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 夏忠:净素道人的博客4

第二十六章官场趣谈(三)
    别说。。。。。。就说。。。。。。
    别说“不好”，要说就说“欠佳”；别说“假新闻”，要说就说“策划”
    别说“罚款”，要说就说“执法”；别说“偷税”，要说就说“避税”；
    别说“涨价”，要说就说“调价”；别说“停滞”，要说就说“零增长”；
    别说“下滑”，要说就说“负增加”；别说“贫困”，要说就说“不富裕”；
    别说“卖隐私”，要说就说“吵作”；别说“找三陪”，要说就说“休闲”；
    别说“父母官”，要说就说“公仆”；别说“乱收费”，要说就说“集资”；
    别说“贪财好色”，要说就说“禁不住诱惑”；别说“行贿”，要说就说“劳务费”；
    别说“骚扰女人”，要说就说“她有不可抗拒的魅力”；别说“倒闭”，要说就说“改制”；
    别说“腐败”，要说就说“作风不正”；别说“难逃法网”，要说就说“运气不好”；
    别说“经济损失”，要说就说“交学费”；别说“出国旅游”，要说就说“考察参观”；
    别说“个人意志”，要说就说“组织安排”；别说“打击报复”，要说就说“工作需要”；
     别说“跑官要官”，要说就说“要求进步”；别说“渎职”，要说就说“管理不到位”。
    别说“情夫情妇”，要说就说“男朋友女朋友”；别说“权是上级给的”，要说就说“人民赋予”；
    别说“不落实举报”，要说就说“为了安定团结”；别说“一人说了算”，要说就说“敢于拍板”；

     说的学问
    急事，慢慢地说；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幽默地说；
    没把握的事，谨慎地说；没发生的事，不要胡说；
    伤害人的事，绝对不能说；做不到的事，请勿乱说；
    讨厌的事，对事不对人地说；开心的事，看场合说；伤心的事，不要见人就说；
    别人的事，小心地说；自己的事，听听自己的心怎么说；
    现在的事做了再说；未来的事，未来再说；
    如果有对我不满意的事情，请一定要对我说。
    先做后说的人，我们称为普通人；先说后做的人，我们称为聪明人；
    做而不说的人，我们称为罪犯；说而不做的人，我们称为领导。

    有许多话不能说
    说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人长了嘴巴，除了吃饭便是说话。据观察，有许多话不能说。
   好话不能说，会让人觉得你在溜须拍马；坏话不能说，“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
   假话不能说，会害人害己；真话不能说，人们会认为你不够圆滑世故。
   大话不能说，别人会认真而求你办点什么事；小话不能说，说小话的都是小人。
   空话不能说，别人会认为你不务实；实话不能说，别人会认为你老实得象傻子。
   不会做事不能说，别人会认为你没有能力；会做事不能说，说了事情全是你的。
   不愉快不能说，没人喜欢听不愉快的事；愉快的事不能说，因为还有许多人不愉快。
   穷了不能说，别人怕你向他借钱；富了也不能说，说了可能被偷盗抢劫。
   吃饱了不能说，别人会说你连吃饭都控制不了；饿了不能说，别人会笑话你混到现在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没做什么事不能说，别人会说你无所事事肯定生是非；做什么事不能说，别人会认为你一个人做事肯定是傻瓜。
    爱一个人不能说，听这话的人会认为你轻浮；恨一个人不能说，知道的人会说你没风度。

    工作方式：
    有时先说话后干事，有时先干事后说话，有时边说话边干事，有时只说话不干事，有时只干事不说话；
    有时候该干的却不干，有时候不该干的却干；有时候该说的不说，有时候不该说的却说，有时候该说完的却不说完，有时候不该说完的却说完；
    有时候话这样说，事情也这样干；有时候话这样说，事情却不这样干；
   有时候事情这样干，话也这样说；有时候事情这样干，话却那样说；
    有时候话说得少，事情也干得少；有时候话说得多，事情却干得少。

     高度重视
     高度重视最重要，官场使用频率高；讲话汇报都强调，高度重视不可少。
     事故再次发生了，领导拍着桌子叫：高度重视不姑息，一查到底不轻饶。
     高度重视千斤重，重于泰山压弯腰；雷声巨大雨点小，落实轻于一鸿毛。
      宰牛偏用杀鸡刀，杀鸡吓猴拔根毛；糊弄上级讨关照，吓唬下级作检讨。
     一阵风声过去了，大事化小小事了；高度重视挡箭牌，保住几多乌纱帽。
     再一再二再三四，亡羊不见人补牢；等到事故再发生，高度重视马后炮。
    矿难腐败豆腐渣，火灾水灾污染漂；命案冤案糊涂案，高度重视万能药。
     高度重视有多高，高度重视度把好；重视重视重在视，视同儿戏眼睫毛。

      惯例
     群众开会得提前半小时，领导开会可以迟到半小时，这是惯例。
    领导讲话，讲对讲错，讲好讲坏，讲完之后都必须鼓掌，这是惯例。
     领导讲话从来不离讲话稿，但领导从来不写讲话稿，这是惯例。
      领导讲话一般分三段：意义、做法、要求；其中一定要有“加强领导”的内容，这是惯例。
    领导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一律说“领导下乡去了”，这是惯例。
     领导外出游玩，一律说是“外出考察”，这是惯例。
    只要普通群众找领导办事，领导一律“不在”，这是惯例。
    领导错的也是对的，群众对的也是错的，这是惯例。
    总结成绩夸得越大越好，查找问题说得越小越好，这是惯例。
    领导换了，单位必定有变化，车子要换，办公桌要换，人员要换，这是惯例。

     会议十怕：
    一怕——会前没什么准备，我就简单说几句；
    二怕——前面发言我同意，我只补充点建议；
    三怕——意思大家都明白，我就仅仅作提示；
    四怕——为有时间抓落实，中途我们不休息；
    五怕——前面几位都已讲，借机我来谈感想；
    六怕——我只简单说三点，结果三点翻三番；
    七怕——我就不照稿子念，扯七扯八话不断；
    八怕——再占大家几分钟，几十分钟算轻松；
    九怕——半睡半醒挨半天，稿子才念一小半；
    十怕——台下早就象受罪，台上一点都不累。

    加上歌：
    加上“著名”两个字，人就成了名人；加上“正宗”两个字，东西就货真价实了；
    加上“重点”两个字，学校的挡次就提升了；加上“亲自”两个字，领导的形象就感人了；
    加上“天然”两个字，就不用担心被污染了；加上“绿色”两个字，就是放心的环保食品了；
     加上“精品”两个字，就是高质量的产品了；加上“进口”两个字，价格翻番就合理了。

