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龙作案布局图解:揭秘对百团大战的评价为何大起大落？

揭秘对百团大战的评价为何大起大落？

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敌后（不含山东）对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役。战役开始后，投入的部队迅速增加到105个团，故被称为“百团大战”。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所进行的一次最大的战役，它使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遭到了空前沉重的打击，取得了辉煌战果。

然而，多年来这样一次曾受到国内外反法西斯阵线赞誉的百团大战，竟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争议最多的军事战役之一，对它的评价亦大起大落。其历史教训是很值得总结的，对此作进一步探讨，澄清有关是非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对“百团大战”评价的大起大落

对于百团大战的争议，并非一开始就有，其变化过程大致为：在战役进行时及其后一段时间，较为普遍的是赞扬和肯定。从延安整风后期至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上，对百团大战的看法起了较大的变化，华北座谈会上对彭德怀的批评就开始过火。到了建国后的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评价出现了质的变化，已经上纲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问题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百团大战的评价重新进人了一个正常的讨论时期。

引发争议的问题及其原因是复杂的。

就战役本身提出的问题，撮其要者，其一是涉及到组织纪律性的问题，即组织这次战役事先是否经过中央批准；其二是涉及到对当时的形势估计是香错误，从而也就引出组织百团大战带来了严重不良后果，以及有无必要组织这次战役的问题；其三是涉及到百团大战是否违背我军的战略方针问题，其四是涉及到战役指挥上的得失问题。

然而，造成对这一战役评论上的大起大落，乃至发生质的变化，则是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随着这一战役主要发起者和指挥者彭德怀政治上的沉浮，对百团大战评价也就褒贬不一。由于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遭到践踏，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是惨重的。

对于华北敌后抗战，毛泽东早年是充分予以肯定的。例如，1945年春彭德怀向毛择东汇报时说，华北抗战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毛泽东说：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的确，凭心而论，除了抗战初期出现过一些小的弯路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军队在华北所创造的自建军以来最大的局面是有目共睹的，其中当然也有彭德怀的一份贡献。而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却新帐老帐一起算，他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彭和他31年的关系形容为三七开，即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当然，彭和许多人一样，一生中也不可能不做错事，不犯一点错误。比如，1958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错误地整刘伯承元帅和粟裕、萧克等将领，彭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是有责任的。但是，毛泽东实际上是将此事划在“三分合作”里面的，反而将彭在华北敌后抗日的工作划在“七分不合作”的范围内了。他说：王明右倾投降路线危害了两年多，“那时候，新四军在项英手上，八路军在彭德怀手上，'；指责彭在抗战时搞“独立王国”，说彭对他除有些时候外，“整个八年抗战是不合作的”。毛泽东定下的调子，在当时党内民主遭到破坏，已形成“一言堂”的情况下，就为庐山会议算历史旧帐，否定彭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功绩以及批判彭发动百团大战重新开了绿灯。这时，林彪也当着毛泽东的面煽风点火，说：“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意即反对毛主席的游击战方针），毛当时立即就批评：“当时打大战的观念转不过来。”于是，庐山会议上群起而攻之，百团大战就成为彭的重要罪状之一，如打百团大战是无组织无纪律，是在抗战战略方针上反对毛主席，等等。在庐山会议后的几年，有的党史读物由于没有回避掉彭德怀的名字，就被定为“毒草”,更不要说客观评价百团大战了。到了“文革”期间，更上纲到什么“阶级投降主义”、“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引起蒋介石搞了皖南事变”等等，荒诞无稽的恶毒攻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史学研究领域也如沐春风，关于百团大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推翻了对百团大战的种种歪曲诬蔑和不实之词，而且在史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度上有了新的进展。人们在完全正常的学术研究的气氛中，继续讨论着百团大战中的问题，诸如到底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乃至该不该举行这样的战役等等。这也说明，关于百团大战这桩历史公案中的一些原则问题，仍有进一步讨论和澄清的必要。

