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秘书笔趣阁:朱家骅

朱家骅 资料图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11年4月7日、4月12日RB20版作者：叶兆言原题为：朱家骅（上下）

不知道台湾和香港的同胞如何看待朱家骅先生，反正大陆像我这年纪，看到他名字，首先会想到中统特务。考察上个世纪的历史，主管教育的最高长官，大多数时间，始终是个不咸不淡的角色。

说不重要也不太妥，蒋委员长在权力达到顶峰的时候，也兼过教育部长。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教育部长干的时间最长的两位，一个是陈立夫，一个是朱家骅。两位都是浙江人，都是中统的大特务头子，最初学的专业都和地质采矿有点关系。

为什么教育部长要和中统特务有关呢，这个问题真让人搞不明白。受过去的电影影响，中统和军统的形象多少有些漫画，戴着礼帽，长衫里面掖着枪，就是个小流氓腔调。还有什么这个党部那个党部，电影上常常出现，都是反面人物，究竟什么组织机构，从未真正搞明白过。

难怪我们会搞不明白，连从旧社会过来的学者容庚，也始终搞不明白什么是宣传部，什么是党部。1949年以后，他老先生去宣传部汇报工作，尽管有人事先打招呼，他一开口，还是党部如何如何，而且一错再错，害得人家忍不住要笑。

从理论上来说，国民党的中统，有些像美国的联邦情报局，也就是俗称的FBI。事实上，无论中统还是军统，都是抗战后才有。朱家骅确实当过中统局局长，不过根据惯例，他局长只是兼职，真正负责任的是副局长，查朱的历史，和情治系统的关系也就是挂名。

朱家骅的人生轨迹，很容易跟陈立夫搞混，都是著名的党棍，都当过中组部部长，都一生追随蒋委员长，都有着欧美留学经历，朱是德国博士，陈是美国硕士。朱当过浙江省主席，陈立夫的哥哥陈果夫当过江苏省主席，当过组织部长，蒋家天下陈家党，二陈兄弟向来搁在一起说，也是让人容易混淆的原因。

印象中，陈立夫比朱家骅岁数大，因为朱总是跟在陈屁股后面，永远是他的继任，掌管中统，掌管教育部，当总干事，这官那官，很像是陈的心腹副手。其实朱家骅比陈立夫年长好几岁，只比他的哥哥果夫小一岁。

朱家骅与毛泽东同年。毛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年轻气盛的傅斯年视之为土包子；而他绝对不会想到，当时朱家骅对傅也同样不屑一顾。

众所周知，民国时代的最高学术机构，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先生是第一任院长。1940年蔡过世，继任者就是朱家骅，他在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位置上待得最久，继任者才是胡适。

肚子里没货色，在这位置上就坐不住。不说别人，单是傅斯年这样的大炮，做他的顶头上司，没点真本事显然不行。朱家骅能当院长，与他的资历有关，据说当时也得通过精英投票，陈寅恪私下还打过招呼，说我们要当回事，这院长必须在国外有些声望，不能只推举蒋先生的那几位秘书。结果，朱居然还比胡适多了4票。

按照国民党的标准，朱家骅也可以算作又红又专。傅斯年做学生时，北大一共28位教授，仅比傅大4岁的朱家骅是当时最年轻的教授，教德语。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批精英，往往都和德语有关，蔡元培真正弄通的就是德语，鲁迅和郁达夫的德语也相当不错。

朱家骅年龄不大，却是德语界的老前辈。他曾在德国学习过工科，采矿工程系；学这个，又与出国前读同济德文医学堂有关，这学校是同济大学的前身。他还是老资格的革命党，17岁时，汪精卫在北京行刺摄政王，受其影响，他甚至想在南京刺杀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人骏。辛亥革命前，他发起组织了中国敢死团，被公推为团长。武昌起义爆发，成为最积极的参与者，随黄兴去武汉支援，真枪真刀冲锋在前。

