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星集团前董事局主席实名举报武汉市副市长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02日02:50 金羊网－新快报 兰世立

　　举报内容涉及武汉多个关键政府部门

　　新快报讯 “当初如果我一直在省机关工作，就断送了一个湖北首富。”这是兰世立说过的一句话。如今，这位身陷囹圄的东星集团前董事局主席正在试图断送一位官员的前途 。

　　举报内容未经证实

　　昨日上午10时左右，东星集团总裁助理、集团新闻发言人兰剑敏在北京国宾宾馆召开了一场实名举报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以兰世立名义出具的“控告状”详细列举了袁善腊的“六条罪状”，并出示了向湖北省纪委和检察院的检举书。包括帮助黑社会组织收取高利贷，包养多名情人，利用职务之便收取巨额贿赂等，涉及武汉当地公安局、交通局等多个政府部门，举报内容亦未经纪检监察部门证实。

　　9月1日凌晨1时左右，东星集团新闻发言人兰剑敏在东星集团的搜狐官方微博上发布：将于9月1日上午9时30分-11时30分在北京康铭大厦3楼多功能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实名举报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并邀请媒体参与。由于此举大异寻常，随即引来全国各地众多媒体人关注。

　　酒店拒绝提供场地

　　当日上午9时左右，20多位媒体人就到达了现场，等候发布会召开。然而，提前到达的记者们却发现，东星集团原定的场地——北京康铭大厦3楼多功能厅的酒店工作人员正在和兰剑敏交涉。

　　酒店工作人员以东星集团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不适合在这里举行为由，拒绝提供场地。“要是我们早知道是这个内容，我们是不接的。”酒店的人员向一媒体记者表示。而东星集团总裁助理兰剑敏则称，昨晚早就给酒店方提供了资料，但酒店工作人员坚持要东星集团的相关人员与到会记者离开。之后，酒店工作人员把会场的灯光关闭，把记者一一请出场地。

　　迫不得已，东星集团被迫将新闻发布会改到北京国宾宾馆。

　　湖北省纪委：深入调查 依法处理

　　新快报讯 据荆楚网报道，昨日湖北省纪委新闻发言人对此事作出回应。该新闻发言人介绍，省纪委对网上信息高度重视。此前曾于7月底收到兰世立委托其亲属送来的类似举报信，随后两次约其亲属当面核实情况，并就举报内容展开调查，同时希望举报人进一步提供有关证据。该新闻发言人表示，省纪委将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继续深入调查，一经查实，则依纪依法处理。

　　发布会举报“六大罪状”

　　新闻发布会上，兰剑敏主持发布会，她称兰世立7月已向湖北省纪委检举，但至今未得到回复，所以才举行新闻发布会。

　　这封由兰世立在狱中写成的“控告状”，直指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控告状”举报袁善腊犯下了“六宗罪”：一、包养多名情人；二、将政府巨额资金借给黑社会放高利贷；三、帮助黑社会组织收取高利贷；四、索取巨额贿赂；五、对受害者进行打击报复；六、指使他人对受害人进行诬告诬陷。

　　兰剑敏在发布会上以及东星航空官方微博上更详细列举了一些与袁的交往过程以及有关“内幕”：袁曾亲自到兰的办公室，要求给其儿子买到法国的机票，并为其儿子携女友到香港旅游提供赞助；袁在酒店打牌，让兰送去20万元现金；2008年，袁为帮助当地黑社会收取对兰世立放出的7000多万高利贷，动用武汉市公安局采取非法拘禁等手段，胁迫兰世立将价值几十亿元的东星航空有限公司以一亿多元出售等等。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包养多名情妇，最被熟知的是武汉长江大酒店女老板，前者将国有的长江大酒店通过改制变为个人所有，并设其为“武汉市公务接待定点酒店”，每年向酒店输送数千万接待费用，并逃避公安机关对赌博、色情的检查。

　　1991年7月，袁善腊担任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此后至2005年，袁善腊一直在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任职。兰世立在控告信中称，这段时间任期内，袁善腊曾将开发区5000万元财政资金借与由黑社会组织控制的高利贷公司发放高利贷，以此牟取暴利。

　　整个会议在12时40分才全部结束，兰剑敏及东星集团举报的内容涉及武汉市公安局、市中院、市交通局等多个关键政府部门。 

湖北省纪委回应武汉副市长被实名举报事件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02日19:37 新华网

　　新华社武汉9月2日专电 湖北省纪委2日通过网络媒体发布信息，公开回应原东星航空公司总裁兰世立公开举报武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袁善腊事件。

　　湖北省纪委新闻发言人称，省纪委对网上信息高度重视。此前，省纪委曾于7月底收到兰世立委托其亲属送来的类似举报信，随后两次约其亲属当面核实情况，并就举报内容展开调查，同时希望举报人进一步提供有关证据。新闻发言人表示，省纪委将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继续深入调查，一经查实，则依纪依法处理；省纪委欢迎社会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

　　据介绍，东星航空由兰世立创办的中国东星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湖北东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湖北东盛房地产有限公司、湖北美景旅游投资有限公司2005年5月共同投资组建，是继奥凯、鹰联、春秋航空之后，我国第四家投入运营的民营航空公司。东星航空先后从美国一家公司租赁10架全新的空中客车飞机，建立了武汉、广州、郑州等三大航空运营基地。

　　2009年3月，鉴于东星航空欠债太多无力偿还、公司内部管理薄弱，武汉市人民政府向民航管理部门提出暂停东星航空公司运营的请求，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决定自15日零时起暂时停止东星航空公司航线航班经营许可，东星航空运营的20多条航线的30多个航班全部暂停飞行。当年8月，武汉市中级法院依法裁定宣告东星航空破产清算，东星航空资产被拍卖，兰世立则因犯逃避追缴欠税罪，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东星航空从停飞到破产，武汉市副市长袁善腊参与了东星航空事件的处理，是这一事件的主要决策者之一。

　　今年9月1日上午，兰世立通过其侄女、东星航空母公司东星集团总裁助理兰剑敏在北京国宾酒店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袁善腊进行实名举报，列举了包括包养多名情人、将政府巨额资金借给黑社会放高利贷、帮助黑社会组织收取高利贷、索取巨额贿赂、对受害者进行打击报复、指使他人对受害人进行诬告诬陷等“六宗罪”。

　　据了解，此前，东星航空已就其被停飞的合法性问题在广州白云区法院将民航中南局和武汉市政府告上法庭。

湖北纪委称将调查武汉副市长被实名举报事件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02日15:03 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武汉9月2日电 湖北省纪委2日就武汉常务副市长袁善腊被实名举报作出回应称，将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深入调查，一经查实，则依纪依法处理。

　　湖北民营企业东星集团创始人兰世立通过其侄女、总裁助理兰剑敏，1日在北京实名举报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涉嫌索贿、挪用公款等“罪状”。

　　湖北省纪委2日对此举报事件作出回应，其发言人称该部门对网上信息高度重视，将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继续深入调查，一经查实，则依纪依法处理。此前，省纪委曾于7月底收到兰世立委托其亲属送来的类似举报信，随后两次约其亲属当面核实情况，并就举报内容展开调查，同时希望举报人进一步提供有关证据。

　　东星集团由兰世立于1991年创立，先后涉足电脑、酒店、地产、公路、旅游、电信等多个行业。2005年，他创办中国第四家民营航空公司——东星航空，租赁10架空中客车飞机，执行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20多条航线，拥有武汉、郑州等多个基地。2009年3月，武汉市政府以东星航空欠债太多无力偿还、公司内部管理薄弱、美国通用电气催要拖欠飞机租金等为由，向国家民航管理部门申请暂停东星航空的航班运营，并得到批准。同时，组建专班处置东星航空公司停飞及重组的相关事宜。当年8月，东星航空正式被裁定破产，次年兰世立被判入狱4年，东星集团大部分业务就此停滞。

　　1日公开的举报信指出，袁善腊是导致东星航空破产的关键人物，正是袁善腊帮助黑社会收取高利贷，最终导致东星航空破产。此外，兰世立还举报袁善腊涉嫌大肆索贿、包养多名情人；挪用公款，借给黑社会发放高利贷；帮助黑社会收取高利贷；曾以儿子去巴黎看女友为由向兰索要费用；指使公检法违法打击报复受害者；指使他人对兰诬告诬陷等“罪状”。

　　对于兰世立的举报，袁善腊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要举报的，不是针对我个人，是针对东星航空破产一事”。他认为举报内容均属谣言，对他没有什么影响，相信组织会调查清楚的。目前，袁善腊仍在正常出席官方活动。

   

武汉副市长回应被举报事件称都是谣言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02日02:56 金羊网－新快报 东星集团的发布会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武汉有关部门没有回应事件。

　　袁善腊昨晚独家回应新快报 “都是谣言，相信组织会查清”

　　新快报讯 记者 刘虎 郭晓燕 报道 东星集团的发布会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昨日下午，新快报记者就此事件致电武汉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称，“领导们正在就事件开会， 暂时不方便透露。”昨晚8点，记者拨通了被举报人袁善腊家的电话，是保姆接的，称袁善腊不在家。晚上11时12分，记者再次拨打，仍然是保姆来接的电话，记者称是袁善腊的朋友，他才接了电话。袁善腊在电话中说，举报内容都是谣言，我相信组织会调查清楚的。

　　袁善腊说，他们要举报的，不是针对我个人，是针对“东星航空”破产一事。他认为这些谣言，对他没有什么影响，相信组织会调查清楚的。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记者之前曾拨通武汉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梅华的手机，梅华没有接听电话。记者联系上同为武汉市委常委的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其以开会为由拒绝回应。

　　之前有媒体联系袁善腊的秘书，电话始终无法接通。昨晚7时，新快报记者终于找到了袁善腊本人的手机号。记者两次拨打电话求证，对方均未接听；接下来又发了两条短信，说明身份及采访目的，袁善腊也未作出回应。晚上11时，记者再度联系，袁善腊才独家接受了新快报的采访。

　　“控告信”称高利贷压垮东星航空

　　在兰世立的控告信中，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被直接称呼为“被告”。兰世立指称袁善腊最触目惊心的涉嫌违法犯罪事实是“帮助高利贷公司进行高利贷交易”。

　　收购事宜因出价低搁浅

　　2009年3月14日晚，应武汉市人民政府请求，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决定暂停东星集团旗下东星航空公司航线航班经营许可，从此再没飞上蓝天。东星集团将其称为东星航空事件，其官方博客昨指称，事件主角不仅是总裁兰世立一个人，“还有一个主角就是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先生，他在这件事情里面所起到的作用可能远远还大过于兰世立先生本人。”

　　东星航空停飞前，东星集团曾与国航母公司中国航空集团公司探过收购事宜，后因出价过低搁浅。就在东星集团宣布停止与中国航空合作次日，飞机就被宣布停飞。在兰世立的信中，其出售资产原因被指为偿还高利贷。

　　东星集团官博昨日发布了当时东星航空和国航签订的意向收购协议。“可以看到有几家莫名其妙公司在里面，不知道充当什么角色，其中一个是融众集团。很多人不明白这两家公司和东星航空被收购有什么关系，它凭什么出现在合同上，实际上现在解释很简单，因为把东星航空送给国航的目的就是为了偿还高利贷，这就是整个事情可以还原非常内幕的资料”。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东星航空出现了现金流问题，而据东星集团微博和新闻发布会昨日解密，东星航空之所以和国航谈判，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现金流问题前曾借过高利贷，试图通过高利贷方式解决资金流的困境。他借高利贷的对象就是武汉融众集团，把他旗下东盛房地产公司开发的楼盘“光谷中兴花园”，十几亿元资产去找融众集团借了当时约定3.15亿借款供东星航空渡过难关。

　　微博称收购不是商业行为

　　东星集团官方微博称，实际上融众集团只支付8000万元之后没有再支付借款。“这个时候袁副市长不但没有帮助兰总过难关，反而出了'更好’的意见，那就是卖东星航空还这笔高利贷。”“东星航空被国航收购并不是一个商业行为，其中的最大受益者是这个高利贷公司(融众集团)，而这个高利贷公司背后就是武汉副市长袁善腊。”兰剑敏昨日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说。

　　东星集团提供的三份与融众集团签订的借款合同显示，借款月息有的被约定为2.5%，有的被约定为2.6%外加月综合管理费0.55%。

　　这封控告信还说：“2008年12月，被告得知我正计划引进投资者的消息后，要求我将引进的投资款用于偿还我被迫向谢小青借的高利贷7000万元。”

　　■微博反响

　　虚假举报也应从重处理

　　新快报讯 昨日上午东星集团实名举报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的新闻发布会成为当日最热的新闻，各大微博及论坛不仅通过文字实时“转播”了发布会内容，就连事先预定的发布酒店以不适合为由拒绝提供场地等细节都成为网友们围观的热点，并通过以“猛料”为题对新闻进行了转载，记者随后统计发现，每个转载该新闻的网站点击率均破千，网友评论亦以三位数快速飙升。

　　网友们大多拍手称快，认为实名举报成风有利于监督官员作风，再加上微博元素是给中国反腐创造了一个新路径。但也有网友认为，举报对被举报人的个人名誉将造成极大影响，如果举报内容查证并非事实，应对举报人从重处理。微博加发布会实名举报或成反腐新形势

　　搜狐实名认证用户王子恢在微博中写道，东星集团总裁兰世立曾号称武汉首富，但自身无限度扩张，最终导致东星集团“玩完”，自己也入狱四年。今天用新闻发布会实名举报武汉常务副市长袁，客观上给中国反腐创造了一个新路径：用微博加新闻发布会实名，或成中国反腐新路径。

　　网易论坛上，一网名为“77777”的北京网友则表示，希望治理能够落到实处，真的是贪官就要严查，但如果是诽谤，这将对被举报人个人名誉甚至今后仕途都带来极大影响，如果查证举报内容并非真实，那应该对举报人从重处理，否则影响民生。

　　袁善腊

　　袁善腊，男，汉族，1954年1月出生，湖北黄冈人，中共党员，1972年4月参加工作，湖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党政管理专业毕业，大专学历。现任湖北省武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  应尽快调查实名举报武汉副市长事件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02日07:18 新京报 

　　据兰剑敏介绍，7月初她就将举报信给了有关部门。如果属实，有关机关按兵不动，显然不符合有关规定。如果不实，有关机关也应查明事实，追究控告人诬告陷害的刑事责任。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9月1日东星集团总裁助理兰剑敏召开发布会，宣布民营东星航空有限公司和东星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兰世立实名举报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

　　根据兰世立对外公布的《控告状》，兰世立控告袁善腊有多项违法违纪行为，包括大肆索取巨额贿赂，包养多名情人；利用公职挪用公款，将政府的巨额资金借给黑社会发放高利贷等。

　　上述举报内容均未获证实。如果举报属实，那么袁善腊可能涉嫌贪污、挪用公款、受贿、滥用职权罪、强迫交易罪、非法拘禁罪、诬告陷害罪、报复陷害罪等多项罪名；相反，如果控告的事实不成立，那么有关机关也应查明事实，公布真相，替袁善腊洗清污名，挽回他本人和政府机关的清白，追究控告人诬告陷害的刑事责任。

　　但令人遗憾的是，据兰剑敏介绍，早在7月初，她就将此信递交给了湖北省纪委和检察院，并恳请纪委入狱向兰世立当面核查个中细节。但截至9月1日尚未得到上述机构的明确回复，纪委也没有与兰世立接触。

　　有资料显示，检察机关接受的举报，有近80%是匿名举报，为了提高案件的查办数量和质量，无论检察机关还是纪检监察机关都出台了大量奖励实名举报的措施。而且，对于公民进行实名举报的，有关国家机关作出诸多规定，要求高度重视实名举报，及时查处和回复举报人，依法保障实名举报人的合法权利。

　　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实名举报人提供的举报材料内容不清的，举报中心应当在接到举报材料后七日内与举报人联系，要求举报人补充有关材料”，“实名举报除通讯地址不详的以外，应当将处理情况和办理结果及时答复举报人”。湖北省纪委、监察厅也曾下文，对于实名举报的，应当在受理举报件后及时将承办单位、承办人、联系方式告知举报人，并及时将处理结果回复举报人。

　　兰世立实名举报武汉市副市长，作为具有查处职责的湖北省纪委、监察厅和湖北省检察院，理应及时接触举报人，进行立案调查或者侦查，并及时将处理结果回复举报人。但从7月至今已近两个月，有关机关按兵不动，显然不符合有关规定，也不利于保障举报人控告的权利，更可能错失查处犯罪的良机，让涉案人员串供、销毁证据。

　　也许正是有关执法、执纪机关的按兵不动，让兰剑敏不得不将控告内容诉诸公开的新闻发布会，有关机关则可能进一步陷入被动局面———如果举报属实，则执法、执纪机关按兵不动的行为将造成公信力受损；如果失实，则诬告的恶劣影响进一步扩散。

　　“亡羊补牢犹未晚”，有关执法、执纪机关应当对此前迟迟不立案侦查的原因作出解释，同时，应尽快对这一事件立案调查，化被动为主动，查明真相并作出公正的处理，维护法律的尊严，赢得公众的信服。杨涛(法律工作者) 

前湖北首富兰世立被拘时写传记 自述为悲情英雄

www.eastmoney.com2011年09月02日 10:55三联生活周刊

　　原东星航空创始人兰世立笔下的自己是一个悲情英雄：所有失败都是时运不济或是遇人不淑，所有的官司纠纷都是遭人诬告。

　　“湖北首富”兰世立的罪与罚

　　兰世立笔下的自己是一个悲情英雄：所有失败都是时运不济或是遇人不淑，所有的官司纠纷都是遭人诬告。这或许是兰世立人生的一面，但还有一些兰世立没写到或不愿意写到的一些原因：他的想象力常常超越了制度现实和自己的资金能力；他赌性很强，但愿赌却不服输，甚至不惜破坏诚信的商业规则。

　　第三次被监禁

　　2009年12月12日，曾有“湖北首富”之称的东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兰世立被取保候审，结束近9个月的监禁保外就医。据一位接近他的人告诉本刊，取保候审的机会是兰世立通过15天的绝食获得的。2009年3月14日，正处在东星航空破产危机中的兰世立在珠海海关试图出境时被警方控制，次日被武汉市公安局执行监视居住。这是他自上世纪90年代初创业以来，第三次被监禁。

　　2010年4月，兰世立因逃避追缴所欠税款，一审被宣判4年刑期。如果罪名确实，兰世立将会第四次进入监牢。此时，兰世立建立的东星集团已元气大伤。东星航空已宣布破产，在市场上被分批拍卖，拍卖参考价一降再降。东星旅游的网点收缩了2/3，鼎盛时拥有300多辆大巴的车队只剩120辆，东星地产项目也几乎全部转手。在取保候审期间，兰世立深居简出，能见到他的人很少。但据记者了解，他至少做了两件事：一是将东星的业务向手下做了交代，但能委以重任的大都是东星的年轻员工。在看守所拘押期间，兰世立写了两部文稿上午写创业史《东星18年》，下午写自己的监禁生涯。第二件事是找到一位曾经是得力助手、后来却与他反目的东星前高管的投资商，警告他这个高管“非常危险”。

　　野蛮生长的年代

　　兰世立创业的第一个足迹落在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后来兰世立在《东星18年》里回忆了这段经历：“主要是当时的政策、法律把我给推上去的。我当时要去注册公司，工商局告诉我，这根本不可能，当时的中国只有三种公司所有形式：国有，集体，外贸。个人办公司根本不可能，我无奈之下，四处打听，后来听说有一个东湖开发区，那里鼓励大学生科技人员创业，我找到了东湖开发区办公室。”

　　兰世立在这里创办了一家经营电脑耗材的小公司，主要业务是出售计算机配套的色带、打印纸、维修计算机的打印针。一位当时在东湖开发区任职的官员对兰世立的印象就是“一个小个子的青年小老板”。他唯一记得和兰世立有关的事是：“当时工资还非常低，武汉市一个处长的月工资也不过才120块。有一次碰到兰世立，他穿着一件皮衣，拉开衣服，指着内袋略带神秘地说：看，3万块！”

　　这件事给这位官员留下的印象是：“这个人用武汉话说就是有点'抛’，有些张扬。”但张扬的兰世立确实也有他在商界安身立命的本事。记者采访的所有人，不管是下属、朋友或是敌人，都承认他“思维敏捷，商业嗅觉敏锐，执行力强，勤奋，肯吃苦”。1992年，他将在深圳、香港出差时体验过的广州喝早茶的想法引进武汉，在开发区开办了武汉当时最豪华的酒楼“东宫”。1992年10月28日，“东宫”正式开业，以中式皇宫的风格装饰，金色琉璃瓦，大红色的宫廷柱，汉白玉栏杆，以及门前穿旗袍的迎宾员，引来了大量食客和围观者。兰世立在《东星18年》中回忆：“每天的餐桌几次翻台，每餐一桌子都要用几次，一天的营业额20多万元，一个月竟有几百万元的营业额。那时候既无信用卡，也无百元大钞，吃一餐要拿一包钱来，一桌三五千元是常事，每个包房都有最低消费，每天收银员为了点当天的营业额都很晚才能下班……”一年后，兰世立顺势在武汉市政府旁边开了另一家以豪华西式宫廷风格装修的酒楼“西宫”。

　　兰世立取得自己创业以来第一次比较大的商业成功期间，还有另一件插曲：兰世立被监视居住了27天。这是他第一次失去自由。这件事情的解释有不同版本，兰世立在《东星18年》写到此事，只是含混地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完全的受害者，因为被一个下属做了一个理由不详的诬告。但一位东星的前高管告诉记者，被拘押的实际原因是他当时通过深圳走私进口了一批高档轿车，“当时武汉街头的好车最多不过伏尔加、捷达，武汉市长的车也不过是上海牌，兰世立进口的轿车有蓝鸟、尼桑、加长林肯。他把这些车都借给一些官员和银行人士使用，因此可以更容易获得贷款”。这件事在武汉当年并不是秘密，但因为内部团队纠纷，一位高管的告发引来了海关检查。这位高管以前在中国银行任职，因为给兰世立的贷款无法收回，丢掉公职后到东星。在兰世立的高管队伍里，因为同样原因来到东星的并不止这一个人。一位东星前高管告诉本刊记者，在湖北银行界，因为贷款给兰世立无法收回而掉乌纱的大小官员，“至少有6个”。

　　上世纪90年代初，企业欠账、欠银行贷款是非常普遍的状况。“当时是一个非常不规范的商业社会，只要认识一个银行行长都可以获得贷款，写在烟盒纸上的一张字条都可以拿到贷款。”一位曾在东湖开发区任职的官员对本刊记者说。商业意识懵懂初开的年代，金融机构也缺乏应对放贷风险的经验和制度，贷款坏账因此成为那个年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兰世立就在这种并不规范的商业环境里获得第一桶金，也形成了自己的行事风格。一位曾在东湖高新开发区任职的官员告诉本刊记者，1995年全国官场整顿公款吃喝，打击了兰世立两家酒楼的大部分客源，让他不仅赔光了从东宫经营赚来的钱，还欠下了市政府两三百万元的租金。餐饮事业失败后，在偶遇的道士解签的指引下，兰世立率领创业团队离开武汉，去宜昌休养生息，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在武汉留下的旧账，政府将两栋酒楼的物业作为抵押，租金欠款当然不了了之。

　　兰世立的奢与俭

　　东湖开发区以及东宫、西宫的时间，只是兰世立的起步阶段。他宏大的东星梦想才展开一角，这一时期，兰世立留给人的印象更多是他孤注一掷的执行力。这段时间对兰世立日后的影响，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是他的思维方式反对的人越多越应该做。“反对的人多了，反而坚定了我的信心，与当时开东星一样，如果没有父亲的强烈反对，也许我会打退堂鼓。后来多年的实战经验告诉我，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我甚至有一套理论，如果在中国你想干一件事，如果有大多数人赞同，那你往往是农民，因为会有几亿农民与你共鸣。如果有少数人赞同你，那你往往是工人，因为工人的为数不少。如果没有人赞同你，你可能是伟人，毛泽东当年的农村包围城市和游击战几乎全世界都没有人赞同他，他才把握捷径，从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他在《东星18年》中这样写道。

　　这种自信导致的是他在做决策时，极少采纳团队高管的意见。“他会亲自参与到集团管理的每个细节。东星集团各个机构的业务量，每天用电话或短信向他汇报，他每天要接的内外电话达到300个以上。他甚至直接干预每个产品的定价。” 

兰世立盼与纪委直接交流 武汉副市长仍正常上班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03日05:55 浙江在线-钱江晚报

　　尚在狱中的昔日湖北首富、东星航空总裁兰世立又成为关注焦点，起因为他委托亲属实名举报武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袁善腊。

　　9月1日上午，东星集团总裁助理、兰世立的侄女兰剑敏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提供了兰世立写的控告信，兰剑敏称兰世立7月已向湖北省纪委检举，但至今未得到回复，所以才举行发布会。控告信中举报袁善腊犯下了“六宗罪”：诸如包养多名情人、将政府巨额资金借给黑社会放高利贷、帮助黑社会组织收取高利贷、索取巨额贿赂等等。

　　该事件在微博上引发了围观浪潮。

　　记者多方探听，处于事件风口浪尖的袁善腊昨天仍在正常上班。事发当天他曾回应称“一切都是谣言，相信组织会查清”。湖北省纪委表示已就举报内容展开调查，一经查实，则依纪依法处理。

　　事件起因：兰世立实名举报武汉副市长

　　兰世立1960年生于武汉，在其多年的企业经营过程中，因敢想敢干，不循常理出牌，曾创造多项商界奇迹，最让其名噪一时的便是2005年成立东星航空，因此还有了“中国民营航空第一人”之称。但兰也败在了东星航空，2009年东星航空被裁定破产，2010年兰世立因犯逃避追缴欠税罪，被判刑四年。

　　袁善腊，现任武汉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党组副书记。在兰世立的控告信中，袁善腊被直接称呼为“被告”。据了解，兰世立曾与袁善腊的“私交”甚好。

　　1991年7月，袁善腊担任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此后至2005年，袁善腊一直在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任职。兰世立在控告信中称，这段时间内，袁善腊曾将开发区5000万元财政资金借给由黑社会组织控制的高利贷公司发放高利贷。

　　举报信上还描述了一些袁善腊索贿为其子女所用的细节。“2007年10月中旬，被告打电话给我，说其儿子要带刚从法国回来的女朋友在香港玩，让我安排一下。随后，我又为其支付了往返香港的机票酒店二万多元的费用，并给其儿子港币十万元。2008年8月的一个周末，被告打电话给我，问我手上有无现金？他说他与几个朋友准备打麻将玩一下，让我送过去，当天下午三时左右，我将二十万现金送往长江大酒店给他。”

　　兰世立的“举报门”，引发了各方猜测。有网友在微博上分析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1、利益纠葛：无论高利贷还是索贿等等，兰世立与副市长袁善腊之间有太多的纠扯；2、在东星航空破产问题上，袁善腊被疑扮演重要角色；3、兰世立因逃避追缴所欠税款被判刑后，兰家觉得有冤，作鱼死网破之举，以求关注。

　　对此，兰剑敏在微博中称网友的总结非常中肯。

　　官方回应：湖北纪委称已展开调查

　　昨天，记者电话打至武汉市委宣传部办公室，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有关副市长被举报一事由该市新闻处负责回应，并给了相关办公室电话。记者随之拨通了新闻处的电话，一男性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湖北省纪委已经就此事作出了回应，具体详情请查看荆楚网消息(湖北省门户网站)。对于袁善腊是否还在上班，能否告知如何联系等问题，该工作人员皆不作答。

　　记者查阅发现，荆楚网是于昨日零时30分发布的消息， 文章很短，“9月1日，网上出现相关信息。湖北省纪委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该新闻发言人介绍，省纪委对网上信息高度重视。此前，省纪委曾于7月底收到兰世立委托其亲属送来的类似举报信，随后两次约其亲属当面核实情况，并就举报内容展开调查，同时希望举报人进一步提供有关证据。该新闻发言人表示，省纪委将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继续深入调查，一经查实，则依纪依法处理。”

　　记者调查：当事副市长仍正常上班

　　记者昨天通过多种途径都未能联系上被举报副市长袁善腊本人。但通过当地媒体同行确认，袁善腊昨天仍在正常上班。

　　据了解，昨天下午武汉召开全市节能工作会议，袁善腊参会并作发言，强调“节能降耗是一项系统工程，任务十分艰巨。各区要强化能源总量控制手段，力争能源消耗量不越红线，不超目标”。

　　9月1日，《新快报》记者曾于晚上11点30打通袁善腊家中电话，先是保姆接的，记者假称为袁的朋友，保姆喊来了袁善腊，他在电话中说，举报内容都是谣言，相信组织会调查清楚的，并表示“他们要举报的，不是针对我个人，是针对'东星航空’破产一事。”短短几句话就挂断了电话。这也是迄今为止，算是袁善腊的唯一正面回应。

　　东星集团：希望纪委面见兰世立

　　兰世立的发言人，其侄女兰剑敏选择了微博作为自己的信息发布平台。

　　昨天下午17:36，兰剑敏更新微博，“很多人询问兰总的近况，事实上我们也很想知道，兰总被判的逃避欠税罪，是经济案件，并未被剥夺政治权利，他有言论自由，我们认为媒体通过正常的法律渠道采访他个人会得到更多的答案。”

　　东星集团的官方微博已在昨天下午16:13进行了及时更新，“省纪委能够这么快出面回复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我们希望纪委能够做充分彻底的调查，如同最初我们要求的一样，本举报是有实际举报人的，并非匿名的空穴来风，因此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出面去和本人交流。”

　　东星航空的前世今生

　　2005年5月16日在武汉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经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批准筹建，东星航空成为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第4家获准筹建的民营航空公司。2006年5月19日东星航空班机首航武汉-上海航线。

　　在筹建过程中，东星掌门人兰世立不仅利用这个平台吸引了飞行员、空乘、飞机、航材，而且还以不足30亿元的总资产，租购来120亿的空客飞机。这一案例在中国航空业内被称为“蚂蚁背大象”。

　　但从2008年中旬起，东星航空资金链紧张问题多次被曝光。2009年3月14日，应武汉市人民政府请求，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决定，自14日24时起，暂停东星航空公司航线航班经营许可。2009年3月15日，兰世立在机场试图出境时被警方控制。2009年8月26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宣告东星航空正式破产清算。2010年4月，兰世立被武汉市中院以逃避追缴欠税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2011年3月份，兰世立在狱中写下的绝笔信曝光，信中他称与中航集团合作破裂，是由于“不平等”条约引起。与此同时，东星集团向监管机构发起“反击”，将民航中南局和武汉市政府告上法庭。

　　时至今日，东星集团的旅行社、呼叫中心等业务都已经停摆，唯一还在运转的钟祥风景区也面临被钟祥市政府全资所有的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解约”的命运，东星集团唯一收入来源或将断流。 兰世立的狱中绝笔(2011-03-27 22:34:32)

博注：

1、他是一个牛人，也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因为他可以把一个曾经的小公司做成横跨旅游、地产和航空的一个产业集团。

2、他是一个体制外的人，用点流行的话说就是火星来的人，正式因为他老是跟体制对着干，游离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氛围之外，所以他没长大的时候发展还好等树大招风了就举步维艰。

3、他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家当殆尽身陷囹圄；但是他又是一个成功者，至少他曾经成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并且创造了一段悲壮的传奇。

4、我们除了以成败论英雄之外，我们也应该为仅存的一点善良的尊严而鼓掌。

他凭借财富声名鹊起，但关键时刻，全中国的银行都不愿再贷给他哪怕一分钱。他以个性刚烈知名，但终于也受累于此。兰的挣扎，能否给“企业家用什么心态做企业”的话题带来更多思考？

2008年7月20日，朝阳区育慧里附近的一个培训中心。

200多位企业家坐在一个偌大的会议室里，仔细聆听着台上一个操着一口浓重湖北口音的男人讲笑话。他的开场白是这样的：“我每年要坐两三百次飞机，每个人都认为空姐是美丽的代名词，现在的空姐实在丑得让人丧气；我还搞不清楚为什么飞机都是清一色的白颜色，弄得我每次都怀疑自己坐上了救护车。”

听众配合地大笑，这个身高不足一米六零的小个子男人不时幽默地耸肩。据主办方介绍，之前在这个讲台上讲过课的，还有王石、冯仑、郭凡生和牛根生。

此人正是被称为“中国民营航空第一人”的兰世立。在讲这堂课的时候，他已经是湖北首富、中国企业家标本人物。在他演讲时，他花费120亿元从空客购买和租赁的数十架飞机，正来往穿梭于武汉与各大城市之间。他万万不会意识到，就在半年后，他创办的东星航空形势急转直下，并迎来戏剧般命运多舛的时刻。

2006年5月14日，武汉天河机场的停机坪上，兰世立戴着花，豪情满志地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架空客A320客机；2009年3月14日，民航中南局终止了东星航空的运营许可；2010年4月，兰世立因逃避追缴所欠税款，一审被判处四年刑期，第四次进入监牢。

2011年3月份，兰世立在狱中写下的绝笔信曝光，信中他痛陈“家史”，东星集团对民航中南局提起行政诉讼，漫长的“东星救主”拉开帷幕。

这是一个注定被写入产业经济史的故事，有关航空业改革、企业家精神的话题在此刻重新被提及，多了一份沉重。

“兰”怕入错行

迄今为止，东星集团总裁兰世立仍没有自己的办公楼。在武汉天河机场旁边的一处办公大院内，兰世立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三幅画：一幅是武汉光谷中心花园的效果图，东星集团于2002年拿下这块地皮，但到2005年下半年才开始动手修建，总投资达到20亿元；第二幅是位于湖北省钟祥市的明显陵照片，2002年，兰世立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朋友那里得知湖北钟祥竟然还有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明显陵，便投资2.7亿元开发明显陵，换到了明显陵景区40年的经营权；最后一幅是一架正在蓝天白云间遨游的飞机。

三幅画，也勾勒了兰世立的产业版图：地产、旅游和航空。他曾说，这是他在不惑之年完成的“三大杰作”。此前，他已经在IT业浸淫了多年。

兰世立多位老部下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2005年11月27日上午的一次发布会，兰世立在武汉香格里拉饭店的汉阳厅正式宣布进军航空业。他手势激昂，激动之情溢于言表。那也是东星航空第一次宣布将投资120亿元租赁、购买20架空客A320飞机。

一位姓牛的部下回忆称，此前根本没有任何征兆，“只是知道兰老板每年有200天时间是飞在天上的。更让我们吃惊的是，他居然当着那么多媒体宣布，不需要国内任何银行的哪怕一分钱担保。”随后，他从老同事那里打消了疑虑：说别人认为不应该说的话、做别人认为不应该做的事，正是兰老板的个性。

半年后的2006年5月14日，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兰世立迎来了第一架属于自己的飞机——空客A320。2006年5月19日，标有“东星航空”字样的飞机从武汉天河机场腾空而起……2007年10月底，东星从国际金融租赁公司租来2架空客A320飞机；2007年11月22日上午，东星和苏格兰皇家银行签订融资4亿多美元的协议，用于购买6架空客A320飞机。

兰世立看起来疯狂的举动，在日后的舆论评价中获得了赞赏。熟悉航空业的财经作者们既惊讶于“东星速度”，又为兰世立担心：这是一条近乎神奇的民营航空线，这样的扩张速度在全世界看来都是少见的。与逐渐壮大的航空舰队相对应的，无疑就是高额的购机费用和源源不断的维持飞机正常运营的资金需求。

一组数据此后被兰世立反复提起，也印证了2006年的春夏之交是多么需要一个民营的航空公司：东星航空一个星期收到了8000人的预订票，两个月内的机票卖完了，而当时兰世立的飞机还在制造厂。从第一架开始，售票率连着两个月都近100%，而一般的航空公司需要做到三到五个月上座率才能达到30%~50%。兰世立说：“我们的飞机还在流水线上就开始大赚了。”

在此之前，兰世立做下一局，为国外银行的授信问题埋下伏笔。2005年发布的《福布斯》富豪榜上，兰世立高调地名列其中，他以20亿元的净资产被排在中国富豪榜第70位。后来这也被人认为是对取得国外银行的信任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当时他为什么那么积极地面对《福布斯》，可能就有想融外资的原因。我们都挺佩服他忽悠的能力，老外那么信他，里面有《福布斯》的功劳。”一位熟知兰世立风格的民营企业家日后在博客中如此描述。

2006年5月份是兰世立实现梦想的日子，此后三年内，兰世立和他的东星航空的案例开始登上无数EMBA的管理教材，在立志创业的年轻人中风靡一时。兰世立本人授课的《民营企业快速崛起的密码》被时代光华管理学院制作成光盘，占据了国内各大机场书店和音像店的显著位置。在各个场合，他都坦承自己的目标是做中国航空公司里面的“五好分子”：飞机性能比别人好、飞机外观比别人好、机内配置比别人好、服务比别人好、餐饮比别人好。

一张封杀令

兰世立心里清楚，低廉的价格、更好的服务，一定会让东星航空从“国有巨无霸”航空公司中脱颖而出，招致红眼是必然的。他唯一没有想到的是，在东星航空处在襁褓之时，就迎来了大规模封杀。

5月15日，国航、南航、东航、海航、上航、深航、厦航和山东航空八家航空公司在南航湖北分公司大楼上召开会议，会上宣布了四条禁令：各代理点不准销售东星机票；不允许东星航空机票签转联程；各旅行社不允许帮东星航空订票；各景区驻汉办事处不得帮东星订票。

18日，东星国旅48个门店无法销售南航的机票，南航甚至取消了对东星国旅的机票代理权。而在去年11月，东星航空和空客签约时，各航空公司还认为兰世立“不会翻起多大的浪”。

他被封杀了，连同他的空客。

此后的10天时间内，兰世立每天都揪着心在算一笔账：虽然头两个月的大部分机票已经卖出去了，但一架飞机每天的运营成本是30多万元，如果没有散客补充，每天的损失估计在8万元左右；而东星国旅原来每天销售机票300多张，按每张机票60～80元的代理费计算，每天又增加损失近2万元；另外，由于“封杀令”造成原计划的46个旅游团无法成行……据粗略估计，10天左右的直接损失就在200万元以上。

事后回忆时，兰世立认为“他们准备把我们掐死在摇篮中”。他为此奔走了整整10天，10天后，因为主管部门及媒体的压力，八大国有航空公司宣布取消禁令。但此次“封杀事件”，突显了航空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

后来兰世立无数次地被问及“硝烟十日”的心情，兰世立轻描淡写地说：“他们不欢迎搅局者，航空竞争已经够惨烈了，我第一时间找到了上级主管部门介入，媒体也帮了我很大的忙，10天后才得以解困突围。如果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可有经验了。等到民营航空有力量和他们抗衡的那一天，垄断就可以打破了。”

从2006年6月份拿到营业执照，东星航空在两个多月内保持了80%以上的上座率，一直在盈利。而整个2006年上半年，南航亏损14亿元，东航亏损20亿元。

业界普遍认为，从2005年第一架民营航空飞机正式起飞，到现在已有15家民营企业拿到航空“准生证”。在这中间，兰世立和东星航空的意义远不在于一家公司的成败，一个行业的商业模式、管理思维、竞争态势都被深刻改变。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年的媒体并没有再像之前那样客气，《三联生活周刊》在一篇报道中如此评论兰世立：他的想象力常常超越了制度现实和自己的资金能力；他赌性很强，但愿赌却不服输，甚至不惜破坏诚信的商业规则。

紫罗兰色的挽歌

八大航空公司的联合封杀，并没有让兰世立意识到危机。他和东星航空走得太顺利了，来自资本市场的支持，来自湖北省政府的关怀，来自媒体的造神式报道以及兰本人创造的东星速度，都让他信心满满：更大的成就，在后面等着他。

然而，2009年3月14日晚，东星航空在运营32个月之后停飞。民航中南局称“应武汉市人民政府请求，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决定暂停东星航空公司航线航班经营许可。”

事发原因发生在一天前。3月13日，东星航空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拒绝被中航集团(国航母公司)收购。这份只有两百余字的三条“严正声明”，情绪化溢于字里行间，充满形容词，称“因我公司规模太小，中国航空集团公司太大，难以形成商业合作的基础”。

这份声明由位于武汉证券大厦6层的东星集团总部对外发布。而3月10日，湖北省省长李鸿忠与中航集团总经理孔栋，在位于北京中关村的湖北大厦签署了一份关于建设武汉航空枢纽的构架性协议，主要内容即由中航接管东星航空。湖北省常务副省长李宪生、武汉市市长阮成发、湖北机场集团总经理孟正国等人出席了签字仪式。

接近东星航空高层的人士随即道破天机：湖北省政府促成了东星收购案，是经过与兰世立本人斟酌商量的，也是经过了兰的同意的。甚至在此前的一个月内，东星航空已拿到中航集团支付的数千万元前期费用，相当于给东星员工过年的钱。可能是由于要价的分歧，导致兰世立在协议签署后单方面撕毁合约。

更为喜剧的一幕是，就在东星航空被宣布停航之后的第二天，兰世立在珠海机场离境时突然被控制，随即被警方带回武汉监视起居。一位湖北航空业资深人士透露，兰世立试图从珠海出境的原因是“债务缠身”。

事实上，早在中航与东星航空并购协议签署前，武汉市政府的维稳工作小组就已经进驻东星航空。对于东星航空的实际经营情况和员工的思想状况都进行了详细了解。许多员工事后证实，当时兰世立拖欠了飞行员的小时费和员工的工资，员工思想不稳。

湖北机场集团的一位高层人士抱怨，包括飞机起降费、旅客过港费、房屋租赁费等在内，东星航空已欠其超过6000万元。“东星航空从2005年开航到现在，这些费用就从来没向我们支付过。”该人士无奈地说，湖北机场集团曾数次与东星航空协商，东星航空也答应过还钱，但实际上从未兑现过。机场方面几次打算对东星航空进行制裁，但考虑到武汉是东星航空的基地，最终还是没有采取行动。“机场其实并不希望它停飞，毕竟每天有20多班在飞。”

武汉市交委在“东星迫降”前后，亦承受了相当大的舆论压力。党政办公室主任覃诗章说：“武汉市交委提出的停飞申请，也是在进行充分调查和了解的基础上做出的，政府部门有义务、有责任把东星航空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向航空管理部门告知。至于到底要不要停飞，这是航空管理部门根据自己的规定做出的决定，并不是武汉市政府说要停飞，别人就会听的。”

2009年3月14日至今，东星航空旗下飞机就再也没有飞起来，天空中最后一抹紫罗兰色，成为东星航空悲壮的挽歌。11月30日，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东星航空2312万元的航空器材等资产标的被国航拍走，加上此前已经“接收”的部分飞机和工作人员，国航几乎是把东星航空“一网打尽”。

