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著作:在华文媒体世界独树一帜的《联合早报》

　　相对于当前一些海外华文报出现“侨报风”的趋势，《联合早报》以独立的姿态独树一帜。独立华文报在世界各地的涌现，对全球华文媒体事业的发展是更健康和更有价值的，也更有助于丰富华夏文明。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外交流日益频繁，海外华人华侨队伍也迅速扩大，华文报在大中华地区以外如雨后春笋，纷纷冒起；那些原本创办多年的报章，则随着中国崛起的大潮以及华文经济价值在全球范围的水涨船高，展现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由于海外各地华人的人数或比率、华文水平、政治及社会情况等各种影响华文报的条件差别很大，各地华文报的表现也天差地别，良莠不齐，有些欣欣向荣，蓬勃发展，有些则步履维艰，挣扎求存。

　　这些海外华文报，有很多是以“侨报”的身份存在，以“侨报”模式经营的；有些连效忠的对象也是中国，而不是所在的国家。在资源方面，包括报社的资金和人力，新闻来源等，则相当依赖中国国内的支持。由于它们的新闻主要由中国的媒体提供，甚至整个新闻版面都由国内媒体直接承包传送，其内容受到很大的局限，即使本地新闻也仅仅报道当地的华社活动。不但新闻如此，连言论也不是自己的，而是中国的，有时甚至与中国官方的口径相当一致。这种现象，使这些报章在客观上形成了“部分中国化”的倾向，与其说它们是“海外华文报”，不如说是中国报章的海外延伸版。

　　这类华文报，在我所居住的东南亚相当普遍。但我今天不想对这个奇特的媒体现象进行归纳分析，或对其利弊影响进行论述批评，我只想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谈谈东南亚的另一类华文报的发展模式，谈谈它们如何从原来的侨报身份，逐渐蜕变成为今日独立于中国媒体之外的华文报，成为华文报世界中的另一种典型。

　　这一华文报模式主要存在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当然与它们所处的政治、社会、文化和语文生态息息相关。它们既不像一些散布于各地的规模较小的华文侨报，也与存在于美国、澳大利亚等较发达地区的中港台报章海外版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华文报世界中独树一帜。

　　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就是这一模式的代表。 　　作为新加坡主要的华文报，《联合早报》及其前身的创立和演变，是一面很能够反映新加坡的华族移民史的镜子。《联合早报》的前身是《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它们都是早期的中国移民创办的。和其他一些比它们出现得更早的华文报一样，《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具有很强烈的侨报色彩，早年效忠的对象是中国，服务对象除了土生土长的本地华人，主要还是从中国和邻近国家移居过来的、通晓中文的华族移民，既帮助他们了解本地情况和融入本地社会，也作为一道重要的桥梁，将他们和祖国（中国）联系起来。举个直接的例子，那时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报道中国新闻的版面，名称就叫“祖国新闻”。 《联合早报》与中国关系密不可分

　　《联合早报》以及它的前身，与中国的关系可说是密不可分的，其密切的程度远大于其他大多数海外华文报。因此，中国渊源是早报历史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可以说是铭刻在它身上的印记。

　　《南洋商报》是在1923年9月6日，由“树胶大王”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陈嘉庚与中国的密切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他积极在新马和中国推动教育和展开爱国活动，甚至毁家兴学，创办了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他也积极参与政治事务，领导华侨关心中国、支持中国的社会改革。《南洋商报》在他主持下，自然也对中国时局表现了极大的关注。从1928年的济南惨案、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南洋商报》都表现了强烈的反日爱国情绪，号召海外华侨积极参与中国的抗日运动。即使他不再是报社老板之后，该报的这一重要角色并没有改变。

　　在《南洋商报》面世六年后，也就是1929年1月15日，另一位著名商人胡文虎也在新加坡创办了《星洲日报》。他的中国情怀从他在《创办本报宣言》中阐明的《星洲日报》三大使命可以看得出来：（一）发扬三民主义，求民族、政治、经济的平等地位……。（二）以开发祖国富源为当今之要图，力倡华侨投资祖国，创设各种实业，藉定国基。（三）提倡各种教育，沟通中西文化，以增高我华侨的地位。

