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联盟骚猪直播间:探访麻省理工学院-新知维客专题- 科技中国——欢迎光临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博物馆 -全球第一互...-九乡新闻网

　　只要你的电脑连接上网，你可以很快找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各种课程——生物、物理学、电磁学、遗传、历史、文学，在这些基础学科之外，还有一些更吸引人的题目——“哥德尔，埃舍尔，巴赫：一次心灵太空漫游”，或者“艺术、科学和技术中的情感和想象”，你可以找到课堂讲座的视频，也能找到学习笔记，甚至可以参与讨论、完成作业。

　　2001年4月，麻省理工宣布，将把2000余门课程陆续摆上互联网，这项开放课程计划OpenCourseWare引起了强烈反响，在一些大学希望以远程教育牟利的时候，麻省理工学院宣称，所有课程免费是对社会的回馈。《连线》杂志称之为“开放源代码式的高等教育”，他们随后的统计显示，哲学、电子工程及计算机、数学、物理是最受欢迎的课程。2010年9月，麻省理工的开放课程已经有多种语言版本和多种镜像，但有心人做出统计，51%的访问者只贡献了一个PAGEVIEW，也就是说只看了一页，29%的访问者看到了5页以上，只有6%的访问者浏览内容超过25页。70%的访问者只来一次，那些只看一页的访问量忽略不计，开放课程网页上的学习者平均只逗留了11分钟。分析者称，绝大多数访问者把开放课程当作维基百科来使用，到这里只为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才不会跟着电脑完成基础物理的学习。当年，开放课程被认为是“教育民主化”的尝试，甚至是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理念，世界上最好的理工科大学将他们的课程免费提供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年轻人，但此后的评估显示，开放课程资源的访问者最主要的来源是教师，而非自学者。麻省理工学院的优势学科——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数学、管理、物理、经济和机械工程，是最受欢迎的项目。

　　麻省理工学院的第15任校长查尔斯·维斯特是开放课程最重要的推动者，他认为，把2000门课程提供上网，让世界上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任意使用，这将促进知识的构思、成形和组织过程。“计算机产业从封闭性软件系统中吸取了惨痛的教训，这种以独占知识为基础的系统并不适合它们自己创造的世界。开放式软件和开放式系统构成的有机世界才是真正的未来趋势。”他断言，开放课程的资源并不是一种教学模式，而是院校之间的资源共享，是一种学术发表方式，其精神如LINUX自由软件一样。他说，“我们将生活在不断发展的电子学习社区中，各种了不起的新技术将帮助我们学习。我们一生的学习方式都将受到数字媒体、互联网以及尚在开发中的设备和系统的深刻影响。对此，我深信不疑”。

　　“但是，我更加深信不疑的是，住宿制大学仍然是我们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我们提供最集中、先进和有效的教育，天资聪慧、富于创新的年轻人同住同学，又有乐于奉献的教师朝夕相伴，由此产生的魔力是机器无法取代的。”维斯特校长还说。

　　理查德·费曼，这位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在普林斯顿、康奈尔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著名学府闯荡多年，在他那本著名的《别闹了，费曼先生》中，他这样谈论麻省理工学院——“我从不同的学校，学到的东西各有千秋。麻省理工学院是个很好的学校，有他独特的精神，学校里每个人都认为它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地方，相信他是全世界——至少是全美国——科技发展的中心，就好像纽约客看纽约市的情形一样。你会有一种和他共生的奇妙的参与感，很想继续参与下去——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得天独厚的一群，运气好才能待在那里。”

　　艾伦·古思17岁进入麻省，拿到硕士学位后，麻省理工学院给他的奖学金是每年4000美元，这在1970年可以过很富足的生活。古思从一个博士后转到另一个博士后，直到1980年在斯坦福研究所发表一篇论文，详细阐明“大一统理论”的含义，再回到麻省物理系任教。他说，他对真正的科学有所体验，是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回旋加速实验室里实习的时候。这里的回旋加速器与别处的不同在于，它可以安装在一个房间里，由一个人操作，“当你是一个刚刚开始学习的本科生的时候，你的感觉就是一个学生，不是科学家，那时我第一次有一种科学家的感觉。”他喜欢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像水龙头一样谈论物理，直到一位不懂物理的听众也要点头称是。

　　1957年，埃德温·兰德在MIT发表演讲，其题目是“科学时代的大学理念”，他的主旨是每个人生来就有无限的潜能，大学要有大力激发年轻人的创造力。兰德的建议被麻省理工学院归纳为“本科生研究机会计划”，年轻人有机会和教授一起从事科学研究，而不只是坐在课堂上记笔记。每年，全世界的聪明学生来到麻省理工，他们享受到的氛围是无法复制的——

　　“嗨，我从小的偶像就是霍金，我想成为一名生物学家，所以我到麻省来简直太正常了。但真到了这里，在大学一年级时和各种人接触，我才发现，每个人到这里的道路都不寻常，他们心里都一个了不起的想法，互相激发。”

　　“嗨，我是个受虐狂，我读的是物理和计算机科学的双学位，我已经修了如下30门课(省略)，我喜欢演戏，我演过《阴道独白》和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我是女子冰球队的成员，我还参加过乐队演出，一个了不起的物理学家在乐队里拉大提琴。”

　　“嗨，我是苹果的销售代表，在我们学校里很多人都用苹果，我课余时间的一个任务就是琢磨用苹果电脑还能干什么，我玩《吉他英雄》，这个游戏是我们的校友做出来，我想的是怎么把MIDI键盘和游戏连接上，我不是要卖电脑，而是和朋友讨论电脑有什么新鲜的玩法，苹果公司会为此给我付钱吗？”

　　“嗨，你可能听说过麻省的课业繁重，我们一周上48小时课，但一周有168个小时，课余时间有数以百计的活动小组可以参加。我们喜欢体育和艺术，如果你能管理好你的时间，你就能保证充足的睡眠，但有时候睡觉是很没意思的，要是夜里两点，宿舍里忽然有一帮人谈论起政治或基因，你也许乐于参与。”

　　麻省理工学院的确把课程免费提供给了全世界，但同时他们也把全世界都带到校园里。这所学院一向以变化教学方法、应对现实问题著称，在数字时代，来到这里的孩子们早已习惯通过互联网学习，他们在校园又会体验到什么样的魔力？杰苏尔·阿拉莫教授创办了一种可用于微电子设备的网络实验室，学生可以24小时在任何地方使用。建筑与规划学院的学生，可以将他们的设计提交给世界上最著名的设计师进行评判，一个班级可以有多名专家进行在线的团队教学。电磁学的课程将完全在工作室，没有讲座，学生们要动手做实验，这个项目叫“技术促进主动学习”。维斯特承认，现在的环境是以多种不同形式呈现、接受和传递信息，学习者借助各种技术和自己的五种感官在学习，许多新的教学方法只是皮毛，但麻省必须参与到这个试验当中，怎样在一个信息时代学习和创新，是一所伟大学校应该探讨的课题。

　　“当MIT人骄傲地说，‘这就是MIT’(This is MIT!)的时候，他们在说些什么？”

　　从波士顿去麻省理工学院，最快的方式是坐红线地铁。从坎道(Kendall)站下车，不用出站，一墙图文并茂、不时跳出“诺贝尔奖”字样的大事年表就告诉你，你已经来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理工学院的地盘上。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或许是常常为匆匆过客所忽略的两条铁轨之间的3组看似破铜烂铁的装置艺术。深受无聊等车者欢迎的是一张悬在半空的大铁片儿，用力摇动墙上的把手，它便会抖起来并发出“轰隆隆”雷鸣般仿如列车将至的声音，颇能以假乱真。这块铁片儿有个在科学界如雷贯耳的名字——“伽利略”。它和由16根金属管组成的可以发出B小调全部音符的“毕达哥拉斯”及一响便是5分钟的“开普勒”钟一道，并称为“坎道乐队”。设计者是野兽派画家亨利·马蒂斯的孙子保罗·马蒂斯(Paul Matisse)——一个哈佛毕业生，却深得MIT之三昧。