不仅仅是东星响起了挽歌，民营航空业在2009年几乎是哀鸿遍野。奥凯航空在2009年初爆发管理层内战，大股东均瑶集团自报家丑，认为奥凯航空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存在隐患，上报了停飞请示。“奥凯是一个尚在学步的孩子，不仅没人扶一把，反而被人一脚给揣倒了。”奥凯航空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韩晶在痛心不已中哽咽。

辗转恢复后，奥凯航空在7月份再陷停航危机，原因依然是股东关系博弈。2009年4月，同为民营航空企业身份的鹰联航空因资金压力，多条航线停飞，直至川航出资2.28亿元重组鹰联航空之后，鹰联航空才恢复了成都到广州、成都到大连、成都到深圳的多条航线。

东星航空、奥凯航空以及鹰联航空接连发生变故。最有意思的是，2010年5月份“新非公经济36条”发布，又一次提及民营航空业开放的话题。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

在东星航空短暂的正常运营时间里，脆弱的资金链一度成为一只无形之手，时刻在卡着兰世立的脖子。也有人说，兰世立对“空手套白狼”颇为擅长，从最开始“忽悠”来20多架飞机一直到停航，兰靠的只是能言善辩的嘴。

2007年，兰世立经营的地产业务——武汉光谷中心花园遭遇资金链危机，兰世立被限制出行，东星航空的贷款信用亦受到牵连。兰世立经常对高管说的一句话是“钱不是问题”，但2007年以后，这句话后面就经常有高管们调侃地对上一句“问题是没有钱”。

了解东星航空财务状况的人士回忆，2007年之后，东星再没获得过一笔银行贷款，所需资金的巨大缺口都是通过民间机构的融资来填补的，实际上就是高利贷。2007年底，为了一笔7000万元的高利贷，被兰世立从湖北省委挖来做副总裁的马格胜拒绝在借款合同上签字。“贷款额六七千万元，贷款利息一年翻两倍，我算过账，这相当于每天一台豪华奔驰车扔长江。”马格胜因此离开了东星集团。

投资民营航空，兰世立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遗憾的是并没有在正确的时间去做。2007年底，岌岌可危的资金现状还没来得及让兰世立反省，全球金融危机来了。

“在2009年春节之前，东星航空实际上已经有3个月没发工资了。其实是金融危机坏了兰世立的好事，否则东星航空肯定会卖个好价钱。”在与中航的合作协议签署后，东星航空一位中层管理人士如此表示。

事实亦是如此。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中国民航业面临全行业亏损的局面，包括奥凯航空、鹰联航空、春秋航空在内的民营公司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更加显得手足无措，同样也加速了东星航空资金链的断裂。

兰世立一直有着尽快做大东星航空的想法。其间，经过牵线，兰世立曾经数次前往香港，与一众投资者接触。有很多次，东星与巨额资金擦肩而过。2007年末2008年初，马格胜与兰世立一起前往汇丰银行与投资人见面。兰世立那次迟到了，汇丰的一名副总裁就在门口等了他大半个小时。

2007年底，兰世立在多方牵线搭桥后，和苏格兰皇家银行签订融资4亿美元的协议，用于未来几年内购买6架空客A320飞机。晚上在武汉香格里拉饭店举行的庆祝酒会上，意气风发的兰世立一直周旋于国外资本大亨和政府官员之间。有人问兰：“如果以后还不上这些巨额贷款和租金怎么办？”兰世立哈哈大笑、双手一摊，轻描淡写地回答：“那就破产呗。”

压垮兰世立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东星航空与通用电气旗下公司GECAS的一场诉讼。2005年底，东星航空计划向GECAS租赁10架空客A320飞机，分三年引进，不过最终只租赁了九架。GECAS称，东星航空从2008年9月起开始拖欠飞机租金，GECAS及通用电气旗下的另外五家公司，最终于2009年3月10日将东星航空告上法庭。

截至2009年3月27日，东星航空欠款总额约为5亿元，其母公司东星集团旗下其他业务欠款额约为6亿元，涉及法律纠纷达100多起。

航空业是典型的烧钱行业，而资金链风险被兰世立错误地估算了。在几年左支右绌的经营中，兰世立还曾经试图通过上市获得充沛的现金流。如果能够顺利上市，他完全可以头戴“中国民营航空第一股”的桂冠跻身于上百亿身价的巨富行列。

但一切在2009年3月份戛然而止。

空客中国公司副总裁陈菊明事后回忆，在3家民营航空公司惨淡经营、国际原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当时，兰世立把自己的航空公司建立在“空中楼阁”上。兰世立要的是规模，每天从武汉飞往香港、澳门各一班，照飞不误，加剧了亏损。号称有30亿资产的东星集团，其总部在武汉证券大厦只有一层楼的租场，他自己的公司至今还在租借的写字楼里办公。

志得意满时，兰世立登上胡润富豪榜，成为显赫的湖北首富；坎坷到来时，全中国的银行，已经没有人愿意再贷款给兰世立哪怕一分钱。

被歌颂的反叛者

《福布斯》杂志对兰的报道中，曾赋予他一个企业家群体的印记：“兰世立身上集中了新一代中国富豪的特征，他们有相对较高的学历，懂得利用国际合作伙伴的力量，并使用成熟市场上的财务工具。最重要的，新一代富豪积累财富的过程更有个性，也比前辈更懂得享受财富的快乐。”

从接到第一架空客A320到将东星航空委身他人，兰世立一直在跟钱着急，梦魇般的债务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的命运，与债主和银行的斡旋中发生的阴差阳错，不断地跟这位张狂的船长开着不合时宜的玩笑。

2007年5月的一个晚上，湖北省政府一位领导对兰世立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劝诫：“第一你不能天天到处飞来飞去，到处接受采访、演讲，多点时间抓好内部管理；第二是要严谨，你要紧开口慢开言，须知祸从口出，说的话、做的事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然而兰世立不仅没有听进去，反而变本加厉地我行我素。2008年，兰世立做了一件“出格”的事情——因一笔债务纠纷，兰世立为了给武汉市交委施加压力，连续一个星期，每天派出百余名员工到交委办公楼前静坐。而2009年春节期间，兰世立更是多次扬言要搬离武汉，把总部迁往郑州。

2009年3月13日，在省领导与国航签署合作协议后，兰世立在武汉突然釜底抽薪地代表公司签发了“严正声明”拒绝中航收购，也让当地政府陷入极度被动和尴尬的境地。

不仅是与地方政府交恶，兰世立在与人交往时也处处表现出独裁性格。在被限制出行和被监控期间，兰写了一本自传《东星18年》。其中有一段话，将他的独裁体现得淋漓尽致：

“反对的人多了，反而坚定了我的信心，与当时开东星一样，如果没有父亲的强烈反对，也许我会打退堂鼓。后来多年的实战经验告诉我，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我甚至有一套理论，在中国你想干一件事，如果有大多数人赞同，那你往往是农民，因为会有几亿农民与你共鸣。如果有少数人赞同你，那你往往是工人，因为工人为数不多。如果没有人赞同你，你可能是伟人，毛泽东当年的农村包围城市和游击战几乎全世界都没有人赞同他，他才把握捷径，从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据兰世立早年的下属说，兰在做企业决策时极少采纳团队高管的意见。“他会亲自参与到集团管理的每个细节。东星集团各个机构的业务量，每天用电话或短信向他汇报，他每天要接的内外电话达到300个以上。他甚至直接干预每个产品的定价。”

他有独裁的一面，还有讲究排场的一面。20世纪80年代，兰刚创业时，他为大家配发了统一西服，中国刚出现BP机，他便给公司从上到下每一个人都配发了一部——要知道当时一个本科生月工资30多元，一部BP机的价格是3000多元，相当于一个本科生10年的工资。

兰世立很少开管理层的会议，却喜欢召集所有员工演讲、对话。“我要把我的观念讲给每一个员工听，因为传播渠道再通畅，也不如我直接和他们沟通。讲话不光出成书，而且全部放在网上，让所有的人来看。”

在2009年3月21日这一天，马格胜发表了一篇题为《民营企业的13种死法》的博文。文章列举的“死法”有：死于经济危机、死于和政府对着干、死于狂妄和诚信缺失……言外之意直指兰世立与东星集团。

东星救主

2011年2月份，身陷囹圄的兰世立从监牢里传出一封绝笔信，随即全国舆论哗然，焦点在时隔两年之后再次回到兰世立身上。

人们心怀惴惴地猜测绝笔信的真实度，但依然相信这是来自于一代富豪内心最深处的哀鸣：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你的父亲既不是破产者，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很有作为而且高尚伟大的人，是一个可以让你骄傲的父亲……旋即，媒体以《东星：丧钟为谁而鸣》作文，回顾了兰世立被抓前后的片段。

在监牢外，一场援救已经展开。因不服民航中南局2009年3月做出的暂停东星航空飞行决定，2011年2月9日，原东星航空大股东东星集团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民航中南局的行政处罚决定无效。

兰世立的昔日部下试图以“民告官”这样的行为，抗争兰世立身上背负的沉重罪名，在民航史上，尚属首次。2月24日，广州市白云区法院正式受理此案。

接近东星集团的人士称，兰世立入狱后，东星集团旗下的酒店、房地产、旅游等业务板块基本停滞，目前正常运营的业务只剩下一个景点。东星集团原有员工6000多人，目前只剩下100多人。东星集团总裁助理兰剑敏介绍，东星航空破产终结时，“清算率只有百分之十几，百分之八十多的资产无故蒸发。”

然而，兰世立抗争的声音显得那么渺小和无助。在微博上，仅有171个粉丝的东星集团的微博显得冷静孤寂，却不间断地发布着关于兰世立本人、关于东星救主的进展。其中一条发布于2月6日的微博是这样写的：“兰世立眼瞧着自己的资产像冰块一样无声地化了，他的眼前一片黑色……一个在押之人，兰世立能喊多远？” 

民营企业的十三种死法

相关专题： 创业心得  时间：2005-04-25 07:00 第一种死法：不正当竞争。

       第二种死法：碰到恶意的“消费者”。

 

第三种死法：媒体的围剿,

第四种死法:媒体对产品的不客观报道

第五种死法：主管部门把企业搞死。

第六种死法：法律制度上的弹性。

第七种死法：被骗。

第八种死法：“红眼脖的威胁。

第九种死法：黑社会的敲诈。

第十种死法：得罪某手中有权力官员，该官员可能利用手中的权给企业发展制造障碍。

第十一种死法：得罪了某一恶势力也有可能把企业搞死，比如说他在产品中投毒。

第十二种死法：遭遇造假。

第十三种死法：企业家的自身安全问题。

据史玉柱讲，这“十三种死法”只是他在来京参加“泰山会议”的飞机上简单列出的。除了这十三种死法之外，史玉柱说：“这里面还不包括出于企业内部的原因，比如经营不善等。”恐怕这一条更重要。

                                

 

◆兰世立◆

——中国民营航空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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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wuwei

 

 

 

 

 

 

 

目  录
白手起家，四面突围，东星诞生：25岁，270元钱

起步业务：从维修、耗材到东星286文字处理机

第一桶金：300台电子计算机和电信计费系统

东星有钱了：购车买房与颁布“十禁令”

开武汉最好的酒楼：送最美服务员进军营

集团成立：迈上正规化、体制化、现代化之路

二次创业：进军三峡连获成功

东星五年：建设东星“五个一”工程

房地产业的突破：“中国策划案例金奖”

东星广告：我被评为“中国最佳广告策划人”

东星国际旅行社：国内第一大民营国际旅行社

投资收费公路：寻找可获得长期、稳定收益的行业

十周年庆典：雪中办庙会

深圳东星大厦：施工速度比国贸大厦还要快

开启收购行动：东星演绎蛇吞象

绿色军团：东星国际旅游车队

 

白手起家，四面突围

    东星诞生：25岁，270元钱

从那晚起，我决定干一番事业——辞去公职，创办自己的公司，公司名为“东星”，意为“东方之星”。我不仅要创办自己的公司，还要把公司开到世界各地，让东星的旗帜飘扬在世界每个角落。

东星的诞生，与我的生日有关。

在东星创立之前，我从未过过生日。小的时候家里没有条件，孩子那么多，能吃饱饭就不错了，哪里还会过什么生日。长大了，有条件了，可我总是忘记，每次参加别人的生日聚会很是羡慕，也总惦记着哪天给自己过一个生日。但我这个人也奇怪，大家都说我记性很好，可就是怎么也记不住自己的生日，更有意思的是，生日的几天前记得很清楚，甚至还经常提醒自己，到了生日那天，还是忘了，结果大学读完了也未能如愿。对此，我深感遗憾。

1991年6月5日，这个历史被彻底改变了。这一天，我的一个朋友邀我去一家餐馆吃饭，当我到的时候，发现已经有不少朋友在那里了。我刚一落座，便有人用双手蒙住我的眼睛，说要给我一个惊喜。

当睁开眼睛时，我惊喜地发现面前摆着一个插满蜡烛的生日蛋糕，上面写着：“祝兰世立先生生日快乐！”我的天啊，今天竟然是我的生日！终于有人给我过生日了！我激动得眼泪都出来了。此时大家点起了生日蜡烛，唱起了《生日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原来几天前，我在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时，说起了自己的遗憾，结果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当我再次忘记自己的生日时，朋友们为我精心举办了这个令人难忘的生日聚会。那天我很感动，也很高兴，我们喝了很多酒，又唱、又跳、又闹……大家讲着高兴的事、悲伤的事，更多的是畅想着未来，未来的家庭、未来的事业……

那天，我们一直闹到很晚。平时不喝酒的我也因为高兴，喝得一塌糊涂，不仅来者不拒，还主动找别人喝。当晚，我失眠了，想着自己已经25岁，却还一事无成，既无爱情，也无事业，感到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父母。是不是应该干一点什么了？我把自己的前25年、后25年都想了一遍：前25年也就这样了，后25年究竟怎么过，也应该打算打算了。我越想越清醒，越清醒就越无法入睡，于是索性爬起来写日记，我想把这个有意义的一天记录下来，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

也就是从那晚起，我决定干一番事业——辞去公职，创办自己的公司，公司名为“东星”，意为“东方之星”。我不仅要创办自己的公司，还要把公司开到世界各地，让东星的旗帜飘扬在世界每个角落。

写完日记，仍无法入睡，如何创办东星？怎样才能办好？未来的东星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再次爬起来，利用自己的一点点经济学知识写了一份《关于创建东星公司的几点设想和可行性计划》，写完后才去睡觉。天尚未亮，我又醒了，因为担心自己临阵退缩，不敢丢掉铁饭碗去创业，就又爬起来写了一份辞职报告，准备天一亮就向单位递交。

现在想起来，我都有些后怕。当时自己可是一无所有，何来的勇气敢于抛弃一切，纵身跳入商海？

也就是那一天，一个响亮的名字——“东星”诞生了；也就是那一天，一个宏大的梦想正一步一步地变成现实；也就是那一天，自己的生日变成了东星的生日。

当时我仅有270元人民币和一辆长征牌自行车。我在珞珈山饭店租下了原为小卖部的大约15平方米的门面，还从家里搬来了写字台和沙发。记得那沙发是组合式的，白天用来接待客户，晚上用来当床。这个门面在饭店一层，当时武汉的天气热得让人难受，从家里搬来的电扇扇的都是热风，客人进来待不了3分钟就热得受不了，所以我只能将其引进饭店的大堂谈事情。白天难受，晚上更是如此，门市里简直就是一个蒸笼，让人无法入睡。没有办法，我只能上半夜将沙发搬到外面去睡，到下半夜天冷了再搬回去睡。

为了攒钱办公司，我每天三顿饭，顿顿热干面。每碗面是2两粮票1角钱。我认为只有吃热干面最经济实惠，既当饭也当菜，一顿仅用1角钱就解决了。除此之外，我每天都是骑着自行车从武昌街道口过长江大桥到汉口花桥的武汉市工商局，这相当于从当时武汉市区的最东面到最西面，往返路程要六七十公里。通常市民即使骑自行车去汉口，也会骑到中华路码头坐轮渡过去，但那需要花1角2分钱，人6分，自行车6分，往返得2角4分，我实在不舍得花这个钱。除了每天3角钱的面钱外，其余开支大概是买了几本信纸、几支笔、几根冰棒和几瓶汽水。买1角6分钱一瓶的汽水是件让人心痛的事，而那往往也是为了招待别人，我自己还真的不敢单独去喝一瓶。记得当时我几乎每天回来都要数一数口袋里的钱，算算那200多元钱花了多少，还剩多少，剩下的钱还能撑多久，所以直到今天我还记得筹备公司的20多天里我花了25元5角。

其实钱还是小事，最让我无法释怀的是一个人创业的那种孤独和被人不理解，因为当时经商是件让人非常看不起的事。那时候，无论是大学毕业还是中专毕业都是国家干部，其他人便是国有职工，最差的也是集体企业工人，无业人员才经商，而无业人员几乎都是劳改释放人员和那些犯错而被开除公职的人员。也就是说，当我决定经商的那天起，便把自己与他们归为一类人了。

对这件事最感伤心的是我那老革命的父亲。当年他离休，因为哥哥在当兵，他下了很大决心才将顶职的指标给了我。满以为我是家中唯一的希望，然而几年前，我却偷偷地考学又偷偷地辞去了公职，那时候他已经很不满了。在他看来，好好的工作不干跑去读书，读几年书后还是要找工作，这简直是不务正业。但那毕竟是上大学，是追求进步，他虽不理解但还能接受，而这回，我好容易大学毕业成了国家干部，又辞职了，这回他无法接受了——上次我砸了他传下来的铁饭碗，这次又砸了自己的铁饭碗。

记得那天父亲来的时候，也是我运气太差，因前晚武汉下大雨，我租的门市地势又较低，门市里泡了一尺多深的水，沙发、桌子、椅子都泡在水里，沙发因为太轻都漂了起来，无奈之下我找了几块砖压在上面。父亲进来时不知道砖是压沙发的，在我没留意的情况下，搬开了沙发上压的砖，结果沙发很快漂了起来。当时他脸色骤变，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我让他出去换个地方坐，他执意不肯，我们父子俩就这样站在我的公司——一个被水浸泡了一尺多的房子里谈了许久。这是我二十多年来与父亲最长的一次对话，因为父亲长年在外工作，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一年也只有几次，几乎没有什么交流。

父亲看着我，许久之后才说了一句话：“没想到革命革到老子头上来了……”他告诉我，我爷爷也曾经是个商人。在此之前，父亲从来没有跟我提过爷爷，我几次向周围人打听，也没有人告诉我，大家都对此避而不谈。后来我隐隐知道爷爷的成分不好，那时候成分不好可是天大的事，会使你全家乃至后代无法抬头做人，我也就没再打听。这天，父亲竟主动说起了爷爷，说爷爷当年在明伦街上有几家店铺，还有酒楼，后来因为酒楼失火还死了几个人。父亲告诫我，要做生意就要与三教九流打交道，一句话、一件事都可能引来灾祸。爷爷也曾告诫父亲，千万不要做生意！可父亲没想到我会走上这条路，而且还为此丢掉铁饭碗。最后，他丢下一句话：如果我一意孤行，他就没有我这个儿子！

那天父亲说的每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忆深刻。因为当时年少不懂事，我不但没有听进去一句话，反而还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我想，如果不是父亲的到来，如果不是逆反心理作祟，面对着被雨水浸泡的屋子，我可能就“投降”了，可能就收场了，就没有东星和此后的一切……

很快，父亲的告诫就得到了应验——公司一开张，便有地痞上门收“保护费”。凭借当年学来的一点功夫，我制服了这些地痞，直到此时我才开始明白父亲说过的那句话：踏上经商这条路，便要与三教九流打交道了。

1991年，在中国要成立一家自己的公司非常困难。从6月5日开始申请，到7月15日领取营业执照，一个多月的时间，也算是奇迹了。期间，我每天一大早骑着自行车到远在三十多公里外的武汉市工商局，中途还要去武汉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以及税务、海关等政府部门，天天早出晚归。

1991年7月15日，我终于领到了梦寐以求的工商营业执照，这还得感谢时任武汉市工商局外资处的张科长。那天我早早地到了工商局，张科长高兴地通知我，工商营业执照已经办好了，并从抽屉里取出来递给我。我高兴极了，捧在手里连声说“谢谢”。当我准备走时，他说要交费3900元，我吓了一跳，“这么多钱呀！”他看我发愣，便说：“没带钱呀？”我连忙说是。他停顿了一下说：“那你写个欠条，到时再送过来。”我一听高兴坏了，感动得都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连声称谢。

 

起步业务：

    从维修、耗材到东星286文字处理机

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自己的定位，当天就在门市的玻璃窗上多贴了一行字：专营东星286文字处理机。果然，文字贴出不久便开始有人上门咨询。

领回执照的当天，我便开始招兵买马。我先找了徐红春，并请他去找华中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华工”）学计算机的人来，又找了在咸宁合资企业当部长的石成，结果这两个人都没来。他们分别给我介绍了几个人，徐红春介绍了两个华工毕业的学生赵亮、孙向宇，石成给我介绍了佘××等人。这样，便有了最初的一批人，除我以外，他们是赵亮、孙向宇、佘××、秦润柒，一共五人。紧接着，我们开始对外招聘，用A4纸打印了几十张招聘启事，骑着自行车在附近张贴，第二天便来了上百人。

应聘的人很多，可我们招聘的人却非常少，结果本来只招三五个人，最后还是多招了几个。我们招的人主要是武汉大学（以下简称“武大”）和华工毕业的，但有两个人是例外：一个是王辉，他是空军大校，这位师级干部非要到我们这里来，他说他退休了很无聊，想找个事干，哪怕不要钱，而且像我们这样的新鲜事他也很想参与。因为我三个哥哥都是当兵的，我一直对军人很尊敬，更何况是一位师长，便很高兴地将他留了下来，直接任命为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另一个人是周维，这个人是佘××发现的。周维是江汉大学毕业的，当时在一所中专学校当教师，并未引起我的注意。佘××在与他交谈时发现他对电脑软硬件都比较熟悉。在当时，电脑又称为电子计算机，中国民众对它还很陌生，除了科研院所，很少有人知道这玩意，周维居然很熟，自然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佘××看他还比较灵活，于是当场让他拆装了一台电脑，装了几个软件，还给他出了一个难题——让他把自己带来的几十盒空白录像带卖掉。第二天，他还真的卖掉了，于是他被破格录用了。

这样一来，武汉东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的第一批职员就算齐了，他们是王辉、佘××、孙向宇、赵亮、周维、高小红、白小樱、吴小青、魏劲松、王承东、秦润柒，加上我共12人。人都招齐了，到底干什么，说心里话，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好。

说起自己干上电脑，纯粹是歪打正着，这主要是当时的政策把我推上去的。我此前去注册公司，工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根本不可能，因为当时的中国只有三种公司所有制形式，即国有、集体、外资，个人办公司还从来没有过。无奈之下，我四处打听，后来听说有一个东湖开发区，那里鼓励大学生创业。我找到了开发区办公室，工作人员很热情地给我介绍了许多情况，告诉我东湖开发区主要是搞科技的，什么光、电、生物……总之就是一些高科技的东西。当时是20世纪90年代初，跟谁说这些高科技，我保证谁都会头大，但在他们所介绍的这些产业中，有一项我却不陌生，那就是电脑。因为我在武大上过计算机课，见过也摸过那玩意，在键盘上敲一敲，屏幕上会显示字，还可以打印在纸上。那天，我还详细地向他们打听了计算机产业的情况，他们向我推荐了开发区的两家从事计算机产业的公司，一家是四通公司，一家是中国科学院的汉理公司。

这两家公司都在武大附近，我当时便跑了过去。在四通公司，工作人员给我演示了他们引以为傲的自行研发的四通2401中文打字机。这一方面让我很兴奋，因为四通2401可以打中国字，对于传统的铅字、钢笔刻字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但另一方面我也很失望，因为四通2401不仅样子不好看，屏幕还很小，打字速度也很慢。紧接着，我又去了中科院汉理公司，这一看让我大开眼界。他们用的就是我们在学校上课时使用的苹果机，显示屏、机箱、键盘、打印机往那儿一放，有模有样，尤其是显示屏上，一次可以显示那么多的字，漂漂亮亮，不像四通那样只能显示三行字，而且还是液晶显示。

一连几天，我都装作要买机器的样子，整日泡在这两家公司，反复观察，尤其对他们的用户、市场和上门的客户都作了了解，终于心里有底了——我决定开办一家专门从事电子计算机经营的公司。

有意思的是，赵亮之前在汉理公司是专门从事计算机维修的，更有意思的是我们破格录用的周维，其女友正在四通公司从事市场工作。这样一来，通过他们，我们对四通的市场和汉理公司的维修都不陌生了，真是天赐良机！

公司办起来了，行业也想好了，一下子来了十几个人，但是具体应该干什么，从哪儿开始干，我还是傻了眼。差不多有一个多月，我每天都急得头疼，只好让大家去作市场调研。调研什么呢？就是瞄准四通和汉理两家公司，看看他们是怎么干的，客户在哪里，什么人买计算机，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好在招来的人都是搞计算机的，王承东以前是武汉市计算机研究所的，魏劲松是湖北医学院计算机中心的，周维是武汉第二职教中心电教化中心的，孙向宇是701所计算机中心的，连秘书高小红也是武汉市工商银行计算机中心的，大家对计算机的用户都不陌生。但市场在哪儿，如何去开拓，谁都没个谱。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研，我们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买计算机的人很难找到，但我们发现只要有计算机的单位就需要耗材，就需要维修。因为我们公司很多人都是从跟计算机相关的单位出来的，他们原来的单位就自然成了我们的客户。很快，这些单位便开始向我们购买色带、打印纸等耗材，还找我们维修计算机。赵亮、周维、孙向宇都逐渐成为计算机维修的高手，赵亮还掌握了打印头换针的技术，因其成本很低，收费又高，一般地方还维修不了，这一技术就成了我们吃饭的本钱。此后，赵亮还将此技术在公司广为传授，公司大多数人都会了。一个打印针成本十多元，收费却上百元，当时公司所有的费用每天不足百元，所以只要一天能换一个打印针，公司当天所有的费用就都能挣回来。

后来我们在门市的玻璃窗上贴了几行字：专营电子计算机及耗材、维修电子计算机。

原计划卖计算机，结果计算机一台没卖成，却在维修和耗材上找到了饭碗。

仅仅有饭吃是远远不够的，记得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去四通和汉理了解他们的客户、市场和经营方式。当时在中国经营计算机的公司还非常少，即使是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所属的汉理公司，也只是将计算机作为副业，其主业是从原来铅字打字机扩展起来的油印机、复印机。而四通则主要销售他们自己研发的四通2401打字机，由于他们的强大优势和灵活的经营方式，该打字机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有时候客户索性将“买四通2401打字机”直接说成买“四通”。也就是说，“四通”已成为当时电子打字机的代名词。

我一直在反复琢磨，希望能在业务上有所突破，此时忽然又一件事让我开了窍。记得那天我给政府写了一份报告，秘书高小红在一台电脑上打好文字稿后，说让我定一下稿。我往屏幕上一看，吃了一惊，整个报告都在屏幕上显示出来了，而且看上去非常漂亮。

“如果有一台打印机，就可以打印出来了！”她说。

“那打不出来怎么办？”我当时急了。

“可以拿到我原来的工作单位去打印，我可以用软盘拷下来。”

“买一台打印机多少钱？”我当即问身边的几个人。

“4000多元。”周维说。

我立刻安排周维到财务拿钱买打印机，周维说不用钱，他可以赊一台回来。不一会儿，周维便真的赊了一台打印机回来。他万万都不会想到，自己赊的这台打印机改变了东星的命运。

看着用打印机打印出来的报告，我欣喜若狂，我们终于找到突破口了！

我立即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跟他们讲我的重大发现——电子计算机可以打字了，可大家都奇怪地看着我。开始我以为他们都被这一喜讯吓着了，又兴奋地重说了一遍，这次我才发现大家表情愕然。原来他们都知道电子计算机的这一基本功能，只有我这个门外汉不知道。我只记得以前在大学时，电子计算机只能输入英文和打印英文，因为键盘上都是英文，输入英文，屏幕上显示的自然也是英文，但此时是在英文键盘上敲打几下而屏幕上显示汉字，这让我兴奋不已。后来我才知道，大家之所以见怪不怪，是因为他们都知道求伯君先生已经发明了WPS文字处理系统，这套处理系统不仅使汉字的输入、编辑变得方便，更让人惊奇的是文字的大小、字体都可以随意改换，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

当天我便让他们进行了一个新的市场调研，这次我要把电子计算机与打印机结合起来作为一个全新的机器呈现，我让他们去调查市场上有无这样的机器。结果让我非常高兴，市场上尚未出现这种机器。

后来我了解到市场上已经有了PC机，也就是兼容性非常强的286电子计算机，市场上的价格在7000元左右。这样，购买一台286PC机配一台4000多元的电子打印机，加起来就是11000元左右。而四通2401的价格是12000多元，如果我们将这种机器按四通2401的价格出售，每台将有1000多元的利润。最后，我决定每台定价为17000元，因为我认为好货不能便宜卖。这样，我们卖一台机器便可以赚6000多元。要知道当时一个本科生毕业成为国家干部，一个月也只有30多元，1000多元便是一个本科生3年的工资，这还不让人兴奋啊！

当时我们没有钱买PC机，于是又赊了一台样机回来，于是在我们门市部里终于有了一台完整的电子计算机。我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说：“我们干脆像四通一样专卖这种由电子计算机组装成的电子打字机。”并先让大家反复比较：由PC机配打印机的这种电子打字机各方面性能都比四通2401要好，因为电子计算机显示屏大，看起来方便，而且它除了是电子打字机外，还是一台标准的电子计算机，这等于买了一台打字机赚了一台电子计算机。我这样一讲，大家也开始兴奋起来。

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自己的定位，当天就在门市的玻璃窗上多贴了一行字：专营东星286文字处理机。果然，文字贴出不久便开始有人上门咨询。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开始搞东星286文字处理机时，专营电子计算机的中科院汉理公司也开始卖四通2401，据说他们卖出的2401比四通公司还多。

此时我又想了一招，在门市部门前树了一块大招牌，上写“专营四通2401电子打字机、东星286文字处理机”，还故意在客人咨询四通2401时，将价格在四通公司的基础上每台降低300元。由于一开始没有钱买四通2401，我们还专门找了两个四通2401的包装盒放在那里，以显示我们有货，其实我们的真正目的是卖东星286文字处理机。

有意思的是，我们这样做，东星286文字处理机没有卖掉一台，反倒卖了一台四通2401。记得当时武汉市某单位的一个处长带了几个人来买四通打字机，他们反复地在四通、汉理和我们公司之间比较，最后终于被我们这帮年轻人的热情感动了，答应买我们的，当然价格也比另两家便宜。其间，我们花尽了心思把他们往东星286文字处理机上带，还专门请他们吃饭，他们也动心了，可最后还是买了四通2401。处长走时说了一句话：“我们局党委决定买'四通’，我们无法改变。”

他们原本就是来买“四通”的，让他们买东星文字处理机太难了。

卖掉那台四通打字机，我们赚了500多元，高兴的同时，大家又很失望，毕竟我们自己的机器没有卖出去一台。

第一台东星文字处理机还是通过熟人卖的。当时我的同班同学戟一鸣在武汉市委办公厅工作，当他得知单位要购一批电子打字机时，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我。本来他们也是要买“四通”的，我们便不厌其烦地给他们做工作，甚至承诺我们的东星文字处理机可以让他们拿去试用，如果不好可以退回。我们的诚意打动了他们，但他们最后仍决定在四通公司买一台四通2401，在我们这里买一台东星文字处理机。

不管是使用四通2401还是东星286文字处理机，对于一个还在用铅字打字的单位来讲都有很多的困难，而无论是技术培训、耗材供应还是售后服务，四通都无法与我们相提并论。当时的四通如日中天，机器都卖不完，哪里还有时间去做培训和售后服务；而我们售出的是第一台机器，所以相当珍惜这样的机会，对客户有求必应，加之东星286文字处理机在性能等各方面又确实略胜一筹，结果可想而知……

一个月后，他们从我们这里订了一大批机器，除了加订两台东星文字处理机外，还有复印机、传真机等。当时我们还没有复印机、传真机，还向他们解释做不了，但他们坚持让我们做。

记得那个十几万的订单让公司全员高兴不已，还专门狂欢了一把。

这一单给了我很多的启发：首先，要让别人相信你，你得先相信自己，如果当时我们没有自信向他们承诺不满意可以退货，他们也是不敢买的；其次，再好的东西也要将售前的宣传、售后的培训和服务做好，四通的优势比我们大得多，可我们仍然赢了他们，这是我们的诚意和服务换来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熟人介绍，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让那些大单位的人跟我们这样一个小单位合作，想取得其信任都很难，更不用说让他们接受一个全新的事物了。

基于此，我确定了“几条腿走路”的战略：

其一，巩固已有的客户。在努力为他们做好售后服务的同时，还要把他们所购设备的耗材供应做好，把他们的后续业务做好。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们发展新客户，因为他们的亲身体验更可信、更有说服力。我们后来就通过武汉市委办公厅的介绍，一连签了武汉市政府办公厅、武昌区委、江岸区政府等好几个大客户，而且他们的耗材用量都特别大。

其二，通过熟人、同学、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培育新的客户。

其三，通过宣传广告、培训、同行扩展业务渠道，积极开拓新市场，寻找新客源。

其四，扩大业务范围，以办公自动化设备为主，电子计算机、网络为辅，多方开展新业务。

其五，培养复合型人才，使公司员工都成为一专多能的综合型人才，让技术人员学业务，让业务人员学技术。

这样的战略方向一确定，公司便有了目标，公司的业务发展也逐渐步入了正轨。

 

 

 

 

第一桶金：

300台电子计算机和电信计费系统

这项业务让我们从电脑经销商走上了电脑系统集成商的发展之路，而且从此一发不可收。紧接着，我们又承接了武汉钢铁公司、湖北民族学院等单位的很多网络集成工程，每一笔单都有几十万、上百万之多。

公司经过一两个月的摸索，很快找到了生存之本。刚开始时，公司出售整台机器的机会很少，我们就从维修、耗材开始着手，主要客户便是那些我们卖过设备的单位，也包括由他们介绍的单位。主要是卖色带、打印纸、复印纸、传真纸等，逐渐的，销售这些耗材竟也成了我们的主要业务，每天都会卖出不少。

有意思的是，我们无意中又发现了一个很不起眼的新业务。我们的办公地点在珞珈山饭店，在这里，各级出差、开会的人不少，我们每天在门市里摆着各类办公自动化设备，包括东星286文字处理机、四通2401、复印机、传真机，结果来咨询打字、复印、传真的饭店客人很多。这些业务我们基本不对外开展，开始都是人家求我们帮忙，至于能不能帮忙，还得我这个老总同意。后来我发现咨询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干脆当做业务开展起来。这一开展不得了，有时候门市部里竟排起了队，一天的营业额也有几百元人民币。我一算账，成本低得吓人。如打字业务，一张纸收费6元，纸张才3分钱；传真一张纸收30元，成本不过几元钱；复印更是一张A4纸几分钱，从复印机上一过便变成了6角钱，如同印钞票一样；还有印名片，当时中国刚开始有名片，我们接下业务送去给人家印，一盒名片也能赚5元钱，名片可是一印好几盒呢。

刚开始大家对这样的业务不屑一顾，觉得这几角钱、几元钱的业务没有什么做头，我就专门开了一个会，把账算给大家听。我说这样赚钱的业务我们不做，我们做什么？直接印钞票不做，我们做什么？大家一听，积极性高了起来，后来有这样的业务大家都抢着做。随后，这些业务越来越红火，大家天天忙个不停。之后我发现不对，不能把大家捆在这上面，就专门招收了几个打字员，这才把大家解脱出来。后来，这些业务一天竟有几百元、上千元的进账，足够保证公司的工资、房租等日常开支了。这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很快，东星286文字处理机便打开了市场，从开始的单机出售，逐渐竟有了批量销售，可以说我的那些同学帮了大忙。我开始琢磨着寻找稳定的货源、渠道以降低成本，于是我便带着周维上北京、到深圳，寻找进货渠道。

我们一到深圳，才发现当时在武汉挺神秘的电子计算机，在深圳已经像大路货一样，我们当做宝贝的计算机，人家却像大白菜一样摆着卖，这使我们大开眼界。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了降低成本的好办法：买电脑零部件回去自己组装。在武汉，我们买一台286PC机需要7000多元，而买零部件自己组装仅需要4000多元，每台286PC机竟然可以少3000元，这让我们喜出望外。原先我们的东星286就是286PC机加一台4000多元的打印机，售价是14800元。如果组装，我们的综合成本就降到了8000多元。也就是说，每卖一台设备，我们可以赚将近7000元。这个利润是一个本科生20年的工资啊！而我们此时一个月可以卖几十台，利润可想而知。

我们马上从深圳大量购买电脑零部件组装自己的机器。那段时间，大家白天做业务，晚上装机器，连财务、秘书都争着学拼装机器，搞得红红火火。

为了把PC兼容机做成品牌机，我们还专门在深圳订购了粘在机器上的ES（工程样板）标识，让孙向宇、赵亮几个人研究修改WPS系统，还专门去北大、清华请专家来研究开发我们自己的文字处理系统。哪知从清华请来的博士竟然是研究语音输入的专家，我们向她支付了高额的费用，还真希望能将他们实验室的技术市场化呢。结果语言输入系统未搞成，倒是孙向宇带着几个人成功地将WPS的页面修改了。

于是，我们的东星286文字处理机逐渐有了自己的品牌标识，开机后还能显示“东星286文字处理系统”几个字，俨然成了品牌机。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们便不仅是零售，同时也开始了批发业务。

同时，我们还发展了一个新的业务，就是以机换机——我们用东星286换人家的打印机、复印机。由于东星286是我们组装的，成本很低，所以有很大的利润空间，每换一台机器，我们就已经赚了不少。

武汉东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真正的大发展，得益于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

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里办公，天津一家计算机厂的一位业务员走了进来，向我推销他们生产的电子计算机。由于我们的业务发展很快，本来我树立的目标是在两三年内赶汉理、超四通，结果几个月下来，我们与他们两家已经不相上下，成为武汉经营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自动化的几大巨头之一，所以那些厂商都把我们当成重点客户拜会。

当这位业务员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国内已经有厂家生产电子计算机了。同他一聊，才发现他们也只是组装厂，几乎跟我们一样，只不过他们是在生产线上组装。他们当地的领导头脑发热建了一个电子计算机厂，生产了大批产品，最后几千台计算机无人要。当时国内所有人买电子计算机都要进口的，连我一个经营电子计算机的都不知道有国产的电子计算机，他们的劣势可想而知。他说他们背着计算机出来了几个月，跑了大半个中国，一台也没有卖出去。我让他把机器搬来一看，就是一个286PC机，还不如我们的东星286，我们起码还有东星286文字处理系统，他们就是一个裸机，没有任何系统软件。不过有两点让我动了心：一是给我们的价格比我所购进的散件组装还便宜，当然这个便宜是他们的厂长亲自来，并经过双方的艰苦谈判得来的；二是通过那次艰苦的谈判，他们同意先发货给我们，等我们卖完后再给他们钱，前提是我们必须一次性订购300台。

这300台电子计算机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也赢得了市场。

另一个机会要从东星的一部电话说起。在1991年，国内要装一部电话是很难的事，我们公司成立了两个月都没有一部电话，我们找了很多关系都没有用。后来，我找到了当时的武汉市副市长，他亲自批了条子给当时的电信局局长，让他们给我们装电话。于是，电信局拉了一条专线走了几公里给我们装了一部电话，并开通了国际长途。当时打国内长途都要去电话局打，能开通国际长途是很了不起的事，仅仅发国际传真就为公司赚了不少钱。

通过装电话，我们跟电信局的工作人员熟识了。有一次，他们的一个处长带我们去参观机房，只见数百个接线员整齐划一，很是壮观。这些接线员忙着接转各个长途电话，并记录每一个电话的通话时间，便于收取电话费，看上去很是烦琐。我灵机一动，便向这位处长提议用电脑计费。处长说他们在国外参观过，人家早就电脑化了，不仅计费，连接转电话都用电脑，机房里早就没有人接转电话了。他还抱怨他们现在太落后了，也很希望改变，但他做不了主，说可以带我们去见局长。记得当时武汉市电信局分管副局长是一个非常爽快的人，他听完我们的想法后，随即说局里正在研究电脑计费问题，可以说与我们不谋而合，如果我们有此想法，不如赶紧给他们做一个方案。

我一听喜出望外，回到公司，立即组织一批人上北京、下深圳，一方面打听谁做过电信计费系统，另一方面打听相关设备及软件系统供应商的情况。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星期后，一份有关武汉市电信局电脑计费系统的可行性方案呈现在他们面前。

没想到的是，他们反应更快，几天后，便同意了我们的方案，并答应支付给我们30%的预付款。这项业务让我们从电脑经销商走上了电脑系统集成商的发展之路，而且从此一发不可收。紧接着，我们又承接了武汉钢铁公司、湖北民族学院等单位的很多网络集成工程，每一笔单都有几十万、上百万之多。我们一个十几人的小公司，当年的营业额竟高达数千万元，可以说利润相当可观。

东星有钱了：

    购车买房与颁布“十禁令”

那年春节，我开着蓝鸟轿车把大家一一送回家过年。每家每户那高兴劲，恨不得把邻居乡里都叫了来，让大家看送他孩子回来的进口轿车。要知道那时候县委书记、县长坐的还只是北京吉普。

到1991年11月，公司已经开始做长期规划，打算购车、买房作长远打算。11月中旬，我们在深圳购买了一台蓝鸟牌轿车和一台尼桑牌面包车。为了让大家早点得到这个喜讯，我们在路上开了两天两夜回到武汉，到武汉时已是凌晨3点。公司的人比我们更激动，他们你喊我，我喊他，全部爬起来，围着这两辆车转，把我们几个接车的人都搞得兴奋起来，于是把车上几乎所有的功能都给他们演示了一番。要知道，蓝鸟牌轿车可是他们所有人当时见过的最好的汽车。他们叽叽喳喳地问：车上的音响为什么那么好听？空调为什么那么暖和？座椅为什么那么舒服？简直成了“十万个为什么”。最后大家吵闹着，一致要求坐上车在街上兜一圈，大家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这是在坐自己的车。尽管我们几个人已经两天两夜未好好休息，可一看大家的兴奋劲，哪里还有疲劳，马上兴高采烈地开着车拉着大家在街上兜了一圈，这才罢休。

