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皮核桃怎么吃最简便:思考世界秩序的不同方式

思考世界秩序的不同方式

作者：罗伯特·W. 考克斯(Robert W. Cox)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3期

内容提要　从观念结构的角度出发，作者认为观念结构有两个面向：共时性和历时性。共时性如同一副全景式的画面，能够同时看到不同权力实体———国家或帝国———的相对地位，而历时性关注的是世界权力性质的结构性变化。对于参与国际关系的国家和其他实体而言，它们包括了“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新现实主义所见到的“外部”由人口、资源、军事能力以及经济能力组成，“内部”则包括现实生活、思维本质和社会，而国家只是社会的一种表现方式。中国和西方的历史经验对塑造世界秩序产生了各自的影响。源于二元论思想的西方传统一方面导致了实证主义的产生并成为当时思想的主流，另一方面又引起了有关文明上升、衰落以及可能重生的历史主义和周期论。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一方面与所谓的“英国学派”在某些方面有交集之处，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历史主义传统；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也可能助长了中国国内美国式的实证主义和进步信念的发展。

关键词　观念结构 世界秩序 方式


　笔者上一次来中国是在1984年，当时访问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的生产组织模式和经济改革的状况。时隔多年，笔者再次来到中国，希望能了解中国人民特别是他们当中的知识精英是如何思考世界秩序的变化以及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笔者考虑的不是具体的问题或者政策———比如中国台湾问题或者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尽管这些问题对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十分重要，笔者更愿意寻求中国人如何认识世界权力的性质以及探究推动目前世界权力结构内部变化的动力，笔者也想了解人们用以建构起他们世界观的时空观念。

为了进行这项研究，笔者认为需要历史的方法。我们需要知道精神结构(即观念结构) ———人们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能够保持稳定或者发生缓慢变化。

观念结构有两个面向( dimensions) ：共时性和历时性。共时性如同一副全景式的画面，能够同时看到不同权力实体———国家或帝国———的相对地位。把自己局限于共时性方法的危险性在于它假定基本结构是永恒不变的———包括国家、国家的相对实力以及均势问题， 而改变的只是不同国家的相对能力。笔者认为这正是国际关系中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弱点。这种理论也许在分析冷战(这是该理论创立的背景)的时候是有用的，但是它对思考世界权力的基本结构如何改变这个问题没有多少帮助。观念机构的历时性关注的是世界权力性质的结构性变化。对于参与国际关系的国家和其他实体而言，它包括了“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新现实主义所见到的“外部”由人口、资源、军事能力以及经济能力组成，“内部”则包括现实生活、思维本质和社会，而国家只是社会的一种表现方式。

这里我们应该知道，社会是具有凝聚力还是具有破碎性，城乡差距或者贫富差距是否巨大? 我们还要知道主体间性的程度，或者说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有共同的、常常未言明的观念，这样的观念如何建构了社会?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能告诉我们社会凝聚力和分离性的情形。因此，我们所关心的实体可能是国家/社会的复合体———“内”和“外”的结合。我们必须知道这些国家/社会复合体是如何随着经济力量以及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而改变的，这些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改变了支撑客观实体的主体间的思维模式。全球化是这样一种现象，全球金融危机也是这样一种现象。国际关系或世界秩序的理论为思考权力关系的变化以及思考国际体系的性质提供了框架。笔者认为，绝不可能有唯一正确的理论或世界权力观。理论总是为某些人和为某些目的服务的。理论源自世界上的某个时间和某个地点———产生于特殊时期的特殊地理范围和特定社会中。如果宣称对世界权力关系只有一种正确的视角，改变这种关系只有一个正确的目标，那么这就是一种思想帝国主义。要取得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要求我们对推动世界变化的动力进行多元化的理论视角分析，也必须共同努力在一个协商的世界秩序中对这些观念加以调和，这种协商的世界秩序要容纳不同立场的人民所怀有的不同目标与不同愿望。

在这种大的背景下，笔者想知道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的知识精英如何看待当今世界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接下来，让笔者谈谈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答案———由于他们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不同，所以这也塑造了他们思考世界的不同方式和思维。

奥斯瓦尔德•斯彭格勒(Oswald Spengl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版了《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一书。[1] 他对西方的判断可能略显草率，但他的分析模式和提出的问题仍然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如果当今西方国家的没落并不是不可逆转的，那么而东方肯定是在崛起，世界权力的平衡状态正在转变。斯彭格勒看到了大量文化和文明在空间上共存并有着跨时间的联系。虽然他重点研究西方问题，但他依然希望能捕捉到其他文明的内在本质。

