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香和大雄浴室:我们驾20走黄河、唐蕃古道、新藏线的书出版了：《狂飙五万里》 四 中原寻根

四 中原寻根
离开孔孟之乡，驶入中原大地。我生在东北，老家在苏州，族谱上说我们家是南宋时从河南迁来的。那么，河南是祖辈生活过的地方。
兰考问祖
翻开百年县志
我的太公，了无痕迹

曾经过往
岳飞的后人，焦裕禄的养子
讲述历史
（一）
即将离开山东，却在荷泽巧遇到岳飞后人。7月15日，在荷泽郊区，看到公路边有一块黑色石碑，碑下坐着一位白发黑肤的老人。下车一问，老人说这立碑的地方原是岳王庙，自己和村子里的许多人都是岳飞的后代。
随着老人来到村里的岳王纪念堂，村里人都很热情。村主任岳章运闻讯赶来，他50岁，曾在吉林省通化地区当过兵，如今是岳飞思想研究会荷泽分会的秘书长。岳王纪念堂的重建就是由他来张罗的。他说自己是岳飞33世孙，岳云的后代。
建这个岳王庙都是族人拿的钱吗？不！岳章运得意地指着一块碑说：你看，外姓的、外村的，还有许多单位都捐了钱。他说：“纪念岳飞不是我们一家的事，这里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小学生都要来，现在不是讲以德治国吗？”这里的对联是“尽忠报国续写社会主义新风，盖世英雄铸成中华民族爱国魂”。
即将离开这里时，岳章运说，这里是荷泽市的开发区，正在“跨越式”发展中。这里现在已不是村，而属于街道，老房子都要拆。过不了五年，这里就会变成居民区。那么，这个岳王纪念堂呢？会孤伶伶地陷在高楼中吗？我忽然觉得这眼前的小村庄将转瞬即逝。岳章运说，他们正在考虑把岳王纪念堂搬到远外另一个地方。那么，这座有二百多年历史的老屋呢？拆掉吗？岳章运没有回答，对于保留这个房子他没有什么信心。
说起来，岳飞纪念堂已经迁过几次了。最早是在荷泽市里，30年代被日本飞机炸掉了；抗战胜利后，岳飞后人又在立碑的地方建了一个纪念堂，文革时砸掉了；1989年，他们在这座老屋建起岳飞纪念堂。现在，这里除了一对香炉还是过去传下来的，已全是新的。再搬一次，还会剩下什么？
（二）
奶奶的父亲曾于清末在兰考做过县令。奶奶就出生在兰考，她的母亲是兰考人。所以，我的血液中有八分之一是兰考人，怪不得在这儿有种亲切感。听奶奶说，太公的卸任正是因为黄河泛滥。有一年黄河发大水，一个多月不退，无奈中太公向天发誓：只要水退，官可以不做。他把官帽子投入黄河水中，结果水真的退了，太公只好回苏州老家了。现在，我很想看看兰考县志上怎样记载这段历史。
在大暴雨中驶入兰考。狂风大作、黑云密布，车里开始漏雨，鞋湿了，荆宏只好用塑料袋把脚套上，继续踩油门。兰考的街道成了一条条河，车是“游”到兰考县委的。县委大院也成了泽国，在办公楼前停车后，因为水太深竟然下不了车。
兰考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的科长杨秋宪非常热情，亲自领着我们去县志办。车里东西实在太多，好不容易在后排座上弄出一块只能放下一只背包那么大的地方，我坐下后把脚蜷缩起来才把车门关上。后来看见两双袜子还晾挂在副驾驶前的把手上，哎，请杨科长坐在这样的座位上，真是不敬了。
县志办副主任李瑞军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对兰考历史十分熟稔。他说，兰考过去是三个地方——兰阳、仪封和考城，兰阳和仪封在清末合在一起称为兰仪。如果是在考城做过县令，可以找到记载；但如是在兰仪，就不可能了，那里的历史只记录到乾隆年间，二百多年间没有修过史。而我的太公偏偏是在兰仪当县令。为什么有二百多年不修史呢？“战乱、灾荒，顾不过来呗！”李主任说。那么，关于太公的这段历史便了无痕迹了？李主任请我把家人的回忆写好给他寄去，填补空白。
