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垫子最简单图案:钱币文献--[转帖]甘肃造币厂纪实

        我在甘肃造币厂工作，历时8年。现将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写在下面，疏漏和失实之处，尚希知者予以补充订正。
        甘肃造币厂建立于1928年刘郁芬主甘时期，停办于1935年朱绍良任甘肃主席时期。厂址设在旧举院（今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的“潜园”，占地约八九亩。刘郁芬建立造币厂的原因，一则因国民军入甘驱逐孔繁锦后，掳有孔繁锦造币机器；二则1928年马廷骧、马廷贤所藏白银，于诃湟事变后为国民军所得，刘遂设厂造币，以济军用。
        甘肃造币厂成立时设监督、会办、厂长各一人，下分总务、会计、工务三科及稽查室，监督综理全厂事务，为该厂之最高负责人，以会办副之，厂长不过主管工务而已。在国民军时期（1926年至1930年），首任监督为郭立志（河北人，原任烟亩罚款处处长），继者为田镇南、王祯、郑道儒。西北军东开，八委员执政时期，监督为邓隆，后为杨思。孙蔚如入甘后，派他的亲信邢必强为监督，朱绍良主甘时由绥靖公署总参议张春浦任监督。会办一职自首任监督以后就取消了。厂长一职，在郭立志任监督任内，由甘肃机器局局长李献农兼任，李后由总务科长萧汉升任。萧后由工务科长罗文源升任。
        造币厂铸造银元的白银，主要靠1928年河州镇守使赵席聘挖掘出马廷骧、马廷贤窖藏的白银约二百多万两。记得当从临夏往兰州运白银时，用90匹骡子日夜不停地驮了几个月，因为银子太多，过秤来不及，后来改用斗量。除此以外，还委托各钱庄代收。有一个当稽查的山西人孙高升，因为和库藏股的负责人关系好，曾于离职后自己开设钱庄、金店。
        甘肃造币厂所铸的银元，并没有标明系甘肃制造，而是冒用其他的牌子，企图鱼目混珠。铸得最多的是“老人头”银元，即所谓民国三年的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此外，还铸了一部分有孙中山头像的银元。老人头银元不但在甘肃省内流通，而且流通于省外。有孙中山像的银元，在国民军东下时带走了，没有在甘肃省内流通。邓隆任监督时期，曾在“老人头”银元上加印“甘肃”二字，但为数不多，约数万元。此外，还铸造过半元银元，上有溥仪头像，流通于藏区，标为“藏元”。所有这些冒牌的银元所用印花钢模，都是技术工人陈发坤所刻制。陈刻钢模的技术很高明，因之所生产的冒牌银元与原制完全一样，同样在市面甚至省外流通。
        在北洋政府时期，财政部规定的银元含纯银率为88.8％。甘肃造币厂初开办时，规定含纯银率为82.5％，已经不符合规定了。但是即在郭立志任内，虽然所铸银元含银成色较高，也没有达到82.5％的规定。只在杨慕时当财政厅长兼造币厂会办时期，由于刘郁芬对造币十分重视，规定每出一批银元，必先由杨募时携带样品，送刘过目，这时成色达到了82％，算是最高了。到田镇南任内生产的银元，比例已经降为70％。到了邓隆任内，比例更为下降，有一次经青海马麟介绍给藏区所铸的半元银元，含银量竟降至50％，以致露出铜色，没法烘洗。
        甘肃造币厂每日生产银元的数量，各个时期不同。在郭立志任内，因为有从河州（临夏）运来的白银，原料充足，最高时每日产量达六七万元。最低时每日产量三四万元。以后原料用完，产量大减，多时停工。
        造币厂后期，因为生产银元有限，并且按照设备要求，必须有足够铸三四千元的白银，才能开工，因而在张春圃任监督时期，就在举院北城根设了一个肥皂厂，聘甘肃建设厅技士梁勉担任技士，生产肥皂，未几停工。嗣又在厂内机房，将小马达安装起来，准备改设面粉房，亦以产量不高而罢。
        造币厂自生产银币以来，在第一、二任监督交代后，都有库存，一直到田镇南交代时，库存还有100万银元，作为富陇银行基金。但随即为孙连仲带走，充作国民军军饷，只给造币厂留下100万元富陇银行钞票，从此造币厂就空虚了。
        造币厂于1935年停工，我就离开了。1948年郭寄峤任甘肃主席时，又利用原来设备，重新开工铸造了一些银币，因不知其详，就不谈了。 
        造币厂职工最多时达二百八九十人至三百八九十人；技术工人最多时达四五十人。其中最多的是学徒，约占全体职工人数的80％。以工资来说，职员薪金最多者60余元，最低者十五六元，领工40元至80元，工匠16元至28元，学徒6元至10元。卫兵10余人，工资每人每月8元至16元。
        职工规定每日工作时间8小时，但经常加班加点，厂门上挂着工人的名牌，两面均写着工人的姓名，一面白色，一面红色。如工人旷工、病事假，就挂红的一面；上工挂白的一面。旷工者扣本日的工资。学徒旷工或迟到者，并要受领工的打骂。
        造币厂有侮辱工人人格的搜身制度。凡在操作时间内，如工人、学徒临时出去，必须由稽查会同领工搜身检查。放工出门时，则由岗警搜身检查。职员，领工则不在此内。记得曾有一个天水籍马姓学徒，因被搜出带有银锭一小块，由厂方召集工人在院内开会，当众由卫兵用棍子毒打之后，并被开除。
        工人天天和机器接触，稍一不慎，就会发生事故。有一次一个学徒给机器加油，指头被车床压断，其他类似的工伤屡见不鲜，厂方并不负责，一概由工人们自己出钱医治。厂方不给学徒传授技术，学徒只做些粗笨工作，许多学徒在工厂停工以后，由于没有学到一点技术，生活出路十分困难。 
        造币厂有分红制度，在每半年结账时，将所赚红利留80％作基金，提出20％由全体工作人员分红。这个20％，又分为三成，督监一人得一成，全体职员得一成，全体工人得一成（包括学徒）。分配的原则是，将全体职员或工人的半年工资加起来，以其总数除应分的红利总数，得出每工资一元分红利若干，然后即按工资多少，得出应付红利多少。因此，工资高的分得多，工资少的分得少。这样分得的钱，也很为可观，我当时的工资只有二十元，但头一二年生产量很高时，每半年可以分得一百六七十元，工资高的所得当然更多了。这还只是明分。至于高级职员和担任材料、金库、会计、煤炭等方面工作的人员以及和总务工作有关系的人，还有进行暗分的。这种暗分的数字，就更不得而知了。
        此外，如修理股长每年利用职权制造大批烟筒火炉，木样股长利用职权制造行军床、桌凳自用和送人等，就只能算为司空见惯的小事了。造币厂的历任督监，无不发了大财，其中据我所知，赚钱最多的是张春圃、邓隆、邢必强等人。张春圃交卸后回家乡享福去了，但到抗日战争后，却又回到兰州，我曾见过一面，看见他精神有些失常的样子。后来才知是他在北京时，宋哲元将他在甘肃造币厂所赚得的十几万银币“借去”作了军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