     君子与小人：
     君子讲道义，小人讲势力；君子讲真理，小人讲歪理；
     君子言行一致，小人阳奉阴违；君子追求和谐，小人成心捣乱；
     君子言责自己，小人暗算他人；君子总在明处，小人长厂在暗处；
     君子不计人过，小人与人交恶；君子唯理以求，小人拉帮结派；
     君子顾全大局，小人只顾自己；君子老实做事，小人弄虚作假。

     词语新解：
     威望——专横跋扈；魄力——粗枝大叶；尊敬——惟命是从；沉稳——麻木不仁；
    慎重——优柔寡断；洒脱——丢三落四；成熟——两面三刀；直爽——污言秽语；
    和蔼——左右逢源；主见——我行我素；口才——夸夸其谈；眼光——投其所好；
     决策——歪打正着。权力——坐以待“币”。


     某官行迹
    在权与钱中游游荡荡，在名与利中来来往往；
    在吃与喝中玩玩乐乐。在索与拿中忙忙碌碌；
    在醉与梦着昏昏愕蛾。在蒙与骗中鬼鬼祟祟；
    在虚与假中跑跑颠颠。在丑与恶中窜窜跳跳；
     在荣与辱中徘徘徊徊。在是与非中糊糊涂涂；
      在正与邪中摇摇摆摆，在罪与法中跌跌撞撞。
净素道人 发表于：2007/4/13 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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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净素道人!
缺少两章啊:关于权力文化,  以及官场哲学-----厚黑学,
另外希望能看到
你的那一篇关于冤假错案的文章.
我的Email: szy21@163.com
szy21 发表于：2007/4/13 16: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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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发给我
你好,能把缺少两章啊:关于权力文化,  以及官场哲学-----厚黑学,
还有你的那一篇关于冤假错案的文章发给我请我一睹为快吗。我的Email: guanjianllj@126.com 谢谢你了 访客：翔中 发表于：2007/4/14 22: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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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净素道人!
希望能看到关于权力文化,  以及官场哲学-----厚黑学和那一篇关于冤假错案的文章.
我的Email: xcb6886061@yahoo.com .cn
访客：xcb6886063 发表于：2007/4/16 13: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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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权力文化和官场哲学
         关于权力文化

