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略一向为中国人所沾沾自喜，似乎每个中国人天生就是谋略家。

在中国，充斥我们眼前的是《厚黑学》之类所谓的生活智慧书，散发出腐朽气息。这些书集中了中国封建腐朽文化中的毒素，把生活看成是控制与玩弄的谋略，将社会视为血腥的角斗场——权谋、阴谋、手腕、潜规则，是中国人最津津乐道的。

我们攻于心计，盘算整人，自觉技高一筹，使用浑身解数手段，欲将他人玩弄于鼓掌之中。我们处处设局，又处处设防，似乎取得“成功”比坚守道德还重要。谋略玩到最后，往往把自己弄成了最大的傻瓜，讽刺至极。

阴谋本来就是把双刃剑，你在射杀于人之时，也许同时就在走向自毁之途。 我们崇尚谋略，而忽视或无视其背后的底线 谋略成了我们的生活常态。生活常态所包括的官场和民间、官员和百姓、庙堂和草根，使大小权谋，做大小生意，玩大小娱乐，人的思维，人考虑和解决问题的起点及终点，都浸透了谋略之黑汁，在经济发展的今天，各种谋略更是应用到极致，谋略成了我们的生活常态。 

谋略文化扼杀道德秩序

中国人一直在追问，对于历史和传统他们到底继承了什么？是儒家思想、阴阳五行，还是佛道风骨、宗法迷信，疑问久了，连自己来的路和去的路都看不清楚了。我不能说我的发现是全面的，甚至可能是有误的，因为我从自己的经验中分明感觉到有这么一个东西，它潜伏在中国人生活中的每个物品里，潜伏在我们的语言、神态、手势、思路里，它正实实在在地对中国人的人生和命运起着深刻而又微妙的影响——这就是谋略文化。

说起来，谋略文化还是发轫于春秋战国的诸侯割据，群雄争霸时代。从诸子百家、合纵连横、王公大臣对智谋韬略的特殊期待，到汉代贾谊、晁错、陆贾、王符、董仲舒等人对亡秦经验的大反思，再到对治国、戍边、削藩、用兵的系列论述，使得权谋韬略成为与科技、宗教、艺术、哲学相并列的一项独立文化形态。在此后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渐演化、渗透到中国人基本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里头。如今时过境迁，虽然古时具体的计谋方略已经废弃不用，比如商鞅的用奸连坐，韩非的驭臣七术，但是潜伏于这些谋术当中的观念模式和心理氛围却奇妙的延续着，乃至成为国人的主体人格。它像亡灵一般笼罩在活人的头上，弥漫在社会的规则里。这种流传使抽象的文化气氛比具体的文化知识具有远为强大的生命力，一个人不必熟读《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也不会妨碍他变得阴险城府，诡异善变，自如运用各种计策。因为人们能从口口相传中，从习俗规矩中，从人情世故中潜移默化。作为流传于民间习惯中的一种独特智慧，即使不必接受专门训练，也能比文化人更顽强地延续着谋略文化的精髓。

可是，为什么谋略文化得以留存？为什么它能够介入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它的生命力是什么?它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文化，有着怎样的优势和弊端？

从范畴上说，科技在人与自然之间，宗教在人与神之间，而谋略在人与人之间。与谋略相关的知识，看似强调天时、地利、人和，谋天、谋地、谋道，但其本质和目的是主导人际关系即谋人。为什么在中国文化中谋人被放到如此重要的位置，因为在先秦文化的源头和谋略之术的萌芽期，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氏族部落文明之后，理性启蒙文明之前），知识阶层对人与世界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基本的先入为主的理念：世间的利益是有限的，而人口与人的需求是无限的，在有限与无限之间必然存在矛盾，存在争夺，赢者存而败者亡。这就是后来在军事和历史观上的“成王败寇”论。进一步讲，他人的利益是对我的利益的减损，他人的存在对我有威胁——人性是恶的——不同于儒家佛家的那套人性本善说。

