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籁永恒:略读与精读

^^（一）

    如何读书治学，古今谈者甚众，时有异同。这里所说，只是个人就读文史书方面提出的一得之见。

    在大学内，文学与历史本是两系，每系又分门别类，各有专业。可是学文学而缺乏历史常识，学历史而又不通文字训访，恐怕都会多有滞碍，难于通达。俗谓“文史不分家”，实有至理，不过着重点各自不同而已。

    无论专业为何，都不妨读一些文史书。诗文、词曲、小说、戏剧、经传、野史、笔记、杂著等等，各凭所好，随意阅读，可以丰富生活的意趣，驱除工作的疲劳，增长知识，活跃思维，提高表达的能力；甚至于立身处世，培养高尚的情操，都大有帮助。例如武昌张子高先生，在清华大学执教多年，是一位化学专家，但对文学却有很高的造诣，诗文并美，书法亦工。治学之余，复多雅嗜，喜欢收藏古墨，观赏奇石。工作倦怠的时候，就玩玩石头，看看古墨，借以调剂精神，恢复脑力。他研究古墨，颇有心得，曾写《墨苑杂说》，连载报端，识者叹赏。所撰《中国古代化学史》，不仅表现化学专业的精深，而且显示了文史基础的坚实。他的得享大年，也和平日的怡情艺事、开阔胸襟有关。

    我举张先生的事例，是要说明即搞理工的专家，在读书方面，也应该有业余爱好，涉猎文史；至于不应分家的文史，更非兼顾不可。治文学的，要多读史籍，贯串古今；治史学的，也要对文字、训诂、目录、考据等等，具备一定的常识。这样，才能在“通人”的道路上迈进。

^^（二）

    读书本无定法，条件因人而异，时间也在自己安排。古人有不少是在艰苦的条件下，克服困难，努力自学，终于有成的。如汉朝的朱买臣，靠打柴为生，常常背着一捆柴，携带书籍，边走边看。三国时魏王象和南北朝时梁任孝恭，都是幼年丧父，家境贫苦。王象给别人放羊，还时时偷闲读书。任孝恭自己无书，不怕跑路，不嫌费事地到处借阅。梁元帝（萧绎）十二岁的时候，就知道好学，当时他正在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又苦于苍蝇的侵扰，因而关上斋门，坐在幕帏内以避蝇，并喝一些甜酒以解痛，依然不停地读书。此外因家贫难备灯烛，想出种种办法来夜读的，举不胜举。象“凿壁偷光”、“映雪囊萤”，一直被后人传为佳话。

    三国时魏国的董遇，精通《左传》，还曾为《老子》作规注。他的弟子，有的苦于读书没时间，董通告诉他们当以“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这主要是说抓农闲来读书。我认为今天的“三余”应该是：工作之余，指八小时以外；娱乐之余，指从打扑克、下棋、看电视等等当中，节约出的时间；休养之余，指休假和养病的空闲。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这“三余”来读书，轻而易举。

    现在上大学，读书就是工作，当然不愁没时间；而且有教师讲解指导；有同学切磋琢磨；有图书馆，可以坐拥书城，阅读方便；条件之优越，为前人所难得到。但刻苦踏实的学习精神，仍旧是非常重要的。“一举成名天下闻”，根本不可能；哗众取宠，即使得意一时，终究站不住。我的看法是：读书治学，只有苦功，而无捷径。