    权力文化在当代大陆中国的现实存在是一个大题目，想通过一个短短的章节进行全面的论述是困难的。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原因交织着，深层次和浅层次的表现交织着。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可供实证的典型事例是如此之多地大量涌现。要全面深入地进行表述解读，实在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笔者这里只想就大陆普遍的社会现象，以及当前中国深层次的社会危机，从权力文化的角度，进行提纲携领式的探讨和解读。
    首先，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权力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极权文化。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熟、最完备，也是最顽固的极权政治文化。只要从这个认识上去切入，许多事情就会变得条理清楚。
    政治文化，是一个社会文化系统的核心部分。政治应该是围绕国家权力而产生的范畴，实质上也就是管理公共事务的范畴，扩展开来是协调世界事务的范畴。列宁主义的理论家有关“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表述，其实质是有意模糊概念，以达到将政治无限泛化的目的。从而达到将政治应该服务于社会公众的实质，变成社会公众全面从属于政治的目的。在现代政治理念中，由于对国家权力制衡的需要，国家权力是被严格界定了范围的，政治概念也被严格地界定了范围。政治被无限泛化，实际上是为了无限制地占有所有的社会资源，从而达到极权的目的。
    中国是一个具有泛政治化传统的国家。这从“统治”一词的构成中得到体现，从法家的政治哲学和儒教的政治伦理学中都可以得到大量映证。这种泛政治化传统，到了现代，被发展到了极致。抓住了泛政治化，就抓住了权力文化之纲，纲举目张，一切围绕国家权力而运转产生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都会变得条理清楚，脉络分明。
    首先，让我们将权力文化在大陆中国的表现，作一个概括性罗列表述。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大陆正处于权力文化的恶性暴发期，是权力拜物教社会特征最明显的历史时期，也可能是权力文化由总暴发走向总崩溃的回光返照期。（当然清算和消除权力文化影响，在崩溃以后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之所以给它以这样的历史定位，是因为当前的大陆中国，国家权力的恶性膨胀与滥用，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权力文化（皇权思想、儒教思潮、宗法主义、官场文化、流氓习气）无不改头换面，花样翻新地沉渣泛起。权力文化在官场和社会各领域得到广泛的认同、应用、发展和充分表演，是历史上空前的。当前大陆中国腐败程度之广之深，侵蚀到的领域之全面，社会上腐朽淫糜气味之浓，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当前的大陆中国是一个权本位，官本位社会特征特别明显的国家。腐败力量早已登堂入室，明目张胆地成为了社会的主导力量。而且几乎是肆无忌惮地张扬着。
    深厚的权力文化传统，权力恶性膨胀的现实，使主流社会权力阶层的许多人对权力和金钱的追逐，成为人生最大的目的和兴奋点。使攀附逢迎、交际应酬、各自编织其复杂的人际关系网，成为主流社会的主要风景。装模作样、迎来送往、吃喝玩乐、成为主要的工作内容。双重人格，双重语言的处世态度。急功近利、及时行乐，在我之后，那怕洪水滔天的人生观，成为主要的处世之道。
    这种主流社会的人格病态，导致了诸多的社会病，一个复杂诡秘的社会氛围在形成。造就了中国人的压迫淤堵感、无力挣扎感、阴郁茫然感、浮躁不安感。至使许多边缘人群也产生了不屈从于这种氛围，就会被这个社会所排斥，所淘汰的感觉。在这种氛围中，道德在沦丧，社会良知在消失。公权的滥用，权力寻租、买官卖官、都已经成为社会上人尽皆知的公开秘密。中华民族已经处于一场巨大的精神危机之中。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这样的历史时期，竟是出现于改革开放之后。广大人民群众由于开放而激发释放的经济活动热情。使国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巨大的，前所未有的经济成果。这样的成果和几乎近在眼前的三年苦日子及文革灾难，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腐败发展齐飞，“盛世景象”与末世气象一色。这种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曾出现过的景象，不符合一般中国人的习惯思维。尤其儒教思想的教化，总喜欢把社会起码的进步和成果，硬与“皇帝圣明”扯在一起。因此更容易麻痹人们的神经，混乱人们的思想。巨大的经济成果，不断的盛世鼓噪、导致人们放松了对极权与腐败造成的大量社会危机的警觉。
    当前的大陆中国，已经成了利用国家权力追名逐利的冒险家的乐园。中国传统社会那种上下影响着、挟制着、促进着走向腐败的机制，得到了充分的映证。如果没有重要的历史企机，如果试图改革的上层资源不敢痛下决心。则危机和风险仍会依惯性大量积累，社会仍然只有被政权更迭周期律挟裹着走向崩溃的命运。
    造成当前局面的远期的历史原因，我们在前几章也有系统论述。近期的一脉相承的源流却不能不专题分析。改革开始以前的时代，是一个逐步推进泛政治化进程的时代。在争夺政权时期，倾注全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包括军事资源，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思想文化资源。一切为其夺取政权服务。在夺得政权后，一切以巩固政权，加强极权为中心。由于深厚的大一统皇权思想传统，实际上变成了以加强毛泽东个人极权为中心。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最后达到了将原来与其打天下的战友，以及民主党派人士，全体知识分子和所有社会公众，全都置于其淫威之下的目的。这就是实行泛政治化社会政策的实质。
    大跃进时期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口号，是中国社会全面走向泛政治化社会的标志性口号。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一轮泛政治化浪潮，全面强调“一元化领导”的鼓噪。则进一步增加了泛政治化的广度与深度。这种政治运动的结果是催生了一个更加极端的，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从而使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政治制度，得到了高度制度化实施。
    一系列社会政治制度实验，为当前的泛权力化，泛行政化的社会生态，打下了牢实的制度基础和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推行市场经济政策以来，随着理想和蛊惑色彩的淡化，政治化的色彩渐淡（但泛政治化的体制并未改变）而权力化的色彩渐浓。当前的腐败势力，正是靠着毛时代的这份丰厚的政治遗产，推行着一种权贵资本主义的所谓“市场经济”。从而享受着一顿丰盛的权力经济的最后晚餐。
    高度国家社会一体化制度实施的结果。使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被一种极度简单的社会生活模式所规范。极端时期，甚至发展到全民吃食堂的地步。
    用极度简单的社会生活模式，来规范全体成员生活的做法，是许多邪教组织的通常做法。例如洪秀全的拜上帝教、琼斯的人民圣殿教。这种做法，一旦在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推行。政治权力对全体国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实现了全面的高度控制。就是一种高度国家社会一体化的社会生态。在这种社会生态中，社会的活力被扼杀到极致，带来的必然是灾难性的后果。“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这种全社会军事组织化的社会生态，极象一个巨大的人工林生态系统。人为制造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模式，使单一或少数物种占据了统治地位。原始林，原始次生林那种生物多样性，生机勃勃的生存环境不复存在。动植物各物种间的平衡系统被破坏。这种人为制造的巨大的人工林系统，缺乏内在的平衡和谐机制。很难抵御病虫害及其它各种意想不到的灾害的侵袭。灾害一旦降临，往往容易酿成巨大的灾难。
    当前大陆中国的社会生态系统，就是一个巨大的类人工林生态系统。因为始终未对那种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实验进行全面的清算和反思。而只是进行了一般性的所谓“拨乱反正”。只是取消了诸如“人民公社”之类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而制度制造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模式，尤其是政治生态模式，很大程度上还存在。整个社会体制还基本承袭了那种泛政治化，国家社会一体化的体制。社会管理的思维模式并未有质的改变，整个社会并未从那种社会生态中解脱出来。
    中国的泛政治化，是世界上最全面、彻底、深入的泛政治化。所有的社会资源，包括物质资源、精神资源、组织资源和制度资源。例如各种社会组织，各种社会活动，诸如文艺体育活动、民俗节庆、宗教活动，无不成为服务于专制政治的工具。 大陆中国的泛政治化，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模式，其影响已经深入到几乎整个社会生活中。它也成为了一种思维模式。其影响在不知不觉中已深入到几乎每个人的思想。泛政治化对大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诸如文学、艺术、教育领域的毒化更是深入了骨髓。泛政治化的体制和泛政治化思维，在大陆构筑了一个相当严密而严酷的思想文化专制体制。因此而全面的毒化了我们的文学艺术，毒化了我们的思想思维，也几乎全面地毒化了我们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使无所顾忌地自由表达成为幻想。  例如，大陆的校园，就不可能产生象台湾那样轻松、自由、纯真的校园民谣。这是教育体制和整体思想文化氛围使然。这种泛政治化的程度，是古今中外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当政治被泛化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被泛化到全体国民的全部生活内容。则文化被压缩矮化成只是唱歌跳舞以及文化馆、博物馆、音乐厅、美术馆等狭小的范畴。