　　由此可见，《南洋》和《星洲》这两家报纸的创办人都有很深的中国情，他们希望自己所创办的报纸，通过提倡教育和实业促进侨民的利益，而最终的目的是希望祖国富强。

　　除了报纸的内容具有强烈的中国色彩之外，这两家报纸和中国一些重要政治人物也有联系，并通过他们聘请中国著名报人和文人，直接参与创办、管理和编务工作。1928年《星洲日报》筹备创刊时，胡文虎托人请当时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题写报名，蒋不仅题了报名，还推荐朱宝筠来新加坡出任《星洲日报》主笔。1939年，《南洋商报》董事经理傅无闷派张楚琨以特派员的身份到中国采访抗战新闻，同时委托张在中国物色一位有名望的新闻界权威人士，来新加坡主持《南洋商报》的编务。1940年张楚琨在重庆访问周恩来时向他提出这个请求，周恩来决定派中共的秘密党员、当时公开身份是民主人士的胡愈之到新加坡出任《南洋商报》的总编辑。

　　除了胡愈之、张楚琨、傅无闷和朱宝筠之外，从中国南来主持编务的还有关楚璞和著名作家郁达夫，郁达夫是在1938年年底受聘到《星洲日报》担任文艺副刊编辑，同时也撰写社论。此外，一些著名的中国画家和摄影家，像张汝器、叶浅予、黄文农、郎静山等，也曾以受聘或特约形式为《星洲日报》的副刊服务。

　　二战结束后，另一位与中国政治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有联系的著名报人曹聚仁，也曾受聘于《南洋商报》，担任特派员。他于1958年在北京采访时获得毛周两人接见，毛泽东当时托他传秘密口信给台湾的蒋经国，希望能促成两岸秘密和谈。

　　这些重要但却鲜为人知的例子，说明了《联合早报》的前身——《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虽然是远在东南亚一隅的报纸，却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但是在人事上、文化上，而且还是在高层政治上的——直接或间接卷入了中国的政治派系，也参与了海峡两岸的秘密交往。

新加坡独立后开始转型

　　像《联合早报》报系这样，与中国具有这么深厚渊源、与中国的政界、报界和文化界关系如此密切的海外华文报，应该说是非常罕见的。

　　但尽管如此，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华人在和其他民族一起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本土意识开始增长，“华侨”意识便逐渐淡出。在新加坡独立之后，本地华人更只能效忠自己的新生国家。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和国际政治环境，阻隔了两地的交往；尤其是当时的冷战局面，以及新加坡所处的非常不利的地缘政治环境，使新加坡华人的效忠对象问题受到严重质疑，华文报基于原则，也为了“避嫌”，更必须有意识地切割和中国的过于密切的关系。

　　自那个时候开始，本地的华文报的“侨报”色彩便开始消退，到了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后，华文报更急着摆脱侨报的身份。华文报的方针和内容有了显著的改变，转向以维护独立自主、建设新国家为内容主轴，以捍卫国家利益为编辑方针；中国新闻随着中国大陆的闭门而减少了，也不再当“祖国”新闻处理，不再有专版，而是成为国际新闻的一部分。

　　由于新中两地的人民往来在1949年之后已经逐渐切断，中国新移民不再到来，中国大陆也不再向新加坡输出新闻从业员，本地华文报编辑部只能靠1949年以前南来定居的报人，以及本地培养的新生一代支撑。幸亏这个时候，新加坡靠民间力量发展起来的华文教育事业已经相当成熟，有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健全的华文教育体系，除了源源不绝地为华文报供应读者之外，也为华文新闻从业员的培育提供了优良的条件。独立后这几十年来，新加坡华文报经过淘弱留强与整顿合并，不断茁壮成长，今天的《联合早报》已经发展成为一家植根本土却享誉国际的华文报，是华人世界里一块响亮的新加坡品牌。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联合早报》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和中国重续前缘。在发展和中国的关系方面，有两个重要的里程碑值得一提。一是在1993年3月1日，《联合早报》获准在中国登陆，成为第一家可以在中国大陆发行的外国华文报。二是1995年8月15日《联合早报》上网，成为东南亚第一家跨入互联网时代的华文报，也是全球最早上网的华文报之一。在中国网民的支持下，早报网迅速成长，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领先的华文新闻网站，每天的页览量大约400万、每月的独立浏览访客（unique audience）达到1000万。借助早报网的渗透力，早报今天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力。从各方面的广泛反映和反馈中，我们知道早报网是当今中国许多权力和知识精英爱看的网站，早报已经成为他们的日常精神食粮。

