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为纣王、秦始皇等帝王翻案

        阅读历代帝王传记，评点历代帝王功过得失，是毛泽东读史时的一大偏好。毛泽东不仅熟知众多的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且经常随时随地对历史人物进行褒贬评价。这些评价有的形成文字留在他读过的史书上，有的则是在平时谈话中提到。

摘自《毛泽东品国学》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在他的气薄千古的词作《沁园春·雪》中，毛泽东激扬文字，一口气评点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五位中国历史上功业赫赫的帝王。确实，阅读历代帝王传记，评点历代帝王功过得失，是毛泽东读史时的一大偏好。

        中国史籍中纪传体较为普遍，“二十四史”便都是纪传体，所以毛泽东读史中很自然地多是读人物传记。在读其他形式的史书时，他的着眼点也多是在人物事迹上。毛泽东不仅熟知众多的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且经常随时随地对历史人物进行褒贬评价。这些评价有的形成文字留在他读过的史书上，有的则是在平时谈话中提到。

        历史帝王的事迹，在历代正史中，居于“本纪”的地位，是封建史家们要着意刻画描写的部分。历代帝王本身也是历史人物，不过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使他们的事迹更加引人注意。毛泽东在读历代帝王本纪时，不但审视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发挥的历史作用，而且注意他们的才能、品德、作为上的差别，有褒有贬，有取有舍。

        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

        商朝的亡国之君纣王历来被认为是无道的昏君的“代表”。他“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他又“以酒为池，县肉为林”，“重刑辟，有炮格之法”，因此周武王伐纣时，纣王的军队倒戈，导致商朝的灭亡。

        但是，毛泽东却认为，虽然纣王导致了商朝的亡国，但他“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1958年11月，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说到商品生产问题，毛泽东联想到商朝。他说：

        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1959年2月，毛泽东又在济南的一次座谈会上说：“龙山文化很有名啊！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后失败了。” 

        “秦始皇是个好皇帝”

        毛泽东向来十分称赞并且力图改变人们对其形成的固有成见的古代帝王，就是秦始皇。

        大概从西汉开始，人们心目中的秦始皇就是“焚书坑儒”的暴君。“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何其残暴！所以一般人对秦始皇只有这样的认识：秦始皇焚书坑儒。建国初期，有的民主党派人士还用秦始皇来影射共产党，称共产党是“独裁者”。

        但毛泽东并没有对这种压力屈服，他不是极力把共产党与秦始皇两者分开，以回避人们的攻击，而是从重新评价秦始皇开始。

        在1958年2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

        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可以说成不好的；本来是基本上一个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比如我们对于秦始皇，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搞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人讲他好的，自从资本主义兴起来，秦始皇又有名誉了。但是，共产主义者不是每个人都说秦始皇有点什么好处，不是每个人都估计得那么恰当。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有三个指头。主要骂他的一条是焚书坑儒。一个古人，几千年评价不下来，当作教训谈谈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想一想。

        这里，毛泽东让大家“想一想”，实际上观点的基本倾向已经很清楚了。“三个指头”缺点，就是对秦始皇持基本肯定的态度，这段讲话可以说是为重新评价秦始皇作舆论上的准备。

        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讲破除迷信的问题，从“厚今薄古”转到了秦始皇的话题。他说：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时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毛泽东在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又说：

        要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

        这里，毛泽东似乎不是评价秦始皇个人，而是把他做为一种集中政策的象征，这是从正面来看秦始皇的。

        1964年6月在接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

        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应该讲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

        同年8月，在一次谈话时说到黄河流域的水利建设，他又联系到秦始皇，他说：

        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上坑了四百六十人，是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被杀么。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

        此时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是相当高的，称他“伟大”，称他“是个好皇帝”，“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这些评价主要还是从秦始皇本身的历史功绩出发的。

        在20世纪70年代的那场“评法批儒”运动中，秦始皇被全面抬高，他是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贬低秦始皇就是反对法家路线，甚至指出秦始皇的缺点，就可能被认为是攻击毛泽东。但在毛泽东晚年，他的态度略有改变，主张一分为二地评价秦始皇。

