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蛙总动员 百度云:腐败是国之大敌：中国外逃贪官卷款八千亿

中国的统治者说腐败干部是中国最大的敌人。现在，根据本周受到中国媒体广泛关注的一份报告，中国政府说这个敌人住在海外，尤其是美国。

中国央行这份67页的报告研究的是腐败官员外逃的目的地及其转移资产的途径。这些人偏爱的一个方法是借助移民国外家属转移资金，这是通常依赖于伪造文件的伎俩。

这项研究本周受到中国媒体的高度关注。比如英文《上海日报》（Shanghai Daily）周四头版的标题为：《美国：中国腐败官员的目的地》（Destination America For China's Corrupt Officials）。

Bobby Yip/Reuters日落时分，澳门的一处娱乐场所。在中国央行的一份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案例是一位中国省级官员用非法获得的1800万元人民币在澳门豪赌。媒体报道说这份研究报告是中国央行在官网发布的。报告被定为内部机密文件，所署日期是2008年6月。尽管网上仍能方便的找到该报告的PDF文档，但这份报告已经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消失了。

央行未回应置评请求。

尽管这份报告读起来像是学术研究，但其并未作出清晰的结论。

报告被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以数字开头，报告估算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腐败官员和国有企业员外逃或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8000人。这些人涉嫌携带的款项总额高达800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相当于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

报告说，身份级别越高的越有可能逃往西方国家。高级别潜逃人员最主要的目的地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荷兰。

涉案金额较小、级别较低官员要么通过香港中转前往西方，要么到泰国、马来西亚、蒙古和俄罗斯等周边国家寻求避风港。

报告第二部分内容比较有趣，主要是讲腐败分子转移资产的途径。报告列举了一些人名，但主要仅限于归案的人员。

其中提到了徐放鸣和成克杰的案例，前者是财政部金融司原司长，被指将约100万元人民币存进出国读书的儿子的银行账户中；后者是高官，他将情妇安排在香港定居，将巨额赃款都转移到香港情妇名下。

其中有些案例比较有名。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是江苏省海门市前党委副书记张建，他有名的事迹是用非法获得的1800万元人民币在澳门豪赌。根据该报告，张建在两年内先后48次到澳门用信用卡提供的赌资赌博。

尽管中国对美国债券的胃口越来越引人注目，但中美在跨境洗钱问题上的对话已经成了两国经济关系的重要部分。比如5月举行最新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后，美国说中国已同意加强对洗钱的控制。

中国央行在这份报告中说计划与外国政府合作，堵住让腐败分子携公款外逃的漏洞。央行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反洗钱组织，其中包括跨国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美国使馆拒绝就报告中称美国是外逃官员首选目的地这一说法置评。这份报告也没有解释为何这些人似乎偏爱美国的现象，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美之间缺乏引渡协议是其中一个因素。 2010/10/11   中国为何腐败难除？
若要评选古往今来中国人最深恶痛绝之事，恐怕非腐败莫属。世人分析中国社会腐败难除的根源，多将其归因于政治制度上的缺陷，简而言之就是，在一个缺乏对权力有效制衡和监督的社会，官员的腐败是难以避免的。这一分析虽然不错，但有一个现象却发人深思：中国封建社会虽然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几乎无所不在，但科举考试几百年来却是一块相对净土。尽管历朝历代也时有科场弊案发生，然而科举考试制度却大体维持住了公正、公平和公开，这是为什么？
在笔者看来，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领导”重视，历朝皇帝无论是贤是昏，大都明白笼络士人对巩固封建王权的极端重要性，而广大读书人如果对科举制度的公正性失去信心，他们对皇权的效忠也必将大打折扣，这是任何封建王朝都承受不起的，所以皇帝可以容忍官员贪污，但却不能容忍科场腐败。二是“群众”支持，唐宋以后科举日益成为士人晋身国家决策层的主要途径，为了证明自己具备足够的参政议政能力，他们必须确保科举制度的信誉，士人出身的官员如果败坏科举制度的名声，就定于否定他自身及整个士人阶层参政议政资格的合法性，所以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们可以彼此容忍贪赃枉法，却无法容忍同侪打科举考试的歪脑筋。为了保证本阶层对国家决策的参与权，封建士大夫们在维护科举制度的纯洁性方面进行了有效的相互制衡和监督。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如此，封建官员们为何不能在防止官员贪污受贿上进行有效的相互监督和制衡呢？这恐怕要从封建制度的本质上找原因。形象点说，封建朝廷就是一个黑社会组织，开国皇帝“打”下天下其实就是获得了向子民们世代收保护费的权利，皇帝本身就是社会最大的寄生虫和贪污犯，它有什么道德权威要求自己的大臣廉政呢？更何况，封建士大夫本质上说是皇帝勒索保护费时的帮凶，他们在勒索的过程中并不创造社会财富，其利益所在就是与皇帝分赃，让他们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不啻是让黄鼠狼看守鸡窝。

因此，封建制度本身决定了封建官员难以杜绝腐败。同样道理，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基本上消除官员腐败，也应归因于其根本制度。在英国与荷兰等西欧国家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选举权是有明确财产限制的，当时的国家政权货真价实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与封建官僚不同，资产阶级掌权的根本目的不是勒索保护费，而是确保自己能通过自由经营尽可能多地创造社会财富，贿赂官员虽然有可能令某一位资本家获益，但官员索贿成风却会妨碍整个资产阶级创造财富。所以，就像封建士大夫为维护本阶层的参政权而相互制衡和监督以保护科举制度的纯洁性一样，资产阶级为维护本阶层的“发财权”也会相互制衡和监督以保护官僚机构的纯洁性。

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实行“重商主义”的当今中国，为什么依然腐败难除呢？在笔者看来，这恐怕是因为中国当今主要实行的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把创造社会财富的大部分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从而导致国家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实力相差悬殊，民营资本无力对国家资本进行有效的制衡和监督，致使中国广义的“资产阶级”无法有效地保证官僚机构的纯洁性。

因此，中国当今社会的问题表面上看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其实最根本的症结依然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没能改变“资产阶级”里国有资本一家独大的局面。换句话说，无需过分迷恋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真正放手发展民营经济才是铲除社会腐败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