革命成功，民国政府奖励有功者，酬勋一批革命党人出国留学，名单中有汪清卫，有吴稚晖，有戴季陶，也有20岁的朱家骅。最后经费没着落，他不得不自费留学。从1914年到1924年，他两次去德国，第二次是公派，拿到博士学位，继续在北大教书，当地质系教授，兼德语系主任。

朱家骅是国民党的左派，与共产党的李大钊并肩战斗，反对北洋政府。因为被通缉去了广州，如果留北京，很可能会像李一样被张作霖绞死。此后，他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地质系主任，很快又成为校长。随着国民党的成功，他也在官场上一帆风顺。

成也官场，败也官场。人们羡慕成功，不屑的也是这个，尤其是和中统特务联系在一起，名望大打折扣。他还当过中央大学校长，时间很短，没什么太大建树，唯一可说的，只是知人善用，力荐了罗家伦。

鲁迅在中大提倡学术自由

        朱家骅直言“这是党校”

 2010年06月09日  凤凰网历史

核心提示：但此时的中大不是北大，戴季陶、朱家骅等人，已经成了国民党的要人、官场上的重量级人物，自然不吃鲁迅那一套。朱家骅由最初的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他以强硬的姿态反击道：“这里是‘党校’，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应服从党的决定。”

本文摘自《陈寅恪与傅斯年(全新版)》作者：岳南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就在傅斯年欲返国而不知身归何去，心绪如焚，处于“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之际，曾致信已至清华园的陈寅恪求法问计，陈寅恪自是为之积极活动。1926年11月16日，当清华教务长梅贻琦主动到陈宅商讨聘请中国文学教授时，陈寅恪感到机会来临了，他当即对傅斯年加以推荐。因当时没有留下陈、梅此次谈话的详细记录，对梅的态度已不可知，但通过吴宓的日记可寻出一点线索。吴在当天的日记中云：“梅教务长来，向寅恪商请教授。校中必欲聘傅斯年等以授中国文史，而必不肯聘柳公(南按：即吴屡荐之柳诒徵，陈寅恪的私塾老师)。不得不为本校惜，且为世局哭也。”【1】内中可见，当时的梅贻琦对傅斯年是颇感兴趣且有可能“必欲聘”的，否则，吴宓不会满怀怨恨又无可奈何地为世局一哭。不过，无论此时梅贻琦做出何种决定，都已成为马后炮了。因为就在半个月之前，傅斯年踏上香港岛之时，在南国中山大学的朱家骅已经捷足先登，将傅氏这只学界大鳄紧紧地收入网中了。

自此，清华失去了傅斯年，傅斯年失去了与陈寅恪联袂登台的机缘，他们的相会与并肩协作，以及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创造划时代的辉煌，还要等到两年之后。

来到中山大学的傅斯年，与朱家骅一见如故，在学术见解与治校方略上，二人一拍即合。傅视朱家骅为难得的知己，以他过人的胆识、才气与霸气，主动帮助朱氏筹划校务，处理各类繁杂事宜。而朱也视傅为铁杆兄弟，放开手脚让傅在中大校园内由着性子，尽情地翻着跟头折腾。用朱家骅的话说，“孟真为人，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宏辩，如骏马之奔驰，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因此，有人目他为狂，也有说他是狷。狂也好，狷也好，正是他过人之处。”【2】很快增聘了如吴梅、丁山、罗常培、顾颉刚、杨振声、何思源、汪敬熙、商承祚、珂罗掘伦(南按：即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瑞典著名汉学家)、史禄国(南按：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俄国人类学家)等当时的学界名流与大牌“海龟”担任教授，中山大学由此声名鹊起，威望隆盛，令全国学界为之瞩目。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样的大好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人事纷争而很快走向衰微。