    但读哪些书，如何读法，却值得研究。据说欧阳修曾进入内阁书库，见到一本书目，其中有两千多种书，他竟连书名都没听说过，不禁惊讶古人著述之丰，同时感到亡佚之书，或亦因其本身没有价值，而未能流传。所以今天我们读书，就要从浩如烟海的著作中，选有价值的来读：和专业有关的书应该读，业余爱好的书可以读，但要区别多少和轻重，方法亦各自不同。清梁章钜说：“读书须循序渐进，四部宜以次相及。昔朱子语录谓吕东莱聪明，看文理却不仔细，缘他先读史，所以看粗了眼耳。愚谓读史亦须各循其序，如欲考典章，察人物，则应先读《史记》、《汉书》，由古以逮今；如欲知世变，究时务，则须先读宋、明各史，由近以溯远。其实《史记》、两《汉书》为史学根柢，不可不急读也。”朱子（朱熹）谓吕东莱（祖谦）因先读史而看粗了眼，乃指其只重史实，而忽略文理；正是我在上文所说读书要结合文史二者，不能分家的意思。循序渐进，实有至理，读书治学，两俱宜然。以古逮今，由近溯远，以通古今之变，持论亦精。至于说经史子集四部要以次相及，则大可不必拘泥；不妨各就所需，适当地选择阅读。

^^（三）

    读书可以分为略读和精读两种，这里先谈略读。

    略读要博采群书，浏览涉猎，目的在于求广求多，扩大知识面，摸索门径。首先要熟悉古今各种工具书：①字书：包括字典、词典，从《说文解字》、《尔雅》到《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等；②类书：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到清人的《渊鉴类函》、《子史精华》等；③韵书：从《广韵》、《集韵》到清人的《音韵阐微》等。至于清人的《佩文韵府》，虽然按韵编次，并非韵书；《骈字类编》，虽然按类编次，并非类书；所编都是词语、典故，应归于词典一类；④目录：从《汉书·艺文志》和以后的各史经籍志、艺文志、各公私书目到清人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等。对这四种书，须各自了解其内容、体例，有何用值，如何用法，以备需要时查检。于各书的序言和凡例，都不可忽略，应先阅读明白，然后使用。

    其次是对一些大部头的常用书，如十三经、二十五史、十通之类，一时难于尽读，而又要不断地翻检，这就必须先了解其特点和内容形式，才能知道如何阅读和征引。象《春秋》三传，《左传》以记事为主，保存的史料最多；《公羊传》与《穀梁传》都着重在解说经文，阐明其书法义例，而两家的师承授受，又各有渊源。考事实，应查《左传》；讲书法，应取《公》、《穀》，而辨析其异同。《诗经》有汉毛亨的传、郑玄的笺、唐孔颖达的疏、陆德明的释文，皆于正文之外，连排小字，必须一一分别，不能笼统地称之为注。又《史记》有南朝宋裴駰的《集解》、唐司马贞的《索隐》、张守节的《正义》，共三家注；其中的《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等为汉褚少孙（即褚先生）所补，《三皇本纪》为司马贞所补，皆非司马迁作；俱不容混为一谈。今本《后汉书》纪传部分，为南朝宋范哗撰，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其自《律历》至《舆服》等八志，出自晋司马彪的《续汉书》，梁刘昭注；乃两书合并之本。按时代排列，《晋书》在《宋书》前，但《宋书》为梁沈约撰，成书年代，比唐人所修《晋书》要早得多。在二十五史中，只《魏书》有《官氏志》和《释老志》，《官氏志》兼载职官与氏族，《释老志》专记佛道两教事，志目皆出首创。

    了解这些，就能心中有数，明于去取；而这些常识，正是由平日的浏览涉猎中得来。经常翻阅上述的工具书和常用书两大类书籍，应该算作略读的一部分。至于就某一本专书说，则略读的要求是：对作品的时代、主要内容、篇目体例等，有个概括的印象，着重了解其有何用处即可。例如把《颜氏家训》翻阅一遍：

    北齐颜之推撰，自“序致”、“教子”到“杂艺”、“终制”，共分二十篇。虽标家训之名，以教诫子弟为主，但涉及的范围较广，于古代的典制、风习、轶闻、遗事，无所不包，夹叙夹议，文笔亦较通畅。所谈处世、治学之道，足资启发。其“勉学”、“文章”、“书证”、“音辞”、“杂艺”诸篇，尤多可取，对读书、撰文以及研究古代的文字训沽，都有参考价值。

