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韩国人看中国歼20量产:枪声该不该响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03:57:13
沉寂5年后,青海都兰猎场陷国际狩猎开禁争议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09月09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杨晓红 覃敏
都兰猎场里的藏羚羊。 绿野方舟 供图
据都兰猎场统计,20多年已接待1000多名外国狩猎者。 网络图片
山坡上的羊群。草原上明显增多的野生动物会与牲畜争抢草场。
动物保护组织在都兰猎场展开调查。绿野方舟 供图
一个以极少数野生动物个体的牺牲,换取巨额动保资金的交易为何被叫停?
一个国外普遍采用的野生动物管理办法,在国内为何引起长达一月甚至数年的争议?
向外国人开放狩猎权,这个命题今天早已超出了纯粹的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范畴,而日益成为一个综合性社会抉择过程。人兽冲突,猎杀并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目前,在仍拥有大量珍贵野生动物的中国西北部,野生动物的保护与管理亟须新的中国模式破题。
南都记者 杨晓红 实习生 覃敏
张建德
巍峨绵延的布尔罕布达山,如一只高耸坚挺的臂膀,从西北插向东南方向,直抵柴达木盆地南缘。由于气候相对湿润,诸多内流河横切山体,布尔罕布达山半拥的北侧山谷绿草葱郁,流水潺潺,成为西北地区众多野生动物栖息的高原乐土。
“这里有大鹿(马鹿)、黑熊、石羊(岩羊)、藏原羚、猞猁、野马(藏野驴)、豹子(雪豹)等50多种野生动物,好多叫不上名字,最常见的也有30多种,其中石羊(数)量较大”,让秀拉赛十堂村藏族牧人子马骄傲的是,占地3万多平方公里都兰猎场所在的这一带昆仑山谷,一度因石羊众多,曾被当地人称为石羊天堂。
9月2日,在行政审批所承诺的第20个工作日到来之前,国家林业局宣布:由提起狩猎野生动物审批的北京两家旅行中介代理机构撤回行政审批申请。这一决定,使得枪声最终未能在都兰猎场响起,由7名外国人所提起申请狩猎的9只岩羊、7只藏原羚也因此躲过一劫。
外国人狩猎“闯关”
“这究竟是一个国际公认的保护策略,还是一个为了私利而欲重启的策略,需要社会进行公开评估”
“几个外国人提出来中国打猎,我们就向国家主管部门提出申批,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儿。”8月中旬,接受美国4名狩猎爱好者申请的北京正安国际旅行社负责人王巍,对媒体如此轻描淡写地解释。
按王巍的说法,他所在的旅行社不仅代理外国人来中国打猎,也代理中国人到国外打猎,以及外国人到外国打猎等。这一次,向他所在旅行社提出到中国来狩猎的是4名美国人,希望猎取6只岩羊、4只藏原羚。同时北京另外一家旅行社——中国妇女旅行社也收到3名外国人申请,希望到中国猎捕3只岩羊、3只藏原羚。所猎捕野生动物,均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网名“酷Hunter”的王巍,原本学动物保护专业,科班出身,后转为代理国内国际狩猎业务,自称“是一个学野生动物(保护)的商人”。
事实上,此时的王巍并不轻松。8月5日,在国家林业局针对是否向外国人开放狩猎权所召开专家评审会得以通过的结果出现后,北京动保组织、环保NGO、以及众多社会人士纷纷表示反对或质疑。
人们担心:从2006年起国家宣布暂停关闭的狩猎场大门,将向外国人重新开启吗?
北京动保人士都清楚,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就已经悄悄向外国人打开了狩猎场大门。1984年,黑龙江桃山猎场建成开放,这是最早向外国人开放野生动物狩猎的猎场。其后,1985-1992年间,青海都兰等国内狩猎场开始试点运行。
“有时来3-4批,有时来4-5批客人”,作为较早试点开放的青海省林业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最初开放狩猎场时,都兰猎场一年分春、秋两季开猎,每年被猎杀的野生动物总数不超过10只。“以最小的资源代价,换取了大量野(生动物)保(护)资金”,这位负责人认为初期狩猎活动进行还算顺利,外国猎人也比较满意,“一是对西北的自然风光满意,二来对当地的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现状也比较满意”。
1988年,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出台。“国家赋予了林业部门保护野生动物的责任,却一直没有给予充足的资金保证”,青海省一林业部门人员称,正是在资金紧张情形下,1992年,国家林业部正式同意成立狩猎场,但要求各地狩猎场必须合法、适量地猎取、利用野生动物。即根据所猎取野生动物保护级别的不同,分别向不同国家机关进行报批申请。如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必须经国家林业部门批准同意；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则必须由省级林业部门批准同意。
“2001年之前,外国人进入中国狩猎,都是由国家林业局下属的中国森林国际旅行社(简称中森旅)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简称中野保协)进行代理,2001年后,又先后增加了北京正安国际旅行社、中国妇女国际旅行社等”,青海一熟知狩猎场运作的动保人员称,目前全国能代理外国人狩猎的旅行社不超过5家,而2001前60%的外国人狩猎代理业务,都由中森旅和中野保协代理。2005年前后,国内狩猎场数量从最早一批的黑龙江桃山、青海都兰猎场,也增加了甘肃阿克塞、新疆布尔津、古人沟等大小25家国内狩猎场。
