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天河景区二日游攻略:洪君彦：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一）

洪君彦：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一）

1961年妞妞出生后，一家三口乐融融

　　2004年2月23日，香港《明报》世纪版开始连载我的回忆文章《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但文章刊登了三天，全文尚未登完就于2月25日停稿了。一篇文章突然腰斩，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当时四面八方的读者（包括新加坡报界）打电话到《明报》询问因由；我家的电话也响个不停，我的亲友、同学和学生辈从美国、法国、北京、上海纷纷打电话来问我：文章登了一小半突然停了，究竟为什么？他们一致要求继续登完。那一阵网上的讨论更热闹了。有同情我被剥夺话语权的；也有人恶意讽刺谩骂，说我话说了一半不敢说了，不像个男子汉。而各种奇谈怪论也出笼了：有人怀疑《明报》慑服于某种压力把文章停了；还有人猜测可能是我的版权被买断了，担心这篇文章再不能见天日；有人说，是不是文章中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玄机等等。总之，人人都觉得事情太古怪，太不可理喻了。

　　其实，以上种种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虚构。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在2004年2月26日在《明报》刊登的停稿启事所说的。我说：“《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一文全部是我的亲身经历，是我前半生坎坷遭遇的真实写照。今应女儿洪晃的请求，续稿暂停。”

　　女儿洪晃的请求是唯一的原因。女儿是如何请求我的？在2004年3月的《北京青年周刊》上有洪晃的一段话可以说明：“我说，没有觉得你不能说话，但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因为你爱我，你女儿这辈子就求你这一件事。我爸想了两分钟，说你要这么说，就撤！我也挺感动的，他憋了三十年有话要说，有些事情真的是能忘掉就忘掉。”

　　女儿求我撤稿时还说，当时她母亲病重住院，怕该文章影响她的病情，要我暂停。并说：“爸，你干脆多写点以后出本书。”所以女儿的本意绝不是剥夺我的话语权，而是发表文章的时机不对，所以建议我缓一缓，往后推。

　　至于停稿后我的感受，我在2004年6月4日给女儿的信中也讲得很明白、坦率：“我已古稀之年了，还能有几年在世？趁我记忆力还未完全衰退，还历史本来面目。我们这代人活得很累很苦，留下一点史料给后人参考。你是我唯一的女儿，爸是爱你的，绝不会做出损害你的利益的事。但也请你了解爸爸的心情，让爸爸有生之年做点他随心的事。文章没登完便夭折了，亲友们问起我，我总有点不快，似有骨鲠在喉之感。”

　　2006年2月中旬洪晃来电话说：“爸，把你文章的后半部分放在我的博客上登吧，我的博客点击率非常高……”

　　既然女儿已经理解老爸的苦衷；既然我已下决心不再哑忍，要在有生之年澄清我蒙受了几十年的不白之冤，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既然我要以“文革”幸存者的身份，提出对“文革”的控诉，留一些史料给后人；那么我必须把三年前完成的文稿进行修改、补充，以较完整的面貌呈献在读者面前。我期望以此行动对读者、亲友以及我自己作一个交代。

　　我不再沉默

　　我和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23年（1949至1973年），我与她的婚姻于“文革”期间破裂。“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疯狂的年代，在这十年间有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有多少人颠沛流离？这十年也是我一生中最不幸、最灾难深重的岁月，至今不堪回首。

　　自1993年至今，章含之写文章、出书或接受访问，凡提到她和我离婚那一段往事，总说是毛泽东主席叫她离婚的。她说毛主席批评她没出息，是这样对她说的：“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我当时一看便懵了，借毛主席的话说我们离婚的事，真是闻所未闻。这一笔真是非同小可，从此陷我于不义。一些不认识、不了解我的读者均视我为人所不齿的负心汉。如此她就巧妙地把导致我们离婚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男方，并把自己在“文革”一开始就红杏出墙的事实全掩盖了。