激烈的纷争首先在鲁迅与顾颉刚、傅斯年三人之间展开。

傅斯年到中山大学时，鲁迅正在该校任教务主任兼中文系主任。

此前，鲁迅在北京经历了著名的“女师大风潮”，并与陈源(西滢)、徐志摩等现代评论派展开了一场混斗，夹在其间的胡适也被鲁迅视为敌人而遭到一番唾骂，自此二人关系宣告破裂并逐渐恶化。直至北师大学生刘和珍等数名师生被枪杀的“三一八”惨案发生，鲁迅遭到北洋政府缉捕，不得不设法离开北京赴南方暂避。1926年8月2日，鲁迅最后一次前往女师大领取薪水，自此告别了这座浸染着他满腔激情与血泪的学府，悄然隐去。不久，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在女师大任教期间结识的学生加恋人许广平女士同车南下，到广州的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正是由于陈源、徐志摩以及后台老板胡适等英美派“海龟”与之交锋对垒，鲁迅对胡适等留学西洋的所谓“洋绅士”，以及胡氏的弟子顾颉刚之类热衷于在研究室内搞考据的学院派人物，连同一些跟随胡与顾的小字号“土学者”都没有好感。而鲁迅在厦门大学时，顾颉刚也受时任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林语堂之邀，辞别北大编辑员之职，阴差阳错地来到厦大任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兼国文系名誉讲师。短兵相接，鲁、顾二人矛盾加深，终于演化成势不两立的仇寇。

1927年1月18日，鲁迅为改变环境与其他一些政治原因，受邀到中大就职，出任中文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上任后的鲁迅公开以五四运动时期的北大风气作为标准要求中大师生。在一次教务会议上，他主张让学生有研究、活动和组织的自由，并特地举出北京大学的事例作为榜样，以让中大师生学习效仿。

但此时的中大不是北大，戴季陶、朱家骅等人，已经成了国民党的要人、官场上的重量级人物，自然不吃鲁迅那一套。朱家骅由最初的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他以强硬的姿态反击道：“这里是‘党校’，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应服从党的决定。”【3】自此，鲁迅及其背后的支持者，与以朱家骅为代表的校方当局，围绕政治是非问题或明或暗地较起劲来，直至闹得不可收拾。

此时的傅斯年与鲁迅虽无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但傅在北大办《新潮》时，曾得到过鲁迅的支持，并有过书信往来。当时傅以北大学生兼《新潮》主编的身份写信于鲁，征求意见并请其指教。向来对青年人较爱护的鲁迅回信说了几句客气话，顺便提了几条小建议，内有“《新潮》里的《雪夜》、《这也是一个人》、《是爱情还是苦痛》(起首有点小毛病)都是好的。上海的小说家梦里也没想到过。这样下去，创作很有点希望”【4】云云。傅把双方通信在《新潮》刊出，借此抬高《新潮》的身价与威望。同年，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到了《新潮》，认为“颇强人意”，所刊文章“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作亦不弱，皆学生”。【5】正是为了这段旧故，鲁、傅之间开始时尚能面和心不和地相互忍让与和平共处，但随着顾颉刚的到来，二人的矛盾终于引爆，炸开的裂痕再也没有弥合。

傅斯年来中大后，顾氏在厦门大学任教，傅念及同窗之谊，又急于招揽人才，便请顾颉刚来中大任教，其主要任务是“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并谓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6】。意在架空鲁迅，扫除障碍。尽管此时的鲁迅对中大校务已成为“一个大傀儡”(鲁迅自喻)，但毕竟还是名义上的教务主任，必须与之打个招呼才算不失体统。按傅斯年的观点，本来打招呼已算是相当的抬举了，想不到鲁迅一听让顾颉刚来中大，顿时火冒三丈，疾言厉色地道：“鼻来，我就走！”(南按：“鼻”即指顾，相关典故见后)此举令傅斯年深为尴尬与不快。