　　不过，对于观光客来说，前往MIT的最佳路线，却是另外一条：从波士顿最繁华的后湾区沿麻省大街一路向北，越过横跨查尔斯河的哈佛桥，再往前走一点，就到了那个全世界理工科学生都心向往之的地址——麻省大街77号。这个地址是如此出名，以至于它的邮政编码——02139——据说是美国高中生除了生日之外最常使用的密码组合之一。

　　选择这条1公里多一点的步行路线，固然是因为可以在哈佛桥上看到MIT众多轶事传说中最著名的“364.4斯穆特外加一耳朵”和“到地狱还有一半路程”的标记，更重要的是，这几乎是麻省理工学院看起来最庄严美丽的一个角度。走在哈佛桥上，“大穹顶”(Great Dome)，这座由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威廉·伯斯沃茨(William Bosworth)以哥伦比亚大学洛氏图书馆为原型建造的仿罗马万神殿式建筑，以它最经典的一面逐渐拉近。而从通常被当成MIT正门的麻省大道上的7号楼入口进入，充满传奇色彩的“无尽长廊”便现在眼前。在每年11月中旬和1月下旬的几天里，可以从这条全长825英尺的长廊一端看到另一端的落日余晖，“MIThenge”这个词便是专门造来形容这一奇特景象的。它的词根来自Stonehenge，英国索尔兹伯里的巨石阵。经常有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万里迢迢地跑去那里用身体摆出MIT几个字母的形状，拍成照片张贴到网上。不过，这种恶搞和每年开学考试时例必出现、不断花样翻新的匿名恶作剧(hacks)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对于一个MIT的新来者，7号楼一进门处的访客中心绝对是必去之地。如果不从这里拿一份有数字编号的校园地图，问路都无从问起。和其他大学一样，MIT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楼的命名，其实主要用的也是捐资者、校长或著名校友的名字。比如西校区的研究生宿舍“唐氏楼”(Tang Hall)，便以捐资建造这栋大楼的MIT校友唐炳源命名，而东校区的“王氏运动中心”(Wang Fitness Center)，则由前PC时代电脑行业霸主之一的王安公司捐赠。但是，在MIT的校园话语体系里，这些大楼向来只以数字相称——唐氏楼是W84，王氏运动中心是57，吃饭娱乐办理琐事的斯特拉顿学生中心就是W32，没人会特地因此感念一下第11任校长尤里斯·斯特拉顿，而一提起去E23，对方马上会对你的健康大加关怀：“怎么样，不要紧吧？”因为那栋楼正是校医院所在。

　　由无尽长廊所贯穿的、始建成于1916年的1号楼到10号楼，是麻省理工学院现存最古老的建筑。1865年2月20日，麻省理工学院开天辟地的第一堂课，上课地点是波士顿市中心的商会大楼。那时候，MIT创始人威廉·巴顿·罗杰斯(William Barton Rogers)费尽千辛万苦从各方募集资金建造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一栋教学楼还是一片大工地，直到一年后方始建成。这栋坐落于波士顿后湾区博伊斯顿街上、后来被命名为“罗杰斯楼”的红砖大楼陪伴MIT走过了开创之始筚路蓝缕的半个世纪。但在20世纪初MIT迅速扩张、为求发展于1916年北迁至查尔斯河对岸的坎布里奇之后，它却被迅速弃诸身后。1939年，就在坎布里奇校区的新“罗杰斯楼”——7号楼——落成一年后，老“罗杰斯楼”被拆掉，土地作价卖给新英格兰生命保险公司加盖办公大楼。如今，只能从照片上摹想它当年的风貌。

　　如果从建筑风格的角度考察，伯斯沃茨为MIT坎布里奇新校区所设计的1～10号楼群，很好地延续了老罗杰斯楼的新古典主义风格。而这也是当时新英格兰地区主流的建筑风格：庄严，宏大，简洁，质朴，讲求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对称之美。站在以MIT第10任校长詹姆斯·基里安(James Killian)的名字命名的基里安方庭(Killian Court)正中，面向须仰视才见的10号楼的廊柱和大穹顶，处在一圈中楣上刻着亚里士多德、牛顿、富兰克林、巴斯德、拉瓦锡、法拉第、阿基米德、达·芬奇、达尔文和哥白尼等科学巨人名字的配楼的包围中，那种对科学传统的高山仰止之感会让你立时明白，为什么这里会成为MIT的标志性场景，频繁出现在明信片、到此一游的照片和电影电视中。

　　事实上，以MIT为背景的两部著名电影《骄阳似我》和《决胜21点》，因为无法取得在校园内拍摄的许可，绝大多数镜头都是在其他地方完成的，但他们都没忘了插入几个以无尽长廊和大穹顶为背景的远镜头。这顿时为电影增加了可信度。与之相对应，为了节约费用而在纽约布朗尼克斯社区大学和曼哈顿学院取景的《美丽心灵》，虽然剧组人员费尽心机几乎营造了与MIT内部一样的走廊和办公室，但就因为“连一个大穹顶的转换镜头都欠奉”而被人大加嘲笑——“我可没从里面看出一丁点儿MIT的影子。”物理学系教授伊萨多·辛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毫不留情地这样说。

　　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曾经总结过美国文化的一个有趣的特点：因为缺乏历史与传统的遗憾，而不惜补偿性地动用一切资源，营造一种古典和传统之美，狂热程度甚至超过那些古老文化的源起之地。在美国的公共建筑——尤其是政府办公楼和大学校园——上，这一特点体现得格外淋漓尽致。美国的8所常春藤盟校，校园建筑或罗马式，或哥特式，或维多利亚式，外观一个比一个宏伟壮丽，历史最悠久的哈佛反而是其中最寒酸简陋的一个。而在《美国大学之魂》(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一书中，美国教育史专家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指出，即使是历史较短的新兴大学，如东岸的芝加哥大学和西岸的斯坦福大学，也用大笔金钱打造出一种古老、神圣的近似欧洲大学的象牙塔氛围，以吸引捐赠人慷慨解囊。与这些学校相比，MIT这所诞生了美国第一个建筑系的大学，校园总体上却显得风格极其混杂，草率而又凌乱。以至于有这样的俏皮话流传：耶鲁=石头，哈佛=砖头，MIT=水泥板，耶鲁长于高，哈佛长于红，MIT长于丑。

　　北迁坎布里奇之后，MIT在“一战”和“二战”之间、60年代、80年代前期和90年代末至今又经历过几次大的扩建。如果按照上面提到的第二条路线，在7号楼不进正门而是继续前行的话，你就能看到这些扩建工程的实例：左手边启用于1947年的洛克威尔篮球场(Rockwell Cage)代号W33，当年曾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培训的大批军人的室内操练场，如今是校园里仅存不多的几处“二战”期间仓促动工上马的临时建筑的遗迹。紧挨它的旁边，是建成于1968年的被戏称为“水泥蛋糕”的斯特拉顿学生中心。十字路口对面，有个突出白色大圆罐的楼群是已经有50年历史的MIT核反应实验室，右边一片乱糟糟有如废弃工厂的所在，则是超导发生器的实验基地。走过这片以水泥混凝土和简陋红砖为主基调、几乎毫无美感可言的工业建筑，向右转，便是以玻璃幕墙和钢结构为特色的80至90年代建筑，沿着瓦萨街两侧，编号从30多一直排到40多。而在这些平庸而讲求实际的楼群中，却突然跳出了完工于2004年、强烈挑战人们对建筑的思维定势的施塔特中心(Stata Center)。

