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的白眼怎么来的:创新是不落的太阳杨大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01:30:17
创新是不落的太阳

杨大武

 

 

 

  在科技活动周开幕式上

 

  正午的阳光洒在书桌上,让书页上的文字变得温暖。

 

  前中国科学技术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徐冠华先生年近古稀却依旧繁忙,他将接受采访的时间安排在中午12时让人感到意外。

 

  “这个时候来采访,实在是打扰您了。”

 

  “不要紧,我从来没有午休习惯,忙的时候也不午餐。”

 

  古代读书人惜时如金,称“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晴之余也”。皆善加利用。而徐院士精力充沛,数十年中,将许多人睡午觉的时间,用来学习和工作,其科学领域的非凡成就和贡献便是一种回报。

 

  学府远不如兴趣重要

 

  许多未曾进入自己理想中的大学的人,最终却实现了自己年轻时的理想。

 

  徐冠华院士的经历就是一个实例。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因为当时很敏感、很关键的“家庭问题”,他没能走进梦想中的大学——北京大学,也没能学自己最向往的专业——物理,而是被安排到北京林业学院(现北京林业大学)学习林业。

 

  有时,生活和命运不是在和人们开玩笑,而是在考验一个人的诚恳和耐心。这两点是一个人在成功跑道上起飞的“双翼”。

 

  在班上,徐冠华是班长。他和另一位同病相怜的同学唐守正都坐在最后一排。他们心“有”旁骛,几乎不用心听课,考试时靠临时性的死记硬背来应付。而徐冠华有临阵磨枪的本领,他能在较短时间里把教科书的重要章节全部背下来,就这样,他的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徐、唐二人在课堂上也可说是专心致志,只是他们的兴趣根本不在所学的专业上,而是痴迷于数学。大概有很多学生都会觉得数学枯燥,那么多繁琐的公式和定理纠缠在一起让人非常困惑,而他俩却正好相反,觉得数学很平易近人,也很有亲和力。徐冠华特别偏爱数学的美感,几乎是被数学之神俘虏了一样,每天都沉浸其中,享受着演算带给他的无穷乐趣。正如英国科学家罗素所言:“数学不仅拥有真理,而且拥有至上的美——一种冷静而严肃犹如雕塑那样的美。”

 

  几乎在每堂课上,这两位“数学狂”的思绪都疯狂地驰骋在数学王国里,神游天外,总需一边小心老师的眼神,一边偷偷地做数学题,脑海中惟有古希腊“雕塑那样的美”,再想不起自己必须承担的课业。

 

  几年下来,徐冠华自修学完了大学数学专业的全部课程,读了当时图书馆可以找到的所有数学专著,恐怕比一些数学专业的学生读的数学书还要多。

 

  正是由于他早年对数学的强烈兴趣和执著钻研,给他后来的科学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便利,这意外的收获既非他当初所能料想,也让旁观者瞠目。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同学唐守正后来还获得了数学博士,也成为中科院院士。

 

  两个半月拿下出国英语考试

 

  1978年,是中国孕育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之年,也是多少中华年轻才俊们的出头之日,徐冠华接到中国教育部在“文革”后推荐的第一批留学生的考试通知。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过去他是个“有问题”的学生,连读自己向往的大学的资格都没有,怎么今天能接到参加留学生考试的通知?仅从他个人命运来看,这似乎不可思议;若从整个时代变迁而言,却也顺理成章。

 

  徐冠华在中学和大学里学的都是俄语,而这次考试一律考英语。这对徐冠华是个重大的考验,很多人因此而放弃了,放弃有放弃的理由,掌握一门语言哪怕是这门语言的基本知识,可不是一日之功。而名字里就带着“冠军”含义的他却没想过退却,他不愿在战斗开始前就缴械,于是毫不犹豫地投入英语攻坚战,并且自我激励:“要拼搏,现在不拼还待何时!”

 

  “文革”的岁月,曾经使很多生命的青春变得一片荒芜,却也让少数好学不辍的心灵和头脑变得充实。在别人愤然、茫然或颓然的10年中,徐冠华却没有虚掷光阴,而是一直毅然决然地坚持自学英语,还借助字典翻译过一本自动控制专业的书《图灵机》(没有出版)。无疑,这样打下的一些英语基础使他多少有些底气,但他知道仅靠这点儿水平过留学考试一关很难,而此时考试日期只有两个半月。他只有拼了,每天凌晨一时左右才睡觉,四点左右便起床,一天只睡三个小时,醒来就拿着英语书朗读,拿起笔记录,天天如此,拿笔的手指磨起了硬茧,嘴边都读起了水泡……

 

  他就这样苦苦地拼搏了两个半月,最终竟然通过了英语考试,真是天不负人,只要人不负天时。

 