1911年，傅斯年与顾颉刚同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共住北河沿译学馆旧址工字楼，二人开始相识。这一年傅17岁，顾20岁。1916年，二人均入北大本科，傅入国文门，顾入哲学门。次年秋，二人同住北大西斋丙字十二号宿舍。自此，“静心研究他的哲学和古史，对人非常谦恭”的顾颉刚，开始与“大气磅礴”、“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7】的傅斯年成为好友。1917年9月，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来、年仅27岁的胡适受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哲学门教授，主讲西洋哲学史、英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三门课程。作为放洋七年，又是世界级哲学大师杜威高足的胡适，讲授洋学问自是得心应手，但讲授中国学问却有些不同。按北大传统，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皆由国学深厚的年长者加名教授担任。在胡适登台之前，此门课程由号称“两足书柜”的陈汉章主讲。据说陈氏在台上引经据典，夸夸其谈，天上地下，云山雾罩地大谈伏羲、黄帝、神农、尧、舜、禹等史影里的人物与故事，两年下来，才讲到商朝的“洪范”。胡适接课后，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编写讲义，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远古历史和古代哲学家的遗著。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采用“截断众流”的方法，摒弃远古“一半神话，一半正史”的记载，在开篇“中国哲学的结胎时代”一章中，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材料，抛开三皇五帝、夏、商，直接从西周行将覆灭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周宣王之后讲起。如此一改，原来号称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史迹，拦腰被截去了一半，令听讲者大为惊骇，正如时在哲学门就读的顾颉刚所说：“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8】遭受了重大打击却仍自视甚高的学生们并没有就此服膺或向胡适屈就，他们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胡说”，于是有几个激烈分子开始鼓动闹事，琢磨如何把这位“胡说”的年轻教授赶出北大校园，让其回安徽老家找他的那个小脚太太江冬秀去。顾颉刚有些与众不同，“觉得他讲的虽是哲学，不啻讲的史学，更不啻讲的是治史学的方法。他用实验主义的态度讲学问，处处是出我意外，入我意中”——这个话是顾颉刚在几年之后说的，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恐怕他还不知所谓的“实验主义”为何物，只是后来胡适暴得大名，评论家们开始评头论足并与胡的洋老师对号入座之时，顾才晓得大洋彼岸有个叫杜威的哲学大师弄了一套号称“实验主义”的学说，于是也跟着谈起了所谓的实验主义。不过，顾颉刚当时对胡适的学说与做法感到新鲜，对其处境产生了同情之心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正当学生中间的激烈分子即将集众闹事，向胡适反攻倒算的关键时刻，满怀同情又焦急不安的顾颉刚，猛地想起了在学生中颇有领袖威望的同舍好友傅斯年，希望他能出面拉胡老师一把。于是在大体讲述了胡适讲课风格后，力劝傅氏前往听课，以挽狂澜于既倒。傅斯年开始以自己不是哲学系学生推脱，但顾颉刚却咬住不放，并说道：“你虽不是哲学系学生，又何妨去听一听呢？”傅终于接受了顾的建议，专门听了胡适的几堂课。因是有备而来，傅在课堂上曾几次以请教为名向胡发难，胡一一作答，傅斯年则步步紧逼，最后逼得胡适额头上的汗珠都滴了下来。绝顶聪明的胡适知道自己遇到了行内高手，于是咬紧牙关，拼全力挺住，始终以他那特有的微笑予以应对。胡适毕竟不是等闲之辈，面对傅斯年与一班不怀好意者的围攻，一路过关斩将，突出重围，总算是渡过了难关。

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坛上站稳了脚跟并长嘘一口气的同时，对台下这批学生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认为这批学生尽管“年轻但是却相当成熟，而对传统学术又颇有训练”，有“几个学生的学问比我强”，其中就包括“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等人”。【9】几十年后，胡适在自传中谈到了这场关乎他人生命运的考验，并再次深情地回忆说：“那时北大中国哲学系的学生都感觉一个新的留学生叫做胡适之的，居然大胆地想纹断中国的哲学史；因为原来讲哲学史的先生们，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而胡适之一来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断，从西周晚年东周说起。这一班学生们都说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讲授呢？那时候，孟真在学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那些学生们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了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10】

傅斯年不仅做了胡适的保护人，自此之后，同顾颉刚一样，对胡氏的治学路数与学术思想由认可渐渐变为倾慕佩服。未过一年，傅不惜背叛要传他衣钵的指导老师黄侃，毅然决然地转向了胡适，投入到新文化阵营中来，与胡适等人一起与黄侃等传统派展开了决战。如顾颉刚所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11】

