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知识分子该有怎样的道德观

[导读]其实在东欧和很多人交谈，他们认为现在是中国最好的争论时期，因为过去的东欧共产党时期也有争论，这些争论对后来改革起到了很好的先导作用。

资料图：金雁

现在我们的语言交流很难同步。比如你跟经济学家一起谈，会发现经济学家走得很远，但不涉足政治，国内的很多状况被切成一块一块的；你跟官员私下很合得来，但在官方的场合你却觉得无法沟通，这是社会巨大裂变造成的不同利益之间沟通的困难。其实在东欧和很多人交谈，他们认为现在是中国最好的争论时期，因为过去的东欧共产党时期也有争论，所以波兰80年代争过怎么改革，争过到底要人民资本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些争论对后来改革起到了很好的先导作用。而我们的“不争论”是什么样子呢？只要领导者没有看法，那大家也都别提看法。但议会政治下，争论就有点无聊，因为选举的需要，明知道对方说得有理也要反驳。我们现在已经驶到大海中央了，不能下去 “摸石头”，那就要看灯塔，而知识分子要扮演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

金雁：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曾任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研究院苏联东欧处处长、俄罗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现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特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苏俄史、东欧史。

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在俄罗斯东欧方面。知识分子这个话题之前我并没有评论过，我只是想说为什么知识分子的道德观会有这种状态。我以前曾经说过，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都有一定的道理。这涉及到一个大话题，知识分子有一种“双头鹰情结”，就像俄国国旗上画的一样，互相较量拉车的两方面。有人认为，往往在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体里会同时存在着“天然反抗性”和无法抗拒权力的“万有引力”的两种价值取向的较量。这也就是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所说的，怎样看待“猫和老鼠”博弈结果的分歧。在猫与老鼠的游戏中，老鼠是为了取代猫还是永远当老鼠，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

猫鼠游戏当中的博弈，实际历史案例中是有不同的答案的，这决定了他们的道德观的不同。为什么有很多道德层面无可挑剔的欧洲知识分子，他们认为权利是要放弃的，这点来自不同国家的观点也不同。比如俄国，俄国看到了暴民政治对文明的颠覆，所以他们主动退下来。他们说既然制度是由人组成的，人性当中肯定有善有恶，必须把人性的善培养到极致。他们就走到了宗教哲学里，他们觉得参与需要勇气，但退出更需要勇气。这些人干脆脱离政治，在道德上积累了很多东西，但他们放弃掉了现实。这给我非常大的启示，这就是所谓缺席者的权利，当然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缺席。但整个社会变革当中的空场，没有了他们的声音，这不是简单的对错。

有一种情形值得关注，东欧在高压之下，在坦克政治之下，在布拉格政治之下，没有一点声音。我的学生也曾经问我，既然俄国所有学者都是天然反对派，为什么斯大林统治时期这些人都不见了呢？我说沙皇的压迫和斯大林的相比是太小巫见大巫了。压迫到极致的时候，你还没有发出声来就已经被掐灭了。所以这种状态下不是没有声音，而是不能生存了。这种状态在东欧也很明显，在东欧很多人试过了，他们转向了宗教，宗教是没有希望的希望，哈维尔总说他感觉他的生命之上，有一个来自天籁的东西在指导着他。很多东欧国家也会转向这个方面，也有很多人对现政权仍然在关注。我们要看到，你利用的资源不同，导致的结果不同。

还有人民的道德。来自人民的道德基本上是一个民粹派的逆转，大家觉得精英是既得利益者，大部分人承担代价，少数人获得了成果。这就是反改革的结果，民粹主义是对道德的颠覆——只要目标是高尚的，道德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以善至善行不通的话，我就以恶至善，这种状态下，无其不用，使得建立以后的政权道德是一个非常虚无的东西，这里其实有很多理想主义者，并不是为了从老鼠变成猫。但这个体制会形成一种淘汰机制，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君子斗不过小人。所以最早出局的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剩到最后的都是敢出手者。这种道德虚无感从政权反射到整个社会，然后从社会反馈到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脱离不了这种土壤。像俄国所有黄金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是贵族，进官僚系统的只有17%，所以他批评官僚不怕开除公职，你赶不走我。所以政权成立以后，这是底气不足的原因。

而民粹主义是具有易变性的，民粹主义在任何时候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使得大家都希望有一种强者来给自己提供保护和安全感。以高尔基为例，他作为民间的学者是同情革命的，但他又是人道主义者。他在1905年革命以后去了美国，回国后就变得激进化，和列宁的关系非常密切。但自始至终他的人道主义的一面并没有被消灭。他骂列宁，但列宁知道高尔基是民主党的钱袋子，职业革命家是不挣钱的，是要花钱的，钱来自什么地方？就是民间反政府力量的关注，高尔基掌握着钱，所以列宁让别人来得罪他。

高尔基当时觉得不应该靠数人头的方式解决俄国的问题，他在1919年愤然出国，他感觉这个环境滋生了很强的民族主义。上世纪20年代末，大家都在抢高尔基的资源，高尔基说，如果远离了权利，个人作用就无法彻底发挥出来。可以看见高尔基又一次改变了，和列宁决裂的人跑到斯大林这里，而且成为了古拉格群岛的赞赏者。有两点决定了这些，一个是民族主义，他看到国家的确强大了，但他没有感觉到，其实国家的强大是建立在对每个个人剥夺的基础上，俄国人也说个人的自由和国家的强大永远是不同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跟希腊时代“国家是自由人的保护神“的状态相背离。现在所有人想的是逃离政府，但他无处逃离。

高尔基这时候完全变成了赞成专制主义的倡导者，变成诱捕野鸭的家鸭，这就是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从他的人生轨迹上发现，来自人民的道德有易变性和权利的结合性。那些缺席者个人都非常完美，但我只问一个问题，别尔嘉耶夫既然把一切预言到了，那么他在当时起了什么作用呢？只是因为现在俄国找不到北了，才想到别尔嘉耶夫。

所以当代知识分子要理解现实，我们要争取“退下”的权利，退下后要看你做什么。高尔基裂变后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只是生命最后的时候，他把档案看完之后没有答应写自传，但他担当了《俄国内战史》的主编。斯大林知道他最有说服力，以他的话出来，民众当然就会信服。

我觉得这两个例子，都给中国知识分子一个警示，干脆躲得更远，回到猫和老鼠的结局，对待权利的态度决定了他们的资源不同。你可以和做官的朋友谈论问题，他们很明白，但官场中有两种语言，他们切换得非常自然。现在我们的语言交流很难同步。比如你跟经济学家一起谈，会发现经济学家走得很远，但不涉足政治，国内的很多状况被切成一块一块的；你跟官员私下很合得来，但在官方的场合你却觉得无法沟通，这是社会巨大裂变造成的不同利益之间沟通的困难。其实在东欧和很多人交谈，他们认为现在是中国最好的争论时期，因为过去的东欧共产党时期也有争论，所以波兰80年代争过怎么改革，争过到底要人民资本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些争论对后来改革起到了很好的先导作用。而我们的“不争论”是什么样子呢？只要领导者没有看法，那大家也都别提看法。但议会政治下，争论就有点无聊，因为选举的需要，明知道对方说得有理也要反驳。我们现在已经驶到大海中央了，不能下去 “摸石头”，那就要看灯塔，而知识分子要扮演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