2006年,经国家林业局允许,四川成都公开举行青海、河南、湖南等省的外国人狩猎权拍卖。这使得先前一直处于半公开状态的外国人狩猎事件,暴露于社会大众面前,从而引起强烈反对。“当时迫于社会民意,国家林业局宣布暂停国际狩猎,而这一次重新审批论证,也无非是向外国人开放狩猎权的一个试探性动作。”青海省林业厅一工作人员坦称。
“狩猎不是战斗,是劳动,是产出,是收获,是在一定条件下让所有人收获成果”,“现代狩猎仅仅是一种国际常规野生动物管理办法”,8月下旬,正安国际旅行社负责人王巍在北京做一次演讲,强调他的国际狩猎观点。演讲会上,不少动保人士纷纷与之激烈辩论。“向外国人开放狩猎权,这究竟是一个国际公认的保护策略,还是一个为了私利而欲重启的策略,需要社会进行公开评估。”一动保人士大声抗议。
清华大学蒋劲松老师也公开反对,认为在中国硬要引进或创造这一猎杀野生动物的市场,也将导致这么多年取得的、来之不易的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大大地倒退。“在没有可靠的审计部门参与之前,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开放狩猎权所获得的钱,被腐败掉了。”蒋称。
应否开放狩猎权,显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人兽冲突
近10年西北野生动物与人口同步快速增长冲突不断,但当初划分草场时却没有为野生动物留下空间
秋风才刚吹过几遍,布尔罕布达山脚宽广的冬季牧场内,牧草就嗖嗖嗖黄了一大片。在大山深处游牧了一个漫长夏季的牧人们,开始盘算着要向更低海拔处的冬牧场转移了。
8月26日,在距都兰县城300多公里的黑海乡西大滩牧场,一只棕熊趁牧人进山放牧,摸进了牧人毡房找食物。一阵风吹过,牧民家的门嘭地一声合上了。棕熊受惊,在房子里用大木桶搭了个凳,揭开屋顶逃跑了。
近些年,在柴达木盆地周边几个县市,野生动物肇事屡有所闻,这只是其中之一。
“狗熊(棕熊)聪明得很,相当于十岁小孩的智力。”今年72岁的原唐古拉乡乡长郭多杰说。老人放了一辈子牧,直到2004年唐古拉乡集体移民,他才离开马背,居住在格尔木市,而两个女儿至今仍在昆仑山里放牧。
大约2000年前后,郭多杰的刚出嫁的小女儿,新居也被棕熊袭击。“熊在家里翻了个遍,不仅吃掉了食物,还将家具甚至锅碗瓢盆全砸扁了”。不过,最让他头痛的还是野牛和狼。
郭多杰一家所在的西大滩牧场,距离野牛沟非常近。由于地处青藏高原暴风雪最频繁之山谷,大片湿度适中的莎草草甸为野牛生存提供了优越条件,这里历来野牛成群。
“野牛们经常在山上坡畔打架,尤其是繁殖期争夺配偶,打输被赶出牛群的公野牛,动辄跑进家牛群里。”面对成年体重可达一吨的野牛,与大多数牧人一样,郭多杰一家对它们的频繁骚扰无能为力。牧民称,野牛重则会拐跑整个家牛群,轻则与家牛交配时,会造成母牛骨折或生产时难产死亡；即使杂交出来的野牛二代,也野性十足,顶伤牧人的事常有发生。
“以前(牧民)有枪,还可以打一些,现在毫无办法”,郭多杰老人数落,自己家一匹用8头牛换来的好马,几年前被野牛顶死；最近又有一匹怀孕的母马也被野牛顶死了。“我们家损失很大”,让老人同样生气的是:去年,草原上明显增长的狼群还陆续吃掉了他家40多头母牛,“狼群一旦发现母牛即将产崽,就会集体围攻、咬死母牛”。当然,与食肉性猛兽一并增多的,还有石羊(岩羊)、藏原羚、旱獭、野兔等野生动物。
与野牛沟类似,在都兰猎场范围内的香加乡可可哈达村支书孟克·巴特尔也反映,近几年草原上的野生动物明显增多,肉食性、草食性动物都在增长。“狼、棕熊,平均每年每户能吃掉15-16只羊,这样全村47户人家,一年能吃掉750只羊,而增多的野兔、岩羊、黄羊(当地人将藏原羚、普氏原羚、鹅喉羚等小型羚羊统称为黄羊)等草食动物,则会与牧民家畜争抢草场”,巴特尔书记倾向于适当打掉部分野生动物。
然而,西北地区野生动物的增长,也仅发生在大规模民间收缴枪支之后近10年。“七八十年代时,西宁城里每到周未,人们邀朋唤友,骑着摩托车出去打猎,傍晚时分,每辆摩托车又都驮着大大小小的野兔野鸡进城,阵势壮观得很”,原中科院西北所司机队长彭向东很清楚,那时候野生动物被猎杀得厉害,往往出城七八十公里见不到一只野鸡,直到1996年大规模民间收枪后,当地野生动物种群才逐步恢复。在都兰,民间收枪行动直到2003年才完全结束。
59岁的彭向东跟郭多杰是老朋友,由于经常听老朋友抱怨,老彭一天突发奇想反问:“你老说野生动物干扰了你,那也可能是你跑到了野生动物家门口干扰了别人呀?”郭多杰老人想了想,也觉得有道理。
在都兰县畜牧局,一组统计数据映证了这一说法。县畜牧站站长李成业介绍,从1990至2000年,这一时期全县畜牧业增长迅速,80年代全县才40万头牲畜,2011年全县则已有110.8万头牲畜,增长了近2倍,而人口也较前20年增长了近10倍。
“草场才是最金贵的命根子”,李站长认为,当地野生动物获得真正增长的黄金时间不足10年,而这一时期当地人口、牲畜同样在快速增长,所以共同导致草场压力过大,部分草场退化,但客观讲,由野生动物增长带来的生态压力仅占30%。
“1983年分草场到户后,每家每户牲畜都在直线上涨,不少牧户还雇人成规模养殖,可以说,现在都兰县所有草场都基本处于超载状态,牲畜也多处于半饥饿状态”,李站长称,近些年不仅人、家畜与野生动物争草场,而且村民与村民、村与村、乡与乡、县与县都在争草山,还曾引发械斗。
对野生动物增长带来的生态压力,李站长说,事实上在最初分草场到户时,所有的冬、夏牧场都被人划分掉了,根本没想到为野生动物留下一点生存空间。“这是当初政策上的一个漏洞”,李称,正因为此,一旦与人冲突强烈,野生动物不是被猎杀,就只能到可可西里类等似无人区生存了。
种群家底
成为国内专家组通过狩猎重启重要论证基础的这份调查报告,是否摸清了野生动物的底细?
