1947年较之1936年钱庄数又减少15％，与鼎盛时期比
较，约减少了五分之四。兹就浙省历年钱庄总数，列表如下：
┌─────┬──────┬─────────┐
│ 年 份│ 钱庄总数│ 递减指数 │
├─────┼──────┼─────────┤
│ 1931 │ 889家 │ 100 │
├─────┼──────┼─────────┤
│ 1933 │ 632家 │ ?1， l │
├─────┼──────┼─────────┤
│ 1936 │ 224家 │ 25．2 │
├─────┼──────┼─────────┤
│ 1947 │ 191家 │ 21．4 │
├─────┴──────┴─────────┤
│另据1 947年统计，当时全省钱庄分布情况如下： │
├───────┬──────┬───────┤
│ 地 区 │ 总 数│ 所占比重％ │
├───────┼──────┼───────┤
│ 杭属地区 │ 39家 │ 20．4 │
│ (其中杭州)│ (34家) │ (17．8) │
├───────┼──────┼───────┤
│ 嘉兴地区 │ 14家 │ 7．3 │
├───────┼──────┼───────┤
│ 湖州地区 │ 5家 │ 2．6 │
├───────┼──────┼───────┤
│ 宁波地区 │ 34家 │ 17．8 │
│ (其中宁波) │ (32家) │ (16．8) │
├───────┼──────┼───────┤
│ 绍兴地区 │ 57家 │ 29．8 │
│ (其中绍兴)│ (32家) │ (16．8) │
├───────┼──────┼───────┤
│ 金华地区 │ 2家 │ 1．O │
├───────┼──────┼───────┤
│ 温州地区 │ 32家 │ 16。 8 │
├───────┼──────┼───────┤
│ 台州地区 │ 8家 │ 4．2 │
├───────┼──────┼───────┤
│ 共 计 │ 191家 │ 100 │
└───────┴──────┴───────┘
浙省大城市是杭州、宁波、绍兴、温州，所以钱庄较多。杭州占全省份额居第一位，计17．8％，宁波、绍兴分别居第二位，各占16.8％，温州市(旧永嘉县)无数字可比。按地区而言，杭、宁、绍、温四个地区共占84．8％．而以绍属的29．8％居首位，杭属的20．4％居第二位，宁属与温属分别居第三、四位。
抗战期间。浙江兴起一些在汪伪政府注册的钱庄，折价收购撤退行庄的存单存折，从而办理申汇、渝汇，业务一时颇为兴旺。抗战胜利后，凡在汪伪注册的钱庄一律限令停业清理，于是又兴起挖买战时停业钱庄招牌，借尸还魂，由于法币贬值．大多从事金、钞、货
物的买卖和投机囤积。以后因金融统制加强．而国民党军事上又一再失利，钱庄颇多停业。直到解放后，在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才结束了钱庄的历史。
总观浙江省钱业的发生、发展到消灭。约经历了300年左右，对浙江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当然有一定的贡献。在银行业未兴起以前的辛亥革命前夕，钱业始终执浙省金融的牛耳。直到1931年后，一因国际上经济危机与白银提价，二因国内银行业的发展．以及金融风潮的爆发．钱业乃逐渐式微．原来在金融业中的地位，不得不转到银行业方面去。再加以本身业务经营改革不大，不能从商业资本的变种中开拓出来，必然无法与新式的银行竞争。这是中国和浙江钱业的时代悲剧，也是其本身的悲剧。
二、宁波与绍兴的划帐制度
宁波在明代就是中国南方的主要商埠之一，国内外贸易有四条航线：一为北洋线，从山东和辽东载来黄豆油、绿豆油、菜油、果树油、酱油、豆酱、苞米、大米、黏米，高粱、小麦、面粉、大枣、栗子、西瓜子、硬壳果类、火腿、咸肉、蔬菜、兽角、鹿茸、药材、白干酒、梨、毡帽、土布、丝绸、各种绳索；二为南洋线，从海南、广州、福建载来糖、冰糖、白矾、胡椒、红茶、铁、木材、靛青、染料、咸鱼、大米、水果、棉花等；三为内河线，从内地运来大量木材、木炭，再转运上海，这两种货物可以获得25％利润；四为海外线，从马六甲海峡及其附近地区载来物品。宁波是东北海岸和东南海岸及国外交换货物的一个港口，同时也是安徽、江西两省邻近城市的一个货物出纳口。