那天闹到快天亮才睡觉，可我睡下没多久就被叫了起来。原来当我们这批接车的人睡下时，公司其他人仍无法入睡，还围着车兴奋着。后来他们发现车身由于长途行驶变得很脏，很不高兴，于是全体总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洗车。他们几乎动用了一切可以用上的洗刷工具，包括拖把、毛巾、擦布、扫帚以及所有能找到的洗涤用品，像洗衣粉、肥皂、洗涤液甚至牙膏……忙到天大亮，才发现两辆车不仅没有被他们洗干净，反而被弄成个大花脸，这才全傻了眼，又遇上了接车回来爱车如命的司机李勇，一看这情景，急得要跟他们拼命。无奈之下大家才来找我，我一看也傻了眼，两辆车已经被他们折腾得惨不忍睹。看见大家都围着车，手中还拿着各种洗刷工具发傻，真让我哭笑不得，又不忍发火，只好叫他们回办公室，让李勇他们把汽车开到修理厂。

一件大喜事被大家搞成了这样，整整一天，没有一个人讲话，平时欢声笑语的办公室变得格外清静。好在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李勇他们把两辆车开了回来，看到车子光亮如新的样子，大家的情绪才调整过来。

这两辆车可为公司长了脸。平时谈业务，坐蓝鸟轿车去，送货用尼桑面包车；下班了，两辆车把全公司的人接去东湖游乐，晚上加完班把大家拉去吃大排档。这两辆车俨然成为大家骄傲的资本和凝聚人心的纽带。

那年春节，我开着蓝鸟轿车把大家一一送回家过年。每家每户那高兴劲，恨不得把邻居乡里都叫了来，让大家看送他孩子回来的进口轿车。要知道那时候县委书记、县长坐的还只是北京吉普。

“送我儿子回来的车比我们县长的车不知好多少呢！”

“还是他们单位的老总亲自送回来的！”

“那他们单位的老总是多大的官啊？”

“比县长肯定大多了！”

可以想象，当时一辆车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他们还不知道这是武汉市的第一辆私人轿车。

除了买车，我还买了两套房，家不在武汉的单身员工也有了宿舍。我还请了保姆给他们做饭、洗衣，甚至给他们买了肥皂、洗衣粉、牙膏、牙刷。另外，公司还买回了大屏幕彩色电视机、录像机、音响来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结果下班了谁也不愿意回家。公司有免费食堂。我们还经常一起去游泳、吃大排档，好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为了增强员工们的集体荣誉感和自豪感，公司还为他们配发了统一的西服，并学着国际大公司的样儿制作了统一的工作号牌。中国刚出现BP机时，我便给每个人都配发了一部。当时本科生一个月工资才30多元，一部BP机的价格是3000多元，腰揣价值10年工资的装备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事！

当时东星人个个西装革履，佩戴着国际大公司才有的胸牌，腰间挂着BP机，大车进、小车出，个个自豪得不得了。

正当大家志得意满之时，我发现各种问题也接踵而来。比如有车是好事，但也养成了大家没有车不出门的习惯，公司毕竟只有两辆车，但已经有二十多人了，大家要办事都等着车。其次，公司免费食堂的伙食太好，每餐都是几菜几汤，用他们的话说，每天都像过年一样，再加上在外面吃饭需要自己掏钱，结果又造成大家不愿出门。因为哪怕是在武汉市内办事，也有可能赶不回来吃饭，有的员工甚至不管事情办得怎样都要赶回来吃饭。再就是一大帮年轻人每天工作生活在一起，容易产生感情，有的已经有恋爱倾向。二十来人的公司，如果真有几对谈恋爱，后果将不堪设想。还有就是由于公司的工资待遇好，很多员工的亲朋好友都想进公司……所有这些问题，那段时间一直在困扰着我，我深知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公司的发展肯定会受到阻碍，而且公司已经成立，却连一个制度都没有建立起来，也就无法制约大家的言行。

一连几天，我日思夜想，最后写了一个“十禁止”：

一、禁止讲武汉话（后改为地方方言）；

二、禁止内部（员工）谈恋爱；

三、禁止任何亲友进入公司；

四、禁止赌博；

五、禁止贪污、收受回扣；

六、禁止任何人侵占公司财产，损公肥私；

七、禁止任何人推诿、拖延指派的工作；

八、禁止任何人从事任何违法犯罪活动；

九、禁止任何人泄露公司机密；

十、禁止任何人破坏公司形象、损害公司利益。

这“十禁止”一颁布，公司内一片哗然，大家都无法想象公司会颁布这样的十项禁令，尤其是禁止讲武汉话，在武汉，武汉人不准讲武汉话，可能吗？

禁止内部员工谈恋爱，这是什么怪规定？怎么可能禁止公司内部谈恋爱呢？那几对蠢蠢欲动的员工更不能理解。

这十道禁令中的后八条大家基本能接受，就是前两条很多人不理解。在员工会议上，我专门就这两条给大家作了详细的解释。

首先，我为何要禁止员工讲武汉话？因为我认为武汉话的口头语中很多都是骂人的脏话，比如最常说的“婊子养的”，这几乎成了武汉人的口头禅，好朋友在一起说，对仇人也说。见面能说这样的话吗？

对于内部员工谈恋爱的问题，大家想象一下，两人每天在一起工作，下班后又一起生活，每天24小时面对，多难受，没有了距离美，有什么意思？再说现在公司二十几个人，如果有几对谈恋爱，公司会成什么样子？更何况现在有几对还没有正式谈恋爱就已经开始争风吃醋，要真的谈起来岂不要刀枪相对了？

经过一番讨论，大家表面接纳了，可要切实执行这两个“禁止”还是很难，我决定坚决采取措施将“十禁止”执行下去。针对说武汉话的问题，我发动大家来抓，发现谁讲一句武汉话，就让他给在场每个人买一支雪糕。于是大家都行动起来，因为一旦有谁讲了武汉话，大家都有雪糕吃。这一招非常管用。记得罚的最多的是周维，一天之内有时会被罚数次，有时候买来的雪糕大家还未吃完，他又讲了武汉话，结果又去买，最后大家都说他是想给大家买雪糕，而不是想讲武汉话。

内部员工谈恋爱的事就比较头疼了。说他在谈恋爱，他又没有谈；说他没有谈，好像又有那个意思。最后，我们只有针对那几对有苗头的单独谈话，然后在大会上讲、小会上讲。用他们的话说，叫做讲得他们都不好意思了。我们还规定，谈恋爱的两个人，或者至少一人离开公司，或者两人都离开。结果总算是把这事给压了下去。

谁也未曾想到，这十项禁令几乎成为管理公司的法宝，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个好的制度很重要，一个品德好的人更重要。因为若是不幸遇上这样的人，会让你更痛苦，一个佘××就差点儿把东星扼杀在摇篮里。

佘××是通过一个朋友介绍来的。因为他年龄较大，对办公自动化设备也较熟悉，所以在加入公司后我便任命他为副总经理。他仗着比我大几岁，平时我对他又比较尊重，便不知天高地厚，经常自以为是，很多事自作主张，我几次批评他，他表面认错，可是回头仍我行我素。尤其是他还对公司的几个女职员动手动脚，女职员哭着到我这里投诉，我便狠狠地教训了他，可哪知他居然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发现公司是以外商名义成立的（外商后来只投了少部分钱，但在法律名义上公司还是外商的），便趁这名外商来公司之机，编造假话，哄骗外商说我根本不懂业务，不懂经营管理，公司主要靠他经营，以此骗取外商的信任，鼓动外商跟他合作，让我靠边。他们合计好让我当公司副董事长，外商任董事长，他自己当总经理，显然是想把我架空。当时我一听，肺都气炸了，自己辛辛苦苦创立的公司，就这样拱手交给他人了。我与外商据理力争，并让他找公司职员了解真相，也希望外商能遵守我们的合同与承诺。结果是：外商了解了公司的真实情况，佘××的阴谋被粉碎。最后，他偷鸡不成蚀把米，只得自己走人。

几天后，我在北京出差，刚在友谊宾馆住下，就接到公司电话，说公司遭抢劫，所有财物被洗劫一空。这无异于晴天霹雳，经过大家几个月努力，公司刚刚有了些基础，几十万元的设备就这样没了，而且其中还有很多设备是赊来的，这对于公司来说将意味着什么？我放下电话，当即赶往火车站坐特快车赶回，在火车上，我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回到武汉，经公安人员的调查，很快确定是佘××勾结内部人员作案。一连几天，我都陪着公安四处抓捕，经过几昼夜的工作，终于把所有的被抢劫设备追了回来，但很多核心部件已经被他拆卖了，公司损失巨大。追回设备那天，我睡了一天一夜，佘××在两周后被抓捕归案。

佘××被惩治后，公司很快步入了正轨，发展更迅速了。1991年11月，公司在成立4个月后，在黄石成立了分公司，分公司在徐光春等一批人的努力下很快在鄂东地区打开了局面。记得当时有一个广告语叫“办公自动化，鄂东第一家”，深得人心。

开武汉最好的酒楼：

    送最美服务员进军营

从此，东星与军训结下了不解之缘，军训成为每一名东星人的必修课。仅从1992年7月到2008年7月的16年间，东星就进行了47期军训，5000多人走进东星军营，他们都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新兵训练的条例进行了严格的军训。

又是一个 6月5日，这是武汉东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一周年的日子。这一年里，我们从无到有，由小变大，原定的花两三年赶汉理、超四通的目标没用一年就实现了。仅仅一年时间，我们就已经打开了市场，发展了网络，几千万的收入和上千万的利润都让人兴奋不已。那天，公司全体员工狂欢了一夜，吃完饭、喝完酒后还到东湖边点起了篝火，庆祝我们一年来取得的成就。

我也特别高兴，狂欢结束后，我就很想把这快乐的时刻记录下来。当我翻开日记本，看到1991年6月5日的那篇日记时，我汗颜了。一年前，我赤手空拳，却豪情万丈、志向远大；而今，我们只是取得了很小的成绩，刚刚打下事业的基础，就满足于现状，不思进取，真是可悲啊！

那一夜，我再次失眠，我在为自己的小富即安而自责，也在为东星未来的发展而苦思冥想。东星如何才能更快地发展？怎样才能做大做强？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由于业务越来越多，也越做越大，我们时常请人吃饭。可在武汉请吃饭是件让人头疼的事，当时武汉的好餐馆很少，所谓的好餐馆条件其实也很差，服务上也实在不敢恭维。哪怕就是当时武汉最好的大中华酒楼和老通城酒楼，在那里吃一次都能把人气得半死。首先它们名气大，人多，你要吃饭得先排队买票，买完票还得排队取菜取饭，几个队排下来哪里还有心情吃饭。吃饭的环境也差，大厅里没有空调，几个大吊扇在炎热的武汉起不了任何作用，地上满地残菜剩饭。以前自己出门少，还一直认为“大中华”挺值得骄傲，“老通城”多么了不起，可是到北京、深圳一看，尤其是去了香港、新加坡，觉得这样的环境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尤其是请那些大客户和外地来的客商，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1992年7月，我去了趟香港，在新世界酒店的餐厅里吃饭，那豪华舒适的环境、国际五星级标准的服务让我很是惊叹。观赏着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湾，享受着精美的粤式中餐，我突发奇想：如果我在武汉开一家这样的餐厅，一定会大受欢迎。

说干就干，我连续几天让香港的朋友带着我去各类餐厅，感受香港美食的魅力。回到内地后，我又到深圳、广州一路考察。记得当时住在广州的东方宾馆，仅这一个宾馆就有二十几个餐厅，我一一去吃。

我特别喜欢东方宾馆中式庭院建筑，在我后来督建的东星国际大酒店里就能见到东方宾馆的影子。

回到武汉，我给大家讲，我想要开酒楼，结果没有一个人支持——我们一个做电脑的公司，业务又这么好，干吗要开酒楼？可反对的人多了，反而坚定了我的决心，与当初创立东星一样，如果没有父亲的强烈反对，也许我会打退堂鼓。此后多年的实战经验告诉我，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后来我还告诉东星人，东星是干什么的？东星就是想人家想不到的，干人家干不到的。

当时，大家为了阻止我开酒楼，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他们轮番上阵，分头劝说，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使他们空前团结，一致对我。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觉得现在我们是一个高科技公司，说出去很有面子，要是到一个餐馆工作，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会很掉价。那段时间，他们联合起来抵制我，并表明都不愿去餐馆工作，在我承诺不会让他们去那里工作后，他们仍不放心。他们哪里知道我要开的是什么样的酒楼？要他们这些搞电脑的人去那里干什么？然而让他们更想不到的是，几个月后东宫开张，那些原来不愿去工作的人都梦想着去那儿工作了。

从一个搞电脑的变身为一个搞酒楼的，这确实需要勇气和胆识，一旦失败，势必血本无归。

我带着一批人再次来到广州、深圳，给自己的酒楼寻找定位，只要定位准确，就可能一炮打响，否则，必败无疑。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菜式，到底是做粤菜还是做鄂菜？如果做粤菜，担心武汉人一时难以接受，做鄂菜我们又有什么优势？也许我们会败在“大中华”和“老通城”的脚下。其次是装修风格，是西式的还是中式的？

最后，我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做粤菜和中式风格装修。

做这个决定其实多少有些叛逆的心态：在湖北做粤菜，可能正是因为没有，反而会吸引人；更重要的是，粤菜以海鲜为主，一定会引来很多尝鲜的人；而且粤菜精美高档，爱面子的湖北人一定会喜欢。另外，选择中式风格装修，是因为在武汉几乎所有建筑都是现代化的西式风格，中式的装修风格几乎难觅踪影，如果我们采用东方宾馆式的中式皇宫庭院风格，一定会大受欢迎。

我几乎做好了一切准备，可内部反对的声音仍未停止。那天我去与租房的业主签合同，公司好几个人跑来硬是把我从会议室里拉出来，他们劝我，希望我放弃开酒楼的计划，更有我的秘书高小红，都不愿意把公章交给我。显然他们都希望我放弃，我最后发了脾气，才把公章抢了过来盖了章。回来的路上，大家还在唉声叹气，并说：“好好的一个公司会毁在这个餐馆上。”

菜式和装修风格都确定了，可酒店的人员问题却把我愁坏了，管理人员从哪里来？厨师从哪里来？服务员又从哪里来？

此前在香港等地考察时，我深切地体会到国际大都市香港的高品质服务，这一点与当时的武汉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要说香港，广州和深圳都比武汉强得太多。能否从广州、深圳请人？我当时想，服务是骨子里的东西，尤其是一个服务行业的管理人员，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培养的。当时的武汉缺少能提供高品质服务的酒楼，自然也缺少这样的人才，看来要想使服务一步到位，只有从沿海地区去请。装修得再好，没有好的服务，也是白搭，厨师更是如此，要想做好正宗的粤菜，必须有正宗的广东厨师。

我几次下广东，去广州、深圳聘请酒楼的管理人员和厨师，都无功而返。人家一听是武汉就立即拒绝了，用他们的话说：武汉夏天太热，40多度让人无法忍受，冬天太冷，零下几度，又下雪，受不了；武汉人爱打架、爱骂人。所以给多少钱都不去。好家伙，我怎么都想不到武汉在广东人眼里是这样的印象，天气糟糕也就算了，没想到武汉人给他们的印象也这么坏。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我几次去广东，已经选好的人中途还是退却了，问其原因，不外乎还是那两点——天气难以接受，对武汉人印象太坏。真的把我急坏了！无奈之下，我决心去香港请。香港人倒是爽快，认为只要工钱比香港高就愿意来，可结果又告吹了，原因是听不懂武汉话。他说的更气人，说他是搞服务的，听不懂武汉话还好，要是武汉人听不懂他们广东话就麻烦了，只有“不好意思啦”。

最后，我只得通过所有的朋友把我们要找酒店管理者和粤菜厨师的消息散布出去。没想到这个办法还真有效，很快就有朋友帮我们引荐了澳门人潘鸿。找到他以后倒是很顺利，他从澳门找了几个人，组成了一个酒店管理团队，又从广州聘了一帮厨师。谢天谢地，终于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最后招服务员又成了问题。到哪里去招？招什么样的人？大家争议很大。潘鸿为了节约成本，计划去农村招一批女孩来，可我不同意，我认为服务首先是观念意识上的问题，城里人接受新的观念意识要更容易一些。此外，我希望招收一批漂亮的小姑娘来当服务员，因为她们本身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而潘鸿认为漂亮女孩都不愿意当服务员，即使当了也不愿意好好服务，因为漂亮就是她们的资本，而且漂亮女孩需要支付很高的工资才能留住她们。我不以为然，坚持招漂亮的武汉女孩当服务员，还跟他们说漂亮女孩即使服务差一点，客人也容易接受一些。比如一个长得不漂亮的女孩，在服务中把茶水不小心撒到客人身上，客人可能会很不高兴，但换成漂亮女孩，客人可能会一笑了之。我的话把他们都逗笑了，也基本接受了我的观点。

要找漂亮服务员就要有高薪，我开出了一年前我招收大学本科生的价钱，一个月150元，要知道这是当时一个本科毕业的国家干部工资的4倍。招聘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原计划招收100名服务员，结果来了1万多人，把公司门前那么宽的大街都挤得水泄不通，大批的警察不得不来维持秩序，仍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只得从应聘者中找了100多人来协助维持秩序。原计划一天就结束的招聘考试竟考了三天，还分了多个考场，这才应付下来。

没想到一场招聘考试竟把我们搞得惊慌失措，很是狼狈，然而结果却让我们非常高兴——这哪里是招服务员，简直就是选美比赛，从1万多人里仅仅只挑选108人，可谓百里挑一。这108个女孩不仅漂亮，而且学历很高，她们中有80%以上是大专以上毕业，还有为数不少的本科生，甚至名牌大学的本科生，有很多人都是放弃国家干部、国营职工的身份来的。有一位武汉市公安局汉阳分局的女警察很是引人注目，她是警校毕业的，人漂亮，素质也高。还有一位是北京商业学院的学生，辞去北京的工作来应聘。当时的媒体对这一现象惊叹不已：“警花不当警察当服务员”、“北京大学生放弃国家干部身份当服务员”的话题成为他们报道的热点。

美女麻烦多，脾气大。刚开始培训时，她们每天吵吵闹闹、叽叽喳喳，让一帮澳门人很是头疼。事实上，培训尚未开始，这些澳门人就已经开始犯愁了。如何培训这帮漂亮的女孩子，大家都有点儿束手无策。

那么多女孩，而且来自武汉市的四面八方，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听谁的，搞得乱糟糟的，不要说那些澳门人，谁见了都会犯愁。那天我跟办公室主任王辉谈及此事，问他每年招收那么多新兵是怎么办的。他说，在部队容易，口号一喊，一列队，什么都解决了。他随口一说，我眼前一亮，能不能也把她们像新兵一样训练一番呢？

我把这个想法跟王辉一讲，当过军人的王辉一听非常高兴，并主动请缨，要求把军训的任务交给他。为了使军训更规范、更有效果，我们计划把女孩们送进军营，穿上军装，让她们像真正的军人一样。

没想到我们的想法很快得到了落实，我们很快联系到军区教导大队，他们不仅提供军营、军装，居然还可以给每个人提供一支半自动步枪和几十发子弹，完全把这些女孩当做新兵一样对待。更让人感动的是他们还给我们配备了一批现役的教官。好家伙，这俨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编制的一个连队！

1992年7月，东星108名员工在军区教导大队正式开始军训，这是东星自创立以来的第一次军训。从此，东星与军训结下了不解之缘，军训成为每一名东星人的必修课，每一批东星人在入职前都要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仅从1992年7月到2008年7月的16年间，东星就进行了47期军训，5000多人走进东星军营，他们都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新兵训练的条例进行了严格的军训。

为了确保这种传统能坚持下去，我们后来投入巨资在钟祥的莫愁湖畔建起了自己的军事训练基地。

这47期军训学员为东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们经过严格的训练，都具备了一个军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团队意识。商场如战场，在商场上有一批军人素质的职员，无异于猛虎添翼。他们普遍有着较强的执行力，为东星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说，没有军训，就没有东星日后的辉煌！

听说东星将服务员送进军营，全国的媒体闻风而动，分别以《东星有新招，军训进商界》、《商界引进军界人才培训模式》等显著标题大版面进行系列报道。不少军训学员成为报道对象，一夜之间成了新闻人物。

没想到一个军训就把我们未开张的酒楼炒火了。

1992年10月28日，东宫美食娱乐公司（以下简称“东宫”）正式开业。一时间，车水马龙，热闹异常。东宫以中式皇宫的风格装饰，金色琉璃瓦，大红色宫廷柱，汉白玉栏杆，一亮相便立即吸引了大众的眼球，“宫廷”门前几位穿着旗袍的“侍女”更是引得人们驻足观看。每天除了前来进餐的客人，还有更多围观的人群，他们常常将东宫门前围得水泄不通。可能是因为此前武汉还没有宫廷式建筑，大家都觉得很新鲜，都想一睹“芳容”。很多人都想看看东宫里面是些什么——外面都这样富丽堂皇，里面会是什么样子？这几乎成了武汉百姓心中的一个谜，甚至有了种种传说和猜想，而且还传得神乎其神。说东宫里面吃的都是皇帝过去吃的东西，海鲜都是用飞机运来的。更玄乎的是吃饭都是用的金盘子、金碗，服务员都是穿的宫廷服装像宫女一样服务。还有更神的，说在东宫吃一餐饭的花销，可以买一间房子，一瓶酒喝掉一辈子工资……

这些传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越传越广，我们的生意也越来越好。每天餐桌几次翻台，一天的营业额二十多万元，一个月竟有几百万的营业额。那时候没有信用卡，吃一餐要拿一包钱来，一桌三五千元是常事，每个包房都有最低消费，每天收银员为了结算当天的营业额要忙到很晚才能下班。

东宫一炮走红，让所有的人都很吃惊。一年后我再接再厉，在汉口开了一家连锁酒楼——西宫。

西宫与东宫的建筑风格完全不同。东宫以中国皇宫风格装修，西宫则完全按西方宫殿风格装修，门前矗立着八根宏伟的罗马柱，将西方建筑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很快，西宫再次火爆。“武昌东宫，汉口西宫，美食娱乐，尽在其中”，当时我在武汉三镇以各种形式打的这句广告，成为大家的美谈。

集团成立：

    迈上正规化、体制化、现代化之路

我便组织集团各部门开始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各公司、各部门都抽调专人，反复征求各方面意见，反复修订，历经数月，终于在1994年年初正式推出《东星集团有限公司制度汇编》合订本。这个制度读本的推出，让东星迈上了正规化、体制化、现代化的进程，它对东星的发展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东宫、西宫的成功，使东星从一个单一的电子公司发展成为拥有两大行业、500多人、数千万资产的大公司。人多了，事也多了，我决定成立集团公司，以便加强对两大行业的管理和协调。

1993年10月，东星集团有限公司成立。集团公司的成立，使我得以将许多具体事务交给二级公司管理，也让我能够更多地以宏观角度去看问题、想问题。这时候，我开始更多地考虑企业的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组织建设以及人才的培养机制、使用机制。为此，我在集团内设立了五个部，分别是人事部、宣传部、战略发展部、审计部、监察部，外加一个总裁办公室。

以前我是站在公司内部考虑问题，集团成立后，我得以跳脱出来，作为一个“局外人”来审视公司。所谓“旁观者清”，我发现了许多以前从未发现的问题。比如说审计部一成立，经审计分析，我发现很多费用高得离谱，以前在经费上没有设定标准，花费很大。还有，我们在东宫的招待费用太高，也没有招待范围和标准，由于各公司负责人权力很大，他们的亲朋好友都可以来吃，狐朋狗友为数也不少。针对这些情况，我们马上制定了相关的经费使用范围和标准。

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规定标准，他就化整为零；你规定范围，他便张冠李戴。其中就有东宫的一个副总刘×，此人原来在中国银行，因为违规被辞退，后来到了东星，仍恶习不改。我专门找他谈了话，并严肃批评了他，他当面表示定会改正，我想给他个机会，所以并未处理他。后来我出国，他主持公司工作，期间他又为所欲为，变本加厉，不仅恶习不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将一些狐朋狗友领到公司来吃喝胡闹外，还把公司一批人带到外面吃喝嫖赌。

我回国后实在忍无可忍，就让他立即走人，哪知他气急败坏，扬言要报复我，还给我提出一大堆无理要求，又要汽车又要钱，我严词拒绝，并加以痛斥。

可是怎么也想不到，他后来竟勾结我的秘书尹×给我捏造了“十大罪名”到处诬告我。当我得知此事后，并不在意，我想我这个人光明磊落，遵纪守法，还怕你诬告？

可是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往往坏人得志，好人受冤。一开始他们给我列了很多罪名，后来经各级政府机关调查，都是子虚乌有，最后就不了了之了。可他们并未就此罢休，竟通过关系找到武汉市公安局把我抓了起来，公安局查来查去查不出问题，就将我监视起来，接受调查。

我怒愤不已，悲痛万分，每天茶饭不思，难以入眠，这个时候，我才真切地体会到自由的重要。尽管当时住在星级宾馆，食宿条件都还不错，但由于悲愤难当，我每天都深陷于痛苦之中难以自拔，我不知道当一个人平白无故受冤枉的时候会是什么感受？后来，那几位看守我的警察每天都开导我、陪我聊天，又给我买来了很多书，才让我的情绪稍好了一些。

人间自有公道在！在武汉那酷热的夏天里，在苦熬了27个日夜后，我最终被解除了监视。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我还得感谢刘×，他诬告我，也给我提了个醒：身正不怕影斜，假如我真的违了法、犯了罪，有赃证在他手里，我还能出来吗？从那以后，我便给自己定了一个底线——遵纪守法。

能认识到这一点，我真的很高兴。后来多少企业家因为这样那样的行为出问题时，我都为自己庆幸！

还要感谢刘X的是，自那以后，集团加强了规范化管理：各项费用开支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并建立了完善的财务制度，财务的收入和支出严格按“收支两条线”原则管理；各公司的财务人员由集团下派，集团对各公司的收支情况执行日报制，各公司每天的收支情况当天汇总到集团。这样就使集团的财务管理更加规范化、透明化，从而杜绝了刘X事件的再次发生。

事实上，佘XX、刘X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平时拉帮结派，搞小团体，还相互勾结，中饱私囊，一旦出了问题就内外勾结作案，使公司防不胜防。经过分析、总结，我发现这是因为公司缺乏自有文化，缺乏凝聚力，使部分人员认人不认公司，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一味地跟着上司跑，上司对的跟着跑，上司不对也跟着跑，缺乏主人翁意识，缺乏自制力。

针对这种现象，我专门组织人事部、办公室、宣传部人员下到各公司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我还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公司大会上讲、小会上听，并深入到工作一线和各公司的食堂、宿舍。我发现这样的问题普遍存在。于是，我借东星成立三周年之机发起了一系列的活动。

首先借刚刚创刊不久的《东星报》发表《总裁言论》，告诉大家我在想什么，大家应该想什么，应该干什么。再就是总结东星三年来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让他们懂得爱东星，开展“我是东星人，东星是我家”等一系列主题活动，把东星三次军训的成果向大家充分展示，让大家了解东星、认识东星，只有让他们了解了，才会去爱。我还告诉他们，东星是一个集体、一个家、一个学校，我们大家来东星不是来求生存而是来求发展的。最后，我把三年来东星所形成的文化作了充分的诠释，告诉大家东星为何能高速发展，“东星速度”的原动力在哪里。

这一系列活动使大家认清了自己的位置，增强了主人翁意识，也为未来东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由此形成了良好的东星文化。

此外，为了让大家更加深入地领会东星文化，我们还就东星的管理体制进行了定位。我借用中国及西方的政治体制形式，对东星作了如下描述：东星就是要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来管理企业，用社会主义的思想方式、社会福利来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种“中西合璧”的方式后来被媒体称为“东星体制”。

我还把这三年来东星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挖掘出来进行表彰，在《东星报》上开辟《东星人物》专栏进行推介，把东星创立以来的一件件大事以特写的方式在《东星报》上发专版，并对这些人物和事迹进行全面的总结，最后提炼成一种精神，这就是把公司的事当做自己的事，把自己的理想与公司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与公司共荣辱、共进退。这种“东星精神”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

通过对东星体制的完善和对东星精神的提炼，大家精神焕发，主人翁意识倍增，公司的面貌也焕然一新。我们还组织集团一班人下到各公司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给大家配发乒乓球、羽毛球、台球等体育用品，以活跃员工业余生活，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同时加强业务技能培训、公关礼仪培训等，大家学习热情高涨，工作积极性也大大提高。

看着公司各方面情况都有所改善，我便组织集团各部门开始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各公司、各部门都抽调专人，反复征求各方面意见，反复修订，历经数月，终于在1994年年初正式推出《东星集团有限公司制度汇编》合订本。这也是东星集团第一部规范的企业制度读本，以后尽管几易其稿，但基本内容大都得以保留。这个制度读本的推出，让东星迈上了正规化、体制化、现代化的进程，它对东星的发展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二次创业：

    进军三峡连获成功

创立伊斯顿，改造桃花岭，投资房地产——进军三峡的三大战役连连告捷，这让我们倍感鼓舞。放弃西宫后，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的相对集中，东星的经营状况终于有了好转。这期间，我也借去广州、深圳考察及购买材料之机多次前往新加坡等地，以谋求在海外的发展。

此时，东星已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公司经过规范化的整顿调整后，管理水平和业务水平都得到进一步提高，集团的整体形象也得到快速提升，酒店业和电脑业双业并举，均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酒店业因我们在武昌有东宫、汉口有西宫，在武汉很快成为行业的龙头老大；在电脑经营上，我们在武汉、黄石都成为行业的领头军，风头正劲。我们计划在这两个行业上进一步推进和发展，可是就在1995年，两个行业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一年，针对公款吃喝现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进行打击，明令禁止干部用公款吃喝，只能吃内部食堂，即使是对待上级领导，也只能在内部食堂用“四菜一汤”招待。这一道禁令就将我们的东宫、西宫判了死刑，以前一天二三十万的营业额如今降为几百、几千元，连水电费都不够支付。因为当时在酒店吃饭基本上都是公款，私人一个月三五十元的工资，不要说进高档酒店，就连进小餐馆也是很奢侈的。

开始时我还认为是一阵风，还挺了几个月，哪知湖北省一个厅级干部就因为在酒店吃了一餐饭竟真的被免了职。我一看，没有希望了，只能另做打算。

当时我想，酒店开不成了，我还可以喇叭不响调头吹，再回去做老本行电脑。结果回头一看，照样不能做了。国家发现深圳电脑行业走私现象严重，于是开始全面打击，结果使中国的电脑一天一个行情，今天涨价，明天跌价，幅度大得吓人，让你无法把握，也不敢贸然进货，可是不进货，业务就做不了。再加上中国那几年电脑发展迅猛，当初武汉洪山科技一条街上只有我们这几家电脑公司，短短几年时间就有几百家公司出现；以前一台电脑有几千元的利润，如今只有几十元的利润了。一个高科技行业仿佛变成了菜市场，看来也无法做了。

公司两大主业瞬间瘫痪，东星电子一个月的营业额只有几万元，惨不忍睹。公司很快陷入困境，经常没有钱付水电费和房租，业务难以为继……

这年春节，我躺在公司办公室兼卧室里痛苦万分，一连几天茶不思、饭不进，彻夜难眠。这三年多我吃在公司，住在公司，公司就是我的家，现在好容易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几千万资产几百号人，难道就这样完了吗？我不甘心，我不服气！我到底错在哪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哪儿也不去，谁也不见，一直试图寻找陷入困境的原因，探寻破解之道。

春节一过完，正月初八，我召集集团主要管理人员开会。当我见到他们时，眼泪就忍不住流了下来，那种委屈一时间难以向大家诉说。是我的错吗？是大家的错吗？似乎都不是。还是国家的宏观政策有问题？好像也没有错。可问题到底在哪儿？一个好端端的企业就这样毁了。这些话我没有说，也无法对大家说。我只是把公司面临的困境说了，并让大家一块儿想办法来共渡难关。最后，我对大家说：“请你们相信我，东星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今天也只用了三年多，即使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至少我们还有人。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我们大不了从头再来，只要大家有信心、有决心，东星就会有希望。”

我说这些话时，大家都在流泪，好像我没有说的话他们也都听见了。有的人干脆伏在桌子上哭了起来，那情景到今天我都历历在目。

给大家开完会，我的心情愈加沉重，也无心工作。正在此时，湖北省人民政府一位副省长去三峡，他邀请我与他同行，我便随他去了。

人换了一个环境，心情就会完全不一样。宜昌当地市委、市政府对我们此行的重视也使我发现了不少商机，再加上当地几个大学同学相聚也使我的心情豁然开朗起来。我的大学同学王松华见我心情不好，专门陪我去了离宜昌不远的鸣凤山。

站在山上，我思绪万千。这三年时间里，我从“士兵”成长为“将军”，可眼看着自己又要从“将军”再沦为“士兵”，这是何种遭际！从来不信算命的我在王松华的劝说下抽了一支签，他说鸣凤山上的签很灵，很多人大老远来就是为了抽个签。我抽了一支，竟然是下下签，上曰：犹如盘龙困鸟窝。我们一行其他人都抽了上上签，只有我一人抽了下下签，真是人倒霉，抽签都如此！我心想这里的签还真灵。他们见我抽了支下下签，便都劝我再抽一支，我又抽了一支，这次却抽了一支上上签，上曰：拨开乌云见太阳。本来他们让我放下手中的下下签，拿一支上上签去找道士解，并说鸣凤山不仅抽签灵，道士解签更灵。我想既然灵，不如两支签都拿去解岂不更好。那道士拿着两支签先问：“你先抽的哪支？”我告诉他是下下签，他便按先后顺序给我解签。道士闭着眼，手中不停地转动着一串乌黑的念珠，他说我现在的命不好，是因为被困在原来的地方，如果我能走出去就会如龙得水。

道士的解签语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从宜昌回来，我便召集集团各部门负责人及各公司负责人住进东湖钓鱼台宾馆，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公司现在面临的问题，寻求解决之道。整整一周的时间，大家畅所欲言，积极出谋划策。

这是东星创建三年来，我第一次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就公司的经营决策问题广泛听取意见。大家都很兴奋，积极踊跃地发表见解，这也是在东星历史上没有过的。我看到大家如此热情，就想着如何才能使这种热情和积极性保持下去。我就此想法征求了几个人的意见，立即得到他们的认同。

当天晚上，我告诉大家我想成立一个组织，把大家凝聚在一起，使这次会议的形式和热情保持下去并加以发扬。这个组织就叫：东星集团有限公司管理委员会。该组织的职责就是研究、探讨公司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针对问题制定相应的措施、办法，对公司的未来发展、经营、管理、决策制定指导性意见。管理委员会由集团及各公司管理人员组成，每年召开专门会议，管理委员会设立常务委员会。我话音刚落，会议室里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都对这一提议表示赞同。

我们立即召开了东星集团有限公司管理委员会第一届一次全会，参会人员都成为东星集团有限公司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他们是兰世立、陈典祥、白小樱、邓劲松、徐红春、王承东、周维、马君、王辉、卢富洲、梁德昭、罗海生……同时选举了东星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委员会委员。

东星集团委员会第一届一次全会很快制定了管委会章程，为东星的下一步发展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即“树集团、保东宫、进三峡、走海外”。

这十二字战略目标一确定，大家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围绕着这十二个字，集团立即在人、财、物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部署。“树集团”，就是重新树立集团的形象，内树信心，外树形象；“保东宫”，为了保东宫，明确放弃西宫，全力确保优势的人力、财力、物力集中到东宫，让东宫在行业中更具竞争优势；“进三峡”则成为集团的重头戏，我集中了全集团的精英骨干力量开进三峡，准备卧薪尝胆，从头再来；“走海外”，我们不能困在武汉，我们应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要走出中国，放眼世界，到海外去发展。

1995年初，我带着几个人去了宜昌，就像当年红军离开井冈山，突出重围，离开曾经辉煌的战场，向落后偏僻的地方寻求生存之路一样，心下不免凄凉。随着车子在崎岖蜿蜒的山路上盘行，我的心里也越来越沉重。此番进入三峡，尽管之前有着种种设想，但是宜昌毕竟不是武汉，人生地不熟，去了能做什么？是成是败，实难预料……

好在宜昌市委书记、市长都给予我热情的支持，并表示我们在宜昌无论做什么他们都会全力扶持，这让我信心大增。

当天我们住在桃花岭饭店，一连几天，我们早出晚归，忙得不亦乐乎。可一段时间下来，仍不知道能做什么，每天晚上的碰头会，大家还是一筹莫展。“不行还是做我们的老本行。”也不知是谁的提议让我突然明白：我们不能漫无目的地去找，而应该在我们熟悉的行业里找。于是，我派大家全面考察宜昌的酒店及电脑公司，最后发现在宜昌的酒店里吃东西太便宜，我们在武汉一桌几千元，他们一桌几十元，上百元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其酒店行业也因为政策受到很大打击。电脑市场尽管仍未起步，但要培育市场也需要一个周期，也不简单。

后来，我们发现我们住的桃花岭饭店倒是有商机。当时三峡工程刚启动，来自全国的各类公司为了承接三峡工程已经在宜昌住满了，同时“告别三峡游”也使海内外游客云集宜昌，各大酒店人满为患。可是宜昌当时还很落后，到了晚上就黑灯瞎火的，这些人晚上都无聊之极。于是，我们立即行动起来，租下了桃花岭饭店的二层楼，决定开歌舞厅和桑拿中心，取名为“宜昌伊斯顿娱乐有限公司”。

开歌舞厅和桑拿中心原本是我们的老本行，可在宜昌，情况就大不一样。由于人生地不熟，找不到施工队，买不到装饰材料，更要命的是手上又没有钱。这天下难事很多，但再难莫过于无钱要办事，还要办大事！

为了创建伊斯顿娱乐有限公司，我们可是吃尽了苦头。这二次创业比第一次创业更难。第一次创业白手起家，没有包袱、没有负担，轻轻松松；可这第二次创业，既有沉重的思想包袱，也有巨大的经济压力。第一次创业时量力而行，有多大的能耐办多大的事；可到了第二次，尤其是第一次曾经辉煌过，就难以放下架子。曾经是大公司的老总，现在又要从头再来，这本身就是件悲哀的事。而此时我带过去的几个人过去都是集团各大公司的老总，现在又得从小兵干起，很不容易。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更是大不如前，以前大家都在现代化的空调环境里办公，可到了宜昌，为了节省开支，我们租住民房，没有空调、没有热水，十几个人住一间房，后来人多了大家便在沙发上、地板上睡觉。有时候没有钱吃饭，大家就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放在一起凑一顿饭钱。当时周维和徐红春总会适时地掏出钱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追问之下才得知他们总是用自己的信用卡去取现金来做大家的生活费。

二次创业很艰苦，二次创业也很快乐。同我一起进三峡的人中，有徐红春、周维、邓劲松、罗海生四员大将，他们都是集团四个公司的负责人。徐红春任武汉东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黄石分公司经理，周维任武汉东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经理，邓劲松任武汉东宫美食娱乐有限公司经理，罗海生任武汉西宫美食娱乐有限公司经理。这些经理其实都是公司的总经理（只是当时他们都太年轻，在“经理”前面不加“总”，是让他们觉得自己还需努力）。这些原来管理着几千万资产、几百名员工的老总们一下子跑到宜昌来从普通兵干起，真的难为他们了。但他们转变很快，个个把自己当普通员工。尤其那个有“万斤油”之称的罗海生，整天吃住都在工地；还有那个“万事通”周维，对什么电器都懂一点，什么灯具、乐器、卡拉OK，他带着几个人就把它们都装起来了；邓劲松一个女孩子整天都跟工人工作在一起，看图纸、跑市场，忙得不亦乐乎；徐红春，这个光电子硕士却被我派去研究宜昌的房地产。

“宜昌来了伊斯顿”，我们在宜昌的大幅广告让伊斯顿在这三峡门户家喻户晓。公司一开张就火爆异常，一天竟有几万元营业额，而且热闹非凡，整天客满为患。

我们把几年前在武汉办东宫、西宫的经验在宜昌发扬光大，从装饰风格到各项服务都做到尽善尽美，使当时还相对封闭落后的宜昌有了一抹亮色。以前只有在武汉才能看到的豪华气派的专业演艺场所和专业演艺队伍让这座山城的百姓大开眼界，而高星级标准的服务更让他们受宠若惊。伊斯顿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惊喜，同时也给东星带来了希望。

伊斯顿的成功大大增强了我们挺进三峡的信心。随后，我们在宜昌开始了大规模的进攻，并向房地产业和酒店业展开了攻势。

当时，我们所在的桃花岭饭店是一个政府招待所。由于“三峡热”，该饭店客源很好，但饭店条件很差，政府很想改造却又苦于没有资金。于是，我们强力介入，很快接下了投资改造桃花岭饭店的项目。

这一项目让我们兴奋不已，上亿的投资将助我们跃上一个新台阶。而且作为宜昌市第一家四星级宾馆，无疑可以作为东星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高兴归高兴，但同时我们又非常发愁。要建造湖北省第一家四星级宾馆，我们这帮人能行吗？毕竟我们从来没有建造过四星级宾馆，事实上，我们连建招待所的经验也没有，这如何是好？

不过既然接下了，就得上，我们不会，谁生下来会？不会就学嘛。好在我们原来做的餐饮、娱乐都是酒店的重要配套设施，以前为了建东宫，我们也考察了广州、深圳、香港的一些高星级酒店。

为了改建桃花岭饭店，我带着一批人几乎考察了当时北京、广州、深圳的所有知名五星级酒店。北京的长城饭店、昆仑饭店、北京饭店、贵宾楼，广州的东方宾馆、中国大酒店、白天鹅宾馆，深圳的阳光酒店、富丽华酒店、香格里拉大酒店……为了考察这些酒店，我们一个酒店住一晚，有时候为了赶时间，一天住好几个酒店，去看、去学、去拍照、去体会。我当时有个想法：既然不会造四星级酒店，我就按五星级酒店的标准来打造一个，够不上五星，四星准行。

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我们这帮对星级酒店一无所知的家伙，硬是打造了一个四星级酒店。这就是宜昌市当时最高星级酒店——桃花岭饭店。

谁也想象不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所吃的苦和受的罪，最要命的就是装饰标准和装饰材料，我们看了那么多的酒店，可是如何装饰、怎样才能装出一个四星级，谁心里都没底。后来我想了一个绝招：我们没有做过，别人还没有做过？我们立即找来那些设计过五星级酒店的设计单位和装饰过五星级酒店的施工单位，让几个设计单位按五星级标准给我们设计，我们再对设计好的图纸进行比较，然后让几个施工单位做几间样板房，再进行比较。还真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把设计单位的设计方案和施工单位的样板房一比较，心里自然就有了底。