野生动物多了,但究竟多到什么程度,对当地各县、市、省而言,似乎始终只是看得见却摸不清的模糊印象。
“野生动物与畜牧业争草场情况,近年来各县市都有反映”,9月初,青海省林业厅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局副局长蔡平接受采访时表示,每年青海省人大、政协也都有一些议案、提案反映类似情况,但西北地区藏野驴、藏原羚、岩羊、马鹿、白唇鹿等具体受保护动物的资源状况如何,与全国其它省份的野生动物资源一样,自1996年国家统一开展过一次全国野生动物资源摸底调查以来,10多年动物种群的资源变化一直是一头雾水。“按《野生动物保护法》,应该每十年开展一次野生动物资源普查,但囿于经费,至今也未能启动第二次全国普查”,一参与过第一次全国野生动物普查的专家解释。
尽管野生动物增长情形不明晰,但1985年以来,国内小规模狩猎活动一直在半公开进行之中。1992年,经国家林业局同意,都兰猎场正式对外开放狩猎。据猎场公开统计,20多年来,作为国内最大的狩猎场,该猎场已共接待1000多名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荷兰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狩猎者,其中真正的猎手约800多人,共猎杀岩羊、藏原羚、盘羊、白唇鹿、马鹿、藏羚羊、狼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882只,其中90%的狩猎对象为岩羊。
去年9、10月份,在国际狩猎关停近5年后,北京正安国际旅行社再次接到了四名美国人来中国狩猎的申请。此后,都兰猎场也接到青海省林业局一项任务,要求对3万多平方公里范围内的猎场野生动物做一次调查。
“从9月到11月中旬,我们9个人、分3组,对猎场野生动物资源进行了样带调查”,都兰猎场工作人员介绍,这次调查共历时两个多月,花费了省里下拨的2万元调查资金。为完成调查,猎场自己还补贴了1万多元。“最长的调查样带长20多公里,最短的也就7-8公里,调查任务就是将样带周边的目击野生动物一一记录下来,包括物种名称、数量、阴坡阳坡、以及观察距离等”,猎场工作人员称,现场调查人员负责将这些数据上报青海省林业厅,最后的调查报告则由省里专家来完成。
今年8月5日,在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狩猎场重启论证会上,与会专家们看到了这样一组调查数据。即在猎场所属的巴隆乡、沟里乡8条样带内,共观测到岩羊7661只,调查面积792.82平方公里,推算出的种群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9.898 4.218只,岩羊在都兰猎场的种群总量达到4万-6万只；而作为青藏高原特有种的藏原羚,分布密度达到0.743 0.816只/平方公里,种群总量约为1500多只；盘羊分布密度则为0.239 0.111只/平方公里,种群总量约200只左右等。在此调查基础上,都兰猎场对岩羊、藏原羚、盘羊、白唇鹿、马鹿、鹅喉羚等五种被狩猎野生动物的申请猎捕率,定为当地该种群数量的1%。
“一般来说,猎杀比例控制在10%范围内,不会影响一个物种的野外种群,这次青海方面提出的猎杀限额是1%或2%,总之都不超过3%,已是非常保守的策略”,参与当天专家评审会的中国林科院研究员金崑认为,10多位国内野生动物专家在对都兰猎场调查报告进行评审时,均认同岩羊、藏原羚为当地优势种,对所提出可供猎杀的五种野生动物,仅剔出了马鹿一种,“因为马鹿的种群数量还实在比较少”。按青海方面提供的调查数据,都兰猎场拥有的马鹿种群数量才293只。
对濒危物种普氏原羚进行长期研究的中科院动物所蒋志刚教授,也是评审专家之一。蒋也认同可适当猎捕少数野生动物,以调节该物种的快速增长。“岩羊自然寿命大概10-15年,每年的自然死亡率可达4%,也就是4000只左右,所以在严格控制、规范操作前提下,猎杀1%不影响这个种群。”
专家论证会后,这份调查报告受到了诸多质疑。一位参与过第一次全国野生动物普查的湖南专家框算,如果真想摸清3万多平方公里范围内的都兰猎场野生动物资源状况,至少每年须调查春、秋两次,野外总调查时间达7-8个月才可能完成,而调查经费至少也需要20万-30万元。这一预计与猎场的判断一致。
“岩羊活动范围较大,有时上午在一个山头吃草,下午跑到另一个山头,而喝水则又出现在第三个山头,这样的情形下,调查人员肉眼在某一领域看到的岩羊数量,并不能算作岩羊实际活动范围内的分布数量”,在与都兰猎场相邻的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肖鹏虎印象中,包括都兰猎场在内的青海境内,岩羊种群数量并不是很大,“总体保护一般,不濒危,但也不太多”。
肖以占地4.5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保护区为例,在其东南部7000多公里范围内,岩羊仅1000多只；分布全境的藏原羚,整个保护区也才7000-8000只。“以当地藏羚羊最大分布密度6只/平方公里推算,都兰猎场岩羊分布密度顶多1只/平方公里”,肖肯定。
亲自主持过去年9月野生动物调查的都兰猎场副场长罗布生,也表示对最终调查报告的数据看不懂,“记得省内公开的藏原羚种群数量是15000只,怎么到了北京评审会上却变成1500只左右?”