从清嘉庆、道光以来，在宁波经商的以“闽人最多，粤人、吴人次之，旧称鱼盐粮食码头。及西国通商，百货咸备。银钱市直之高下呼吸，与苏、杭、上海相通”，“市中交易，诸路皆用银钱，惟宁波凭计簿日书其出入之数，夜持簿向钱肆堂录之，次日互对，谓之过帐，始以钱计，今以番银计“(《鄞县志》光绪三年，第6—7页)。
清代货币因袭旧制，使用铜钱。在干文左右，可以现钱交易，如至数十千、数百干，则点数、剔除小钱等，非片刻可以完成，而数多量重，携取不便，是以有钱票的使用。钱票在“嘉庆八九年间……流行已久”(《中国近代钱币史资料》第129页)。段光清称：“宁波码头向有钱帖之名，钱帖者……宁波殷商富室所开钱店……进出只登帐簿，不必银钱过手也。民间日用，亦只到钱店多写零星钱票，以应零用，倒比用钱方便，免较钱包也。”“向客买货，只到钱店过帐，无论银洋自一万以至数万、十余万，钱店只将银洋登记客人名下．不必银洋过手。”(同上，第141—142页)以上是关于过帐制度的最早记载。
关于过帐制度为什么会创立的问题，有两种说法：一说据1928年的《宁波钱业会馆碑记》称：过帐制度“行之百余年”．以此推算，当在道光时，即鸦片战争时。1840年后，当时英军陷宁波，对钱店典肆大肆掠夺，估计有25万元之巨，因此市场货币短绌。战后宁波钱庄复业，对存款无法支付，而又不能不维持信誉，乃由殷实的钱庄出面组织过帐。即《碑记》所称：“其始，数肆比而为之，要会有时，既乃著为程式，行于全市。”匪直无银，乃亦不专用钱。”具体做法是：“钱肆凡若干，互通声气，掌银钱出入之成，群商各以计薄书所出入；出畀某肆、入由某肆，就肆中汇记之。明日诸肆出一纸，互为简稽，数符即准以行，应输应纳，如亲授受。都一日中所输纳之数为日成，徒此赢绌相通，转而计息焉。次日复如之。”“未闻有因此为欺绐者，虽深目高准之俦。居是邦与吾人为市。亦不虞其有他。”
另一说是说与咸丰铜荒有关。《碑记》又云：“咸丰之季．滇铜道阻．东南患铜荒．吾郡尤甚，市中流转之钱直大减，当见(现)钱之半，乡民病之，汹汹谋为乱，数月乃平。”《鄞县通志》转引《碑记》即明确将咸丰钱荒与过帐制度事直接联在——起，断言“自此法出。数月而事千”。所谓“自此法出”．并非否定过帐制创于道光，惟至咸丰明又有新制出台。乡民究因何而“谋乱”．除钱荒外有无其他原因?从《段光清年谱》记载看．可能与贴水过大有关。段说：“以票取钱，必出贴水．其始每千不过贴水五十文。渐至百文，以后竟至四五百文。”“东乡……复聚向日滋事之人．谓米价之贵．总由钱帖之贵，遂以千米价、钱帖为名，率众来米栈、钱店讲理。”(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122页)这是完全可能的，也是钱荒而引起帖水、米价上涨。那么．如何能“经数月而事平”呢?照现有材料看，与过帐制度的改革有关，即改过帐钱为过帐银。按当时清政府官员颇多主张用银元的．即所谓洋钱。银元“初行于闽、广，继则行用于江苏、浙江、江西等省，今且安徽大江以南亦多行使。……民间以其无成色之低昂，无弹兑之轻重．而且取携甚便，习惯自然，是以不胫而走。……非特通都大邑人人能辨，即乡僻小村亦多认识洋钱之人。……是以民间即有信银．亦皆兑易洋钱使用；”(《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191页)可能此时改过帐钱为过帐银．改铜钱为以银元为记帐单位，这一新的过帐制出台，则米价与贴水问题可以解决，而数月事平；亦即《鄞县通志》所称“始以钱计．今以番银(即银元)计”的改变时期了。
光绪年间。绍兴钱庄仿宁波钱庄的过帐制度。实行划洋制度，即客户存在钱庄的款项．不能提用现洋，只能通过钱庄同业相互划解，规定每天由一家大同行轮流办理。称为“轧公单”，钱庄收本于付的称为“多单”，付大于收的称为“缺单”。“缺单”钱庄当天可向“多单”钱庄拆入款项加以补足。以轧平缺额．如信用不佳的未能扒入款项时，就要以现金补足，否则就会“搁浅”，造成倒闭。中小同行不能直接划帐，须委托有往来关系的大同行代理。
过帐与划洋制度，固有利于市场交易，稳定金融，发展钱业．但总有需要现款之时．因此，在取现款时，遂发生现款升水，转帐款项贴水之事。现款求过于供，升水就高；反之。升水就少。当民国五、六年间，甬绍两地钱庄，争放外埠款项，以致现金枯竭，现款升水每千高达146元以至200元，使处埠汇入货款收购农副产品的商业，因贴水而压低收购价格．使农民蒙受经济损失。1918年浙江省府明令禁上，中国银行也设法运现以平抑．虽收一时之效，但未能根本解决。及实行法币改革后．法币广为流通。才从根本上解决了升水的现象。