北大毕业后，傅斯年留学欧洲，顾颉刚则留在北大一边从胡适治学，一边在沈兼士把持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任编辑员，同时开始了古史辨伪工作。这项工作很快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傅斯年在来信中，有顾氏在古史研究领域“称王了”的赞誉。【12】几年后，由柏林归国并在中山大学得势的傅斯年，念及旧情，想拉同窗好友顾颉刚加入到自己的圈子，本属人之常情，想不到中间猛地杀出了一个程咬金式的重量级人物——鲁迅，横在二人的面前，使其进退不得，大感为难。【13】

五四运动之后，胡适因提倡白话文暴得大名，为北大浙江派所深忌。而顾颉刚又唯胡适马首是瞻，且甘愿鞍前马后地为之辅佐，为胡适考证《红楼梦》觅得许多文字资料，助长其气焰，自此引起了鲁迅的不快。当然，若事情仅限于此，仍不能成为恨之入骨的仇寇。鲁迅之所以对顾颉刚表现出极度强烈的憎恶，除了其跟随胡适等“洋绅士”鞍前马后地效劳外，还有一个致命的情结就是著名的“盐谷一案”。当鲁迅、胡适、顾颉刚等人皆在北京时，有人揭露说鲁迅著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窃取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顾颉刚亦持此观点，并与北大西语系教授陈源谈及此事。原本就与浙江派对立，对鲁迅不感冒的陈氏一听，立感奇货可居，正是攻击鲁迅的炮弹，于是迅速写就揭发信一封，由同一阵营的徐志摩编辑发表于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按学术界的规矩，若某人被公开指责“抄袭”或“剽窃”别人的学术成果，可谓奇耻大辱，比夜进民宅抢劫盗窃还要令人不屑与愤慨。假若事实成真，此人立马斯文扫地，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事业前途皆无希望。(南按：21世纪初，北大王铭铭“剽窃”事件即其一显例)因而，疑心甚重又疾恶如仇的鲁迅看到陈源的公开信后，反应异常激烈，立即写了《不是信》的长文予以反驳。【14】围绕这一“疑案”，鲁、陈之间再度展开了一场论战。就在这场论战中，鲁迅对陈源、徐志摩，还有躲在背后撑腰的胡适(南按：鲁迅这样认为)怀恨在心，同时与他认为的“阴谋家”顾颉刚也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因顾颉刚的鼻头微红，鲁迅在书信中便以“鼻”相代称，内含讽谑蔑视之意。面对鲁迅的态度，作为同样尊胡适为导师并深受胡适喜爱的傅斯年，此时对鲁迅也早已今非昔比了。就在傅斯年准备由柏林归国时，在与罗家伦的通信中，谈到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主编的《现代评论》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通伯与两个周实有共同处。盖尖酸刻薄四字，通伯得其尖薄(轻薄尖利)，大周二周得其酸刻，二人之酸可无待言。启明亦刻，二人皆山中千家村之学究(吴学究之义)，非你们damned绍兴人莫办也。仆虽不才，尚是中原人物，于此辈俣侬，实甚不敬之。他们有些才是不消说的。”【15】信中的大周指鲁迅，二周与启明皆指周作人，傅斯年明确表示了自己不再敬佩周氏兄弟并有些鄙视的意味。这个与《新潮》时代大不同的转变说明，鲁迅在他的眼中已不再是五四时期的鲁迅了。