（三）
兰考县的焦裕禄同志陵园，是我们在黄河流域拜谒的第一个名人墓。
雨下个不停，不过与陵园的气氛倒特别协调，许多人打着伞冒雨来纪念焦裕禄同志。这让我想起在泰山“唐摩崖”上李隆基的字。一位导游说，别的皇帝是为本朝本代而来登泰山的，而要李隆基说自己为人民来祈福，所以他的字永留泰山。焦裕禄也是这样。他去世已整整40年，但没有被人们遗忘，因为他一心为了人民。据焦裕禄烈士纪念馆的同志介绍，每年有30万人来这里参观，中央领导几乎都来过，江泽民等都在这里题词。
在这儿，我们见到了他的养子——张继焦。这是焦裕禄救活的孩子，当时才1岁多，因为病重，家人要把他放弃了。焦裕禄在调查研究时发现了他，让人送到县医院去治疗，保住了这条命。焦裕禄死后，他的父母就给他改名为张继焦。多年来，他一直像亲生儿子一样照顾焦裕禄的老伴，直到2003年焦裕禄的老伴离开兰考移居开封。在展览中，我们看到了张继焦小时候被父亲抱着参加焦裕禄追悼会的老照片，也拍下了今年42岁的张继焦。从2001年起，他任焦裕禄烈士纪念馆的副馆长。
焦裕禄的墓为什么建在这里？张继焦说，这里曾是一个大沙丘。兰考过去有三大害：风沙、水灾、盐碱地。焦裕禄临死时说：“我活着时没有把沙丘治理好，死后要埋在沙丘里，要看着兰考人民继续斗争。”所以，就把他葬在沙丘上了。如今这三害已被彻底治理了，兰考还即将通高速公路。
在纪念馆，看到了焦裕禄生前用过的衣物，衣服领子都破得不成样子了。这真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好干部！采访张继焦的价值可能比采访焦裕禄的儿子意义还大，因为焦裕禄爱人民，而这个养子就是许许多多受到他关爱的人民中的一个。
想去黄河岸边采访一位老人，最好是与焦裕禄同时代的。不顾天雨路滑，直奔黄河岸边而去。结果，在黄河边上的一个村子前遭遇了陷车。我慨叹，这旅程真好比越野俱乐部的训练，一样都不能少。如果有两辆车结伴出来，还可以互相拉一把，而我们单车无后援，就只能自己努力了。挂上四驱，车轮转了，但只倒退了两步就又动不了。无奈，只好取出军锹挖泥。这个方法挺奏效。但是，车刚开出来一点，就在泥上打滑，轮子一下子滑向路边的石块垒起的“堤”上。如果往前冲出去，下面是几米深的沟，沟里全是预备防汛用的石头。而倒车又是那样的艰难，轮子在打滑，不听使唤。荆宏用尽全身力气转动方向盘，终于把车轮的方向“扭”了过来。
回头看那陷车的地方，都是20公分深的泥坑啊！当我们把车开上柏油路时，荆宏瘦削的脸上已满是汗水，滴滴嗒嗒往下淌。望望那泥沼中的村庄，我们决定放弃。
开封相国寺采访“扫地僧”
在大相国寺
与“扫地僧”攀谈

在黄土淤积的千年铁塔下
感叹岁月有痕
来到开封，也就是来到了宋朝。史学大师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我国农耕文明的历史上，宋代无疑是繁华的高峰。开封作为北宋都城，是《清明上河图》中的情景发生过的地方，在900年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大都市。沿着黄河走，很快就进入开封。开封比想象中要小得多，旧城墙是清代的，除了市中心几条路外，街路大都狭窄曲折。
相国寺，苏东坡与佛印和尚在这里清谈过；花和尚鲁智深在相国寺菜园子里倒拔垂杨柳，又在这里结识了林冲，开始一段生死之谊……不过我知道，此相国寺非彼相国寺，宋朝的一切都深埋地下了。早上7：10就来到相国寺门前，大门还没开，门前已烟雾缭绕，上百名善男信女正朝着红色的大门敬香。烧香的人中以农村老妇居多，她们身上的土布衣裳还是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样式――黑色的偏襟大袄。为什么要在门外遥拜呢？一位老太太说，今天是初一，要敬香的，可是30元门票太贵了，在门外敬完香就算敬过了。
