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和院士良性竞赛 共同提高中国科学水平 精选

 

很多人来问，如何改善中国院士制度。以我一己之力不可能做到，不过，并非不能努力。 院士制度改革需靠“自律”：重新称为“学部委员” 中国的院士制度，是因为加上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目前的水平，才带来一些副作用。 院士制度特权最大的是苏联，而不是中国，但是苏联的院士制度副作用并不大。 在中国的副作用，设立时很难预见。我自己在加州大学（80年代）或哈佛大学（90年代初），曾致信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建议将当时的“学部委员”改成“院士”，这封信是否起作用任何，我不知道。但是，无论是我，还是真正做出决定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可能还有国务院批准），称呼改成院士都是因为认为需要更多尊重科学家。那时，即使两弹一星的元勋们，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都与他们的贡献不相称。那时不能预计到现在的问题，包括对中国文化对头衔重视的程度。 很多人以为院士的所谓副部级待遇，其实不是很重要。在北京、上海，一些院士看到主管自己经费的司局级（甚至处级）都点头哈腰，从无副部级的感觉。头衔的意义大于待遇。如果将“院士”重新改成“学部委员”，使学术荣誉回归只能在学界内部有价值而不方便用于学界以外，过一段时间，可能副作用就要减少很多。是否愿意改成“学部委员”在于科学院领导和主席团是否愿意，换个时髦的说法，这叫“自律”。 国际副教授水平做中国院士而荣休是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无论对院士制度如何想法的人，都担心有一些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其实还不到中国真正“科学家”的水平），当了院士以后，就不真正积极做科研，带来明显的问题：1）有些人做科研的目的就是做院士，所以，一旦当选院士，就积极做其他事情；2）这些人给学生树立不良榜样，有些学生也决心步其后尘、走入歧途，影响中国科学今后的发展方向；3）这些人不积极做科学，并非没有资源，而在资源比较多和权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不积极做科学，那么就给国家的科研投资带来较大的浪费；4）从普遍情况来说，中国目前科学水平还不是很高，一些（虽然不是全部）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在做到国际上比较好大学的副教授就在当选院士后离开科研一线（“国际副教授水平做中国院士而荣休”），等于对中国科学釜底抽薪，使中国科学的高度被“封顶”或“腰斩”。 和院士竞赛 相互激励 能否解决“国际副教授水平做中国院士而荣休”的问题？除“自律”以外，我们也可以试图给予激励。比如，我这几天有个想法，是个“以身殉职”的竞赛建议： 殉职的意思是说，这个竞赛的失败者，已经定义是我本人，而胜者是那些现在和将来在中国做科学比我好的人； 在十年以后（2022年8月17日），看看有多少中国的院士超过饶毅在中国的科学工作； 因为有些院士回国比我早，所以从现在算起不太合理，所以比较的年代可以从20年前1992年开始，到2022年为止，共30年，只以在中国进行、以中国为第一地址发表的论文； 竞赛的对象主要是生命科学做探索性科学研究的院士，年龄大的不算因为他们的时代和背景不同，而是和我年资相同或更年轻还有冲劲的，也就是在1977、1978年以后上大学，1991年以后获得博士学位，或1994年以后有独立课题组； 其他人有兴趣也可以自愿加入； 竞赛的标准是在中国做的科学研究，是否针对重要和有意义的问题，其工作对本学科领域的贡献在世界上、在人类知识推进上，起到了什么作用。 我们不用担心谁评价。十年后，中国（和海外华人）能够评价科学水平的人自然应该更多。如果不行，就由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也行。大家说了，我就不说。当然，大家都不评价，我也可以说。 乐观的“孩子气”好于不良的“中国式成熟” 我的目的，不是让大家不如我。而是真心期盼很多人比我好。我现在就知道有很好的，比我好的，不过不一定都在科学院院士行列。 和我竞赛不是很难。因为，我将继续32岁以后的习惯：晚上和周末习惯性不上班、还看专业以外书籍和写杂文、实验室研究生和博士自主做科研（如何上下班不是我的事情和休假不用请假）。所以，中青年院士（和其他自愿参加竞赛者）肯定容易超过我。 我这么做，也许不仅使得一些院士因为爱面子而积极做科研，可能还激励科学院的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特别是微观生物学小组，积极选拔一些真正好的人做院士，这样十年以后来看，比饶毅好的人里面，全部（或多数）还是院士，而不是院外比饶毅好的人多于院内。 这样的竞赛是否小孩子气？