斯彭格勒注意到，先于西方文明产生的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性，而印度的文化如同古希腊文化一样是非历史性的，但它们都是永恒存在的一种文化。斯彭格勒试图抓住不同文化和文明中的人们在建构世界观中的方式。当然他的看法也不是定论，但他劝诫要从托勒密式的历史观向哥白尼式的历史概念观转变，也就是从西方中心———其他文化和文明都围绕这个中心旋转———向理解共存的文化和文明的特性方向转变，这些共存的文化和文明是围绕紧密的空间和时间的关联而旋转的。他的劝谕用在当前特别贴切。他强调深入探究另一种文明的重要性，这样可以从其内部更好地理解它，而不仅仅把它当做一种外来的且不同于自身之物。

在刚开始那样思考时，以一种内省的方式理解来自身文明的传统，并发现那些对它来说具有十分特殊的特质，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这可以与其他文明的传统进行对照和比较———从而避免假定某个特定的传统具有普世性的错觉。西方的世界观在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中结出了果实， 19世纪近代科学思维的先驱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作品便是集中体现。但是，乔瓦尼•巴蒂斯塔•维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的著作对这种西方思想的主流模式提出了辩证的异议。维科居住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向北方的欧洲启蒙运动提出了挑战。维科关注文化与文明的起源和变革。他指出了对研究物理性质有用的方法与研究族群和历史所需要的方法并不具有兼容性。维科使用了“语文文献学”一词，而不是“历史学”，因为分析语言含义的演进是他研究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兴起、变革和衰落的主要研究工具。通过语言，他回溯了观念进化与现实转变和社会转型的关系。相反，对于启蒙运动，历史无非是些不确切的神话故事。启蒙运动中的乐观派认为，现代科学将推动人的力量超越自然的力量。科学方法而非历史的方法是理解世界的通途。19世纪欧洲的世界进步观已隐含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进步观伴随线性单向的历史观，使宣扬末世论的基督教教义逐渐世俗化，认为在世俗世界里也有一个历史的终结。在现代观念中，古老的宗教习惯一脉相承，它在世俗的形式中以绝对价值观的形式而体现为思维习惯和善恶观念。

维科更为悲观。他不仅关注文明的诞生和崛起，也关注其衰落以及通过新的创造而开始新的历程从而达到复兴的可能性。尽管维科忠于天主教的教条，但他也反映了前基督教古典文明的周期性历史观，这种观点与相对价值观更为一致。在维科看来，物质世界不能从(该事物的)内部分析中得到理解。当外部观察者从外部进行观察并注意到过程的规律性时，这就可以产生接近真实的知识。相反，历史是由追求目的的人类所创造的，因此可以被人们所理解，人们有能力再生产和理解创造者的思想。

源于18世纪二元论思想的西方传统，一方面导致了实证主义的产生，并成为当时思想的主流；另一方面它也引起了有关文明上升、衰落以及可能重生的历史主义和周期论。笔者现在也提供一些个人在解读中国时的想法以及疑问，期望能得到中国学者的回应。笔者提出的不是结论，而只是假设，要由中国的学者通过中国视角的全面理解来检验，希望由此从中国学者那里寻找到答案。

笔者很关注人们建构其世界观的基本观念。笔者已经阅读了美国学者费正清和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所写的有关中国历史的作品以及现居新加坡的中国历史学家王赓武的著作。这些著作给笔者的感觉是，在中国文化中，对于政治和文明有着更为一贯的周期性观点———廉洁有效的政府逐渐陷入贪污腐败→导致革命→再经由革命进行改革→廉洁有效的政府，如此循环往复。尽管持末世论观念的运动以极大的破坏性影响不时地冲击中国历史的进程，宣告历史的终结和所谓绝对价值统治的胜利，但隐含在西方进步观念中的线性历史观似乎在长期主流的中国思潮中不起作用。在最近的历史阶段中，笔者关注了19世纪太平天国起义和20世纪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发现这些突然爆发的运动最终湮灭并且被吸收到更为典型的且带有循环和实用特征的政治思想模式中去了。

这种模式是否符合中国的社会史则是另一个问题。中国的社会史———正如笔者所读到的———一直是从古延续至今的社会。在过去的两三千年历史中，中国一直是个农业社会。它在18世纪时曾一度成为农业国家的成功典范，那时欧洲传教士纷纷向各自的国家汇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法国重农主义者还以明代中国作为其经济理论的模型和基础。然而在其他时候，农耕经济因为干旱、饥荒和人口过剩而总是归于失败。直到现在，这仍然符合自然周期性理论，也符合自然周期与人类政治周期之间的关系。也许以小农经济为中心而建立的心态和活动阻碍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笔者这里只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可能涉及困扰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和文明的历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良久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科学知识远远领先于西方，并且一直持续到大约16世纪和17世纪，却没有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将中国发展成为充满活力的、由科学推动的强国?