想在相国寺开放前拍几张“空镜头”，和守门的和尚一说，便放行了。清晨的相国寺，笛声悠扬，许多和尚站在各个角落里练习演奏。他们吹奏的乐声汇合起来，使无人走动的相国寺成为一幅有声有色的图画。一栋房子的门口，挂着“大相国寺佛乐团”的牌子。
没有找到主持方丈，他外出了，方丈室门上留着一张便条：有事可打手机。看来，僧人们也不再是远离尘世的孤独者，也用上现代化手段与外界联系。于是，与一位正在缠扫帚的“扫地僧”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们，相国寺虽始建于公元555年，但多次被泛滥的黄河水淹没。现在的相国寺里，除了大雄宝殿里的千手观音是清代以外，其余都是上世纪60年代重修的。1992年又建了“藏经阁”，里面的经书是从北京运来的，共有73箱经书、3000多公斤重。
“扫地僧”法号“演庄”，63岁。他本是农民，没有婚娶，单身一人，便于1989年出家当了和尚。本在一座小寺里，1992年听说相国寺要“重建”就来到了这里。所谓的“重建”，是指相国寺由原来属于文化部门改为划归宗教部门管理。过去，相国寺是作为文物古迹来管理的，演庄说：“我1990年来的时候，门票是5角一张，但没人来，因为没有法事活动。”现在不一样了，天天都有很多人来参观和敬香。他说，僧人们每天早上4点起床，5点至6点诵经，18点至19点还是诵经。
开封古城里唯一的宋代旧物是“铁塔”——千年铁塔。它是由许多片铁色的砖砌成的。历经900多年的风风雨雨。它的底座和地宫都埋在黄河带来的泥土了，现在地面上的是铁塔的“第一层”。
朱仙镇买年画
岳飞曾在这里大破金军
曾经三百作坊、千万张年画
四大名镇之一的朱仙镇
如今寂静无声

关帝庙里最后一个作坊
仍然五彩纷呈
明清的木版
在宣纸上套印出昔日的文明
著名的木版年画之乡朱仙镇，离开封仅20多公里。朱仙镇，是帮助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朱亥的故乡，所以叫朱仙镇。
小雨中走进朱仙镇，感觉有些冷清。街两侧是古老的木板楼房，但都很寥落了。这里就是曾与广东佛山、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齐名的四大名镇之一的朱仙镇吗？这里就是“岳飞大败金兀术”，被12道金牌召回去的地方？如今这里古韵犹存的恐怕只剩下木版年画了。可见艺术的生命力最长久，可以穿越政治、经济的时空而留存下来。当繁华不再，具有宋代风格的淳朴厚重的木版年画仍在。
在大关帝庙前，看到两幅喷在墙上的巨大的年画——门神，估计这里就是画坊的所在地。果然，走近一看，牌子上写着“河南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社”。
关帝庙里挺冷清的，几位老人在屋檐下悠闲地下棋。卖年画的小姑娘郭静领着我们走进作坊，里面只有一排排架子上晾晒的年画，没有师傅的踪影。郭静在这里当学徒，她说，印木版年画要在好天气里进行，一天印一种颜色，晒干了再印另一色。一幅年画要印5天，即5种颜色。这几天阴雨连绵，师傅们就没有来上班。她指着一排排木版模子说，现在还剩下明代的木版2块，清代的木版23块，都是破四旧时老艺人们冒着生命危险保留下来的。