　聂荣臻说：要下功夫孤立敌人的“点”，不让它通过“线”扩大成“面”；刘伯承、邓小平说：要打破“囚笼”政策，面向交通战

发动百团大战的决策背景，还得从1939年谈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便逐步把作战重点转向华北敌后根据地。为了便于将有限而分散的兵力集中起来快速机动，1939年春夏，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就指出：敌人由于兵力不足，只能据守一些城镇和修筑大批碉堡，控制若干个“点”，然后通过控制交通要道，把“点”连成“线”，再由“线”扩展到控制“面”，把整个“面”掌握起来。我们对付敌人“点”、“线，' .“面”的结合，就是要下功夫孤立它的“点”，不让它通过“线”扩大成“面”，它就无计可施了。1939年秋，新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加紧在占领区内修路筑堡，企图用“点”（据点、碉堡）和“线”（铁路、公路）的连接，将我大块抗日根据地分割成小块，严密加以封锁，然后分头吃掉。多田骏所推行的这种“囚笼政策”确实也给我军民带来日益增加的困难，尤其是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首当其冲。因此，活动在晋冀豫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将对敌斗争的中心转向全面开展对交通的破击。刘伯承师长曾作过这样的比喻：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公路作链，据点作锁，造成一个“囚笼”，想把我们军民装进去，凌迟处死。我们对付敌人的阴谋就是要进行交通破击战，他修我破。为此，一二九师制定了主力军、地方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展开交通斗争，反击日寇“囚笼政策”的具体方针。经邓小平政委建议，师部还提出了“面向交通战”的口号，我军实行交通战的方针更加深人人心。

从1939年冬起至1940年夏，一二九师在晋冀豫区发动的大规模交通破袭战役有四次之多。其中，1940年5月对白晋铁路（从太谷的白圭镇至晋城）的破袭，是百团大战开始之前我军发动的一次影响最大的交通破袭战，它使这条正在修筑的、分割我太行和太岳两区联系的部分线路遭到严重破坏，并大大延缓了其修路计划。八路军总部曾两次致电一二九师予以嘉奖。在1940年，该师同敌人进行过1400余次战斗，其中交通战次数约占60 %，从而为全华北进一步开展交通破击、打破敌人的封锁提供了宝贵经验。

朱德、彭德怀与各位将领早就酝酿并取得共识：打一场交通大破袭战

根据华北敌情，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以下简称前总）对开展敌后交通斗争非常关切，经常要求华北各根据地总结破路的经验，并指出：交通战已成为华北敌我战略上以及整个反“扫荡”战的重要部分，是长期的艰巨的斗争。从1939年冬至次年春，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曾两次酝酿过对日军实施一次大规模的总破袭战，而且作出过相应的部署，只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使计划暂时搁置起来。1940年4月下旬，朱德离开华北前总返回延安，前方的工作由彭德怀主持，左权副参谋长协助。随后，彭德怀和左权曾同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的领导继续酝酿组织大破袭战役问题，得到了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等的一致赞同，并确定把大破袭的重点放在正太铁路线上。这条铁路横穿太行山脉，沿线有天险娘子关和华北的重要燃料基地阳泉、井隆煤矿，又是敌人连接冀晋两省的交通命脉，敌人守备虽然相当严密，但兵力配置较为分散，只要我军部署得当，集中优势兵力实施突然打击，完全可能重创日寇，并使铁路遭到严重破坏，并能使我各战略区的联系得到改善。大破袭战的决策就这样基本确定下来了。

到了6月间，出现了日军向西调动的迹象，并传闻日军将于8月进攻西安。7月上旬，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和《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指出当时时局中空前的投降危险，为了争取时局好转，必须继续扩大与巩固人民军队，而“扩大的方向是敌人占领区域”。八路军首长认真研究了中央两个文件的指示精神，决心尽快组织对以正太路为重点的大破袭战役，并再次就近征求了部队领导的意见。刘伯承。邓小平听了前总对战役的设想之后。欣然赞同，并立即研究了战役的筹备工作。至此。发动华北大破袭战的决策正式形成。