有学者早就说过，中国如果有哲学，那也不是自然哲学和宗教哲学，而是伦理哲学，这“伦理”二字已经突出了中国哲学关注人际的性质。

既然谋略以这种人与人的关系为前提，那么它的作用当然就是处理利害关系（而非互利关系），就是处理利害关系中的争斗的技巧（而非协调平衡的技巧）。“争”是谋略思想的基本智慧依据；不争则意味着无能，意味着不战而败，是一种耻辱。在中国懂得争的人历来被视为精明强干，争的计谋则是智慧。那么谋略文化的演进就必然会左右道德判定：争是对的，不争是错；赢是善，败是恶。理性的人当然晓得这样的道德判定是偏颇的，失当的。因为合理的道德判定的前提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人的生命的价值，应从广泛的时间与空间的背景下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力的创造性，甚至是创造性的潜力。因为道德与创造力密不可分。如果谋略即意味着争夺，意味着剥夺他人的权利甚至生命以增加自身利益，这就不是创造力，而是寄生的能力，是野蛮的暴力，将谋略合理化就是为暴力找借口。现代的法律正是为了控制寄生性的暴力而制定。中国在相当长久的历史中并无真正的法律，取而代之的是位高权重者的意志，尤其是皇帝的意志，那种法律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帝王合理合法的寄生。

谋略既有不道德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前提，这一前提就是上面提到的：利益总量的有限性。所谓“利益”一般指物质财富，所谓“有限”当然意味着它3000年前是多少，3000年后也是多少，甚至更少，可是现在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不是减少而是大大丰富了，人类世世代代的创造力使其丰富。那么谋略主义的前提——利益总量有限论——就是片面的，静止的出发点，人类利益的总量不是通过争夺从一个人的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的手里，不是从一个人占有变成另一个人占有，而是每个人都能丰富它，并且通过交易获得自己需要的其他部分。人类利益的总量是可以创造和增加的。作为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人，使用谋略来与人竞争，实际上是对自身创造力的否定。虽然谋略是一整套知识、思维和行为的智力体系，甚至可以用海纳百川，博大精深来形容，但因为它的出发点，它对世界，对自己和他人的价值认识的局限性、狭隘性，使它的发展与演变遁入更深的局限和封闭中去，而最终威胁人的生存和发展。无异于在人脖子上套了一条绳索，勒得越来越紧。

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中国人实在是活得太累太苦了，前人编织出来的这根绳索，岂料勒住了自己和后来人。如果说先秦时期社会财富总量不足，生产力水平落后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可是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财富总量的增加，谋略文化依旧兴盛不衰，反过来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历朝历代的更迭正是这种谋略文化的发扬光大。有统计说每一次朝代更替时的战争要牺牲极大的人口、人力、财力以及科技的流失，每个新的朝代都只能在百废待兴、民不聊生的烂摊子上发展起来。似乎中国人不能过好日子，只能过穷日子，只有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的倒退才是确保谋略兴盛不衰的条件。并且谋略文化长期占据着政治与思想领域，导致官僚臃肿和文化自闭。人的掠夺性已经从物质财富领域延伸到权力思想领域去了，科举制度就是代表。因为权力总是有限的，追逐至高无上的绝对特权的人们重新发现了谋略思想的力量。哪里存在有限的利益，哪里就有谋略的身影。于是谋略文化集中体现在兵家（军事）、法家（政治）、纵横家（外交）、阴阳家与儒家（人事）中。而理工农医却清静得多，盖与权力中心相距甚远而乏人问津，甚至裹足不前吧？而这难道不是中华文明的悲哀么。

作为一门智力体系，谋略型思维在思维方式上也是漏洞百出，既不是一种科学性的逻辑思维，也算不得一种悟性思维，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的价值判断。它的推理依据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事态判断，谋划的目的就是千方百计要实现一些事态发展之间的因果转换。对于这些人而言事实从来不重要。事态判断容易流于想当然和空想，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它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成立，充满变数，人依据过去的经验来运用这些判断，并相信这些判断的可行性，结局缥缈难测。一旦事与愿违则破釜沉舟、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事态判断也是一种具有自我欺骗性的思考方式，依靠一定概率撞得结果，赌性十足。这样的思维损耗大量的精力和情绪。例如《商君书·农战篇》说：“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即纯朴）则易使也，信则可以守战也。”其愚民性不言自明。

