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青岛方特游玩线路:一家三代中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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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喜儒
《 人民日报 》（ 2011年09月02日 23 版）
横川健夫妇与本文作者（由左至右）在一起。
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工作数十载，使我有幸结识了许多与中国情缘甚深的日本友人，耳闻目睹了许多感人的故事。横川健一家三代情系中国的故事便是其中之一。
兄弟翻译家——
矢志不渝促交流
横川健先生今年75岁，早应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了，但他仍然要按时上班，主持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的日常工作。他高度近视，做过白内障手术，患了青光眼，眼压一高头就晕，只能靠药物减压维持。他原本打算与几位老同事一起退休，但协会挽留他担任专务理事，继续工作。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于1956年，是以著名评论家中岛健藏、戏剧家千田是也、作家井上靖、音乐家团伊玖磨为骨干，以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和友谊为宗旨的民间文化团体。协会成立时，日本政府敌视中国，环境险恶，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但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中，不管日本、中国发生什么变化，他们都坚如磐石，矢志不渝，组织文学、戏剧、美术、书法、音乐、舞蹈、电影、摄影、岀版、印刷、新闻、宗教、体育等各界人士与中国交流。
在这些有远见卓识的日本文化精英的感召下，一批热爱中国的青年，加入了日中文化交流的行列。协会靠会费运营，经费拮据，工作繁重，但他们安贫乐道，兢兢业业，孜孜以求，把推动日中友好视为终生事业。
横川健1937年生于中国大连，196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政治经济系，1974年参加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工作。他中文好，是日本翻译界的佼佼者。访问日本的中国作家，对他的翻译无不交口称赞，而日本作家来中国访问，也都希望与他同行。
横川健在日中两种语言中，对接转换，准确得体，游刃有余。听他翻译，是一种学习，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享受。但我很快发现，他的本事，我学不来。因为那种流畅传神，虽然有熟能生巧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源于对两种文化的深厚修养和感情。
横川健的弟弟横川伸，更是了得。在北京时，他在华北小学、101中学上学，中文就讲得很好。到成都第四中学高中学习时，和中国学生一起住校，没人知道他是日本人。当时中国推广普通话，每天早晨上课前，学校用普通话广播，横川伸的普通话出类拔萃，鹤立鸡群。《四川日报》记者闻讯赶来采访，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全校普通话讲得最好的，竟然是个日本学生。横川伸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后，还担任过学生干部。同学们很信任他，生活中有什么困难，思想上有什么疙瘩，甚至恋爱中的苦恼，都找他倾诉。如今横川伸在日本东洋大学当教授，教授中文，同时也是著名翻译家。
父辈老革命——
助力建设新中国
横川健和横川伸的父亲横川次郎、母亲辰子，都是知识分子，长期在中国工作，按中国说法，都是“老革命”、“离休干部”。
横川次郎在大学时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4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到宇都宫高等农林学校任教授，1929年因“赤化教授”罪名被免职。失业后，参加日本第一部日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翻译工作。1936年来到中国东北，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任职，又因“宣传共产主义，违反治安维持法”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关押数年。1945年日本投降后留在东北，参加“日本人民主同盟”，受中国共产党委托，曾到鹤岗煤矿教育和组织日籍矿工提高煤炭产量，支援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东北统计局、四川省农业厅、《人民中国》、《人民画报》杂志社工作。
横川次郎在外文局当专家时，主要工作是把中国人译的日文加工润色，使之变成地道的日文。在翻译和改稿的实践中，他不断总结经验，写成论文，对直译与意译的关系，如何克服译文的翻译味，真正做到“日本化”等，提岀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还经常通过口头和书面，对外文局系统的日文报刊，从题材、内容到编排、设计、印刷、发行等，坦率真诚地提岀意见。