7月22日，前总下达了《关于破击正太路战役的预备命令》。并同时上报中央军委。17天之后。8月8日前总又下达了《战役行动命令》，进行战设部署与分工。并规定8月20日为发动攻击的日期。这一文件也同时上报了军委。

　这一重大作战部署上报以后，延安未作出反应，责任不在彭德怀

前总发动百团大战是否存在违反组织纪津的问题？

多年来流行过种种说法，有的指责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如“文革”中说彭德怀是背着中央和毛主席擅自发动百团大战的。从查到的历史档案证明。前总7月22日下达的战役倾备命令原文的抬头就写着“聂、贺、关、刘、邓并报军委”。而且，从查到的发至延安的电报收文原件看，当天即已抄呈毛泽东、王稼祥、朱德、洛甫等10余位领导人，这就证明电报井未翻发漏送。此后，前总的战役行动命令。以至战役发起后每天编发的战报。也都用电报同时上报了中央军委。因此，率先不请示报告之说是根本不存在的。

有些论者指出。战役发动之前确实报告过军委的，但是上报之后不等军委正式批准就发动战役。这终究是组织纪律上的缺点错误。

我认为这也不能归咎于彭德怀。

因为，第一次上报军委的时间是7月22日，如果是象彭德怀在“文革”俘遭隔离审查期间所误记的那样，提前于7月下旬就发动了战役。那当然是不对的：因为军委接到电报后需要有研究时间。但事实上，战役开始时间并未提前，晋察冀军区。一二0师、一二九师三个参战集团是同时于8月20日晚8时发起攻击的。这个时间是8月8日前总的《战役行动命令》中作出的规定。这就是说。从第一次上报军委至战役开始，将近有一个月时间。延安未作任何指示，这是很反常的。众所周知，毛译东的工作作风一贯雷厉风行，勤于政事，经常彻夜不眠亲自审批文件起草指示电报。怎么会忽略这样一件重要事情呢？

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就在百团大战还未结束时，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于11月底在苏北曹甸地区组织了一次旨在消灭韩德勤。彻底解决苏北问题的战役。在战役发起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接到报告后。迅速回电表示了不同意见。此后延安与苏北之间来往磋商的电报相当频繁。这仗最后还是按刘的意见打了并因久攻不下而撤出战斗。以这两次相隔不久的战役来比较。何以军委对华北的战役事先就不表态呢？如果定要作什么分析的话，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苏北战役是反顽战役。政策性强。而百团大战是打日寇。战略区的负贵人有权部署，军委不表态就是没有不同意见。

结论是：前总在组织纪律上是没有错误的。

　发动战役的决策主要方面是正确的

有的观点认为，发动百团大故的决策依据不足，从后果看也没有达到琐期目的。因此没有必要举行这一故役。而首先是对形势估计有误。日军要进攻西北之说纯属遥言。

其实，发动百团大战的主要依侧只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要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其二是要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和诱降阴谋，制止国内出现的妥协投降倾内。争取时局好转。关于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是八路军领导人最早、最直接的感受。所以早在1940年春天就己基本确定下来要打这一场战役。聂荣臻在回忆录中也明确指出：“就是这一次，商定了对正太路进行大规模破袭战的问题”。这就证明，打破“囚笼政策”，是发动这次战役决策的最直接的背景和最主要的依据。

关于后一个依据，即全国抗日形势出现严重危机问题，当时中共中央指出的“空前的投降危险”并非危言耸听。5月以来，日空军连续三个月对重庆施行猛烈轰炸、宜昌失守（6月12日）、法国战败投降（6月22日）、英国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开始封锁滇缅路（7月18日），国际军援物资的运输通道被切断，这一连串事态使蒋介石颇为恐慌。六七月间，日本侵华派遣军的代表与重庆政府的代表在香港、澳门进行的“和谈”进入紧锣密鼓阶段，并就举行蒋介石、汪精卫、板垣征四郎（日本侵略军总参谋长）三人会谈一事达成了初步一致的意见，随后，日蒋双方还为板垣赴长沙与蒋商谈“停战”问题交换了备忘录。后来，日本方面是这样评论这一段日蒋关系历史的：“这样，在1940年6月中旬以后约一个月的期间，曾经是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中共察觉到日中进行和谈的危机，突然发动了‘百团大战’。”（以上引自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这些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当时妥协投降倾向已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吗？