利益分配
由狩猎换取的巨额资金,层层分配后落实到村里已经微乎其微
如果严格遵循国际狩猎“打公不打母”、“打老不打幼”等规则,以牺牲少量野生动物个体,换取大量野生动物保护资金,看起来是一桩不错的买卖。正安国际旅行社负责人王巍在北京演讲时,就曾多次强调:只有让狩猎收入与基层保护互动,才能让社区更积极主动去保护野生动物。
然而,在开展了20多年国际狩猎的都兰猎场,这些已经牺牲掉的800多头野生动物,是否切实为当地野生动物保护做出了贡献呢?
站在青藏公路上看,两侧高耸的昆仑山余脉苍黄赤裸,仿佛寸草不生；然而沿着弯曲颠簸的小路拐进山谷,却发现谷内绿草如茵,小溪淙淙,俨然世外桃源。猎场沟谷内,轻易可看到肥乎乎的旱獭在晒太阳,或者一两只高原兔地从脚边草丛惊慌而逃。
依可高里村是距都兰猎场下属巴隆沟最近的一个村庄。天色还早,蒙古族牧人加力生,已赶着大群的绵羊往临时冬牧场驻地赶了。
红脸膛的加力生家里养有700多只羊、200多头牛,在当地算相对富裕的牧人。“一只羊平均卖1000元,今年可卖300多只羊,再加上牛的收入,一年能有40万-50万元的收入”,加力生站在山坡上,直言猎场并没有给牧民带来什么好处:“好几年没来了,来的时候雇几个人几匹马,每人每马平均每天50块钱,就算来半个月,也就1500-2000元,算不得数”。
至于野生动物,让加力生略感为难的不是岩羊,而是不时光临的狗熊。“它们总在很高的山上吃草,对羊群吃草没啥影响”,加力生认为山上的野生动物是公家的,打不打也是公家的事。
沟里乡牧人子马也承认,以前每次外国人来打猎时,会向村里租人租马租草场喂马,每次都是临时议价,有时给700-800元,有时2000-3000元。“一般家庭条件稍好的藏族人家都不愿去协助狩猎,认为不吉利,只有家庭条件差的人家才会去赚这个钱”,子马称,靠外国人狩猎增加的一点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目前,都兰猎场所在的巴隆、沟里乡,共有120多户人家居住。罗布生副场长证实,每次有外国人来,一般一个猎人配三个辅助人员,比如一个马工、一个导猎员、一个向导、四匹马,来三个猎人就得配12匹马12个人,这样一周的猎期下来,大约要付给当地牧民平均5000-6000元。
“这个收入只占(当地)牧民年均收入的2%-3%,靠这个来让牧民减少牲畜量是不可能的,牧民拿到这6000元,没多大意义”。罗布生统计,都兰猎场开猎20多年,总共约给了当地牧民13万元收入。
罗布生印象中最高的一次,有一年狩猎场分到了208万元。据他了解,在扣除中介公司代理费、国家资源管理费等之后,省里拿到钱后,也会照例先扣税22%,然后再以一定比例分到州、县。
罗布生认为,日后如重开国际狩猎,最要紧的两件事,一是了解相关价格及资金分配,二要提高成本核算。“90年代雇匹马雇个人一天各20块,现在都涨到了100元,加上油价等,接待一个老外成本至少涨到了2万块”。截至目前,都兰猎场自2006年停猎后,已欠债103万,不得不陆续解雇了8名职工,剩余五名县林业局工作人员则由县财政支付工资。此外,早在2008年,都兰猎场就已经低调拿到了国内狩猎审批资格,至今却还没有接到一例中国人自己要求狩猎的申请。
青海省林业厅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局副局长蔡平承认,猎场经营为省里创造了一定经济效益,在利益分配上,首先是国、内外中介代理公司各拿走10%-15%,国家林业局再扣除一定资源管理费,到省里后,剩下的资金再按省里40%、县里56%、州里4%再次分配。“大头都落在县里基层”,对网上认为落实到牧民和猎区的野保经费过低的指责,蔡认为不能那么狭隘地看问题,狩猎换取的大量资金用于了全省野生动物保护,就不能算保护了吗?
尽管蔡平出于利用的目的同意开猎,但他也承认,在狩猎这件事上,如何利用资金来真正撬动基层保护野生动物的积极性,目前在政策的设计与实践上还需要进一步摸索。
争论仍在继续,青藏高原上的天气却一天冷过一天,青藏公路沿线已经出现了早早转场的牧人。子马准备这几天就再进山一次,去看看村长仁博在自己山头免费救治的那些岩羊。因为距离金矿很近,近几年,仁博牧场里生活的野岩羊开始莫名其妙的瞎眼、流泪,无法吃草,仁博于是将胡子龙山整个山头围起来为岩羊灌药打针。
“盗猎也还存在,这里野生动物生活得远不算好”,子马固执认为,全是藏民的沟里乡从来不敌视野生动物,因为野生动物少了,草不好,牛羊也不好；相反野生动物多了,“没草的地方长出草来了,没水的地方也长出水来了”。
一连三天跑到都兰猎场实地调查的东北林业大学刘丙万老师,形容自己对是否开放狩猎权的看法“很纠结”:“当地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是肯定增加了,但远没到达非打不可程度。”
与刘一样纠结的,还有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肖鹏虎、青海湖种羊场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南迦等一批大西北动保人士。“为保护藏羚羊,我们牺牲了生命；如今为挣钱,又去牺牲藏羚羊的生命,打得心痛”,肖鹏虎认为对于一个人口大国,还没有哪一个物种多到要猎杀,尽管国际狩猎换来的钱对贫困地区有用,但对整个国家而言微不足道,完全可以尝试另外的解决方式。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09月09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杨晓红 覃敏
都兰猎场里的藏羚羊。 绿野方舟 供图
据都兰猎场统计,20多年已接待1000多名外国狩猎者。 网络图片
山坡上的羊群。草原上明显增多的野生动物会与牲畜争抢草场。
动物保护组织在都兰猎场展开调查。绿野方舟 供图
一个以极少数野生动物个体的牺牲,换取巨额动保资金的交易为何被叫停?