    这种以泛政治化为核心的泛化结构，是大陆中国社会哲理结构、伦理结构和法理结构的基础。其实质是造成主体的缺位。泛政治化造成的结果是作为政治生活主体的社会公众政治权利的缺位。大量泛化名词的应用，例如物权的“集体所有”、“国有”，造成了具体所有者的缺位。“人民”、“群众”等词语，造成具体社会权利人的缺位。远不象“公民”、“纳税人”那么具体贴切。这种变化，是极权政治魔术师玩的偷换概念手法、偷天换日勾当。“窃国”是怎么窃的？就是这样开始的！
    文化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生活、是经济、是人类社会现实和历史的整个存在。文化才是真正泛化的概念和范畴。文化的被压缩范围，与政治的被无限泛化，是极权政治魔术师政治障眼法的实质所在。
    在这种泛政治化的体制中，社会公众的生活被全面置于从属政治需要的地位。广大民众在这种极权的泛政治化体制中，只有为它摇旗呐喊助威的权利。在这种庞大的极权政治机器中，只有充当毫无人性色彩的小零件的权利。社会公众广泛意义上的人权几乎被全面剥夺。其中最主要被剥夺的是政治权利。
    社会公众的利益，在这样的泛政治化体制中，仍只能依赖于权力阶层的恩赐、转移及渡让。在现代民主制政体中，社会公众的广泛意义上的人权，是通过普选制，通过舆论监督，通过广泛的分权和对国家公权力的制衡来实现的。在民主体制中，社会公众的政治权利是保障人权得以实现的基础。社会公众参与政治改革是天经地义的事。
    改革开放前期阶段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民主与法制的旗帜，曾经理直气壮地在社会上高扬着。诸如军队国家化的现代理念，甚至曾经被军队中的很多高级干部所认同。但是腐败势力一旦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形势很快急转直下。在不知不觉中，一切有威胁极权地位嫌疑的现代文明理念，无不被淡化，被压制。泛政治化思维，国家社会一体化体制的核心部分，被轻易地捡起。稍加改头换面，便堂而皇之的风行起来。时至今日，泛政治化以泛权力化的形式又走上了老路。
    国家社会一体化过程，将政府制造成一个万能的政府。政府什么都管，政府无处不在，政府权力在全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无处不在。这种无处不在既体现在政治思想领域，体现在精神领域，也体现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甚至体现到了社会公众的潜意识里。就是这种无处不在制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权状态。政府权力和官员的社会作用被无限夸大，其他社会成员的社会作用被大大弱化、淡化、压缩。最后变成了一种毫无人性色彩的螺丝钉作用。其他一切不依附于政府权力的非政府组织被取消，组织资源被高度垄断。所有的公共事务，被政府权力全面统管。
    在政府万能，权力万能的社会里，政府权力可以最大限度地越位。专制的程度可以达到极致，可以经常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动辄“全党动员、全民动手”。美其名曰“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这种机制，导致了各种运动层出不穷。导致了三反五反、反右运动、除四害运动、大跃进、大炼钢铁，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目前则表现为遍地开花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表现为GDP决定一切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违背了自然规律、违背了人类社会的规律。资源配置不是通过市场无形之手，而是通过政府权力这只有形之手。最终的结果，几乎必然是资源的不合理配置！
    根据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理念，资源的合理配置，是标志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与合理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准。资源的合理配置，主要应该通过市场的无形之手得以实现。尤其是具体的微观配置，政府基本不应插手。政府如果全面插手资源微观配置，就制造了大量权力寻租的机会。政府的社会角色绝不应该是万能的。尤其是市场经济在一个国家迅猛发展起来的时候，政府万能的角色必然越来越捉襟见肘，丑态百出。
    政府在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充当的是规则制定者及“守夜人”的角色。如果它的职能，角色全面错位、越位。不该管的事被全面管起来。而该管的事却一样也管不好，唯一扮演得淋漓尽致的角色是一个腐败的政府，则它的合理性，合法性就值得怀疑了。当前的大陆中国社会，政府职能已经全面越位、错位。由服务职能变成了管制职能、统治职能。
    在当代大陆中国，政府权力是模糊而泛化的，要严格地界定起来相当困难。这种现实是导致政府权力全面越位、错位的主要原因。从而也就导致了一种“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生态。在这种社会生态中，政府的角色万能而无所不在。社会经济生活被政府权力统管和不断压缩。正是因为毛时代的那种高度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制度未能得到全面清算，那种体制和思维模式仍被大量保留。当市场经济得到一定发展的今天，物质财富被前所未有地创造出来，权力寻租的欲望被大大激活。从而产生了全社会普遍的泛权力化，泛行政化、泛权力寻租现象。这是权力文化在当前社会现实表现的主要特征。
    腐败的发展速度之快，权力的恶性膨胀对社会风气的败坏，政府的信任危机，道德大面积滑坡的影响之广泛和深远，清醒者是有目共睹的。短短的二十余年，其发展的线性轨迹清晰可见。开始是价格的双轨制，银行贷款的权力寻租。然后是股份制改造与土地批租中的“商机”，是全面的执法产业化和权力市场化。是各垄断行业与新兴产业的“商机”。是国有企业改制的资产流失。吃了价差、吃贷款、吃回扣、吃土地、吃股份制改造、吃收费罚款、吃电讯、吃教育、吃医药、吃拆迁、吃殡葬、吃国有企业的改制，无所不吃。题材不断翻新，思路渐渐入骨。几乎一切皆表现为权力的利益驱动。权力与金钱结盟，金钱赖权力以膨胀的气味越来越浓。越来越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从而对权力的追逐也越来越疯狂。
    制度性腐败的主要表征，是“利益上收，负担下压”。是“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管制化，管制权力利益化”。各行政机关、职能部门、公检法司、工商税务、技术监督、城建国土、城管环卫、教育医药、交通运政、畜牧水产、农资农机、林政渔政矿管。全社会各领域由上面开口子给政策，下面积极推行，全面出台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继承的泛政治化体制加上利益驱动，使执法产业化推行起来轻而易举。这种制度设置、导致了执法产业化的恶性发展，全面地冲破了一税制的篱笆。中国具有历史传统的苛捐杂税，在当代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
    各级政府的预决算保密制度，是孕育腐败的另一个重要根源。“利益上收，负担下压”在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所占份额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两级财政的收入，占据了全国财政总收入的80%以上。而绝大多数事权却压到了地（市）县、乡镇头上。造成了财权和事权的严重不对称。正常的财政收入被大量挪作它用，被浪费吞噬。在各级政府的权力均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衡的基础上，不管是加强中央权力还是加强地方权力，都不会有好结果。这样的利益上收，负担下压的格局，必然给下面层级的政府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越到下面，承受的压力越大，结果导致下面层级的政府普遍出现财政赤字和空头财政现象。导致执法产业化逾演逾烈。导致基层争夺管理权，检查权，“服务权”“施救权”的闹剧层出不穷。导致诸如设立“厕所办”“馒头办”之类机构的丑剧不断上演。
    据有人不完全统计，一个地（市）级行政单位管辖的范围内。可以有4800种至8000种以上的收费项目。这种全面发展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使政府机构变成与民争利的经济实体。导致了行政机构及人员的迅速膨胀。“十羊九牧”的现象，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厉害。从而使许多地方的财政变成了“吃饭财政”、“人头财政。”也导致了中国这个基础仍然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各政府部门的办公大楼越来越建得高大而威武，成为一个权力膨胀社会的象征性物象。各级政府部门的奢侈性消费开支大幅度增长。
    在全面大跃进的盛世气象下，社会公益事业和福利保障事业却被全面地压缩转嫁了。广大工农弱势群体，由于在整个社会利益博弈中处于完全的劣势地位，从而导致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恶劣。最明显的变化是，底层打工者的工资比1990年代初，有了大幅度的下降。流离失所的人群越来越大。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结果，也决不应该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结果！
    执法产业化把政府部门演变成与民争利的经济实体。这是一种鼓励集体权力寻租的制度设置。而且集体寻租使权力寻租披上了合法的色彩。极端权力对社会公众的“合法侵害权”几乎被应用到史无前例的极致。因为这种体制已经开始成为一种社会的思维定式，从而导致这种侵害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社会现象既严重地腐蚀了政府公务员的思想，也败坏了政府官员的心态。给整个社会道德的败坏起了恶劣的示范作用。
    当前大陆中国社会，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现象的恶性暴发，全面流行，无不与执法产业化有极大的关系。在这些丑恶现象的利益链上，都能不同程度地看到越位、错位的政府权力的身影。
    泛权力化，泛行政化。首先表现为一些公用公益事业单位，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公共媒体、邮电通讯、公共交通、电力水务、农资供应、农技服务；甚至一些社团组织，诸如工商联、个体协会、文体协会、村委会、居委会、都因“公家人”色彩而自命为“政府”。此外，其它各国营企业，都设有“行政科”。能发带有政府色彩的“红头文件”。于是名正言顺地“行政”，顺理成章地以“政府”自居。而带有政府权力强制色彩的制服，则更是满天飞。不但政府各执法部门，诸如军警，公检法司、工商税务、海关边检、城管环卫、运政检疫等部门人员着制服。就是电力水务、邮电通讯、公路铁路、保安等企业组织人员。也穿着与执法人员大同小异的制服，满世界招摇。这些社会现象、无不浓浓地烘托着权力拜物教社会的氛围。昭示着权力恶性膨胀的社会现实。