围棋麻将体现中国人的谋略

韩国《中央日报》7月13 日文章，原题：游戏是谋略的Hardware，沉浸在围棋和麻将中的中国人距离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一个多小时车程的云顶赌场，首尔的Walkerhill，美国的拉斯维加斯，还有澳门的酒店赌场… 在这里出入的世界各国赌客中，中国人占据了绝大多数。三五成群地，或者独自一人应对各类赌博的中国人到处可见。

不仅如此，去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偏远赌场的人中，中国人也是最多的。就连在彻底“与世隔绝”的“共产王朝”国家朝鲜也经常可以看见中国赌客的足迹--朝鲜罗津先锋地区赌场里的常客就是中国人。

中国人是赌博界的“顾客王”，据说如果没有中国人，世界赌博市场就会面临极度萧条。一般来说，一获千金是赌客们的梦想，但是中国人却好像不是一定为了赚钱才去赌博。他们只是因为喜欢这种游戏。所以，中国人给人的印象就是，游戏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用来说明中国是游戏之国的例子很多，仔细想想，世界性的游戏道具很多都是中国制造的。东方流行的围棋（现在已变成世界性的游戏），至今仍有很多老人爱不释手的象棋，还有被称作是“人类创造的最高游戏”的麻将，这些都是Made in China的。

中国游戏中的佼佼者就是麻将，它大约在清代时基本定型为现在的麻将，是中国的国民游戏。方法是每个人用拿到的牌构建一个城，然后一边揣测对方心思一边进行交换，只有在被别人骗之前首先骗到对方，并且首先读懂对方的战术与之抗衡，才能赢对方。它是一种男女老少都喜欢的富有趣味的游戏。

以上这些游戏的核心（software）都是谋略，谋略是游戏的根本。在黑暗中将自己隐藏，把对方推向亮处，读懂对方的战术，并使出合适的对策保护自己，方能压制对方。在这中间首先要明确“己”和“彼”，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是谋略的原则。

围棋、象棋和麻将等游戏由中国向世界传播，其过程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人的生活跟游戏、谋略密切相关。毛泽东的“敌退我进，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法和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对外战略也都是与游戏、谋略相通的。中国甚至将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谋略编成字典。

由此也可推测，从古至今中国人的思维和行动都和谋略有着特殊关系。并且，从世界赌场由中国人主导，围棋、麻将等充满谋略的游戏是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等现象可以说明，在理解中国人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他们的“谋略”。

全民谋略，中国人一直都活得没安全感

二元对立与阴谋论：读《中国人的思维批判》

从思维看中国的发展：中国人的思维批判

最近读了一本书，名叫《中国人的思维批判》，楚渔写的。他认为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源，既不是漫长的封建社会和专制统治，也不是以儒家思想为主题的中国文化，更不是社会制度和体制问题，尽管这些因素对中国的长期停滞和落后有影响，但不是根本性的，其根源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

中国传统思维的最大弱点并不是保守和因循守旧，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存在以下缺陷：

（一）中国人抽象逻辑思维能力薄弱：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一种感性思维，即形象思维，特点是模糊性。这种思维重视直观和经验，通过知觉得到一个整体的粗浅印象，而不是做周密详细的分析，所以对事物的规律和世界就容易产生不可知论。其中概念模糊是中国人致命的思维弱点，因为概念模糊就不可能产生抽象的逻辑思维，而逻辑思维又是理性思维的基本形式。

（二）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混乱而僵化：中国人过于注重表面而忽视本质，从而导致诸如形式与内容脱节，理论与实践脱节，道德与行为脱节，内心与话语脱节等现象。这是因为中国人缺乏抽象逻辑思维，从而导致辩证法滥用为诡辩法，形象思维走向形式化并固化为思维定势，思维定势和客观存在失去了对接，所以形成了上述不能配套的状态。

逻辑思维的薄弱和思维方式的僵化，使中国人极度缺乏想象力，但又极具臆想力——概念模糊、不证而论、偷换概念、转移话题、滥用类比，使中国人的思维极为混乱而陷入一个不能自拔的怪圈。