也许。不过有理想的孩子气远远好于中国不良习俗的所谓“成熟”：在国际上畏畏缩缩不能上台面，在国内背后搞人水平高。 这个竞赛，实际上并不是我开启的，而是8月17日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公布的结果所确定。从那天以后，就有一些人会默默地做这种比较。本文的作用，只是公开和明确了大家做的一件事。 本文也使此次事件，不以争论而结束，而以向前看，大家努力在中国做好科学而结束。 公开提出竞赛，也许能起良性的激励和鞭策作用：提倡在中国做好科学研究，共同努力提高中国目前还不高的科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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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减少中国科学界浮躁的一个必要步骤 精选

 

在中国科研经费相当多的今天，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科学研究，至少在生命科学方面，难以达到中国近代史上的高峰？ 进一步还可问，为什么普遍人们觉得目前中国科学界比较浮躁？ 原因之一和解决办法 原因可能有多个，但有一个重要的、可以通过简单办法加以显著改善的问题。 这就是：在对科学工作者增加支持的情况下，降低职称。 具体而言，博士后起步的教职应该是助理教授，享有中国目前“正高”的所有待遇（独立课题组、博士研究生导师、等等），而且工资可以提高，但必须经过晋升副教授和正教授的两轮评审。在研究所，相应为研究员、高级研究员、资深研究员。中国的教育科研机构，在条件改善的前提下，逐步全面实施。并且需要考虑，以前的教授系列人员，愿意和可以加入低职称、高要求体系者，也可以竞争加入并获得提高的待遇，也就是高待遇必须和高要求同步。” 生命科学是中国科学界浮躁的一个重要来源，本文以此为例。 不在学术界的人不一定都知道，而对于行内来说，都清楚中国生命科学这二十年的基本情况：国外做过博士、博士后，回国立即做正教授，再做一两篇Nature、Science、Cell，或者几篇同领域最好杂志的论文，就可以做院士。科学程度一般（不是所有人）到此为止。 也就是说，在国际优秀大学晋升副教授的时期，在中国可以做院士。而中国做了院士以后，各种事情又多起来，做科学的时间减少。如此造成中国比较好的科研人员的科学活跃期结束比较早。 如果中国的科学，至少生命科学，只以做到美国好大学的副教授为学术退休的标杆，那么，虽然中国科学有非常优秀的人、认真工作的人。但因为目标比较低，往更高、更深发展的非常少。在中国科学本来不如国际先进的情况下，活跃时期还比国外教授短，中国科学可以再中和低层面追世界，而在高深层面追就不切实际。 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科学界浮躁是自然的，不浮躁倒奇怪：因为职称高，没有“后顾之忧”，不怕评审，就热衷通过搞关系奔经费、而不是靠学术。中国生命科学界，90%以上的教授在90%以上时间不听学术报告。有些人（国内所谓做得好的人）不听国际重要科学家的报告，而为了当选院士的投票只听国内院士的报告，给现在的学生树立不良榜样。70年代、80年代的教授，条件比现在差，科学热情高很多，为例听学术报告骑自行车、搭公交车全市去听。现在，很多单位，国际学术报告来了，教授不听。更有甚者，所长邀请了人，自己不听。 以助理教授起步，需给予必要条件：工资高于或比照以前招聘的正高；应该独立领导课题组；可以独立带博士学位研究生；可以独立申请国家研究经费；可以参加国内同行评审（课题、经费），等等所有目前中国正高职位享有的条件。 降低职称的必要性 中国职称普遍太高，原因是历史性的。90年代迄今，因为中国科研条件和个人待遇比较低，不能竞争国际市场的人才，我们只好以高职称作为补偿来吸引人才，是一个不得已的措施。 这个不得已，现在还存在于一些院所。但是，对于中国最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已经不是问题。落后于国情继续廉价高职称，是中国科学界浮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重要原因，如果不是关键原因的话。 为什么需要降低职称？ 第一，中国大学和科研院所的自尊。一个生命科学的博士后，在美国5流大学也只能从助理教授起步；在全世界华人聚居地区如香港、台湾、新加坡，博士和博士后结束后起步的第一个职称是助理教授。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目前绝大多数教育和科研单位，包括北大、清华和科学院的生命科学部分，却常常直接让博士后以正教授起步，本身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认为自己是“…流”。不时出现回国就做正教授的人，职称马上高于自己国外的导师，对方自然知道中国要求和自视较低。 第二，更重要的是，有职称晋升才能真正提出要求和严格考核。