宁绍的转帐制度，不但是浙江钱业的特色，也是中国钱庄业中的一个典型制度。宁波的“过帐簿”是往来存折的变形。其记载有类记名票据的作用。各庄根据客户收付所编的对收单，有类提出交换场帐。绍兴的“轧公单”可能如上海的每一支出都先打出公单，然后到汇划总会轧公单。故宁波的过帐制度，实际上起了转帐清算的作用；绍兴的轧公单似与上海相同，这是间接的票据清算，两者都非票据交换．而是非票据交换的清算形式。
三、昙花一现的南帮票号
票号传统为山西人开设或经营，在全国通商大邑，广设分支机构，经营汇兑业务，在清时曾为颇著声誉的金融机构。首先突破山西帮票号垄断局面的则为浙江兴起的南帮票号。据陈其周氏的《山西票庄考略》中记载的有阜康与源丰润两家。卫聚贤氏《山西票号史》中则有阜康、胡通裕与源丰润三家。
阜康与胡通裕均为胡光墉(雪岩)所开设，1876午上海北市汇划钱庄中有阜康之名，一说在同治年间开设．但咸丰时已有阜康钱庄的活动。1866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时，曾派胡在上海力，理采运事宜。如订购军火、筹借军饷，代借内外债1250万余元。他仗左的权势，在上海设有阜康银号、阜康雪记钱庄，杭州设阜康银号．宁波设通裕银号、通泉钱庄，福州设裕成银号，汉口设乾裕银号，北京设阜康福记银号。各省公款与达官贵人私蓄，多存以上各庄号。胡兼营丝业，江浙蚕丝向为出口大宗，受外商把持，华商无力竞争，胡虽调动各庄号财力．但积丝太多，而1883年时，丝市不振，市价涨落控制在伦敦市场，交通运输亦为外人所掌握。胡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失利．囤丝不能脱手，资金周转为难。杭州泰来钱庄为胡氏事业基础，先于1882年11月5日倒闭。上海阜康因10万两的汇款，一时无从调补．亦于12月1日倒闭。讯息传布之后，各地有关庄号，都纷纷闭歇。
源丰润是浙省富商严义彬(严信厚之子)于光绪年间开设，分号设于各省城及商埠的计有17处(一说12处)。1910年7月中，上海发生橡皮股票风潮。沪市钱庄有正元、谦余、兆康等受此打击而倒闭，上海银根大紧，各埠风潮迭起。源丰润因放款不能收回，而存款非支付不可，一度以地契、盐单、股票交上海道代垫300万两，勉强支持三个月，仍无法补救，终于1910年lo月8日倒闭，传亏公私款项2000余万两。
四、浙江省银行业的兴起与发展
浙江省是中国著名的南四行中两个行的发祥地。最早的南四行之一的浙江兴业银行，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争筑铁路斗争的产物。它先附设于浙江铁路公司，营运铁路股款、发行银行兑换券，支持铁路工程的进展。1907年从铁路公司独立出来，由铁路公司认股半数，其余由浙、沪商人分别认购，开始经营全面的商业银行业务，也是中国最早经营外汇业务的银行。在其发展过程中，曾支持中国银行反北洋政府的停兑令。后又与蒋介石政府貌合神离．因此它的业务由1926年前的金融业首领降低到第六位。抗战胜利后，又遭到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的威胁，所以浙兴的上层人物直接间接地与共产党发生了联系。它是中国的一家典型的民族资本主义银行。
1909年继浙兴而设立的有硖石的大通商业银行，但不久即停业。同年，原浙江省官钱局改为浙江银行。这两家是浙江省第二批出现的银行。特别是浙扛银行，以后又演变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再分为二：一是浙江地方银行，是省地方银行中办得较好的一家；一为浙江实业银行，成为著名的南四行之一，以后又改称为浙扛第一银行。
南四行中另一行即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它在浙无分支行，而由附设的中国旅行社在莫干山设立暑期临时办事处．发展旅行服务兼办存汇业务。