笔者认为，中国如此之大，中国人如此之多，中国历史如此之长，要从整体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实非易事。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既有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因素，又受建国后一系列运动、斗争的影响，再加上多年的教育引导，很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已慢慢发生转变，有一些传统的东西甚至早已清除。但有两种思维方法在多数中国人中影响依然很大——两元对立的非此即彼论与阴谋论，不论是在日常生活、文学作品、还是电影电视中，似乎都能发现两者的影子。

非此即彼，可以衍生出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等等诸如此类的二元对立思维，这导致中国人看问题的简单化和绝对化，任何事情都有且仅有一个“标准答案”，是非清晰、泾渭分明，无时无刻不在强化着对与错，看问题容易走向两极。举个最常见的例子，看看电视剧，英雄和好人的形象总是高大全的、完美无缺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而敌人和坏人总是猥琐的、肮脏的；好人做什么事、说什么话都是对的、正确的，坏人做什么事、说什么话一概是错的。因此，有人在看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时，面对一个角色时经常如此发问：“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就是单纯的二分法，人物一概进行脸谱化，要么是好人，好么是坏人，好人完美无缺，坏人十恶不赦。

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分析办法，替代了广泛收集证据、依照常识推理的思维模式，类似的还有忠臣奸臣、清官贪官之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很容易陷入非此即彼这样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中去，而不能想象“即是这样又是那样”的辩证的东西。笔者认为，这正是《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书中提到的逻辑思维能力欠缺所至。在逻辑学中，有种“分线”的提法，就是将非常容易混淆的东西，用清晰的概念边界将其区别开来。我们将许多东西截然对立起来，表面上看，似乎是“分线能力强”，实质上是概念模糊，不能深入探究其内涵和外延，从而俯瞰这些概念，将其简单地、绝对地一分为二。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另一个常见的现象是阴谋论，比如前几年的“非典”的雪灾，就有人说是美国的生化武器和气象武器。其实这些“阴谋”，大多只是流言或传说，虽然拿不出证据，但又可以捕风捉影。类似阴谋论早在清末便很流行，比如：修铁路是阴谋，为了侵略，令敌军可以长驱直入；照相机是阴谋，可以摄人魂魄；育婴堂更是阴谋，是为了挖心掏眼，烹制婴药……建国之后，由于一系列的运动，这种阴谋论的思维方式得到了强化。其实不管其形式和内容如何，阴谋论都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阴谋实施主体的妖魔化；第二，“糖衣炮弹”化。

中国人的思维中为何会有阴谋论的种子？笔者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逻辑思维的薄弱。逻辑理性的缺失导致臆想的泛滥，仅凭某人可能存在的动机或意图，就判断其为阴谋制造者。另外，缺少逻辑理性还会导致判断力低下，因此会轻信谣言。二是中国人传统的排外心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很多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便证明了这一点。三是中国人的猎奇心理较重，但由于制度上的原因，其知情权又得不到充分的满足，这也为流言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土壤。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有其缺陷是不容置质疑的事实，逻辑思维的薄弱和思维方式的僵化，确实是值得中国人研究和改进的关键环节。

楚渔先生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已经向国人发出了“狮子吼”！但愿能够警醒红楼“梦中人”。

全民谋略，我们的生存成本被无限推高

前一段，电视剧《潜伏》热播，有记者采访，要我谈谈对该剧的看法。我一向不看电视剧，无从谈起。记者坚持要我谈谈，说是可以告诉我情节。令她百思不解的是，为什么一个间谍类题材的片子，人们会把它解读成办公室的阴谋？

“十一”长假，有机会将这部电视剧看了一下。毛病其实不少：故事编得很糙，不仅跟历史本来面目差得太远，还有好多不合情理的败笔。但是，浓重阴谋色彩的情节安排，加上演员出彩的演出，一白遮百丑。只要是华人的圈子，没法不红。

