隧道开挖专项施工方案:八路军为何要发动百团大战？（组图）

1940年秋，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晋察冀军区、第120师、第129师等，共105个团，在华北发动了以破袭敌占正太铁路及沿线据点为重点的带战略性的大规模进攻战役。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

        
            
            本文节选自《八路军战史》一书，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曹均宏   
     百团大战的背景和战役决策

1939年9月1日，德国法西斯闪击波兰；英、法根据与波兰的安全保障条约，于9月3日对德宣战，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9月4日，日本帝国政府发表声明：“当此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决定不予介入，一心向解决中国事变的方向迈进。”（《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分册，第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在此种情况下，为加强对驻关内日本陆军的统一指挥，并有利于对国民政府的诱降工作和汪精卫政权的建立工作，日军大本营于9月23日下达了成立中国派遣军的命令，规定其自10月1日行使统帅权。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辖华北方面军，第11、第13、第21军和第3飞行团等。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辖三个军：第1军，司令官筱义男，辖第20、第36、第37、第108师团，独立混成第3、第4、第9旅团；第12军，司令官饭田贞固，辖第21、第32师团，独立混成第5、第6、第10旅团；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辖第26师团，骑兵集团，独立混成第2旅团；方面军直辖第27、第35、第110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第7、第8、第15旅团。

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辖第3、第6、第13、第33、第34、第101、第10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4旅团。

第13军，西尾寿造兼司令官，辖第15、第17、第22、第11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1、第12、第13旅团。

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辖第18、第104师团和台湾混成旅团。

第3飞行集团、集团长木下敏，辖第1、第3飞行团；第21独立飞行队。

10月2日，第38师团编入第21军，第39、第40师团编入第11军，第41师团编入第1军。16日，第5师团编入第21军。11月7日，独立混成第16旅团编入第1军，独立混成第17旅团编入第13军，独立混成第18旅团编入第11军；第20、第101、第108师团回日本，第106师团调往第21军；15日，近卫混成旅团编入第21军。至年底，中国派遣军猛增至25个师团、18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1个飞行集团、1个独立飞行队，总兵力为85万人。

日军大本营赋予中国派遣军的任务是：

（一）确保大概为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黄河、黄泛地区、庐州、芜湖、杭州之线以东地区的稳定。特别要首先迅速恢复蒙疆地方、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及山东省的各要地和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区的治安。

（二）确保岳州（今岳阳）以下扬子江下游的交通；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摧毁敌之抗战企图。其作战地区大概定为安庆、信阳、岳州、南昌之间。

（三）要占领广州附近、汕头附近及海南岛北部要地，尽最大努力切断敌之南方补给线。广州附近的作战地区，大概在惠州、从化、清远、北江及三水以下之西江下游之间。

（四）在超越以上各项所揭示的地区进行地面作战时，须依另外命令。

（五）适时进行航空进攻作战，压制和搅乱敌之战略及政治中心，同时防止敌人重建空军。

（六）在以上各项作战中，凡沿海及水域作战或在航空进攻作战时，要与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密切配合。

（七）为促使抗日势力的削弱，要有效地加强谋略的压力。（《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分册，第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在中国派遣军成立前后，日本政府决定扶植汪伪政权。同时派参谋本部的铃木与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宋子良，进行代号为“桐工作”的秘密和谈，加紧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

1940年6月至7月，日本帝国主义逼迫法、英相继关闭了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切断了中国的西南国际交通运输线；同时，侵占了沿长江入川的重要门户宜昌，直接威胁并猛烈轰炸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并且，声称进攻西安，企图切断中国西北国际交通线。从而在军事上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一时间，国统区大后方人心躁动，中间派对时局悲观，亲日投降派又异常活跃起来。

日本帝国主义在对国民政府进行军事迫降和政治诱降的同时，继续以大部兵力打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尤其是在华北，加紧推行1940年度“肃正建设计划”和以“铁路作柱、公路作链、碉堡作锁”的“囚笼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在1939年至1940年两年中，日军修复了同蒲、正太、胶济、道（口）清（化，今博爱）等铁路，计1870公里；新建白（圭）晋、德石等铁路，计477公里；新建（北）平大（沽口）、济（南）邢（台）、济（南）邯（郸）等公路15600公里；新建碉堡、据点2749个。日军依托铁路、公路、碉堡和据点，并结合大规模的“扫荡”，重点指向八路军，使八路军控制的县城由1939年春的103个，到1940年夏锐减至几个山区小县城，而且活动、供应日趋紧张。

中国战局和华北敌后战场的严重敌情，引起了八路军总部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和左权的极大焦虑。朱德、彭德怀于1940年2月7日告诫八路军各部指挥员：“敌人的筑路行动有战略上和战术上的重大意义，丝毫不能忽视，要提醒大家从总体上来认识和对付敌人的阴谋。”从此，一个大规模的以交通破袭战为重点的进攻战役，开始酝酿。

与此同时，朱德、彭德怀要求八路军各部队，要详细侦察日军筑路的起止地点、方法和沿路设施及兵力部署等，并从4月10日起，发动一次对日军交通线的总破袭战。但由于需分兵对付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反共摩擦，因而各部分散出击，未能形成统一的战役。

随后，朱德离开山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赴洛阳，然后返回延安。这样，八路军前线指挥的重担，就落到了彭德怀的肩上。

4月底，左权受彭德怀之托，来到黎城县谭村第129师师部，与刘伯承、邓小平和尚在此的聂荣臻等，集中讨论了华北敌后形势，分析了敌情，研究了对策。大家一致认为：横贯在晋察冀和晋冀豫“两区间的正太路是日军控制山西、河北的交通命脉，也是阻隔两区联系的重大障碍。要是切断正太路，既可使日军在山西的运输补给失去可靠的保障，又有利于两区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互相支持和帮助。”（《刘伯承传》，第24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同时，“提出聂和刘、邓可以一个负责破袭东段，一个破袭西段。”（《彭德怀传》，第21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