　　自1993年起，不时有燕京大学的老同学把章含之文章中有关和我离婚的段落复印后邮寄或传真给我，1995年我再次看到她在文章中对离婚一事颠倒黑白的说法。我忍不住对女儿说：“妞妞（洪晃的乳名），告诉你妈妈，她写她和乔冠华的忘年恋怎么写都可以，与我无关。但为什么把离婚的事实真相颠倒了？”洪晃说：“爸，你也可以写一篇《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当时我之所以没写，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我实在不愿提起那段令人痛心的往事，所以尽管知情者均为我鸣不平，要我写出事情真相，我一直没提笔。二是不久章病重，女儿说医院已发出病危通知了。我念及旧时夫妻一场就作罢了。

　　但是，此后章不断出书、上电视、出访谈录，凡谈到我们离婚，必然抬出毛主席，一再重复她定的调子。有时还说得更离谱，竭力渲染她是第一段婚姻的受害者。更有甚者，还有人推波助澜，以讹传讹。有个别毫无道德操守的文人，竟以她的文章为蓝本，抄袭、编造，添油加醋，杜撰一些令人作呕的情节，故事愈编愈荒唐，极尽造谣、诽谤、丑化之能事。其目的不外是牟取名利，结果却是把污水全往我身上泼，在我身上加踩几脚。

　　此外，章善于利用传媒为自己造势。更善于借不知内情的青年记者或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口来歪曲事实。如今年3月上海某杂志的一篇有关章含之的访问稿中就有两处不实的文字。该文作者说：“她（指洪晃）并不知道父母离婚的实情是因为爸爸有了外遇。”请章含之扪心自问：她和我离婚的实情究竟是什么？访问稿中还有一段文字更加荒诞：“洪晃一个人躺在床上哭……妈妈问：‘你为什么哭？’洪晃说：‘因为你和爸爸离婚了。’妈妈说：‘别胡思乱想了，妈妈没有错，毛主席、周总理都是同意我们离婚的。’”章对女儿说妈妈没有错，她这样说不觉得亏心吗？而且章一向说是毛主席叫她离婚的，现在把周总理也拉进去了。

　　近日，在香港凤凰卫视一个短短五分钟的节目中，竟然听到主持人说：“毛主席鼓励她（指章含之）和她有外遇的丈夫离了婚，她的人生就更传奇了。”节目播出的当晚及随后几天我接到许多电话。一位知情者说：“主持人如此评价所谓的成功人士太可笑了。可见她太不了解章某过去的种种。”

　　其实，与章含之离婚之后，我从不谈论离婚的事，也不愿谈离婚的真正原因。但章一而再，再而三，持续十几年，不厌其烦地讲述她奉命离婚的故事，来掩盖她和我离婚的实情。其目的无非是要美化自己，把自己装扮成纯洁无瑕的“简？爱”式人物，强调章乔恋如初恋般纯情，而章乔的结合更是千载难逢的旷世奇缘。我在章所散布的舆论笼罩下，感到很压抑。每次从报刊杂志或电视上看到章含之说毛主席叫她离婚，心里感到很委屈，无法释怀。

　　自1993年至今我整整沉默了十几年。知道洪章离婚真相的同学和亲友大有人在，他们通通为我抱不平。他们催促我说：“谎言重复千遍便成真理了，你一定要把事情讲清楚。”1994年，我去澳洲旅游，一位敬重我的学生对我说：“洪老师，你一定要写出事情真相，你写了对我们学生也是个交代。”

　　还有一位晚辈，她从法国巴黎来信说：“洪伯伯，几年前我读了章含之的《十年风雨情》，读到与你有关的章节为你感到不平！我虽是晚辈但对你过去的遭遇是知道一些的。你若再哑忍下去，那谎言便成为真理了。”

　　如今我已年过七十了，人到古稀之年重新回忆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有时仍然彻夜辗转难眠，有时会从噩梦中惊醒。好几次想掷笔作罢。但是，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到底谁是婚变的始作俑者？到底谁是婚变的主角？我想：只有原原本本毫不隐瞒地写出事情真相，才能给所有关心、爱护我的人一个交代。

