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木亚麻灰一定要漂吗:老去的共产主义大楼：从未迎来共产主义生活（2）

能住进来的都得是优秀人才，太有权的头儿倒不敢住在这儿

从一开始，公社大楼就成为老百姓向往的对象。“好多人都在讨论，什么样的人才能住进那样的楼房啊。”徐钦敏回忆道。

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拔地而起的时候，史铁生还是个二年级的小学生。他曾在散文里这样回忆小学老师对公社大楼的遐想：“那儿的人连钱都不要挣 了。为什么？没用了呗。你们想想看，饿了你就到食堂去吃，冷了自有人给你做好了衣裳送来，所有的生活用品也都是这样——你需要是吗？那好，伸伸手，拿就是 了。甭担心谁会多拿。请问你多拿了干嘛用？卖去？拿还拿不过来呢，哪个傻瓜肯买你的？”

老师在台上“眉飞色舞地讲，多余的唾沫堆积在嘴角”，史铁生则坐在台下“瞪圆了眼睛听，精彩处不由得鼓掌”，还暗自庆幸：“我们怎么来得这么是时候！”

打那以后，史铁生便常常和伙伴们爬上尚未拆除的城墙，坐在草丛边张望那“像一片朝霞轰然升起在天边”的公社大楼，“猜想哪是俱乐部，哪是图 书馆，哪是餐厅”，有时候也会为了“公共浴室是不是男的和女的一块洗澡”这样的问题争吵不休。更多时候，他们会把推土机假想成“鬼子的坦克”，呐喊着冲下 城墙，冲向工地，然后缠着看守工地的老头问，“到了食堂，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顿顿吃炖肉行吗？吃好多好多也没人说？”

安化楼破土动工的时候，30岁出头的徐钦敏已是北京机床电器厂的厂长，每天上下班都会从施工的地方经过。对于这座大楼，他有着比别人更深的感情。

徐钦敏本是江苏农村的放牛娃，1938年就参加抗日，参军后在部队学了文化知识。后来在河北的土改运动中，他曾主持过农民斗地主，地主被打死了，他带头喊口号。

他相信，阶级斗争的意义就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他先是在肃反办公室工作，后又调到工厂做领导， “一心奔着共产主义干”。

尽管心怀憧憬，但他并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住进这样的大楼，过上“共产主义生活”。

在那个没有高楼和电梯的年代，关于大楼是高干楼的传闻不胫而走。“有一回一个老太太问我，你在这楼住啊？她说，我们都没敢进去看过。我说， 你干吗不去啊？她说，人家说原来这个楼是高干楼，我们哪敢进啊，我们不敢进啊。”已经80多岁的王守恒是当年房管所派驻在安化楼的水暖工，他坐在院里的小 板凳上，拍着大腿回忆道。

事实上，安化楼的第一批住户大多是就地拆迁户、住房拥挤户和换房户。但搬进安化楼也有必须要满足的条件：能负担得起小间4元、大间5元的每月房租。而当时的平房房租，大概只有几毛钱。

79岁的老居委会主任李秀梅记得，当时换房站问了好多街坊，“好家伙，平房变成了楼房，谁不愿意？但一听房租，就都不言语了。”

显然，并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住进这座共产主义大楼的。

姚瑞云是1961年搬进大楼的，她的老伴儿是当年北京大华衬衫厂专程从上海请来的设计师，“设计的衬衫苏联人都喜欢”。76岁的张青也是楼里的第一拨儿住户，老伴儿在百团大战时还当过杨尚昆的警卫员。

老人们说，楼里的老住户还包括那时候崇文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北京小学的校长和同仁医院的医生。

“能住进来的都得是优秀人才。”王守恒老爷子摇着扇子补充道，“太有权的头儿倒不敢住在这儿，怕招反映。”

后来，老徐也如愿以偿地获得搬进大楼的资格。他用花市大街上30多平方米的平房换来了三楼西侧一间8.7平方米的单身宿舍。

不知道那种天堂一样的生活是否真的存在过

大楼迎来了新住户，却没有迎来崭新的共产主义生活。

3座公社大楼相继建成时，人民公社热潮已近尾声，三年困难时期接踵而至。金诚清楚地记得，一次去石景山区开会，市里的一位领导告诉他“气候要变了”。史铁生也发现，“顿顿吃炖肉”这句话说了没多久，便“老也吃不上炖肉了”。

在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1960年11月，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召开，会议报告批评了城市建设中出现的“规模过大、占地过多、求新过急、标准过高”的问题。