朱仙镇木版年画社社长张继忠，是个30多岁的小伙子。他是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继承者，父亲是5位老艺人之一，天天到画社来上班，他母亲至今还在做虎头鞋等民间工艺品。谈起保护民间文化遗产，身处乡村一隅的张继忠对冯骥才等人相当熟悉。
谈起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往昔，张继忠说，朱仙镇的鼎盛期是在明末清初。贾鲁河贯穿朱仙镇南北，使它成为水路、陆路交通的要地，当时朱仙镇有人口27万。那么，朱仙镇就是水运时代的一颗明珠了？就像香港、新加坡、上海是海运时代的宠儿一样。作为交通要冲繁荣起来后，朱仙镇的年画印刷业也发达起来了，全镇曾有三百多家年画社，各有字号，每年印几千万张销往全国。其实，朱仙镇早在宋代时就是以印刷业闻名的，东京汴梁出售的红纸、门神，大部分是朱仙镇生产的。
但朱仙镇的衰败也正是这条贾鲁河。水运时代结束，铁路时代来临。京汉铁路于1904年通车，津浦铁路于1912年开通，陆路交通的中心北移，朱仙镇不再是交通中心、经济中心。随着朱仙镇的衰落，年画也衰落了。张继忠说，如今，朱仙镇只有这一家年画社，只剩下5位60多岁的老艺人在印制木版年画。虽然很多人开始认识到朱仙镇年画的价值，开始保护它，但因为年画的销售市场狭窄，并没有多少人来学做年画。像小姑娘郭静来当学徒，也是要有一定奉献精神的。
朱仙镇木版年画与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江苏桃花坞年画一起被并称中国四大年画，但它画风最为古朴淳厚，秉承着宋代的画风。它的人物造型简括而稚拙，线条粗犷而富有力度，色彩单纯而浓烈。鲁迅先生曾收藏过一些朱仙镇年画，说它：“不染脂粉，人物色彩浓重，很有乡土味，具有北方木版年画的独有特色。”
走出大关帝庙，旁边就是岳飞庙，“直捣黄龙府”就是岳飞在朱仙镇提出的。其实“黄龙府”就是今天的长春市农安县，想不到我们竟是从“敌国”来的。据说朱仙镇原有72座庙，如今只剩下大关帝庙、岳飞庙、清真寺3座了。
买朱仙镇年画时，我们还“拾金不昧”了一把。买了两大本年画册，用衣服包好放进车里。启动汽车，刚开出不远，荆宏突然觉得刚才买画册的钱数好像不对，我们俩仔细地算了一下，发现小姑娘郭静少收了100元钱，赶紧下车跑回去，把钱交给她。她一时愣住了，等到明白便满脸感激。车开走了，回头望去，她还站在大关帝庙的门口目送我们。
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
毛主席像、伟人语录
标语、东方红、全民皆兵
一切恍如隔世
朱仙镇与南街村相距不远。一个繁华落尽，只剩下亟待保护的传统木版年画艺术；另一个打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旗号，在世人的惊讶中创造经济繁荣与社会安定。2004年7月17日，我们恰巧在同一天的下午和晚上，分别走进这两座中原小镇。
一进南街村，就觉得时光倒转，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情景又回来了。每一根路灯杆子上都挂着语录牌，大多是毛主席语录。小广场的中心立着一座毛主席挥手的塑像，还有两个民兵在塑像下站岗，四周是巨幅的马、恩、列、斯画像。这时恰好看到整整一卡车民兵归来，很有气势。这情景我小时候见过，现在觉得又亲切又怪异。
走在南街村的街道上，看不到野广告，像“□□□□”之类的乱涂一点都没有，让人产生一种安全感。但他们自身的宣传铺天盖地：“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南街干部有锐气，南街村民有骨气，南街民兵有虎气……”等等。这里标明是“政治挂帅”，到处都是毛主席的像。南街村打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口号，已引起了世界关注。