以上所述的两个方面，是战役决策的两个基本点，是决策的主要依据。至于敌人进攻西安的传闻，没有成为事实。前总下达战役预备命令时虽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但也只是从属于制止投降、力争时局好转这一方针的，并非是发动战役的主要依据。而且，这一情报是来源于延安和重庆（直至9月中央发出的指示中仍在强调），前总在命令中谈到形势时也只是说有这种可能而已。

由此可见，前总组织大破袭战役的决策依据是正确的，其主要方面是符合实际的。

　　辉煌的战绩，巨大的影响

1940年8月20日晚，震惊中外的华北大破袭战拉开了序幕。按照前总的部署，三个参战集团在任务上作了分工。在重点交通线正太路上，晋察冀军区负责东段（平定县以东）；一二九师负责西段，一二O师以部分兵力直接配合。在这一重点方向上，前总命令中规定应不少于22个团，其他各线的破袭则由上述三个作战集团自行组织兵力同时进行，以配合正太线的作战。其中包括北宁线、津浦路北段、平汉线北段、同蒲路北段、德石路、白晋路、临屯公路、汾离公路等。由于对正太路以外的各线作战任务，前总授权由各集团自行部署，因此计划中的兵力总数当然要大大超过22个团了。这一点，前总的命令中讲得很清楚，有的批评说原定22或23个团，一下子变成了百团大战，这种理解显然是不全面的，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主要是对正太铁路及其他交通线实行总破袭战。由于我军行动突然而迅速，作战英勇顽强，敌人仓促应战，损失惨重。正太路的各项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是西段陷于瘫痪，其他交通线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我军还一度攻克了娘子关和井径煤矿，彻底破坏了一部分矿井设施。战役第二阶段（9月22日至10月上旬），主要任务是继续扩大对交通破袭的战果，重点是袭击交通线两侧的敌人及摧毁深人根据地内的日伪据点，取得了重大战绩。这阶段中也一度不适当地发动了对几个县城及坚固据点的强攻，或久攻不下，或得而复失，给我军造成一些损失。

经过两个阶段的作战，使敌人遭到沉重的打击。从10月6日起，日寇调集重兵先后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我太行区、太岳区、晋察冀边区和晋西北根据地随即展开了英勇的反“扫荡”作战，最后至晋西北反“扫荡”结束，前后历时三个多月。百团大战是抗战以来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抗日战役，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八路军和决死队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万零6百余人，伪军5100余人，日伪军被俘1800人，投诚与反正1900人；破坏铁路474公里，攻夺据点293处；缴获各种火炮53门，轻重机枪224挺，长短枪5759支，击毁敌机6架，坦克和装甲车18辆，火车头34辆，车厢449节，破坏公路1500余公里和大小桥梁、隧道、车站、煤矿、仓库等近300处；解放县城40余座（最后巩固26座）。当然，我军也做出了重大的牺牲。据统计，我军阵亡5495人，负伤者约1. 1万人，失踪746人，还有几千人次在战场中毒。由于敌人在报复“扫荡”中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使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也遭受了严重损失。

百团大战的巨大胜利，在海内外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威力。连日寇也惊叹：所到之处，空室清野，不见居民踪影，但他们却在积极帮助八路军；日军的作战动向，都统统报告给八路军，而日军对八路军的情况，却两眼漆黑。这是疯狂一时的日本侵略军无可奈何的供状。

当时，八路军的辉煌战绩和军民一致的感人事迹，曾被蒋管区和海外的报刊电台广为报道，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政治影响和威望。百团大战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人心，使笼罩在大后方的悲观情绪、失败情绪和绝望情绪也大为减轻。