在儒家帝国，农民是核心。商家缺乏地位并且在许多方面受到限制。对商业和创业活动的偏见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创业精神主要在零星的几个地方得到蓬勃发展。只有在邓小平开创的改革时代，商业和贸易才获得了崇高的威望，新兴城市中产阶级才走上中国社会的中心舞台。

今日的治国精英是城市的专业人士，而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发动群众，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建立新中国并取得执政党地位的。然而，中国的农民和农村在最近的国家经济增长模式中逐渐出现有可能被边缘化的情况。当今的领导人采取了中国先天具有的务实主义，以便找到办法，使中国农村和最近几年在经济快速增长中而崛起的新兴城市社会力量一道获得公平的发展利益。中国的改革开放必将改变以往革命从未改变过的等级观念以及中国民众对世界的认知。中国的世界视角现在可能处在突变状态。构成它的一些关键要素无疑将仍然来自中国的过去，正如欧洲遗风继续影响现今西方民众对世界历史和未来的看法。

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本杰明•杰里•科恩(Benjamin Jerry Cohen)出版了一本有关国际政治经济思想史的书。[2] 在这本书中，他区分出了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美国学派主要是实证主义倾向，重点放在贸易和金融问题的实际操作上；英国学派更倾向历史主义，重点放在全球政治经济转型的大问题上。人们或许有理由看到，一方面，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与科恩所谓的“英国学派”在某些方面有交集之处，它_______得益于历史主义传统；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中国国内的美国式实证主义和进步信念的发展。抑或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历史周期论的新悲观主义和历史周期论的复活?在当今世界上，存有两种互相冲突的主要观点。其中一种可以从奉行所谓“新保守主义”的美国小布什政府中得到最完整的表述：世界将不可阻挡地向美国社会靠拢，比如美国形式的民主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只需要军事力量的推动和经济的压力，就可以加速和完成这一进程。这种看法自然是美国式的观点。美国只知道权力崛起的历史，却从来没有衰亡的经验。美国人珍惜自己的建国神话，正如1630年清教徒先辈约翰•温思罗普( John Winthrop )所言———美国将成为山巅上的光明之城，给世界带来光明。[3]

另一种观点，乌托邦色彩要少些，更恰当地反映了欧洲人的观点，欧洲历史记录了几乎所有时期的权力兴衰。这是多元世界的思想，这个多元的世界集中了主要的权力大国，它们代表了不同的社会形式，具有不同层次的价值。它们认识到为了彼此生存的利益，必须实现和平共处。此外，相互生存意味着在有关全球政治和全球经济的实践问题上，国家行为体和人类社会如何能与所有生命赖以存在的生物圈在共存问题上达成理解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主导世界秩序的机制结构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压力。北约在阿富汗面临挑战，其成员质疑其西方式干预的目的和方法。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似乎是要发展渐变成一个包括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在内的更广泛的集团。区域集团目前在欧洲、亚洲和美洲正在经受考验。现在看来，地区主义在全球金融混乱的现实中更多的是作为一种防御战略而出现的。所有这些实际存在的或潜在的结构都处于变化中。大家必须面对两大问题：其一，如何在相异中共存。其二，如何与自然共处，建立一个良性的生物圈。

这就是为什么更好地了解生活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背景、不同文明和不同的历史经验中的人民和领导人如何思考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具体地说，这也是笔者想知道中国人民以及学界、政治界的领袖人物如何处理这种问题的原因。

注释：

本文是罗伯特•W. 考克斯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演讲稿，经作者整理后授权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上发表。

[1] Oswald Spengler， Der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Berlin： C. H. Beck VerlagMünchen， 1922

[2] Benjamin Jerry Cohe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 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2ty Press， 2008.

[3] 读者可参阅JohnWinthrop，“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in David Hollinger and Charles Capper， eds. ， TheAm erica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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