首先去“文化中心”找我的学生张智磊，他已经在南街村的报社实习半个月了。前几天在沂蒙山时上网聊天，他劝我们到这里来看看。张智磊聪明好学，关注南街村现象已经很久了。记得2003年秋天，我在他们班开了一次“模拟记者招待会”，他向我提的问题就是“去南街村采访应该如何准备”。现在，他经过努力终于到南街村采访，而我们竟然在这里相会。乍一相见，他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
南街村的工作、生活都退回70年代了吗？张智磊告诉我们，这里实行低工资、集体化的生活方式，最高领导“王班长”每月工资也不超过250元（被称为傻子精神）。那么，南街村为什么能吸引力那么多外来打工者呢？这里外来人口已经超过本地人口了。在参观南街村的大型植物园时，我们采访了当导游的外来打工妹。她脸上洋溢着满足，说自己的收入比本地人要高一些，每月工资300元，但是“这身衣服要三百多元，是发的；脚上的鞋要一百多元，是名牌，也是发的；吃住免费，总是发东西，米、面等日用品什么的都发，像笔记本、笔、创可贴等都可以去领取，医疗费按工龄年年上升……”她特别强调了一点：这里安全，有八千民兵，经常训练。
对于村民来说，这的确是一个让人安居乐业的地方。低收入的同时实行高福利，食品、生活用品、住房等都是统一分配的。南街村的孩子们一生下来就由村里包吃、住，上学是免费的，村里提供12年义务教育，上大学也由村里给拿学费。后来张智磊写了一篇南街村中学“高考再创佳绩”的消息，我给他挑了点小毛病：没有写入新闻背景。现在大学是“缴费上学，自主择业”，许多农民家庭都被吓怕了，“读书无用论”在东北农村蔓延，南街村的高考入学率高和村里的“免费教育”是直接相关的。
南街村为什么要实行集体化的管理形式？这里的“共产主义”是做政治“秀”吗？我们了解到，南街村也搞过联产承包，但农民们以个体的方式闯世界时没有安全感，而在集体中感到有靠山、有力量，所以自发地结合起来，愿意以集体的方式生产和生活。所以，集体主义在这里被特别强调，居民楼墙体上写着“谁若离开集体，谁的生活就将悲哀”等标语。这恐怕也是中原地区农民有代表性的想法。
南街村的生活方式是集体的，但生产方式却是现代化的。论土地面积，这里只有1.78平方公里，相当于吉林大学南校区那么大，但人口却有一万多人。这样狭小的空间里怎么解决粮食、蔬菜问题？在南街村的高科技农业园，我们走进了一个有0.3公顷那么大的巨大温室，里面完全用科技手段调节光线、温度、湿度，一个温室里仅兰花就培植了14万株。像这样的现代温室，南街村共有15公顷，蔬菜、水果、花卉都在这里栽培。南街村的食品企业办的非常成功，方便面、儿童食品等行销全国各地。
离开南街村后，忍不住还是时常想起南街村。这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能持久还是昙花一现？我们感到，南街村的出现与中原大地古已有之的“大同社会”思想是有关联的，它反映了中原地区人民的一种向往。另外，南街村营造的安全感和保障感也是很宝贵的。但南街村的成功，是不是也因为满足了一些农民的小农意识呢？
夜宿郑州的校园
大都市是属于夜晚的
郑州也是
在霓虹灯闪烁的地方
我们迷失了方向

学着民工的样子
露宿于校园湖畔
在闷热的夜里
浑身淌满汗水

当太阳再次升起
当晨曦洒进车里
我们又“活”过来
奔向花园口大堤
尽管路上两度“误入青纱帐”，我们还是连夜赶到郑州。大都市是属于夜晚的，郑州也不例外。在夜色里，领略了郑州的大都市风范，也领略了它的“高处不胜寒”，我们在大学校园里露宿了一夜。