        1975年，毛泽东曾对在他身边为他读书的芦荻说：

        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地评论。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以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无聊得很。陈胜、吴广反对暴秦，就包括反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

        曹操是“真男子”

        毛泽东曾经较多评论并主张给其“翻案”的另一位帝王类历史人物，就是魏武帝曹操。

        曹操在人们心目中长期以来被视为反面人物，恐怕比秦始皇更有过之。人们从《三国演义》和旧戏舞台上得到的“旷世奸雄”、“白面奸臣”的印象可谓根深蒂固。

        卢弼所撰的《三国志集解》中，不少文人对曹操怀着一种厌恶的心情进行批注，不论曹操做的什么事，说的什么话，都要从“奸雄”的角度去评价。毛泽东虽然从小就喜读《三国演义》，但他却认为曹操长期被视为“奸雄”太不公正。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读鲁迅的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时，对鲁迅所说的“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的话深有同感，特别用粗重的红铅笔在旁边划了着重线。

        对曹操的许多诗文，毛泽东都多次阅读，反复圈点。当1954年毛泽东来到北戴河，并且要登碣石山时，他对一千七百年前曾来过这里的曹操颇为怀念。当时陪同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说：

        1954年夏季在北戴河，休息时他常读诗：“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我问主席这是谁写的诗，很有气魄，主席告诉我是曹操写的《步出夏门行》的第一章“观沧海”。

        当徐涛谈到他从小到现在，凡所认识的人都说曹操是奸臣，戏台上也是个“大白脸”时，毛泽东说：

        曹操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个诗人，能文能武，那时封建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三国时代魏蜀吴的魏国就是他建立的，他统一了北方，打击了豪强，施行屯田制，开荒生产、提倡节约，改革了东汉的弊制，使社会稳定，促进了社会进步，难道不该肯定吗？说他奸臣、白脸，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案要翻。

        毛泽东还对徐涛说：“曹操能带兵打仗，也能了解民间疾苦，征战环境三十多年，手不释卷，喜读书学习又喜作诗，登高必赋，我喜读他的诗。”“你看曹操的诗气魄雄伟，给人鼓舞。真男子气，是大手笔。” 

        也正是此时，毛泽东酝酿着自己的词作《浪淘沙·北戴河》：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这首词的字里行间，包含着对曹操的怀念、赞扬之情。

        徐涛还回忆说，毛泽东并不是和他一个人谈过评价曹操的问题，他也曾和他的高级俄语翻译李越然谈论过，“对曹操是正面评价的，也是为曹操正名平反，时间大约在1957年”。

        1958年，毛泽东阅读了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卢弼撰的《三国志集解》。

        裴松之在注文中，引用了《魏武故事》记载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10年）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令》中主要叙述自己辗转征战的经历及主要的内心活动，意在表明自己并无取代汉室自立为帝之意，所以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三县以解除别人的误会。

        曹操还表明，自己常对妻妾们说，待我“万年之后”，你们不论改嫁到哪里，都要为我说明心迹，“使他人皆知之”。

        卢弼在注中指责曹操“择言不慎”，“为奸雄欺人之语”。对曹操所说不肯让出兵权，是“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指为“欺人之语”。其他文人的批语中，也有指斥曹操“欲盖弥彰”、“言不由衷”、“志骄气盈，言大而夸”等等。

        读到这里，毛泽东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愤，忿然写了这样的批语：

        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这个批语，旗帜鲜明地否定了那些攻击曹操的言论，认为李白在《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中，对曹操的评价比较接近实际。

        1959年3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沫若《替曹操翻案》的文章，从学术的角度论证了曹操的历史作用。郭沫若说：“公平地说来，曹操对于当时的人民是有贡献的，不仅有而且大；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不仅有而且大。在我看来，曹操在这些方面的贡献，比起他同时代的人物来是最大的。”

        就在郭沫若发表这篇文章的前四个月，毛泽东讲过“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