霹雳火中的夏初扮演者:我们社会的小官竟然比卡扎菲还狂

文/汪华斌

        今天一个朋友问我是否知道“共产党就是以权压人”的最新语言，说这是在中东和北非狂人纷纷倒台后的最强声；所以它成为时代的最新和最强语言。的确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都在中东和北非，因为有这么多的权力狂人都身败名裂；于是大家都说这是全世界呼唤“权力民主”的风暴。然而与此相反的却是我们中国的土地上，竟然不断创新权力狂人的语言；从“反对我就是反对党”到“共产党就是以权压人”；这说明我们中国大地上的权力狂人更多，而且还是有恃无恐地疯狂。

        说实在的话，自从有了电视就公开了我们官员的隐私；如以前虽然报纸上发表的是领导的文章，但它却是秘书仔细斟酌的结果。而现在的电视却难以保证秘书的功能，因为秘书就是为领导写了稿子；我们的领导同样也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呀。正因为如此，结果雷人的“脱口秀”在中国大地上层出不穷；如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信了！”，天津市宁河县拆迁官员：“在中国，你说不拆，肯定把你拆了！”，兰州市城关区旅游局局长张德礼：“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局长！”，重庆市江津区委书记王银峰：“你知道重庆为什么打击黑恶势力不？你知道什么叫恶不？跟政府作对就是恶！”，郑州规划局副局长逮军：“你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还有诸如“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臭不臭也要告诉你？”、“记者证在我们这里没用的”等等。正当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雷语”时，湖南醴陵市浦口镇镇长文建纯，面对维权的村民抛竟然出了一句经典总结的“雷语”：“现在共产党就是以权压人！”

        如果湖南醴陵市浦口镇镇长文建纯的“现在共产党就是以权压人”是实践经验的话，那么我们社会为什么这么多权力狂人也就一清二楚了；因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每个代表共产党的官都是权力狂人；不然又如何能以权压人呢？如果不是，那为什么一个小小的镇长就能口出狂言呢？既然一个小官就这么狂，说明我们社会的权力狂人有多么狂；因为这个镇长的话竟然比卡扎菲还狂，人家就不敢说“以权压人”的话。然而我们社会的权力狂人的确狂，他们也的确比卡扎菲狂。

        在体验权力狂人方面，我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人；因为我体验过方方面面权力狂人的疯狂。如我单位刚上任的年轻负责人要我下岗，就公开对我说“谁叫我是领导呢？你是领导同样还不是要我下岗吗？”，我找政府机关讨公道，得到的答复是“现在权力下放，我们无权干涉”。正因为如此，所以改革开放后我们社会才出现到处是土皇帝；因为权力是人家的，所以没有任何制约。我找单位负责人说竞争负责人的岗位，他说“你就是能当联合国秘书长，我们也要你下岗成为老百姓，这是党和人民给我的权力”。就连民营老板也是如此，他们同样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是那么趾高气扬；如某减速机公司的老板欠我两个月的工资，他竟然高叫“文打官司武打架都行，就是不给钱”；结果连省劳动厅的领导出面，还是没有要回我的工资。现在连村干部都是权力狂人，他们同样疯狂地行使权力；如我找村干部批我家房子维修，他竟然说就不批；说不给点颜色看就不知道村干部是官。结果我告到市里，竟然得不到支持；说我是“小题大做”，就是批不下来。

        中国自古就流行“民不与官斗”的处世哲学，是毛泽东改变了这个处世观念。然而毛泽东去世后，我们社会竟然很了就恢复了“民不与官斗”的社会观念；因为官掌握着社会资源，而且官还不受监督；结果我们社会的权力狂人就如同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所以现在老百姓身边的权力狂人比比皆是；而由权力狂人随心所欲的话也就成为了“雷语”，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今天的网络与语言。

        我们知道卡扎菲狂是对美国和英国，而对老百姓还没有我们这么赤裸裸的语言；然而我们这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官，竟然内心世界里是“以权压人”；再加上我们社会特有的官官相护的文化，自然也就决定了我们社会的官民之间的矛盾不可能得到公平的解决。这也是为什么全体中国人都要当官的原因，也是我们社会“民告官”的现象微乎其微的根源；试想老百姓总是输，老百姓能告官吗？即使老百姓暂时告赢了官，最后也是“赢一阵子，输一辈子”；到头来不仅直接影响的眼前公平没有解决，以后还可能接二连三地不公平。所以中国的老百姓总是以“忍”字为上，“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谁叫我们身处在一个权力狂人比比皆是的年代呢。

        中东和北非革命革了这些地区权力狂人的命，起码权力民主得到部分改善；然而我们社会的权力狂人，他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做权力狂人吗？如何在权力上方高悬一把利剑，看来是我们社会最迫切的需求；因为任由权力狂人的肆意妄为，我们社会的老百姓能公平吗？一个老百姓永远不公平的社会，它能和谐吗？现在竟然连世界权力狂人卡扎菲都不敢说的话，却频繁出现在我们的中国大地；这难道还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