　　如果说，从空中俯瞰，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是一个被纪念大道、瓦萨街和梅恩街定义了三边的扁长三角形的话，那么其间各种时期、各种风格、彼此甚少联系、以空间上的并置来取代时间上的延续的建筑物，便将这个三角形变成一幅巨大的拼贴画。使一种传统得以庄严维系下去的纽带是它的连续性，然而，在这幅三角形的拼贴画中，肇始于麻省理工学院开创时的古典主义风格却在其后最辉煌的几十年中完全被弃之不顾，反而令它带上了某种反讽的味道。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作为校园里最庄重肃穆的所在，无尽长廊和大穹顶虽然被外人顶礼膜拜之，但对于MIT的学生来说，却是最常被“hacker”们恶搞的所在。近几年来，MIT逐渐减少了大型公选课的数目，而改为小规模的研讨式授课方式。以可以容纳几百人的大型阶梯教室为主的1～10号楼逐渐不再像以前那样拥挤。穿梭在无尽长廊上的学生虽多，但目的地多是位于校园北部和东北部的新教学楼。流连于这两处的，不是外来的游客，便是专门来看hacking热闹的好事者。

　　虽然在MIT之外的地方，hacker指的都是侵入电脑网络的黑客或骇客，但在MIT，对应的名词却是带有贬低意味的cracker。hacking专指那些“富有挑战性和娱乐性的、聪明的、无伤大雅的、道德的恶作剧”。麻省理工学院hacker们的经典恶作剧包括：1999年，电影《星战前传》放映前，把大穹顶改造成了星战中机器人R2-D2的样子；2006年的“9·11”事件5周年纪念日，一辆红色消防车突然出现在高高的大穹顶之上；以及一个月前，刚刚在无尽长廊的进口处现身的电视剧《神秘博士》(Dr.Who)中的道具灵异电话亭。

　　然而，所有这些自上而下的对MIT“传统”和“经典”的颠覆，无论是属于高层决策的迅速夷平一座自己已经不需要的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大楼，或拥抱众多与现有建筑完全不搭界但能满足当下需求的新的建筑尝试，还是虽处于学生层面但被校方默认甚至鼓励的在地标式建筑上的集体恶作剧，都及不上那栋由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设计的施塔特中心所带来的震撼。对这栋在MIT校园中占据独特地位的建筑的考察——在所有MIT的建筑中，施塔特中心是唯一一个大多数MIT人习惯以其名字“施塔特”而非传统的楼号“32”相称的教学楼——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

　　“当MIT人骄傲地说，‘这就是MIT’(This is MIT!)的时候，他们在说些什么？”

　　选择从建筑的角度审视MIT，源自今年6月刚刚去世的MIT建筑与规划设计院前任院长、“智能城市”的倡导者威廉·米歇尔(William Mitchell)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我们的建筑物不只是提供我们栖身的地方，它也向天下昭示我们是谁，我们期待成为什么。它同时也应该激发我们去实现人们的愿望。它应该更明确地表现创新的精神、社会的期待以及冒险的思考，而这些正是MIT的特色。”

　　对于不那么熟悉MIT历史的外来者来说，施塔特中心是一个现在式。人们看到的，是它与MIT所有现有建筑全不搭调、“像被锤子砸过”、“仿佛永远未完工”、“随时都会倒塌”的外观，是它曲里拐弯甚至需要“靠掌上GPS的帮助才能从洗手间安全返回办公室”——出自MIT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教授文森特·陈(Vincent Chan)之口——的迷宫般的内部设计，还有在它里面工作的那些MIT的在世传奇——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万维网的创始人蒂姆·伯纳斯·李、密码专家罗纳德·李维斯特以及自由软件运动的领军人物理查德·斯塔曼等。

　　然而，如果从MIT的历史看，为施塔特中心赋予特殊意义的，却是它的过去式：它是在20号楼的原址上建造起来的。

　　20号楼可不是寻常所在。“二战”期间为MIT赢得全球声誉的辐射实验室(Radiation Laboratory)，便设在这栋为满足美国政府军事需要紧急建造的简陋临时建筑中。从1940年10月到1945年底，在阿尔弗雷德·李·鲁米斯(Alfred Lee Loomis)的率领下，辐射实验室承担了美国“二战”期间使用的几乎全部微波雷达的研发和制造工作，并研发出了第一个全球无线电导航系统LORAN。正是因为在这一领域的突出技术优势，美国海军才得以成功肃清德国潜艇在美国海岸附近的活动，并于1944年成功实现扭转战局的诺曼底登陆。到1945年9月时，美国政府拨给MIT用于微波雷达研制的经费高达每个月近500万美元，相当于MIT“二战”前整个学校全年的经费。最高峰时，受雇于辐射实验室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达3897人，而这上千人的活动中心，便是20号楼。

　　20号楼并不好看。弗雷德·哈珀古德(Fred Hapgood)在他关于MIT的《无尽长廊》(Up the Infinite Corridor: MIT and the Technical Imagination)一书中写道：“这楼太丑了，简直叫人叹服。它比校园里所有其他的难看建筑物还要丑上10倍。”但是，对于在其中工作的科学家来说，这栋虽不好看但却相当合用的大楼却远远没那么糟糕。MIT电子研究实验室的副主任、后来负责林肯实验室的阿尔伯特·希尔(Albert Hill)就说过：“搬进20号楼后，我们实验室的可用空间一下子大了两倍。”主要原因是20号楼是临时建筑，因此可以随心所欲地根据实验需要调整内部空间。而在电子工程和生物工程教授杰罗姆·莱特文(Jerome Lettvin)的眼中，20号楼就像“麻省理工学院的子宫”，虽然看上去乱七八糟，但其中却神迹屡现。

　　如果从时间点上看，辐射实验室和20号楼的黄金时代，的确也是麻省理工学院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段发展时期。在辐射实验室之前，虽然MIT已经是一所全美一流的工程学校，但它还不是一所伟大的研究型大学。它的主要教育目标，依然遵循着罗杰斯时代定下的方针，也即更加强调“手”的训练，旨在为当时新英格兰地区蓬勃发展的纺织业、金属加工业和机械业提供更符合需求的工程技术人员。根据曾经在辐射实验室工作过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的回忆，直到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系和物理系等基础科学系仍几乎是完全为了迎合工程学学生的兴趣而设立的。“所有这些系都被看做‘服务系’，是工程师们开车进来，把他们的油箱加满初级数学、物理学和化学课程的加油站。”在“二战”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MIT工程学与基础科学的师资比一直保持在85%比15%左右。

　　“手脑并用”(Mind and Hand，拉丁文写作Mens et Manus)，这是MIT广为人所知的校训，也是一本书的名字。它的作者之一是麻省理工学院第11任校长尤里斯·斯特拉顿。在这本书中，斯特拉顿记载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斯杰莱德大学和皇家理工学院的前身、成立于1796年的安德森学院(Anderson's Instituion)，一直被认为是英语国家中第一所理工学院。这所大学的校训是Mente et Manu，与MIT的校训相差仿佛。鉴于美国大学向来有效法英国大学的传统，斯特拉顿开始时以为，MIT的创始人罗杰斯也是从安德森学院的校训中获得的灵感。然而，当他向斯杰莱德大学的图书馆管理人员求证此事时，却得到了恰巧相反的答复。历史档案显示，直到1912年，斯杰莱德大学的校董事会才通过了“Mente et Menu”这一校训。而提出此项动议的院长，其实是从一封麻省理工学院学者来信上的MIT校徽中得到的启示。