    这些自命为“政府”的机构和企业。或巧设，增加收费项目。或利用垄断地位大幅度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使全社会的利益博弈，带上了浓厚的权力色彩。我们从全社会的腐败表现，以及大量积重难返、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后面，都能不同程度的看到极端权力的丑陋身影。
    当前这一轮权力色彩浓厚的国营垄断企业和公用公益事业的涨价风。以教育领域和医疗卫生领域的大幅度涨价造成的社会影响最广泛、最恶劣。因为这两个领域是关系到社会公众切身利益最密切的领域。是社会公益色彩最浓的事业。而且是关系到民族精神素质和身体素质长远利益的事业。是国家政府应该承担更多责任的事业。而恰恰是这样的事业，却由于政府权力的恶性膨胀异化，使教育与医疗卫生领域的“发展”，成为灾难性的发展。社会公众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侵害。
    教育领域，由于中央主管教育的官员相继表态：“要将教育办成大产业”，从而引发了一轮教育收费的大涨价。医疗卫生领域，则打着与国际接轨的幌子，由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出面，大幅度地提高医药费用的最高限价。其结果是使药品最低端的零售价，可以高出出厂价的十倍左右。（这里还不包括出厂价的虚高）。明显地对这个领域的全面价格虚高，起了鼓励、纵容、推波助澜的作用。
    教育与医疗领域的大幅度涨价风。其直接后果是剥夺或部分剥夺了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享受教育与医疗服务的权利。教育医疗领域的所谓产业化过程。是对弱势群体的制度性，社会性冷漠与排斥的一次大暴露。这种巧取豪夺的恶劣影响，是怎么估计也不过份的。
    我们可以把医药领域作为大陆中国的利益链，食物链的一个标本来进行解剖。由此可以获得一个明晰的脉络。这个利益链、食物链、是以权力为纽带形成的。权力促进了垄断，维护了垄断。所以越处于高端，获利越丰。越处于低端，获利逾微。医护人员是医药行业的操刀者，是处于食物链最低端的群体。因此获利最小，而在社会上背的罪名最大。由医患矛盾而引发的人身伤害事件，他们是受伤害最多的人群。同样，教育领域处于最低端的教师，和处于执法产业化最低端的执法（执罚）者，同样是类似的角色。这正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的“君子远庖厨”机制。血淋淋的操刀者获利不多，却沾满一身血，惹得一身臊。社会由此引发的矛盾多指向他们。“皇帝圣明，奸臣当道”的思维习惯也把矛头指向他们。所以他们获得的骂名最多。而处于高端的行政主管部门和领导人，获利最多，却悠哉游哉，俨然君子！
    教育领域和医药卫生领域的所谓改革，把原本受权力文化恶劣影响相对较小的人群，亦即被公认为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及“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白衣天使的医务人员。这两大知识分子人群被拖入了泛权力寻租的行列，来趟这趟浑水。哈尔滨市民住院六十余天，被开出了匪夷所思的550万元的天价帐单。是极端权力保护纵容下肆无忌惮地恶性发展着的整体黑幕中，一个符号性的事件。给当前社会道德体系的败坏与良知的丧失添加了一个标志性的注释。也是研究当前大陆中国泛权力寻租、滥权力寻租的一个典型标本。
    承袭的泛政治化体制，在权力市场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体制内各部门、各机构、各公用公益事业、各国营垄断性企业中的人群，看到了权力所具有的获取利益的潜质，各自利用其“权力优势”在这场社会性利益大搏弈中攫取自身的利益。这就是权力市场化、执法产业化、公用公益事业泛市场化、垄断化的实质所在。
    泛政治化、泛行政化的社会制度基础。在极端权力严重失控的状态下，导致了全面的权力市场化。全面“利益上收、负担下压”的机制，执法产业化的制度结构，公共领域的全面泛市场化进程，形成了一种泛权力寻租的整体社会景象。从而对处于经济生活最下层的广大工农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民。形成了一种层层加压的压榨机制。这种机制又是一种类似于地下水系统的管网结构。从上至下的抽水机机制抽到了毛细血管。这种抽取和压榨的结构在不知不觉中逐步达到了一种敲骨吸髓的程度。这就是“权力经济”的立体模型。
    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没有给社会带来全面的福祉，没有带来广大底层民众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而只是带来了以权力阶层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奢侈生活。这样的“权力经济”不能发育出一个健康健全的国内市场，却能发育出一个为满足权力阶层极权政治需要和淫糜生活需要的畸型的腐败经济市场。
    这种从上至下的抽水机机制导致了底层社会的严重失血。这又是一种金字塔效应。越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承受的生活压力越大。基尼系数实际上已经大大地越过了预警点。只是因为极权控制使社会保持了一时的相对稳定，但“一根稻草压垮骆驼”的机制并未有改变。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使这种社会状态变得更其可怕。
    在一个具有深厚权力崇拜传统的社会里，极权体制使国家权力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于是权力阶层在整个社会各层面的恶劣表现起着一个巨大的示范作用，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尤其如此。这个恶劣的示范作用，导致虚伪、残暴、卑鄙行为的全面流行；导致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性、体制性歧视、排斥和冷漠；导致了社会全面的道德滑坡。“学术无良知，即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即是社会的毁灭。”在大陆中国得到了最好的映证。
    当前的大陆中国，已经形成一个以国家权力为主导力量的，条块分割严重的资源配置格局。少数人对权力资源的高度垄断专享。导致国家各层级的权力继承，交接，并不因选举形式的存在而摆脱其私相授受的实质。以血缘和宗法关系为纽带的权力自我繁殖仍是主要形式。政治成为社会少数人专享的游戏。国家权力成为少数人群专享的资源。广大公众被完全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当极端的政治强人退出历史舞台后，利益更为露骨地成为权力间的纽带。这就是腐败势力会很快成为社会主导力量的体制性原因。各层级间的权力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上下级的关系逐步变为下级对上级吹着，捧着、抬着、骗着、欺瞒着。上级对下级则拢着、哄着、保着、提防着、威吓着。“官官相护”的传统潜规则。发展至今已变成了几乎全无道德、法律原则可言的官场规则。相互维护和加强圈子内的利益和特权，成为腐败势力的执政基础和最主要的凝聚力。反腐败成为体制内争权的工具。落马者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中央集权在有效管理方面的职能被大大削弱。政令畅通，令行禁止成为空话。正面出台的政策，法规成为形式，成为空文。而分赃式的利益资源配置的作用在加强。“小文官政府”的权力生态在形成。而这种生态是“狮虎豺狼和狐狸甚至虫豸一起当道”！
    各个层级各单位的一把手的绝对权力得到空前的加强。在各级掌权者的一亩三分地上，一切由他说了算。于是神州大地上“三、五里有王者兴焉”！又由于流氓文化在社会上的全面流行，于是，基层的一些政权在开始黑恶化。于是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竟敢耗费大量财力，人力、明目张胆地搞起了僭越行径的阅兵式而无人站出来说句话。某电讯企业的广告词更是应运而生：“在我的地盘上，听我的！”其得意洋洋的无耻之态，正是当前大陆中国权力格局的现状和掌权者心态的最好写照。浓浓地烘托着权力拜物教社会的氛围！
    执法产业化、权力市场化，虽然通过利益均沾法则，使涉权者和近权者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好处。但是腐败程度的进一步恶化，权力的高度利益化，使权力资源和组织资源进一步向各层级“一把手”集中。随着买官卖官的日益严重，掌权者素质越来越低，“一把手”的人格魅力日益丧失。腐败的高速发展，体制内的矛盾增多，普通公务员和“一把手”的关系更是貌合神离。
    在这样的状态下，清官淘汰，好人淘汰的逆效应机制日益明显。低透明度，低责任感的官场文化肆意流行。老百姓面对官场如雾里看花。官方社会与民间社会的隔阂日益严重。政府的信任危机已经成为社会性的显性危机。可怕的是高高在上者却仍在滔滔不绝地讲着不着边际的梦话！
    就是这样的一个权力几乎通吃的资源配置格局。发展出一个以与权力亲疏程度为衡量标准的，条块分割严重的利益博弈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中，国家权力既是仲裁者，又是博弈的参与者。因此权力阶层成为这场博弈中最优势的人群。然后，是那些与权力关系密切的带着“公家人”色彩的单位。以及通过各种运作与权力建立了千丝万缕联系的个人。在这场利益博弈中，广大工农弱势群体因为远离权力，而且诉求渠道日益壅蔽而处于绝对劣势地位。改革开放初期那种“政府一打瞌睡，经济就发展”的黄金时期已经成为过去。底层人群想通过白手起家，勤劳致富的途径已日益堵塞。目前，这样的利益博弈格局正在社会定型化。
    一个由权力集团主导的社会定型化，本质上是一个由暴力和谎言支撑着的资源独享系统。它既没有公开、公平、公正可言，其权力伦理和财富伦理也经不起追问。试图将这样的社会定型化，必然得不到全社会的认可认同。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以压缩广大底层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为代价，以大规模破坏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为代价，定型一个各个层级各个领域都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权力阶层在利用着经济发展，肆意地攫取自己的利益。挥霍着国家的资源，彰显着自己的意志。从而使国家陷入一场深重的社会危机、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之中。