7月18日这一晚，是在郑州市河南财经学院的校园里度过的。找过几家宾馆，价格贵得惊人。为什么不能在车上住呢？把车停在校园湖畔，把车里的东西塞来塞去挪出了个地方躺下。虽然是暑假，校园里仍有很多人走动，所以不敢完全敞开车窗。吉普车里奇热无比，我几乎中暑。心想：以后一定要买一辆能睡觉的车！！！
起初以为会像上次在兴城那样很快凉下来，可是直到夜里12点半，车里还是闷热。我在后座上（荆宏为照顾我，非要我在较舒服的后座上，自己在前面的座位上蜷着），觉得仿佛被埋进了一个狭小的空间，热得喘不上来气。拿出毛巾不停地擦汗，过了很久还是热。于是我坐起来，感觉到手臂上汗在往下流，后背上一定有五六条由汗的“小溪”在往下淌。
早上4点多，从闷热的车里爬起来，就又上路了。车一行驶，带来阵阵凉风，我觉得整个人一下子又精神了。天不亮时曾经感觉要死去一般难受，现在又活过来了。哎！连这个困难都过来了，还有什么苦不能吃呢？
在校园里穿行，看到一些揭示板上写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两句话对于我们来说，倒是挺贴切的。一些当建筑工人的民工也在校园里露宿，他们把蚊帐挂在树上，底下铺张席子就睡了。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可抱怨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清晨的郑州，马路上车少人少，与昨夜的喧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头一天晚上，五彩斑斓的灯光使郑州显得特别繁华。紫荆山路、二七路……一条条路开进去，灯光越来越耀眼，人越来越多，道路上尽是单行线的标志，我们仿佛进入迷宫，紧张得我把方向都搞颠倒了。这就是大都市啊！
在寂静的早晨来到花园口黄河大堤上，看到了“1938年黄河扒口处”。
刚刚驶出花园口，车子就打不着火了。我说，找修理工吧！荆宏说：“总靠别人怎么行？”他开始自己修，一会儿要手电，一会儿要螺丝刀。他用一根旧电线连接电路，试了一下，居然启动了。第一次，我们自己将车修理好了。荆宏很兴奋，我则开心得给老同学臧煜发了一条短信，告诉他：荆宏能自己修车了。他回了电话说：“逼出来的吧！”他还精辟地说：“这行走啊，不仅磨合车，也磨合人！”
安阳访殷墟
三千年前的都城
堆积甲骨文的大坑
掩埋着多少历史

雨中，伫立在巨大的宫殿废墟前
如果没有那威猛的黄河
是否会有这强大的政权
过了黄河向北，穿过新乡、岳飞的老家汤阴县，就到了安阳。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参观了三千年前的都城——殷墟。殷墟的面积相当大，当时制作青铜器水平很高，像“龙角人面青铜灯”等都十分精美。甲骨文就是在这里发掘出土的，一处发掘出十几万片甲骨文的坑被称为“甲骨文档案馆”。
在雨中，站在废墟房基边上，想一想，三千年前这里就有了巨大的宫殿，强大的政权。这恐怕得归功于黄河。假如没有那样威猛的黄河，恐怕就不会出现这种能够迅速集结上万人共同劳作的政权。
像殷墟这样大的工程，在黄河岸边一直没有停止出现过，这可能也是黄河对于中原文化的塑造吧！离开殷墟博物苑，直奔红旗渠而去。那也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人们在山上建水渠，把水引过来灌盖。这种工程和长城、黄河大堤以及三千年前的殷墟一样，是只有许许多多人齐心协力以集体的力量才能做成的。这也使我对于“南街村”式的大同社会理想有了更深理解。