　　回到罗杰斯所处的19世纪中后期，在那个被美国教育学家莱曼·亚培(Lyman Abbott)形容为“英国模式的学院培养绅士，德国模式的大学产生学者”的古典精英教育传统仍深入人心的时代，敢于提出“大学教育应当是为一种积极向上的美国生活所做的技术准备”这一充满挑战性的理念，并且把一个手持铁锤的工人形象与经典的手捧书本埋头苦读的学者形象并列放在校徽上，这本身便是一种划时代的革命。而格外重视“手”的方面，也是当时情景下矫枉必须过正的由来所然。必须看到，在当时，虽然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些教授也模仿德国模式建立了一些以满足工业革命背景下现实需要为目标的培训项目和学院，但受制于传统“精英主义”和轻视动手操作能力的羁绊，这些学院始终未能取得可以与罗杰斯的MIT堪相媲美的成就。仅仅成立3年之后，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数目便已经是哈佛劳伦斯科学院的3倍，这种差距不断扩大，一直延续到1873年的经济恐慌时期。在那之后，虽然差距不再像之前那么明显，麻省理工学院在招生人数上依然一直大幅度领先。

　　但是，作为一所缺乏传统却勇于创新的私立大学，MIT在创立伊始的半个多世纪中，虽然受到社会和学生的欢迎，但却一直面临资金匮乏的困境，曾经数次险些为财大气粗的哈佛所吞并。1917年，当美国卷入“一战”后，一方面是受到当时美国知识分子群体中风行的“如果最高尚的道德便是为民主社会服务，那么对于教授和大学来说，最崇高的使命就是投身于服务这个国家的事业”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获得更多政府资助的需要，当时的两任校长斯特拉顿和卡尔·康普顿(Karl Compton)先后对MIT的教学方向做出调整，使其可以更好地适应美国工业生产和军工研究发展的趋势。

　　在“一战”期间，MIT便承担了大量美军飞行员、航空工程师和无线电工程师的培训任务，使得整个学校都俨如一所军营。“一战”结束时，5000多名MIT学生和校友在军队中供职，还有2300多人在政府部门担任文职官员。然而，伴随“一战”而涌入校园的大笔资金在战争结束后迅速枯竭。在大萧条的冲击下，飞机制造公司纷纷裁员，以往炙手可热的航空系毕业生也开始找不到工作。1932年底，由于捐赠收入大幅度下降，MIT不得不把月薪500美元以上的职工工资少发10%，保留待补。向学生征收的学费也增加了。

　　在这种痛苦的自我改变的过程中，MIT的决策层逐渐发现，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可以为技术的发展提供更大的推动力，甚至可以创造新的技术应用方向。由此，MIT开始调整工程学和科学的比例，直至达到“二战”后相对较为均衡的1∶1状态。正是从这时开始，MIT后来扬名天下的基础科学院系——经济学系、语言学系、计算机科学系、数学系——吸纳了一大批相对寂寂无名但却相当有天分的年轻人，不过十几二十年后，在这些人中，便涌现出了十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和数学大师。而当辐射实验室战后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宣布关闭时，它在政府和军方留下的深刻印象及深厚人脉——“二战”后，在美国军队中服务的MIT校友总数8776人，占当时在世校友的1/4，其中包括98位陆军将军和52位海军上将——使得来自MIT的声音在整个国家的科学决策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种种因素叠加而成的高潮，是1945年7月，出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的MIT前工学院院长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提交给杜鲁门总统的那份战后科学研究规划报告《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Science: Endless Frontier)。它的直接结果是战后十几年中，美国政府对美国高校的研究资助几乎增加了100倍，而在获得研发经费数额的名单上，MIT永远遥遥领先。

　　这些如潮水般涌入的研究资助强化了MIT在理科和工科研究上的霸主地位，也催生了这一时期像雨后蘑菇一般在MIT校园里钻出来的充分体现“多快好省”精神的新的教学楼和宿舍楼。然而，与资金一同到来的，也有政府和军方的阴影。根据萨缪尔森的回忆，那时候，配备武器身着便衣的保安人员在校园里随处可见，守卫着几个“机密”区域，阻止那些没有安全许可证和身份证明的人溜入。MIT的2000多名本科生全都要加入后备军官训练营，学习军事课程。在图书馆里，甚至划分出专门的区域，只有拥有安全许可证的研究者才可以进入。

　　1961年，麻省理工学院百年校庆。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本应踌躇满志的MIT校长斯特拉顿却显得深怀忧虑。他说：“我们出生时的那个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于我们的孩子将会在怎样的一个世界长大成人，我们也几乎一点儿头绪都没有。在我看来，这种变化的步调甚至比变化本身更象征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毫无疑问，他已经感受到了在校园里氤氲的反对政府对学术与研究自由干涉的压力，而这种暗地里逐渐扩大的裂痕，对于此时还绝对依赖“冷战经费”的MIT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更重要的是，当此之时，麻省理工学院的模式已经在全世界被仿制，就连以色列，也成立了以其为范本的以色列理工学院，对寓居美国和欧洲的犹太科学家大抛橄榄枝。更不用说，在西岸的加州理工学院，俨然与MIT形成分庭抗礼之势。最典型的例子便是MIT最引以为豪的航空航天领域，虽然MIT仍在载人航空上占有优势，但在火箭推进领域，加州理工学院班底的JPL却后发制人，在经费、人才和研究项目上与MIT展开激烈竞争。而在新兴的电子产业，加州的硅谷虽然此时远不如被欢呼为“麻省奇迹”的128公路那样先声夺人，但却也步步紧追，毫不逊色。

　　与此同时，战后经济的发展，再度像罗杰斯创立MIT之时，呼唤一场新的大学社会职能的转变。大学科研体系扩张带来的科学活动的加速发展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增加资金来支持现有的研究团队，另一方面，将实验室的发现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产品而不仅仅是武器和军备，也需要研究者和他所在的研究机构，除了扮演学者的角色，还要当好熟悉市场规则、认清市场方向的“学术企业家”。

　　很难评价在第一次大学革命中拔得头筹并创立了研究型大学这一大学类别的MIT在这第二次革命中的成败得失。但毫无疑问，几十年过去后，1998年，当时的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查尔斯·韦斯特(Charles Vest)和他背后的校董事会在赶超者的压力下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需要变革的力量。在例行的校长报告中，韦斯特说，他要强化MIT本科教育的力度，探索能够满足新的研究和教育方向的组织形式，让MIT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以及与企业界达成更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

　　韦斯特做了什么？一次接受MIT校报记者采访时，韦斯特说，只要几十年后还有人记得他是那个一手推动MIT开放式课程网页的老头儿就行了。通过将500门MIT相关核心课程的教材免费放到互联网上，韦斯特创造了网络时代大学教育的一个新典范——“在互联网的时代，教育的真正价值，不再是随时面临修正的知识本身，而是教学相长的互动过程。”然而，我们的视野也不应漏掉韦斯特任期内也为麻省理工学院校园增添的几栋极具争议也极具象征意义的建筑，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便是几乎处处颠覆20号大楼传统的施塔特中心，另一个则是位于西校区的本科生宿舍——绰号“海绵”的西蒙斯楼(Simmons Hall)。

　　编号W79的西蒙斯楼建成于2002年，总造价7850万美元，有MIT最昂贵的学生宿舍之称。这栋拿了2003年美国建筑师研究院荣誉奖的宿舍楼最大的特点是窗户多，平均每个房间有9个小窗，每个窗子上有一个单独的小窗帘。据说每天花在开关窗帘上的时间就要5分钟以上。更有趣的是，据说当西蒙斯楼的设计师史蒂芬·霍尔(Steven Holl)在一次晚会上被人问起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无脑的设计时，他回答说：“那有什么关系呢？反正MIT的学生不睡觉。”