    有这样一个初步印象，就算达到了略读的目的。遇到不懂的地方，不妨跳过去，继续往下读。若是读小说、戏曲，只要了解故事梗概、人物关系即可，于其篇章结构、用词、造语、表现手法等等，无须研求。前面提到的梁元帝，少日随意自读史书，一天二十卷，并无老师传授，有的字不认识，有的话不理解，还是不知厌倦地读下去。略读的目的在于浏览，不能碰障碍即停，梁元帝是明白这个意思的。

^^（四）

    略读博览，取径须宽；精读深研，选材要严。因为精读是在略读的基础上进行，目的在于求深求通，力攻专业堡垒，以期有发明创造。真正钻研透几部好书，闯过文字关，从此豁然开朗，成为通人，只要用功，必能精进；当然良师的启蒙，益友的商讨，是不可少的。若是一上来就读得似通非通，弄成“半瓶子醋”，就很难救药，读书愈多，受病愈深。这和个人的资质、师友、环境等等，都有关系，不是几句话说得清楚的。

    林琴南（纾）是位古文家，以翻译外国小说著称，他教学生读三部书：《左》（《左传》）、《史》（《史记》）、《南华》（《南华经》、即《庄子》）。据我的粗浅体会，《左》、《史》虽一为编年、一属通载，体例不同，但剪裁、描述，各极其妙，实为记叙之楷模；《南华》寓言十九，比喻多方，哲理深微，思精笔健，实为论说之圭臬。认真把这三部书研读透彻，则叙事说理，两俱得宜，更读他书，亦无不可通。林氏让学生以此打基础，高明之至。又梁萧统所编《昭明文选》，文兼众体，佳作如林，择优诵读，亦足资借鉴。所以旧时有“《文选》烂、秀才半”的俗谚，意谓读熟《文选》，即等于半个秀才；也说明了择优诵读的重要。梁刘勰《文心雕龙·宗经》云：“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这段话指出五经为文章各体之先河，后来的发展变化，长期都不能出其范围；可以启发我们在读书治学时，注意溯源折流，寻其会同；与林纾读三种书的含义，不妨参酌领略。至于选读何书，人各异趣，不必强同。象唐宋八大家的文集和《古文辞类纂》、《古文观止》、《古文释义》、《唐诗三百首》等流传已久的诗文选本，皆可取读。上面谈及的数书，不过是为了立说而举例，当然无须拘泥于此几种。

    略读可以粗观大意，不求甚解；精读则要求对作品的思想内容、人物事件、篇章结构、文字训诂等等，彻底通晓，即一字一句也不能放过。按《说文解字》：“读，籀书也”；“籀，读书也”；“读”与“籀”两个字是互训的。诵而能释其义，叫作“籀”。可见“读”原是要诵释明白，和我说的精读含意一致。这里举例说一下如何精读：

    《世说新语·轻诋》：“简文与许玄度共语，许云举君亲以为难，简文便不复答，许去后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于此。’”《注》：“按《邴原别传》，魏五官中郎将尝与群贤共论曰：‘今有一丸药，得济一人疾，而君父俱病，与君邪与父邪？’诸人纷葩，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复难。君亲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简文诮许意。”

    要读通这段文字，得把正文和刘孝标注中提到的人物谁某，哪些是对话、哪些是叙述、哪些是按语以及其中个别词语的含义，都搞清楚才行。简文，指晋简文帝司马昱；玄度，是许询的字；魏五官中郎将，指三国魏曹丕（文帝）；邴原曾在曹丕手下作长史。《轻诋》篇记简文帝与许询谈话，许以君父并举，认为难分轻重，简文并不回答，只在许走后说：“玄度不应该这样不明白。”刘孝标据《邴原别传》，举出一件类似的事，记邴原的话，只有“父子一本也”一句，认为以父为重，乃是天经地义，无须辩白。
 
