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各国 蚊帐:从内生货币理论看货币创生2

从内生货币理论看货币创生韦森

在上一篇专栏最后，笔者留下了这样一个问题：2008年底到2010年底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经济体内的M0增加了1.04万亿，而M1却增加了10万亿，M2更遽增了25.1万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25万亿广义货币到底是如何创生出来的？他是像《一千零一夜》小说中所描述的是一个渔夫从一个叫央行的魔瓶中释放出来的“数字巨魔”？在上一篇专栏中，我们也曾提到，要真正理解这一问题，必须从凯恩斯主义──尤其是后凯恩斯主义的内生货币理论来认识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机理。在这篇专栏中，让我们先来简单梳理一下货币内生论的基本思想演变脉络。

从思想史上来说，从经济学成为一门学问开始那一天起，就始终离不开有关货币问题的探讨，也始终存在着货币供给到底是外生注入还是市场过程内生出来的争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被认为是这种现代货币内生论的系统阐释者，如果说不是集大成者的话。然而，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尽管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从凯恩斯的《通论》出版才诞生的，但大多数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讲的货币理论，却是货币主义的外生供给说，凯恩斯的内生货币理论，则基本上被人们所遗忘和忽略了。

翻开大多数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马上就会发现，大家所讲的货币理论，其核心思想是，货币是由中央银行外生供给的，因而央行可以通过利率、银行准备金以及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来调节一个国家的物价水平和实际产出。这一主流的货币主义和货币数量论也自然认为，通货膨胀最终是由基础货币的增长来决定的。基于这一主流的宏观经济理论和认识，货币决策层的通常做法是：物价涨了，央行就升息、或提高银行准备金，或通过公开市场收回流动性；物价跌了，就用反向货币政策手段来增发基础货币。

如果按照凯恩斯尤其是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内生说来看待现代市场经济运行，就完全不同了。凯恩斯认为，货币供给并不是央行可以自行决定的，而是经济体系内的许多因素决定的，因而货币尤其是广义货币M2，则是由一国经济活动内生创生出来的。对一般人来说，说货币不是央行发出来的，而是经济活动内部生成的，那肯定是一个天方夜谭。大家一定会问：这怎么可能？凯恩斯，有没有搞错？

事实上，从经济思想史上来追溯，“货币内生说”已经有久远的历史了。如果说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大卫·休谟的货币数量论是现代货币主义的鼻祖的话，那么另一位18世纪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则是内生货币论的始作俑者。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斯图亚特就提出了货币供应不是由政府所决定的，而是与经济体系的活动相适应的这一内生货币论的思想萌芽。稍晚一些，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提出过一些货币供给是由经济体内生的观点和想法。后来，瑞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克塞尔（Johan G. K. Wicksell）在19世纪末进一步提出货币供应是由货币需求决定的内生变量。这些早期经济学家的货币内生论的猜测，到20世纪30年代在凯恩斯那里得到了系统地阐发。在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中，凯恩斯就较明确地提出，货币供应是内生的，是由企业和个人等从商业银行的贷款所决定的，并不是能由中央银行所能控制的外生变量。

凯恩斯的这一思想，在后凯恩斯主义（Post-Keynesianism）的一些经济学家如明斯基（Hyman P. Minsky）、戴维森（Paul Davison）、卡尔多（Nicholas Kaldor）特别是摩尔（Basil Moore）那里得到了更明确地阐释。按照这些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当人类经济社会进入信用货币阶段后，货币则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贷款而产生，因而事实是银行贷款创造银行存款，而不是央行在主动地向经济体内注入货币。例如，在1982年出版的一本《对货币主义的惩罚》一书中，摩尔就指出：“在任何时候，或在一切时候，货币存量是由需求来决定，而利息率则是由中央银行所决定。”其后，在1988年发表于《后凯恩斯经济学杂志》上的一篇“内生货币供给”这一影响甚大的文章中，摩尔又进一步指出，信用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很强。由于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要受制于商业银行和企业以及家庭的经济活动，导致央行无法控制基础货币的供给。由此他还认为，连货币乘数也是市场交易过程中的货币需求决定的，因而，不仅广义货币，甚至基础货币都也可以被视作为内生的。沿着这一论辩思路，这些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发现，如果中央银行无力控制一个经济体内部的贷款量，那也就无法控制经济体内部的货币存量。

货币内生论的这些见解，近些年来逐渐被中国的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和货币经济学家所接受。近几年来，中国金融界的许多研究发现，中国的货币供给确实具有明显的“内生性”。另外，夏斌和廖强在2001年的研究曾发现，自1996年中国政府正式确定了货币供应量这个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开始，中国政府决策层的货币供应量目标就几乎没有实现过，因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呈现出了下降趋势。这也反过来印证了货币供给并不是央行所完全控制得了的这一判断。同样，要理解2008年世界经济衰退以来这两年中国广义货币25万多亿的创生，看来也只有依照货币内生论才能给予一些解释。

内生货币理论真的会有这么神奇么？其理论论辩能否站得住脚？它能否给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体内广义货币的快速创生给予一些理论解释？这些问题且待我们下期专栏再来探讨吧。

（本文作者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学术著作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经济学与哲学》、《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经济学如诗》、《思辨的经济学》以及《市场、法治与民主》等。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