北四行中除金城银行外。其他三行(中南、盐业、大陆)都于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在杭、绍设立分支行。小四行中除中国国货银行外，其他三行(四明、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则在浙江的大城市设有分支行。
至于国家银行的“中、中、交、农”在浙设行情况如下表：
1913年“中国”：杭州。
1914的“中国”：永嘉、绍兴、鄞县、嘉兴、吴兴、兰溪。
1915年“中国”：海门；“交通”：杭州。
1916年“中国”：余姚。
1922年“中国”；衢县、沈家门。
1923年“中国”：金华、建德。
1924年“中国”：桐庐。
1929年“中央”：杭州、绍兴。
1930年“中国”：华舍；“交通'：绍兴、鄞县。
1931年“中国”：平阳。
1932年“中国”：定海；“交通”：余姚。
1933年“中国”：硖石、安吉；“中央”：鄞县；“交通”：定海。
1934年“中央”：衢县；“交通”：永嘉、镇海。
1935年“交通”：金华、兰溪；“中国农民”：杭州、金华。
计约1914年至1924年，中国银行在浙江省占绝大势力，1929年起中、中、交三行都有发展。1935年起，中国农民银行始进入浙江．其力量远不及中、中、交三行。
至于浙江省本身资力所设的中小银行有两类，一为商办银行，一为地方农工银行。它们的资力，远不及南四、北四、小四行，更不及国家级的四行了。兹就总行设在浙江省的列表如下：
年 份 行 名 地 点 备 注
1907浙江兴业银行 杭州 1915年总行迁上海
√1909大通商业储蓄银行 硖石 1912年停业
浙江银行 杭州 1912年改组
1912 中华民国浙江银行 杭州 1915年改组
√1913镇海渔业银行 镇海 1915年停业
1915浙江地方实业银行 杭州 1 1923年改组
√1917华孚商业银行 杭州 1922年停业
1918杭县农工银行 杭州 1923年并入浙江地方银行．
浙江储丰银行 杭州
杭州道一银行 杭州 1922年停业
1921 绍兴县农工银行 绍兴 1935年停业
杭州惠迪银行 杭州 1935年停业
浙江商业储蓄银行 杭州 1935年停业
1922 浙江典业银行 杭州
嘉兴商业储蓄银行 嘉兴 1935年停业
湖州丝绸银行 湖州 1925年前停业
杭州商业银行 杭州
浙江工商银行 杭州 1925年前停业
1923瓯海实业银行 永嘉
绍兴丝绸银行 绍兴 1924年停业
浙江地方银行 杭州
1924嵊县农工银行 嵊县 1934年停业
1925海盐农工银行 海盐
1929 衢县地方农民银行 衙县
1930龙游地方实业银行 龙游 1935年停业
19311定海实业银行 定海(上海)11935年停业
海宁县农民银行 海宁
嵊县商业银行 嵊县 1934年停业
1932余姚县农民银行 余姚
嘉兴县地方农民银行 嘉兴 1934年停业
1933浙江建业商业储蓄银行 杭州
崇德县农民银行 崇德
嵊新地方储蓄银行 嵊县 抗战时停业
嘉善县地方农民银行 嘉兴
1934金武永地方农民银行 金华 1935年停业
1934绍兴县农民银行 绍兴 1941年停业
浙东商业银行’ 鄞县
平阳县农民银行 平阳
义(乌)东(阳)浦(江)地方 义乌
农民银行 义乌
平湖县农民银行 平湖
年 例 行 名 地 点 备 注
嵊县农工银行 嵊县
永瑞地方农民银行 永嘉
1935 温州商业银行 永嘉
两浙商业银行 杭州
绍兴商业银行 绍兴 1941年停业
从以上各类银行设立的情况看：1935年以前，主要集中在杭州，所以杭州是浙江省的金融中心，与上海、天津、北京、青岛、南京、重庆、汉口、广州八处，形成旧中国的九大都市金融中心。
浙江省银行业对浙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曾作出了一定贡献。就其重大事件而言。当为铁路的兴建。第一、1905年成立的浙江铁路公司即由附设的浙江兴业银行加以支持，成为当时各省自建铁路最快最好的一个省。其它各省自建铁路也都曾附设银行，迄未能如浙兴银行之有所成就。第二、浙兴银行承担筹建钱江大桥的银团工作。按钱江大桥是通向浙东、福建、江西以及全国铁路的枢纽工程，铁道部采纳浙省府的建议，决定建造，要求银行贷款。浙兴叶揆初和徐新六考虑到浙路公司建设沪杭甬铁路时，未及造桥，为完成这一计划，表示支持。乃邀请中国、浙实等行，组设银团，共投资200万元，浙兴独任其半，并专设办事处，指派专人，以督促工程的进行。