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确定了，最后的施工材料却把我们害惨了。当时，星级酒店评星要求非常严格，很多设施设备包括装饰材料都要求进口，国产的根本不让使用。不要说设施设备，就连开关、插座、板材、石材，很多都要进口。这些东西宜昌、武汉都没有，只有广州、深圳才有。当时哪怕一个灯具都要去广州、深圳采购。这让我几乎时时刻刻都奔波在武汉—广州、深圳—宜昌的路上。由于我们不懂，每次谈判都很累、很苦。记得有一次，为了进一批进口石材，我们整整谈了一天一夜。最后谈得那个做石材的老板投了降，我们却省下200多万元。

桃花岭饭店在国家旅游局对其进行星级评定时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它还与三峡机场、西陵长江大桥一同被评为三峡前期工程的“三面旗帜”。

在打造桃花岭饭店期间，我们在宜昌又开始了房地产投资。我们建设的第一个小区——白龙岗小区很快便拔地而起。

创立伊斯顿，改造桃花岭，投资房地产——进军三峡的三大战役连连告捷，这让我们倍感鼓舞。放弃西宫后，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的相对集中，东星的经营状况终于有了好转。这期间，我也借去广州、深圳考察及购买材料之机多次前往新加坡等地，以谋求在海外的发展。

1995年10月，我们经过反复考察、论证，决定收购新加坡琥珀旅游有限公司，东星随即拥有了自己的海外实体公司。紧接着，我们在香港及澳门地区注册了东星旅游有限公司。

由于进军三峡连获成功，集团财务状况大为改善。随后，集团收购了在建的武汉农业科技大厦，并在完工后更名为“东星大厦”。21层的东星大厦成为当时洪山区及东湖开发区最高的建筑物，登上集团总部设在21层的大厦，我们傲视群雄。从此，东星集团的形象大大提升。

1995年这一年的时间，东星由被动变主动，“树集团、保东宫、进三峡、走海外”这十二字战略目标得到全面落实，第二次创业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东星也自此走出了困境，迈上了更加宽广的大道。

东星五年：

    建设东星“五个一”工程

东星成立五周年之际，我所做的这“五个一”（一本书、一本画册、一部专题片、一本手册、一个联欢会）不仅全面回顾了东星创立之初的艰难岁月，也为东星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星之光》是东星集团第一本文集的名称，也是东星成立五周年庆典晚会的主题。

在挺进大三峡三战三捷以后，我们回师武汉投资建造了东星大厦，这使集团上下人心振奋。1996年春节，我们举办了盛大的春节联欢会。联欢会对进军三峡的功臣进行了一一表彰，将三峡分公司命名为“东星精英团队”，将他们的先进事迹编写成册，取名为《精英团队先进事迹介绍》，并在集团内部大力宣传。一时间，集团上下争先进、争当精英团队的热情高涨，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和对美好未来的期盼中。

一个精英团队，一本介绍精英团队的小册子，加上一场春节联欢会，对大家的影响竟然如此之大，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本《精英团队先进事迹介绍》讲得最多的就是团队在二次创业进军三峡中的苦以及以苦为乐的情怀。但没有想到的是，通过阅读这本小册子，大家的精神境界得到大大提升。集团上下几乎都去与三峡分公司比，一说苦，就有人说，这比三峡分公司还苦吗？一说难，就有人说，这比三峡分公司还难吗？好家伙，好像我们遭受的苦难一下子都成了骄傲的资本，这让我从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

于是我决定编辑一本全面反映东星的书，取名为《东星之光》。这本书不是反映我们中间的某一个团队，而是反映整个集团的。我要把东星自创立以来的每一个闪光点都集中呈现出来，我要借东星成立五周年的大好日子，将东星五年来取得的一切辉煌成就和其间的喜怒哀乐真实地记录下来，让每个东星人都能体会这一切，让东星的后继者都能看到这一切。

我们又编印了《东星人手册》，这是我花了两天时间亲自编写的。手册对东星的概况、东星体制、东星精神、东星文化以及东星的各项规章制度都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这本小册子已经成为东星人衡量自身行为的范本。

我们还组织人制作了一部名为《东星之路》的大型电视纪录片。该片将东星五年来的成就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对五年来发生的重要事件、涌现的重要人物进行了重点推介。纪录片将我们遭受的苦难和胜利的喜悦描述得真实感人，以至于在其后的五周年庆典大会上放映时，上千东星人时而泪流满面，时而掌声雷动。一部小小的纪录片竟牵动了集团每个人的心。

《东星之光》中还包括一本画册。画册通过五年来每一个阶段的珍贵照片更直观地展现了东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

当时为了支持《东星之光》大型文集的编写，集团上下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从普通员工到公司老总，大家纷纷投稿，将自己的亲身经历以种种文学形式充分表达出来，有回忆录，也有诗歌、散文。很多员工家属也都参与进来。财务部有一个叫谭红的员工，她的父亲写了一篇名为《我家有女在东星》的散文，讲述了谭红来东星以后的巨大变化，家人从最初对女儿放弃国企职位来到民企东星的责怪和担忧逐渐变成后来的骄傲和自豪，全文情真意切、热情洋溢。后来我们决定让谭红在五周年庆典大会上朗读这篇散文，结果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共鸣。

1996年6月5日，全体东星人欢聚一堂，在湖滨花园大世界举行了盛大仪式，热烈庆祝东星成立五周年。参加庆典仪式的还包括很多东星员工的亲友。简短仪式后便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

联欢会由集团各公司组织出演，其中大部分都是大家自编自导的原创节目，主要反映了东星创立以来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节目包括相声、小品、歌舞，还有传统的湖北大鼓、三句半……真可谓丰富多彩、百花齐放。这场演出使大家的才艺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我发现一些平时默默无闻的普通员工，一站上舞台就判若两人。当西宫的一名吧员站在舞台上放声高歌时，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他平日里一声不吭调酒的样子和他现在的表现联系在一起。他不仅唱得好，还能自编自导，其精湛表演令人叹服。还有一个叫夏文杰的，这个平日里在厨房工作的员工，大家想看都看不到的人，自编自导自演的小品把大家乐得东倒西歪。他对东星的一件件大事了然于胸、如数家珍，人物也演绎得惟妙惟肖，赢得了全场阵阵喝彩和掌声。

联欢会把整个庆典活动推向了高潮。会上，我们还对五年来有突出贡献的员工进行了表彰，使联欢会高潮迭起。一场联欢会把大家的心紧紧地凝聚在一起。

东星成立五周年庆典，我们通过一本书、一本画册、一部专题片、一本手册加上一个联欢会，把东星五年来的历程作了一个全面的总结和展示。我们敞开心扉，对五年来的所有挫折、失败不加任何隐讳，这使大家深为感动，同时也是当初筹备庆典时我所确定的一项基本原则。我认为在总结东星历史时，首先要真实，只有真实才可信，才会有生命力。要知道每个东星人都是东星历史的见证者，也是这段历史的经历者和创造者，我们不能欺骗他们。在书写自己历史的时候，只有光明磊落、坦坦荡荡，才是对自己负责，对东星负责，对东星的未来负责。起初，参与庆典筹备的人都还有几分担心，希望能多写东星辉煌的一面，少写或回避阴暗的一面，认为这样有利于东星的正面宣传。我坚决不同意，并毫不客气地向他们表明了我的观点。当然，我说是这么说，心下其实也有点儿忐忑——大家会怎么看东星？怎么评价东星？

然而，当看到大家为东星所遭受的苦难而悲痛、为东星所取得的成功而欢呼时，我才发现，自己的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因为大家已经把自己和东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东星的苦难便是他们的苦难，东星的成功便是他们的成功。我很庆幸我当时所作的决策。

东星成立五周年之际，我所做的这“五个一”（一本书、一本画册、一部专题片、一本手册、一个联欢会）不仅全面回顾了东星创立之初的艰难岁月，也为东星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五个一”最后都成为东星新员工的培训教材，成为他们在上岗前、军训过程中的必修课。我认为只有让每个新员工都了解东星的历史，他们才会更喜欢东星、热爱东星。

东星的前五年，是艰苦创业的五年，是可歌可泣的五年。五年前的今天，我怀揣270元钱，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走上了创业之路。一路上，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我们仍奋勇向前。我不禁想起创业之初流氓来收取保护费，想起佘××的抢劫、刘×的诬告，想起我被莫名其妙监视居住的日子，想起进军大三峡的艰难岁月……1996年6月5日的深夜，我再次写下了一篇日记……

在这五年里，我们从电脑起步，使武汉市委、市政府以及湖北省委、省政府扔掉了多年使用的铅字打字机，换上了现代化的电子打印机，并通过他们使湖北各级政府均使用上了电脑及自动化办公设备；使武汉市电信局告别了人工计费的时代，又推动了武汉市众多银行的电子化进程。创立了武汉人引以为豪的东宫、西宫，推动了武汉市餐饮业的发展和服务水平的提高。东宫、西宫的创立和桃花岭饭店的改造还大大提高了湖北的现代服务业水平。白龙岗小区的开发及东星大厦的建设使湖北开始有了房地产的萌芽。

我们一直在开拓，一直在前进。这五年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大家闻所未闻之事，很多人不能理解，也提出了诸多质疑，这些质疑不仅来自外部，也包括内部：东星做了这么多的行业，到底要做什么？在东星集团第一届二次管理委员会上，我们就这一问题作了充分的研讨。在会上，我对东星走过的路进行了分析，告诉大家这几年无论我们从事何种行业、在什么地域，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也是很自然的选择。我们仍处在创业初期，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生存。下一步也是这样，我们要发展，发展就需要钱，因此赚钱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五年来取得的成功证明我们过去的路并没有错，一条经过历史证明是正确的道路，为何不坚持走下去？我们不仅要坚持走，还要发扬光大，同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我认为东星应该在变化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变化。

会上，我还确立了东星未来发展的基本原则：保持两条腿走路，眼睛看着锅里的，口里吃着碗里的，最好是心里想着筐里的。即保持两大主业，眼睛盯着第三个行业，心里还要想想其他行业。在广泛征求大家意见的前提下，我还给东星的未来确立了五大产业：房地产、酒店、旅游、装饰、广告。

会后，我们随即组建了东星房地产有限公司、东星广告有限公司、东星装饰有限公司、东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东星旅行社有限公司等五大专业公司。

房地产业的突破：

    “中国策划案例金奖”

1998年10月，“沙湖花园别墅小区由烂尾变俏销”这一经典案例被评为“中国策划案例金奖”，我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获得颁奖。一时间，全国媒体一哄而上、争相报道，在他们的强势宣传下，沙湖花园很快销售一空。

东星集团成立五周年庆典仪式仿佛是一个誓师大会，把大家的激情都点燃了。集团各公司、各部门都行动起来，高喊着“全面出击、争创效益”的口号，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出击行动。

首先是在房地产上的突破。除了抓紧建设东星大厦和宜昌白龙岗小区外，我们又将目光投向正在发展中的湖北另一个中等城市——孝感。我们在孝感一次性征地300亩，开始了大型商品房小区——东苑小区的建设，这也是孝感第一个商品房小区和第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这个项目拉开了我们大规模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序幕。

我从武汉及三峡分公司抽调精兵强将组建了孝感分公司，由刘磊出任分公司负责人。在孝感市东苑小区首期工程中，我们有10栋住宅同时动工，几千名施工人员同时进场，各种施工设施林立，施工现场一片热闹景象。小区前期工程进展非常顺利，第一期10栋住宅从开工到封顶仅用了三个月。这让孝感人十分惊讶，对于当时还极为落后的孝感来说，几天盖一层楼简直就是奇迹。

可能正因为工程进展太顺利，当地有些人开始眼红。更让他们眼红的是我们在建东苑小区的时候，正值国家三线工业向城市转移，中国三江航天集团迁到孝感，我们所建的第一期10栋楼被迅速抢购一空，二期、三期尚未开工也被预订一空。与我们合作的某些部门看见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赚这么多钱，于是开始设置种种障碍。比如一开始为了确保工程顺利进行，公安局派了专门的人员进驻现场维持秩序，主要是对付那些沙霸、石霸，很快这些人被撤走了，沙霸、石霸开始倾巢出动。周边的农民也开始阻挠施工。开始我们还不明白，找这些部门来协调，他们就提出要介绍施工队承接建筑工程，介绍其他人来卖建筑材料，当这些无理要求被拒绝后，他们便开始百般刁难。好好的一个项目，很快便陷入被动局面，一会儿沙霸闹事，一会儿农民堵路，还有停电、停水……麻烦不断，导致施工无法正常进行，停停开开、开开停停，工程几近瘫痪。

当时，我们几千万的投资已经砸了下去，想往前走，走不动，想退又退不了，真是怨天无梯、怨地无门。最后无可奈何，只得撤退，将所有的项目移交给当地，他们同意将我们所有的投资退回。我们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在一片荒草地上建起现代化的花园小区，可最终却颗粒无收、无功而返。

我们满以为此番虽没有收获、能成功收兵也行，可是应该给我们的钱，他们却又拖着迟迟不给。无奈之下，我们只得起诉他们，结果官司一直打到最高人民法院，案子历时两年多才得以了结。在孝感的这次投资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从孝感撤兵回汉后，我们又找到一个烂尾楼项目。这是一个位于徐东路沙湖边的烂尾楼，项目原来是由附近一个村的村民做的，他们盖了一批别墅，主体都盖完了，但销售不好，又不敢再盖，因此烂尾在那里几年了。我们到现场一看，几排尚未完工的房子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周围杂草丛生，凄凉得很。

在我们同他们接触的时候，就发现有人也在同他们接触，但这些人基本上是一看就走，不愿再谈。当时负责接待的曾总都忍不住问我们，别人来看该项目都是一看就走，我们为何花这么多的时间反复看、反复咨询相关情况？从他开始同我们接触时，我们就能看出来，他对来谈项目的人已经司空见惯，也不抱任何希望了，所以就以应付了事的态度对待。这回发现我们反复去了很多次，一定是觉得奇怪了。

我差不多花了一个月时间，首先对武汉市的别墅市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武汉市当时的别墅小区只有五个，而且基本都在市郊，价格基本都在100万元以上，好一点的在300万～500万元之间。作为内地经济较发达的城市，武汉的民营公司和外资公司还算是比较多的，而民营老板和外企高管正是别墅的主要销售对象。因此，武汉市对别墅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有需求就有市场，这一点让我们非常放心。

我又对项目本身进行了调查，发现它的确存在很多缺陷。别墅在建筑风格和布局上都有问题，它是联排别墅，而且别墅间距太近，前后排之间的距离最近的竟不足 5米。别墅的内部结构和布局也极不合理，整套房虽有很多房间，却没有一个大的客厅，也没有大的主卧。更糟糕的是，小区的入口有一个大规模的煤气站，巨大的煤气罐让每个路过的人都不免胆战心惊，更不要说居住在这些巨大的煤气罐边上了。进出小区时还要经过一个专人值守的铁路路口，铁路紧挨着小区的一侧。这些条件已经够差了，不要说是别墅，就是一般住宅人们也不敢买。

不过，经过多日的考察，我发现该项目也有很多优势，这些优势一般人都不太在意。该项目处在徐东路上，当时的武汉长江二桥正在此处打桩，二桥一旦通车，徐东路就会成为武汉市的内环线，而且将成为连接武昌、青山、汉口的重要通道，这个项目正处在徐东路中段，周边必将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这个项目还处在沙湖边上，三面临湖，基本上是在一个半岛上，沙湖是武汉市第二大城中湖，临湖而居自然是很多人的梦想。项目最大的缺陷是进出小区要经过煤气站和铁路，我发现这是有办法解决的。小区的北面有一个陶瓷市场，与该小区隔水相望，距离不足一千米。如果从陶瓷市场修一道堤通往小区，就完全可以避免进小区时要经过煤气站和铁路，而且走在大堤上，两面都是湖水，再在堤两侧栽一些柳树，一定别有一番景色。

通过调查我还了解到，小区旁边的铁路是原武汉重型机床厂的企业用铁路。由于机床厂不景气，已经处于半停产状态，一个月下来，也用不了几次，而且基本在白天用，并不影响小区居民休息。如果把小区的院墙加高一些，会使小区内的人忽略铁路的存在，也可以阻隔其噪音。

我还发现小区的周边还有很大的空地，还可以建三五十栋别墅，使小区的面积扩大一倍，更成规模。

小区的原开发商是团结村，项目周边都是他们自己的土地，所以修堤另建小区进出通道以及购买剩下的土地对于他们来讲不是很大的问题。再说也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他们的烂尾项目，盘活资金，何乐而不为呢？

一切准备妥当，我们便正式与团结村谈判。没有想到的是，对我们提出的合作条件，对方竟全盘接受。谈判出奇的顺利，我们很快便签了合同。

项目收购后，我们正式将其命名为“沙湖花园别墅小区”，马上对小区原有的建筑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和包装：将别墅原来的水刷石墙面全部改造为乳黄色的喷沙，使小区整体形象大为改观；对别墅的内部结构进行了调整，将大厅楼梯进行了改造，使大厅更为宽敞和气派，将主卧室改造得更大更合理；大堤很快修好了，围墙也加高了。小区原先的问题得到了全面解决，我们还在小区里铺上了草坪，栽种了各种花木，使小区形象大大提升。

经过几个月的改造，以前破烂不堪、杂草丛生的烂尾楼项目瞬间变成漂亮、现代的花园别墅小区。小区在市场上一推出，立即受到了热捧，每天都有大量的客户涌来看房。

看到看房的人这么多，我们高兴得不得了，可在高兴之余，我们也发现看的人尽管很多，但买的人极少。问题在哪儿呢？一连几天，我都装作客户去售楼部，与大家一起去看房，看他们所看，听他们所讲。我发现这些客户基本上都有了一定的身份和地位，也发了一点小财。一方面他们很理想化，希望未来的房子能如他们所愿；另一方面，他们自恃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傲气十足，售楼人员很难与他们沟通交流。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携老带幼来了很多次，有的还把亲朋好友也都请来做参谋，只是难以下决心。

为了尽快打破僵局，我让售楼人员每天下班前到集团总部，将当天的客户情况逐一汇报，让大家共同分析，尤其是对那些第二次来访和多次来访的客户进行重点跟踪。最后，我决定亲自抓这些重点客户。

没有想到的是，第一个客户在见了我后，不到十分钟就同意签约了。这是一个小老板，之前自认为自己做生意走南闯北，又有了几百万的资产，就傲气十足，谁都不放在眼里，售楼部人员几乎被他吼了个遍。他来了很多次，看得出很想买房，可他每次都会挑很多毛病，总是这里不满意，那里不满意，可见了我，他那些傲气一扫而光。一开始，我听他讲了一大堆的不满，最后我只说了一句：“其实你还是给了我面子，要说不好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不是独栋，比如说面积太小。但优势也显而易见，我不说你也知道，如果没有这些优势，你也不会想买。如果你说的那些缺点都没有，那会是什么样的价格啊。”

第一套别墅的售出给了大家很大的信心。在接下来的一周内，我们又如法炮制，把有意向的客户带到集团总部，由我亲自面谈。很快就有十多个客户签了约，沙湖花园的销售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一个烂尾好几年的房地产项目在我们的手里不到一年就成了“香饽饽”，这在武汉房地产市场引起了轰动。再加上我们一年前收购的武汉农业科技大厦，当时也是烂尾楼，我们也是在不到一年时间就全面完工，并很快租售一空。

连续盘活两个烂尾项目，又都成了俏销产品，我们俨然成了房地产界的“神手”。一大堆的烂尾项目都找上门来，不仅武汉，连广州、深圳、海南的很多烂尾项目也都找来了。

1998年10月，“沙湖花园别墅小区由烂尾变俏销”这一经典案例被评为“中国策划案例金奖”，我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获得颁奖。一时间，全国媒体一哄而上、争相报道，在他们的强势宣传下，沙湖花园很快销售一空。

东星广告：

    我被评为“中国最佳广告策划人”

东星不仅在公交站亭上打广告，还逐步开始了媒体代理、大型活动方案的策划，比如演唱会、庙会……业务范围越来越广泛。随着一系列项目的成功策划，1998年，我被评为“中国最佳广告策划人”，东星广告也成为中国最具实力的广告公司之一。

1998年5月，我们在广告方面也获得重大突破。一次我去香港，发现那里的户外广告载体无孔不入，就连公共汽车候车亭也不例外，这让我眼前一亮。我想起武汉的公共汽车候车亭破烂不堪，而且大部分地方连候车亭都没有，只有几块站牌竖在那里。如果我向武汉市政府申请，由我来投资建设公共汽车候车亭，条件是我要在这些站亭上打广告，我想我们一定有希望。

说干就干，我们马上派人去广州、深圳、北京、上海、香港及新加坡，收集这些城市的候车亭资料，与武汉候车亭作比较。通过全面的考察论证，我们做了一份详细的《关于以BOT（注：BOT是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特殊投资方式）方式投资建设武汉市公交站候车亭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一份专题报告，递交武汉市人民政府。

很快，武汉市公用事业管理局找到我们，并向我们出示了市长的批示。市长指示他们说，这是件好事，希望他们和我们尽快将这件事办好。

1998年6月，第一批由我们投资兴建的不锈钢结构公交站亭在武汉街头精彩亮相。它的出现，既给武汉市民候车提供了方便，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广告阵地。

仅仅几个月时间，一百多个不锈钢站亭出现在武汉市的大街小巷。阵地是有了，可广告业务又从哪儿来？这可把我们这些从未从事过广告业务的人愁坏了。

当时，想要打广告的客户也不多，要寻找客户自然很难。想来想去，我想了两个主意：第一，把我们东星大厦、沙湖花园及东星集团的广告先打上去，空着也是空着，还不如先给自己做免费广告；第二，把广告位招商的广告打上去，我想我们找不到客户，客户要找我们也很困难，打上广告招商的广告，那些客户不就容易找到我们了吗？

除了为我们自己打广告外，我们还劝说了中国光大银行，希望免费给他们打广告。当时不要说武汉市内的银行，全国的银行几乎都没有打广告。一开始他们不大愿意，但看到我们如此有诚意，最后还是答应了。没想到给光大银行免费打广告不久，他们便主动找到我们，愿意出钱打更多的广告。原来他们总行的人看了免费广告后非常高兴，赞扬他们此事办得好，一个新型的商业银行就应该打广告，用广告来树立形象。随后，中国农业银行也要求大量上广告。真是歪打正着，本来我们是想用他们做引子来吸引其他客户，没想到别人没有引来，倒是先把他们给引来了，真是有意思！

不仅如此，我们还作了许多其他的尝试，如用广告位去换饮料、酒，再用饮料和酒去换钱。

东星不仅在公交站亭上打广告，还逐步开始了媒体代理、大型活动方案的策划，比如演唱会、庙会……业务范围越来越广泛。随着一系列项目的成功策划，1998年，我被评为“中国最佳广告策划人”，东星广告也成为中国最具实力的广告公司之一。

东星国际旅行社：

    国内第一大民营国际旅行社

东星国际旅行社很快成为除国、中、青三大组团以外的第一大民营国际旅行社，这让武汉同行们大为吃惊。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经营方式、经营理念与之前的那些旅行社完全不同，不再是像他们那样单一经营旅游业务和待在办公室守株待兔，这让同行们感到耳目一新，也深感惊奇。

我们在旅游方面也有了进展，除了在新加坡成功收购旅行社、在香港成立东星国际旅行社（香港）有限公司和在澳门成立东星国际旅行社（澳门）有限公司外，通过一年多的努力，湖北省旅游局又批准我们成立了湖北东星旅行社有限公司，这是湖北省第一家民营旅行社。对此，我们欣喜万分，并迅速在武昌的水果湖开设了一个门市部。当时，中国的旅游业主要是被各级旅游局的直属企业所垄断，除旅游局外，还有由侨务部门为了接待海外华侨而设的中国旅行社，外事部门为接待外国人而设的中国国际旅行社（后转交给各级旅游局），以及由各级共青团委设立的中国青年旅行社，这三家机构几乎垄断了全国的旅游市场。

在进入这个市场后，由于客户几十年来的习惯性消费，我们尽管开设了门市部，却很少有人问津。为了扩大影响力和提高知名度，我们很快又在武汉大学、街道口、广埠屯开设了三个门市部。至此，我们已在武昌地区形成了四个营业点的小网络。网络建立起来后，市场上仍然没有人理会。一连几个月，除了每月支付房租、工资外，几乎没有什么收入。

有一段时间，我经常要去新加坡、香港等地，每次从香港飞新加坡，我都会去新加坡航空公司营业部购票。有一次营业部休假，而我又要急着去，便向大厦的管理人员打听。管理人员得知我要购机票，便介绍我去旁边的旅行社，我在那家旅行社购买了新加坡航空公司香港往返新加坡的机票。当旅行社的职员告诉我香港往返新加坡的机票仅需4600元港币时，我都怀疑自己听错了，因为票面价格明明标的是7700元港币。我怀疑该职员搞错了，结果把那个职员搞急了，最后把他们经理叫了过来。经理告诉我，通过旅行社买票会有折扣。这时候我才知道，在新加坡航空公司买机票贵，到他们这儿买便宜，一张机票相差3000多元！

到了新加坡之后，我还跟我的朋友炫耀此事，哪知他不以为然，他说4000多元港币往返新加坡已经很贵了，他通过旅行社经常可以搞到2000多、3000多元的机票。当时在中国，购买机票要找关系、托人情，哪里还有打折的机票？他这么一说，让我大开眼界。在中国，哪怕只有一个多小时飞机，机票都要1000多元人民币，香港往返新加坡七个多小时，机票也才2000多元港币、3000多元港币，要知道他们的飞机比我们的要大得多、豪华得多。而旅行社又为何比航空公司卖得便宜？那天晚上，我们坐在河边，边喝啤酒边聊，一直聊到深夜……

那天我才知道，旅行社对于新加坡人来讲就像医生和律师一样不可缺少，他们只要出门就离不开旅行社，因为要订机票、订酒店、订汽车，度假更是如此，新加坡人每年都会进行数次度假。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人们有钱了，有时间了，这时候会干吗呢？旅游可能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尤其是对于我这样的旅游发烧友来说，更是如此。随着人们知识素养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爱上旅游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新加坡就是最好的例证。而且经常出国的我也深深体会到国外的今天必然会成为中国的明天，东星这么些年的发展，不都靠的是先人一步吗？如果我们在旅游上也能先人一步，一定大有希望。

当时，国内旅游市场都还停留在国外人到中国旅游的阶段，中国人旅游基本不去找旅行社，想去哪里玩买张车票或者船票便直奔而去。

正因如此，我们的门市部很少有人上门，即使有，我们也做不了，因为人太少，无法组团，也就无法安排行程。无奈之下，我想起我们创业之初电脑卖不动，结果电脑耗材、维修和打字、复印、传真、印名片等业务都不错，我便让公司人员学着当初电子公司那样把一些相关业务先开展起来。可以先开展打字、复印、传真等业务，接着将机票、火车票业务也相继开展起来。当时，我还希望像新加坡、香港公司那样，把酒店的订房业务也开展起来，结果发现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关于这项业务，酒店只与旅行社单独签订合同，单独给予相关的优惠政策和支付订房代理费。为了将此业务开展下去，我不得不派了两个人分赴全国各地，专与各大酒店签订相关合同，最后，总算是开展起来了。当时是1998年6月，比携程的酒店订房业务还早好几年呢。

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东星旅行社旅游业务开展不起来，那些副业却都蓬勃发展，除了每天的打字、复印、传真业务忙得不可开交外，机票业务也开始有了起色，有时候一天竟卖出好几张。那时候，武汉的机票售票点很少，我们不但开展机票销售业务，还提供送票上门服务，这就给经常坐飞机的人提供了方便。机票业务的平稳增长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当时卖一张机票就有二三十元的利润。但由于我们仅仅是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授权代理售票点，所以并不能销售其他航空公司的机票，要想销售，还必须得到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以下简称“民航总局”）批准和取得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代理人资格。我们只卖南方航空公司机票就有这样的业绩，如果能卖全中国所有航空公司的机票，业绩又会有怎样的发展？

鉴于此，我们立即派出专人开始申办国际航协代理人资格，其过程之漫长，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历时两年，我们终于取得了这一资格。从1999年10月开始，我们终于可以使用自己的电脑查阅国内任何一家航空公司的航班信息，也可以销售国内任何一家航空公司所有航班的机票了。

自此，机票销售业务很快成为我们旅行社的主营业务，销售量也一直稳步增长。这时候，我发现经常有客户向我们咨询国际机票的事，如果我们能销售国际机票，那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经了解，当时武汉仅有两家公司具有国际机票销售资格，如果我们拥有了这一资格，就会成为武汉第三家销售国际机票的代理人，武汉市的第三家也就是湖北省的第三家，湖北毕竟是一个6000万人口的大市场。于是，我们又开始向国际机票销售代理人资格发起攻击。这一次，又是两年。

东星旅行社不仅在机票销售上取得了成功，在火车票销售上也是如此。在取得国内机票销售资格的同时，我们也取得了由铁路局颁发的火车票销售资格。这可不得了，我们的火车票销售异常火爆，一个销售点一天能卖出几十张乃至上百张票。遇上假期，一天竟卖出上千张，搞得旅行社人手不够用，我还得经常派人增援才行。

尽管东星旅行社副业开展得很顺利，可主业总是开展不起来，这让我很着急。我发现国旅、中旅、青旅三大旅行社主要开展入境和出境业务，这两项业务都让人眼红。随便接待一个入境团都有几千乃至上万元的利润，仅导游的小费就有几千元。出境团的利润更为惊人，接一个人都有几百元乃至几千元的利润，因为公安局规定护照、港澳通行证必须通过旅行社办理。也就是说，只有旅行社给你开具一张发票，你才能办护照和通行证，而开具一张发票就可收取几百元的服务费。

我们能不能把东星旅行社开办成国际旅行社呢？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我们把省旅游局局长拉到北京找国家旅游局，一次不行，两次，一年不行，两年，整整四年，一直坚持不懈。2002年元月，国家旅游局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同意东星旅行社升格为湖北东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可是，我们高兴得太早了，国家旅游局在颁发的《国际旅行社经营许可证》中规定：我们的经营范围为入境旅游。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接待国外人来中国旅游，而不能经营中国人出国旅游，所以，利润丰厚的开发票业务，我们根本不能开展。

但不管怎样，国际旅游入境资格的取得，也算是一个不小的进步，这也为我们日后旅游业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意思的是，我们取得国际旅游资格后，入境业务并未开展起来，反倒是国内旅游业务有了起色。

原来，东星旅行社升格为东星国际旅行社以后，在市场上的知名度和行业地位得到大大提升。这给了大家很大的信心，国内业务的开展也变得顺利很多。

东星国际旅行社很快成为除国、中、青三大组团以外的第一大民营国际旅行社，这让武汉同行们大为吃惊。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经营方式、经营理念与之前的那些旅行社完全不同，不再是像他们那样单一经营旅游业务和待在办公室守株待兔，我们不仅销售飞机票、火车票和订酒店，还开展打字、复印和传真业务，并且积极走出去开展门市经营。这让同行们感到耳目一新，也深感惊奇。当然，他们更不可能想象东星国际旅行社未来的作为了。

投资收费公路：

    寻找可获得长期、稳定收益的行业

我们一直在寻找这样一种行业——通过一次性投资，就可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又不受市场和环境变化的影响。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理想项目终于找到了，那就是投资公路。

在发展中求变化，在变化中求发展。到2000年，东星已经历了近十年的发展，从电脑起步，先后涉足酒店、娱乐、装饰工程、房地产、广告、旅游等近十个行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方面积累了多个行业的经验，另一方面也发现了各个行业的不同特点和周期性。而且我们尽管从事了这么多行业，却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总是让人发愁。

电脑行业是这样，进货愁，销货也愁。随着电脑的普及，卖电脑就跟卖大白菜一样，自从有了电脑大卖场，人们就可以像在自由市场一样讨价还价，我们已经从原来卖一台电脑赚几千元降为几十元，利润下降直接导致了服务质量降低。经营电脑的人员素质也大大降低，由原来的大学生、研究生变成了高中生、初中生。各种欺诈行为充斥市场，行业内的很多人利用客户对电脑的无知，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我实在不想与这类人为伍，于是忍痛退出了电脑行业。

房地产行业也让人愁。比如你发现了一个好项目，就一直要投资，等一两年后开发完并卖掉后，又发愁下一个项目在哪儿。还有就是房地产行业投入和开发的周期太长，最短也得一两年，在这期间没有任何收入。现在还好，我们能够做一个卖一个，如果哪一天我们投入的资金不足烂了尾怎么办？或者是投入久了，由于市场或其他方面的变化卖不出去怎么办？后果难以设想。

旅游和广告也都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培养过程，无论是自身品牌的建设还是市场的认可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没有两三年或者更长时间的积累，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投资都是长期的，市场的培养又是缓慢的，这也让人发愁。

于是，在东星内部，搞工业产品的倾向又有所抬头，又有人提议我们应该建一个工厂生产产品，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根，才是实业，才可能做大。可我仍认为，建工厂是有大风险的，任何工厂都只能生产一类产品，一旦市场上发生了某种不利于这种产品的变化，工厂想变都变不成了，产品一旦卖不出去，工厂还生产不生产？不生产就要停产，岂不让人更愁。

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找这样一种行业——通过一次性投资，就可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又不受市场和环境变化的影响。那该多好！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理想项目终于找到了，那就是投资公路。以BOT方式投资收费公路，一次性投资即可获得多年的公路收费权，这样的项目不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好项目吗？不管市场如何变化，汽车总不能不在公路上跑吧？公路上只要有汽车，我们就会有钱收，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汽车的数量只会不断增长，只有这样的项目才会有稳定的现金流。

可项目在哪里呢？我们开始通过湖北省交通厅查询哪里有收费公路需要投资。世界上往往就有这么凑巧的事，我们在寻找公路项目，还就有公路送上门来——江夏区政府找到我们，说他们有一条公路要投资，这可真是瞌睡遇上了枕头！

项目虽好，可我们还是进行了仔细、充分的论证。一连几个月，我不仅派人24小时昼夜不停地计算车流量，还派人对建设工程量进行预算，算出我们需要投入的资金。

同时，我们还请了公司以外的朋友以旁观者的身份去分析、判断该项目的可行性。可以说，对这个项目的投资是我有史以来最慎重的一次。因为这将是东星自创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投资，投资的回收周期也是最长的，而且此类项目一旦投资，就没有回头路，既不可能中途变化，也不可能有退出的机会。那段时间，我跑了不少收费站和收费公路，反复地将我们要投资的这条公路与他们的进行比较。

经过几个月的对比，我发现我们要投资的这条公路的优点和缺点都是显而易见的。这条路是由武汉纸坊到咸宁贺胜桥的公路，此前武汉到咸宁有一条107国道，纸坊至贺胜桥的这条路是武汉南大门的第二条通道。在没有纸贺公路以前，107国道是中国版图上唯一的南北大通道，很多人流、物流都要从107国道上通行。由于人多车多，107国道早已不堪重负，武汉到咸宁短短 80公里的路都要走几个小时，道路不仅窄（仅有两个车道），而且路面早已破烂不堪，车辆无法顺畅通行。即便是这样，设在107国道上的收费站每天都有十几万的收入，收费站前等着交费的车辆经常排成长龙。

纸贺公路原本是一条柏油公路，这条路因为有几段路还没有铺柏油，中间还要经过土地堂乡的居民区，导致路况不佳。即便如此，每天仍有一千多辆车通过。如果根据国家相关收费标准，每天至少有三五万元的收益，一年的收益应在上千万元，项目投资应该不超过一亿元，所以这种项目应该有很不错的收益。

当然，该项目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紧邻武汉市，周边的交通十分发达，公路网络纵横交错，汽车可以四处绕行，该项目一旦收费，本地车辆就可能绕道逃费。所以，车辆通行费就会大打折扣。

从项目的可行性来看，收益和风险几乎并存，如果成功将会有很大的收益，但若是失败风险也会很大。这使我非常犹豫，于是我决定将此项目先放下，暂时冷却一下，过几个月再考虑。

那几个月里，我们不急了，可江夏区政府倒急了。交通局、公路局、区政府、区委，从局长、区长到区委书记，轮番轰炸。由于江夏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所以他们一再高喊着希望我为家乡人民造福，说家乡人民会感激我的。他们真挚的诚意非常打动我。事实上，这是一个可做可不做的项目，我原本是想先放一放，结果他们这么一说，我才下决心做。

我们很快与江夏区政府签订协议，由我们以BOT方式投资，并获得30年公路收费权。

项目的前期准备很顺利，可是没有想到在签合同和审批上却磕磕绊绊。我们与江夏区签订合同后，报到武汉市交通委员会。他们告诉我，30年是国家规定的上限，一般也只有高速公路才30年；其次，不能与江夏区政府签合同，应改为与江夏区公路局签。改就改吧，不能30年，我们就20年；不能与江夏区政府签，我们就改为与江夏区公路局签。满以为这样可以了吧，哪知这才刚开始。

当我们按武汉市交通委员会要求签订新的合同并报上去时，正遇上国家将收费公路的授权全部收到地市一级政府。也就是说，江夏区政府已经没有权力与我们谈合作了。于是我们又与武汉市交通委员会讨论新的合作合同，交通委员会将此事交给所属的武汉市公路处。公路处一接手，便提议把收费年限调整为25年，前20年的利润90%归我方，10%归他方，后5年20%利润归我方，80%归他方。我想这样的调整对我方的利益并无大的伤害，便同意了。于是，我们与武汉市公路处签订了《关于纸贺公路投资的合作合同》。

一个投资项目先后与三个不同主体签订合同，已经够麻烦的了，可审批上更麻烦。我们的报告上报到湖北省交通厅，交通厅报到湖北省计划委员会，计划委员会又转回湖北省交通厅。当时民营企业投资公路在全省乃至全国并无先例，应不应该批、怎么批都不知道，所以他们两边踢来踢去。几个月下来，搞得人精疲力竭。没有办法，我们只得去找省长，主管交通的副省长看完报告、听了情况后说，这是一件好事，应予支持，请武汉市人民政府再打一个报告，由湖北省人民政府批。这样我们才总算拿到了批文。

批文拿下来，也才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的道路施工麻烦更大。当时江夏区是武汉市一个比较乱的郊区，沙霸、石霸、地痞、流氓远近闻名，加上纸贺公路经过的乌龙泉等地又是江夏最乱的地方，而贺胜桥又是远近闻名的械斗之乡。这样一条几十公里的路修下来，要涉及多少帮派的利益，打多少架，出几条人命啊。为此，我特地将施工任务交给了两支部队来完成。

这两支部队承接该项目后，便立即派部队将公路所有进出口封锁，所有人员和车辆均按我们的要求行使职责，以保证施工的顺利进行。那些企图在我们的项目上捞点利益的沙霸、石霸和地痞、流氓，看到站在各道口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腿都软了，哪里还敢有什么想法。

然而更大的问题却出现了。由于我们全线封锁了纸贺公路，所有往来车辆只得全部绕道上了107国道。可不巧的是，在纸贺公路开工之际，107国道的改造工程也同时动工了。于是所有车辆被堵在107国道上动弹不得，导致国道全线瘫痪。107国道是中国版图上唯一的南北走向的大通道，它一被堵，所有南下北上的汽车全都无法通行。结果汽车南面堵到了长沙，北面堵到了驻马店，这下可捅了马蜂窝。

国务院派出专门的处理小组来处理此事，从省长到市长，从省政府、省交通厅到省公安厅，大家都十分紧张。处理小组先定调，要求所有施工单位立即停工。见此情景，我立即站了出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坚决不同意全面停工，今天堵路是路面施工造成的，今天的短堵是为了未来长期的畅通，如果停工，堵车问题照样得不到改善，现在关键是要解决堵车问题。所以，首先要组织公安、武警疏通被堵的车辆；其次纸贺公路与107国道可以分别单向放行，由南向北的车辆走纸贺，由北向南的车辆走107国道。大家一听都非常赞同，一场让所有人都提心吊胆的危机就这样解决了。

路很快修好了，可收费却成了大问题，从我们建站收费的那天起，由收费引起的纠纷就没有停止过。本地过往车辆不愿交纳车辆通行费，你让他交费，他就将车停在收费站耍赖，把你的收费站堵住不让其他车辆通行，更多的车辆则直接强行冲站，收费员都不敢去拦。

于是，我亲自上阵，直接站上站台，要求大家对那些强行冲岗者，直接使用防冲岗设施扎车胎，对那些堵在收费站的人车强行拖离。结果一天下来竟扎了十几辆车的几十条胎。要知道一条轮胎几百元钱，如果强行冲岗，就可能造成他们四条、六条车胎全部爆裂，那就是几千元钱，而通行费才5元、10元。

当然也有耍横的人。那天我正在岗上，有一辆面包车不交费，还威胁收费员谁收费就砍谁。我上前跟他谈，他竟真的抽出长刀要砍我，我马上召集身边的人说，他如果动刀，你们都可以依法进行正当防卫、坚决回击，一切后果由我负责。这个人一听我也来真的，只得乖乖地交了费溜了。

一连十几天，我都住在收费站，并亲自上岗，终于把冲岗逃费的势头给彻底压了下去。我满以为收费程序正常了，正准备撤退，可有一天我正在睡觉，就被工作人员叫醒了。原来那些本地车辆看到我的收费决心，觉得逃费无望，于是组织了几百辆车将收费站围堵了起来。他们越闹越凶，有的甚至开始砸收费站的设备。这时候，负责来处理此事的江夏区副区长实在看不过眼了，叫警察立即采取措施。看到这个阵势，闹了一上午的人群才撤离。

这样的事一连闹了好几次，都成了报纸的热门新闻。有一次，收费站又被堵了几个小时，市里派了几十辆警车，出动了上百名警察，才平息了此事。

闹事归闹事，可我们的收入却非常可观。一天的收入都在十几万元，有时候甚至二十几万元。当时107国道一直在修，很多车辆绕行到纸贺公路。一连几个月，每月都有四五百万的营业收入。

然而好景不长，几个月后，107国道修好了，纸贺公路上的车辆迅速减少，我们的营业收入也由每天十几万下降到三五万元。更糟糕的是，一年后京珠高速的通车收费水平再次大幅下降，致使我们的收入骤减。

十周年庆典：

    雪中办庙会

这场大雪仿佛就是冲着我来的，一下就是一个星期。其实下雪倒是小事，最惨的是气温的突降，一连几天的大雪使现场的气温一下子降到了零下五六度。由于庙会四周极为空旷，冷风一吹把人冻得直打哆嗦。很多来了的市民，购了50元的门票在会场站了一会儿也不得不离开。