因而，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傅斯年火气大发，索性将鲁迅晾在一边。同时傅斯年说服朱家骅和顾孟余并得到支持，于1927年3月不顾鲁迅的强烈反对，硬是把顾颉刚请进了中山大学校园。鲁迅一看这情形，顿觉失了面子，同时深感自己在中山大学真的是大势已去，于是立即向校方提出辞职并移居白云楼以示要挟。傅斯年一看鲁迅果真以大腕的姿态摆起谱来，甚为恼怒，心想人人言说江南多才子，但不要忘记天下所有的才子都是孔家老二的徒子徒孙，自己不但“尚是中原人物”，还是齐鲁人氏，当是正宗的圣人之后。面对江南才子或曰“绍兴师爷”如此撒娇施横，身为圣人之后的梁山好汉又何惧哉？于是，傅斯年也“以其人之道”当场向朱家骅提出撂挑子甩手走人，中大的事从此不再过问。顾颉刚面对这般险恶的局势，自然不能不有所表示，同样宣布辞职走人，不再于这堆烂泥里插杠子搅和。校方见事情纷乱，左右为难，索性来个和稀泥的办法，让学生开会自行选择，哪一位该走该留，全由学生决断。想不到学生们开会后认为三人均是不可多得的重量级学界大腕儿，一个都不能少。眼见和稀泥的策略落空，主持校务的朱家骅只好硬着头皮出面调停并表示“挽留”，同时想出调和的办法，委派顾颉刚到江浙一带为学校图书馆购置图书以示让步。鲁迅仍然火气十足，不依不饶，声言鲁、顾决不两立，非此即彼，无半点调和的余地。在写给友人的信中，鲁迅愤愤地道：“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个大傀儡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的人，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现在他们还在挽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回头路的。”【16】

双方经过一番混战，鲁迅去意已决，于1927年4月21日辞职离校，携恋人许广平赴上海开始了公开同居生活。

鲁迅满含悲愤地走了，顾颉刚最终留了下来。

1927年10月，顾氏结束了出外购书的工作重返中山大学，出任历史系教授、主任，兼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主持整理他新近购回的12万册图书，一时大有虎啸山林，龙潜深渊之感。顾氏“念鲁迅攻击我时他们帮助我的好意”【17】，与朱家骅、傅斯年配合默契，一面教学一面继续做自己的研究，同时开辟了民俗学研究等新领域。不久，傅斯年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共同创建语言历史研究所，出版研究所《周刊》，购置图书资料，招收研究生，确定了研究宗旨。按傅斯年的说法，现代的历史学、语言学与传统的学术有根本的区别，如果使用新方法，研究新材料，就可以把语言历史学建设得如同生物学、地质学一样，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在此前的5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隶属于中华民国大学院。其时蔡元培已从欧洲考察归国，正式辞去北大校长职(蒋梦麟继任)，出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在蔡氏和中央研究院筹备处总干事杨杏佛的筹划下，聘请了筹备委员30余人，傅斯年、顾颉刚均在其内。但这时的中央研究院只设了与国计民生有直接、紧迫关系的理化实业、社会科学、地质、观象等四个研究所。聘请的筹备委员有胡适(社科)、李济(地质)、傅斯年(心理学)等，当时既无历史学、语言学或考古学的研究所，更无“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立项打算。但霸气十足，“目空天下士”的傅斯年经过一番权衡认为，既然是中央研究院，就应该有文史方面的学科加入，否则将有失偏颇，于是开始召集“一部分热心文史学的先进”，以“历史语言研究的特别重要，现代的历史学与语言学科是科学”等说词，凭着北大时代与蔡元培校长结下的良好关系，对蔡氏与杨杏佛等几位决策人物展开游说攻势，【18】声称可“借用在广州语言历史研究所已成就及将建设者，以成中央研究院之语言历史研究所”云云。【19】傅斯年毕竟是傅斯年，以他特殊的魅力和超人的智能加霸气，终于迫使蔡元培与杨杏佛就范，“无中生有”【20】地又繁衍出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所。正如傅自己所言：“这一努力显然是很快地成功了。”【21】

1928年3月底，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会一致通过，“因历史语言研究之重要，决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广州，委任傅斯年与顾颉刚、杨振声为常务筹备委员”【22】，以傅斯年为掌门人。如此顺利地取得成功，令神通广大的胡适都感到有些意外，因而戏称傅氏“狡兔二窟”。【23】

1928年4月，国民政府决定改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成一独立研究机关，任命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院长，杨杏佛任总干事。下设各研究所及首任所长如下：地质所李四光，天文所高鲁，气象所竺可桢，物理所丁燮林(后改为丁西林)，化学所王进，工程所周仁，社会科学所杨端六。

