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木りん 神乳下马:“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 易中天交代流窜路线图

易中天有话说易中天品人录：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民主的社会是“草根的天下”——易中天赵本山二人谈标签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他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文革”开始后，易中天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苞谷糊，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

还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晚上还要开会过关，人人“狠斗私字一闪念”，否则别想睡觉。有一次，一个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摸过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说没有。干部说不可能，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18岁的易中天唱着红歌进新疆时，还是“很左”的。 “文革”时他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后来“ 文革”轰轰烈烈，却也让他饥肠辘辘，“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易中天说自己再也“左”不起来了。 (易中天/供图/图)

一个武汉支边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说就像拜菩萨。结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说出是谁指使。这个青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易中天想冲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

“在那个年代的基层，我阅尽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

总体上说，兵团人还是纯朴。真要表现好，大家也承认。所以，后来易中天还当过“五好战士”和“宣传队员”。他画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语录，学毛主席签名，编写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小节目。通读《毛选》四卷，更是不在话下。

易中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子，也是在这时打下来的。1970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决定批陈整风，要求读六本马列经典著作并写出论文。读书任务被层层分解，易中天所在团场被分配阅读《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任务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团部脱产读书。他趁机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都读完了。他喜欢“马恩”的文风，很多能背。

学完原著写罢论文，还要给农工们讲解经典。这事有点难度。比如《哥达纲领批判》说，到了共产主义，“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农工们怎么能理解?他们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兴。易中天给他们举例：一望无际的条田，四四方方，农活那么忙，庄稼反正长不好的地边，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长说，你早上起床叠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还不是要摊开睡?易中天告诉农工们，这句话启发了他。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是有感情的。农工们表示听懂了。

边学“马恩”，也边反思。《哥达纲领批判》里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吗?那现在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还是远了?刚到兵团时，西瓜两分钱一公斤，肉汤免费喝，白面馒头尽饱里吃。“文革”搞得轰轰烈烈，却突然发现，细粮革没了，油革没了，肉也革没了。只有国庆和春节，才吃一次肉和细粮。“这是革命的目的吗?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

“新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真实的人生，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个底色。”易中天在离开新疆三十多年后说。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聊天、听讲座的收获，不亚于上课;学生不是教出来的，是熏出来的。

刘道玉受邀出席了《易中天文集》的首发式。刘曾是武汉大学的校长，为易中天毕业留校做过决定性的努力。易中天的许多事，老校长都还记得。

易中天是在1978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那年，以同等学力考进武汉大学，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的。这是他转型的第二站。他在武大饥不择食，利用研究生享受教师待遇，可以进馆入库借书的特权，拼命读书。甚至把图书馆里马恩全集第42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抄写了一遍。他听讲座，文科的、理科的，统统都听。有次东北师大杨公骥教授来校讲座，说“文革”中的“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其实古已有之，就是汉代的察举制度。“文革”不是史无前例，是旧制度的沉渣泛起，让他印象极深。他也和同学们讨论问题。谈得最多的，是后来成为哲学大家的邓晓芒。直到现在，易中天有什么拿不准，还会去请教邓晓芒。

后来易中天总结：聊天、听讲座的收获，不亚于上课;学生不是教出来的，是熏出来的。

易中天觉得武大那时的学风非常好。毕业论文答辩会时，从哲学系请来的答辩委员刘纲纪，与导师吴林伯的某些观点不同。易中天就跟刘纲纪当面争起来，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旁边的同学脸都吓白了”。没想到，最后刘纲纪给他的成绩是“优”。

毕业时，易中天遇到了麻烦。当时研究生毕业，都由国家统一分配，而且有四个基本原则：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已婚、带薪的考生，原则上回原单位所在地区。易中天的四个条件都符合，按规定必须回新疆。

导师胡国瑞认为他是难得的人才，主张留校。系里同意，但需要找校长。那时，刘道玉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他听说胡国瑞想见自己，就说：只有官员拜见学者，哪有学者拜见官员的?于是亲自上门听取胡国瑞的意见，并通过教育部长蒋南翔，找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把易中天留在了武大。1984年，刘道玉又任命留校才两三年的易中天为中文系副主任，易遂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之一。1988年刘被免去校长职务后，易跟刘走得更近了。他曾经为“刘道玉教育基金”募集捐款。看看钱不够，又干脆自掏腰包，再捐十万。