2001年元旦，眼看着春节就要来临，今年的春节该如何过，成了东星人讨论的话题。2001年是东星创立十周年，十周年可是大庆，这十周年的大庆如何办？我也是一直在想。有东星五周年大庆在先，这十周年大庆无论如何也不能比五周年差。如何去超越，真的成了个难题，我们提前半年就组织了十周年庆典组委会。五周年庆典的成功使东星在第二个五年中一直意气风发、勇往直前，更重要的是通过庆典活动推出的“五个一”将东星人过去的艰苦变成了财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也让我感受深刻。那一本书、一本画册、一部专题片、一本手册和一个联欢会让东星整个变了个样，大家也变得更坚强、更勇敢，对东星更有信心了。所以，我也希望这次十周年庆典再有所突破，让它推动东星再接再厉，取得更大的进步和成就。

这要求一高，难度也就自然加大。大家拿出了很多方案，比如“'五个一’要搞，五周年庆典的成功主要来自'五个一’”、“关键是联欢会，联欢会才能调动大家的情绪”、“我们干脆搞一台文艺晚会，把全国的明星请来，这样才更喜庆”，还有人提议干脆把十周年大庆办成一个东星年，狂欢几天……这主意一多，时间一长，方案反而越来越难确定。几个月下来，方案未确定，倒像是搞了一个大杂烩，什么都有，什么都想列进来，把个东星十周年庆典活动搞成了节日里的庙会。

想到庙会，这倒让我灵机一动：我们能不能把东星十周年庆典也办成庙会形式，让全市人民共同欢庆？我马上把这个想法跟庆典活动组委会人员说了，大家很是兴奋，都认为如果把大家这几个月来想的所有方案融合在一起，一定会大受武汉市民的欢迎。

可庙会到底应该怎样办，要办出哪些特色来，我们还真的没有底。我们一方面立即派人去北京考察，北京每年都有春节庙会，年年热闹非凡；另一方面通过职员及家人了解他们当地庙会的情况，尤其是他们逛庙会的感受。当看到他们讲自己逛庙会时的兴奋劲，都让人羡慕得不得了。从北京考察回来的人说的更神，说每年北京的春节庙会几乎所有的北京人都要参加，没有逛庙会就像没有过春节一样。好家伙，还真没有想到庙会竟有如此的魅力！

要办庙会，仅仅靠企业肯定是不够的，我们还说服了武汉市旅游局、文化局、江夏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由我们共同组成武汉市首届江夏庙会组织委员会。

要办庙会，还要有一个合适的场地。我们派了一批人四处寻找、比较，反复征求各方意见，最终选择在邻近武汉市区的江夏庙山进行。在庙山举办庙会，正好合适。

庙会上不仅要有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更重要的是要集中各种知名的传统小吃以及传统工艺品。比如不能少了北京的糖葫芦、糖人，天津的大麻花，还有绣花、剪纸、皮影等工艺品。还要有一些现场制作，比如制作各种小吃以及节日礼品等，品种要多、要齐全。总而言之，吃的、玩的、用的，适合在庙会出现的东西都得搬来。为此，我们组织了一个几十人的招商队伍，四处张罗。你还别说，一听说我们要在武汉办庙会，那些商家都非常积极，不到一个月，300多个商家悉数招来。

文艺节目无疑是庙会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吸引游人的关键所在，到底选什么样的文艺节目，大家争议很大。有的认为，庙会就应该演出中国传统的戏曲节目，如京剧、楚剧、汉剧、黄梅戏等；也有人认为，应在传统庙会上有所突破，应请来那些明星大腕，只有他们来，才能保证庙会的人气。可是请一个明星，一个人唱两首歌费用就是一二十万，而一个黄梅剧团几十个人演一场，费用仅几千元。但话又说回来，明星大腕费用是高，但可以吸引人气。真是左也难，右也难，让人无法下决心。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正好看到电视上播放演唱会，刘欢、田震往台上一站，几万人的会场掌声雷动，他们的每一句歌词、每一个动作都牵动着在场每个人的神经，几万观众随着他们的歌声舞动，随着他们的动作欢呼。这让我非常触动，如果把刘欢、田震请到庙会来，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呢？我仿佛看到几万人疯狂的场景。

最后我决定，明星大腕要请，现代歌舞团要请，传统的戏曲团也要请。结果我们请了刘欢、田震、韦唯、汤灿等大腕明星，还请了中国歌舞团，还有京剧团、楚剧团、黄梅戏团等传统的戏曲团以及武汉人喜欢的何祚欢及武汉说唱团。大小几十个文艺团体，上千名演艺人员，每天上午、下午、晚上三场节目，从年三十到正月十五，十六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

我还觉得不够，又请了锣鼓队、秧歌队烘托气氛，并搬来了电影放映队，每天晚上放映经典老片。

庙会现场布置更是花费了巨资，我们准备在几十万平方米的场地上张灯结彩，为此还专门租来了大量的花灯、龙灯。此外，庙会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燃放烟花爆竹。武汉人连续好几年被禁燃烟花爆竹，对此大家怨声载道。在这次庙会上，我们得到武汉市公安局特别批准，设立了专门的烟花爆竹销售点、燃放点。要知道，武汉市民已经被多年的“禁燃令”憋坏了，多少人专门去乡下购买鞭炮烟花放一通再回家。所以我相信，仅此一项就会吸引大量的游人。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们满怀信心盼望着那一天的到来，可是，眼看着时间越来越近，一场持续数天的大雨却将我们精心布置的会场淋得一片狼藉。更糟糕的是，大雨积水无法从现场排走，以致满地泥泞，惨不忍睹，我们搭的商品展台和长廊也基本都泡在水里。看到眼前的景象，我欲哭无泪。我们只得运来大量的碎石，垫在长廊和会场的道路上，又买了很多建筑用的竹跳板垫在一些积水的地方，总算是解决了会场的道路问题。这场大雨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真担心在庙会期间下雨，那时候再下雨，市民不可能冒雨来逛庙会吧？

2001年腊月三十，天气还真是不错，阳光明媚，晴空万里，武汉市首届江夏庙会于上午10时正式开幕。瞬时间，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我作为首届江夏庙会指挥长宣布庙会正式开幕。看着台下数千市民那兴高采烈的样子，我高兴极了。紧接着，韦唯一曲高歌将庙会的开幕式引向高潮。庙会现场彩旗飘扬，人声鼎沸……

人说商场如同战场，讲究的就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如果这三项有一项不帮你，你还真的难以取胜。我们越是担心天气，它就越是跟我们作对。前两天天气还不错，但到了第三天，一场大雪让我们的心都凉透了。

这场大雪仿佛就是冲着我来的，一下就是一个星期。其实下雪倒是小事，最惨的是气温的突降，一连几天的大雪使现场的气温一下子降到了零下五六度。由于庙会四周极为空旷，冷风一吹把人冻得直打哆嗦。很多来了的市民，购了50元的门票在会场站了一会儿也不得不离开。那些在舞台上的歌舞团演员就更惨了，尤其是那些舞蹈演员，本来就穿的薄衣薄衫，这下冻得更惨。看到她们那样，我都有些不忍心……

即便是这样，市民的热情仍不减，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市民从武汉三镇赶来。为此，武汉公交集团不得不将多路公交车线路延伸到这里。其中有几天每天都有几万人之多，只要天气一好，他们就开始往这儿涌。到刘欢来现场的那一天，尽管天气仍然很冷，庙会还是掀起了不小的高潮。刘欢是中国歌坛的大哥大，他的到来不光引来了大批市民，甚至有很多江夏农民也从四面八方赶来。

传统的戏曲也引来了一些票友，有些老票友一连几天都来赶场。说心里话，看见一帮老人穿着大衣、顶着寒风却仍热情不减，我都为之感动。当时我就想，不管怎样，我这也算是为这些老人造福吧！

深圳东星大厦：

    施工速度比国贸大厦还要快

国贸大厦以3天一层楼的速度创造了深圳速度的神话，而我们则是2.5天一层楼，30层的大厦，从开工到主体封顶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这是我万万也想不到的。从2001年4月开工到2001年11月完工验收，仅用了8个月时间，这种速度要在其他地方就是奇迹了。

过完春节，我去巡视了三峡分公司的项目情况。回想起当初来三峡创业的情景，我感慨万千，如果不是当时作出“挺进大三峡”的战略决策，东星可能不复存在。年前在公路收费上受挫，春节庙会因大雪的影响也让人有些伤感，沙湖花园项目投入时间长，收益周期也相当长，此时的东星再次陷入较为被动的局面，我们能否再次像当年挺进大三峡一样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呢？在宜昌的几天时间里，我再次陷入沉思，一连几天，我把自己关在桃花岭饭店的房子里，思考着东星下一步的方向。我再次想起当年去鸣凤山抽签，难道是我再次把自己送进了樊笼？是啊，当初离开武汉后，一切都是那样的顺利，为何一回去就再次陷入被动呢？我决定再次突围，这次选择的地点和方式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我从集团挑选了两名干将，一个是在春节庙会活动中发现的小伙子朱文，另一个是在纸贺公路上工作的文胜。我让他们二人假装办理了辞职手续，随我悄悄地去了深圳，我决定选择深圳作为突破口。为了在这个中国的特区有一个制高的起点，我跑到深圳的标志性建筑物地王大厦感受了一次高级写字楼。没想到的是，到深圳的第三天便有人知道了我们的行踪。一查才知道是文胜为了吹牛给集团的同事打电话说的，这让我大为恼火，这样的机密行动还未开始便泄露了，我立即让他走人。之后，我就地招收了一批职员，开始了我们在深圳的秘密行动。

当时的深圳在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打击后，房地产一蹶不振，楼市很是萧条。我发现那里的市场存在着巨大的商机，于是决定仍从自己熟悉的房地产起步，从这里打开缺口，再去寻找其他的机会。

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去看深圳的楼盘，既看正在热销的楼盘，也看一些烂尾楼，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公司的几个人也在四处寻找，还利用了一切关系，比如找湖北老乡等。在深圳房地产一片狼藉的时候，忽然有人要做房地产，这让一些潜在客户喜出望外。每天早晨从我到办公室开始，几乎都有人排着队等着与我面谈，晚上我住在酒店里，还是有人找我。什么稀奇古怪的项目和人都找来了，尤其是听说我要收购烂尾楼，当时深圳著名的几个大烂尾项目几乎都来了，像国际金融中心、中华证券广场。各种项目接踵而至，我不是谈项目就是去工地，忙得不可开交。

一个月下来，还真是发现了几个好项目，经过反复比较、分析，我们决定选择在深圳和蛇口之间的深南大道中段的地块。此地块地处当时深圳即将开发的西部地区，当地在修建好深南大厦后，决定将大道两旁的地安排给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希望他们各建一栋大厦。可多年过去了，除了离深圳市很近的地方被开发外，我们这些较远的地方还都是荒地一块。

我选定的这个地块之前是安排给教育部的，教育部得到这块地后，既没有用围墙围上，标上显著的地标，也没有先挖一个大坑再说，可以说没有任何动静。这可是再好不过的事，这样才不会有什么纠纷，比较干净。后经了解，情况与我设想的一样，没有任何纠纷存在。很快我们便谈好了合作方式，项目全部转让给我们，转让款以建成后房产的一定比例偿付。

后来，在得知我要在深圳开发写字楼时，大家都用诧异的眼神看着我。要知道当时深圳的写字楼空置率很高且租金低廉，而且烂尾楼也基本是写字楼。因为写字楼不像住宅，住宅可以预租预售，不仅可以回笼资金，还不愁市场，而写字楼则完全不同，想预售几乎不可能。写字楼的使用者都是公司，哪个公司愿意买一个没有建成的楼房，再说国际公司和上市公司等这些大一点的公司往往只租不买，况且要租给他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让大家不解的还不止于此，更要命的是我要建的写字楼处在深圳市区与蛇口工业区中段，周边几乎没有什么建筑物，是深圳几年前炸山填海填出来的一块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杂草丛生，荒凉得很。大家几乎是一致反对，认为我必死无疑。有个朋友甚至表示如果我要做这个项目，他就要与我绝交，因为他不想看见一个朋友千里迢迢来找死。

真的很感谢这帮朋友，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正是因为他们的强烈反应才使我下定了决心。我一向认为，大家一致看好的事不一定是好事，大家都反对的事不一定是坏事，要想不一般，就一定要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事。

谁都知道房地产有一句经典名言：地段！地段！还是地段！有一个好的地段，市场和客源都有了。但好的地段你能拿到吗？在香港，谁都想在湾仔竖一栋楼，为何只有几大财团实现了？在上海，谁都想在陆家嘴抢到一块地，可你有这样的机会吗？在深圳，我也有机会拿到最好的地段，可是不要说这些地段，就是那几个离市区和蛇口工业区稍近一点的地段，价钱也翻了一番，值吗？这个地方虽然偏了一点，但价格也便宜了不少，这样成本就低了，成本一低，销售价格就有竞争力。地段是有竞争优势，可还有一句话叫做：价格！价格！还是价格！有了价格优势同样具有竞争力。

 

事实上，我们除了价格优势外，地段的优势还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我们不靠蛇口也不靠市区，所以我们也可以沾两边的光，市区的公司和蛇口的公司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客户。而且，我们最大的优势在于当时在建的深圳地铁中心站就在我们门口，尽管地铁还在建，市民还不知道它的好处，但从国际上的情况看，凡是离地铁站近的物业，价格都会比没有地铁的地方高许多，这也预示着我们的大厦会更受欢迎。再者，从政府将地铁的中心站设在这个两不靠的地方来看，这片区域也必将成为深圳未来的发展新区。

2001年4月，深圳东星大厦正式开工建设。

有人说房地产做住宅是中学水平，做写字楼是大学水平，这次深圳东星大厦的建设我算是领教了。首先是设计，尽管我原来已经做了几年的房地产，自认为对房地产已经比较懂了，这次要做一栋30层高的高级写字楼，还真把我难住了。尤其是在深圳这样一个地方，写字楼鳞次栉比，从国贸大厦到地王大厦，都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高档写字楼的典范，我们在深圳开发写字楼，无异于关公面前耍大刀。

因为我们要建的大厦周围没有建筑物，建起来之后一定会很醒目，如果有一定的特色，必将成为这一区域的标志性建筑，这就要求我们在建筑设计上下大工夫。为此，我又像当年建桃花岭饭店一样，在北京、上海、广州转了一圈，仍觉得不够，还专门去了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回到深圳又找了几家设计院做方案。那段时间，我的办公室、酒店房间摆满了大厦的各种设计方案。有些方案很漂亮，但投资大，只有忍痛割爱；有些方案也很美，但不实用，也只有舍弃。最后，我们通过反复比较、修改、调整才确定了方案。但我仍觉得不满意，又对大厦的外观颜色进行了调整，将原来的灰色改为乳白色。乳白色显得庄重大方，一定会使大厦更加引人注目。

外观形状确定了，平面布局和结构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要知道，建造高级写字楼我们毫无经验，心里完全没有底，这让我费了很大的心力。后来，我把深圳的写字楼分了几个类别：一个是地标性的，如国贸大厦、地王大厦、赛格大厦，租赁这一类写字楼的公司主要是一些跨国机构、上市公司和其他大型公司，他们不在乎价格，而看重写字楼的品质以及是否符合公司的形象定位，这类公司的需求，我们目前还不能满足；其次是中等偏上的客户，这些客户看重好的办公条件和环境，也比较在意价格；还有那些中等客户，他们在意办公条件和环境，但要求又没那么高，对价格要求较高，更趋向物美价廉；再就是一般客户，对办公条件要求不高，更在意价格。

这样一分类，我们就明确了自己的定位，最高级的那些客户和最一般的客户我们基本可以放弃，中等和中等偏上的客户便成了我们的重点发展对象，这类客户的要求便是我们的设计要求。于是，我拜会了在深圳的朋友，了解他们对当下写字楼的体会和期望。经过交谈，我发现我们原先并不在意的东西，作为使用者却非常在意，比如电梯。在深圳，很多公司的业务量都很大，他们有的拥有全国性网络，有的甚至是全球性网络。所以，办公室经常人来人往，电梯的使用频率就会很高，在电梯间门前等候的时间往往也会很长。比如我们办公的地王大厦，每天早晨上班高峰期，电梯门前排的队就很长，还真让人头疼。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决定使用高速电梯并多设计安装两部电梯。我相信这就是我们写字楼的一个卖点，并计划在销售时作为重点来推广。

事实上，那些长期在写字楼工作的人，他们的发言最具权威性，比如他们反映的楼层太矮、太深、太大，柱子太多，以及大厦的窗户有缺陷等，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发现。当时，我们去了一家公司，本来是与该公司董事长讨论大厦的设计意见，他的秘书忍不住插了一句，说大厦的窗子非常重要。她还跑到窗子边给我们作了示范，说他们原先办公的地方由于窗子质量太差，关不严实，每天办公室都会很脏，她每天打扫几次也不管用，现在这个大厦窗子质量很好，不但很严实，而且还能隔音。于是，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这个大厦的窗子是双层玻璃的，不仅是窗子，整个玻璃幕墙都是如此，难怪可以隔音。回来后跟设计师一谈，才知道双层玻璃之间还充有气体。这种玻璃幕墙不只是隔音这么简单，还有保温、节能的功效，不仅使身处室内的人倍感舒适，还能减少空调负荷，节约能源。好家伙，原来玻璃幕墙竟有如此大的学问！我们决定使用这种幕墙，也计划将其作为重点来宣传。

在研究设计空调房时，我们也有了重大发现。当时我们正在设计中央空调在每层楼的风道、管道及空调终端的布局，设计人员的一句话让我如梦初醒，他说谁也无法预测将来的用户希望我们的空调终端如何布局。据他了解，这些设计布局都是摆一个样子给人家看，一般客户来了以后因为要求各不相同，都会在装修时拆掉再重新装。难道我们花费上千万元只是摆个样子？我们能不能不装？我向设计人员请教，他说当然可以。他还告诉我们，空调的设计安装不会对设计施工及验收、销售有任何影响。就这样，我们把每个楼层的空调管道和风道全部省掉，这一省便省下了几千万元。

深圳真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做了那么多年的房地产，在这里我才知道，开发商不仅在建筑布局、式样上有发言权，甚至在建筑的梁、柱及楼体的钢筋含量、混凝土用量上都有发言权。设计院在与我们探讨这些问题时，我们才知道，这里的设计院已经被开发商逼着如何在建筑结构上为开发商省钱了。

深圳东星大厦不仅在设计上为我们省了钱，在运气上更省钱。一栋30层高的大厦，一般在桩基上都是要耗费巨资的，很多开发商就是因为运气不好，一桩打下去，几十米乃至100多米，几百万、上千万元扔下去却最终烂尾了，这种项目多的是。我们这个项目却出奇的好运，当我们一开凿下去，全部是岩石基础，几乎不用打什么桩，后来只是为了防浮力挖了几米桩基。那么高的大厦，桩基才用了几百万元，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那天，我们讨论了大厦的各部位所用扶手、栏杆，最后确定为全部使用不锈钢栏杆。之后，我去地王大厦的地下停车场取车，突然发现消防楼梯的扶手是普通的钢条和钢筋，还发现楼梯地面也并未使用地砖。这让我灵机一动，马上召集技术人员与设计人员再次会晤。我提出消防楼梯仅供消防时使用，而且也只是在电梯不能使用时作为备用，完全没有必要使用不锈钢扶手，再说连地王大厦也没有使用，楼梯地面更没有必要使用地砖。设计院很快接受了我的方案，仅此一项就节约了几百万元。

总而言之，这栋大厦我们在该使用钱的地方绝不含糊，比如多装了两部电梯、使用快速电梯、使用玻璃幕墙以及对大厦的梁、柱做了重要调整等。在该省的地方我们也做得很彻底，这些省的地方不仅不影响大局，而且还更趋于合理。在大厦的设计上下这么大工夫，这是我们从来没有过的，过去我们只是确定一下建筑外观和布局，其他方面就交给设计单位去完成了。

深圳东星大厦由于前期做了充分的论证和准备，这就为后续的工作打好了基础。我们选择了深圳设计能力最强的设计院——广东设计院深圳分院，还有实力最强的施工队——中铁建工集团，好的设计院再加上好的施工队，就为整个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还有更让人高兴的事，人说干大事得天时、地利、人和，这次我们也算占全了。深圳是一个海滨城市，多风多雨，如果遇上台风，几天都不能施工。东星大厦在将近四个月的主体建设期里没有遇过一场雨，有几次眼看着暴雨来了，我们已经做好了防雨的准备，暴雨是下了，可在距离工地不远的地方便停了。更有意思的是，大厦主体封顶的第二天，大雨便来了，正好给我们做养护。

深圳东星大厦的施工速度比当年创造深圳速度的国贸大厦还要快。国贸大厦以3天一层楼的速度创造了深圳速度的神话，而我们则是2.5天一层楼，30层的大厦，从开工到主体封顶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这是我万万也想不到的。从2001年4月开工到2001年11月完工验收，仅用了8个月时间，这种速度要在其他地方就是奇迹了。

当我们尚在施工还未做销售准备的时候，来看楼的客户就已经络绎不绝了，这真让人意外。我们立即组织人提前开始了销售接待，并在大厦外打出了销售、租赁的巨幅广告。一时间，大量客户蜂拥而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整栋大厦被租赁一空。

深圳一战，大获全胜！八个月的时间，我们打了一场连自己都不相信的歼灭战，这是东星成立近十年来最为漂亮的一战，时间短，收获大，也是东星历史上的一个神话，它使我们更加自信——我们能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前沿取得如此大的胜利，就意味着我们有更大的能量，能干更大的事业！

2001年6月5日，东星成立十周年庆典盛大开幕，庆典晚会以“东星璀璨”为主题，各公司拿出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十周年庆典晚会在五周年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提升，由于在举办五周年庆典和庙会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这次晚会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联欢，而成为各公司才艺大比拼的赛场。早在庆典前夕，集团就派专人到各公司对其选送的节目进行筛选，为了使自己的节目能选上，各公司都铆足了劲。对选中的节目，我们还要在晚会上进行现场打分，最后在典礼上宣布获奖节目。这充分调动了各公司的积极性，有的职员几个月前就开始排练节目，有的还找来专业人员对其进行培训。之前我们非常头痛的如何超越五周年庆典的问题，在集团总动员中居然解决了！

晚会舞台上，一群穿着白衣的“天使”手捧烛灯，唱起一曲动人的《祈祷》：

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

多少祈祷在心中。

让大家看不到失败，

叫成功永远在！

……

这首歌最后竟成了全场所有人员的大合唱，大家一边唱，一边打着节拍。歌声终了，台下响起了热烈、长久的掌声。这曲《祈祷》唱出了大家的心声，是啊，这是大家的祈祷，是全体东星人的祈祷，我们祈祷东星集团“成功永远在”！

开启收购行动：

东星演绎蛇吞象

苏永宁的加盟再次给武汉市旅游界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第一大社的掌门人以及第二大社尽数被我们收入囊中，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成为武汉第一，指日可待！

东星自1994年3月开始销售机票以来，就一直希望在旅游上有所突破。由于当时的旅游业是垄断行业，基本上被各大国营旅行社所掌控，民营企业不能涉足，我们便去新加坡收购了一家旅行社，并逐步在境外建立了旅游网络。经过两年的努力，我们被批准成立湖北省第一家民营旅行社——湖北东星旅行社有限公司。又过了两年多，我们经过多方努力，总算将湖北东星旅行社有限公司升格为湖北东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当时，像我们这样只能做入境游不能做出境游的旅行社被称之为二类社，想做大几乎是不可能的。经过几年的积累，我们对旅行社总算是摸出了些道道，也一直在寻找新的突破口。

2002年，全国兴起政企分开、企业改制之风，国营旅行社首当其冲。改制的第一步便是政企分开，把原来的旅游局、旅行社分成了政府和企业两个机构，一部分原企业负责人便开始将企业变成管理者持股、员工持股。一听说这个消息，我便立即开始行动。我发现，当时武汉市旅游局下属的唯一两家国际组团一类社——武汉市海外旅游总公司和汉口中国国际旅行社同时在进行改制。这两家旅行社都具有出境组团资格，也就是说，武汉市民要出国旅游，只能找这两家社，办护照和通行证均被他们所垄断，仅这一项业务就让人眼红得不得了。所以，我们收购其中任何一家都意味着具备了出境资格，也就成了湖北省八大具有组团资格的国际旅行社之一。

很快我们便同这两家旅行社的负责人取得了联系。当时，武汉市海外旅游总公司是武汉市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旅行社，前身就是武汉市中国国际旅行社，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是同一机构两块招牌。所有外国人来武汉只能由他们负责接待，而且几十年来他们也一直是武汉市旅游界龙头老大。

了解情况后，我们决定立即出手。收购武汉市海外旅游总公司不仅能使我们取得一类社的资格，更意味着我们将成为武汉市旅游业的No.1。由于该公司在改制时还留有40%的国有股份，于是我们找到其国有股的持有人武汉旅游控股集团公司，希望他们将持有的国有股份转让给我们，哪知他们也正求之不得。原来他们在改制时就希望一次性改彻底，将全部股份转给公司的管理人员和员工，但管理者及员工仍希望留有国有股份，不愿意全部接受。一听说我们要，正中下怀，我们很快便达成共识。

我们又找到海外旅游总公司董事长苏永宁，他也同意将自己所持有的股份全部转让出来，并且还找了其他几个管理人员征询了意见，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表示同意。于是，他们便决定召开公司董事会通过此事。本来决定下午召开董事会，可当天上午，公司竟有人贴了大字报，说要坚决抵制东星收购，说他们不愿意全部民营化，还说什么“一帮不懂旅游的人是做不好旅游的”云云。这一招还真管用，之前同意出售股份的人也开始犹豫了。更糟糕的是，公司上下也因此乱成了一锅粥。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们公司的一位副总一手策划的，因为公司的管理人员除持有股份外，都还有行政级别，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还保留着副局级的官衔，副总则保留处级的官衔。这位副总担心我们将全部股份收购后，他的官位就保不住了。公司管理人员中存在这种心态的还不少，在他们的鼓动之下，其他人也跟着起哄。

针对这种情况，我一方面随时了解事情的进展，另一方面也开始第二手准备，与第二收购目标——汉口中国国际旅行社进行接触。汉口中国国际旅行社是武汉市第二大一类国际旅行社，在影响和规模上仅次于武汉市海外旅游总公司，二者当时同为武汉市旅游局直属企业。汉口中国国际旅行社改得更为彻底，一次性100%地将国有股份转让给了管理层，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汉荣持有50%以上的股份。这样一个完全民营化的企业就不存在体制方面的问题了，也就好办多了。

汉口中国国际旅行社与武汉市海外旅游总公司在业务经营上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武汉市海外旅游总公司几十年来几乎是海外来武汉旅游团的法人首选，所以在入境业务上有很大的优势。再就是武汉市组团出境游，最开始也是武汉海外旅游总公司独家办理，其品牌和影响力深入人心。而汉口中国国际旅行社原先只是武汉海外旅游总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在业务上没有什么基础，其出境资格获取的时间不长，入境业务的基础也很薄弱，多年来主要靠收取承包挂靠费过日子，谁想借他们的招牌就一年给他们上缴一两万元的承包费。

对汉口中国国际旅行社的股份持有者来说，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会同意我们收购。所以，我们几乎没有费什么力就拿了下来。

本来我们还在遗憾没有成功收购武汉海外旅行总公司，而只收购了排行第二的汉口中国国际旅行社，可没成想，同行震惊了，媒体震惊了，我们还未正式对外宣布，各路媒体就都找上了门。

《东星演绎蛇吞象》、《汉口中国国际旅行社落入民营东星之手》、《东星进军旅游业》，各大媒体都以大篇幅进行了报道，标题一个比一个吓人，内容也一个比一个精彩。比如说我们为了做旅游竟做了十年准备，计划收购武汉市海外旅游总公司的故事也被描绘得神乎其神，说我们收购了老二100%的股份，还不是最终目标，有可能发起新一轮的攻击。好家伙，那些记者的想象力比我还强。不过这些话对我也有很大触动，我们收购了汉口中国国际旅行社，就意味着已经成为武汉市旅游业的老二，为何不努力一把，使自己成为老大呢？而且当时湖北省有八家国际组团社，我们这次收购的成功，也仅仅意味着我们成为湖北八家国际组团社之一，那么我们为何不在湖北的行业排名上努一把力呢？

于是，我将东星和武汉海外旅游总公司做了一个比较，将我们各自的优势、劣势都仔细地比对了一番。我发现武汉海外旅游总公司尽管有几十年的历史和品牌优势，但他们主要靠做海外旅游团来汉旅游的业务。前几年三峡告别游使他们的相关业务发展迅猛、效益猛增，但也因为三峡游炒作过度，他们的其他业务萎缩得厉害，除了三峡外，湖北其他地方的旅游都没能发展起来。本来湖北的旅游资源不错，武当山、神农架、襄樊、荆州都是很不错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在入境游上很难有更大的作为。在出境游上，他们以前一直是一家独大，但随着湖北省其他七大组团社出境资格的取得，这一独家优势也没有了。而国内游由于利润微薄，他们根本看不上眼。

超越武汉海外旅游总公司成了我们的一个目标。虽然没能成功将其收购，但我却与其董事长兼总经理苏永宁成了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长谈，谈武汉旅游、湖北旅游、中国旅游，乃至世界旅游。苏永宁是学日语出身的，大学毕业后便在武汉海外做导游兼翻译，二十多年来，他凭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地从普通导游做到了副局级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他是中国旅游业的经历者和见证者，中国旅游从当初的政府外事接待到今天的企业化经营，他都亲身体验过。经过几次长谈，我认为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型人才。我想，武汉海外我们虽没有收购成，但如果把他请来岂不是更好。我向他发出了邀请，他心有所动，但还是有些犹豫，毕竟要放弃今天这来之不易的一切，换了谁都会有些不舍。我给了他几天时间让他考虑，几天后，他终于答应加盟东星。

苏永宁的加盟再次给武汉市旅游界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第一大社的掌门人以及第二大社尽数被我们收入囊中，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成为武汉第一，指日可待！

此时，又一个宏大的计划在我的脑海中产生，我决定对北京、上海、深圳全线出击，收购当地的国际组团社。我派了几拨人分头行动，去了解三地的情况。

首先打开缺口的是深圳。我们很快便与正在改制的旅行社一一取得联系，发现深圳有一家组团社刚刚改制完毕，其情况与当初的汉口中国国际旅行社十分相似，股份是管理层持有，也几乎是靠承包挂靠过日子。但其业务量很大，十几个业务部门，主要经营出境业务，是深圳仅有的五家国际组团社之一，其规模位居深圳第三。它就是深圳东方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改制前也是深圳市旅游局直属企业。

听说武汉的一家企业要收购他们，他们竟不屑一顾，因为他们刚改制，还计划着大干一场呢，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卖。为了显示诚意，我亲自上门拜访，他们更是不可一世，几乎都不正眼看我一下。事后公司老总跟我们说，他看见我和朱文两个年轻人一去他们公司就说要收购他们，以为当时遇上了骗子，之所以没有赶走我们而是接着跟我们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骗子”挺好玩，想看一看我们究竟要用什么“骗术”。当听说我们在地王大厦办公并在深圳建了自己的大厦时，他当即表示要与我们一起去看看。我当时也觉得奇怪，跟他见面刚谈一会儿，他就表示要到我们公司，我还很高兴，根本没看出他仅仅是想早一点揭穿“骗局”。当他去了我们在地王大厦的办公室并看到刚刚封顶的东星大厦时，才明白自己的判断完全是错误的，紧接着便是掩饰不住的惊愕和诧异——他无法想象眼前的年轻人仅仅一个分公司便有如此的规模。他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开始主动邀请我们吃饭，想进一步了解我们，我们也邀他到武汉进行了考察，但他一直下不了决心。

与此同时，北京方面也有了突破，找到了北京全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刚刚改制的具有国际组团资格的旅行社，公司股份也在几个管理人员手中，是当时北京十三家组团社之一，业务规模排在北京前五名，以经营入境游为主，其中韩日团的组团量为北京最大，其次是欧洲团，在北京的同行中有较大的影响力。

我们在上海也锁定了目标——上海衡山国际旅游有限公司。这是上海市人民政府衡山集团下属的大型旅游公司，在上海仅次于锦江和华亭，在当地也有较大的影响力。但上海在改制方面较为迟缓，才刚刚进入议题，还未正式开始。当时上海有九家具有国际组团资格的旅行社，其他几家都具有较大的资产规模，像锦江和华亭都有好几家五星级酒店、几十台汽车，上海国旅和上海航空国际旅行社也都有较大的资产规模，仅衡山有收购的可能。

从深圳东方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北京全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到上海衡山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我们双方谈得都不错，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收购条件也比较满意，但又都迟迟下不了决心，让我很纳闷。于是我把派往这几个地方的人都召了回来，探其究竟，大家也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为了搞清楚这三家公司的意图，我亲自去北京、上海、深圳走了一趟，对他们的情况一一进行分析和判断，发现他们都有不同的情况和心态。

比如深圳东方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他们的出境业务还不错，当时中国人出境旅游90%都从深圳口岸出关，而深圳仅有五家出境旅行社，所以小日子还过得不错。我们还发现另外一家公司也在与他们谈收购，这家公司是当时号称中国第一民营企业的德隆集团，他们当时还购买了苏联的一艘航空母舰“明斯克号”停泊在深圳大鹏湾做旅游。不久前，在深圳市旅游局举办的旅行社资格竞拍会上，我还亲眼看见他们以76万元的高价拍得一个国内旅行社的经营资格。从这些事中，可以看出他们做旅游的野心和势在必得的雄心。针对这种情况，我决定暂时先放一放、冷一冷，如果太激进，肯定不会有好结果。再加上有德隆这样的强劲对手在，如果我们硬上，要么落败而逃，要么高价成交，这两种结果都不是我愿意看到的。

随后，我又跑到了北京。北京的这位老总倒是性情中人，很是直爽，酒一下肚，便说出了真心话。他说他们才改制完，希望过一段时间再说，同时也表示想收购的人也不少。我很吃惊，原来我们已经有很多对手了，有我们这样想法的人还挺多的。在这些对手中依然有我们的老对手德隆，这让我吓了一跳，真是冤家路窄。好在北京公司对德隆印象并不好，明确表示德隆即使出价再高也不卖给他们。他的话让我放心不少，也让我们对这次收购更加有信心，可他仍下不了决心。看来只有一个字：等。

上海衡山国际旅游公司因为改制才刚刚开始，还需要清产核资和审计，估计需要的时间更长，急也没有用，也只能等了。

眼看着深圳、北京、上海的收购行动由于各方面原因陷入僵局，我决定暂时停止收购，把所有人员召回武汉，先将武汉的业务开展起来，做好总结工作，以便为未来在北京、上海、深圳的发展积累经验和储备人才。于是，我们在武汉打响了突击战。

为了在武汉迅速打开市场，我决定改变之前旅行社大都在办公楼办公的销售模式，大力拓展门市网络。我觉得我们应该走出去，把服务送到客户家门口，将东星国际旅行社办成客户身边的旅行社。于是，我们把广告主题定为：东星国际旅行社，您身边的旅行服务专家。

我们计划像当年办电子公司一样，针对尚未启动的武汉个人及家庭旅游市场进行启蒙和引导，让大家知道我们的经营方式和经营范围与其他旅行社不同。我们也不是传统的旅游公司，而是一个国际旅行社，旅游公司只是做旅游，我们要做的除了旅游还包括旅行，旅行的意义远远大于旅游。也就是说，你出门需要的一切服务，包括订火车票、飞机票、酒店、车以及安排会议等，我们都可以做。为了让客户更加了解东星国际旅行社的服务，我们在所有门市部玻璃门上都贴上了“国际国内旅游、机票、酒店、租车”的字样，并统一使用了企业形象标识——以绿色铝合金为底，用白色的中文和英文字母做企业的徽标。很快，十几个有着统一形象、统一标识的门市遍布武汉三镇，让人耳目一新。

为了充分整合资源，我将收购的汉口中国国际旅行社更名为“武汉东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对此，大家争议很大。中国国际旅行社是中国三大名牌旅行社之一（其余两个是中国旅行社、中国青年旅行社），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这样的名牌不用白不用，将其更名为没有任何知名度的东星国际旅行社，实在太可惜了。对此，我也很犹豫。从短期来看，的确有些得不偿失，但从长期来看，各地的中国国际旅行社鱼龙混杂，有像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这样的中国第一大社，也有一些挂名的乱七八糟的旅行社，大家对国旅的品牌也是褒贬不一。而且我们用这个品牌就像是穿别人的衣服一样，永远没有自己的形象。再说，我们的业务范围比他们原来要大得多，以东星国际旅行社的面目出现，就更容易让人们知道我们的与众不同。此外，我们在全国收购和发展，就是想统一品牌、统一形象、统一宣传。于是，我一狠心、一跺脚，放弃了让人眼红的“中国国际旅行社”招牌，更名为“武汉东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绿色军团：

东星国际旅游车队

2003年春节前后，我们的“绿色军团”全部投入到武汉—深圳的春运之中。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的春运收入高达1100多万元，这个大胆的设想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在我们收购了汉口中国国际旅行社后，便自然成为武汉市第二大国际旅行社、湖北省八大旅行社之一，但要在市场上得到客户的认可、在同行中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却并不容易。更要命的是，我们缺乏业务基础，也没有像国旅、中旅、青旅那样的遍布世界的网络和源源不断的入境业务，更没有他们几十年来积累的客户资源。除了经营资格，我们几乎一无所有。

寻找业务突破口成了我们的一大难题。我几乎每天待在门市部，了解客户情况。我发现上门的散客不少，但我们却无法接收，收下也无法做——你收这些人去租车，往往不够付车费钱，不做又很可惜。想来想去，我决定购买几辆旅游车，从周边短线游开始。

我们先购买了3辆旅游车作尝试，效果非常好，接着又购买了17辆旅游车。20辆绿色的拥有统一形象的全新豪华旅游车立即成为武汉一道亮丽的风景。为了扩大影响、树立形象，我让司机每天在没有业务的时候将车整齐列队开到街道上作宣传。

当时武汉也有几个旅游车队，但那都是一些车龄较长的旧车，还有一些个人经营的旅游车。像我们这样一次性购买20辆豪华旅游车、又是统一的车身颜色和标识的车队一亮相，立即让大家眼前一亮。车队的运营大大推动了业务的发展，几个月后，我们又购进40辆豪华旅游车。60辆全新豪华旅游车使我们的车队一下子成为湖北最大的旅游车队，也使东星国际旅行社在行业内和社会上的形象大大提升。

有了强大的旅游车队的支持，我们马上包揽了数十条汽车旅游线路。包括由武汉始发到庐山、黄山、张家界、凤凰古城、桃花源、九华山、武当山、三峡、九畹溪、神农架的中短途线路，甚至还有到华东五市以及广州、深圳、珠海、北京的长途线路。

为了充分发挥湖北最大旅游车队这样一个优势，我让公司派人了解武汉人坐汽车旅游去得最多的地方，又专门去车队问司机他们每次出车到哪个旅游景点看到的武汉旅游车最多。结果发现武汉人坐汽车旅游去得最多的是九畹溪，武汉人喜爱漂流，每周都会有几十辆车前往那里。有了目标就好办了，我们决定用我们强大的车队首先打好九畹溪这一仗。当时市场上武汉到九畹溪二日游全包的价格为338～368元不等，我们经过反复计算，得出旅行社的成本价在280元左右，旅行社的毛利为每人50多元。我决定将价格直接定为278元，这样其他旅行社便会望尘莫及。我们随即加大了广告投入力度。

这一价格一经推出，就引来了大量市民，一天仅九畹溪就收客几百人，有时候甚至突破千人。一到周末，我们的“绿色军团”便摆满了九畹溪景区的停车场，颇为壮观。一连几个月，每周都有几千人、几十辆车前往。别家旅行社因无法给出如此低的价格，只得缴枪投降，武汉到九畹溪的旅游市场几乎被我们垄断了。

九畹溪一战的成功，让我们充分体会到车队的强大优势。因为我们是自有车队，所以即使抛出低价，仍有较大的利润空间，可别人就做不到了。

紧接着，我们又发现了武汉人热衷的第二个旅游目的地——天柱山。我们如法炮制地对天柱山发起了进攻，打得武汉的同行丢盔弃甲，再次拱手让出地盘。

当时仅天柱山、九畹溪便让我们十几个门市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凡事有好的一面，就会有不好的一面。我们60辆旅游车虽然周末忙得一塌糊涂，但周一到周五却闲得无聊。利用率不高，收益率自然就不会高。我当时想，周一到周五反正没什么事，就开着车在街道上作实体宣传，既能扩大东星国际旅行社的影响，树立强大的品牌形象，又能扩大车队的影响，让大家知道我们有这样一支庞大的车队，也便于租车业务的开展。一开始大家都不理解，这么多的车空开要浪费多少汽油，甚至对我的指示采取消极态度，我说一次，他们便出去转一转，我不说了，他们便不动了。

可喜的是，我们的宣传行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天，几个人尾随着我们的车队追到了公司，要求租车，租大量的车，而且是长期租。当负责车队业务的施雯跟我反映了这一情况时，我高兴坏了。

要求租车的单位是武汉市电信局。他们之前一直租公交车接送职工上下班，对其车况、服务一直不满意，刚好合同到期，就希望租我们的车接送职工。

由于他们用车是在周一到周五，而且仅限于上下班时间，出车时间很短，因此并不影响我们周末的旅游团体用车和白天的出租业务。于是我们很快达成共识，一次性出租30多辆车供他们长年使用。一年几百万元的租车费就这样送上了门，这几百万基本解决了车队的固定费用，其他的任何收益便成了公司的利润。

看来，我们与武汉市电信局真的有缘，当初我们在做电脑业务时最大的一单就是来自武汉市电信局，想不到我们做旅游车队，他们再次送上了大礼。

有了电信局这一单业务的推动，我们在租车业务上发展迅猛，随后我们又有了武汉邮电科学院、凯迪电力等一批企业客户。有了这些稳定收入，我们便又购置了大量的新车。

不仅如此，我还发现了另一个商机。那是临近春节的时候，当时我在深圳，随时随地都能听到大家在谈回家的火车票和机票很难买，一张100多元的火车票被炒到上千元，还一票难求；即使买到了火车票，也是站票，往往要在火车上站十几个小时，而且人挤人、人靠人，让人痛苦不堪……

深圳是全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每年都有大批的人回家过年，珠江三角洲的其他地区也有几千万人等着回家，每年的春运都让铁路、民航、公路头疼不已。如何缓解一票难求的状况，成了大家共同的难题。尽管离春节还有两个月，大家已经开始着急寻求购票之道。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们有那么多的旅游车，如果能到深圳送民工回湖北老家，一定会大受欢迎。

从武汉开旅游车来深圳运送民工回湖北，这肯定是件好事，但要让大家都相信你也很难。怎样才能取得大家的信任呢？再者从武汉到深圳长达千里，要经过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几十个市县，这中间会有多少管理部门出来干涉，弄不好会弄巧成拙，搞出大麻烦来。我想了一个好主意：找到湖北省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请他们给予帮助。他们一听非常高兴，也认为是自己的职责所在，便爽快地答应了。