　　某个MIT学生社团的新生介绍小册子上登过一篇文章——“让你在MIT看起来不像旅游者的N种方法”。列出的几条，包括知道IHTFP这个缩写词的含义是“我恨这该死的地方”(I Hate This Fucking Place)；“I am major in 2”的意思不是“我很二”而是带点炫耀色彩的“俺是机械工程系的”；至少会唱两句“工程师的祝酒歌”——“我们是，我们是，我们是，我们是工程师；我们能，我们能，我们能，我们能喝光40杯啤酒”；千万不要穿带MIT字样的套头衫在学校招摇过市，有海狸图案的T恤或帽子却但用无妨；以及，MIT 失眠课程101——“工作、睡觉、朋友，你只能选两样”(Work，friends，sleep-pick two)。

　　世界名校中，以天才学生著称的大学不知凡几，但令MIT与众不同的是，“在这里你能看到全世界最勤奋的天才”。要想拿到那枚著名的有海狸图案的毕业戒指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而“理工地狱”(Tech is Hell)的说法，也绝非浪得虚名。“海绵”的绰号固然是因为西蒙斯楼多孔的外形而来，但其实也道中了MIT学生只能不断自我压榨的真相。

　　在巨大的学业压力下，许多MIT学生都有偷偷酗酒的解压习惯。而西蒙斯楼的兴建与MIT最近的宿舍改革，其实便源自一起因酗酒而导致的悲剧。1997年9月29日，18岁的MIT大一新生司各特·克鲁格(Scott Krueger)因为酒精中毒而死亡。悲剧发生前，他刚刚加入MIT的Phi Gamma Delta兄弟会，为了向“老大哥们”表示一下，克鲁格开怀畅饮，不想却以悲剧告终。由于事故发生时克鲁格住在位于波士顿Phi Gamma Delta兄弟会的集体宿舍中，MIT需承担连带责任，最后，MIT向克鲁格的父母赔偿了600万美元，其中125万美元用于设立克鲁格奖学金。所以有人说，西蒙斯楼的造价，还应该再加上475万美元。

　　克鲁格事件后，MIT决定，不再允许本科生到校外住宿，而为了解决住房不足的问题，才有了西蒙斯楼的兴建和其他一些宿舍的修缮。耐人寻味的是，这件事后被媒体广为抨击的大学兄弟会问题，却并无声响。闯祸的Phi Gamma Delta虽然自此被取缔，但其他兄弟会却一如既往。比如著名的“青楼”(Green Hall)，这栋由格林夫妇捐资兴建的宿舍楼，因为住的都是女生而被戏谑的中国学生冠以此名，便被改成了 Kappa Alpha Theta姐妹会的专属宿舍楼。

　　对兄弟会姐妹会格外开恩的做法，固然可以理解成对传统的尊重，但作为隐喻的“团队”、“等级”、“忠诚”等元素，却也是麻省理工学院在不断弃旧扬新的表象之下，深藏不变的核心价值。它就像MIT东区校园的众多新旧建筑，尽管外表看上去差别巨大，但在这些楼中，均有通道彼此连接。而这样设计的目的，便是促进各学科各部门的交流，使得沟通不至于因为外界的雨雪阴晴和物理间隔所妨碍。

　　这种团队合作精神最明显的一个表现或许便是大学中的恶作剧。在英国的剑桥大学，夜间攀爬标志性建筑并留下自己的印记，也有悠久的历史，但这更多地体现为个体的单打独斗。而在MIT的众多hacking事例中，皆非有团队协调密切配合所莫办。事实上，一个MIT人心照不宣的秘密便是，许多经典的hacking事例，便出自特定的几个兄弟会手下。有些著名的MIT轶事，比如哈佛桥上的“斯穆特”单位，真相不过是1958年的时候，Lambda Chi Alpha兄弟会的人捉弄刚入会的个头最小的奥列佛·斯穆特(Oliver Smoot)，拿他当人肉尺子丈量哈佛桥。细细想来，这个故事其实并不像它初听时那么轻松好笑，根据斯穆特的回忆，快到桥的终点时，不停站起趴下的他已经累得不行，是被其他“老大哥们”在地上拖着量完最后一段的。

　　这种工业社会对待人如机器一般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是MIT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它随时创新，随时根据社会的需求变化，随时做好准备给出最合理的解决方案。早在1961年，麻省理工学院百年校庆之时，每5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中，便有一个是他所在的企业的总裁或副总裁。仅在马萨诸塞州，便有75家公司由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所创立。而最新的数据显示，MIT的毕业生开办的公司在全球雇佣了110万优秀人才，每年创造2320亿美元的价值。

　　但这种功利、要求每个人都成为“长袖善舞的企业家”的传统，也令MIT成为一个“此地不留爷”的不那么令人喜欢的地方。它可以在犹太人在美国最受排挤的时候录取大量犹太学生，也可以让二十出头的纳什当一个“娃娃讲师”，三十出头的钱学森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但它却留不住像费曼这样个性鲜明的人。然而，这到底是MIT的错，还是一所为现代社会的需要而存在的大学所依托的环境的错呢？

　　“今天，我们再次面临多方面的挑战，这次挑战是缓慢而具有侵蚀性的力量，全球环境的恶化而非珍珠港被炸；科学及工业竞争力的下降而非卫星上天。”

　　1957年9月，一个美国家庭在波兰边境开始他们的旅程，此处向东600英里，就是莫斯科。在20年的封闭之后，苏联向旅游者开放了边境，路旁的标语写着“为了全世界的和平”。詹姆斯·罗斯顿几乎是第一个得到入境许可的，他带着妻子和儿子，开着一辆全新的福特进入苏联境内，他将把旅途中的见闻写给《纽约时报》。

　　美国的读者在10月1日读到了罗斯顿的第一篇报道：在白俄罗斯境内的大片农田上，很少能看见现代化的机械；在明斯克，食物粗糙，啤酒像兑了水，葡萄酒像醋一样；斯摩棱斯克的道路泥泞，沿途的旅馆都太简陋。西方读者想知道，这个生产了米格-15、试验了氢弹的超级大国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希望读到苏联的缺陷，然后告慰自己西方是安全的。而苏联人对罗斯顿驾驶的“Ford Fairlane”更感兴趣，这是以福特家族一座农场命名的双开门敞篷跑车，强大的引擎和夸张的造型，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潮流代表，售价2945美元，当时美国人的平均年收入是5500美元。这辆车从美国的福特工厂航运到欧洲，按照罗斯顿的要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装，他们进入苏联境内后，“Ford Fairlane”总能引来围观，人们询问这款汽车的速度、价钱和动力。当罗斯顿进入克里姆林宫采访时，他的儿子理查德再次向旅馆外的围观者展示硬顶车篷如何收放，这一回出了点儿小麻烦，车篷卡住了。

　　就在罗斯顿一家驾车巡游莫斯科之际，苏联的航天专家谢尔盖·科罗廖夫来到首都。他汇报的是新式火箭R7和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的进展。9月29日，科罗廖夫登上飞机返回哈萨克斯坦境内的秘密发射基地，卫星发射时间确定为10月4日。

　　1957年10月4日晚上，莫斯科时间10点23分，发射基地的监控室发现R7火箭的燃料有故障，但科罗廖夫决定忽略这个问题。10点28分，倒计时至零，火箭点火，以每小时1.8万英里的速度冲向夜空，火箭上搭载着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它飞向西伯利亚，3000英里之外，堪察加半岛上的观测站报告，卫星进入轨道。一小时后，SPUTNIK回到苏联上空。科罗廖夫此时才开始庆祝，他说，“通往星星的道路现在打开了”。苏联的《真理报》和塔斯社都发布了简短的消息，没有提及任何一位科学家的名字，也没有分析卫星上天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意义。罗斯顿的儿子理查德此时已经返回伦敦上学，他这样记录：“苏联卫星上天的消息传来，班里的同学都非常震惊，他们认为这是美国的一大失败，我们这些在海外的美国学生本来以为，美国能应对任何挑战，现在忽然发现，我们不是这样。”