刚刚留校的易中天只是“青年教师”，连助教职称都没有。他的课叫“文艺审美心理学”，也不“循序渐进”，一上来就是弗洛伊德、格式塔，口碑传开，郑州、长沙等高校的教师也赶来听，窗户上、走廊里挤满了人。

1980年代在武大读书的同学都记得，那时，易中天上穿浅咖啡色西装，下穿牛仔裤，一个箭步就跨上讲台，比在“百家讲坛”酷得多。坐在前排的，都是女生。

师母沈佩珍记得，易中天常常和同学们一起，到他们家聆听先生的教诲。易中天因为年纪偏小，还被师母叫作“乖乖”。而在易中天看来，他从胡国瑞那里得到的最大收获不是学问，而是做人的境界和风度。

著有国内第一部断代文学史(《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胡国瑞，因为在政治上被视为“走白专道路”，一直受排挤和打压。“文革”结束，还是副教授。申请博导，也没批下来。他受到的待遇不公，却非常豁达。对待学生，也公认“比对儿子好”。但对社会不公，胡国瑞却不吝仗义执言。老校长李达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含冤去世。胡国瑞赋诗云：“天意何曾重斯文，万民刍狗总非仁。”这让易中天极为敬佩。

胡国瑞诞辰100周年之际，易中天做了两件事。一是请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线装本的《胡国瑞集》，并题写书名。二是把四套线装本《易中天读史》编号版拍卖所得善款，再加上出版社、拍卖公司、先生家人学生的捐赠，以及自己追加的12万共50万元，在武大文学院设立“胡国瑞奖学金”。

“我有新疆的苦难生活做底子，又有胡先生这样的人生境界和人生态度做引导，还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易中天说。

厦大：“土匪”变“流寇”

“邦国制度也好，帝国制度也好，都是中国人自己的选择，出发点和动机都是好的，都是想把我们这个民族搞得更好。只不过有些官员在维护政权前提下，以权谋私给自己捞点好处而已，没有人存心把它搞坏。但整个历史的演进，从西周，到秦汉，再到明清，越来越差。你奔着好的念头去，得出一个不好的结果来，能不惆怅吗?”

1988年刘道玉被免职后，继任的校长搞两个“凡是”：“凡是刘道玉拥护的我反对，凡是刘道玉反对的我拥护。”武大风气的转变让易中天感到压抑。有人推荐他去厦门大学，他没有片刻犹豫就举家迁往厦门特区，时在1992年。

这是他转型的第三站。这一年，他出版了《艺术人类学》，并两获大奖，却高兴不起来。因为这部著作虽然创立了新的学说(艺术是人的确证)，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学术反响”。他和邓晓芒合作的《走出美学的迷茫》(后更名为《黄与蓝的交响》，第一作者邓晓芒)，初版更是印数寥寥，以至于邓晓芒在再版序中说：由于出版界愚蠢的失误，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至少要推迟二十年(本书于1999年和2007年再版，印数上万)。

在厦大，易中天认识了学者林兴宅。林兴宅是1980年代的风云人物。当时洛阳纸贵的“走向未来”丛书，就有他一本，当时人称“北刘(再复)南林(兴宅)”。林和易中天散步时说，现在做事情有两个选择：要么做学术研究，那你就埋头去做;要么去为当前的社会生活服务，那你就走出校门，走向群众。中间的道路是不可取的。

易中天想了想，觉得前一条路适合邓晓芒，自己得选后一条。结果，虽然都是“土匪”(没上过大学直接读研)，邓晓芒成了“坐寇”，易中天成了“流寇”。

他读研，学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学位论文做《文心雕龙》，于是从“文学”转到“文论”;研究《文心雕龙》，侧重于其美学思想，这就从“文论”转到了“美学”;讲美学，得弄清楚美和艺术的起源，于是有了《艺术人类学》;也得弄清楚美学史，于是有了《破门而入》;要讲清楚中国美学，就得弄清楚中国文化，于是又有了《闲话中国人》。

《闲话中国人》是他的转型之书，以饮食、服饰、面子、人情、单位、家庭、婚恋、友谊、闲话等为章节题目，触及和整理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此后，又有《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这四本书组合成“品读中国书系”一并推出，责任编辑赵南荣为这种文体起了一个名字，叫“随笔体学术著作”。其中《品人录》十年来累计发行六十多万册。

要讲清中国历史，必须弄清楚中国政治，于是有了《帝国的终结》和《帝国的惆怅》。“终结”讲制度，“惆怅”讲案例;一个理性分析，一个感性描述。易中天感慨：“邦国制度也好，帝国制度也好，都是中国人自己的选择，出发点和动机都是好的，都是想把我们这个民族搞得更好。只不过有些官员在维护政权前提下，以权谋私给自己捞点好处而已，没有人存心把它搞坏。但整个历史的演进，从西周，到秦汉，再到明清，越来越差。你奔着好的念头去，得出一个不好的结果来，能不惆怅吗?”

