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零章 前言（1）

西安事变实录（全本）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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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西安事变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西安事变的发生，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轨迹，也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大政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对这一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领袖给予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仅仅两个多月后，毛泽东就指出：“西安事变爆发，国家处于重大危险面前，其危险性就在日本必然乘机进攻，其得和平解决，实是如天之福。”《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81页。

　　又过了八年多的时间，在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论述说：“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两派爱国分子――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起来，勇敢地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和对内屠杀的反动政策，举行了有名的西安事变。同时，国民党内的其他爱国分子，也不满意国民党当局的当时政策。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地放弃了内战政策，承认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37页。

　　蒋介石在1937年2月为《西安半月记》所写的《引言》中说：“去年12月12日西安之变，事起仓促，震惊中枢，几摇国本。”“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坠于一旦。”远方编：《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270页。

　　12年之后，当风雨飘摇之中的蒋介石集团在大陆的统治行将崩溃之际，“下野”之后隐居浙江奉化溪口的蒋介石，于1949年1月下旬对前来请示关于李宗仁代总统命令国防部保密局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事宜的毛人凤说：“如果张（学良）、杨（虎城）当年听我的话，不闹西安事变，那我军早就把共产党消灭了。”罗元铮主编：《中华民国实录》第4卷《钟山风雨》，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4045―4046页。

　　历史不能假设。已经发生了的历史事件，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西安事变也概莫能外。尽管这一事件有其突发性和偶然性，但却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国际国内政治军事“大气候”的孕育并催生下的必然结果。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和蒋介石奉行的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大片国土迅速沦丧于侵略者之铁蹄下。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对此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在全国各地兴起。1935年的华北事变，更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在这种情况下，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尽管已经开始提出抗日的问题，但是仍然遮遮掩掩，不愿下最后之决心。日本对中国的武力侵略，也引起了美国、英国和苏联等国的高度关注，并采取措施，以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扩张相抗衡。

　　日本帝国主义无止境的侵略，使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促使中国国内政治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使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形成了高潮。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的中共中央适时地对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进行了认真地分析，制定出适合新形势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及其所领导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响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从而初步实现了西北地区抗日力量联合的局面。西北地区红军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联合局面的初步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而与此同时，蒋介石集团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和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和谈判，另一方面又顽固坚持最后以武力“剿灭”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使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和初步谈判进展迟缓。而蒋介石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采取的利用与胁迫两手并举的政策，既危及到了这两支部队的生存，又直接促使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不得不以“兵谏”的方式，发动了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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