一个国外普遍采用的野生动物管理办法,在国内为何引起长达一月甚至数年的争议?
向外国人开放狩猎权,这个命题今天早已超出了纯粹的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范畴,而日益成为一个综合性社会抉择过程。人兽冲突,猎杀并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目前,在仍拥有大量珍贵野生动物的中国西北部,野生动物的保护与管理亟须新的中国模式破题。
南都记者 杨晓红 实习生 覃敏
张建德
巍峨绵延的布尔罕布达山,如一只高耸坚挺的臂膀,从西北插向东南方向,直抵柴达木盆地南缘。由于气候相对湿润,诸多内流河横切山体,布尔罕布达山半拥的北侧山谷绿草葱郁,流水潺潺,成为西北地区众多野生动物栖息的高原乐土。
“这里有大鹿(马鹿)、黑熊、石羊(岩羊)、藏原羚、猞猁、野马(藏野驴)、豹子(雪豹)等50多种野生动物,好多叫不上名字,最常见的也有30多种,其中石羊(数)量较大”,让秀拉赛十堂村藏族牧人子马骄傲的是,占地3万多平方公里都兰猎场所在的这一带昆仑山谷,一度因石羊众多,曾被当地人称为石羊天堂。
9月2日,在行政审批所承诺的第20个工作日到来之前,国家林业局宣布:由提起狩猎野生动物审批的北京两家旅行中介代理机构撤回行政审批申请。这一决定,使得枪声最终未能在都兰猎场响起,由7名外国人所提起申请狩猎的9只岩羊、7只藏原羚也因此躲过一劫。
外国人狩猎“闯关”
“这究竟是一个国际公认的保护策略,还是一个为了私利而欲重启的策略,需要社会进行公开评估”
“几个外国人提出来中国打猎,我们就向国家主管部门提出申批,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儿。”8月中旬,接受美国4名狩猎爱好者申请的北京正安国际旅行社负责人王巍,对媒体如此轻描淡写地解释。
按王巍的说法,他所在的旅行社不仅代理外国人来中国打猎,也代理中国人到国外打猎,以及外国人到外国打猎等。这一次,向他所在旅行社提出到中国来狩猎的是4名美国人,希望猎取6只岩羊、4只藏原羚。同时北京另外一家旅行社——中国妇女旅行社也收到3名外国人申请,希望到中国猎捕3只岩羊、3只藏原羚。所猎捕野生动物,均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网名“酷Hunter”的王巍,原本学动物保护专业,科班出身,后转为代理国内国际狩猎业务,自称“是一个学野生动物(保护)的商人”。
事实上,此时的王巍并不轻松。8月5日,在国家林业局针对是否向外国人开放狩猎权所召开专家评审会得以通过的结果出现后,北京动保组织、环保NGO、以及众多社会人士纷纷表示反对或质疑。
人们担心:从2006年起国家宣布暂停关闭的狩猎场大门,将向外国人重新开启吗?
北京动保人士都清楚,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就已经悄悄向外国人打开了狩猎场大门。1984年,黑龙江桃山猎场建成开放,这是最早向外国人开放野生动物狩猎的猎场。其后,1985-1992年间,青海都兰等国内狩猎场开始试点运行。
“有时来3-4批,有时来4-5批客人”,作为较早试点开放的青海省林业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最初开放狩猎场时,都兰猎场一年分春、秋两季开猎,每年被猎杀的野生动物总数不超过10只。“以最小的资源代价,换取了大量野(生动物)保(护)资金”,这位负责人认为初期狩猎活动进行还算顺利,外国猎人也比较满意,“一是对西北的自然风光满意,二来对当地的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现状也比较满意”。
1988年,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出台。“国家赋予了林业部门保护野生动物的责任,却一直没有给予充足的资金保证”,青海省一林业部门人员称,正是在资金紧张情形下,1992年,国家林业部正式同意成立狩猎场,但要求各地狩猎场必须合法、适量地猎取、利用野生动物。即根据所猎取野生动物保护级别的不同,分别向不同国家机关进行报批申请。如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必须经国家林业部门批准同意；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则必须由省级林业部门批准同意。
“2001年之前,外国人进入中国狩猎,都是由国家林业局下属的中国森林国际旅行社(简称中森旅)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简称中野保协)进行代理,2001年后,又先后增加了北京正安国际旅行社、中国妇女国际旅行社等”,青海一熟知狩猎场运作的动保人员称,目前全国能代理外国人狩猎的旅行社不超过5家,而2001前60%的外国人狩猎代理业务,都由中森旅和中野保协代理。2005年前后,国内狩猎场数量从最早一批的黑龙江桃山、青海都兰猎场,也增加了甘肃阿克塞、新疆布尔津、古人沟等大小25家国内狩猎场。
2006年,经国家林业局允许,四川成都公开举行青海、河南、湖南等省的外国人狩猎权拍卖。这使得先前一直处于半公开状态的外国人狩猎事件,暴露于社会大众面前,从而引起强烈反对。“当时迫于社会民意,国家林业局宣布暂停国际狩猎,而这一次重新审批论证,也无非是向外国人开放狩猎权的一个试探性动作。”青海省林业厅一工作人员坦称。