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百团大战态度的变化，也颇能说明一些问题。9月4日，蒋介石向朱德、彭德怀发出了嘉奖电.卫立煌在8月26日、28日两次致电朱德，对八路军的英勇作战“至深佩慰”，盛赞：“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之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从9月6日至25日的20天中，卫立煌采取了积极行动，命令所部从南线向同蒲路南段之敌进攻。配合八路军对日作战。这是从第一次反共高潮结束以来，国共两军首次出现的团结抗敌的良好势头。可惜。这种局部性的配合作战行动也因蒋介石的干预而中止了。蒋介石发现百团大战的影响非同小可，不久就由喜变忧。不但停止了军事上的配合，而且于10月20日严令国民党战时新闻检查局，以后绝对禁止各种报刊登载‘百团大战”这一名词及有关新闻，同时他还加紧了在华中反共的步伐。

毛泽东对百团大战感到兴奋，提出还应组织类似的战役

林彪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指责彭憾怀说：‘百团大战是大战现念。”意思很清造。说彭德怀是反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的。这里。需要回答的是。”大仗”就一次也不能打吗？

我认为，从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肩负的伟大历史资任来看，发动这次战役是完全必要的。在百团大战之前，八路军经过三年的广泛游击故争。已逐步成为华北敌后的抗日主力军。华北解放以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敌后抗日战场；迅猛发展的敌后抗日形势说明。人民游击战争在扰战中的地位和作川十分龟要。然而，由于国民党当局一贯歪曲和贬低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由于在故争问题上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后方人民和海内外各界人士对于人民游击战争的特殊地位并不甚了解，甚至存有某些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八路军抓住适当时扭发动百团大战，就不仅仅是个单纯的军事问题了。它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以至对人民的教育意义都是不可估量的。

首先，八路军以实际行劝打破了国民竟当局散布的共产党“游而不击’”的欺骗宣传。使全国各界都受到了极大鼓舞。对共产党八路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直至今日，包括某些站在台湾当局立场的历史学家。也不能不承认百团大战是一次予敌重创的重大战役，是对抗战作出了较大贡献与牺牲的。

第二，人路军在华北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不久，就组织了打击日寇的百团大战，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为抗日才反摩擦的。这种‘击敌和友”的实际行动。与国民党的积极反共形成了鲜明对比。不似有利于争取广大的中间势力和国民竞军队中的爱国官兵。而且有利于制约国民竟当局对抗日的动摇。

第三，百团大战本身也有力地证明了人民游击故争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和重大作用。如果没有几年游击战争的发展基础。就不可能有组织百团大故的能力，另方面。人民军队也不能长期停留在游击战争的水平上，而应当在实故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军政素质。积百力童。提高部队的运动战和攻坚战的能力。以适应未来对敌进行战略反攻的要求，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待久战>等著作中讲得很清楚：由于抗日战争是长期而残酷的，游击战只有向运动战发展才能适应这样的战争。也才能解决战争的命运。

第四，从总体上讲，发动百团大战并不违背中央制定的‘草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在抗战进入第四年的情况下，战争形势有了新的发展，有利条件下运动战已经不应当成为种忌讳了，我们从三年来八路军作战的些数字来比较，在发动百团大故之前。八路军在华北共作战9600余次。消灭日伪军（包括毙，伤，俘和投诚）22。67万余人（日军占13 . 06万余人）。基本上都是游击战争取得的战绩。百团大战虽然战绩辉煌。但远远不能与上述游击战争的总成果相比较。再者。从百团大战的性质看。它只是一次规模比较大的游击战争性质的战役进攻。它投入兵力虽多，但不是集中在一个战场上，而是跨了几个省区，分布在众多的点线上遍地开花。其中，有相对集中兵力的运动战，但更多的仍然是采取隐蔽突袭、破路攻堡、伏击援敌等游击战术，虽然也组织过几次不适当的对坚固据点的攻坚，但不属于全局性的问题。如果硬说百团大战是搞战略进攻，是不客观的。1940年9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曾指出：不要说百团大战是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现在还只是游击性的反攻。他实际上是强调了百团大战的游击战争性质。