钱江大桥是中国桥梁专家茅以升所设计，是中国第一座铁路公路双层的现代化大桥．桥的建成，是浙江人也是全中国人的骄傲，也是银行业的荣誉。1937年9月正式通车，对抗日战争曾起了作用，日寇陷杭时即被中国军队自行炸断。第三、为浙赣铁路借款。该路于1919年起，先建杭州至兰溪一段，续建金华到玉山一段，于 1933年完成，初以资金不足，由浙省府发行浙江省建设公债1000万元，因续建款筹集不易，乃由中国、浙兴、浙地、中国农民等行组织银团货款。杭州至五山段完成后，又续修从玉山到南昌再延伸到萍乡一段，于1934年到1937年完成，先后借款2000万元，由中国、浙兴、金城、新华、上海、邮汇局、江西裕民等行组织银行承借。铁路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大动脉，在过去由地方在中央计划的指导下．利用本省的财力．和借助银行的支持，完成这三大工程．实可为今日经济建设所借鉴。
浙扛省银行业在改进业务经营、稳定金融方面。亦有足述者。1932年，日军在上海进行挑衅，形成“一．二八”淞沪战争。当时上海金融发生恐慌，杭州也受到影响。为稳定金融起见，乃有银行业公库的组织，集资200万元，从事同业资金的协剂事宜。时局平定
后，公库也就无形结束。浙江银行业间的收解。一律采用现金，不若钱庄业可以汇划。因此银行往来，为便利票据收付。不得不通过钱庄进行，深感不便。1934年间于银行公会下附设划帐室．以解决会员银行间的往来。由于银行间收付款项逐步扩大，划帐室的形式不能适应，乃仿上海办法。1934年正式成立银行业联合准备库，附设票据交换所。准备库的准备金分为“支付准备金”与“保证准备金”两种。前者为现款，按市论息；后者则用中央和浙省发行的公债．按市折实抵充。金额分二、四、六、八、十万元五种，由参加行自由认定，按现金与保证各半．一次缴足。有17行参加，共认准备金?4万元。委由中国、交通、浙兴三行保管。1936年钱业亦成立联合准备库。1937年曾拟组设银钱业联合准备库，因抗日战争爆发，遂无形停顿。抗战胜利后，浙省杭州、宁波等地均由中央银行集中办理票据交换，而温州因无中央银行，改由中国银行办理。
五、“浙江财阀”的问题
“浙江财阀”有不同的称谓：有称“江浙财阀”，有的不称财阀而称之为“财团”。《辞海》对江浙财阀的解释是：“旧中国江苏浙江封建买办金融势力的总称，以上海为中心，以中国、交通、中国通商、浙江兴业、浙江实业等银行为代表，在中国有极大的经济实力，同
帝国主义、国内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有密切联系。1927年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为国民党政权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后，逐步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新的垄断集团所控制。降为四大家族的附庸。”此条目中．把“江浙财阀”仅视作封建买办金融势力的总称．但把中国通商银行列为代表之一而忽视了上海钱业，又似乎有偏重金融业方面的倾向，这与所谓“江浙财阀”的实情不一定相符合。
在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以后。中国对外贸易由广州转移到上海，益以洋行与银行的设立，外国工业和国人自办工业的兴建，上海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全国务省都有人在上海从事工商业经营，但以江浙两省人士为多，占有一定的优势，故“江浙财阀”的人士，非只江浙人士；财阀的事业．也非只是金融业。因此，所谓“浙江财阀”或“江浙财阀”云云，其真正的意义，是掌握上海乃至中国经济命脉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上层人物，而以江浙人士为多。就1926、1928、1934年上海市商会会员代表的籍贯统计，就可充分证明这一点。
包括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山东、河北、山西、陕西、贵州、云南共十省人士。