  当他通过考试关,进入学院正规的三个半月的英语训练时,已经更加踌躇满志,从小在上海出生的他,这回真的要踏上海洋之路,古人称之为“直挂云帆济沧海”……

 

  徐冠华走进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校园时,已是38岁的盛年,如同日当正午,他黑色眸子所迸发的光芒也同正午的阳光一样坚定、执著、具有穿透力。

 

  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进修两年半,专门从事遥感数字图像处理研究,成绩斐然。这所大学很想把他这个人才留住,但他还是不为优越的生活条件和优厚的待遇所动,选择了回国,为自己无比热爱的祖国效力。

 

  中国卫星遥感科学的拓荒者

 

  作为科学家,徐冠华始终把科研的目光盯在创新上。

 

  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走自我创新之路”。在他的心里,国家的创新,就如同挂在中天的一轮灿烂夺目的太阳,炽热鲜活,永不坠落,它拥有恒久不息的能量,携带永远年轻的激情,又饱含丰富不竭的动力,总是那样令人激动和向往。

 

  “而科学家们应该担起创新的重担,筑起心中的太阳城”。

 

  徐冠华在中国林业科学院工作多年。他曾随着老科学家、技术员和工人们一起做森林调查统计,天南地北跑了很多地方。但中国面积广阔,仅靠人工测量计算,既费时费力又不准确,这样很难摸清我国森林资源的家底。

 

  徐冠华在留学前已知遥感科学可以替代人工做业,而且便捷准确,非常有发展前景。

 

  在世界范围,遥感科学在上世纪60年代初已经有所发展。1972年美国发射了第一颗陆地资源卫星,这标志着卫星遥感时代的开始。而此时恰恰是中国的“文革”时期,这使得中国的遥感科学没能跟上世界潮流,卫星遥感在中国几乎是个科学的空白。徐冠华在瑞典留学时学习遥感科学,立志去填补这个空白,他可谓中国卫星遥感科学的拓荒者。

 

  事实证明,即便在求学之时,也要具有创新意识。在当时,国际上遥感图像处理还是处在人工目视图像判读的传统方法上,如果徐冠华还在这条老路上亦步亦趋地行走就没有前途,他经过认真思考,断然放弃了目视图像判读研究,毅然选择了当时在此领域属遥感科技前沿的计算机自动识别图像研究。

 

  既然选定了自己的目标,就要不惜一切代价的抵达。这是所有成功者的性格和逻辑。徐冠华几乎所有的白天都是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一幢教研楼的二层遥感实验室里度过的,而夜晚对他这样勤奋的人来说总是非常短暂。

 

  这是在异国记忆深刻的日子,他这样度过是为了科技报国,为了攻关克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难关被他攻破,分类、几何处理、后处理等各个环节都一一被徐冠华研究清楚了,胜券在握,他的卫星数字图像处理系统终于诞生了……

 

  回忆当初的研究,徐冠华说:“现在看这项研究似乎落后了,没什么了不起,可当时这项创新成果正处在遥感科学的巅峰,走在遥感科学的最前沿。”

 

  他很快把这项卫星数字图像处理系统研究成果带回国内,并应用于实践。他成为“卫星数字图像在森林资源调查中的应用”项目专题的负责人,这是国家“六五”攻关项目,也是此成果在中国实践应用的开局之作,做好这个项目意义非凡。

 

  最终,他的“用于森林资源调查的卫星数字图像处理系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林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徐冠华又应中科院邀请主持起草了《三北防护林遥感综合调查中的应用》的可行性报告,还制定了第一部再生资源遥感综合调查与系列制图技术规程。报告写好后,中国科学院又委托他来主持这项重大的攻关课题的具体实施。五年下来,徐冠华没有辜负众人的期待和国家的重托,带领他的科研队伍获得了l0项奖励:4个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和2个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八五”期间,徐冠华又担起国家遥感科技攻关项目技术总负责人的重担……

 

  跟踪模仿没有出路,情系国家创新活力

 

  由于他的科技贡献和领导才能,他被逐步推到重要的领导岗位,由担任科学院副院长、科委副主任、科技部副部长到科技部部长。在领导岗位上,他思考更多的是如何激发国家的创新活力。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直想走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创新之路,但创新在市场经济中如何定位,或者说以什么为创新主体,又如何科学管理,建立创新机制等等,都有待于探索和研究。

 

  徐冠华院士在多个场合列举过这样的事实:在中国申请发明专利的绝大多数是外企和外资,而外企外资的发明专利主要分布在高科技领域,其中在无线电传输、移动通讯、半导体、西药、计算机领域分别占93%、91%、85%、69%、60%。而中国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60%以上的企业没有自主品牌,仅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核心知识产权。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我国企业无奈地受制于人,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企业仅仅赚了点加工费。在江苏的电脑加工基地,每加工一台电脑仅能赚十个苹果的钱。不搞科技创新,中国企业很难摆脱为他人做嫁衣的被动局面。