1928年10月14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所址设在广州东山柏园。与此同时，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应聘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从此迎来了“开辟史学新天地”的伟大时代。

也就在这个时候，傅斯年与顾颉刚的缘分已尽，二人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与冲突。

朱家骅对傅斯年不屑一顾称其自我感觉才气非凡

2010年12月12日凤凰网历史
    核心提示：得西洋风气之先，以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朱家骅，对追随胡适等英美派的山东才俊傅斯年自然没有什么感觉，更不会为此感到倾心或惊讶。按他的说法：这年头，不要说像袁世凯、孙逸仙那样争夺总统大位的一代枭雄，只要是个人儿，就牛气冲天，自我感觉才气非凡。尤其是北大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比当年的水泊梁山还热闹，只要进了这个门槛，哪一个不是气冲斗牛，指点江山？尤其令朱家骅反感的是，从城内八大胡同路过，遇到了一位湖南口音的妓女，为争夺客源，竟也在大喊大叫地叫嚷着“唯楚有材，于斯为盛”等口号，与一个浙江口音的妓女叫板。在朱家骅看来，当今这世道儿，仅仅自称或别人称“才气非凡”是不够的，是骡子是马，只有拉出去溜几圈方才真正知道。坐井观天和自说自话的人，完全形同痴人说梦，更不值一哂。

本文摘自《陈寅恪与傅斯年》，作者：岳南，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朱家骅最初知道傅斯年的名字，是1917年的冬天，傅时为北大国文门二年级的一名学生。首次从德国留学归来并执教北大的朱家骅，偶尔听他的朋友、北大教授沈尹默谈起：“傅孟真这个人才气非凡！”这句话对朱家骅而言，如风过耳，一闪即过，并未放在心上。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北京大学有一个极其强大的浙江派或称为法日派群体，除了声名显赫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务长马寅初，仅文科方面就有著名的“三沈二马加二周”，即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马裕藻、马衡兄弟，周豫才（鲁迅）、周作人兄弟等著名健将。

在蔡元培之前，任职时间不长的校长胡任源是浙江吴兴人，蔡执掌北大后，取消了分科制，全校改设15个系，系主任有一多半是浙江同乡。如数学系主任冯祖荀，浙江杭县人；物理系主任夏元瑮，浙江杭县人；化学系主任俞同奎，浙江德清人；地质系主任王烈，浙江萧山人；哲学系主任陈大齐，浙江海盐人；德文系主任朱家骅，等等。当然还有一代通儒、国学大师、浙江人章太炎门下弟子，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许寿棠、汪东、曾通、马宗芗、马宗霍，外加周氏兄弟、沈兼士、马裕藻，等等，大多数为浙江人，整个北大几乎被浙江同乡所笼罩，外籍教授则戏称北大是个“浙江村”。其“村”人数众多，地盘广博，形成了一个势力庞大、声威赫赫的浙江集团。这个团体在北大渐渐达到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点石成金的盛况，充分向世人显示了处于江南浙江那“多山多水多才子”的卓越地理人文优势。

当时在北大唯一能与浙江派或称法日派抗衡的，是以胡适、陈源等人为首的英美派，不过此派一直处于劣势，一旦双方冲突起来，英美派只有招架之功，几无还手之力。山东尽管有“一山一水一圣人”（南按：五岳之首--泰山，母亲河--黄河，万世师表--孔子）的美言，但近代以来，真正的文史大家，特别是具有科学头脑与知识的人才比之江南却要逊色得多。当时山东籍的北大教授和学生未成气候，基本属于各派系的末流，能稍显锋芒的便是以傅斯年为首的新潮社汪敬熙等几个青年学生。