2003年春节前夕，《深圳特区报》、《深圳晚板》、《深圳商报》等几大媒体同时出现了一则《重要启事》：在深圳的湖北老乡请注意，湖北省人民政府为了解决在深圳工作的湖北人回家过年难的问题，特通过相关单位组织了大批豪华旅游车运送大家回家欢度春节。有意者请到深圳市滨河大道湖北大厦湖北省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办理相关手续或致电×××。

启事一登，我们设的五部咨询电话立马被打爆了，我们马上又增加了五部，但仍不够，一天几千个电话打进来，让人措手不及。湖北大厦也被急切回家的人群包围了，我们安排的三万张往返车票不到两周便抢购一空。

2003年春节前后，我们的“绿色军团”全部投入到武汉—深圳的春运之中。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的春运收入高达1100多万元，这个大胆的设想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从此，每年的春运，在武汉—深圳长达一千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上随处可见“绿色军团”的身影。

春运的成功，使我们发展旅游的信心和决心得到进一步增强。我们已先后分几次大批量购进旅游车，最终使旅游车达到200多辆。除武汉之外，还在深圳、上海、北京、南京建立了自己的车队和基地。东星国际旅游车队成为全国最大的旅行社自有车队，东星国际旅行社也随着车队规模的壮大而得到迅猛发展。

兰世立举报武汉副市长遭报复其哥被人打成重伤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22日15:28 时代周报

　　本报记者 黄昌成 发自武汉

　　9月18日下午，武汉市江夏区乌龙泉矿家属大院，兰世立二哥、货车司机兰保忠躺在自家床上，百无聊赖地看着电视。由于双腿被人打成重伤，他已有一个多月无法下地行走。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上厕所都要老婆帮忙。”兰保忠一边说，一边翻开盖在身上的被褥，露出了布满伤痕的右腿—为了让他早日恢复行走的能力，医生用两块钢板将其已经断了的右胫骨中上段固定，再缝了将近30针。

　　兰保忠共有兄妹4人。大哥兰宏旺，兰保忠排第二，二人经历相似，都曾参军入伍，后在武钢乌龙泉矿工作；他们还有个妹妹，在武汉市当公务员，兰世立年纪最小，也是4人中最为聪明的一个，因为创立了东星航空而一度成为湖北首富，但如今却因为逃避追缴税款罪而身陷囹圄。

　　“以前他富有的时候，对我们也没什么帮助，都是各过各的日子。”兰保忠说。

　　兰世立入狱后，曾一度将东星集团的管理权交给大哥兰宏旺，而兰宏旺有时也会叫兰保忠过去帮忙。即使身为兄长，他会仍不自觉地称自己的弟弟为“兰总”。

　　兰保忠认为，如果不是兰世立破产坐牢，他们一家会按着原来的轨迹一直生活下去，自己也不至于被人打断了腿。

　　兰保忠遇袭

　　在过去的两个多月里，为了拯救已在狱中一年半的兰世立，兰家曾两次对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进行实名举报。

　　第一次是在7月22日，兰宏旺向湖北省纪委等部门递交了实名举报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的信。据湖北省纪委新闻发言人介绍，省纪委收到举报信后，曾两次约兰世立亲属当面核实情况，并就举报内容展开调查。

　　第二次则是在9月1日，东星集团总裁助理、兰宏旺的女儿兰剑敏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痛陈袁善腊有包养多名情人、收取巨额贿赂、将政府巨额资金借给黑社会发放高利贷、指使他人组织围攻政府机关、滥用职权、对受害者进行打击报复等“六大罪状”。

　　兰保忠就是在这两次举报之间的8月9日夜晚遭到袭击。“举报的事情我知道，但我没具体参与，”兰保忠说，“我之所以被打可能是因为长得很像大哥兰宏旺。”

　　8月9日晚，应朋友之邀，兰保忠来到洪山旺谷市场旁的大排档吃宵夜。大约夜间10点，两人刚坐下来，还没来得及吃饭，4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手拿洋镐棒走了进来，“什么话都没讲”，上来就对着兰保忠一阵毒打。

　　整个行动过程极为迅速，前后不到3分钟。4个年轻人全身而退，而他“已经浑身是血站不起来”，被朋友送进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经过医生诊断，兰保忠除了轻型颅脑损伤和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外，还有右胫骨中上段、左手拇指近节指骨基底、左髌骨及胫骨平台骨折。而为了治疗腿伤，兰保忠已经花费了超过3万元，这是他家将近一年的收入。

　　“我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一下就被打倒在地。”当过兵的兰保忠回忆说，“但是我的同伴却一点事也没有，他们只是对着我来打，手段相当毒辣。”

　　案发当晚，兰保忠等人曾拨打110报案，武汉关山派出所民警出警，并于第二天委托法医对伤情进行了鉴定，但此后就再无进展。就在9月18日下午，兰保忠再一次拨打了具体办理该案的吴姓民警的电话询问案情，但无人接听。

　　“刚被打的时候，我自认为还比较清醒，觉得案子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但一个多月后，我越来越看不清形势，我不由得怀疑是实名举报后，有人要报复我们，否则他们怎么会故意拖着不办。”兰保忠说。

　　这个推断迅速在兰家人当中扩散，并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在反复权衡后，兰剑敏决定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越曝光、越安全。”9月1日，她在实名举报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说。

　　融众的反击

　　在9月1日向媒体公开的检举信中，兰世立除了列举袁善腊的六大罪状之外，还将矛头对准了自己曾经的合作伙伴融众集团，并将其实际控制人谢小青称为“有黑社会背景的放高利贷者”。

　　2008年7月7日，深陷危机的东星集团以3.15亿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东盛地产对外转让，接手者为自然人杨嫚和李军，其背后实际操盘者则为投资界低调而神秘的融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08年，袁善腊为了帮助黑社会首领谢小青收取对我放出的高利贷。采取威胁、恐吓甚至不惜滥用职权，动用武汉市公安局对我多次非法拘禁等手段，胁迫我将价值几十亿的东星航空有限公司以难以想象的极低的价值一亿多人民币低价出售，以还其高利贷的借款。”兰世立在《检举信》中这样写道。

　　但这个说法遭到谢小青的否认。9月7日，在兰剑敏召开新闻发布会一个星期后，谢小青也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面对媒体公开回应兰世立诽谤融众集团及我个人人格。”他说。

　　在谢小青的描述中，他认识兰世立与袁善腊无关，而是在2007年上半年，东星欠浦发银行武汉分行的一笔贷款即将到期，浦发行副行长希望融众可以提供短期典当融资给东星。

　　据谢小青讲述，2007年6月，他在武汉的香格里拉酒店大堂吧第一次见到兰世立。当时兰世立表示正在与高盛谈航空战略投资，金额为1亿美元，同时谈到光谷地产项目，希望融众能帮助东星撑过去。

　　谢小青介绍，从2007年11月7日到2008年4月18日，融众共投到东盛地产1亿，并没有要一分钱利息，但由于兰世立将1亿元挪去拯救东星航空，导致光谷并无任何复工的迹象。

　　随即从2008年4月开始，兰世立与谢小青签了光谷项目的委托经营协议，而按照谢小青的说法，前后融众拿出了1.54亿让东盛地产复工，而不是兰世立所说的7000万借款。

　　谢小青说，帮兰世立撑住房地产项目，就可以等高盛投资进来。但2008年兰世立拿到商务部外资投资许可证时爆发了金融危机，设想中的高盛1亿美元未能到位。

　　谢小青表示，也是这个时候兰世立恳求其收购东盛地产。于是融众支持了李军、杨嫚两个投资人收购了东胜房地产。“那个阶段我是兰世立的救命稻草。”谢小青在发布会中这样说。

　　在谢的引荐下，国航介入东星航空的重组事宜，谢小青也以自己是国航与东星重组的红娘自居。“当时国航董事长孔栋说，他们愿意收购和重组，但是决不会以大欺小，以强压弱。”谢小青说。

　　据谢表示，当时刚进入净资产调查，就出了GE(通用电气公司)表示不还租赁款便停飞，而兰则在2008年春节前去国航北京开会的会场要求借5000万解燃眉之急，而谢从中担保，“这5000万让他喘了口气，给了GE和飞行员，春节之后就翻脸了。政府没有强迫他重组，因为我参与了每一个细节。”

　　谢认为，在整个酝酿重组过程中，国航不是1亿元钱收购东星，而是重组后要承担债务7亿多。兰不满意首先是因为飞行员系高价聘请，国航的定价不符合其要求；其次，是因为国航没有将东星的航线作价，这也是兰最不满意的地方；最后，就是没有将东星国旅和航空往来的债务认定是航空的债务。谢认为这是兰拒绝重组的三个原因。

　　“在东星就要自然破产时，国航给了他5000万，他却反咬，还诽谤。”谢小青说，“这是现代版农夫和蛇的故事。”

　　兰世立另一面

　　“我们主要是举报袁善腊，谢小青这个时候跳出来，是以一个搅局者的身份来干扰大家的视线。”兰剑敏说，“必要的时候，我们会拿出新的证据来进行反击。”

　　自从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来实名举报袁善腊后，她一直不敢回到自己的家乡武汉。“这是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这个身兼东星集团总裁助理和兰世立侄女两重身份的80后女孩通过网络告诉记者。

　　兰世立商业帝国的坍塌，不仅让4000多名员工失去了原来的工作，也改变了兰剑敏人生的运行轨迹。在兰世立因为逃避追缴税款罪而入狱、东星集团分崩离析之际，远在新加坡从事金融业的兰剑敏临危受命出任东星集团总裁助理兼新闻发言人，全权负责掌管东星一切业务，而在此之前，这个工作一直由她父亲兰宏旺执行。

　　就在9月1日举报事件后，兰宏旺曾在乌龙泉矿接受媒体采访，他说：“弟弟被打后，我决定反击了，所以我们决定对外开发布会，虽然并未经过兰总的授权同意。”

　　这一说法遭到兰剑敏否认，她说：“我爸就是喜欢对着媒体乱说话，我叔就是怕他说错话，被记者写出去会让我们很被动，才把企业的管理权交给我。”

　　“其实我是去年9月份回的东星，到现在刚刚一年。”兰剑敏说。而就在这个9月，她以兰世立的名义实名举报袁善腊，引发了社会对东星事件的又一次关注。

　　“实名举报之前我也想过，肯定会有人说兰总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我甚至都想过大家会认为我们在炒作。”兰剑敏说，“但兰总的身体很差，在监狱里遭到的对待不太好，我们没办法才举报。”

　　据一名与其熟悉的人透露，兰剑敏本科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后到新加坡读研究生，跟兰世立其他亲人一样，她并没有得到二叔的格外关照。“兰世立除了帮她办了出国护照之外，其他的事项都是靠她自己，非常不容易。”该人士说。

　　自从实名举报之后，家人就再也没有机会见过兰世立。而现在兰剑敏正在忙于协助律师向湖北省监狱管理局申请会见。

　　“去年4月份判刑之后，监狱就曾以兰总是新加坡公民为由不给我们会见；而在今年2月份我们起诉民航中南局之后，会见兰总也变得特别困难。”兰剑敏说，“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不断地磨，尽量去争取。”

　　“虽然因为兰总以前没有给家人什么照顾，大家对他有所怨言，但是我们都还是希望他好的。”兰剑敏这样解释在东星最为危难的时刻自己挺身而出的原因。据其讲述，兰世立在去年入狱前曾被取保候审，在获得自由期间想做的第一件事是想送家人每人一套房子。

　　“虽然他几乎每年都在说这样一句话，可是十几年真的没有实现过，所以后来我爸他们听起来都觉得像笑话。”兰剑敏说，“但是这次我们感受到了，他是真的觉得自己很内疚，但是那个时候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所以这个愿望20年了，他到现在也没有实现。”

　　在兰剑敏看来，叔叔兰世立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刚开始追求理想的时候是渴望成功，到后来，他可能已经忘了最初追求的目标—可能仅仅只是让家人获得幸福，但他总是觉得自己还在路上，还要更成功，总是忘了与家人去分享这种幸福。”

兰世立实名举报武汉副市长袁善腊背后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16日16:31 南方人物周刊 当年兰世立建造的光谷国际广场早已换了主人。
兰世立的哥哥兰保忠不明不白被人打断腿，之前不久他刚刚参与了兰世立举报袁善腊的事。

　　“兄弟”反目

　　兰世立实名举报武汉副市长袁善腊的背后

　　一家民营航空公司从出生到死亡，都留下了当地政府强力干预的背影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湖北武汉

　　作为一名跟随兰世立打拼多年的原东星集团高管，赵长兵很不理解前老板最近的行为：“你一个说话、行动都不自由的人，去实名举报一个计划单列市常务副市长，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赵曾是东星集团的一员，兰世立是原东星集团的实际老板。9月1日，在兰世立被判4年有期徒刑，已经服刑1年半之际，一场以他名义举报现任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的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发布会上，兰世立的侄女兰剑敏，揭发袁善腊六大“罪状”：滥用职权、强迫交易、非法拘禁……并称，“这份控告书为兰世立所写，今年7月份向湖北省纪委、省检察院递交材料，但毫无反应。”

　　兰世立之兄被打断双腿事件

　　在兰剑敏召开新闻发布会之时，她的另一位叔叔兰保忠(兰家三兄弟，老大兰宏旺，老二兰保忠，最小兰世立)，正躺在武汉中南医院的骨科病房内，准备出院。

　　彼时，这位武钢下属企业的货车司机，已经在医院躺了20天。

　　9月11日，在出院一个多星期后，记者跑到武汉郊区江夏的乌龙泉矿兰保忠的家中，见到了这个面目黝黑的中年男人。房间狭促黯淡，他躺在一张凌乱的床上，两腿绑满石膏，轮椅放在一旁，大小便都要人帮忙。

　　兰保忠说，弟弟兰世立入狱前，兄弟二人几乎从无来往——“各过各的日子。他(兰世立)如果帮一把，我家也不会穷成这样……”入狱后，因为东星集团破产，大哥兰宏旺受委托处理善后，就让他过去帮忙。

　　兰保忠开着东星集团遗留下的汽车，载着兰宏旺，兄弟二人不断穿梭于武汉市区和江夏之间。7月22日，兰宏旺受兰世立委托，向湖北省纪委等部门递交了实名举报袁善腊的信。

　　8月9日晚，有朋友喊兰保忠去洪山旺谷市场旁的大排档宵夜，饭还没吃几口，从外面冲进来4个人，“都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拿着洋镐棒，上来就对我打，还没有反应过来，桌子、凳子都被打翻了，我浑身是血……”

　　按照兰保忠的说法，目标很明确，只打他，整个行凶过程不超过两分钟，4个年轻人闪进夜色中，而他“已经站不起来了，医生后来说腿断了……”医药费花了4万元，这几乎是他两年的收入。

　　弟弟被打断腿的消息，让兰宏旺极为不安。他将这件事情与实名举报袁善腊联系在一起——兰保忠老实巴交，常年在江夏区乌龙泉矿工作，不可能在武汉得罪什么人，“为什么之前不打，之后也不打呢？”

　　案发当晚，兰保忠等人拨打110报案，武汉关山派出所民警出警，并于第二天委托法医对伤情进行了鉴定，但“就是拖着不破案，老是推，找各种理由”。这让兄弟两人十分不满，反复权衡后，兰宏旺让女儿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这次新闻发布会就是我筹划的，举报材料都是我准备的，因为我有兰世立的授权书。”兰宏旺说。但是，为何在发布会上将弟弟被打断腿的事情忽略，兰宏旺拒绝回答。

　　与兰的这种说法相对应，湖北省纪委前去监狱核实兰世立举报线索的时候，兰世立对家人在北京开新闻发布会实名举报袁善腊表示“很诧异”。《南方周末》报道说，从湖北省纪委转出的兰世立亲笔信写道，说曾嘱咐律师，只有他有意外，才能公布有关信息，家属未遵此意，不利于案件调查，弄得都很被动。

　　兰与袁：曾经的亲密关系

　　在9月1日署名兰世立的控告信中，揭发了袁善腊的六大“罪状”。兰剑敏称，“这份控告书为兰世立所写”，因为有一段时间兰世立不让家人探视，她获得控告信的渠道是，兰的海外律师。

　　在这份五千多字的控告信中，兰世立直接称呼袁善腊为“被控告人”和“被告”，而他自己则是“一个长期的受害者”，“不得不将这样一个披着党政府职权外衣之败类的真面目揭露在世人面前。”

　　随着控告信广为传播，当年东星集团在武汉的种种故事再度曝光，情人、索贿、高利贷等一系列官商勾兑的故事要素，无一遗漏。

　　兰世立称，2008年11月，东星公司与武汉市交通委员会多次协调一笔4500万的欠款未果，不得已找到袁善腊，希望其出面协调，将多年欠账做一个了结。被告人当时以武汉市交委不是他分管为由推辞。

　　“谁知，两天后，他又主动打电话让我去他的办公室，为我出主意。他让我组织一些人去武汉市交委围攻。当时我表示恐怕不好，可被告说不用此法就不可能收回欠款，只要闹起来了他才有理由出面协调，才能帮我。”

　　“无奈之下，我按其指示组织了200多名员工去武汉市交通委员会的办公大楼静坐，可随后武汉市公安局出动了数百名特警、便衣警察对我们的员工进行了包围和驱散……要撤退员工，哪知袁善腊却说，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越大就有利于事情解决，他才好出面……还告诉我们应怎样写报告……”

　　“一周后，袁善腊开始出面了。他当天召集了武汉市交通委员会、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和我，在市政府会议室召开会议协调。说是协调，其实法院早已按他的意图拟定了《民事调解书》，逼着武汉市交委在上面签了字。”

　　“2007年9月下旬，袁善腊突然来到我办公室，说自己的儿子要去巴黎看女朋友，因办法国签证需要人民币伍万元的押金，往返巴黎的机票、酒店，还要一些费用，我随即安排人给他购买了往返巴黎的机票(见证据二)为其交付签证押金伍万元(见证据三)并安排了一万美金作为在巴黎的费用。”

　　“2007年10月中旬，被告打电话给我，说其儿子要带刚从法国回来的女朋友在香港玩，让我安排一下机票，酒店和费用。随后，我又为其支付了往返香港的机票酒店二万多元的费用，并给其儿子港币十万元作为在香港的费用。”

　　“2008年8月的一个周末，被告突然打电话给我，问我手上有无现金？有多少？我说有二十万，他说他与几个朋友准备打麻将玩一下，让我送过去，当天下午三时左右，我将二十万现金送往长江大酒店给他。”

　　在这份举报信中，人们看到了一对互相利用的官商交往故事。本刊记者在武汉采访期间，有多位受访者提到，兰世立和袁善腊当年关系好，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只是，好到什么程度，外人难以猜度。

　　兰宏旺说，早在2002年其老父亲兰起义去世时，已经是武汉市副市长的袁善腊就曾送过花圈，而当时，主营东星旅行社和车队的兰世立，还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商人。

　　曾经跟随兰世立5年的副手马格胜，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认为，兰世立举报袁善腊有些不地道。因为，当年创办东星航空的时候，袁善腊帮了不少忙，“带着去找省市领导”，“省委书记、省长联名向民航总局写申请，湖北从来没有过”。

　　马格胜说，正是由于袁善腊帮忙，兰世立的东星航空才获得湖北和武汉两级政府的支持，并取得民航总局的批文。一个他亲历的情况是，在武汉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东星航空在短短27天的时间内，就办完了筹办航空基地550亩地土地的手续。

　　东星集团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高管说，直至2008年他离职，袁善腊和兰世立之间还没有大的矛盾出现。“可能袁会对兰的印象不那么好了，但在一些关键时候，比如兰被抓了一段时间，我们代表东兴公司去找袁，他还是帮了忙的。”

　　对于阶下囚兰世立的指控，袁善腊理所当然地持否认态度——“这是污蔑、诽谤，我非常气愤。”9月1日，这位副市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控告的所有内容纯属无中生有，对我的名誉是一种极大的损害，我已经将这些材料递交给武汉市纪委，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而湖北省纪委对公众的回复是，将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继续深入调查，一经查实，则依纪依法处理。

　　恩怨起源：政府的角色与权力

　　没有人能确切地讲述兰世立和袁善腊亲密关系的破裂始于何时。有迹可循的是，在今年春节前后，网上就开始流传兰世立的遗书。

　　在遗书中，兰世立已经将他企业的破产归咎于袁善腊——“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要告诉你们，制造这一悲剧和惨案的凶手就是袁善腊。他这个披着人皮的狼，作为武汉市的副市长，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制造了一系列的谎言；他编造了东星航空欠债多达58亿元，说我们只有几亿的资产，严重资不抵债。”

　　往前追溯，在2009年“东星航空停航事件”爆发被拘和监视居住大半年后，兰世立得以被短暂保释。这个期间，他也曾经告诉身边多位朋友，搞倒东星航空公司的幕后黑手，就是武汉市副市长袁善腊。

　　与兰世立关系不错的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徐家力律师向本刊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当时，兰世立喊了一帮律师前去，他告诉兰的是，你这种情况，政府不会让你全身而退，但有的律师就骗他，说可以辩护成无罪，他听了很开心。

　　结果，2010年4月，在被拘押一年多后，兰世立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逃避追缴欠税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而就在他被押的一年多时间内，他辛苦十多年创下的东星航空以及东星国际旅行社接连破产倒闭。

　　回到2008年。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各大航空公司相继陷入亏损泥潭，兰世立旗下成立仅3年的民营企业东星航空，更是因为资金链紧张备受煎熬。

　　兰世立说：“为了使东星航空渡过这一难关，我几乎倾其所有……东星航空终于渡过了狂风暴雨的2008……金融风暴已有所缓解，油价也大量回落，眼看着东星航空已顺利上岸。但是，一向以'以最好的希望，做最坏打算’的我，为了防止更大的风暴来临，竟慌不择路地选择走进了狼窝，引狼入室，把中航集团引了进来……”

　　2009年1月7日，东星航空与中航集团签署“关于收购东星航空的意向性协议”。

　　3月10日，中航集团与湖北省正式签署《关于建设武汉航空枢纽的框架协议》。协议中，中航承诺将武汉作为国内核心网络枢纽进行“高起点建设”，而湖北省政府将在税收、土地等资源方面给予中航优惠和奖励。

　　为此，武汉市交通委下发文件：“各责任单位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把支持(东星航空)重组工作作为当前的大事抓紧抓好，确保(3月)20日顺利签约。如果哪个部门因工作不利导致签约不顺，将严肃追究相关单位、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一切都在政府与中航的预想中顺利推进——在当年全国“两会”上，中航方面放出话来，称“将在本月内完成对东星航空100%股权的收购”。没人想到身高仅一米六零的小个子兰世立会突然反悔。

　　3月13日，兰世立代表东星航空签发“严正声明”，拒绝被中航收购——“因我公司规模太小，中国航空集团公司太大，难以形成商业合作的基础。”

　　声明一出，让早已准备迎接中航到来的湖北省、武汉市，以及中航集团陷入极度被动与尴尬。

　　事已至此，如果没有政府强力介入，只是一桩企业间的重组破裂而已，在风云变幻的商业世界，这本算不了什么。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东星航空拒绝与中航合作的次日，武汉市政府向民航中南局发函，希望“停止东星航空公司所有航班飞行”。民航中南局按武汉市政府意思行事——自3月14日24时起，东星航空航线所有航班停飞。

　　“东星航空停飞事件”由此形成。

　　同一天，拥有新加坡国籍的兰世立，在珠海准备出境时，被警方扣押，罪名是“涉嫌诈骗”。原来，就在他声明拒绝合作后，武汉警方就对他发出了拘捕令。

　　本刊记者在武汉采访了解到，停飞事件发生后，对于东星航空是否应该破产一事，湖北省委主要领导之间，还有过不同意见，一派认为东星航空已经资不抵债应该破产，一派认为这是企业自己的事情，政府不应介入太深。

　　最终，认为东星航空应该破产的意见占据上风。在袁善腊等人的协调下，一个由武汉市法制办、武汉市总工会、武汉市交通委员会等政府相关部门组成的破产管理人形成，直接接管了东星航空。

　　回想这段经历，兰世立悲愤莫名：“想着东星航空，看着它到这个世界上仅仅生存了1021天，不足三周岁便已夭折，这是一场天大的悲剧……被一群封建、愚昧的官僚活生生地给谋杀了。他们为了占有她的身体，竟不择手段地给她泼脏水、加罪名，并将她的主人给绑架、囚禁……”

　　在控告信中，他更是直接说明原因：“2008年，袁善腊为了帮助黑社会首领谢小青收取对我放出的高利贷。动用武汉市公安局对我多次非法拘禁等手段，胁迫我将价值几十亿的东星航空有限公司以难以想象的极低的价值一亿多人民币低价出售，以还其高利贷的借款。在遭到我的拒绝后，被告动用武汉市公安局经侦处在一周内分四次用不同的罪名对我进行抓捕……武汉市公安局其负责人更明确无奈的告知是袁善腊亲自下的指示，抓我的原因就是我不配合市政府与中航签约。”

　　当然这只是兰单方的说辞，袁善腊一方目前没有就此事细节接受媒体采访。

　　2011年2月，东星集团将民航中南局推上法庭(起诉武汉市政府，法院未立案)。主审法官询问中南局：除了《安全生产法》以外，相关法律法规有没有规定，民航主管部门可以在哪些情况下作出停飞决定？作出停飞决定需经哪些程序？

　　民航中南局干部回答，没有非常明确的法律条文，很多时候主管部门需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武汉市人民政府负有管理当地企业安全生产的综合行政职能，向民航中南局发出的函件印证该局对东星航空的判断，因此民航中南局最终作出要求东星航空停飞的决定。”

　　由于东星航空破产，东星集团旗下第一业务——国际旅行社因老板不在，拿不到低价机票、资金周转不灵而大部分倒闭关门——分布全国的4600名员工流失殆尽，几百台车没钱加油，只能停运。

　　身在狱中的兰世立，“眼瞧着自己的资产像冰块一样无声地化了”，眼睁睁看着一手创立的东星集团，因为政府一纸停飞令，轰然倒塌，他开始喊冤叫屈——一方面，委托家人展开诉讼，另一方面，他也不断地提起申诉。

　　然而，一个在押之人的呼喊能走多远呢？评论员叶檀写道：“吞并东星航空，从地方政府利益、经济策略与大局观上来说，似乎对武汉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其中存在着致命的陷阱，从经济大局出发，就可以偏离市场与法律的轨道，将一家民企置于死地吗？”

　　无人回答。

湖北省纪委否认武汉副市长袁善腊违法乱纪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2月26日18:00 荆楚网

　　荆楚网消息 (记者石鑫)12月26日，湖北省纪委监察厅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就外界关注的兰世立举报武汉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袁善腊问题的调查进展情况作出回应。

　　在回答记者关于原东星集团董事长兰世立举报武汉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袁善腊问题调查进展情况的提问时，省纪委监察厅新闻发言人表示，因东星航空公司破产案和兰世立的逃避追缴欠税案已由人民法院依法审判，省纪委、省监察厅调查组只对举报涉及袁善腊党风廉政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详实、全面地核查。根据兰世立的举报，调查组找了兰世立及其家人提供的原东星集团公司10余名职员和举报涉及其他单位的数十名证人进行调查取证，查阅了东星国际旅行社财务凭证1100余本和10多家涉及到的相关单位的大量资料。调查结果证实，袁善腊不存在兰世立举报的违纪违法问题。 

兰世立出狱后首次发声 外界猜测为其东山再起

2013年10月06日 07:19来源：京华时报

京华时报讯(亿者廖丰)低调出狱已近两个月的东星集团董事长兰世立近日频频在微博上发声，称被“感谢、感动、感恩的心情所包围”，这是兰世立出狱以来首次亲自发声，外界猜测这是其“东山再起”的前奏。

今年8月7日兰世立实现了提前3个月出狱，8月28日，兰世立侄女、东星集团新闻发言人兰剑敏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曾经的东星帝国的两块核心资产——东盛房地产公司和钟祥风景区经营权的纠纷案被发回重审。尽管兰世立并没有和兰剑敏一起出现在北京的记者会上，但兰剑敏告诉记者：“兰总也很期待本人回答媒体的问题，不如为他留一个悬念吧。”

10月1日，国庆黄金周第一天，兰世立在微博上发出第一条微博称：“大家好！我是兰世立！我上线了！”此后，兰世立保持着每天发一两条微博的节奏。在微博上特别鸣谢“在本人遇难后，他们以各自的方式给予了关心、支持和鼎力相助”的中国企业家，所列企业家名字包括汪潮涌、王石、朱新礼、陈东升、冯仑、潘石屹、李国庆、何超琼和李开复等。

目前被外界所知的东星集团仍在运营的资产和主要现金流来源就是湖北钟祥的黄仙洞景区，不过此前兰剑敏透露，除此之外，东星集团还拥有其他业务和资产，但出于自我保护并未向外界透露。目前，兰世立还欲夺回两处东星集团的核心资产，包括湖北东盛房地产和钟祥风景区经营权，目前总市值超过40亿。8月份东星集团均收到了二审法院对东盛案和钟祥风景区经营权案的裁定书，两起案件均发回重审。东星方面的律师陈有西称，兰世立有望凭借这两处资产东山再起。值得一提的是，兰世立狱中发出极为煽情的“绝笔信”，引发了外界对民营企业家命运的关注，兰世立还在狱中举报武汉原副市长袁善腊，此后袁善腊以到退休年龄为由退休。 

湖北前首富:举报武汉副市长后在狱中境况好很多

2014年02月17日20:49  新京报 
兰世立
对话时间：2014年2月17日

　　对话人物：兰世立，1966年6月生，中国东星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原中国最大的民营航空公司东星航空总裁。曾为湖北首富。2010年4月，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逃避追缴欠税罪，判处4年有期徒刑。

　　对话动机：2013年8月，《福布斯》湖北首富兰世立服刑3年9个月后出狱。

　　兰世立入狱前被认为是“张扬高调，桀骜不驯”的明星富豪，因为东星航空停飞罗生门，兰的商业帝国分崩离析，本人锒铛入狱。

　　此后，他在监狱内写出遗书，监狱内举报时任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一直为自己的官司和东星航空破产案鸣冤叫屈。

　　但在出狱后这半年里，除开不久前因为官司短暂面见媒体，兰世立一直保持低调。

　　服刑四年，他有何经历？

　　东星航空煊赫一时，随着兰被控制，东星航空随即被破产清算。超百亿资产化为乌有。他如何反思当年的东星败局？

　　作为曾经的湖北首富，他又是如何思考未来？

　　17日，兰世立首度直面媒体，接受新京报记者独家专访。

　　新京报首席记者杨万国 湖北武汉报道

　　数年前，兰世立去法国出差，他一定要住18万元人民币一晚的巴黎四季酒店。这一次，兰世立住在湖北省高院附近一个没有星级的小酒店里。

　　一个标准间，也兼做他应对19日将在湖北高院开庭的东星融众股权质押融资纠纷案的办公室。

　　17日，兰世立扎着衬衫领带，一身深色西服正装。在指挥着十几个员工办理各种起诉材料。有的员工是东星留下来的老人，有的是新招聘的生手。兰世立在电话里耐心教生手怎么和政府部门打交道。挂了电话，他苦笑着摇摇头。

　　入狱前，他留给公众的形象则是独裁专制，雷厉风行。

　　兰说话依旧语速很快，喜欢辅以手势。和新京报记者四个半小时交谈中，兰神情高度专注，始终微笑，偶然流露出一种小个子特有的狡黠和调皮的表情，叙说东星败局，仿佛在说一件他人的事。

　　他说，07年有个企业家聚会，大家写各自的墓志铭，他写的是：庆幸这辈子没干过一件后悔的事。

　　“如果现在还要我写墓志铭，还是这句话”。

　　1.谈狱中经历：举报袁善腊是迫不得已

　　新京报：你出狱这半年来，一直很低调。主要在做什么？

　　兰世立：主要是陪家人。拜访朋友。我在狱中这些朋友给了我很大支持，希望向他们致谢。另外也征求这些企业家朋友的意见，我未来的路怎么走。

　　新京报：有无具体的目标了？

　　兰世立：有，肯定有。但商业上不方便现在透露。到时一定让关心我的人大吃一惊。

　　新京报：去年民营航空业国家又开放准入了。在这个行业你栽了这个大跟头，还会进入吗？

　　兰世立：一切皆有可能。我快从监狱出来时，就想了两条路：第一条，退休养老。第二条，继续干，复兴东星。

　　现在我已经选择了第二条路。

　　新京报：服刑期间听说你一度病危？

　　兰世立：是两度。

　　新京报：你是被判刑的犯人，为何还要在监狱里举报原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

　　兰世立：我是迫不得已。当时我在狱中情况很糟糕。被严管。有12条禁止，取消了一般犯人的权利。期间我两度病危。当时心跳只有30多，血压降到40多。9个月靠打盐水和葡萄糖维持生命。

　　你想我一个犯人和高官斗岂不是以卵击石？被判刑后我就开始忍了。但后来我是无法生存了，只能拼死一搏。

　　所以我写了遗书，向有关部门做了举报。之后，我在监狱里面的境况就好很多了。

　　新京报：湖北省纪委已经做出调查结论，认为袁善腊没有问题。你还会继续举报吗？

　　兰世立：此事还须再议。我现在要集中精力打官司，拿回属于我的资产。未来东星的事业还要发展，现在没有必要浪费精力搞江湖恩怨。

　　新京报：狱中主要做了什么？

　　兰世立：我进监狱就一直在申诉。监狱里申诉被受理可能性很小，但我很快就被受理了。然后是学习法律，研究我到底有没有犯法。

　　我现在是被以逃避追缴欠税罪判刑的。但这个罪是个结果罪。要有三大要素：欠税，转移隐匿资产，人找不到了。我是欠税了，但这是个民事问题。我公司账上当时还有2个多亿现金。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还出了证明，证明我的公司钱是够的，不存在缴不上税。而且后来我的税缴了。但还是被判了。

　　新京报：对此案有无打算申诉？

　　兰世立：还是上面那句话，此事再议。

　　新京报：听说你服刑期间，王石去看过你？

　　兰世立：王石去了。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主要是精神上的鼓励。

　　王石说，他代表中国企业家群体来看我。他说，你的事，公众都知道，你的经历是一种磨难。也是财富。我们都支持你。未来会继续支持你。

　　2.谈企业经营思路：我不是一个财务激进的人

　　新京报：服刑前，你曾在一些创业培训班上表达你的经营理念：有一千万就做一个亿的事情，有1个亿，就要敢做100亿的事情。从外界分析东星破产的肇因看，很多人也认为是你的财务非常激进造成的。你现在回头看，有无反思？

　　兰世立：我强调的意思是，企业家要敢于做大事。但我在具体财务上并不激进。东星航空负债率很低。航空公司都要租飞机，东星航空除开有4个亿的应付账款，并没有什么外债。我现在出来了，你看我是不是债务缠身？

　　新京报：怎么证明你财务不激进？

　　兰世立：我在湖北做东星，18年不倒。如果激进，会做到18年，一步步发展大吗？当初我修纸贺收费公路，派人24小时在路上计算车流量，那是东星当时最大的一笔投资，我非常谨慎。

　　新京报：有媒体报道，当时公司飞港澳的线路一个飞机上没有几个人，你还坚持要飞，要上规模。烧钱很厉害。

　　兰世立：航班偶然出现上座率低是正常的。任何航空公司都有出现。但东星当时综合的上座率是很高的。可以达到70—90%。

　　新京报：还有消息说，你并不听请来的航空行业高管的意见。独断专行，自己设计航线。也是造成经营困难的因素？

　　兰世立：我聘请的航空业高管都是管机务和运行的。公司市场，发展这些是我亲自在做。东星当时的航线设计是非常合理的。我们9架飞机，分别从武汉，郑州，广州三个地起飞，搭配合理。

　　东星第二年就盈利，全世界也没有。如果是我经营不好，高盛愿意拿一个亿美金进来入股？这样的顶级投行，都是要拿数据说话，拿业绩说话的。

　　还有谣言说我不懂航空，硬把飞机刷一遍紫色油漆，增加了十几吨油漆，加大了飞行耗油量。这些可能吗？我的飞机都是新的，出场就刷成紫色，不是我在白色底色上刷的。而且刷一遍油漆有十几吨吗？

　　那些谣言都是我进去后，一些人编造的。造成一个东星经营有问题的故事。然后让央企来接管东星。

　　新京报：你曾公开表达自己的经营理念，老板独裁，股权单一。有利于高效决策。现在遭遇这一系列挫折，有无改变？

　　兰世立：不会变。我独裁，要看员工接受吗？如果大家都接受，公司做大了，有什么不好？就像新加坡那样，大家接受，有什么不好吗？

　　至于股份情况，中国自古是一个人挑水吃，二个人抬水吃，三个人没水吃。我的理念不变。

　　新京报：听说，你在狱中时，你的家人曾为东星进入航空这个烧钱很厉害的领域后悔？

　　兰世立：那是误传。我的家人没有后悔。我也从不后悔。如果还能重来，我还会重新原路走一遍。

　　新京报：不害怕再次被抓，再次破产？

　　兰世立：东星案有偶然因素。就像我们走在路上会被抢劫一样。不能因为会被抢劫就不上街了。

　　回头看，如果能重走一遍，我还可以原路重组，我一直不认为是我的经营出了问题。只不过要小心避开抢劫的。

　　3.谈东星败局肇因：这是个偶然事件

　　新京报：你刚说东星破产有偶然因素，怎么说？

　　兰世立：东星最困难的时候是08年。当时国际有金融危机，国内遭遇冰雪灾害，旅游业受到很大影响，而房地产也很低迷。东星集团旗下主要有三块业务，分别是东盛房地产，东星旅游和东星航空。这三块业务都受到了较大影响。资金很紧张，所以找到融众资本投资集团借了高利贷。当时是以东盛地产全部股权质押借款3.15亿。约定10个月分6期付款给我。但是融众付了8000万后就拒付。

　　不得已对方介绍中航来武汉，商谈中航入股，收购东星。

　　当时高盛1亿美元收购东星25%股份。国家7部委批了一年。到08年11月，已经批下来了。但后期组建合资公司，各种手续起码还需要半年。所以，我说以高盛出资为底价，中航来谈也可以。

　　但中航评估后出价一块钱收购东星。我怎么可能答应？

　　09年1月，东星盈利1100万，2月盈利了1700万。当时航油价格已经降低了一半。房地产也全面复苏了。东星困境已经挺过了。所以我拒绝了收购。

　　但中航入主武汉，投资50-100亿，在武汉建基地，开通直飞纽约巴黎伦敦航班的故事已经被市里的人包装给省市领导了。收购东星是非做不可了。我拒绝后就被抓了。

　　新京报：有分析说，你的航空公司线路，飞行员什么的，对国有航空公司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中航承担债务之后的收购方案也是合理的。

　　兰世立：航空公司的价值更大的一块是飞机。08年我有28架新飞机了。这可是178亿的优良资产。

　　新京报：有人说东星盈利都是用东星旅行社的收入做账的？

　　兰世立：这又是造谣。东星航空所有票务销售本来就是通过东星旅行社。我没有必要自欺欺人。

　　新京报：还有说你的飞行员都发不了工资。担心飞行安全隐患，这是东星被停飞的主要原因之一。

　　兰世立：航空公司员工工资成本只占3%。我全部的员工工资一个月400多万。但东星一天的收入有1600万。我被抓那几天，公司账上还有2.2亿现金。我可能拖欠工资吗？

　　新京报：那为何资金链一度如此紧张？虽然有国际金融危机，房地产低迷等宏观原因，但也应该备好不时之需。你的风控是不是松懈了？

　　兰世立：宏观环境是谁也无法抵抗的。

　　关键还有一个问题，当时我新进了4架飞机，机组配齐，只等飞起来。但国家相关部门就是不批，导致我的4架飞机白白在法国晒了半年太阳。租金照付，机组养着，仅此一项，我就被烧掉了2亿。这是相关部门对民营航空的政策出现变化造成的。仅这一条就能搞死我了。

　　新京报：1997年，你创办武汉东宫，西宫两家餐饮企业，也遭遇了当时的整顿公款吃喝的廉政风暴。两个企业次年关闭了。当时挫折也不小。这次遭遇的挫折，也有大环境的因素。两次挫折，有什么感想？

　　兰世立：97年整顿，四菜一汤，我餐饮倒闭了。08年是全世界的危机，神也躲避不了。但如果没有创办东宫，我还是武汉电子街上一个卖电脑的。如果没有东星，我能有现在的地位？有全世界的知名度？所以，人生的选择总是有利也有弊。关键不是我自己错了，那么选择就没有遗憾。

　　4.谈政商关系：今后会离一些官员远一点

　　新京报：更多的分析认为，东星失败的命运在于你没有处理好政商关系？

　　兰世立：如果我没有处理好政商关系，把领导都得罪了，我能四抓四放？说明政府里面有很多公正的领导干预过我的事情。

　　如果我不懂处理政商关系，我能在武汉18年，一步步把东星做这么大？如果没有人帮我说话，我只怕死得更惨。

　　你要知道，在落后地方，老板再大，一个处长都能把你搞死。

　　新京报：有人说，民营企业家要和政府谈恋爱，但不要嫁给他。在你看来，怎么把握政商关系的界限？

　　兰世立：我认同这句话。民企首先要讲政治。但是不能突破底线。这次我出来后，也反思，离某些类官员要远一点。宁愿少赚点钱，少打交道。其实你不找他，他也不找你的。帮你还是害你，都是熟人间才会发生。有因有果的。

　　新京报：有报道说，你在公开场合批评湖北投资环境不好，得罪了省领导。

　　兰世立：那是误传。当时省里主要领导召集民营企业家开座谈会，听取对湖北的投资环境的意见。我就说了，湖北投资环境的一些问题。领导说，我们对你不错了啊。我说，湖北的大环境还不够好，如果都能有像您这样的理念，那就好了。领导刚调来湖北，你说我这样老实说话有什么问题？

　　新京报：但我看到你确实常在公开场合批评湖北落后。不担心领导不高兴？

　　兰世立：本性所致，无法改变。在我看来，批评湖北，是希望湖北更好。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否则我怎么会做这么大。

　　新京报：柳传志说，企业家在商言商。但也有人批评柳传志。认为企业家还有更多的社会责任。你怎么看？

　　兰世立：我认同柳传志。那些批评的人偏激了。企业家最大的责任就是把企业经营好，创造利润。创造利润越多，为社会创造的福利就越多。现在东星倒闭了，你去了解一下武汉出境游价格翻了多少倍？