要弄清楚中国政治，必须有参照系。于是“惆怅”之后，又有了《费城风云》。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全世界议论纷纷，或谴责或叫好，但没人小看。易中天就想研究美国。目的是“看看人家，想想自己”。书名最初叫《艰难的一跃》，取材于麦迪逊的《辩论》。但出版后很“艰难”，不好卖，又把原来的副题《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做了书名。最后广西师大出版社出了图文版，书名改为《费城风云》。

这本书的写作，让易中天对民主和法治有了新的认识：“民主并不只是让人说话、征求意见等等。民主的核心，是‘权为民所授’。主权在民，政权民授，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后来他讲先秦诸子，就特别注意到孟子关于上天和人民共同授权的思想。

这时回头再看中国历史，不能不追溯到春秋战国，于是有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也就有了《我山之石》和《中国智慧》。至于《书生傻气》和《公民心思》，“算是土匪打劫之余，打的猎吧。”易中天说。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屁股决定脑袋，脑袋决定嘴巴，屁股一定要坐到人民大众中去。

转型是成功的，但开始并不容易，难就难在话语习惯。易中天发现，马克思早就说过，研究的方法不等于表述的方法，就看你打算说给谁听。你的读者如果是大众，那就不能端着，不能拽。屁股决定脑袋，脑袋决定嘴巴，屁股一定要坐到人民大众中去。

一通百通，方言、俚语、段子、顺口溜，易中天张口就来。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总策划王鲁湘和策划助理陈勤发现了他，请他到成都拍四川篇。在演播厅，王鲁湘问，李白有《蜀道难》，郭老有《蜀道奇》，你能不能也弄个“蜀道啥”的?易中天脱口而出：蜀道通，蜀道畅，蜀道通了四川随你逛。四川火锅麻辣烫，四川姑娘都很开放。全场笑翻。

调侃之后还得找补回来，于是他又说：蜀道通，蜀道畅，蜀道直通青天上。银燕穿空任翱翔，铁马奔驰通康藏。山有情，水无宕，蜀中父老频相望。请君多到四川来，看我天府新气象。

从此易中天频频出镜。陕西卫视“开坛”栏目组，总结出“易中天谈话法”：在第一时间，用最雷人的语言，最另类的表述，把最重要的观点抛出来，然后再去论证说明。有期节目，主持人李蕾拿了一本封面是“保卫张艺谋”的周刊问，赞成这个说法吗?易中天说，我赞成，但要加三个字——“的观众”。主持人问为什么?易中天答：因为观众已经中了他的“十面埋伏”。

这当然是电视人喜欢的风格。做《纵横中国·湖北篇》武汉那一集时，嘉宾讨论武汉人的精神。易中天马上用武汉话说，就是“唰喇”，意思是“快”。武汉人喜欢快，不喜欢慢。比如吃热干面，就得快。做也要快，吃也要快。但更多的时候，不是指物理速度，而是心理速度，也就是“爽”。他进而解释：唰喇，也许是“爽朗”的音变。但依照武汉人“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性格，也可能是拔刀子的声音──“唰喇”。

热干面，是武汉人最爱吃的早点;唰喇，是武汉人最爱说的词。两件事，几句话，武汉人的性格就说清楚了。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总策划解如光，碰巧看到了这一集。他立即认定：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解如光没看走眼。易中天一上百家讲坛，诸如“韩信是个待业青年”之类的“易氏语录”，迅速在网上传播。百家讲坛，人气大旺。此后，他又开创了好几个第一：第一个不按套路，自己设计每一集的标题;第一个由主讲人变身主持人(采访王立群)……

电视使易中天由“另类学人”变成“公众人物”，也有人说变成“电视明星”，或者叫“学术超男”。有记者问他怎么看“学者明星化”，易中天反问标准是什么。记者们凑了凑，给出四条答案：知名度高，出镜率高，粉丝众多，采访不容易。易中天答：按这个标准，领导人不也是明星吗?

有人把这归结为“会说话”，易中天说：“这不是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态度，还有准备。百家讲坛，只是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