在这四五百人中，浙苏皖三省人士，在国民党政府成立前即占83％左右，加上闽广，约占94％。到蒋介石政权建立后．苏浙帮比重增加，其他各帮减少．五个省籍共占近98％，居绝对多数。故从历史发展情况看，认为江苏，浙江人物，即代表“江浙财阀”，是不精
确的。
再从1934年上海市商会15个执行委员和7个监察委员而言，其代表的行业也相当分散：
十五个执行委员：
姓名 籍贯 代表行业 本身所在企业
俞佐庭 镇海 钱庄业 恒巽钱庄
徐寄庼 永嘉 银行业 浙江兴业银行
金润庠 镇海 造纸业 民丰、华丰造纸公司
陈蔗青 湘乡 银行业 盐业银行
柯干臣 上海 棉布业 同信号
潘旭升 上海 染织业 三新染织厂
马少荃 无锡 矿业 中兴矿厂
郑泽南 吴县 糖业 广源糖行
马骥良 平湖 木业 聚丰木号
陈翊周 广东 茶业 忠信昌茶栈
胡西园 浙江 电气制造业 亚浦耳电器厂
邓澄清 鄞县 南北货 同先祥南北货号
葛杰臣 慈溪 呢绒业 杰记呢号
陈小蝶 杭县 化妆品业 家庭工业社
叶荫三 上海 造纸业 上海造纸厂
七个监察委员：
姓名 籍贯 代表行业 本身所在企业
杜月笙 上海 冰鲜鱼行业 源茂鱼行
方椒伯 镇海 冰鲜鱼行业 惠丰鱼行
裴云卿 上虞 钱庄业 同润钱庄
骆清华 诸暨 绸缎业 华成永
沈田华 吴兴 针织业 德利织造厂
程祝荪 松江 典当业 丰昌典
程毓杰 青浦 华洋杂货业 仁大昌号
以上计浙江十二人．江苏八人。湖南、广东各——人．共22人，分布于1日种行业。因此所谓“江浙财阀”是封建买办金融势力的总称，实不确切。
“浙江财阀”虽非封建买办金融势力的总称。但金融业代表人物。在各业同业公会中居主要地位。则是事实。
上海主要银行中的重要职员877人中．浙江籍的408人，占总数的46．5％；扛苏籍的275人，占总数的31．5％；广东籍的44人，占5％；四川籍的29人，占3．3％；安徽、福建各为22人，各占2．5％；其他各省77人，占8．8％。在这877人中约有37人为金融巨头，均一身兼任几家银行的董事以上的职位。其中浙江籍的17人，江苏籍的14人，山西、广东、福建籍的各2人。
浙江籍的金融巨头17人如下(引号内为银行名)：
李 铭 “中国”、“浙实”董事长；“中国”、“中国垦业”、“上海”、
“交通”四行董事；“中央”监事。
吴鼎昌 “盐业”董事长；“中国”董事。
宋汉章 “中国”常务董事；“新华”、“中和”、“至中”三行董事。
周宗良 “中国”、“浙实”董事；“中央”理事。
胡孟嘉 “交通”、“中国实业”常务董事；“中国企业”董事；“国
华”监察。
徐寄顾 “浙兴”常务董事、董事长；“中国”、“浙实”、“中国垦业”
董事；“中央”监事。
徐新六 “浙兴”常务董事；“交通”、“中国企业”董事。
秦润卿 “中央”监事；“交通”董事；“中国垦业”董事长；“上海
市”理事。
陈健庵 “中央”常务理事；“交通”、“国货”常务董事。
张啸林 “交通”监察；“国华”常务董事；“中国通商”董事。
叶琢堂 “中央”常务理事；“中国”、“四明”常务董事。
钱永铭 “中央”理事；“中国”、“交通”、“浙实”、“中国农32'常务
董事；“国华”董事。
卢学溥 “中国”监察；“浙实”常务董事；“永亨”董事。
王伯元 “通和”、“国泰”董事长；“中国垦业”常务董事；“上海绸
业”常务董事。
王承祖 “交通”、“永亨”董事。、
俞佐庭 “大中”、“大来”、“统原”、“四明”、“国泰”、“两浙商业”、
“浙江建业”董事；“惠中”董事长；“至中”、“上海绸业”
常务董事。
刘鸿生 “中国企业”董事长；“上海煤业”董事：“中国国货”监察。
江苏籍的金融巨头14人如下：
贝淞荪 “中国”董事；“中央”监事；“浙实”监察。
周作民 “金城”常务董事、董事长；“中国”、“交通”、“中国农
工'、“北洋保商”董事。
徐静仁 “中南”、“上海”董事。
林康侯 “中央”监事；“上海”监察。
王宝* “中央”理事；“中国”、“至中”常务理事。
朱德传 “江苏”、“永亨”、“中华劝工”董事；“上海煤业”监察；
“嘉定商业”董事长。
胡笔江 “交通”董事长；“中南”常务董事；“中国”、“国华”、“正
明”、“大生”董事；“金城”监察。
唐寿民 “中央”常务理事；“国华”副董事长；“交通”、“国货”、
“国华”常务董事；“江苏”、：新华”、“太平”、“亚洲”董
事。
席德懋 “交通”常务董事；“中国”董事。