任村之美
古老的石磨上
放着婴儿的奶瓶
关帝庙的高楼上
彩旗随风飘展

不经意间，走进这里
本是去寻一个邮戳
却撞见一段宁静的历史
去红旗渠的路上，意外地发现了任村之美。
在河南省林县的任村镇寻找邮局时，发现了隐藏在公路后面的美丽村落。多跑路、甚至跑错路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一点在任村镇又一次得到验证。为了盖邮戳，我们在任村镇转了两个来回也没找到邮局。几乎就要放弃，终于听到有人说：“过了那个庙，向右转，200米，就到了。”那是一条不能走车的小街道，便决定步行进去。
一走进这条古旧的小街，就后悔把荆宏留下看车了。这里太古朴了，都是百年以上的旧房子，但都很有生气，表现出正在生活着的痕迹。我贪婪地用数码相机拍着，不顾一切地捕捉着所有吸引我的画面。许多老人、青年开始窃窃私语，我听到“记者”两字。我突然感到一种自豪感，我在工作，我在采访，我在收获。我旁若无人地拍，拍下一家人围在过去的石磨前消暑，孩子的奶瓶就放在古老的石磨上；拍下隐藏在小镇中的关帝庙……真正的小镇在公路后面，这里才是人们生活的地方。为寻一个邮戳，我撞见一段历史。在这里，看到了小镇朴素、自然但也更多地是属于过去时代的风貌。
后来和荆宏谈起采访中最需要“个性化信息”，便免不了要谈到任村。任村不是风景区，它远离城市，虽然座落在国道线上，但交通并不太方便，我们也是偶尔见到它。但任村镇因此而保留了中原地区传统民居的风格特征，没有在游人的目光中、商业化的气氛中改变了模样。这样说来，谁幸？谁不幸？
离开任村后，遇到一座令人啼笑皆非的“断桥”。这是浊漳河上一座连接河南河北两省的桥，桥的主体部分已由河北省修好，河南省这边就是不建引桥。结果，河北涉县白芟村的村民们和河南省林州县盘阳村的村民们只好自制了一个9米长的梯子，每天爬上爬下。当时天已快黑，我们匆匆拍下两张照片便离去了。20天后到达西安，将这一新闻线索告诉荆宏的同学——华商报的首席摄影记者张宏伟。张宏伟真是个工作狂，在送走我们的当天中午就乘火车赶到这里，拍照、采访，2天后，这则“断桥”的新闻就上了新浪网、搜狐网等许多网站，成为官僚主义的典型案例。
红旗渠
比起峭壁上开的先辈
我们的奔走
只像是短暂的游戏
终于在天黑之前爬上了红旗渠的青年洞。这是在陡峭的山上凿洞、修渠、引水，这是集体的力量！下山时，半山腰一处景点的看门老头向游人介绍说：“我这里只是小品，那上面的才是大手笔！”我感叹这老人没有为拉客而夸大宣传自己的景区，非常诚实。
此刻我们已经进入了太行山区，并且是在山脊上行驶了。路边开始出现云雾，荆宏一边开车一边说：“你看是不是又有点像沂蒙山了？”是啊，当时还想不到又要经受类似于小崮头式的考验了。
为什么会有红旗渠？从源头上讲，这可能和中原地区的人们一直要与水患、干旱等自然灾难做斗争有关。河水泛滥时修堤坝要靠集体的力量，个人是单薄的；缺水的时候引水修渠也要靠集体的力量，个体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愚公移山”，但决不是一个愚公或一个“无穷尽也”的家族所能承担得了，只是靠集体的力量才能以愚公的精神来改变自然环境。
防物品丢失的心得：查数目每天早上装车和每次车子启动时，清点一下物品的数目。我们主要有七大件、七小件。七大件指铝箱两只（放器材）、双肩背摄影包两只、手提式摄影包两只、手提包一只；七小件指挂在身上的GPS、手机、录音笔、数码相机、钱包、证件夹、采访本。在这2.5万公里的行程中，除了在山东小崮头被盗外，只丢过一条毛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