    “君亲相校”以下三句话，都是刘孝标的按语。谓简文讥诮许询的意思不明确。“难”，设难题争辩，驳洁；“校”，比较；“纷葩”，各抒己见，议论纷然，如群花竞放；这是一个富于形象性的新词。人事俱明，词语尽晓，就对这段文意透彻了解，毫无疑滞了。刘孝标的注，对《世说新语》，或补充引申，或辩白驳斥，与本文互相映发，实际等于另一部《世说新语》。读《世说新语》，参阅注中论叙，可以更见情趣。

    史书叙事，常常有所避忌，不敢直书，因此阅读史传，要注意从深文曲笔中，考究事情的真相。如三国魏高贵乡公曹髦，在齐王曹芳被废后，嗣位为君，眼见威权日去，朝政尽为司马昭把持，不胜忿怒，自领兵卒出宫欲攻司马氏，为司马昭部下成济所杀。这在《三国志·高贵乡公纪》内甘露四年，只有“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的简单记载，而以太后的诏书，归罪曹髦；以大将军的上言，委罪成济；遮掩其事。但蛛丝马迹，可以推寻。古人所谓“读书有间”，即指能由字里行间，窥见作者立意用心之所在。

    总之，精读的重点在于“通”：融会贯串，闻一知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由此及彼。如唐朝的张旭善草书，因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从其飞舞顿挫之中，悟出了笔法，而书益精工；吴道玄（即吴道子）工绘画，因见将军裴昱舞剑，变化无常，联系到画理，而画更大进；这都是触类旁通的范例。读书，特别需要这种举一反三的“悟性”。

    精读必须作到三勤：勤查，勤问，勤记。遇到不认识的字，不懂得的词，不知道的成语、掌故、典章制度等等，要随时利用各种工具书和有关的书籍来查检；有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就向别人请教，不耻下问，一字为师。懒怠因循，不求甚解，是不行的。例如把编纂的“纂”（ｚｕǎｎ）读作“篡”（ｃｕàｎ）；把潜伏的“潜”（ｑｉáｎ）读作“浅”（ｑｉǎｎ）；把左倾的“倾”（ｑīｎｇ）读作“顷”（ｑǐｎｇ）；把嚮（向）往的“嚮”（ｘｉàｎｇ）读作“响”（ｘｉǎｎｇ）；把避讳的“讳”（ｈｕì）读作“伟”（ｗěｉ）；把大不韪的“韪”（ｗěｉ）读作“讳”（ｈｕì）；把狻猊的“狻”（ｓｕāｎ）读作“俊”（ｊùｎ）；诸如此类，都是以讹传讹，人云亦云，只要认真查查字典，就不会念错了。

    看书有得，应该随手记录；或写入小册，或载之卡片，都要立即动笔，不能迟疑。否则放下书本，再找即难。宋苏轼诗云：“作诗火急追亡通，清景一失后难摹。”作诗写景，机不可失，要紧急得象追捕逃亡一样；记材料之刻不容缓，也是如此。

    朗诵与背诵，亦为精读中的重要部分。作品内喜怒哀乐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节奏，可以通过朗诵，而清楚地显现，借以加深体会，增进理解。诗文佳作，背诵如流，更是一种基本功。有几百篇诗文烂熟于胸，张口即来，才能得心应手地运用，为阅读和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略读与精读二者的目的、方法各异，而表里为用，缺一不可。没有由略读而取得的广泛知识，不可能进行专业研究；不作精读和深入钻研，则略读所获，泛滥无归，不能集中到一点，只不过成为一种万金油，用处不大。

    读书治学，除去前面所说的“三勤”之外，还要有恒心毅力，坚持不懈，细水长流。一上来勇猛直前，不久即倦怠甚至停顿，是不行的。“其进锐者其退速”，应该引以自警。勤以补拙，恒以持久，可以奉为座右铭。熟以见巧，又为前二者的必然结果。的Ｌ记·中庸》云：“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以这种精神来学习，即使资质较差，亦必定会有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