　　新京报：据说你当年最善于给东星员工描述梦想。现在再描述一个？

　　兰世立：我昨天给员工开会，八个字，复兴东星，超越过去。我们不仅要站起来，未来的发展还要比过去的东星更大。

武汉原副市长袁善腊或起诉兰世立

2014年02月18日 20:15  大公网                    图为前武汉市副市长袁善腊。（资料图）

　　【推荐阅读】湖北首富兰世立出狱谈破产：要离某类官员远一点

　　兰袁二人口水仗打得不可开交之际，关系东星及兰世立未来走向的东盛案也到了审理的时间节点。不过，据东星航空微博消息，东星航空诉东盛案延期开庭，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大公财经2月18日综合消息 兰世立与袁善腊就是一对冤家，且“冤家宜结不宜解”。兰世立狱中举报前武汉市副市长袁善腊，出狱后仍不改高调的性格。面对兰世立的“不依不饶”，袁善腊做出了准备起诉兰的回应。

　　兰袁二人口水仗打得不可开交之际，关系东星及兰世立未来走向的东盛案也到了审理的时间节点。不过，据东星航空微博消息，东星航空诉东盛案延期开庭，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1. +加关注

   东星集团：【紧急通知】法院下午临时通知律师原定明天（2月19日）上午9:00开庭审理的备受关注的被最高院发回重审的东盛案延期开庭，具体时间另行通知。我集团总裁兰世立和律师针对此情况将在明天上午9:00召开新闻发布会，地点另行通知，请媒体朋友相互转告，感谢大家远道而来！

   2014-02-18 18:14 来自FaWave 转发(333) | 收藏 | 评论(67)

               

　　据东星航空微博消息，湖北高院今日下午临时通知律师原定明天(2月19日)上午9:00开庭审理的备受关注的被最高院发回重审的东盛案延期开庭，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东星航空集团总裁兰世立和律师针对此情况将在明天上午9:00召开新闻发布会，地点另行通知。

　　据此前消息，东星集团与融众集团间的东盛地产诉讼案将在湖北省高院开庭，这一资产的归属将极大关系东星及兰世立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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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世立获王石等资助复出 与曾经合作伙伴对簿公堂

2014年01月23日 03:24  21世纪经济报道  我有话说(46人参与)

　　【推荐阅读】湖北前首富兰世立出狱：感谢王石等人相助(图)

　　钟祥风景区经营权归属案重审 兰世立宣布即将“复出”

　　王石、汪潮涌、李国庆等出资助阵

　　陈红霞

　　曾经的亲密合作伙伴，如今对簿公堂。

1. +加关注

   兰世立：今天上午东星集团诉钟祥市政府所属投资公司企图违反合同收回钟祥风景区一案，在荆门市中院重审开庭。此案已经荆门一审，湖北高院二审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希望所有朋友关注，支持！

   2014-01-22 09:17 来自iPhone客户端 转发(419) | 收藏 | 评论(173)

　　1月22日，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钟祥市三大风景区经营权归属案重审，庭审现场，东星集团与钟祥旅游投资公司方面就解约理由、违约责任等方面进行了质证和答辩，不过，当日并未宣判结果。

　　值得关注的是，出狱后的兰世立首度公开接受媒体采访，其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计划在2014年春节后对外公布自己的复出计划，东星集团未来的业务重点可能会选择有别于国内现有产品的互联网领域，而公司的布局重点将从湖北省转移到国内其他省份。而这个庞大的投资计划的启动资金大部分将来自于信中利资本董事长汪潮涌、当当网CEO李国庆、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等国内知名企业家的支持。

　　钟祥风景区经营权归属案激辩

　　2003年3月30日，作为钟祥市政府的代表，钟祥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简称“钟祥旅游投资”)与东星集团旗下的湖北美景旅游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湖北美景”)签订《钟祥旅游开发建设合同书》，钟祥旅游将位于钟祥市境内的黄仙洞、显陵和温峡三个景区，供湖北美景投资开发和经营管理。为此，东星集团向钟祥旅游投资支付630万元。

　　然而，2009年，东星航空破产，导致东星集团旗下绝大部分资产被强制拍卖执行。

　　2011年5月18日，钟祥旅游投资向东星集团发出解约《通知》，称东星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所欠债务数额巨大，因其延迟履行到期债务导致钟祥境内的全部资产被法院查封并已进入评估拍卖程序。鉴于东星公司的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价值经营资产被查封执行，已无力继续履行该合同。就此，钟祥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决定解约。

　　在重审庭上，开发公司代理律师指出，合约签订后，开发公司已将位于钟祥境内的旅游资源交付给东星方面经营。但在实际的经营过程中，由于对方的管理及经营方式等因素导致钟祥境内的员工跳槽流失，旅游设施老化，安全隐患严重，因拖欠债务导致债权人堵路、堵洞事件经常发生，游客中心长期闲置得不到充分利用。而东星方面的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丧失了履行债务的能力，加之其经营资产被法院查封拍卖，无力履行《钟祥旅游开发建设合同书》，目前，东星集团在荆门境内的资产全部被强制拍卖，故解除合同。

　　不过，东星集团代理律师认为，东星集团当时对第三方的负债并不代表公司不具备经营能力，因此解约的理由并不充分。

　　此外，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履约的一个核心条件是，在合同签订之日起的2年内，东星集团对上述项目的投资额要达到1亿元以上，合同期从2003年3月30日起，至2043年3月30日止，共计40年。

　　东星集团代理律师称，《钟祥旅游开发建设合同书》签订后，原告对钟祥景内的投资额已达到2.88亿元，其中包括显陵游客中心、黄仙洞游客中心、娘娘寨茶场、温峡水库6座岛屿及停车场、东星国际大酒店等。

　　钟祥旅游开发公司代理律师则指出，东星集团称投资的2.8亿元中，土地占比80%，而不是房产，但土地不能算投入。其建筑投入的评估价还不足5000万。也就是说，其投资额远未达到2年之内投资1亿元的合同要求。

　　钟祥旅游投资方面还提出，东星集团在支付黄仙洞景区的门票收入方面，也违反合约规定等。

　　在东星集团方面看来，钟祥旅游投资方面还存在违约行为，按照双方合约要求，钟祥旅游投资的股东是钟祥市旅游发展总公司，在前者的公司章程中，后者承诺以实物3600万元出资，但在后期并未执行到位。因此，钟祥市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注册资金出资不实，会计事务所虚假验资，均应在虚假出资的范围内与钟祥旅游发展总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方代理律师认为，公司3600万元实物出资已经到位。包括黄仙洞资产1134.4万元，镜月湖景区资产2145.6万元，以及景区内的温泉及通往温泉的道路320万元。这些自然资源属国有资产，由钟祥市政府代为管理，因此属于实物出资的范畴。并且，实物出资的权属价值明确，目前亦在使用这些实物，故不存在违约行为。

　　兰世立“盛大”复出？

　　自去年10月1日在微博公开露面后，东星集团实际控制人兰世立首度接受媒体采访。其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钟祥方面解约的理由之一是东星方面的投资不到位。但合约签订后，东星集团投资兴建了两个五星级酒店，就价值3亿多元，和3个价值3000多万元的三星级宾馆，同时，还投资开发显陵、黄仙洞、温峡水库等五个景区。 目前，这些资产除了其中一个五星级酒店被拍卖之外，其他的设施都在正常使用，各景区也仍在正常对外营业，2013年，黄仙洞景区的营业收入有600多万元。“如果没有人为因素的话，仅依据事实和法律依据，这案子我们输不了。”

　　此前，兰世立在微博和微信等公众平台晒出和员工相聚的各类照片，兰世立坦言，目前，已有200多名员工回归，且主要是中高层管理人员，大家都在为公司的新项目做准备。

　　兰世立透露，其计划在春节后对外公布其新的计划，而东星未来的业务范围除了原有项目之外，还将有一些创新的项目，比如互联网方面就可能是东星集团未来的投资新领域，而其互联网方面的投入也将区别于国内现有的产品。

　　为了庞大的投资计划，兰世立已四处筹资：“包括信中利资本董事长汪潮涌、当当网CEO李国庆、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等都将为其投入一定的启动资金。而这笔资金的规模将超出想象。”

兰世立诉融众股权纠纷案延期 涉案资产数十亿

2014年02月18日 18:50  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2月18日消息，东星集团创始人兰世立今日向新浪财经证实，获湖北高院通知，原定于2月19日开庭重审的东星集团诉融众集团股权纠纷案将延期审理，具体开庭时间另行通知。据了解，该案涉及的湖北东盛房地产有限公司资产价值达数十亿，是东星集团旗下最大的资产之一。

　　对于突然接到延期审理的通知，兰世立表示这对自己没有任何影响。他猜测，目前有大量媒体关注此案进程，给法院带来了一定压力，所以延期审理，“这也是好事。”

　　兰世立此前在新浪微博上发布消息，“倍受关注的本人以及东星集团起诉融众集团谢小青等企图以8000万借款骗取我价值36亿多的中国东星大厦和光谷中心花园(现名光谷国际广场)一案将于2014年2月19日在湖北高院开庭重审！”

　　据了解，2012年5月在湖北省高院就东星集团诉融众集团股权纠纷案一审判决，兰世立败诉。2013年8月，东星集团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案的民事裁定书，最高院认为该案一审“基本事实不清”，裁定该案发回湖北省高院重审。

　　该案涉及兰世立与融众集团长达六年的恩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兰世立为保住资金链紧张的东星航空，以东盛房地产作为抵押，向融众集团借款7500万元。当年4月18日，双方签署《委托管理合同》，这份附条件的合同实质是要求3个月内若不能还款，就要将东盛房产100%股权以100元人民币无条件转让给融众。其核心资产为“武汉光谷花园项目”，当时市值约9亿元。

　　最终，兰世立未能还清借款。2008年7月，兰世立将湖北东盛房地产有限公司以3.15亿元价格转让给李军和杨嫚，不过，东星集团对此一直声称只收到8000余万元，而李军和杨嫚是融众集团的员工，实际上是受融众集团指令与东星集团和兰世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但融众集团董事长谢小青并不承认此事，他此前对媒体回应称李军在与东星集团签订合同时已离开公司，他和杨嫚都是普通的投资人。不过谢小青承认，融众集团对上述两人给予了借款支持。

　　今年1月22日，涉及东星集团另一大资产的钟祥风景区经营权纠纷案在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开庭，当日未宣判。2012年荆门市中院一审裁决东星集团败诉。2013年湖北高院二审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据兰世立侄女、东星集团总裁助理兰剑敏估算，如果兰世立能收回钟祥风景区经营权以及东盛地产，届时他的资产将达到40多亿元。

武汉原副市长袁善腊：若条件成熟将对兰世立发起诉讼

2014年02月18日 17:00  来源：凤凰财经 作者：刘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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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融众董事长谢小青：即日起正式反击兰世立

凤凰财经讯 由于在东星航空重组中主导代表武汉政府部门推动重组，前武汉市副市长袁善腊被兰世立称作导致东星航空破产的“凶手”，并在2011年前对后者进行举报。

17日，袁善腊在其办公室接受凤凰财经专访，其表示此案应该按照法律正常程序办理，不应该受到外界干扰。他坚信“案件将维持原判，这个案子是铁案。 ”

“如果需要，我在任何时候可以接受任何人的质询。”

袁善腊表示，东星集团每次开庭前都对外炒作实际是希望借助舆论影响司法。“相信这一案件最终一定会水落石出。”

“我与兰世立只是工作上的关系，他对我个人的指责是毫无依据的，纯属污蔑。”袁表示，兰世立的行为已经对他个人和家庭造成了很大伤害。

“如果条件成熟，我将依法对他发起诉讼。”

袁善腊称，在东星航空案件上，武汉市政府采取了尽可能保护的方针，处理结果也是非常宽容的。“湖北对待民营经济一直是不竭余力支持，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市场经济。”

他也希望外界能珍惜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不折腾。

袁善腊在2012年退休，目前在武汉老年大学做一些工作。他表示选择退休是主动提出，相关领导当时建议他到人大任职，但他坚持退下来。

专访融众董事长谢小青：即日起正式反击兰世立

2014年02月18日 22:41   来源：凤凰财经 作者：刘利平

凤凰财经2月18日讯在东星集团创始人兰世立看来，旗下东盛地产股权旁落是由融众集团精心谋划的一场骗局。在近两日中，其大曝东星系列案件的层层内幕，融众集团董事长谢小青则被描述成“利用伪造的出资转让协议把东盛集团公司股权骗走的坏人。”

18日下午，一反往常面对外界询问不予回应的谢小青开始强烈反弹，在接受凤凰财经的专访中，其甚至数次情绪激动、难以自制。

在谢小青看来，他与兰世立的恩恩怨怨概括起来就是活生生的“农夫与蛇”的故事。“在开庭时，我要带上一份冰激凌、油饼，问他还记不记得在我办公室吃这些的那一幕。”谢小青说。

“我庄严宣告，从即日开始，我将对兰世立所有的违法行为以及不实之辞予以反击。”谢小青提高语调。其表示，将在今后陆续公开针对兰世立的“各种丑陋及违法行为”。

而对此转变的原因，其表示除了“兰世立的不断诽谤外，另外一个就是作为普通的武汉市民，非常愤慨他在诋毁我们的政府。”

对于兰世立的反击，谢小青似乎做足了准备，他购买了兰世立所著《东星十八年》书本，并将其认为重要的内容坐上绿色记号，对于东星集团的微博、对媒体的采访均进行了公证。谢小青告诉凤凰财经，他在去年10月份已经向公安部门控告兰世立对其诽谤，并将力促对此立案。

对于即将开庭的东盛地产案，他反问“通过辛辛苦苦用血和泪、真金白银建成的这栋楼会交给他吗？”“可以说，受让人现在是痛不欲生，死的心都有，现在已经打了近500场官司，还是没完没了。”

谢小青向凤凰财经出具了公司在东盛地产旗下光谷中心花园项目上前前后后支出的17.89亿元的具体去向，并列明投入单位名录及过程。

此外，谢小青还出示了一份由武汉市公安局2月10日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内容显示融众与东星签订的《委托经营合同》、《股权转让协议》等多份文件的签名均是同一人所写。

2013年6月16日，东星集团曾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上，称经过最新的调查发现，东盛地产在工商部门登记的《股东会变更决议》、《出资转让协议》中“兰世立”签名及湖北东星集团有限公司的印章皆系伪造。（作者刘利平）

融众掌门谢小青：司法鉴定戳穿兰世立谎言

2014年02月19日 00:10   来源：人民网 作者：陈宇昕

司法鉴定

人民网武汉2月18日电(记者陈宇昕) 18日，融众投资集团董事长谢小青在媒体通气会上宣布：东星集团对外宣称的伪造兰世立签名印章造假事件，属凭空捏造。最新司法鉴定结果表明，原东星旗下东盛地产在工商机关股权变更登记中，其中两份“涉嫌伪造”东星总裁兰世立的签名，与其他鉴定的20个样本中“兰世立”签名字迹系同一人所写，而其他签名均为兰世立本人。

谢小青表示，司法鉴定结论，是对所谓“伪造签名”风波最好的回应。鉴于伪造签名风波及近年来其他流言蜚语对当事人声誉造成的巨大伤害，谢小青已经向当地公安部门提出立案申请，将依法追究兰世立及其代理人“肆意诬告、诽谤和损坏他人商界信誉”的不良行径，维护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

兰世立谢小青恩怨情仇:从战友到破口大骂的敌人

2014年02月20日 03:10  21世纪经济报道      

　　从战友到敌人：兰世立、谢小青的恩怨情仇

　　陈红霞 王晖

　　湖北武汉，这座城市再度因为兰世立的回归热闹起来，连日来，过百位记者云集于此，欲采访东星集团诉融众集团股权纠纷案。2月19日，兰世立召开出狱后的首个新闻发布会，而此前，涉及此项纠纷的舆论人物谢小青和武汉市原常务副市长袁善腊也先后召开形式不同的公开发布会。

　　这场舆论的焦点事件，起因是两个商业巨头的多年纠葛。兰世立，湖北前首富，中国民营航空第一人，其掌舵东星集团，曾在中国航空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谢小青执掌的融众集团，则是中国典当行业排名靠前的大型企业。

　　曾经，二人合力南下北上寻找资金；如今，在自己眼中，对方已是最痛恨的“敌人”。俩人之间的恩怨情仇究竟缘于何处？止于何事？在如今上演的东星诉融众的股权争夺案中，二人又各自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6年纠葛，谁是谁非？随着谢小青一反常态的高调回应，以及兰世立的复出，这出故事渐渐清晰起来。

　　缘起于借债

　　在兰世立看来，东星事件、东星航空破产事件和以后的刑事事件，都起源于东星案件。而这一切的起源，则与谢小青有关。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重创航空业，资本尚不雄厚的东星航空陷入危机。”兰世立回忆，我们向武汉市和湖北省政府打了一份报告，希望当地政府给予一定的资金政策和税费的扶持，以帮助东星航空渡过难关。当时分管领导武汉市原常务副市长袁善腊为其介绍融众集团董事长谢小青，融众集团在当时的典当行业独占鳌头，经济实力被认可。

　　在兰世立的印象中，俩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谢小青办公室附近的新华诺富特大酒店，中间人包括袁善腊和浦发银行(9.53, 0.04, 0.42%)武汉分行的行长马德龙，见面的目的就是融资。此后，兰世立向谢小青借了三笔款，分别为1000万元、2000万元和后来的3.15亿元。最初两笔借款均在两三个月内就全部还完，随后才有了最后的一笔巨额借款。

　　然而，谢小青则否认称，因为兰世立拖欠浦发银行武汉分行江汉支行欠款，该支行行长李刚(音)为其引荐谢小青，助其还债。

　　说辞虽不同，但可以确定的是，俩人的合作目的正是为了东星集团的融资。

　　2008年前后，俩人的交往开始频繁起来。在谢小青的调侃中，当时为了躲避债主追债，兰世立经常来谢小青的办公室，“每次都把办公室的冰淇淋都快吃完了，但从来没有主动补买”。

　　谢小青说，当时自己陪着兰世立到处去融资，为东星航空的重组出力不少。她曾经为东星引进深圳航空，但因对方资金匮乏而作罢。此后，其还陪着兰世立去香港找融资渠道。

　　东星集团旗下的房地产资产即东盛地产下辖的光谷中心花园项目，也因为一房多卖、假按揭等问题，被业主举报。作为向东星航空输血的唯一稻草，光谷中心花园的烂尾让东星航空的财务状况继续恶化，濒临破产边缘。

　　兰世立也指出，2008年12月底开始，谢小青为兰世立引荐中国航空集团，俩人还一起到北京与中航集团负责人见面洽谈合作事宜。

　　可惜的是，中航集团最终未能救东星集团，而金融危机还让原本愿意用1亿美元收购东星25%资产的高盛退出。

　　纠于合同性质

　　重组之路仍然解救不了东星航空，兰世立决定“壮士断臂”，放弃东盛地产的股权，于是拉开兰谢二人纠结多年的序幕。

　　对于断臂的方式，兰世立认为是将东盛地产的股权抵押出去后借款，以此缓解资金缺口，渡过难关。其描述，因为是借款，其再度找到了谢小青。“当时约好的是借款3.15亿元，而条件是以东星集团旗下另一资产东盛地产公司的股权作为抵押。”兰世立说，按照当时民间借贷的做法，双方签订了《委托经营合同》和《股权转让合同》，也就是名义为股权转让，实际为抵押贷款的借贷方式，双方口头约定，还款期限为2年，而借款利息则以委托经营的管理费为名目收取，按照借款金额和管理费的支付标准，年利率达到30%以上。

　　此后，据合同内容要求，兰世立与融众集团指定的第三方即李军和杨嫚两个自然人签订了上述合同，而为了规避其中的风险，其要求融众集团作为担保。

　　但对于这些说法，谢小青反驳，两套合同的签订日期和目的完全不同，委托经营合同是在2008年4月18日签订，是兰世立以前向融众集团借款的抵押合同，公司方签署合同主体为融众企业管理(深圳)有限公司。而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时间则为当年7月7日，签署主体为自然人李军和杨嫚，属于另一个毫无关联的股权交易合同，且后一合同签订后的第二日，兰世立就配合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并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自己并未收取过相关的利息，且如果只是借款抵押，双方不会变更股东，包括工商资料的股东变更，完成所有的股权转让的法律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年的纠葛中，李军和杨嫚二人从未公开露面，谢小青解释，“这是他们的个人选择，在必要的时间，可以请他们出来。”

　　而完成了股东变更手续后，李军和杨嫚才打款给东星集团。谢小青出示的证据显示，打款时间为2008年7月11日，也就是股东变更后的第3日。

　　不过，兰世立坚称签名均属伪造，目前融众集团出具的武汉市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的鉴定主体也不同，对其真实性和武汉市公安局出具这份鉴定的资质表示质疑，待庭审时，其将向法院明确提出。

　　有关于合同的性质，是此次纠纷案的焦点，目前尚需法庭依规进行核实审理。

　　如今的敌人

　　上述合同签订后，兰世立的命运发生逆转。

　　在支付完855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后，李军和杨嫚发现了高达3亿多元的隐匿债务。“当时合同约定，若还有隐匿债务，一切后果由东星集团和兰世立本人承担。”李、杨二人代理律师谢斌指出。

　　在这种局面下，李、杨二人拒绝支付剩余现金，转而为东星集团偿还债务。“在后来的还债过程中，我们将所有合同约定的资金全部支付完毕。”谢斌称，合同按约履行。

　　不过，针对这些隐匿债务，兰世立回应称并不属实，2.3亿元的抵消有陷阱，其中还有大笔资金是属于东星集团和东盛公司之间的借款，且后期东盛支付借款的钱，大部分来自光谷中心花园的销售收入，“借了东盛的鸡下东盛的蛋”。

　　而融众集团提供给媒体的证据中显示，这些借款包括农行江南支行、九州集团、湖北中企公司等借款利息和部分合同支付工程款。这些证据的最终取用与否，将在日后的庭审中明确。

　　而这一拒付合同款的做法，在兰世立看来直接导致了后来东星航空的破产。东星集团委托代理律师陈有西还认为，事实上，《破产法》规定，企业破产需满足资不抵债，或不能履行到期债务的要求。但当时东星航空资产时值16亿元，欠债只有几亿元，且当时还有18家单位愿意帮助其重整。但政府和个人在行政、司法和刑事三个层面的干扰，让东星航空只能如此结局。

　　这种风波，也让兰世立和谢小青彻底决裂。2011年9月，兰世立在狱中举报袁善腊，并称谢小青以8000多万元侵吞东星集团价值16亿元的资产。

　　“这件事情让我彻底看清兰世立。”谢小青说，这才是双方关系真正完全对立的根本因素。

　　如今，兰、谢二人已到了公开破口大骂的地步，而从2009年至今，这场持续了5年的官司还将继续下去。

袁善腊：省纪委调查穷尽一切 一人担压力很心寒

2014年02月20日 14:37  大公网                   
图为前武汉市副市长袁善腊。（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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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星航空破产案中，我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不是我个人有什么失误，但最后是我一个人承担了最大的压力，很心寒。2014年2月17日，出狱半年的原东星航空总裁、曾经的湖北首富兰世立接受媒体专访，将东星航空破产案以及和武汉官员、公司的恩怨再次摆到台前。

　　原标题：原武汉副市长袁善腊：“我感到很心寒”

　　东星航空破产案中，我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不是我个人有什么失误，但最后是我一个人承担了最大的压力，很心寒。这件事促使我下决心，坚决辞职。

　　2014年2月17日，出狱半年的原东星航空总裁、曾经的湖北首富兰世立接受媒体专访，将东星航空破产案以及和武汉官员、公司的恩怨再次摆到台前。

　　2011年9月，武汉市政府常务副市长袁善腊遭身在狱中的东星航空总裁兰世立实名举报。举报称，曾主持东星航空破产案的袁涉嫌挪用公款、索贿等6个问题。

　　当年12月，湖北省纪委宣布，经调查袁不存在兰举报的问题。不足半月，袁辞去所有党政职务，从副市长的职务上“裸退”。

　　东星航空破产事件发生后，南方周末记者及其他媒体多次采访东星集团高管、兰世立家人、武汉官方新闻发言人等进行报道，但袁善腊一直没有露面。2014年2月18、19日，袁善腊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谈及被举报事件和其间的官商关系。

　　问及经历东星风波后对政商关系是否有反思，袁善腊只是说，“政府还是应该大力扶植民营企业”。

　　省纪委对我的调查穷尽一切

　　南方周末：兰世立最近又跟媒体提到了你。

　　袁善腊：看到了。每次东星的相关案件快要开庭了，他都要炒作一番，给法院施加压力，这已经成了他的一贯套路。

　　南方周末：兰世立的大哥曾告诉我，你和兰世立过去关系不错，他父亲去世时你还去送过花圈。处置东星航空破产案，你只是武汉市政府的代表，为什么兰世立会针对你一个人呢？

　　袁善腊：我跟兰世立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我原来在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任主任，兰世立的企业最早就在东湖开发区，所以认识很早。送花圈的事情，我不太记得了，但我本人肯定没去。

　　他对我所谓“实名举报”，实际是针对东星航空破产案的一起典型的报复、诬陷和诽谤案。时机合适了，我会考虑起诉他。

　　网络举报发生后，我其实很意外，没有想到兰世立会这么诽谤和诬陷我。后来我了解，当时东星航空破产的案子即将在广州中院开庭，有人建议，只要主持处置东星航空破产案的政府官员有贪腐行为，法院就可能认定由这个官员作为政府代表做出的破产决定是有瑕疵的，还有可能扭转东星航空破产的局面。

　　南方周末：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湖北省纪委公布的兰世立举报你的调查结论的措辞？

　　袁善腊：注意到了，当然，我希望调查结论能理直气壮、明确是针对东星航空破产案的报复诬陷就更好。

　　事实上，兰世立举报我的当晚，我就起草了一份声明准备回应。我主张回应强硬一些，但也有领导建议温和一些。即便如此，到了晚上11点，我还是接到通知，上级领导考虑到网络事件的敏感性，回应声明不发布了。

　　南方周末：湖北省纪委在调查结论里说，“袁善腊不存在兰世立举报的违纪违法问题”，这个措辞可能被解读为你袁善腊虽然没有兰世立说的那些问题，但不排除可能存在其他问题。

　　袁善腊：调查结论出来后，省纪委的领导跟我面谈了一次，他告诉我：老袁，对你的这一次调查是穷尽一切方面。省纪委查了我的家产，包括房产、银行存款等等，不是只查了兰世立举报的6条，最后结论是我没有问题。

　　举报事件坚定了裸退决心

　　南方周末：有媒体问过你，58岁辞去一切党政职务是否跟举报有关，你好像否认了。

　　袁善腊：我做了12年副市长，经历了三届政府，属于超期服役。按照正常的人事制度，也不能继续干了。当常务副市长，没有白天黑夜，压力很大，我身体也不好，慢性支气管炎和慢性肠炎，很痛苦，消炎药对我都没有作用了。给我看病的同济医院的医生说，我是在玩命。

　　2011年6月，我就向省市领导提出了完全退休的想法。当时省委组织部的领导说，你要慎重考虑。3个月后，才发生兰世立举报的事情。所以，我确实早就做好了退休的打算，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完全下决心。

　　按常规，我最可能去市人大，但是会占用一个厅级干部的位置。这样，其他干部也上不去。所以，干脆直接退休。

　　南方周末：你这个级别的干部在这个年龄裸退，在官场十分罕见。以我对官场的观察，还是不太能相信与举报无关。

　　袁善腊：兰世立的诬陷，伤害了很多人，家人和家庭也受到了伤害。我曾对一家媒体说过，对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核实的所谓举报附和、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公民进行无端辱骂，这是对公务员公信力的挑战，也是对法治公信力的挑战，也是对网络媒体公信力的挑战。

　　出于服从大局的考虑，我一直不能出来理直气壮地说话。但是，在东星航空破产案中，我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不是我个人有什么失误，但是最后是我一个人承担了最大的压力，很心寒。这件事，促使我下决心，坚决辞职。

　　南方周末：我多次联系武汉市委有关部门和你的秘书，提出采访你，但一直没成功。你现在在干什么？

　　袁善腊：当时确实考虑很多因素，压力很大。但是，作为我个人来说，这些事情应该说清楚，不能总是兰世立一个人在那里说，真相总有一天要全部呈现出来。最近，很多朋友打电话发短信支持我站出来。

　　退休后，我到了老区促进会，很轻松。这两年，身体好多了。

　　政府仍有用政策代替法规的行为

　　南方周末：曾给兰世立做过副总的马格胜告诉我，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主要领导对东星航空帮助都很大，你还亲自帮他跑了航线？

　　袁善腊：没有省领导的支持，东星航空组建不起来。当时，国内成立了好几家民营航空公司，省市领导觉得武汉作为华中交通枢纽能有一个民营航空公司是件好事。现在来看，这个决策也没错。不过，我没帮东星跑过航线，而是在东星出现危机后才介入处置。

　　东星航空成立的那天，我接到通知，让我代表市政府去参加仪式。我当时就问：兰世立能搞航空？我为什么怀疑，因为他的企业是从我的辖区发展起来的，我知道他没有那个实力。

　　但是，既然上面批了，我们就只能帮助他做好。后来，有好几个领导跟我说：要出事的。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是，帮他完善。

　　南方周末：据我调查，湖北省有关领导曾公开批评过兰世立。得罪了省领导，是不是东星航空垮掉的原因？

　　袁善腊：在一次民营企业论坛上，兰世立说湖北环境不好。省领导很生气，当场批评了他。但是，东星航空出现危机是因为他不懂航空业，自己管理出了问题。比如在处置破产问题时我们就发现，兰世立租飞机的费用就比别的公司租得贵很多。为了规模，澳门、香港航班有时一趟只有三五个客人，但兰世立要求每天必须飞一班。

　　南方周末：兰世立说是你要弄垮东星航空？

　　袁善腊：东星航空出现危机后，我一直主张重组而不是破产。2008年上半年，东星航空公司长期拖欠航油费，此外还长期拖欠民航建设基金，民航总局因此停飞了东星航空公司武汉到上海的航线。

　　当时奥运会召开在即，考虑到航空安全及对武汉市投资环境的声誉影响，我出面找东湖开发区两家企业借了9000万给东星用于支付民航建设基金。事后，一位领导当面批评我：谁给你的这个权力去借钱，你向谁汇报过？

　　我一直主张扶持民营企业，在东湖开发区任职时就提出：鼓励冒险，宽容失败。

　　南方周末：也有人说你帮过兰世立处理了一些违规问题。

　　袁善腊：2008年，兰世立曾经因为涉嫌诈骗，被沈阳市公安局抓过。当时，为了保证东星航空的稳定，我出面协调，让兰世立还了对方的钱，没有按诈骗罪处置。

　　南方周末：武汉市为什么对一家民营企业是否该破产的问题上花这么大精力？正如有人质疑在东星航空这件事情上武汉市政府的手是不是伸得太长了？

　　袁善腊：总有人说兰世立是富豪，那是炒作出来的。我看到兰世立说，他有那么多架飞机，值多少亿多少亿，但那些飞机不是他的，是他租的。拖欠航油费、建设基金，到处是债。

　　2008年12月起，东星航空停发了飞行员、乘务员的飞行小时费，2009年1月停发全体员工工资，危机全面爆发，这就涉及航空安全，航空安全就是政府的责任。也正是因为涉及航空安全，兰世立知道到了这个地步政府肯定会管，后来才试图借此绑架地方政府。所以，政府必须要介入，最后也做到了平稳处置完了整个破产。

　　兰世立是近年来湖北各级法院被起诉案件最多的一个人。东星航空破产案，和美国安然公司、雷曼公司破产一样，都属于市场经济中一个很正常的事件。当然，对因诚信问题导致企业破产的，会受到社会谴责，而兰世立在网络上成了“英雄”，不可思议。

　　南方周末：兰世立前几天说，东星航空破产后，武汉出境游费用涨了很多倍。我个人感受，东星航空存在的时候机票便宜很多。

　　袁善腊：东星航空的低价，是违背市场规律的，属于恶意竞争。东星挖飞行员，比别人贵，租用的飞机比别人费用高，机票的价格却比别的航空公司低很多，结果最后连飞行员工资都发不出来。

　　南方周末：不管你们自己觉得最后处置得多么好，但多少给武汉的形象和投资环境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事隔两年，你们反思过如何把握政商关系吗？

　　袁善腊：这个问题曾有人问过我。我还是那个态度：政府还是要大力扶持民营企业，但要注意规范，按照法制办事。我们从计划经济时代过渡到市场经济，还有用政策代替法规的做法。

兰世立再举报袁善腊贱卖国土 后者回应称其为人渣

2014年02月25日 02:30  新京报                  

兰世立            　　昨日,兰世立举报袁善腊的同时，还一并举报融众投资集团董事长谢小青伪造政府公章。其提供给记者一份东盛房地产公司《情况说明》（图），认为上面加盖的公章系伪造。 新京报记者 李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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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世立来京再举报袁善腊

　　称其滥用职权，非法转让国有土地；袁善腊称兰谎话连篇，将奉陪到底

　　新京报讯 (记者杨万国)昨日，东星集团总裁兰世立来京再次举报武汉市原常务副市长袁善腊，称其“滥用职权，徇私枉法，非法转让国有土地”。袁善腊昨晚对新京报记者回应，否定兰世立的说法，称兰世立是“人渣，谎话连篇”，并将和兰世立奉陪到底。

　　兰世立：袁善腊非法干预，贱卖国有土地

　　2013年8月，《福布斯》湖北首富兰世立服刑3年9个月后出狱。兰世立入狱前被认为是“张扬高调，桀骜不驯”的明星富豪，因为东星航空停飞罗生门，兰的商业帝国分崩离析，本人锒铛入狱。此后，他在监狱内写出遗书，监狱内举报时任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一直为自己的官司和东星航空破产案鸣冤叫屈。

　　兰世立寄给湖北省检察院和湖北省纪委的举报材料称，2009年6月4日，袁善腊在自己不分管土地规划工作的情况下，越权召开会议，明确指示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将光谷中心花园项目旁原公交车站的11亩多土地低价出让给融众集团旗下的武汉融城置业公司。

　　兰世立出示给记者两份材料，一份是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专题会议纪要，另一份是该管委会呈报时任常务副市长袁善腊的签报。两份材料显示，袁善腊指示：光谷中心花园项目旁原公交车站11亩土地出让，要依法依规履行“招拍挂”手续，考虑到融众投资集团为光谷中心花园项目投入了巨额资金，为支持融众投资集团发展，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武汉融城置业公司。

　　兰世立称，在袁善腊指示下，融城置业公司只是办理了招拍挂手续，但武汉相关部门并未真正让这块土地拿到市场上招拍挂。袁善腊还在会上指示土地出让金不超过2000万元。

　　兰世立称，融城置业在这块总面积7937平方米的土地上，兴建了一栋36层写字楼，总建筑面积78531平方米，但土地出让金只有1980万元，折算后每平方米为252元。兰世立称，当时在同一地段的商业土地每平方米已超过10000元，“贱卖国有土地，价格相差50倍。”兰世立称。

　　袁善腊：　兰世立谎话连篇，我奉陪到底

　　昨晚，针对兰世立举报其非法干预国有土地出让，贱卖国有土地给谢小青控制的融城置业公司，袁善腊对新京报记者回应称，“融城置业没有这块地”。谢小青只是承接了兰世立的光谷中心花园项目并帮助解决了兰世立留下的烂摊子。

　　袁善腊称兰世立是人渣，下流，谎话连篇，“我没有问题。我将和兰世立奉陪到底”，袁善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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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讯 (记者杨万国)昨日，兰世立来京再次举报袁善腊同时，还一并举报武汉融众投资集团董事长谢小青伪造政府公章。

　　兰世立说，武汉光谷中心花园写字楼裙楼一到五楼原来是中空设计，谢小青接管了湖北东盛房地产公司后，为了增加建筑面积，在裙楼内加了5层楼板。为了让这种非法加盖获得验收通过，该公司私刻了多枚政府公章，办理了虚假文件。

　　兰世立昨日提供给记者的材料显示，一份湖北东盛房地产公司呈报给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规划局的《情况说明》，请求该局同意验收变更设计后的写字楼。在这份文件下部批示称，“此部分设计修改属历史遗留问题，我局于2009年11月16日办理了规划验收手续。”并加盖了“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的公章。

　　兰世立同时提供给记者的多份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上面均加盖该单位的公章。记者比对发现，东盛房地产公司《情况说明》上的公章直径相差约半厘米，字体布局也有明显差别。

　　针对兰的举报，新京报记者昨日向谢小青求证，但拨打谢小青手机后，对方称其不是谢小青。谢的另一部手机显示关机。记者也未能从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得到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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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世立赴京举报袁善腊谢小青 称悬赏百万征集罪证

2014年02月25日 10:39  新浪财经 微博 我有话说(1,825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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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世立来京再举报袁善腊

　　新浪财经讯 2月25日消息，东星集团创始人兰世立今日在京召开发布会，举报武汉市原副市长袁善腊涉嫌非法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融众集团董事长谢小青涉嫌诈骗东星巨额资产、伪造政府公章。兰世立同时表示悬赏百万，向社会征集上述两人的犯罪证据，称此举“是在被迫之下的自卫还击。”

　　兰世立举报袁善腊非法出让国土 回应：人渣

　　兰世立此前曾向新浪财经出示两份文件欲证袁善腊与融众存在利益输送。其中，一份是融众集团2009年提交的东盛地产光谷中心写字楼申请预售许可证的报告，报告上有袁善腊批复相关部门协调解决的字样；

　　另一份是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提交给袁善腊的，关于优先考虑融众集团旗下企业购买“光谷中心花园项目旁的原公交车站的11亩土地”的文件，报告上也有袁善腊批复同意。

　　兰世立今日进一步表示，在袁善腊指示下，融众集团旗下企业融城置业只办理了招拍挂手续，但武汉相关部门并未真正让这块土地拿到市场上招拍挂。袁善腊还在会上指示土地出让金不超过2000万元。

　　“(谢小青)一系列的违法行为只是袁善腊做个批示就合法了。”兰世立说。

　　兰世立称，融城置业在这块土地上兴建了一栋36层写字楼，总建筑面积78531平方米，但土地出让金只有1980万元，折算后为252元每平方米，而当时同一地段的商业土地每平方米已超过万元，这是“贱卖国有土地。”他说。

　　这是兰世立第二次举报袁善腊。2011年下半年，兰世立在狱中递交检举信和控告状，控告袁善腊构成滥用职权罪、强迫交易罪、非法拘禁罪、诬告陷害罪、报复陷害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纵容黑社会组识罪、徇私枉法罪等众多罪名。

　　同年12月27日，湖北省纪委监察厅就此事作出回应，称袁善腊不存在兰世立举报的违纪违法问题。

　　对于兰世立的举报，袁善腊此前表态，称兰世立对他的举报是诬陷，如果条件成熟，将对兰世立提起诉讼。据媒体报道，袁善腊还表示兰世立是人渣，下流，谎话连篇，“我没有问题。我将和兰世立奉陪到底。”

　　兰世立举报谢小青合同诈骗、伪造政府公章

　　兰世立今日再次指控融众集团谢小青涉嫌合同诈骗罪，以欺骗手段骗取了东星巨额资产。同时，还举报其伪造政府公章。

　　据其介绍，2008年东星集团出现现金流紧张，东星集团以东盛地产资产为担保向融众借款，后转为抵押。东星先与融众签订《委托经营协议》，后再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3.15亿元转让所持有的东盛的100%股权给融众指定的股权名义持股人李军、杨嫚。而融众最后只付给东星方面8550万元。

　　兰世立指，这一股权转让协议实质上是民间借贷的抵押贷款，为了掩饰高利贷借款而做成了股权转让。他认为，融众集团是以8550万元的低价，骗取了当时估价16.8亿的光谷国际广场的东盛公司全部股权。

　　对于兰世立的这一指控，此前谢小青已经对媒体否认，称双方签订的是真实的股权转让合同，不存在股权质押借款的问题。融众停止支付后续款项，转为了为东盛偿还债务。

　　谈及伪造政府公章的问题，兰世立解释说，武汉光谷中心花园写字楼裙楼一到五楼原来是中空设计，谢小青接管了湖北东盛房地产公司后，为了增加建筑面积，在裙楼内加了5层楼板，达4100多平米。据其了解，为了让这种非法加盖获得验收通过，该公司私刻了23枚政府公章，办理了虚假文件，骗取国家统计转让费5000余万元。

　　兰世立在现场出示了向公安部、公安厅、武汉市公安局正式报案的《关于请求严惩谢小青等诈骗我公司巨额资产的报案》材料，以及湖北省工商局已对谢小青伪造《出资转让协议》《董事会决议》骗取东盛房地产公司股权及几十亿资产的正式立案文书。

　　称“自卫还击” 悬赏百万征集“罪证”

　　兰世立声称自己已经掌握了袁善腊和谢小青的一部分犯罪证据，甚至包括原融众集团员工的录音证明。为了进一步搜集证据，他表示将向社会悬赏百万，征集袁善腊和谢小青的犯罪证据。“只要是被有关部门证明是真实的犯罪证据，我就会奖励100万。”

　　对于此次高调的举报，兰世立表示这是“自卫还击”。他说此前在武汉的发布会遭遇原定会场取消，会议中途多次断电的情况，感觉到人身安全受到危险，“有些便衣警察已经冲到我的面前，随时可能带走我。

　　“我一直在劝自己去宽恕他们，可袁善腊和谢小青变本加厉，迫使我不得不进行反击。”兰世立称。

兰世立称已收到500份实名举报证据

2014年02月26日 12:04  京华时报                 

图为东星集团总裁兰世立。（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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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世立称出狱高调是为了自保

　　东星集团总裁兰世立昨日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再次向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湖北省纪委和公安部举报原武汉市副市长袁善腊“滥用职权，徇私枉法，非法转让国有土地”，举报融众集团董事长谢小青“私刻印章、伪造公文、骗取国家土地”。为此，兰世立将向社会悬赏100万元，征集证据。    

　　京华时报记者平亦凡

　　>>进展

　　已收500份实名举报证据

　　兰世立称，已经掌握了袁、谢二人的部分“犯罪”证据，甚至包括融众集团和东星合作时的内部会议录音证明。

　　此外，继20日湖北高院延迟重新开庭时间、东星集团在武汉召开临时发布会之后，东星方面表示，几天内又收到各方知情人士发来的举报材料和证据500余份。“这些证据都是实名寄来的，很多是融众集团内部员工提供的。通过律师研究，例如谢小青私刻公章一事，我们已经找到了刻章地点和刻章人。”兰世立说，“为了进一步搜集证据，我们将向社会悬赏100万征集二人的罪证。只要是被有关部门证明是真实的证据，我就会奖励100万。”

　　兰世立坦言，东星航空目前仍有200余名员工和少数兰入狱前的资产。目前这些员工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维持湖北钟祥景区和酒店的正常运行，其他人都在为新项目上马做前期准备。

