霹雳之魔震寰宇小说:卫毅： 陈寅恪家族 百年悲欣(2)

卫毅： 陈寅恪家族 百年悲欣(2)

　　1925年，清华学校向国立清华大学过渡，除保留留美预备部外，计划新设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原拟兼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科，后因经费短缺先办国学一门。陈寅恪的老朋友吴宓受命主持筹建清华研究院后立即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担任研究院导师。

　　1926年1月，陈寅恪接受邀请，结束了长达十数年的国外留学生涯，前往清华任教。

　　1926年7月，陈寅恪初到清华，与几位单身男教师住在工字厅，其中一位体育教师叫郝更生。1928年初春，郝更生与陈寅恪聊天时提到女友高梓有一位好友家里挂着一幅字，署名南注生。他向陈寅恪请教“南注生”为何许人，并说了说女教师的情况。陈寅恪听完，惊讶道：此人必灌阳唐景崧之孙女也。

　　陈寅恪读过唐景崧所著《请缨日记》，熟悉《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予日本时的晚清政局，而且自己的舅舅俞明震曾在台湾辅佐唐景崧成立“台湾民主国”，所以他对唐景崧的诸多事情都十分了解。“南注生”是清朝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别号——这是他向郝更生作出的解释。因对这幅字非常感兴趣，他向郝更生提出，希望能拜访其主人。

　　果不其然，女教师叫唐筼，正是唐景崧的孙女。陈寅恪与唐筼由一幅字而结识，投入爱河，1928年成婚。两人结婚之后至1937年，生下三个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其中“流求”、“小彭”取自琉球、澎湖岛名，都与乙未割台有关。女儿的名字中亦呈现出陈寅恪的家国观念。

　　1937年11月，自天津开往青岛的济南号邮轮，在甲板上玩耍的陈流求与陈小彭留下了合影。陈寅恪一家此番航程，不是旅游，而是躲避已经烧至北平的战火。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末，北平沦陷。8月8日正午，日军大举开进北平城。

　　值此变局，84岁的陈三立忧愤难平，不进食不吃药，身体状况变得十分糟糕。在陈寅恪女儿的记忆中，俞大纯常来问疾，先与家人攀谈，述说外界局势不妙，到了陈三立床前，却故作满心欢喜高声说：“姑爹好消息，今日又打了胜仗。”陈三立开始几天听到打胜仗的消息稍感欣慰，后来发现这是为了哄他，便不肯进食服药。陈流求曾目睹家人几次捧着一碗流质食物进入祖父卧室，最后又原样端了出来。陈三立在弥留之际仍然牵挂战事，曾问陈寅恪：“外传马厂之捷确否？”

　　1937年9月14日，老人去世。

　　为亡父治丧期间，陈寅恪右眼视力急剧下降，被诊断为视网膜脱落。医生让他立即住院做手术。这类眼科手术在当时难度极大，陈寅恪与唐筼考虑之后觉得，若做手术，右眼视力虽有恢复希望，但需长时间疗养。此时陈寅恪坚决不肯再在沦陷的北平教书授课，最后决定，放弃手术，任凭右眼失明。

　　1937年8月，教育部讨论决定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校址设于长沙。

　　1937年11月3日，陈三立去世后49天，陈寅恪一家离开北平，从天津至青岛，奔向长沙。接下来的几年间，他与家人千里辗转，奔走于昆明、桂林、香港等地。正是在此乱世之中，陈寅恪在学术上开始了第一次厚积薄发。1940年，50岁的陈寅恪写出了奠定他在隋唐史领域地位的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年之后，又写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尽显学术才华。

　　1946年，在南京萨家湾俞大维家的草地上，陈寅恪与亲人们留下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张大合影。照片上大家的眼睛都对着镜头，除了陈寅恪——此时他已看不见镜头在哪里了。1945年秋至1946年春他曾远赴伦敦，经英国著名眼科专家主刀，做了两次手术，但视力未能恢复。