　　《联合早报》在中国广受欢迎的事引起了前内阁资政李光耀的注意，他因此形容早报为新加坡的“国家事业”， 全国上下必须各尽所能去推广它。

　　作为新加坡的“国家事业”，《联合早报》当然必须效忠这个国家及其人民。

　　在新加坡先后摆脱英殖民地统治和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后，新加坡共和国的命运已经紧密维系在东南亚。它是一个人口以华人为主，却生存在一片马来／穆斯林海洋中的小岛国，没有腹地也没有天然资源，必须完全靠人力资源、靠自己的本事求生存发展。它必须通过本身的能力和努力，在国际势力均衡中寻求最大的国家利益，保障并争取这个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它不能依附任何大国或以任何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依归。

维护中立的观点和立场 　　作为新加坡的主要华文报，《联合早报》自然必须维护国家的利益，而这个利益就包括新加坡与邻国维持和平、友好及合作关系。例如，在我们的东南亚邻国和中国发生领土或领海纠纷的时候，我们不能偏袒中国，必须保持中立。 　　因此，像南中国海主权纠纷这样的政治课题，《联合早报》作为一家了解中国历史和现状的华文报，虽然很清楚中国及其人民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和感受，但我们也必须照顾东南亚邻国的立场和感受，更重要的是遵循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对这些主权纠纷严守中立。这个中立的态度除了表现在报道和言论之中，也表现在遣词用字和一些特定词汇的运用之中。举例来说，South China Sea这个关键名词，早报采用的是“南中国海”这个我们沿用已久的、能够清楚表达其客观地理位置的译名；我们不根据中国的习惯采用“南海”这个显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称谓。

　　这个具体例子或许可以形象地说明，作为东南亚国家的主流报章和作为“侨报”在思维和意识上的差别，而这也是早报和很多东南亚的华文报不同的地方。因此，早报所反映的事实和观点，以及它所能提供的独立价值，也许是那些以中国为效忠对象、新闻来源主要依赖中国媒体的“侨报”所无法提供的。

　　此外，不再作为侨报，也就意味着不参与中国的内部政治。早期的新加坡华文报效忠的对象是中国，自然而然会参与中国的政治。例如，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的革命党和保皇党之间的斗争，也延伸到新加坡华社以及本地的华文报，两股势力各有其拥护的报纸。同样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也曾经延烧到新加坡，各自在新加坡有其效忠的报纸，彼此旗帜鲜明，互相对立。

　　今天的《联合早报》是以独立媒体的角色、中立者的身份，专业的立场来报道和评论中国，用第三只眼睛来审视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而完全不以参与者的身份介入中国的内政或两岸的问题。这也是早报和那些直接或全盘采纳中国媒体内容的侨报不同的地方。

　　虽然早报的效忠对象不是中国，不以中国的利益为依归，但这并没有妨碍早报和中国保持并发展密切而互惠互利的关系。不但没有妨碍，反而因为我们在独立自主发展下能够多方采撷，兼收并蓄，累积了本身的知识经验，从而掌握了一些优势，而得以在平等的地位上，与中国的报界同行或传媒学者专家发展更深层和更有实质意义的关系。今天的《联合早报》已经有条件输出本身发展起来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而不像当年一样，只能是知识技术交流的接受方。

　　当然，《联合早报》能够在华文报世界中独树一帜，发展成为一家既有别于大中华地区，又与中港台报章海外版和众多的侨报大不相同的华文报，而且能够为整体华文媒体提供增值，是因为在海外华人社会中，新加坡的华文市场较具规模。也和新加坡因为经济发达、政治制度特色引起中国的关注，带动中国读者对早报的浓厚兴趣有关。在这方面，只有马来西亚的情况比较接近新加坡，因此它的华文媒体也比较发达，而且比较独立。

　　虽然新加坡是中国以外唯一以华人占大多数的国家，但其实华人人口比新加坡多的国家有的是。随着海外华人的增加、华文教育逐渐普及、华文水平不断提高以及华文市场渐趋成熟，一些国家应该也有条件发展有别于“侨报”的本身的独立华文媒体，通过华文向华人世界反映所在地的实况和观点，呈现当地的精神文化面貌，甚至对一些国际或关系到全人类的课题，提供有别于文化母体的视野与思维，就像英文报在英语世界中百花齐放、各显异彩那样。我认为，这将会大大增加海外华文媒体的多元性，使华文媒体更加多姿多彩。相对于当前海外华文报“侨报风”的大趋势，我认为独立华文报在世界各地的涌现，对全球华文媒体事业的发展是更健康和更有价值的，也更有助于丰富华夏文明。

作者是本报编辑顾问，本文是他于8月27日在中国保定市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