    一个以泛政治化结构为基础的社会，当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原来国家社会一体化的简单社会生活模式，被强大的市场经济活动所冲激，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面对这样巨大的社会经济变化以及剧烈的文化碰撞，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是必然的趋势。当体制面临全社会的全面权利诉求时，恶性膨胀的极端权力，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却强化了发自内心的加强管制的冲动。这种管制是通过增加、强化、细化机构设置，膨胀行政体制来实现的。膨胀的官僚体制借助深厚的官场文化的思维定式，对全社会各领域、各层级进行了全面的等级划分。这种等级划分，既包括各个层级的各种机构，也包括参入其中的个人身份的等级评比。个人身份既包括官位级别、工资级别，也包括学历级别、技术职称等级别。名目繁多的各种级别考核评比及荣誉级别评比。既定型了行政体制内成员的行为模式，也定型了其思维模式。这种定型扩展到全体社会成员的个人身份，则体现为名目繁多的证件。诸如身份证、学历证、暂住证、上岗证、下岗证、就业证、驾驶证、纳税证、各种技术职称级别证、各种行业许可证，数不胜数。通过这些不断细化的身份级别证件，把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思维模式定型束缚在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框架内，从而将全体社会成员定型在一个等级制度史无前例地森严的社会体制内。这种社会体制是将各种优势资源全面地向上面层级集中的机制。
    二千余年的皇权统治传统形成的个人独裁模式，以及各个层级官僚体制的个人决策机制，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金字塔结构的个人绝对权力统治体制。这种金字塔结构的制度和思维定式，已在中国人的思维中牢牢地扎下了根。发展至现在，除了权力上的个人独裁体制外，就是全社会的精英至上运作模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都按权力精英至上、一枝独秀的原则操作定型。各个领域的人群都在依据各自的优势，怀抱各自的梦想牢记权力亲缘的原则向上攀登，各各希望成为政治经济明星、文化教育明星、体育演艺明星等等。这种权力精英至上、一枝独秀的机制无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机制。这种机制制造出来的各类明星受到制度的有意保护宠爱和社会的盲目追捧。整个社会的定型化就是按照绝对权力决定一切的机制运行着。这是当前社会定型化深层的秘密所在。
    这样的社会定型化，是以定型社会不公为实质。官吏任职以原籍为主，使宗法关系的纽带恶性膨胀到史无前例的地步。将强势人群定型为利益纠结的人群。将弱势群体定型为永远的弱势。这样的定型，使社会的有利地位几乎已被强势人群挤满并为之堵塞。
    经济的高速发展，加速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环境的过程，也加速了国内社会变化的进程。但绝对权力的恶性膨胀、全面的权力市场化、执法产业化和泛权力寻租的社会景象。以及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与上述正常进程形成了巨大的背离和反差。这种反社会进步的反方向发展势头，大大地超过进步的势头。这种态势带来的恶果是严重而难以估量的。
    中国大陆社会的定型化，一个最逃不开，绕不过去的问题，是城乡二元化的社会格局。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二元化的社会格局，土地私有化问题，又是最逃不开，绕不过的问题。台湾自五十年代开始土地改革，达到了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目标。稳定了社会人心，台湾后来的稳定发展，这一政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大陆的城乡二元化社会的制度设置，起源于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制度体制逐步完成时期。通过“人民公社”这一“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实现了把全国农民捆绑约束在农村极度简单的社会生活模式中。在这一过程中，户口分离制度等一系列身份的限定，逐步制造了一个身份歧视的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这种身份歧视被各种制度定型后，在市场经济推行后的今天，在社会各阶层，各种人群的利益诉求日益突现之时，其对农民的不公正、不公平被首当其冲的突现出来。对农民这一最大人群的社会性、体制性岐视开始浮出水面。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土地征用补尝问题突现，失地农民大幅度增加，各地在土地补尝问题上对农民的侵害，已经发展成为引发冲突的火药桶。
    大陆在建政之初，通过全面的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农民。后来的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是通过自愿申请，将土地连同其它生产资料交给所谓集体的。随着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的取消，土地本来应该一步到位还给农民，这本来是一件合符情理法理，也合符财富伦理的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制度设置却将农民的土地，限定为所谓集体所有。这种物权的设置是一种泛化的设置，实际上造成了真正主人的缺位，其实质结果是剥夺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将农民置于一种类佃耕农的地位。而且制造了一个针对土地的，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
    农民不拥有对土地的完整权利，“人无恒产则无恒心”。因此便失去了对土地加大投入的信心，失去了对环境保护的兴趣，从而也失去了构建一个和谐农村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础。试图在没有坚实基础的土地上建立定型社会，无异于沙上建塔。
    自由市场经济的几大要素是产权清晰、机会均等、规则公开、竞争公平。应该最大限度地体现出社会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法制经济。而大陆中国则是在继承了泛政治化体制的社会生态前提下，发展了一种类自由市场经济的权力资本主义经济。国家权力、政治权力在其中起着无所不在的主导作用。它以权力市场化、执法产业化和全面泛权力寻租的社会景象，体现着自己的存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使这种经济发展在短时期内达到了“辉煌”。城市化在全国全面铺开，路网化在短期内实现。外贸立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愿望，也在短时期内达到了目标。极端的权力、相对统一的意志，使大陆中国在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经济潮流中，借助各种机会制造了一个经济奇迹。这个经济奇迹是一个巨大的畸型经济体，它以大量消耗国家的有限资源为代价；以大规模破坏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为代价，疯狂地全面掏空着国家民族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这种竭泽而渔的疯狂行为，使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地孕育积累着危机。
    这样的定型化，也定型了一个权力市场化意识强烈，官僚主义习气浓厚，积弊丛生，服务与管制职能错位，庸规陋习严重的行政体系。这个官僚体系面对权力运作反应敏捷，面对国是民谟却迟钝麻木，效率低下。这个极端权力主导的社会定型化，不能定位于社会全体成员共同认同的伦理道德体系，不能定位于共同认同的行为规范、游戏规则。从而也不能定型于各阶层不同人群基本良性互动的社会，却定型了一个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窝里斗的格局。
    泛权力化的社会生态，正以它不同于国家社会一体化社会生态的特点在发展定型。这种定型化，其对中国社会的严重损害是深入骨髓的。
    这样的社会定型化，以人为制造的热昏虚假的太平盛世为表象。其实一切社会现象都在彰显着社会的不稳定和高风险。这样的定型化，将沉淀下大量的、盘根错节的社会包袱和利益纠葛。从而使政治改革的前景更加暗淡。社会公众将越来越缺乏信心和耐心。底层弱势群体内仇视主流社会的反社会心理在孳长。破坏公共设施事件，不管对象的滥施报复事件，群体性突发事件大量发生。马家爵事件、河南农民艾绪强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制造的“艾氏911”事件，都是底层民众反社会心理孳长的典型事件。是反社会心理孳长的一个历史性符号。
    当今的大陆中国，全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被置于一架泛政治化、泛权力化的极权机器中。绝大多数人都被动而混噩地被转入恶性循环的漩涡。物欲、支配欲逾强的人们，逾试图进入以权力为核心的旋转中心。而其他的弱势群体，则更加地边缘化。这样的状态，社会各领域各层面的良性互动机制，已成为一种不可企及的幻想。基础于这种现实而试图建设一个定型的和谐社会，无异于痴人说梦！
    悠久的极权政治文化，使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思维始终立足于加强控制和镇压。这种控制的方法和手段是全方位的。因此严重地伤害到社会的活力。单纯的加强控制和镇压，不但不能达到渲泄化解危机的目的，反而使矛盾危机和加强控制的力量，沿着互为同步的恶性循环发展。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已经不能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方法来解决。而如果从源头做起，又牵涉到太多的矛盾积淀和利益纠葛。
    在顽固的泛政治化极权思维影响下，中国的统治者总是会对哪怕些微的小动作政治改革都抱极敏感的态度。总是敏感到认为政治形势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程度。就是这种对社会极权化控制的思维，导致了危机积累机制，导致社会总是向腐败和崩溃的方向滑去。
当前中国的主流社会和民间社会的人群，都应该放弃这种极权的泛政治化思维。争取在社会大局稳定的情况下，逐步推进渐进而切实的政治改革。
    以上就是从权力文化的角度，对当前大陆中国社会现实的一般性解读。也是对社会现实场景的全景性勾勒。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剧烈碰撞时期。社会生活也在发生剧烈而空前的变化。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在这样的历史时期，都不应该放弃思考。只有这样，民智才能真正得到全面的启蒙，民智的真正全面启蒙之日，就是中国的历史天空晨光曦微之时。
    