的确，这部剧很有办公室阴谋的味道。我相信，缺了这一点，即使主演的表演再出彩，男女的悲欢离合再感人，《潜伏》也不会这样热播。同样道理，这些年来，不管是什么题材的电视剧，只要导演将之拍成明争暗斗的阴谋剧，加上演员找的合适，大抵都能热播。《雍正王朝》和《康熙帝国》的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

影视里浓重的阴谋，是因为现实中的人们喜欢阴谋。不可讳言，我们这个民族，的确有阴谋文化的传统。中国古代有四大实学，兵学居其首。而兵学的精髓，就是阴谋诡计，故孙子曰:兵者，诡道也。或者，兵以诈立。只是，古人的阴谋诡计，使用起来还有局限。除了兵家和法家，没人公开提倡。昌盛的儒学，就算是表面文章，对诡道还是有抑制作用。很多古人的阴谋，其实都是后人自家肚子里鬼道道的投射。就像《三国志》上的诸葛亮，还是一个正常的智士，到了《三国演义》里，就变成了浑身都是诡计的妖道。这样的本事，今天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舞文弄墨的人们，个个都比罗贯中更擅长。

文人喜欢写阴谋，是因为读者和观众喜欢阴谋。眼下，阴谋论已经成为人们，尤其是办公室里的人们解释世界现象的一个最好的工具。不仅大陆，连台湾和海外华人世界，大抵也是如此。有点什么事，一上来就是阴谋论。好像事情里的每个人都满腹韬略，一张嘴就暗藏玄机，一不留神就会掉进人家布置好的陷阱。以阴谋论解释世界的人们，只消把故事编得圆一点，情节再荒唐，内容再不合情理，也会有人信。

说来好笑，阴谋文化盛行，原本是因为人们担心上当受骗，才加强戒备，看谁都像骗子，听谁说话都暗藏阴谋、使着坏，结果反而被骗得更惨。当下骗局花样翻新，闭门家中坐，每天都会接到若干诈骗短信。受骗得人，一年只比一年多。这跟民众如此推崇阴谋文化其实不无关系。

无可讳言，我们中国人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学习能力很强，智商很高。但是，我们喜欢的阴谋，却使我们在跟别的民族交往中总是吃亏。我们时常嘲笑别人傻，别人单纯，但我们的聪明，我们的鬼心眼，却往往只能让我们占一点点小便宜，或者暂时的便宜，而吃特别大的亏。最终核算，大的便宜都让人家看起来傻的占去了。

在世界的战争史上，真正的胜利，大的胜利，很少是诈来的。在和平时期，人们之间的交往和交易，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真正需要的，不是阴谋诡计，而是诚信。一个以诡计著称的人和民族，在跟人交往的过程中，命里注定是会吃大亏的，因为，人们会因此而质疑他们的诚信。没有诚信，就没有大笔的交易。除非是像某些人鼓吹的那样，持剑经商，明里是经商，实际是抢夺。可惜，即便世界允许中国人去抢，世界上也没有抢来的大富翁。抢多了，就抢不到了，而且早晚得遭人抢。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又出台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给了一个中国人根本不知道的德籍罗马尼亚裔女作家，让国人很感意外。但是国人不意外的，是没有人认为中国的作家会得奖。尤其是那些热播的电视剧的编剧，肯定得不了奖。创作者和观众，全都陷在阴谋的泥潭里。人们制作和欣赏的，都是人类最阴暗的东西，最终把我们自己生活的世界，导向一个充满欺诈充满阴谋的天地。家长们，从小就得教会孩子们怎样提防各种陷阱和骗术，结果还是防不胜防。我们的所有交易，都必须人为地设置重重障碍，以防无所不在的欺诈，结果让我们不胜其烦，却还是不断被骗。我们的交易成本奇高，我们的交往成本也奇高。我们聪明，我们会玩诡计，因此，我们必须付出代价。

当然，越是这样，人们就对阴谋越感兴趣。吃了亏，总是感慨自己的道行不高，于是觉得得进一步修炼，阴谋文化因此而更加浓烈，被阴谋和骗术牺牲的人也就越多。真不知道，我们这个聪明的民族，终将将伊于胡底？我们的光影世界，什么时候能真有点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