招聘教授一定有错误率，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有些人会失去冲劲，招聘几年后评审，安排晋升评审可以淘汰不合适的人选。如果从正高开始，我们对于其约束就比较困难，引进后只能但愿他们自觉。而事实上有些人却积极拥抱不良社会习性，这样单位也没办法。人群中自然有投机分子，没有晋升压力，他们如鱼得水。几年前，我遇一位国外博士后回国直接做某著名研究所正研究员的年轻人，他说回国就不是为了科学。事实上，几年来他学术没有长进，经费非常多，研究生很多，压力没有。这样的人，如果中国没有晋升程序，导致中国好的单位还继续滋养这样的人，对国家是浪费，对单位是羞耻。短期对于单位领导没有影响，但是，不合格的人留在单位，长期对于单位可以有很大而且不良的影响。而如果从助理教授开始、需要两次晋升，那么，对于一般的人，都需要10年左右时间、而且需要有较好的工作才能升为正教授、资深研究员。经过两次评审后能生存下来的人，会养成好习惯，以后也会珍重自己，对于改变中国目前的浮燥，可以起清凉剂作用。 降低职称的可行性 在一些重要的机构，中国已经有条件可以改为助理教授起步。改职称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大家不知道要改，而在于各个单位的领导的选择：在条件好的情况下，继续给高职称有利于竞争国内其他单位、而在近5到7年内“政绩”很好看。给从严要求给低职称的效果在10年、20年后才能显出。有些单位怕得罪人，不敢或者不愿负责任，继续送高职称可以表面上“皆大欢喜”，其代价是单位的发展过程不能淘汰不行的人，而给积累问题留给后任领导和单位。一般来说不会在自己任上出现，头痛的是7、8年后新的所长和院系主任，一上任就恨不得开除一些无能无德而有占据很多资源包括误人子弟的研究生导师，但人家正高多年，所以所长院系负责人也没有办法。因此，如果他们负责任的话，他们不得不再想办法出台新的改革，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改革到位，给他们遗留和制造问题。当然，他们也可以继续不负责任，也不改革，再把问题拖到十几年以后。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从2004年建立起，一直以Assistant Investigator起步，为了对应中国实际情况，其中文职称是研究员（以后是Associate Investigator=高级研究员, Investigator=资深研究员）。现在，NIBS年度总经费已经明显低于科学院多个同类性质、相近规模研究所，而NIBS的效果明显较好。对于国家来说，NIBS现在是价廉物美。NIBS职称低、要求严是重要原因。要不然，只做6年的NIBS，有几个刚刚晋升Associate Investigator高级研究员的科学家，在其他单位不仅可以被提名院士、而且实际超过基础生物学目前中国院士的平均水平。只是因为他们职称低、因为国内对NIBS全体有些打压和排斥，才没有进入这个轨道、而不得不安心做科学，否则在其他体系他们也可以浮躁起来。 施一公在清华生科院最近也改了以助理教授起步。从我的理解，中国科学院，也会全面从助理教授相应职称起步，只是时间安排问题。 北京大学的化学系一直做得比生物（不仅北大的生物）好，其起步从不给正教授、而一般从副教授起步。我们的校长1980年代初获国外博士回国，做了好几年讲师才升副教授。而比他回国晚的陈章良到生物系马上做正教授。结果很有代表性：化学系的老师，普遍需要认真做学术，导致北大化学系整体力量很强。生物系无法要求教授做多少学术，有些人主业是在外面玩。 我于2007年9月到北大生科院以后，新聘的起步课题负责人都只给英文职称助理教授、中文职称研究员（原因和NIBS相同，以后是Associate Professor 高级研究员、Professor教授，也就是直到做正教授，才能英文和中文都称为正教授）。我认为不仅为了对北大负责应该这样做，而且对于招聘来的人员，他们其实是中国比较早进入正轨体系，如果做的好，也就比较早成为中国真正和国际接轨的正教授。 我相信，这是中国各个单位在适当时机都会实行的改变。中国不可能每个单位十年后还给海外博士后回国直接任正教授。 减少中国科学界的浮躁，需要的当然不仅仅是一个办法，但降低职称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 2011年1月13日初稿，7月28日定稿，2011年8月15日《人民日报》以“改变科学界浮躁的一个步骤--回国博士后从助理教授做起”为题发表。 以前相关文章： 1）中国工作难度实例：化学的今天和生物的明天：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37&do=blog&id=3199372）中国如何招聘教授，十年的变化和今后的趋势：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97933）职称和水平：国内助理教授可达什么程度：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37&do=blog&id=248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