     官场哲学——厚黑学

   哲学是观念的精华，指挥、制约着各项活动，高居于尊贵的地位。官场上盛行的哲学叫厚黑学。
   厚黑学的总纲是：脸厚、心黑。心不黑，脸不厚，在官场上就寸步难行；心不黑脸皮厚也难以立足，心黑脸皮薄也做官不会长久，必须脸厚、心黑才能无往而不胜。
    厚黑哲学的范畴是“求官六字真言”和“做官六字真言”。
   “求官六字真言”是：
   空——空闲。求官者必须放下一切事情不做，用一切时间契而不舍的去求官。
   钻——钻营奔走。无孔不钻，有孔必钻，无孔也要钻出孔来。
   吹——吹牛。口讲、笔写，一切场合都吹。
   捧——捧场。
   恐——恐吓。抓住上司的弱点，借机点到，加上捧字，互相为用。
   送——送礼。
   六字结合，上司或被一字击中，或连中三箭，官职即可到手。

   “做官六字真言”是：
   空——空洞。文字、办事都要空洞，留有余地，进退自如。
   恭——卑躬屈膝。对上司及其亲朋都要献媚微笑。
   绷——绷劲。对下属和百姓从仪表和言谈上都要显出满腹经纶。
   凶——凶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凶狠又要披上仁义道德的外衣。
   聋——耳聋。笑骂任其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弄——弄钱。
   前面求官、做官的十一个字都是为了这一个字。

   厚黑哲学的的发明者李宗吾，生于1879年，到清朝灭亡，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民国元年，作者在成都《公论日报》上逐日登载，总结、概括、提炼、升华清末官场的事实。素材和资料都来源于晚清，当然是晚清官场哲学。厚黑学发表只好，人们视为奇书，一是言其概括之精辟；一是立论之奇异。
   需要再提炼的是，可以变作“厚黑长哲学”：脸厚、心黑、手长；“巴拉压主义”：对上巴结、平级拉拢、对下压制。就更精炼完整。
   官场哲学高度概括了清末官场吏治。

   进入社会难，看透世事、适应社会更难。进入社会，你必须成为社会人；进入政界，你必须成为政治人。学好《厚黑学》就能应付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和事情。脸皮厚和心肠黑是获得成功的两大秘诀。
   中庸是折中、平常的意思，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的情绪时，心中是淡然平静的，叫做中；表现出来以后经过粉饰，符合常理叫做庸。达到中庸的境地，天地正常运行。为官者必须学会中庸。