安化楼不得不在装潢上打了折扣。每户的浴缸并没有安装，原本计划的4部电梯也被减为两部。

因为房租较贵，安化楼过了三五年才慢慢住满，而多数的两居室单元都是两家合住，共用一个厕所。直到今天，大楼里好几口人挤在一间房的情况仍不鲜见。

事实上，大楼设计之初，金诚等工程师的想法是“夫妻俩人舒舒服服地住两居室，孩子长大了就送到单身宿舍去”。

史铁生最终也没有走进那座北官厅大楼。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楼里是什么样儿，到底有没有俱乐部和放映厅，不知道那种天堂一样的生活是否真的存在过。”

金诚回忆，在3座公社大楼中，只有最先竣工的西城区福绥境大楼曾有过很短的集体大食堂生活。这座大楼里有一位叫张瑞祥的老住户，他记得自己 的母亲曾经在大食堂工作过，而这位已经去世的老妇留给儿子关于大食堂的唯一记忆是，“谁也吃不饱，管分饭的人就像大耗子，把好吃的先偷吃了”。

在安化楼里，大食堂最终没有出现，幼儿园也无从办起，只有九层的俱乐部短暂地开过，但在1964年前后也被租给了一家医疗器械厂办夜校。

“公社大楼不是不合理，只是太超前。”金诚曾经这样评判自己当年遵循“大集体、小自由”标准所设计的作品。可是这位老人发现，时间不断推移，按照“理想化的共产主义生活”设计的大楼却似乎离快步向前的时代越来越远。

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3座公社大楼建成后，曾有几位同事住进了福绥境大楼，但后来就相继搬出了，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厨房”。

而安化楼的居民从搬进来的第一天开始，便只能在门口支个煤炉子生火做饭。一到饭点，整个楼道便充斥着浓重的烟雾，有时候还会形成明显的分界线。

“走路都要这样，就像电视里教的火灾逃生。”徐钦敏弓着背演示，“楼道里的墙全都熏黑了。”

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到了1964年。那时候北京已经有了煤气灶，房管所便在每层各辟出了3间房当做“公共厨房”，大家也就此过上了一起烧水做饭的生活。

具有“集体主义”意味的是，每个公共厨房只有一个水表，水费要按照各家的人头均摊。而值日牌则挂在灶台上方，各家轮流做清洁。到周末还要每户出一人，进行大扫除。

楼道狭长，做一次饭往往要来去好几趟。老人说，冬天时端着菜从厨房到房间，菜便凉了。但在那个物质匮乏同时纪律严明的时代，人们对大厨房生活，并无怨言。

日子继续过下去，厨房像是放大镜，映着大楼里的历史变迁。

“文革”期间，厨房成了批斗的地方，小将们把“走资派”关进厨房，“打出了血”。过去并肩做饭的邻居开始相互回避，“生怕对方是黑五类”。

改革开放后，楼里住户日杂，年轻一代宁愿在阳台摆个桌子放电磁炉也不愿走进大厨房。附近的房屋中介业务员说，要是安化楼房间里能有厨房，房租起码高上500元。

老徐隔壁的邻居上世纪80年代进楼，那时轮班值日制度早已不复存在，值日牌不知道被谁丢进了垃圾桶。大厨房甚至成了楼道战争的主战场：有人烧水丢了水壶，有人撞见自家煤气灶被别人拧开做饭，还有人做了锅红烧肉，肉还没熟，一错眼珠连锅都被端走了。

大厨房里按人头收费的公共水表，更是最大的麻烦导火索：交水费时少报人头，在厨房里玩儿命用水，更有甚者，直接把自家的洗衣机推到厨房。

为了缓解居民的怨气，2008年，房管所停用了公共水表，改为在厨房里的公共水池安装了一字排开的水表和水龙头，供各户自用。共住一个单元的两户人家也分了表，在墙上用红油漆刷上房间号，再标上“大”和“小”加以区分。

然而换了水表后，一些水龙头被挂上了密码锁，另一些阀门则层层包上了塑料袋，还有的住户索性把自家的水龙头卸下来，再把水管封死，“还不是怕别人家偷自己的水”。

公共厨房里没有抽油烟机，弥漫着一股复杂而刺鼻的味道。厨房的地面被油垢覆盖，踩在上面有明显的黏稠感。蹲下身，角落处能找到一些指甲盖大的蟑螂，仰着身黏在油垢里。

“现在厨房可比厕所脏多了。”正在做饭的老徐把苦瓜扒拉进锅里，低着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