横川次郎关心中国农业，发表过多篇论文，后汇编成《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农业问题的研究》一书，在日本出版发行。他联系中国的革命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以科学的态度，研究探索中国产生“左”倾错误的历史根源，1980年5月，在日本《中国研究月报》发表了论文《布哈林与刘少奇》。邓颖超看到了外文局刊物《编译参考》1981年1月号的中译文，建议中央领导阅读。在同年2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大会上，邓颖超又一次说：“这篇论文写得很好，我一口气就读完了。”
横川次郎在华生活工作了52年，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为日中友好事业做出了贡献，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1989年病逝，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辰子曾在外文岀版社工作。年轻时，她专攻英国文学，结婚后与丈夫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丈夫被捕入狱后，她独自支撑门庭，养育儿子，同时还要为狱中的丈夫送衣递食，帮助丈夫度过冰冷的铁窗岁月。她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真看不岀她性格中的另一面——面对变故与动荡时的执着、坚定、顽强。辰子病重住院时，横川健夫妇从东京赶来，与中国的孝子一样，陪伴在病榻旁。如今，她与丈夫一起，安睡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后人再接棒——
赓续绵延传友谊
回想起来，我与横川健认识已经30多年了，我把他视为可亲可敬的兄长。他不仅中文好，性格温和，为人厚道，而且热情周到。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时，他亲自翻译陪同，车前马后，事必躬亲。我个人赴日研究采访时，他也热心帮助。记得有一次去参加一位病故作家的追悼会，他来电话说：“按日本习惯，应该穿黑色礼服，但你是外国人，穿深色西服就行了。黑色礼服很贵，你带回去也没用，白花钱。黑领带也别买，我给你带一条。另外，估计去的人很多，我已经打电话告诉他们你要去，请他们预留座位……”
横川健夫人，原在日中贸易促进会，后到专售中国图书的书店工作，直至退休。他们来伊豆半岛的温泉城市热海看我时，夫人抱怨他早该退休，安排晚年生活。横川健闭着眼睛，笑眯眯的，不解释，不分辩，不反驳，不附和，夫人毫无办法。我在旁边看着，忍不住想笑。他们的言传身教，自然会影响儿女。女儿大学毕业后，来中国学习中文，现在一家日本商社任职，常驻上海。儿子大学毕业后，也来中国，现在黑龙江一家中日合资的乐器厂工作。
一家三代，尽管所处的时代不同，工作内容不同，人生追求不同，但都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世代相传、连绵不断的友谊，弥足珍贵，令人感动。
《 人民日报 》（ 2011年09月02日 23 版）
横川健夫妇与本文作者（由左至右）在一起。
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工作数十载，使我有幸结识了许多与中国情缘甚深的日本友人，耳闻目睹了许多感人的故事。横川健一家三代情系中国的故事便是其中之一。
兄弟翻译家——
矢志不渝促交流
横川健先生今年75岁，早应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了，但他仍然要按时上班，主持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的日常工作。他高度近视，做过白内障手术，患了青光眼，眼压一高头就晕，只能靠药物减压维持。他原本打算与几位老同事一起退休，但协会挽留他担任专务理事，继续工作。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于1956年，是以著名评论家中岛健藏、戏剧家千田是也、作家井上靖、音乐家团伊玖磨为骨干，以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和友谊为宗旨的民间文化团体。协会成立时，日本政府敌视中国，环境险恶，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但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中，不管日本、中国发生什么变化，他们都坚如磐石，矢志不渝，组织文学、戏剧、美术、书法、音乐、舞蹈、电影、摄影、岀版、印刷、新闻、宗教、体育等各界人士与中国交流。
在这些有远见卓识的日本文化精英的感召下，一批热爱中国的青年，加入了日中文化交流的行列。协会靠会费运营，经费拮据，工作繁重，但他们安贫乐道，兢兢业业，孜孜以求，把推动日中友好视为终生事业。
横川健1937年生于中国大连，196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政治经济系，1974年参加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工作。他中文好，是日本翻译界的佼佼者。访问日本的中国作家，对他的翻译无不交口称赞，而日本作家来中国访问，也都希望与他同行。
横川健在日中两种语言中，对接转换，准确得体，游刃有余。听他翻译，是一种学习，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享受。但我很快发现，他的本事，我学不来。因为那种流畅传神，虽然有熟能生巧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源于对两种文化的深厚修养和感情。