   官场“庸道”之上、中、下乘
   看了关于治庸官的议论，我觉得还应该对庸官现象的本质作进一步分析。须知当今之官场，“庸”不仅是一种为官状态，更是一种为官之道，姑且称之为“庸道”。而且此道甚为练达，得道者非同小可，其弊病相当深广。如果只看到庸官，不识破“庸道”，那我们就也有点“庸”了。
　　“庸”之为道，真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堪称中国官场文化一绝。经初步探讨，它内含中庸、貌似无为，秉承传统官场为官之道并掺以现代灰色人生哲学搅拌而成，寄生于现存的干部体制弊端以行其道，其修炼功夫颇为精深，本文只能举其大端。
　　“庸道”之上乘，乃曰以“庸”取胜。许多人可能对庸官有一种误解，以为他们都是滥竽充数的昏庸之辈，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庸官干事平庸无为，但做官却相当精明。有些官员只所以要“庸”一点，非但智商不低，相反是智商特高的表现。一般人只知道以“干”取胜，他们却知道“庸”也可以取胜，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更容易轻巧取胜，可以说是深得此道应用之妙。在官场上，不仅没本事的人喜欢用，就是有本事的人有时也要故作“庸”态，其言合乎中庸、其行貌似无为，这样就显得“忠厚老实”、听话好用，不但可以以“庸”藏拙、以“庸”遮过、以“庸”保险、以“庸”避风，而且还能以“庸”保官、以“庸”得宠，乃至一“庸”而上。这些人虽然在社会上颇遭“庸”议，但在官场上却“庸”得可以，大多四平八稳，有的比只靠“干”的人还爬得快些。如今官场上一些“成功人士”，不就是这种“大智若愚”的人吗？
　　“庸道”之中乘，乃曰以碌代为。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间或上网聊聊天，固然庸态可掬，但这样完全以逸待劳的庸官毕竟是少数，而且不可能长久。如今官场存活率较高的是以“碌”代为的庸官，为官者忙文山会海、忙上传下达、忙迎送应酬，忙得不亦乐乎；办事的围着长官风车般地转、抱着公文电话轱辘似的绕，整天忙得跟“打仗”一样。至于是真忙还是假忙，是运转还是空耗，那就只有天晓得了。可以说，在领导机关办事效率缺乏客观尺度的情况下，官员们“碌”而庸在所难免、也身不由己，这样就使庸碌为官之道合法化、正常化了。得道者只要跟着碌、照着碌、顺着碌，就可以以碌掩庸、以碌代为，博得勤政的声名。于是越庸越碌、越碌越庸，庸碌终身无所作为，却可以大言不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谁也拿他没治。况且有的“碌”得稳中有升、有的“十年媳妇庸成婆”，碌而庸、庸而福者不在少数，更见此道之通达也。
　　“庸道”之 下乘 ，乃曰以庸保身。在某些官场生态环境里，机关干部中除了“南郭先生”之外，想不随声附和还真不容易。其中有本事派不上用场或者派上用场却得不到好下场的大有人在，有的干部长期窝在机关里郁郁不得志，有的暂露头角即遭风吹雨打，几经挫折，他们在压抑之下渐渐心灰意冷，也渐渐学乖了，于是遁入”庸“门，采取“三不主义”：不出头、不显眼、不提意见。他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中规中纪，唯唯诺诺，“庸”中求存，明哲保身。所幸者逐渐就会转变同事的看法，博得上司好评，说他们终于“成熟了”。这些在宦海中埋没和自残的庸官们难免活得有些窝囊，却也“庸”得安逸、“庸”得滋润，最后还能“庸”成正果，终身待遇远非庶民可及，封妻荫子不在话下。多少知识化专业化化上去的干部后来也明白了，“庸”中也有黄金屋、“庸”中也有颜如玉。
　　如此“庸道”得以奉行官场，固然有其体制性弊端的依存，但更重要的是它已经作为一种官场文化现象存在，既涉及官员的价值取向，又涉及对官员的评价标准，是“官念”上的畸形、是信念的退化、是官德的缺失，其危害就远远大于那些浮在表层的庸官。它不仅使庸才得以保全、使人才变成庸才、使庸官得以升迁，更造成干部任用和组织人事管理上机制性障碍，损坏其选贤任能的功能、削弱领导机关的生气和创造力，乃至形成庸政。这种观念形态的病变比体制性的缺损更难根治，光革职几个庸官绝对不能解决问题，必须体制改革和思想“保先”双管齐下方能凑效。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是我们自古以来的信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事情却没有这么简单。社会的现实是：人们总是惩罚那些对他好的人。被肇事车撞伤的人，居然反咬那些救他送他到医院的人；公交车上抓小偷的见义勇为者，到了警察那里，被偷的事主却往往不愿意作证；希望工程一对一的捐助者，常常被没完没了、甚至没有道理的索要缠个半死；在家里，一家有几个儿女的，长大以后，真正对老人好的却往往落不下个好，“养命儿子不孝顺”是句古语，也是真理，老人埋怨最多的恰是那个给老人养老送终的儿子或者女儿。
    说起来，人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好，希望自己碰到的都是善者，净是帮助。但是说起来也怪，在现实中，我们自己的行为意向却并不鼓励那些对自己好的行为。如果一个人对你好，一次两次可能还会道声谢谢，时间长了，就不知不觉认为那是应该的；如果有一天人家对你不那么好了，你甚至可能为此勃然大怒，好象别人欠你似的。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对于恶神，比如动不动就放火的火神往往尊敬有加，供着敬着；对于那些老实巴交的神，如灶王爷，则能欺负就欺负。其实我们对人也是这样，对恶人怕且敬，对善人欺且噱。这种不鼓励好人好事的行为是普遍存在的。
    我们这个民族太理性、太精于计算。昧心咬救人者的被撞者，怕的是肇事者万一找不到，医药费没有着落；被偷的人不肯举证，事实担心小偷报复；被捐助者死缠捐助人，是因为他们可能只有这一根稻草可抓；至于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善待好人，是因为我们从心底里认为，这些人不对他们好，他们也会这么好，而自己的“感情投资”应该放到更值得的地方去。
    中国的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在人们中是最受欢迎的，恰恰因为里面有太多的谋略。同样，《孙子兵法》这样的书，真正用在战争上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但是大家却不约而同地把它用在官场角斗、商场厮杀以及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孙子兵法》还不够，大家更喜欢的是阴谋大全《三十六计》，欣赏笑里藏刀、借刀杀人，甚至美人计的境界。不知感恩，却谙熟阴谋，将别人的善意和帮助，也放在智慧和愚蠢的二元格局里评判，在暗中嘲笑别人的同时，炫耀自己的精明，殊不知我们的精明往往只体现在自己鼻子底下几寸的地方，不知道自己的精明计算，实际上在长远来看其实是损害了自己，而且损害得非常彻底。


净素道人 发表于：2007/4/18 8: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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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文章成书了吗?到哪买? 访客：欣赏者 发表于：2007/9/24 15: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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