陈光甫 “中国”、“上海”、“中国国货”常务董事；“中央”理事；
“交通”、“江苏”、“浙实”、“上海女子”、“通和”董事。
张公权 “中央”常务理事；“中国农工”常务董事；“上海女子”副
董长；“中国”、“交通”，“新华”、“中国企业”董事。
卞寿孙 “中国”、“新华”、“中孚”董事；“天津大生”监察。
荣宗敬 “中央”理事；“中国”、“上海”、“中和”董事。
杜月笙 “中汇”、“中国通商”董事长；“国信”常务董事；“中国”、
“民孚”、“浙江商业”、“亚东”、“大来”、“亚洲”、“浦东”、
“浙东商业”董事。
山西、广东籍金融巨头共5人如下：
孔洋熙 “国货”董事长；“中央”常务理事；“中国”、“上海”董事。
宋子文 “中国”董事长；“中央”常务理事。
宋子良 “中央”理事；“交通”常务董事。
黄奕柱 “中南”董事长；“中兴”董事。
薛敏老 “中兴”董事；“中国”、“上海”监察。
这37人中。有的是工商业而插足金融业的，如荣宗敬、徐静仁、刘鸿生等；有的是金融业而进入工商企业的，如“南三”、“北四”的上层人物都在一些企业中担任董事；有的依靠社会势力和政治势力而染指于金融业，如杜月笙、张啸林、叶琢堂。他们所在的银行．以上海为据点．在全国重要经济城市和各省大中城市都设有分支机构，掌握了大量资金。据统计：上海28家重要银行1921年约有5．2亿元存款，1931年已增加到18．6亿元，1935年更增加到33亿元。再就中国、交通、中国通商、四明、中国实业、浙江兴业、四行准备库（中南银行)、中国农工、中国垦业九家银行发行的银行兑换券而言，1932年约为3．8亿元，1935年约为6．6亿元。这些银行利用其资金．投资工商业，并通过贷款与民族工商业进行了广泛的联系．特别对纺织业、面粉业的贷款，在贷款总额中居多份额。以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为例，对两业的贷款，前者约占70%以上，后者约占80％以上。
纺织业 面粉业 两业合计
中行 上行 中行 上行 中行 上行
1831年 47．9％ 42．6％ 22．1％ 40．5％ 70．O％ 383.1%
1932年 61．9％ 57．6％ 1l，9％ 24．1％ 73．8％ 81．7％
1933年 56．4％ 65．4％ 12．5％ 16．8％ 68．9％ S2．2％
1934年 62．9％ 65．9％ 14．1％ 13．8％ 竹，0％ 79．7％
当时上海和其他各地的纺织和面粉行业，离开了银行资金的支持，就不能进行生产。荣氏企业便是典型的事例。又如刘鸿生所有的企业，在1935年发生经济危机时．求救于宋子文而被拒绝后．是浙江兴业银行出资500万元而把刘氏企业维持下来的。
“江浙财阀”并无一个组织或什么形态，不过是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共同生长。互相支持的一种金融资本集团。严格讲，它是第—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形成的。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即开始发生变化：首先，国民政府对中交两行进行增资，并另立中央银行．因为蒋介石深知金融业对其政权稳定的重要性，故不能不开始建立起他自己的金融体系；其次．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后．1935年达到高峰，工商萧条．钱庄业式微．银行业变化也多：中交两行进一步增资改组，为南京财政部所吞并；大量中小银行纷纷倒闭：中
交两行开办储蓄存款，商业银行存款锐减，故受打击尤大，以致陈光甫也慨叹；“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现在虾米也吃不到了。”法币政策实施后，取消了商业银行的发行权，它们的资金大大削弱。所以。作为“江浙财阀”支柱的金融业．已由于被分化、被控制、被侵夺而趋于解体，以“南三”、“北四”为代表的银行业已陷于窘境。抗日战争后。法币膨胀．工商业掌握的物资不断升值，而银钱业的放款则不断贬值．工商业卖了少量的商品，就还清了大量的银行借款。这时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已不能混合生长。