横川健的弟弟横川伸，更是了得。在北京时，他在华北小学、101中学上学，中文就讲得很好。到成都第四中学高中学习时，和中国学生一起住校，没人知道他是日本人。当时中国推广普通话，每天早晨上课前，学校用普通话广播，横川伸的普通话出类拔萃，鹤立鸡群。《四川日报》记者闻讯赶来采访，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全校普通话讲得最好的，竟然是个日本学生。横川伸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后，还担任过学生干部。同学们很信任他，生活中有什么困难，思想上有什么疙瘩，甚至恋爱中的苦恼，都找他倾诉。如今横川伸在日本东洋大学当教授，教授中文，同时也是著名翻译家。
父辈老革命——
助力建设新中国
横川健和横川伸的父亲横川次郎、母亲辰子，都是知识分子，长期在中国工作，按中国说法，都是“老革命”、“离休干部”。
横川次郎在大学时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4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到宇都宫高等农林学校任教授，1929年因“赤化教授”罪名被免职。失业后，参加日本第一部日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翻译工作。1936年来到中国东北，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任职，又因“宣传共产主义，违反治安维持法”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关押数年。1945年日本投降后留在东北，参加“日本人民主同盟”，受中国共产党委托，曾到鹤岗煤矿教育和组织日籍矿工提高煤炭产量，支援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东北统计局、四川省农业厅、《人民中国》、《人民画报》杂志社工作。
横川次郎在外文局当专家时，主要工作是把中国人译的日文加工润色，使之变成地道的日文。在翻译和改稿的实践中，他不断总结经验，写成论文，对直译与意译的关系，如何克服译文的翻译味，真正做到“日本化”等，提岀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还经常通过口头和书面，对外文局系统的日文报刊，从题材、内容到编排、设计、印刷、发行等，坦率真诚地提岀意见。
横川次郎关心中国农业，发表过多篇论文，后汇编成《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农业问题的研究》一书，在日本出版发行。他联系中国的革命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以科学的态度，研究探索中国产生“左”倾错误的历史根源，1980年5月，在日本《中国研究月报》发表了论文《布哈林与刘少奇》。邓颖超看到了外文局刊物《编译参考》1981年1月号的中译文，建议中央领导阅读。在同年2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大会上，邓颖超又一次说：“这篇论文写得很好，我一口气就读完了。”
横川次郎在华生活工作了52年，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为日中友好事业做出了贡献，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1989年病逝，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辰子曾在外文岀版社工作。年轻时，她专攻英国文学，结婚后与丈夫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丈夫被捕入狱后，她独自支撑门庭，养育儿子，同时还要为狱中的丈夫送衣递食，帮助丈夫度过冰冷的铁窗岁月。她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真看不岀她性格中的另一面——面对变故与动荡时的执着、坚定、顽强。辰子病重住院时，横川健夫妇从东京赶来，与中国的孝子一样，陪伴在病榻旁。如今，她与丈夫一起，安睡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后人再接棒——
赓续绵延传友谊
回想起来，我与横川健认识已经30多年了，我把他视为可亲可敬的兄长。他不仅中文好，性格温和，为人厚道，而且热情周到。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时，他亲自翻译陪同，车前马后，事必躬亲。我个人赴日研究采访时，他也热心帮助。记得有一次去参加一位病故作家的追悼会，他来电话说：“按日本习惯，应该穿黑色礼服，但你是外国人，穿深色西服就行了。黑色礼服很贵，你带回去也没用，白花钱。黑领带也别买，我给你带一条。另外，估计去的人很多，我已经打电话告诉他们你要去，请他们预留座位……”
横川健夫人，原在日中贸易促进会，后到专售中国图书的书店工作，直至退休。他们来伊豆半岛的温泉城市热海看我时，夫人抱怨他早该退休，安排晚年生活。横川健闭着眼睛，笑眯眯的，不解释，不分辩，不反驳，不附和，夫人毫无办法。我在旁边看着，忍不住想笑。他们的言传身教，自然会影响儿女。女儿大学毕业后，来中国学习中文，现在一家日本商社任职，常驻上海。儿子大学毕业后，也来中国，现在黑龙江一家中日合资的乐器厂工作。
一家三代，尽管所处的时代不同，工作内容不同，人生追求不同，但都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世代相传、连绵不断的友谊，弥足珍贵，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