“狩猎不是战斗,是劳动,是产出,是收获,是在一定条件下让所有人收获成果”,“现代狩猎仅仅是一种国际常规野生动物管理办法”,8月下旬,正安国际旅行社负责人王巍在北京做一次演讲,强调他的国际狩猎观点。演讲会上,不少动保人士纷纷与之激烈辩论。“向外国人开放狩猎权,这究竟是一个国际公认的保护策略,还是一个为了私利而欲重启的策略,需要社会进行公开评估。”一动保人士大声抗议。
清华大学蒋劲松老师也公开反对,认为在中国硬要引进或创造这一猎杀野生动物的市场,也将导致这么多年取得的、来之不易的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大大地倒退。“在没有可靠的审计部门参与之前,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开放狩猎权所获得的钱,被腐败掉了。”蒋称。
应否开放狩猎权,显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人兽冲突
近10年西北野生动物与人口同步快速增长冲突不断,但当初划分草场时却没有为野生动物留下空间
秋风才刚吹过几遍,布尔罕布达山脚宽广的冬季牧场内,牧草就嗖嗖嗖黄了一大片。在大山深处游牧了一个漫长夏季的牧人们,开始盘算着要向更低海拔处的冬牧场转移了。
8月26日,在距都兰县城300多公里的黑海乡西大滩牧场,一只棕熊趁牧人进山放牧,摸进了牧人毡房找食物。一阵风吹过,牧民家的门嘭地一声合上了。棕熊受惊,在房子里用大木桶搭了个凳,揭开屋顶逃跑了。
近些年,在柴达木盆地周边几个县市,野生动物肇事屡有所闻,这只是其中之一。
“狗熊(棕熊)聪明得很,相当于十岁小孩的智力。”今年72岁的原唐古拉乡乡长郭多杰说。老人放了一辈子牧,直到2004年唐古拉乡集体移民,他才离开马背,居住在格尔木市,而两个女儿至今仍在昆仑山里放牧。
大约2000年前后,郭多杰的刚出嫁的小女儿,新居也被棕熊袭击。“熊在家里翻了个遍,不仅吃掉了食物,还将家具甚至锅碗瓢盆全砸扁了”。不过,最让他头痛的还是野牛和狼。
郭多杰一家所在的西大滩牧场,距离野牛沟非常近。由于地处青藏高原暴风雪最频繁之山谷,大片湿度适中的莎草草甸为野牛生存提供了优越条件,这里历来野牛成群。
“野牛们经常在山上坡畔打架,尤其是繁殖期争夺配偶,打输被赶出牛群的公野牛,动辄跑进家牛群里。”面对成年体重可达一吨的野牛,与大多数牧人一样,郭多杰一家对它们的频繁骚扰无能为力。牧民称,野牛重则会拐跑整个家牛群,轻则与家牛交配时,会造成母牛骨折或生产时难产死亡；即使杂交出来的野牛二代,也野性十足,顶伤牧人的事常有发生。
“以前(牧民)有枪,还可以打一些,现在毫无办法”,郭多杰老人数落,自己家一匹用8头牛换来的好马,几年前被野牛顶死；最近又有一匹怀孕的母马也被野牛顶死了。“我们家损失很大”,让老人同样生气的是:去年,草原上明显增长的狼群还陆续吃掉了他家40多头母牛,“狼群一旦发现母牛即将产崽,就会集体围攻、咬死母牛”。当然,与食肉性猛兽一并增多的,还有石羊(岩羊)、藏原羚、旱獭、野兔等野生动物。
与野牛沟类似,在都兰猎场范围内的香加乡可可哈达村支书孟克·巴特尔也反映,近几年草原上的野生动物明显增多,肉食性、草食性动物都在增长。“狼、棕熊,平均每年每户能吃掉15-16只羊,这样全村47户人家,一年能吃掉750只羊,而增多的野兔、岩羊、黄羊(当地人将藏原羚、普氏原羚、鹅喉羚等小型羚羊统称为黄羊)等草食动物,则会与牧民家畜争抢草场”,巴特尔书记倾向于适当打掉部分野生动物。
然而,西北地区野生动物的增长,也仅发生在大规模民间收缴枪支之后近10年。“七八十年代时,西宁城里每到周未,人们邀朋唤友,骑着摩托车出去打猎,傍晚时分,每辆摩托车又都驮着大大小小的野兔野鸡进城,阵势壮观得很”,原中科院西北所司机队长彭向东很清楚,那时候野生动物被猎杀得厉害,往往出城七八十公里见不到一只野鸡,直到1996年大规模民间收枪后,当地野生动物种群才逐步恢复。在都兰,民间收枪行动直到2003年才完全结束。
59岁的彭向东跟郭多杰是老朋友,由于经常听老朋友抱怨,老彭一天突发奇想反问:“你老说野生动物干扰了你,那也可能是你跑到了野生动物家门口干扰了别人呀?”郭多杰老人想了想,也觉得有道理。
在都兰县畜牧局,一组统计数据映证了这一说法。县畜牧站站长李成业介绍,从1990至2000年,这一时期全县畜牧业增长迅速,80年代全县才40万头牲畜,2011年全县则已有110.8万头牲畜,增长了近2倍,而人口也较前20年增长了近10倍。
“草场才是最金贵的命根子”,李站长认为,当地野生动物获得真正增长的黄金时间不足10年,而这一时期当地人口、牲畜同样在快速增长,所以共同导致草场压力过大,部分草场退化,但客观讲,由野生动物增长带来的生态压力仅占30%。
“1983年分草场到户后,每家每户牲畜都在直线上涨,不少牧户还雇人成规模养殖,可以说,现在都兰县所有草场都基本处于超载状态,牲畜也多处于半饥饿状态”,李站长称,近些年不仅人、家畜与野生动物争草场,而且村民与村民、村与村、乡与乡、县与县都在争草山,还曾引发械斗。
对野生动物增长带来的生态压力,李站长说,事实上在最初分草场到户时,所有的冬、夏牧场都被人划分掉了,根本没想到为野生动物留下一点生存空间。“这是当初政策上的一个漏洞”,李称,正因为此,一旦与人冲突强烈,野生动物不是被猎杀,就只能到可可西里类等似无人区生存了。
种群家底
成为国内专家组通过狩猎重启重要论证基础的这份调查报告,是否摸清了野生动物的底细?