　　“新的项目几个月前就已启动，具体内容暂时不方便透露，但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惊喜。”兰世立说，“如果后半生只懂得鸣冤叫屈，那是我的无能。”

　　昨日，袁善腊反复挂断记者的电话。谢小青一部电话停机，另一部称该号码并不是谢的电话。

兰世立：出狱高调是为了自保 公开真相实属无奈

2014年02月26日 03:52  证券日报 
兰世立称出狱高调是为了自保

　　出具新证据证明委托经营 证据提供者竟是融众人员

　　兰世立表示，案件何时重审没有确切消息，可能会马上开庭，也可能会继续无限期拖下去。

　　■本报记者 胡仁芳

　　2月25日早上九点钟，东星集团在北京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东星集团总裁、东星航空创始人兰世立当场宣布，东星将悬赏100万元，全面征集原武汉市副市长袁善腊和融众集团董事长谢小青的犯罪证据。此举源于其近日收到的一份东星集团、融众集团以及东盛房地产公司三方于2008年召开的股权委托经营会议录音。颇具戏剧性的是，兰世立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该录音是由其“仇家”融众集团内部人士提供的。

　　兰世立认为，这段录音证明是借款抵押不是股权转让，东盛房地产股权纠纷案不是民事纠纷而是刑事案件。其已经正式向公安部、湖北省公安厅、武汉市公安局举报。

　　与此同时，东星给记者提供的关于东盛房地产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受让方签字人员分别为李军和杨嫚，没有谢小青的签字，也没有融众集团的公司印章。兰世立介绍，杨嫚那时是融众集团的前台接待员，李军是一名业务员。有不愿具名律师告诉记者，公司签订合同指定的第三方人员是前台接待人员实属罕见。

　　关注案件本身之外，兰世立今后的计划也是其在发布会中提到的内容之一。“我未来努力的方向不仅仅是达到过去的高度，还要超越过去，不会仅仅依靠两个诉讼案件收回的资金东山再起”。

　　不过，今天的兰世立已经不是当年的“湖北首富”，现在的东星还剩下什么？据其介绍，东星以往资产超过百亿元，现在严格来讲，除了海外资产以及200名员工之外，其它资产都没有了。

　　东星出具新证据

　　证据由融众员工提供

　　“上次在武汉市召开发布会之后，我们收到了许多关于袁善腊和谢小青违规违法的证据。很有趣的是，举报信部分来自于政府人员，部分来自于融众集团内部员工。不到一周时间，举报信已经超过了500封。”兰世立在上午召开的发布会上表示。

　　其中一份由融众内部人士提供的会议录音，在兰世立看来，对于东盛房地产股权纠纷案有着重要的意义。

　　“该录音是当时我们关于委托经营召开的三方会议，也就是东星集团、融众集团以及东盛房地产公司三方的会议。会议明确提出是融众以委托经营股权抵押的形式进行对东盛房地产公司的交接，这个证据的出现证明五年来，东盛房地产纠纷案就是一个骗局。”他强调。

　　这份录音具体是由融众高管提供的还是其他员工提供，对此，兰世立向记者表示，不方便透露。

　　根据东星工作人员提供的录音资料，记者了解到，2008年7月22日，东星集团、融众集团以及东盛房地产相关高管人员召开了相关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关于东盛房地产公司股权的委托经营。

　　上述会议录音显示，融众集团董事长谢小青当即在会上表示，融众集团2007年和东星在东盛房地产项目上的合作很愉快。为了更好更快完成东盛的房地产项目，融众将继续对东盛所有工程需要资金给予融资支持。集团董事会考虑到风险问题，从即日开始，我们继续对东盛项目进行投资，对项目进行全面托管，封闭运行，直至项目全部完工后开始销售回款，还回我们的款项之后，把公司交还东星集团。

　　谢小青同时表示，既然是封闭性托管，我们也按照董事会的要求，从工商局的资料中，变更股东及法人代表，完成一系列托管，而不是形式上的托管。其暂时代为行使东盛房地产公司所有的经营权以及管理权。

　　另一方兰世立也在上述会议中表态，托管期间，为了避免双方产生相关矛盾，除了个别高管之外，其余所有人员继续各就各位，协助谢小青尽快了解工程进展情况。

　　“从一审、二审到现在的湖北省高院再审，到底是股权转让还是借款抵押，这个证据的出现很有意义。这段录音在证明就是借款抵押的同时，也使得该案件由民事纠纷转为刑事案件。”2月25日，兰世立在发布会中表示。

　　关于该录音是否真实，2月25日下午，《证券日报》记者致电融众集团董事长谢小青手机，一个手机处于停机状态。记者拨通另外一个手机号，持续仅有几分钟的采访过程颇有些异样。对方告知记者，“会议应该是真实的。关于融众与东星的纠纷，武汉市政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记者进一步询问关于袁善腊与融众之间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关系之时，对方连连表示，我不是谢小青，你打错了。

　　股权转让协议

　　融众签字竟是前台接待员

　　“我准备直接向社会悬赏100万元，全面征集袁善腊和谢小青的犯罪证据。任何人只要提供相关证据，经过相关部门核实是真实的，我就奖励100万元。”兰世立表示。

　　此外，颇有意思的是，东星提供的2008年三方会议证据中，兰世立在会上对东盛员工提出要求，“融众托管经营后，公司员工要全面敞开，不要觉得有外人来了，就遮遮掩掩，融众是来帮助我们的”。

　　显然，这一“帮助”没有那么简单，在兰世立看来，他是引狼入室了。

　　“我们决定正式向公安部、湖北省公安厅、武汉市公安局举报，几年来谢小青一直以欺骗的形式获得公司巨额财产，最初约定是东星以16.8亿元的财产进行抵押借款3亿元，最终东星只收到8000万元。”兰世立表示，举报信是在2月23日寄出去的，还没有收到答复。

　　而在关于东盛房地产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记者发现，受让方签字人员分别为李军和杨嫚，没有谢小青的签字，也没有融众集团的公司印章。

　　“从我和谢小青开始谈判到签订合同，李军和杨嫚从未出现过。杨嫚那时是融众集团的前台接待员，李军当时是公司发放高利贷业务部的业务员。双方曾在委托经营合同中约定，我们的股权抵押转让给融众或者是由融众指定的第三方，李军和杨嫚就是其指定的第三方。”兰世立在发布会中解释。

　　有不愿具名律师告诉记者，不管由谁签字，有公司的印章便可。不过，合同中签字人员选择公司前台服务员的情况极其少见。

　　至于袁善腊为何要帮助谢小青，兰世立是这样表述的，谢小青付给兰世立的8000万元借款中，其中5000万元来自于袁善腊通过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以投资名义投入谢小青的私人公司融众高技术成长中心，由于袁善腊可能担心事情败露，就要求东星提前还款。

　　出狱高调是为了自保

　　东星百亿元资产所剩无几

　　当然，除了关注案件本身之外，兰世立出狱之后的动向也是不少人关注的焦点。“很多人认为我出狱后有些高调，就像上次，我们只是希望媒体能旁听法院审判过程，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事实，但是，大量的公安人员出现在了发布会现场，酒店开会期间多次断电。我们只是希望通过正常合法的途径讨回被谢小青骗走的财产。现在演变到我的人身安全再次受到威胁，所以公开真相也是我的无奈之举”。

　　兰世立表示，之前在狱中，我控告袁善腊都是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几个月没人搭理，最后侄女兰剑敏召开新闻发布会，事情就解决了。我们现在最无奈的办法就是向媒体公开真相。

　　接下来做什么，如何东山再起也成为媒体关注的话题，“我未来努力的方向不仅仅是达到过去的高度，还要超越过去。我的很多项目已经开始了，只是现在不方便透露具体细节。毕竟我还不是两手空空，我手里的资金、人际关系资源还是有很多的。”兰世立表示，本身我还有部分资产，企业界的朋友会支持我的项目发展，合作伙伴也会支持。

　　而今，兰世立已经不是当年的“湖北首富”，想超越过去也不仅仅只是一句话，现在的兰世立还有什么？据他介绍，之前，东星航空有7000名员工，全国范围内除了西藏、新疆、内蒙古、青海之外，每个省市都有东星的分支机构，多达100家公司，资产超过百亿元。“现在除了还有两个诉讼之外，严格来讲，除了海外资产以及200名员工之外，其它资产都没有了。”

　　超越过去的希望之一便是赢得东盛房地产股权纠纷案的官司。“当时价值16.8亿元的资产，融众通过出售房产获得4.6亿元，通过抵押获得银行贷款约3亿元，相当于套走7.6亿元，现在剩下的房产价值30亿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赢得了官司，我们不仅可以获得剩下价值30亿元的房产，还可以追回套走的7.6亿元。”兰世立表示。

　　不过，案件何时重审到现在都没有确切消息。“可能会马上开庭，可能会继续无限期拖下去。”兰世立表示。

兰世立举报信指称袁谢合谋设骗 两外籍人士死磕

2014年02月26日 02:32  21世纪经济报道                  

　　兰世立赴京喊冤：三封举报信指称“袁谢”合谋设骗

　　孟岩峰

　　兰世立已经决定死磕袁善腊、谢小青。

　　一周前，东星集团邀请全国多家媒体去武汉参加东盛案件庭审，因开庭延迟而上演一场发布会风波；时隔几天，兰世立再次高调在北京见媒体，并自嘲“北京不停电”，“最无奈的办法就是开新闻发布会督促有关部门立案调查”。

　　这一次，兰世立给在京媒体带来了已于2月23日寄出的三封举报信，分别为向湖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及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提交的“关于对袁善腊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的控告”；向公安部提交的“关于请求严惩谢小青等诈骗东星巨额财产的报案”；向湖北省公安厅提交的“关于融众集团谢小青私刻公章、伪造公文、骗取国家土地的报案”。

　　据兰世立透露，东星目前不断收到来自各界的线索及证据，录音及文字资料等甚至达到了500G之多。“今早还收到了几封证据资料，我们正在组织人力不断进行核实审定，哪些可以举报。”

　　对于指控，袁善腊在2月24日做出回应，称谢小青只是承接了东盛光谷中心花园项目，并帮助解决兰世立的烂摊子；并称兰世立是人渣，谎话连篇，“我没有问题，我将和兰世立奉陪到底”。

　　三封检举信

　　东星的发布会总是很突然且有反侦查精神。或许是因为几次受阻，这次的发布会也是24日晚通知，25日早又通知将定于北京饭店贵宾楼的发布会改到其附近一家小酒店中。

　　对于证据的来源，兰世立称来自政府内部，甚至是融众内部员工。这一次，兰世立直接将谢小青与其之间的东盛案件称为“诈骗。”

　　其在寄给公安部的举报信中称，之前东星集团所属湖北东盛房地产有限公司因为借款抵押，便被谢小青等人利用合同诈骗方式，进而骗取房地产及公司股权16.86亿，这只是2008年的市场价值，而如今涉案的武汉光谷中心花园价值已超过30亿。

　　2008年4月，东星因遭遇经济危机而向融众集团借款3.15亿，融众则在支付了8550万元人民币(6.1248, 0.0003, 0.00%)之后便不再付款，并且按照约定已经签署了名为“转让”实为“质押”的合同。东星公司的股权已经转让给谢小青指定的名为李军及杨嫚两名职员名下。

　　东星集团最终没能全部拿到该笔借款，而这也导致兰世立的东星航空无资金运作最终导致破产。

　　另据兰世立举报信称，谢小青前后通过银行贷款取得3亿元人民币，通过低价抛售房地产得到现金约4.6亿元，合计7.6亿元。

　　他称此前谢小青向媒体展示的湖北东星集团有限公司与李军的《出资转让协议》、兰世立与杨嫚的《出资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变更决议》均属伪造东星集团有限公司的公章及兰世立的签名。

　　也是这几份伪造证据使得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将湖北东盛房地产工商的股权分别变更到李军及杨嫚名下。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已经在去年7月立案调查。

　　“就是诈骗。”兰世立如此为谢小青定性，“这是一场骗局，我们不存在纠纷。根据刑法224条，构成合同诈骗罪，因为他只给了8000万，我们借的是3亿。何况这也是欺骗司法部门，也是诈骗。”

　　而另外一封寄给湖北公安厅的举报信则称谢小青大量私刻相关单位公章，为其在光谷中心花园项目中大量非法建筑获得土地使用权及房产使用证。包括“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武汉市建设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局分局”等单位的公章20余枚，并伪造了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等建筑、施工及监理等多单位印章，使得武汉市勘察设计研究院出具文件，最终让面积为4176.3平米的非法建筑得到了土地使用证等，并获取土地转让费5000多万元。

　　兰一直认为，武汉前副市长袁善腊才是兰世立案件中的关键人物，正是他和谢小青合谋设计的一场骗局才造成今天的局面。

　　在兰世立的举报材料中，共控诉四件事：称袁善腊将光谷中心7937平米土地以每平200多元转让给融众集团，而当时该地块每平米已经达到1万元；其次，在袁善腊并不分管土地、规划城建的情况下，却批示武汉东湖开发区主任刘传铁等人，为融众集团免除违法的责任处罚；且袁善腊也不分管法院工作，也将武汉中院并无管辖权的标的超1.9亿元的案件指定给洪山区法院审判，这一举措在兰世立看来，也是将其1.9亿的东星航空的债券判给了融众；并称袁善腊在2008年7月指示武汉经济开发区主任罗长钢将5000万资金以投资名义借给融众集团的融众高成长基金，并规定8%的年息，后借与东星，由于兰世立未能提前还款，最终兰世立认定正是这5000万，使得其钻入了大骗局。

　　这些证据在四份文件中展示，兰世立称有录音及文字材料支撑其控诉。

　　“我只是针对谢小青及袁善腊。”兰世立称，“我的目的就是通过法律程序拿回自己的资产。”

　　两外籍人士的死磕？

　　“人身安全再次受到威胁，再不揭露公告袁善腊谢小青的行为，可能我还会被带走，公布真相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兰世立表示。

　　或是此前的经历让兰世立有了阴影：2月19日在武汉的发布会并不顺利，甚至遇到了不知部门的人员前来断电干扰等。

　　而如今兰世立的炮火也是一直集中在谢小青及袁善腊身上，而对于当年破产的东星航空，虽然其认为破产不合法，但兰世立并没有想着能翻案。“因为想要收回东星航空的话，就要面对央企及政府，现在还不愿意。”兰世立称。

　　而对于未来，兰世立依旧没有多谈，只是称要有期待。

　　不过这样的不确定或许与兰世立本人国籍有关。

　　兰世立为新加坡国籍，此前其东星诉融众伪造签名案的代理律师程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称，兰世立很有可能因为新加坡国籍被公安部门遣返，时间大概为一到五年。

　　而这一说法如果得到实施的话，兰世立的再次创业必然会受到影响，而这也有可能是兰世立抓紧一切时间面对媒体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兰世立在举报谢小青的材料中称：“谢小青将所骗7亿多款项大多转移境外用于赌博及放高利贷，并且谢小青持有加拿大的绿卡，随时可能出逃。”

　　如果兰世立所说属实，这场恩怨纠纷实际上成了两个“外国人”的交锋。

　　“我要超越过去。”虽然不停这样宣布，但兰世立的东山再起依然充满荆棘。

兰世立：如果不高调 我就是曾成杰了

2014年02月26日 09:01   来源：正和岛

“你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出来后还有这么大的规划，是什么信念支撑着你？”手机开在免提状态，里面媒体记者的声音清晰可闻。

“第一，我还年轻……”，48岁的兰世立坐在沙发里侃侃而谈，精神抖擞。电话结束，还有好几拨记者等着他。

这是一个精明而强悍的人，他的精力与意志力让不少人吃惊。从2月17号到21号，兰世立每天在武汉“总督府”的顶层房间里接受媒体的“轮番轰炸”。见到他时，他身上却没有疲态，更没有悲情，你看不出这是一个刚从一场大风暴里走出来的男人。

25日，他又来到北京，向媒体宣布悬赏百万征集袁善腊和谢小青的“罪证”。发布会上，他依然慷慨激昂，声震屋瓦。他对新事业语焉不详，但宣称要“重整山河、超越从前”。

此前在武汉的新闻发布会，先后两个会场都被停电。在北京又见到他，他主动拿此事开玩笑：“这里不会也断电吧？”

“这里不会发生这种事。这里只是有雾霾”。我说。

如果我不高调，就成了曾成杰

问：我看媒体说你出来之后，到剑桥跟王石待了一个礼拜。聊了一些什么？

兰世立：我们待了一周的时间，应该谈的还是各自的经验比较多。谈的更多的是人生的感受、感悟。当然也谈中国企业、企业家的未来。

问：不光王石，包括像汪潮涌、李国庆夫妇都是我们岛邻，他们给你提供了哪些帮助？

兰世立：跟他们接触也比较多，而且尤其像李国庆他们都让我很感动，专门在家里举办家宴，包括他们的夫人俞渝、李亦非都很关心、支持我，精神上、资金上全面支持。

问：我们回头来复盘这个事的话，您觉得偶然性多一些，还是必然性多一些？这种事如果当初把某个环节做好是否可以避免？

兰世立：不但不能避免，可能更恶劣。因为他（袁善腊）是一个坏人，从开始编了一个骗局，你就掉到这个骗局里面去了，而不是说你中间有什么措施的问题。你能说不相信一个武汉常务副市长的话吗？你能说不相信一个所谓的中国最大、甚至当时号称世界市值最大航空公司的央企会编一个骗局吗？但是结果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包括现在，我对外被宣布破产，对内实际上全部被中航无偿占有，那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性质呢？

叶檀写过一篇文章，她分析得很清楚，就是一句话：他们编故事给政府，政府觉得给武汉市带来巨大利益，所以牺牲了一个兰世立，牺牲了一个航空公司，算什么呢？就是这么简单。更重要当时编的时候说东星航空欠债58亿，事实上是不是呢？5亿都没有，放大了10倍，那你这公司也搞不下去了。

问：去年跟财经作家吴晓波聊到你，他分析民营企业家入狱现象有两个原因：第一，一直以来，政府掌控上游的资源性产业，民企只能做中下游。悲剧往往发生在他们向上游产业发起冲击的过程中。第二，有不少人性格偏于高调，甚至有“戏剧性人格”，惹祸上身。

兰世立：现在反思，如果我当初再高调一点，反过来还真的不会是这样。假如说在他们搞我的时候，我当时不是发一个简单的声明，而是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公布于众，你觉得会是这个结果吗？他敢把我非法关了9个月又无罪释放，敢把航空公司抢过去吗？其实我觉得还是低调了，要这样子想。

今天讲的比较多的吴英和曾成杰的案子。吴英集资十几亿，一审、二审都判了死刑，对不对？她一直在伸冤，她的家人一直在高调伸冤，结果活了。曾成杰才4亿多，而且这4亿多全部用于政府工程：图书馆、文化中心和体育馆，结果他悄悄地被毙了以后，大家才知道。你说曾成杰是不是比吴英还冤？还有，曾成杰的案子在吴英之后，要是之前死了也就死了。而且最后（集资）全部给政府了，居然把他枪毙了。最多也是一个无期、死缓，也不至于死吧。

问：高调是一种必要？

兰世立：强调高调、低调还有一个误区，有人觉得我过去太高调。实际上，我要不高调说不定就是曾成杰了。

还跟你做的事有关。我们讲你现在是个农民，你想高调，高调得起来吗？马化腾和李彦宏很低调，他能低调吗？你看马化腾几乎都没被采访，但是媒体整天一样轰炸。航空业再小的事都是天下大事，我当时改变了中国航空那么多规则，你说我能低调吗？再一个，从企业家来讲，要树立品牌，树立形象，扩大影响。如果王石不这么高调，万科可能就没这样子。潘石屹不高调，他的房子肯定就不能卖得这么好。所以我觉得是企业家只要是为了经营的需要，都应该高调。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是因为高调搞我吗？不是。是为了剥夺我的财产搞我嘛。那个时候如果说我是薛蛮子，那是高调。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问：他说的前一条呢？由于向上游产业发起冲击导致。

兰世立：这个东西，那是国家鼓励的，不是说我非法去做的。如果国家不鼓励，我想做也没机会。国家鼓励你做，你不做，那怎么说？

问：那你规划里面要做的新产业，会不会注意这方面？

兰世立：不存在。我觉得是这样的，国家鼓励你做的你不做，你想国家不鼓励你吗？现在搞私人银行，搞民间银行，我看都在往里面冲，都会死吗？这个我觉得跟这个行业没有关系。

反过来先机可能就是机会。当时互联网管多严，那时候要是进去了，可能就做起来了，后进去的就没机会了。

政商关系：太近出问题，太远做不大

问：您对处理政商关系有没有什么新的心得？

兰世立：我觉得说我政商关系处理不好是扯淡的一个事。如果政商关系不好，能做一百多亿吗？再说如果政商关系不好，我现在还敢坐在这里吗？谁拍个手同样可以把我抓起来。

我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第一，兰世立出事并没有牵扯到多少官员，对吧？政商关系不好，只要他出事，一定有一大堆官员出事。第二，还没有因为一个官员出事，把我拖进去。在全国来讲，湖北可能是抓省部级干部抓得最多的，从93年开始到现在抓了七八个，这些人我都熟，都打交道，怎么没牵扯到我呢？反过来说，我起码这个度还是把握比较好。如果走太近，我就是今天的徐明，黄光裕。如果走太远，我能做大吗？

问：我们一直很关注民营企业家的地位，目前还是一种相对弱势的地位。

兰世立：不是相对，是很弱势。我昨天说句话，你再大的企业家，一个处长分分钟把你搞死。处长什么概念？在中国掌管权力都是这些处长们，是不是？

问：新一届政府有不少新气象，说对民企要信任、要依靠，你觉得民营企业家的地位会不会有一些实质性改善？

兰世立：别的不讲，至少我看到李克强总理会见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马云也好，雷军也好，这是一种信号。但是落实起来，起码有一个过程。几年来，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36条”发了几次，现在落实了几条？

问：你认同企业家“在商言商”？

兰世立：可能大家在报道中有误解，其实王石的意见我更赞同。我觉得企业家如果不讲政治，在这个区域里面要求的你不讲，不要说生存发展，你根本就活不下去。就是你不要过度讲，不讲不行，但是不要过度讲，我觉得这样才比较准确，所以我更赞同王石这个观点。

问：王石应该是主张企业家有责任来推动制度完善，社会进步。

兰世立：对，如果企业家没有这个社会责任，你无法推动啊。我相信包括我的事件，包括这一系列民企经历的这些苦难，其实也在推动社会的发展。

李途纯很幸运，牟其中很痛苦

问：我看你现在身体特别好。

兰世立：特别好？应该说是精神比较好。

问：感觉李途纯先生出来以后状态变化挺大。

兰世立：心态很重要。其实李途纯是最走运的，最后没判罪。最后还给我们判了一个罪，我觉得他应该是最走运的一个，起码是最后无罪释放了嘛。

问：您当时说在里边的时候有两度身体非常糟糕。

兰世立：不是糟糕啊，是病危。

问：具体是一个什么状况？

兰世立：最早抓我是说以监视居住的名义。最高法都有明确规定，有犯罪嫌疑，限制你在家里，不可以出去。你可以跟家里人生活在一起，甚至可以见一些人。结果他把我搞到宾馆去了，然后用铁栏杆一焊，黑布一蒙，长达6个月关在这个黑房子里，拿几个灯照着。你不知道白天黑夜，不知道春夏秋冬。结果就导致整个功能紊乱，生物钟全破坏了，到最后不能吃东西，不能喝东西，当时就半夜送到急救室，抢救了好几次。

这样搞了6个月以后，就到看守所，看守所的环境更为恶劣，不能吃、不能喝。然后你这个身体功能也搞坏了，就导致什么呢？正常心跳60，我的心跳20、30。正常的血压是80、120，我的血压是20、40，人已经不行了。我的病危通知书下的什么呢？因为长期不能进食，导致身体的咀嚼器官丧失功能，危及生命，就随时死。几十天昏迷不醒，在那种情况下还有点意志，所以我一定要写出遗书，起码把这个真相告诉大家，我为什么死，是怎么死的？

问：像在里边的时候，别人去探望你是比较自由的吗？

兰世立：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自由。你知道王石去，还要找省长书记，对我管得更严一点。

问：在里面具体怎样生活？

兰世立：十几个人住一块。刚开始在监狱是跟牟其中在一起，唐万新也在里面。是一个大聚会。

后来开始长达一年半的时间严管，单独一个房子，搞几个人看着你。十二禁令，不准讲话，不准看书，不准写字，不准出门，不准跟所有的犯人交往，甚至不准说话。一个人不让你讲话了，连语言功能都丧失了，你有时候就自言自语的讲话。我们两个人可能在这里待一天也没事，但是我现在说你不能出这个门了，你真的就想冲出去的感觉。人就是一种心理，你受不了。不是说一定要讲话，但是不准你讲话，你这个人就很痛苦。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开始控告，一控告我的正当权利反而恢复正常，可以看书、讲话了。

问：当时跟牟其中聊一些什么？

兰世立：我跟牟其中在一个监区，聊得比较多，谈各自的经历，谈中国企业家群体，甚至谈一些事未来怎么评价。在监狱可能我跟他讲话是讲的最多的。他也是严管，因为他比我还激烈。

他死不认罪，要不然最早出来了。

问：好像也快了吧？

兰世立：还有一两年，但是七十几的人了，身体也不好，所以我觉得那会很痛苦。

下辈子还要经商

问：你写的《东星十八年》看过一些，接下来要出的新书主要是什么内容？

兰世立：这些书写了七本，四百多万字。

一个是证明我无罪的，主要是对我刑事判决的这一部分。一个是东星航空被破产的真相。还有一本就是写东星航空从成立一直到破产，这是主要的。再就是写被监视居住的经历，监狱的经历。110监室很有意思，关了牟其中，关了唐万新，也关了我，同一个监室。你看中国民营企业家在这个地方，那就是活生生的历史。还有金鉴培，湖北省政府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受贿1.9亿，当时所谓最大的贪官，还有大家熟悉的张二江，所以光这个监室的故事就够你写了。而且还可以看到唐万兴留下来的东西，有牟其中看过的书，你看他们那些东西的时候，感觉好像当年的革命烈士，就这种感觉，你说这个心态是不是很有意思？

问：如果给民营企业家一些提醒或者告诫，会是什么？

兰世立：其实我想做一个更大的事，为什么写这么多书？如果要是我不在了，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作为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这么多年，我做了什么事。你看了以后应该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给社会留下了什么。尤其在经历这些大灾大难以后，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经历了哪些东西，为什么经历这些东西，经历的过程什么样。乔布斯应该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家，他在临终前唯一的愿望就是出他的传记。所以有人说乔布斯给世界留下一个精神财富就是《乔布斯传》，《乔布斯传》超过了所有书的发行量。更重要的是他告诉大家，我乔布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问：上次王功权写了一首《悔商》发在微博上，他说“来世不兴商，只愿心如月”。假设有下辈子，你还当不当企业家？

兰世立：如果有下半辈子，我还是要经商，甚至哪怕沿着原路走一次，哪怕再去经历这些所谓的破产、坐牢，我觉得我愿意走。我觉得这给我人生带来更大的财富。原来在所谓巅峰的时候，很多出版社、很多人要我写书，包括自己也想写，想写几万字怎么也写不下去。经历了这些事，我写了几百万字，快畅淋漓啊，真的是苦难出作家了。为什么作家还去要体验生活呢？我们是用生活写出来的东西。

问：像2月19日开新闻发布会也是一波三折，两次被断电。你会对新事业有一些担忧吗？

兰世立：毫无畏惧。我出来没有像顾雏军那样喊冤，只是维护我的基本权益。这是我们两个民营企业之间的事，只是针对昨天没有开庭做一个说明。当然，武汉相对民营经济比较发达、投资环境比较好的地区，还是有差距，我只能这么讲。

江苏百强地产商被破产：向省委书记求助 保证不跑路

2016年05月07日02:40 华夏时报      

向省委书记求助 保证“不跑路、不跳楼” 百强地产商“被破产”之后

　　■本报记者 陈锋 常州报道

　　王和平仍在苦苦奔波。他的妹妹述及其兄的艰难，难掩泪水：“95岁的老母亲每天都担心他，妈妈要求他必须回家报平安，无论多忙多晚。”

　　他所控制的地产企业今年2月25日已经被当地法院宣告破产。在给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的求助信中，王和平以“我和妻子相约不逃跑、不跳楼、不离婚”陈述其强力支撑、寻求解决之道的决心。不过，深陷破产风波半年以来，来自于地方政府、债权人、司法机关的压力，已经令其身心俱疲。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已经指定了破产清算管理人。如今，地产公司常州龙德置业有限公司（下称龙德置业）的资产拍卖工作如箭在弦。随着时间的流逝，王和平希望扭转资产被强拍的努力，也慢慢走向渺茫。在他们看来，项目资产远远未到资不抵债的地步，破产清算无异于一场资产洗劫。

　　业主起诉起波澜

　　龙德置业并非苏南重镇常州的第一家破产房地产企业。2015年8月中旬，常州泰和置业、常州华光房地产开发公司两家地产商被法院公告进入破产清算。受房地产调控及银根紧缩影响，包括常州在内的三四线城市楼市迎来转折，而资金实力有限或扩张过快的地产企业受到严重冲击。

　　王和平是常州市润地利集团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是龙德置业等十多家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而龙德置业在常州市武进区开发有龙德花园项目。公开资料显示，龙德花园项目位于武进新区腹地，总建筑面积51万平米，为集住宅、写字楼、酒店式公寓、会所等于一体的“都市综合体”。

　　5月3日，《华夏时报》记者在龙德花园项目工地看到，9栋约30层高的住宅楼已经建起，部分已经入住，部分已经封顶，还有3栋基本完成框架结构，尚待封顶。工地已经停工，连未建成的3栋高层的脚手架也被拆走。

　　据工作人员介绍，项目前几年一直是建建停停，武进区法院裁定该项目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在2015年11月即强行接管了该项目。自那时起，工地就彻底停工。

　　根据规划，龙德花园项目占地面积200余亩，目前仅开发了2/3，大量空余土地待建，而颇具商业价值的沿路门面商铺的开发也未开始。

　　位居中国房企百强的润地利集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资金困难。王和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承，自2012年中国进行房地产调控开始，润地利的日子便发生转折，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银行收贷和建筑商延误工期。另外，政府交地时间延迟，也导致房屋交付后延而错过房价峰值，影响了企业经营。最终，王和平一人承担了所有的苦厄。

　　自2014年10月开始，因预期开发商无法按时交房，购房业主开始联合维权，并向政府部门施压，武进区政府派出工作组介入调查。

　　2015年年中，6名购房业主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开发商解除购房合同，退还购房款。上述诉求获法院支持。因判决未获执行，这些购房业主直接向法院提出了破产清算申请。2016年春节后不久，法院裁定宣布龙德置业破产。

　　破产程序遭质疑

　　“我们对法院宣布龙德置业破产的程序存在质疑。”王和平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龙德公司名下资产大于负债，远未到破产阶段，但在法院的操办下，龙德置业被认定为“资不抵债”而被宣判“破产”。

　　记者梳理法院相关裁定发现，破产的动议来自于6个购房人。2015年10月13日，他们向法院提交申请，两周后的10月27日完成听证程序，而3天后，法院即裁定受理申请，并于当天指定破产管理人。4天之后的11月4日，破产管理人在法院的支持下，采取突然行动，强行控制了公司公章、执照等。2016年2月25日，法院裁定宣告破产。

　　在王和平看来，这样的速度，显示出有关方面推动破产清算的急切心情，其目的令人质疑。另外，他们曾提出破产重整的请求，但被法院驳回，此举令王和平非常不满。“我本来有信心通过重整翻转局势，但我带着投资人去跟法院谈，法官一边说这个项目能稳赚一个亿，一边却劝走了投资人。”他说。

　　所谓破产重整，是指当企业资不抵债时，管理层可以向法院申请破产重组。一旦申请获准，则债权人不能向破产企业催逼债务，破产企业获得腾挪机会。润地利集团法律顾问蔺文财表示，一般而言，企业破产清算，其财产可能所剩无几，而破产重整则温柔得多，企业存在摆脱困境，重获经营能力的可能。

　　记者获得的破产管理人提供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资料显示，截止到2015年10月30日破产受理日，龙德置业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反映，账面资产总额为13.30亿元，账面负债总额10.84亿元，所有者权益为2.46亿元。经常州中南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定龙德置业的资产和负债分别是16.40亿元、20.75亿元，已严重资不抵债，缺口高达4.35亿元。

　　“我们对资不抵债的结论提出质疑，认为与实际情况不符。”蔺文财表示，管理人提供的会议资料明确表示，这20.75亿元的债务，包括6.58亿元担保债务。蔺文财认为，连带担保是对债务负责的一种方式，债权人有权选择主债务人和次债务人履行到期债务。次债务人履行到期债务后有权向主债务人追偿，所以担保债务是不确定之债，因此计算担保债务而得出资不抵债的做法，值得商榷。

　　“换一句话说，如果不计算这6.58亿元的担保债务，龙德置业的资产高出债务2亿多元，资不抵债便不复存在。那还存在破产的前提吗？”他说。

　　不过，中南会计师事务所有关负责人5月3日表示，上述审计结果是审计意见初稿，不具有法律效力。“没有法律效力，法院就不能以此作为证据。”蔺文财说。

　　王和平的质疑还包括：法院对部分债权人不同意破产的申请不予回复、债务数据不符合事实、剥夺其本人参加相关会议的权利、公司资产严重低估等。在王和平看来，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宣告破产，均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而这背后或有维稳及其他因素的考量。

　　而承办法官、武进区人民法院民庭庭长张存华则是另一种说法。他表示，宣布龙德置业破产，在于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我们前期跟王和平沟通，要求其执行判决，偿还申请人的债务，但因企业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后，他已经无力归还。”他说。

　　向省委书记求救

　　来自武进区法院和破产管理人处的消息是，龙德置业破产程序已经进入资产拍卖阶段。“由于目前项目严重资不抵债，房地产市场行情长期低迷，龙德花园后期开发收益的预期不容乐观，管理人与新城地产、万科地产、恒大地产等经济实力较强、具备接盘能力的企业积极沟通联系，主动邀请其参与复工续建，但至今未有企业积极回复，因此资金筹措存在很大的困难。根据相关规定，管理人提出《破产财产变价方案》，将对资产进行整体拍卖。”相关资料称。

　　宣称集团资产高达70亿的王和平，遭遇着与东星航空创始人兰世立当年一样的困境。他拥有与兰一样的雄心，规划了多个城市的地标建筑，并以其高度命名，如无锡市的“环球258米”、苏州市的“环球188米”、南通市的“环球238米”、常州市的“环球308米”。不过，与兰一样，还没来得及达成宏愿，悲剧即已上演。

　　兰世立曾留下遗书，并指责武汉个别官员编造谎言，强令东星航空破产。而王和平也指出，是“资不抵债”的谎言将龙德置业推上破产清算的绞刑架。从白手起家到锦衣在身，王和平耗去30年；而从巅峰坠落，却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一份盖有武进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公章的函件显示，龙德花园项目2014年10月起长时间停工，购房业主在预期无法按合同约定获得房屋后，多次到市、区政府上访。为此，2015年8月初，武进区成立工作组，进驻龙德置业进行调查审计。

　　近30年来，王和平一直从事着建筑设计与施工管理工作。1992年他辞职下海，后创办润地利房地产投资集团（后更名润地利科技实业投资集团），上述“环球”系列建筑，皆由其自主研发、规划、投资。2014年，该集团跻身中国房地产100强。

　　在他看来，破产是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及债权人的一种保护，但对于不存在资不抵债的企业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

　　在寻求破产重整的努力受到打击后，王和平四处求助。“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浸透着民企老板辛苦的汗水和毕生心血，理应得到社会应有的公正和尊重，润地利发展到今天，极为不易，希望政府不要遗弃。”在面临生死存亡之际，王和平向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寄去了求助信，并表态“不跑路、不跳楼”，并称与妻子相约“不离婚”。

　　耐人寻味的是，在王和平的求助信中，他提及一事：项目进展缓慢但仍然持续推进的2014年，银行在最关键时刻收贷近8亿元，如同最后的一剑锁喉，直接令其资金链断裂。

前湖北首富自称有百亿资产 已收购两家航空公司

                   2017年01月12日17:48 观察者网
　原标题：前湖北首富出狱自称有百亿资产 收购不止两家航空公司

　　[观察者网 综合]曾经的湖北首富，“中国民营航空第一人”，东星集团创始人兰世立出狱已近三年。在1月11日东星召开的记者会上，兰世立通过现场视频的方式表示，一是将继续为自己申诉，他说他已于1月10日向最高人民法院再次递交了申诉状。二是谈了他在旅游、航空、网络三个板块上的新布局。

　　兰世立称，过去两年多，他先后收购了两家航空公司，资产规模远超过去。

每经记者 张虹蕾 摄

　　一朝沦为阶下囚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兰世立上世纪90年代初从武汉大学经济系硕士毕业后，于1991年在武汉创立了东星集团，由此开启了他的创业生涯，在其多年的企业经营过程中，因敢想敢干，不循常理出牌，兰世立曾创造多项商界奇迹。

　　他曾先后进军餐饮、房地产、旅游等多个行业，直到2005年获得中国民航总局批准，筹建了东星航空有限公司。在东星航空公司的筹建过程中，兰世立利用民营资本可以进入航空业这一项国家政策，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了民航总局的批准。平台建立之后，兰世立不仅利用这个平台吸引了飞行员、空乘、飞机、航材，而且以不足30亿元的总资产，租购来120亿的空客飞机。

　　在2005年福布斯富豪单上，兰世立位列中国富豪榜第70位，成为湖北有史以来第一名进入该榜前100名的富豪，《福布斯》还以“财富新势力”的封面故事大篇幅推介这位企业家。

 兰世立 资料图

　　2008年1月，东星集团以东盛房地产作为抵押，向融众集团借款。然而到了4月份，金融危机爆发，东星航空资金链亦开始紧张，东星集团为保住航空产业，不惜以东盛房地产换资金来救活。但东星方面表示，由于相关股权转让融众只支付了8000多万元，航空公司最终没能救活。东星集团为挽救资金链紧张的东星航空，将集团旗下的东盛房地产委托给融众集团经营。2009年8月，因未收到余下款项的东星航空有限公司破产。

　　在这次案件当中，兰世立经历了四度被抓。其律师团队曾上呈过一份致最高法院的代理词，其内容显示，东星航空破产后，2009年3月15日，兰世立被抓后，在立案前被放出来。当年9月13日，兰世立再度被刑拘后，于12月12日被取保候审出狱，但次年2月23日，一审开庭后，兰世立再次被逮捕。

　　2010年4月9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东星航空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兰世立，因犯逃避追缴欠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013年8月，兰世立出狱，而其申请提前出狱的理由则是病残。

　　继续申诉

　　2013年兰世立提前出狱，在继续为自己申诉的同时，还继续争夺争议资产。

　　据澎湃新闻报道，兰世立已经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为自己“喊冤”，而且还与融众集团董事长谢小青争夺东盛房地产股权。据称，当年估值3.15亿元东盛地产，至兰世立出狱时已升值到约40亿元。

　　在1月11日的发布会上，兰世立还提到，入狱之前，他除了拥有东星航空、东星大厦和东星房地产等资产，还在神农架有一个风景区，5个酒店（其中有五星级酒店）。在湖北钟祥也有风景区，在当地还拥有7个酒店，其中3个是五星级酒店。“这些，都被人以各种名义非法侵占了。”兰世立说。

　　兰世立称，只要自己尚存一丝气息，就会将伸冤进行到底。“在这个事情（指“东星案”）之前，兰世立是一个光芒四射，很光耀、很荣耀的一个企业家，直到东星案将我打入‘十八层地狱’。只要我活着，我就会坚持到底。”兰世立表示。

兰世立申诉状 

　　相比这桩发生在多年前的诉讼，更受外界关注的是兰世立在去年底陷入一场跨国风波。

　　据每日经济新闻援引《联合早报》及《星洲日报》等媒体报道，兰世立涉嫌在2016年7月12日使用假护照入境新加坡，同月底被起诉，2016年11月3日被判监禁5个月，但兰世立针对判决提出上诉，以8万新加坡元（24万令吉）保释在外。

　　《联合早报》披露的案情显示，兰世立前生意伙伴投诉被他诈骗，结果被当地公安拘留，他在2016年4月获得保释，被通知不能离开中国，护照也被扣押。

　　2016年10月，第一财经也报道称，兰世立之所以无法持有效身份证件入境新加坡，是因为他早已于当年4月被广州警方监视居住。兰世立计划2016年斥资6亿元购买泰国一家公司股权，但却有前生意伙伴称未能收到兰世立的所有款项，并以诈骗罪为由向警方报案，随后兰世立被广州警方调查。

　　对于购买泰国公司股权相关情况，兰世立在现场不愿多提，而是对记者称，以后会提供一份来自广州相关部门的无罪释放文件，“关于这件事情到时候会挑一专门的时间向大家公布相关事实”

　　购入二家航空公司但不愿公布名称

　　除了继续申诉，在1月11日的发布会中，兰世立还重点谈了自己的最新商业布局。

　　兰世立称，目前，他主要在旅游、航空、网络三个板块上布局。兰世立透露，过去两年多，他先后收购了两家航空公司，资产规模远超过去。

　　据他称，其出狱之后的第一个创业项目，是在境外收购了一家航空公司。“严格来讲，我收购的航空公司还不止两家，有的（收购行为）还在进行之中。这些航空公司中，有的已经上市，有国外的航空公司，也有国内的航空公司。因为涉及相关产业政策和上市公司，暂不便透露这些航空公司的具体名字。”兰世立称。

　　另据《新京报》报道，2015年10月，兰世立曾对媒体表示，其公司已拥有上百亿资产，1700多名员工。

　　谈及“东山再起”的资金来源，兰世立感谢了他的企业家朋友和生意伙伴。

　　“我走出监狱时，两手空空、身无分文。很欣慰的是，中国一大批知名企业家，有的在道义上支持我，更多的是在资金上对我进行支持。不少企业家都是把3000万、5000万、1亿元的现金直接给了我，没有合同，没有打一张欠条。有的支持者表示，如果你重新来过，有了钱再还款，没有钱就算感情投资。”兰世立说。

　　公开报道显示，在出狱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兰世立拜访了包括王石、雷军、李国庆、汪潮涌在内的多位企业家。此前兰世立向外界透露，万科集团是东星旅游的大客户。

　　在兰世立对外描述的商业版图中，其现在的商业帝国已经不输当年，但是，对于外界而言，兰世立被舆论关注，依旧是当年的东星案，仍然绕不开的是其和曾经官员的恩怨纠葛。

　　对于未来，兰世立依然“狂妄”，他曾高调称“我不是要东山再起，而是要超越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