　　美国议员林登·约翰逊(后来在肯尼迪遇刺之后担任美国总统)在乡间慢跑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想到一颗苏联卫星正从自己的脑袋上飞过，他由此感到不安和忧虑：“在美国辽阔的西部，我们总和天空很靠近，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现在，天空好像变成另外一个天空。想到另外一个国家在科技上领先于美国，我被深深地震惊了。”

　　艾森豪威尔总统却好像对天上飞的那个铁球不是很感兴趣，在SPUTNIK上天后的一个月内，他一共打了15场高尔夫球，以至于媒体批评他“太关心那个小球了”。艾森豪威尔有自己的秘密情报来源，那就是U2飞机。从50年代开始，美国空军就在寻求一种飞行高度在7万英尺以上的亚音速高空侦察机。1954年7月26日，艾森豪威尔就授权詹姆斯·凯廉(James Rhyne Killian)成立和领导一个智囊团，研究美国的科技将如何应对苏联，詹姆斯·凯廉时任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智囊团分为三组，其中一组负责调查美国的情报能力，参与高空侦察机的研发。在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后，艾森豪威尔希望侦察机能带来有关发射基地的更精确的情报。在对公众发言时，他这样说：“现在，很自然，你们会说，苏联人在全世界面前获得了巨大的心理优势，在政治层面上，我觉得这么说不错。但在科学的角度上，这不是真的，除了一点：他们的确有推进器可以把什么东西放到太空。”

　　但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后，1957年11月，他做出了一项重要任命，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詹姆斯·凯廉又成为他的“首席科学顾问”。他真实地意识到，要应对国家之间的挑战，美国的科技必须做出调整和反应。

　　当时，詹姆斯·凯廉曾在电视访谈中表明了他的看法：公众对SPUTNIK的恐慌是过虑的，它只是“冷战”的“蒸汽”，这颗卫星让人们忽略的事实是，美国在科技方面远远领先于苏联。自30年以来，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科学家有30人，而苏联只有1人。他认为，另一种夸大之辞是苏联每年培养出7万个工程师，而美国只培养出3万个，但苏联毕业生的标准要远低于美国，你可以称呼任何一个人为工程师，而按照美国标准，他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工程师。

　　1958年，有两件事情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太空竞赛。其一是美国的《国防教育法案》通过，以资助自然科学、数学教育为宗旨，意在培养冯·布劳恩那样的火箭专家。其二是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正式成立，詹姆斯·凯廉从凯斯理工学院请来了托马斯·格伦南出任NASA第一任局长，各类航天技术研究机构经过整合，火箭、卫星、登月等项目逐渐展开。

　　1865年，当麻省理工学院第一批的15名学生聚集在波士顿上课的时候，他们要学的是化学、开矿，应对的是工业革命。这所学校的校训是“手脑并用，改造世界”，从那时起，麻省理工学院孕育了大批的工程师、科学家，但这所学校发展成为全世界举足轻重的高科技殿堂及研发基地，与“二战”和“冷战”，以及美国政府在自然科学及工程科学上大量投资密不可分。这里研发的B-2幽灵隐形战略轰炸机为他们赢得了“战争学府”的称号。

　　詹姆斯·凯廉执掌麻省理工学院达25年，他毕业于麻省理工，曾经担任《MIT技术评论》的编辑，1949年出任麻省理工学院的第10任院长。1951年林肯实验室成立，其前身是研制出雷达的辐射实验室。林肯实验室是美国政府投资的研究中心，其使命是把高科技应用到国家安全问题上。它是美国大学第一个大规模、跨学科、多功能的技术研究开发实验室，1957年该实验室建成可编程数字计算机控制的雷达系统，实现了对空间目标的实时跟踪，美国防空体系和弹道导弹战略防御系统都发源于此。在詹姆斯·凯廉担任院长期间，麻省理工学院的科研经费飞快增长，这所研究型大学和政府、军事项目之间的关系尤为密切，凯廉在这所大学的功绩包括：扩展人文学科，加强历史和艺术的教育，建立斯隆商学院，招收更多的国际学生。但他作为一个科学领导者服务于公众的业绩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判断哪些科学研究应该得到更好的组织和更多的资助，科技将怎样塑造一个国家。

　　1991年5月，查尔斯·维斯特在就任麻省理工学院第15任院长的典礼上发表讲话：MIT在塑造文明国家与世界的关键时刻一直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我们对诸如“二战”爆发或苏联人造卫星发射这类突发性的挑战做出了勇敢而富有创新性的反应。今天，我们再次面临多方面的挑战，这次挑战是缓慢而具有侵蚀性的力量，全球环境的恶化而非珍珠港被炸；科学及工业竞争力的下降而非卫星上天。

　　查尔斯·维斯特在他14年的校长经历中不断谈论大学在政府、工业及创新体系中的角色，谈论“有效支出”——在工程和科学方面，一所大学必须要更直接地与工业和人类的普遍探索相关，强调大学要对社会做出贡献，这是MIT的本质所在。他也没有忘记其中关键一点，科学家和工程师受自身职业吸引并热衷工作，主要源自人类认识自然的深层需求，来自好奇心和大问题。他归纳麻省理工学院对未来世界的几个研究重点：地球与气候、信息技术的应用、记忆语言和思维、能源、癌症治疗、物质与宇宙。

　　在外人看来，麻省理工学院也的确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即便这里不是全世界科技发展的中心，也肯定是世界上最好的理工科大学。

　　“以前我们想到技术，总是在谈人工智能，怎么让机器变得更聪明，让他们像人一样思考，具有深刻的感受力。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未来我们应该做的是，怎么利用技术让人变得更聪明，更强大，更独立。”

　　关于媒体实验室的故事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是：他们发明了一个会跑的闹钟，闹钟一响就满地跑，横冲直撞，你必须斗智斗勇，才能抓住它，把它关掉。后来这个发明被改造成了一个流行商品，叫Clocky。有人看不过，批评说，一群科学家聚在一起，就为了发明这么个玩意儿？但是，媒体实验室的科学家们不以为忤，反而洋洋自得，认为发明也要有娱乐精神，我们不怕犯傻。即使在MIT，媒体实验室也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地方。

　　MIT的低调平实，反映在校园风景上，简直像一个大工厂，所有的楼都是用数字代码。我眼前的这个建筑也一样，编码E15，事实上，对科学家来说，它未免太精致了一点。从外面看，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玻璃盒子。楼里的一切东西几乎都是白色的。当阳光穿过半透明的玻璃墙，大厅里空荡荡的，你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一个巨大的雪花球。这是媒体实验室的新楼，8个月前才刚刚落成，耗资1亿美元，是日本建筑师槙文彦的作品。

　　这里有一种奇异的透明度。你在楼里的任何一个位置，都能轻易看到每个角落的人在做什么。“视觉上的透明，代表了一种智力上的透明。”弗兰克·莫斯，媒体实验室的主任这样告诉我。弗兰克·莫斯一头白发，精力过人，他的热情有一种强烈的传染力。这大概是他作为一位企业家，却能领导媒体实验室的原因之一。他也曾经是MIT的学生，拿到航空航天工程的博士学位，毕业后却转向IT行业。在加盟媒体实验室之前，他经营好几家IT企业和生物科技公司。

　　因为刚刚搬进新楼不久，很多人的案头还摆满了杂乱的书本、器械和实验材料。上上下下走一圈，很快就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机器的气场。机械腿散落在沙发上，可以折叠的摩托车蹲在角落里，机器人从架子上冷眼看着你。这并不奇怪，媒体实验室在成立之初，就是为了研究人与机器的关系。但是逛久了，你也会发现许多轻盈可爱、充满人情味的发明。