 

  而且多年来,我国企业因知识产权纠纷引发的经济赔偿累计超过10多亿美元。有些纠纷对我国的有关产业甚至导致了毁灭性的打击,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情况更为严重。

 

  回望前路,徐冠华院士说,我们在科技方面一直是跟踪和模仿,这条路已经走到尽头。我们想把科技和经济结合起来,走了几十年以市场换技术的路,但核心技术是换不来的,能换来的是二流三流技术,长此下去,我们永远处于被动局面,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都会受到严峻的挑战。中国企业创新能力弱,大部分产业空心化,在国际竞争市场上势单力薄。“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式的发展已然是中国经济增长之痛。

 

  徐冠华院士在苦苦思索中,深感自主创新的至关重要。

 

  那么创新从哪里开始呢?

 

  从l995年开始,徐冠华长期负责国家“高新区”(即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工作。他对“高新区”有浓厚的兴趣,每个月都抽时间去做实地考察调研,自认为是去“充电”。“‘高新区’的年轻人非常可爱,他们有梦想有激情,敢想敢干,勇于创新。每次到那里,都听到好多新鲜事,让人为之兴奋、振奋。”

 

  一批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像雨后春笋般成长,一个个高技术企业孵化基地和产业基地迅速崛起,每个“高新区”都充满了自主创新的活力,这让徐冠华目不暇接,心花怒放。

 

  由此,他意识到创新应以企业为重心,并向社会发出呼吁:“从企业开始,以企业为创新主体”。

 

  徐冠华说,倘若他没有走出研究室,还在书斋里做学问,就不会得出这个结论。但深入企业调研,到市场上了解高端产品,就发现大量的发明专利在企业里。比如微软、安利、三星、索尼、摩托罗拉等大企业都拥有了无数个国际专利,它们的产品才在市场上有竞争优势。

 

  200l年,徐冠华就“高新区”的发展提出“二次创业”的口号和实现“五个转变”的要求,其重要的核心转变,就是从注重招商引资和优惠政策的外延式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创新的内涵式发展转变。这时的徐冠华,已然是思想的大解放者,他在思想上基本认定了企业是创新主体。

 

  徐冠华还看到我国科研费用投入不足和技术引进之后消化吸收不够的严重问题。他说,我国企业的研发投入仅占营业额的0.5%左右,大企业只占0.7%左右,这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4%、5%,甚至10%的高水准(近年我国有些私企的研发投入比例加大了)。按GDP计算,徐部长统计2005年的情况是,中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为1.23%,这还不到世界平均1.4%的水平,与发达国家2%、2.5%、3%相比,相差更大了。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上,我国企业2004年的比例是1∶0.15(就是引进一元钱的技术,才花一角五分钱去消化吸收),这与邻国日本和韩国企业的1∶5-8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这是中国不容乐观的科技现实,作为科学家的部长级官员,他一直躁动不安,认为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迫在眉睫,须臾不可拖延。

 

  2002年春,徐冠华提出尽快调整以跟踪和模仿为主的科技发展思路,大力加强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实现科技创新的转变。5月份,他在北京科技产业博览会上再次强调:“要努力实现从以跟踪模仿为主向到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深刻转变。”在不长的时间里,他频频发出科技创新的最强音,可见他对科技创新的深刻认识和急迫心情。

 

  历时三载,描绘国家科技发展蓝图

 

  2003年6月,党中央和国务院部署编制《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为《规划纲要》)的重要工作计划,并成立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该办公室就挂靠科学技术部,徐冠华院士被任命为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实际上,这就是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给科技部的任务,指定徐冠华牵头完成。

 

  《规划纲要》要对中国未来15年科技发展做出全面规划,这是难题,也是一项重大工程。徐冠华领衔此工程责任重大,意义重大。从宣布当日,徐冠华就立即倾心投入,他愿以自己多年科技研究实践和反复深入的思考,再集各界众人之力,编制出各界满意、对中国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规划纲要》。

 

  在这个位子上的徐冠华,有机会用权力把他多年的想法,也是很多科技工作者的意愿,即自主创新,贯穿到《规划纲要》的始终,并将自主创新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

 

  2006年l月9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21世纪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提出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为未来15年的国家战略目标,到2020年中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

 

  党中央和国务院这样信心百倍地宣布这一宏伟目标,并号召全国人民向这一宏伟目标奋斗,就是基于《规划纲要》做出的具体规划。

 

  同年2月,《规划纲要》由国务院向全国发布。

 

  编制《规划纲要》费时近三载。

 