野生动物多了,但究竟多到什么程度,对当地各县、市、省而言,似乎始终只是看得见却摸不清的模糊印象。
“野生动物与畜牧业争草场情况,近年来各县市都有反映”,9月初,青海省林业厅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局副局长蔡平接受采访时表示,每年青海省人大、政协也都有一些议案、提案反映类似情况,但西北地区藏野驴、藏原羚、岩羊、马鹿、白唇鹿等具体受保护动物的资源状况如何,与全国其它省份的野生动物资源一样,自1996年国家统一开展过一次全国野生动物资源摸底调查以来,10多年动物种群的资源变化一直是一头雾水。“按《野生动物保护法》,应该每十年开展一次野生动物资源普查,但囿于经费,至今也未能启动第二次全国普查”,一参与过第一次全国野生动物普查的专家解释。
尽管野生动物增长情形不明晰,但1985年以来,国内小规模狩猎活动一直在半公开进行之中。1992年,经国家林业局同意,都兰猎场正式对外开放狩猎。据猎场公开统计,20多年来,作为国内最大的狩猎场,该猎场已共接待1000多名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荷兰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狩猎者,其中真正的猎手约800多人,共猎杀岩羊、藏原羚、盘羊、白唇鹿、马鹿、藏羚羊、狼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882只,其中90%的狩猎对象为岩羊。
去年9、10月份,在国际狩猎关停近5年后,北京正安国际旅行社再次接到了四名美国人来中国狩猎的申请。此后,都兰猎场也接到青海省林业局一项任务,要求对3万多平方公里范围内的猎场野生动物做一次调查。
“从9月到11月中旬,我们9个人、分3组,对猎场野生动物资源进行了样带调查”,都兰猎场工作人员介绍,这次调查共历时两个多月,花费了省里下拨的2万元调查资金。为完成调查,猎场自己还补贴了1万多元。“最长的调查样带长20多公里,最短的也就7-8公里,调查任务就是将样带周边的目击野生动物一一记录下来,包括物种名称、数量、阴坡阳坡、以及观察距离等”,猎场工作人员称,现场调查人员负责将这些数据上报青海省林业厅,最后的调查报告则由省里专家来完成。
今年8月5日,在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狩猎场重启论证会上,与会专家们看到了这样一组调查数据。即在猎场所属的巴隆乡、沟里乡8条样带内,共观测到岩羊7661只,调查面积792.82平方公里,推算出的种群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9.898 4.218只,岩羊在都兰猎场的种群总量达到4万-6万只；而作为青藏高原特有种的藏原羚,分布密度达到0.743 0.816只/平方公里,种群总量约为1500多只；盘羊分布密度则为0.239 0.111只/平方公里,种群总量约200只左右等。在此调查基础上,都兰猎场对岩羊、藏原羚、盘羊、白唇鹿、马鹿、鹅喉羚等五种被狩猎野生动物的申请猎捕率,定为当地该种群数量的1%。
“一般来说,猎杀比例控制在10%范围内,不会影响一个物种的野外种群,这次青海方面提出的猎杀限额是1%或2%,总之都不超过3%,已是非常保守的策略”,参与当天专家评审会的中国林科院研究员金崑认为,10多位国内野生动物专家在对都兰猎场调查报告进行评审时,均认同岩羊、藏原羚为当地优势种,对所提出可供猎杀的五种野生动物,仅剔出了马鹿一种,“因为马鹿的种群数量还实在比较少”。按青海方面提供的调查数据,都兰猎场拥有的马鹿种群数量才293只。
对濒危物种普氏原羚进行长期研究的中科院动物所蒋志刚教授,也是评审专家之一。蒋也认同可适当猎捕少数野生动物,以调节该物种的快速增长。“岩羊自然寿命大概10-15年,每年的自然死亡率可达4%,也就是4000只左右,所以在严格控制、规范操作前提下,猎杀1%不影响这个种群。”
专家论证会后,这份调查报告受到了诸多质疑。一位参与过第一次全国野生动物普查的湖南专家框算,如果真想摸清3万多平方公里范围内的都兰猎场野生动物资源状况,至少每年须调查春、秋两次,野外总调查时间达7-8个月才可能完成,而调查经费至少也需要20万-30万元。这一预计与猎场的判断一致。
“岩羊活动范围较大,有时上午在一个山头吃草,下午跑到另一个山头,而喝水则又出现在第三个山头,这样的情形下,调查人员肉眼在某一领域看到的岩羊数量,并不能算作岩羊实际活动范围内的分布数量”,在与都兰猎场相邻的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肖鹏虎印象中,包括都兰猎场在内的青海境内,岩羊种群数量并不是很大,“总体保护一般,不濒危,但也不太多”。
肖以占地4.5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保护区为例,在其东南部7000多公里范围内,岩羊仅1000多只；分布全境的藏原羚,整个保护区也才7000-8000只。“以当地藏羚羊最大分布密度6只/平方公里推算,都兰猎场岩羊分布密度顶多1只/平方公里”,肖肯定。
亲自主持过去年9月野生动物调查的都兰猎场副场长罗布生,也表示对最终调查报告的数据看不懂,“记得省内公开的藏原羚种群数量是15000只,怎么到了北京评审会上却变成1500只左右?”