　　在一个叫Tangible Media的小组，我看到几个设计得非常雅致的玻璃瓶，揭开瓶盖，就有音乐冒出来。如果外面天气晴朗，玻璃瓶会发出鸟鸣的声音，如果下雨，瓶子则发出雨的声音。原来玻璃瓶也可以作为一种信息的容器，而且处理得如此诗意。这个小组的导师是个日本人，叫石井裕。“音乐瓶”就是他为自己的母亲设计的。此人似乎很低调，媒体上基本看不到对他的报道。约翰·昂德科夫勒是从这个小组走出去的名人，《少数派报告》中汤姆·克鲁斯戴着手套用手势捕捉屏幕的镜头，就是他设计的。这人在MIT得到从本科到博士的全部学位，还是个文艺青年，喜欢在树下读歌德。他在媒体实验室待了十几年，后来开了自己的公司，试图把电影里那种手势界面系统推广到真实世界。

　　媒体实验室一直对人与世界之间的界面感兴趣。他们还有一个专门研究界面的小组“流动界面”，由美丽的比利时女教授派蒂·梅斯(Pattie Maes)领导。她不喜欢一切手持设备，包括iphone，认为都是不自然的界面。她的目标是消灭这些设备，把它们的功能释放到日常生活的材质里。与其让我们“移民”到数字世界，为什么不让数字技术融入到我们的真实世界里来？“流动界面”有一个叫“第六感”的设备，去年在网络上迅速蹿红，几乎成了媒体实验室的活招牌。在国内时就有不少朋友给我发过视频，可惜“天才”印度学生普拉纳夫没有在实验室，无缘得见。“第六感”由超便携投影仪、摄像头、手机和可穿戴式指套构成，可以挂在脖子上，当一个人带着这套设备靠近任何物体时，信息就会被投影到物体表面上，人就可以与真实物体进行交互了。你可以用手势拍照片，躺在沙发上编辑天花板上的图片，甚至在手掌心里拨打电话号码。其实，“第六感”的每一种技术都已经很成熟，只不过他们用一种很巧妙的方法把它实现出来而已。

　　这里更让人觉得神奇的是一堆电子积木，叫Siftables，每一块积木都有屏幕和无线装置，彼此之间能互相感应。你可以把它们挪来挪去，产生许多不可思议的效果。比如，如果两块积木上分别显示两个不同的人像，把他们放在一起，积木里的人像会对彼此产生兴趣。如果被包围的话，他们一样会察觉，会显得有点慌张。就像哈利·波特里那些会说话的人像。它还可以用来做数学题，玩拼字游戏，编辑照片，玩DJ，一个有着无限可能性的小玩具。

　　“终身幼儿园”小组是一个有趣的地方，布置得像个幼儿园，到处都是玩具，颜色鲜艳，窗户上趴着一只乐高玩具做成的大蜘蛛。这个小组的负责人米歇尔·雷斯尼克教授有一个信仰，认为孩子们应该通过建造东西来学习，培养创造力。人们不仅应该在儿童期间玩更多像乐高积木这样的玩具，而且这种爱好应该陪伴他们一生。他利用乐高玩具的原理，为小朋友开发了一个开源的编程语言平台叫Scratch，孩子们可以用这套软件来创造自己的故事、游戏和视频。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就是一种发现的过程。而且，作为数字一代，他们愿意互相分享。Scratch已经制造了100多万个故事。

　　在三层的休息区有一个乒乓球台，两个学生正在玩乒乓球。如果打开旁边的一个投影仪，这张乒乓球桌就变成了一个屏幕，上面有小鱼在游动，乒乓球击打桌面的方向和力度会改变小鱼的游向，于是一场乒乓球赛可以变成一场游戏。这是一个中国女孩萧潇的作品。她在北京出生，15年前来美国，汉语已经不大利落了。她在MIT学计算机科学，辅修建筑学。她从本科开始就在媒体实验室实习，现在正在这里攻读硕士学位。她是一名钢琴手，所以她发明的界面与音乐有点关系。媒体实验室的中国留学生很少，萧潇在MIT接受本科教育，所以很容易就融入这里的文化。但对于那些在国内接受本科教育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却往往要经历一段痛苦的文化适应。

　　“刚来媒体实验室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学生。我的数学编程能力很强，任何人给我一个题目，我都能很好地帮他解决。”沈大嵬，媒体实验室的一位中国研究员告诉我，他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正在这里攻读博士学位。“我每天缠住导师，问我该干点什么。导师说，那你就干点什么好了。”他说他花了4年的时间，才渐渐适应这里的思维习惯，“你不应该等着导师给你活干，而是自己去找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一个别人没有想到的问题，一个别人没有找到的角度，然后想办法解决它”。

　　从15年前起，“媒体”这个词早已不再适用于这个实验室。他们的研究范围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概念的“媒体”：智能车、人工腿、改造大脑、拓展记忆、情感机器人……这些五花八门的研究，如果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拓展人类”。

　　“以前我们想到技术，总是在谈人工智能，怎么让机器变得更聪明，让他们像人一样思考，具有深刻的感受力。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未来我们应该做的是，怎么利用技术让人变得更聪明，更强大，更独立。”莫斯教授说。

　　但是，在这里，有一些东西始终没有变。25年前，媒体实验室刚成立的时候，作为创始人，当时MIT的校长杰罗姆·韦斯纳(Jerome Weisner)和尼葛洛庞帝教授就认为，科学最让人兴奋的地方在于交叉领域。所以，除了科学家之外，他们当时还邀请了许多艺术家一起加盟实验室。从此，“多学科”被作为一种传统在媒体实验室保留了下来。

　　今天的媒体实验室，一共有25个教授，带领着25个小组，每个小组6个研究员，都是MIT的研究生和博士生。这些教授和学生很多都是“博学者”，你随便在这里遇到一个人，他很可能精通5个领域的研究。到最后你会发现，这里根本没有学科的概念。在参观完媒体实验室，弗兰克·莫斯接受了我的采访，谈论他对科技的见解——

　　“无论世界上哪一所大学，MIT、哈佛、普林斯顿、耶鲁，或者亚洲的大学，在过去的数百年，甚至更远的年代里，一直都是划分不同的学科。比如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社会科学、生物学、物理学、数学……总体来说，每个领域的研究者都会固守自己的领域，只有偶尔，才会与别人相连。但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挑战将无法再单独的领域里面解决，而是必须由计算机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艺术家、生物学家，彼此互相关联，在一种开放互动的环境中共同解决。这样的问题有很多，比如健康。很多让我们照顾自己健康的方法，必须结合生物学、计算机、思维与行为科学、化学的理解才有可能实现。”

　　“媒体实验室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我们的研究是没有方向的(undirected)。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研究型实验室、学院派实验室、工业界实验室或者政府研究所，你所得到的项目资金必须要求你的研究方向一致，比如治疗某种癌症，保证某种计算机网络的隐私安全，这些都是有方向的问题，但我们没有。”

　　之所以能在科研上有这种自由度，是因为这个实验室独特的筹款模式。他们每年3000多万美元的资助来自60多家知名的大企业，包括Google、微软、Hasbrow、时代华纳、LG、三星等。这些企业掏钱，但并不干涉实验室的研究。作为回报，企业可以派人观察实验室怎么创造，怎么创新，如果他们从某种发明中看到商机，必须向媒体实验室申请授权。

　　有时候，他们经常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故事是，上世纪80年代末，在为马友友设计“超级大提琴”时，托德·曼库弗教授发现了一种技术，能测量身体在环境中的位置和姿势，后来一家日本公司看到这个发明，把它应用在汽车的儿童座位上，用来测量孩子坐的姿势对不对，是不是在动，以保护儿童在车内的安全。现在，几乎全世界每辆车里都使用了这样的技术。

　　“这个时代，技术更新太快，世界变化太快，每个公司、政府、组织，都意识到创新对于未来成功的重要性。你必须创新，才能跟得上时代的脚步。我们为他们提供的，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东西。这是一个由激情驱动的地方。”弗兰克·莫斯说。