得西洋风气之先，以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朱家骅，对追随胡适等英美派的山东才俊傅斯年自然没有什么感觉，更不会为此感到倾心或惊讶。按他的说法：这年头，不要说像袁世凯、孙逸仙那样争夺总统大位的一代枭雄，只要是个人儿，就牛气冲天，自我感觉才气非凡。尤其是北大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比当年的水泊梁山还热闹，只要进了这个门槛，哪一个不是气冲斗牛，指点江山？尤其令朱家骅反感的是，从城内八大胡同路过，遇到了一位湖南口音的妓女，为争夺客源，竟也在大喊大叫地叫嚷着“唯楚有材，于斯为盛”等口号，与一个浙江口音的妓女叫板。在朱家骅看来，当今这世道儿，仅仅自称或别人称“才气非凡”是不够的，是骡子是马，只有拉出去溜几圈方才真正知道。坐井观天和自说自话的人，完全形同痴人说梦，更不值一哂。

在这种思维指导下，年轻气盛、踌躇满志的朱家骅，携欧洲“海龟”之名望，对尚是“土鳖”一只的傅斯年同样不屑一顾。由此，朱、傅二人失去了北大校园会面的机缘。当傅斯年海外求学，并于1923年6月由英国转入柏林大学攻读时，朱家骅已获博士学位离开德国柏林赴其他国家游历，尽管年底又返柏林作短暂停留，但他以“空谈误国”的理念和自律精神，一直不屑与学文科出身的傅斯年以及傅的众多好友如陈寅恪、毛子水、金岳霖、徐志摩、姚从吾等人来往。在朱氏看来，这些文科出身的知识分子，不是道貌岸然的色鬼就是坐而论道的神经病，没有一个正常人，因而朱、傅二人虽近在咫尺，却如隔天涯，再次失去了相见的机会。

当朱家骅主持中山大学校务后，极富远见地预感到自己发迹的时代到来了，于是雄心大发，锐意整顿，大肆扩充院系规模，聘请有名望的教授到中大任教。为了充实即将改制的文学院师资，也顾不得以前对文科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偏见和恶感了，极欲物色一位“对新文学有创造力，并对治新史学负有时誉的学者”，“来主持国文系和史学系。”正在朱家骅苦苦寻觅之时，忽闻赵元任等海外归来的好友，连同蒋梦麟等北大同事都提及傅斯年，并谓此人在欧洲几年学业大长，尤其是文史之学，无论是内功还是外力，都修炼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绝妙境界。

尤其令人惊喜的是，傅氏即将归国一试身手，原想聘请的北大已经散板儿，傅氏去向不明。得知这一消息，朱家骅猛地想起当年沈尹默在北大校园对自己说过的话，认为傅氏以深厚的国学功底，海外求学七载，如能刻苦攻读，修成正果是可能的。在感慨了一番世道无常，确有可造化之人杰后，便向中大校委会委员长戴季陶、校务委员顾孟余二元老作了汇报，拟聘傅到中大主持国文、历史两系事务。顾孟余早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回国后任北大教务主任，是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对傅有些了解，且大有好感，趁机在戴季陶面前帮朱家骅讲述了一通傅斯年才高过人之处。戴氏一听这位原大清王朝首位状元之后、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现已在海外成了比“海龟”还要厉害的巨无霸式的头号“大鳄”，于是深表赞同，嘱朱尽快与对方联系，以免延误时机，让其他学术机构捷足先登，使这一难得的“大鳄”落入别人的网中而不得。

朱家骅得令，立即着手与傅斯年联系，当得知傅正在驶往国内的轮船上时，越发密切地关注着傅斯年的动静。于是，装了一肚子西洋墨水，今非昔比的傅斯年刚刚在香港岛晃晃悠悠地登陆，就收到了朱家骅亲自派人送来的聘书，此举令他深为感动。

傅氏在回国前已有耳闻，此时的广州得西洋风气之先，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轮番兴起，各色大旗不断变换。随着国民党北伐的节节胜利，作为国民政府的龙兴之地，看上去很有点生气与活力，是可以干一番事业的地方。接到聘书的傅斯年当场拍板，表示愿意应聘，但先要回山东老家拜望老母。待一切谈妥之后，傅斯年回山东聊城小住时日，于同年12月携胞弟傅斯严（孟博）来到广州中山大学出任文科学长（后改称文学院长）暨国文、史学两系主任。

这一年，傅斯年31岁，正是他放洋之初对北大新潮社同仁所界定的过30岁再服务于社会的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