  徐冠华先招集来自全国各界2000多名专家组成20个战略研究专题小组,经数次研究讨论,确定“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为《规划纲要》的指导方针。徐冠华解释说,“这16字指导方针,核心是头4个字——自主创新,这是对科技工作者的基本要求,对科技和经济结合认识的深化,也是科技和经济结合的一个基本体现。”

 

  基于企业是自主创新主体的认识,徐冠华还邀请了600家企业参与规划工作,先后到124个地方和部门实地征求意见。仅就企业自主创新问题便向500家企业发放了调查问卷……

 

  徐冠华所在的科技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在综合大量地方部门意见和企业调查的实际情况后,又数次召开专家座谈会,征求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们的意见,动员他们各抒己见,开悟思想,表白见地,奉献智慧。最终就《规划纲要》的16字方针、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和把能源、水和矿产资源、环境保护、农业、人口与健康、交通运输、公共安全等事关民生的科技放到科学技术发展的优先地位,并将生物技术、空间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激光技术和海洋技术等作为前沿技术予以特别关注等等与各界专家达成了共识。

 

  整个《规划纲要》从序言到人才队伍建设分十大部分,列举16个重大专项,较全面的关照到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划纲要》富有远见卓识,既贴近现实,又望彼将来,纲要的实施将会使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更加富于朝气活力。

 

  影响一生三本书:终生为祖国效劳

 

  徐冠华当部长后,住房宽敞了,也拥有一个漂亮的书房,多年四处堆积、搬动的书籍也安顿平整下来。书房的一面墙的书架上是科技类书籍,另一面墙的书架上是文学艺术类书籍。我走近细看,有科学经典、技术文集、中外文史哲名著、名家书画集、音乐、政治、还有金庸的武打小说全集等不一而足,令爱书人非常羡慕。

 

  徐冠华嗜书如命,对音乐也格外钟情,尤爱古典音乐。青年时期他喜欢弹钢琴、拉小提琴,后来忙于工作,才渐渐地放弃。1992年,徐冠华曾两次去美国考察,看到美国的激光唱盘心动不已,那些都是他非常喜爱的内容,便顺手买了一些带回中国。多年过去了,那些唱盘仍原封未动地放在那里,连包装都未打开,欣赏的爱好变成了爱好的收藏,他不得不忍痛割爱,总想有闲暇时再来尽情用心地欣赏。这样想也是不断地给自己开脱,为忙碌中的自我找出一点宽慰。

 

  读书是徐冠华生活的一部分,读书的习惯从未更改。他博览群书,中外古今,文理兼爱,用时信手拈来。2003年4月,“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邀请徐冠华发言,他自己写了《科技创新与创新文化》的发言稿,文稿既有思想又有文采,知识渊博,旁征博引,令人思绪澎湃,视野顿开。讲到动情处,他引用杜甫诗“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将一位科学家的志向与操守表达得淋漓尽致。

 

  “文革”时期徐冠华读数学、天文学、物理学,但对满街的阶级斗争想不明白。为给自己一个答案,他找来马克思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领袖著作细心研读,笔记做过几大本,领会了很多东西,但天天讲月月讲的阶级斗争他还是想不明白。不过,知识的积累让他开阔眼界,领悟社会和自然,这使他工作思路清晰,方法得当,无论干啥都十分出色。

 

  过去,他曾是球类和田径运动的爱好者,在大学里还是击剑能手,可于今仅仅抽空散散步而已,太多的事需要他去完成。他说从部长岗位退下来比在岗位时自由了,但却比在位时更忙碌了。他几乎身不由己,也恨无分身之术,他要参加很多科技会议和活动,《规划纲要》实施过程中的许多环节都需要他出面参谋指导……

 

 

  徐冠华好读书,我问他哪本书给他影响最深,他向我谈到3本书:《普通一兵》、《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绞刑架下的报告》。《普通一兵》是前苏联帕·茹尔巴写的一部传记性小说。徐冠华还讲了一个故事,那还是上世纪50年代他初读小学时,一次看电影时认识了一位叫李鑫淼的解放军飞行员,他和这位解放军叔叔建立了联系,直到后来很多年还保持通信。《普》就是李鑫淼寄给他的。几十年过去了,这本书他已经读了不知多少遍,又看过多遍同名电影(新中国第一部译制片),他的心灵被无数次地震撼。书中民族英雄萨沙·马特洛索夫从流浪汉成长为苏联红军,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他舍身堵住敌人从碉堡里射出的子弹,为国殉难。这位前苏联的“黄继光”式的英雄为自己祖国献身的故事扎根在徐冠华心灵深处。他说这辈子走到哪里,都忘不了这个故事。

 

  “人应该终身为自己的祖国效劳”,这是一种信念,更是行动。

 

(本文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