　　“在这里，你的激情和兴趣决定你的研究方向。休·赫尔教授的激情是消灭残疾，他自己17岁的时候失去了双腿；威廉·米切尔教授(已经去世)的激情是让城市和建筑变得更加智能化；雷斯尼克教授的激情是让每个人的一生都保持孩子在幼儿园时代的好奇心，通过创造和建造事物的方式来学习，从而创造一个有创造力的社会；托德·曼库弗教授的激情是让每个人都能创作音乐，从音乐中获得意义。至于我自己的激情，是让每个人能在余生保持独立生活的能力。当你变老，你需要帮助，但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这些老人获得独立生活，但技术可以做到。我的母亲老了，她的背不好，所以总是坐着。每次我扶着她走路时就想，为什么我母亲不能继续走路？我想，总有一种技术，能让她重新走路。她也许不能再跑步，做她三四十岁时候做的事情，但至少可以舒服地走路。人老了，身体的各个器官都变得虚弱，手脚、心脏，有太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了。我希望能看到我母亲重新开始走路、逛街、做饭，这是我的激情。”莫斯教授在媒体实验室主持一个叫“新媒体医学”的小组，算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解答方式。他的目标是改变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弊端，使病人能够平等参与到治疗中，对自己的健康和信息有更多的控制权。“一直以来，MIT解决的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人的问题，但是，仅仅为既有的问题找到答案是不够的。媒体实验室更看重的是提问，提出一些你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时代的挑战在于，要提出新的，不同以往的问题。时代进步了，我们更健康，经济更发展了，但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在提出新问题上是失败的。你看今天的世界，技术给了我们许多信息，你能Google任何问题，但你不觉得自己对这些信息有控制感。尽管有这么多的信息，它并不能减少你对自己的健康、财务的忧虑。所以，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大问题是，我们怎么利用这些飞速发展的技术，传播技术，信息技术，帮助人们控制自己的健康、财富和幸福？”

　　“我相信会有这么一天，我的腿会和正常的人腿有完全相同的功能。然后我的腿会有更多的升级和拓展，到时候，它会比你的腿更好。我走路所耗费的能量会比你小，我的速度会更快，我可以用更短的时间跑马拉松。10年内，我想做这个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

　　尽管非常微妙，但你还是能觉察出休·赫尔教授走路的姿势有点奇怪。

　　在媒体实验室，这位教授是一个传奇人物。他7岁开始攀岩，17岁那年，在一次登山事故中，他双腿被截肢。之前，他已经被认为是美国最好的登山运动员之一；之后，医生给了他一副假肢，然后告诉他，你永远不能再爬山了。

　　3个月后，他扔掉了那个假肢，然后自己造了一副假肢，可以根据山的地形自由伸缩，很快，他就攀上了比事故前更高水平的岩壁。他的登山同伴们一开始对他充满同情，但很快，他们开始喊不公平，因为他的“超级腿”给了他不公平的优势。

　　那场事故后，这个以登山为人生全部梦想的少年迷上了物理学，因为这是设计假肢的知识基础。本来对读书毫无兴趣的他上了大学，在MIT获得电子工程学位，在哈佛获得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之后重返MIT继续博士后研究。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因为他的手患了重复性压力障碍，他在眼镜框上装了一支铅笔，用脑袋打字。

　　27年来，为了给自己一双更好的腿，他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假肢：登山专用的，走路专用的，跑步专用的……既然现在他的一部分身体是人工的，那么他可以尽情地发挥想象力。

　　“当我还在跟自己的新身体打交道时，我把自己的腿看成是一个巨大的鞋。一个人的鞋柜里可以有很多鞋子，一个人也可以设计很多不同功能的假肢。”

　　按照文明社会的规则，如果一个人坐着轮椅，你不应该盯着轮椅看；如果一个人的走路姿势怪异，你不应该盯着他的腿看。赫尔教授大概觉得这种文化潜意识很可笑。为什么你们看不到他的假肢有多酷，多么强大呢？

　　这个叫PowerFoot One的智能腿曾经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最佳发明。它用电动机、弹簧、传感器和一个精密控制系统，模拟脚和踝关节每一动作环节的能量传送机理，可以适应不同的地面坡度和步伐，还可以区分使用者是在上楼还是下楼，并且提高了行走速度和稳定性。它甚至可以让人自如地架起二郎腿。

　　赫尔教授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安静、内向，但他展示自己双腿的方式里带着一种显而易见的骄傲。现在，他正坐在媒体实验室的一张椅子上，交叉着双腿，似笑非笑的看着我，眼神带着对一个所谓肢体健全者的善意的嘲弄。

　　“什么是美？美在你眼中与在我眼中是不同的。”他指着桌上摆着的一个机械腿，淡淡地说，“我认为它很美，你可能认为它很丑陋，世界上很多人会认为它很丑。”

　　“因为它是机器，不是人，却试图模仿人的身体，我可以想象有人会觉得不舒服。”

　　“有人不愿意触摸一个人工腿，或者不愿意跟一个有人工腿的人在一起，他们认为它们很丑。大部分人是这样的，很多很多人……”

　　在他的实验室里，这些人大概会昏厥过去。这里到处都是机器，电焊、电锯，桌子、椅子、沙发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各种各样的机械腿、脚踝、膝盖、人工骨骼。

　　这里代表了一门新兴科学的最前沿。生物机械工程，融合了生物学、机械学、电子学等多个学科，目的是发明能植入或者接入身体的机器，让机器帮助原本残缺的身体或大脑执行正常的生理功能。

　　赫尔教授相信，在今天的时代，机器和人体的混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不是一件坏事。

　　“世界上有一半的人都深受身体残疾之苦，截肢、瘫痪、肌肉萎缩……即使你不遭遇这种悲剧，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步履蹒跚，身体失去平衡。这么多的人类苦难，通过技术，是可以弥补的。”

　　他对技术的迷恋，就在于它治愈的能力。虽然他的技术现在还很昂贵，一副智能腿要三五万美元，不是谁都能消费得起。

　　在媒体实验室，他的工作重心已经渐渐从假肢的设计拓展到如何使正常的身体更强，更快，更有效。

　　他们发明的外骨骼，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能模拟自然步态的辅助系统，可以完全自然的行走。与军事用途的外骨骼系统不同，它更小，更轻，需要很少的能量。他希望这种技术能使普通人行得更远，跑得更久，或者提起更重的东西。

　　“现在已经有可以让人跳得更高的外骨骼，但那种技术并不难实现。让一个人以最小的能量从A走到B，这才是更难的。”

　　在他的设想中，这种外骨骼系统在未来50年内会演变成一种“移动平台”。就像人的第二层皮肤，人们可以穿上它，以最小的能量进行最快的运动。到时候人们会跑着上班，而不是开车上班。到了办公室以后，他们可以把这套平台脱下来，挂在衣架上。

　　“我想它会很有意思，比车更有意思。”赫尔教授略带神秘地笑着。不过，我实在想象不出那会是什么样的东西。人人都是钢铁侠吗？

　　或许这就是赫尔教授的目标——有一天，机器不仅能完全代替人体的功能，甚至超越人体的设计。

　　就目前的系统来看，假肢已经在速度、步态、平衡等方面部分甚至完全模拟真实的人腿。但是，机械与神经系统的连接仍然是一个艰难的问题。人工腿感觉不到冷热，当它走过一片草地，无法感觉到草的柔软。不过，包括媒体实验室在内的很多地方都已经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不，进化从不停止。”他说，“我相信会有这么一天，我的腿会和正常的人腿有完全相同的功能。然后我的腿会有更多的升级和拓展，到时候，它会比你的腿更好。我走路所耗费的能量会比你小，我的速度会更快，我可以用更短的时间跑马拉松。10年内，我想做这个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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