毛泽东是敌后游击战战略方针的主要倡导者和中共中央军委的主要负责人，他在百团大战期间和战役结束后从来没有批评过这次战役，相反，他给彭德怀发电时还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还向前方各战略区发出指示：“应仿照华北百团大战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这说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当时对百团大战是持完全肯定态度的。

百团大战是“引火烧身”，还是为战胜必然要到来的严重困难准备了条件

长期以来，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即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实力，引起了敌人的重视，从而导致了日军对解放区实行更残酷的“三光政策”和更疯狂的“扫荡”，造成了1941年至1942年我抗日根据地急剧缩小的空前困难的局面。

这种看法有一定的根据，但引出的结论则有失于偏颇。

首先，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敌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战绩。借用经济学的词汇来说，这叫“有形资产”。然而，百团大战获得的“无形资产”也是极其宝贵的，这就是华北解放区军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锻炼，八路军战斗力的大大提高。

进入相持阶段后，华北八路军在战争中得到了迅速发展。1938年底发展到15万余人，1939年底增加到27万人，至1940年百团大战时发展到近40万人，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主力军。连日本军方也承认：1939年和1940年“为中共扩大势力的高峰期”。然而，由于部队中新成分大量增加，与抗日形势的发展要求就有些不相适应。经过百团大战，在复杂的战役准备和战役实施过程中，各级指挥员都普遍增长了经验，提高了组织指挥能力。部队在持续的战斗中经受了严峻的锻炼与考验，政治、军事素质有了明显提高，由于在战役中缴获多，部队的武器装备也得到了改善。地方党、政、群各级组织在保证、配合战役过程中也相应地得到了巩固与提高。百团大战之后，人民战争的作战形式又有了新的发展（如地道战、地雷战等），集军事、政治、群众、敌工等各项任务于一身的敌后武工队也迅速发展起来。虽然经过百团大战部队在数量上有些减少，但质量是明显提高了。所有这一切，就为华北敌后军民克服即将到来的严重困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应当指出，1941、1942年抗日根据地严重困难局面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说，是相持阶段到来，日本侵略者把战略重心转向华北敌后，巩固占领区这一方针的延续，这也是它坚持贯彻“满州独立”，分割华北的既定国策及实施南进战略的需要。华北资源丰富（特别是日本极缺的煤炭资源），是日本侵略者实行“以战养战”的沃土，而且其地理位置介于东北与华中之间，东可控制渤海湾，南可挥师中原取华中，西可图大西北，在国际上，也是北对苏联、南对英、美的战略要地，因此，日本侵略者是不可能对华北局势予以忽视的。日军对华北不断实施扫荡和1940年后对其占领实施愈来愈残酷的“治安肃正”，也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百团大战引起了敌人的重视，这也是华北敌后斗争进人更艰苦阶段的直接原因之一，但正如上述，这不是根本原因。而且，彭德怀9月25日在北方局高干会上的报告中，已正确估计到百团大战胜利的影响可能会使华北的斗争更趋于严重。他说，“这虽然将增加我们的困难，但可减轻敌人对我大后方的压力，减少投降的危机。今天的小牺牲，可以免掉将来大的困难”。他还告诫大家“要防止骄傲轻敌”。这一番话表达出一位高级指挥员的预见性、民族正气和全局观点，深为感人。1944年4月，毛泽东在总结相持阶段以来抗战的情况时曾指出：“几年内，我党开辟了一个广大的解放区战场，以至于能够停止日寇主力向国民党战场作战略进攻至五年半之久，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彭德怀上述讲话和毛泽东这番话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在抗战中的重大作用。百团大战确实是“刺激”了敌人，但刺激也好，不刺激也好，敌人是不会对中国人民发善心的，残酷的“扫荡”、“蚕食”、“囚笼政策”、“三光政策”照样会加到华北军民的头上。当然，对敌人的“刺激”也要讲点策略，还应有预防手段，这是另一回事。

总之，应当理直气壮地充分肯定百团大战。关于这次战役，并不存在该打不该打的问题，需要研究的是如何打得更好，这方面是有一些教训应当吸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