1950年洪君彦与章含之在北海公园划船，这是两人第一次合影

　　“文革”带来灾难

　　谈到我的离婚，不能不提及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我的家变是在“文革”中发生的。由于我在“文革”中身受政治迫害和家变的双重磨难，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恐怖，至今心有余悸。“文革”一开始，北京大学首当其冲。造反派首先把矛头指向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在校系两级干部中揪出一大批“陆平黑帮”。而我只是一名小小的教研室主任，也莫名其妙地被当作“陆平黑帮”揪出来了。有大字报揭发我是“陆平黑帮五大白专标兵之一”。“文革”前我的确升得比较快，那完全是由于工作需要。记得那是1959年春天，我从京西门头沟区斋堂乡下放劳动一年后归来。有一天，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召集经济系党总支书记等系领导，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周总理说，北大这样的综合性大学应当培养一批研究当代世界经济的人才。我们不能对当代世界经济不甚了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也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周恩来总理鼓舞人心的指示下，我在北大经济系参与创建了世界经济专业。1960年世界经济专业正式招生。

　　1959年世界经济教研室成立后，由校领导任命我担任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27岁就当上教研室主任，在论资排辈的年代，这种情况很少见。于是到“文革”来临我就遭殃了。有大字报揭发说：陆平重用洪君彦。陆平提拔我当教研室主任时，有人反对。他们认为我年纪太轻，不适合担任正职，可安排副职，正职先空缺。但陆平坚持说年龄不是问题，只要有学问就可以当教研室主任。那时造反派给我罗列的罪名一大堆。例如：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又当上了小领导，理所当然地被划为混进党内的“走资派”。我当时是教美国经济的，我曾经在课堂上讲：美国的生产力发达，生活水平高，80％至90％的家庭拥有汽车……这些论点被说成是“否定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美化美帝国主义”。我被定性为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有人无中生有地说我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言论，给我扣上一顶“漏网右派”的帽子。把这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身上，我的处境可想而知。

　　后来，经济系一名教师当上了系里“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头头。他为了煽动学生批斗我，竟颠倒黑白在大字报上揭发我拥有股票、房产，一口咬定我本人就是资本家，是钻进教师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1949年解放那年我才17岁，我怎么可能是资本家？这条新加的罪名太荒诞无稽了，我忆起：1953年我入党时曾向党交心，忠诚老实地彻底交代我的出身和家庭情况。我说过：我幼年时我爸买了一栋花园洋房，地契上署的名字是“四知堂”，表明他的房子属于妻子和三个儿子名下。这名教师完全知道，我家住进花园洋房时我仅仅是个10岁的孩童，我算哪门子的资本家？这名教师不仅抛出我的档案，甚至利用我对党的忠诚，捕风捉影来罗织罪名。我觉得太冤枉，实在不能接受。我含着泪对他说：“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与本人是资本家完全是两回事，有本质的区别。”当时资本家在批斗中被活活打死的事例时有耳闻。我要求他把我定性为资本家这个错误更正过来。他根本不予考虑，态度十分恶劣。他嘴上叼支香烟，洋洋得意地对我说：“是不是资本家，将来会查清楚的，现在不能更正。”加上这条罪名，我就更加遭罪了。

　　当时的我，从早到晚活在恐惧中：白天被关在小屋里写检查，或者被押到校园去拔草，任由到北大串联的一批又一批红卫兵围斗。红卫兵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批斗我，吆喝我跪在石子地上，他们一边向我吐口水，一边高举紧握的拳头喊口号，并不断用皮带抽打我。特别是当北大红卫兵向不明真相的外地红卫兵指出我就是资本家时，立即激起“革命小将”的怒火。此时耳光、拳头像下冰雹似的袭来，口号喊得震天响。这样一天下来我真是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晚上我拖着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的身躯回到宿舍，等候第二天的批斗。如此日复一日，在一轮又一轮的批斗中我受尽摧残和凌辱。