利益分配
由狩猎换取的巨额资金,层层分配后落实到村里已经微乎其微
如果严格遵循国际狩猎“打公不打母”、“打老不打幼”等规则,以牺牲少量野生动物个体,换取大量野生动物保护资金,看起来是一桩不错的买卖。正安国际旅行社负责人王巍在北京演讲时,就曾多次强调:只有让狩猎收入与基层保护互动,才能让社区更积极主动去保护野生动物。
然而,在开展了20多年国际狩猎的都兰猎场,这些已经牺牲掉的800多头野生动物,是否切实为当地野生动物保护做出了贡献呢?
站在青藏公路上看,两侧高耸的昆仑山余脉苍黄赤裸,仿佛寸草不生；然而沿着弯曲颠簸的小路拐进山谷,却发现谷内绿草如茵,小溪淙淙,俨然世外桃源。猎场沟谷内,轻易可看到肥乎乎的旱獭在晒太阳,或者一两只高原兔地从脚边草丛惊慌而逃。
依可高里村是距都兰猎场下属巴隆沟最近的一个村庄。天色还早,蒙古族牧人加力生,已赶着大群的绵羊往临时冬牧场驻地赶了。
红脸膛的加力生家里养有700多只羊、200多头牛,在当地算相对富裕的牧人。“一只羊平均卖1000元,今年可卖300多只羊,再加上牛的收入,一年能有40万-50万元的收入”,加力生站在山坡上,直言猎场并没有给牧民带来什么好处:“好几年没来了,来的时候雇几个人几匹马,每人每马平均每天50块钱,就算来半个月,也就1500-2000元,算不得数”。
至于野生动物,让加力生略感为难的不是岩羊,而是不时光临的狗熊。“它们总在很高的山上吃草,对羊群吃草没啥影响”,加力生认为山上的野生动物是公家的,打不打也是公家的事。
沟里乡牧人子马也承认,以前每次外国人来打猎时,会向村里租人租马租草场喂马,每次都是临时议价,有时给700-800元,有时2000-3000元。“一般家庭条件稍好的藏族人家都不愿去协助狩猎,认为不吉利,只有家庭条件差的人家才会去赚这个钱”,子马称,靠外国人狩猎增加的一点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目前,都兰猎场所在的巴隆、沟里乡,共有120多户人家居住。罗布生副场长证实,每次有外国人来,一般一个猎人配三个辅助人员,比如一个马工、一个导猎员、一个向导、四匹马,来三个猎人就得配12匹马12个人,这样一周的猎期下来,大约要付给当地牧民平均5000-6000元。
“这个收入只占(当地)牧民年均收入的2%-3%,靠这个来让牧民减少牲畜量是不可能的,牧民拿到这6000元,没多大意义”。罗布生统计,都兰猎场开猎20多年,总共约给了当地牧民13万元收入。
罗布生印象中最高的一次,有一年狩猎场分到了208万元。据他了解,在扣除中介公司代理费、国家资源管理费等之后,省里拿到钱后,也会照例先扣税22%,然后再以一定比例分到州、县。
罗布生认为,日后如重开国际狩猎,最要紧的两件事,一是了解相关价格及资金分配,二要提高成本核算。“90年代雇匹马雇个人一天各20块,现在都涨到了100元,加上油价等,接待一个老外成本至少涨到了2万块”。截至目前,都兰猎场自2006年停猎后,已欠债103万,不得不陆续解雇了8名职工,剩余五名县林业局工作人员则由县财政支付工资。此外,早在2008年,都兰猎场就已经低调拿到了国内狩猎审批资格,至今却还没有接到一例中国人自己要求狩猎的申请。
青海省林业厅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局副局长蔡平承认,猎场经营为省里创造了一定经济效益,在利益分配上,首先是国、内外中介代理公司各拿走10%-15%,国家林业局再扣除一定资源管理费,到省里后,剩下的资金再按省里40%、县里56%、州里4%再次分配。“大头都落在县里基层”,对网上认为落实到牧民和猎区的野保经费过低的指责,蔡认为不能那么狭隘地看问题,狩猎换取的大量资金用于了全省野生动物保护,就不能算保护了吗?
尽管蔡平出于利用的目的同意开猎,但他也承认,在狩猎这件事上,如何利用资金来真正撬动基层保护野生动物的积极性,目前在政策的设计与实践上还需要进一步摸索。
争论仍在继续,青藏高原上的天气却一天冷过一天,青藏公路沿线已经出现了早早转场的牧人。子马准备这几天就再进山一次,去看看村长仁博在自己山头免费救治的那些岩羊。因为距离金矿很近,近几年,仁博牧场里生活的野岩羊开始莫名其妙的瞎眼、流泪,无法吃草,仁博于是将胡子龙山整个山头围起来为岩羊灌药打针。
“盗猎也还存在,这里野生动物生活得远不算好”,子马固执认为,全是藏民的沟里乡从来不敌视野生动物,因为野生动物少了,草不好,牛羊也不好；相反野生动物多了,“没草的地方长出草来了,没水的地方也长出水来了”。
一连三天跑到都兰猎场实地调查的东北林业大学刘丙万老师,形容自己对是否开放狩猎权的看法“很纠结”:“当地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是肯定增加了,但远没到达非打不可程度。”
与刘一样纠结的,还有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肖鹏虎、青海湖种羊场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南迦等一批大西北动保人士。“为保护藏羚羊,我们牺牲了生命；如今为挣钱,又去牺牲藏羚羊的生命,打得心痛”,肖鹏虎认为对于一个人口大国,还没有哪一个物种多到要猎杀,尽管国际狩猎换来的钱对贫困地区有用,但对整个国家而言微不足道,完全可以尝试另外的解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