“江浙财阀”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而政府银行中、中、交、农利用法币膨胀，控制了工商企业，形成了官僚金融垄断资本，这时的中交两行。已非以商股为主，而为官僚资本为主了。也就是从“江浙财阀”所掌握的银行变成官僚资本银行了。“南三”、“北四”表面上不得不接受国民政府的金融管制．而暗中仍力图自保以进行抗衡。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财政部对金城、浙兴、中孚等行用种种借口，罗织罪名，施加压力，必欲去之而后快，这一事实即可反证以“南三”、“北四”为代表的银行并未成为官僚资本的“附庸”。
结 束 语
约300年历史的旧浙江金融，由于缺乏资料，无法作系统的叙述，只能勾划其概况，但从这些不完整的资料中，也有若干点可予人以启示：
(一)浙江钱庄业的兴起，与国内外贸易有密切的联系。近代浙江因有沿江沿海的港口，便利了物资交流，钱兑业也就因商业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能量的一种金融机构——钱庄业。在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条件下，钱庄业自康乾以来，以至北洋时期，始终执浙江省金融的牛耳。这告诉人们金融与贸易的关系决不能忽视．它们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
(二)浙江钱业历经金融风潮，均能维持下去，而1935年的全国性金融恐慌，则把钱业推向没落的边缘。这告诉人们：钱业本身经营的落后性和风险性。是其衰颓的内因。任何事业如不能随时革新。则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三)浙江银行业的兴起．远迟于钱庄业，虽存在的历史只有半个世纪．但发展甚快，且为浙江省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原因何在?因为它们在业务上运用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技术，在组织上采取了股份制，加强了内部组织管理，在同业关系上能组织起来，如银行公库、联合准备库、票据交换所等，充分发挥了银行的机能，能应付危机。所以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取代了钱庄业原有的地位。
(四)浙江银行业的体制，比较多样化，能适应浙江省内经济发展的不同需要。国家银行中的中国、交通两行分布于浙省的大中城市，大商业银行也如此。省银行在全省各县遍设分支机构，当然具有相当力量。县市的农工银行。则基本上是为各县市经济服务的。故多样化的银行体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必要的。
(五)浙江省金融业的长期发展，又邻近上海。以致造就了众多的经济金融人士．一旦风云际会，其中有些人脱颖而出，成为“江浙财阀”的代表人物。这也证明：产业的发展和金融的发展，会混合生长。“江浙财阀”的出现，就是混合生长的必然结果。这是中国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它在1935年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由于分化、削弱而无形消失。因此对“江浙财阀”过多地附加上政治色彩．是不能说明它的实质的。
本人对浙江金融，是通过对本辑资料的学习。方始有所了解。爰就学习所得，撰写本文。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还希各方指正。
作者盛慕杰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员。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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