　　因为“文化大革命”来得太急太猛，我一下子被弄得晕头转向。我当时不太明白：像我这样一个历史清白、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到底犯了什么滔天罪行要受到这样的惩罚？记得第一次被红卫兵拉出去批斗，坐“喷气式”时我知道大祸临头了，感到十分惊慌。这里说的坐“喷气式”，是当年红卫兵创造发明的批斗“黑帮”时惯用的刑罚。每次红卫兵把我拉出去时，总是一左一右两人把我左右两臂拧到背后，再一个巴掌按在后脑勺，用力把我的头往下压。如此我只能低头弯腰踉踉跄跄往前走。

　　1966年6月18日，北大红卫兵在全校范围内对“陆平黑帮”搞大搜查、大批斗，更是惊心动魄。那天红卫兵在38楼学生宿舍的台阶上设一个斗鬼台，见到他们眼中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就拉到斗鬼台。他们勒令“黑帮”们跪在斗鬼台前，批斗一通再打一顿。听说那天上午我班上的几名红卫兵也手拿麻绳在校园内四处找我，未果。下午他们却在经济系的院子里找到了我。他们一见到批斗目标，兴奋得像疯了似的。立即聚众喊口号，当场在四院开批斗会。他们一把抓住我坐“喷气式”，并用厕所里扔厕纸的纸篓套在我头上。纸篓上糊张纸，上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洪××”。这次批斗除了要我承认前面提到的欲加之罪外，又加上一条罪状：“洪君彦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腐蚀学生。”因为过去学生到我家开会或要我辅导，我都会用茶水、糖果热情招待。万万想不到我的待客之道，也可上纲上线到敌我矛盾的高度。我当然又少不了挨一顿打。

　　记得自“文革”开始，我被“冠上”“黑帮”的称号起，至1968年8月进“牛棚”前，这两年间我挨的批斗有数十次之多，有时一天两三场，就像耍猴戏一样。每次批斗必然坐“喷气式”，必然挨拳打脚踢，有时还要戴高帽子游斗。在“文革”初期，我面临从天而降的灾难，简直是惶惶不可终日。后来，一次红卫兵在北大五四广场批斗北大校长、党委书记，也拉我去陪斗。我偷偷向四周望一眼，见到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黑压压的一片。凡我熟悉的教授、系主任通通都有份。我稍为放宽了心。但是心里却在嘀咕，为什么把这么多好人都当做阶级敌人来批斗？为什么连我这个青年讲师也不放过？

　　抄家连累岳父

　　此后厄运接踵而至，先是剃阴阳头，后是抄家。1966年8月的一天，我在校园里遇到一位也在受审查的校领导，两个人匆匆打了个招呼。冷不防几个红卫兵冲过来把两人团团围住，说我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两人都剃了阴阳头。红卫兵还勒令我们不准理发。按一般人的理解，当时被剃阴阳头的都是罪大恶极的“地、富、反、坏、右”。如今自己头上剃得一块黑一块白，像狗啃似的，一看就像“坏人”。谁见到都可以揪住你批一顿、打一顿。连七八岁的小孩都会向你扔石头。这种侮辱给我的心理压力太大了。我觉得没脸见人，一直戴着帽子。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经济系里几十名“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突然押送我上一辆大卡车，几十个红卫兵把车挤得满满的。他们沿途高喊“打倒洪君彦”的口号，直往史家胡同的方向驶去。我预感到要出大事。因为在此以前，我在北大的宿舍已遭红卫兵抄过一次家。那是半个月前，一天经济系一名加入“新北大公社”的教师，带着七八名红卫兵，横冲直撞来到朗润园九公寓我的一间斗室。他们进门大喝一声：“洪君彦，你老实点儿。”就乒乒乓乓把我屋里的花瓶、摆设和相架砸得稀巴烂，把相片撕得粉碎；再把书架上的书全部扔到地上，并抄走了我的私人信件。不一会儿，我的屋子就成了垃圾堆。红卫兵走前还在书架上、地上一堆旧书破纸上加贴封条。勒令不准挪动，违者严惩，可怜我那仅11平方米的小屋遭此劫难后，连脚都踩不进去了。所以我进屋后得步步为营绕着走，也不敢扫地。生怕踩烂了封条，触怒小将们。那年代只求每天挨斗后有个栖身之地已是福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