　　平静的生活总是短暂。1948年12月，战火再次逼近北平。胡适请邓广铭找到陈寅恪一家，告知国民政府由南京派飞机来接人，时任交通部长的俞大维带来口信，要陈寅恪一家随此飞机离开北平。飞机已经降落在北平南苑军用机场，陈寅恪的大女儿陈流求向家人表示不愿离开北平，许多同学都在校园迎接解放，况且考上清华不易，这么一走，恐怕很难再回来。

　　唐筼劝说女儿：现在是烽烟四起的紧急时刻，父亲失明、母亲有心脏病，你妹妹美延年龄还小又瘦弱，你不和我们一起走，连个提文稿箱、搀扶父亲的人都没有，何况这次是大维姑父传话来接我们离开，也是亲人的一番好意。陈流求本来执意不走，经母亲反复劝说，感觉到家中的实际困难，自己有责任为父母分忧，于是决定一起登机。

　　1948年12月15日上午，胡适一家与陈寅恪一家在南苑机场登机。傍晚时分，飞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陈寅恪与家人匆匆离开北平，自忖将与此地永诀，心绪难平，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临老三回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

　　众生颠倒诚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

　　去眼池台成永诀，销魂巷陌记当时。

　　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

　　果然，此后陈寅恪再也没回过北京。

　　岭南一九四九

　　陈寅恪学生蔡鸿生如今是中山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他对一张陈寅恪与陈序经、姜立夫于1950年代初摄于广州中山纪念堂的照片印象特别深刻。“你仔细看看陈寅恪以往的照片，他很少笑的，这张照片里，他看上去特别高兴。”

　　1949年1月16日，陈寅恪与家人从上海登上招商局海轮秋瑾号，在海上航行三天后，抵达珠江口黄埔港。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派人来港口迎接，然后转电船，溯江至岭南大学码头。

　　陈序经懂得陈寅恪的重要价值。在陈寅恪到达岭大的第二天，1月20日出版的《岭南校报》登出了消息：“本校聘请到名教授陈寅恪”。

　　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写道：“岭南大学这段校园生活，成为陈寅恪后半生为数不多的一段有些亮色、泛起一些快乐波澜的岁月。岭南大学的校风以及有些游离于现实政治的环境很适合陈寅恪，而陈序经也是他一生中碰到的为数极少的知音式领导。命运的机缘在这位大半生凄苦的大师迈入第60个人生的年头，似乎开始展现它的宽容。陈寅恪有点像生活在美丽的桃花源里。”

　　现实世界的桃花源总是虚幻而短暂。1949年10月14日下午，最后一支国民党军队在撤出广州前，炸毁了连接广州城南北的海珠桥。一个小时之后，共产党的军队进入广州。

　　陈寅恪该何去何从？他当时作何打算？几十年来，这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文革”期间，陈寅恪迫于压力曾写过《第七次交代底稿》：“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

　　余英时曾撰文说：“陈先生最后未能离开广州固是事实，但我们决不能说他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考虑过‘避地’的问题，因为‘避地难希五月花’、‘浮海宣尼未易师’等诗句已彻底否定了这种推测了。”

　　2010年，张求会经朋友帮忙，从“中研院”拿到了1949年5月傅斯年以史语所名义为陈寅恪一家向台湾警务处申请办理入境的电报底稿。电报写着：“查本所专任研究员兼第一组主任陈寅恪先生自广州携眷来台工作，兹附上申请书四纸，敬请惠发入境证是荷。”张求会认为，这是陈寅恪在1949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证据。

　　陈寅恪最终留在广州，进入了他人生的最后20年。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开始大规模调整。在广州，岭南大学、广东法商学院等与原中山大学合并，组成新的综合性大学中山大学。至此，教会学校岭南大学成为历史。新中山大学的校址所在地为原岭南大学的校址。这一年冬天，陈寅恪转为中大历史系教授，巧的是，系主任是他在清华任教时的学生刘节。

　　也是在1952年，全国文化、思想、教育等领域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3月6日，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光明日报》发表《自我检讨》长文，批判自己在辅仁大学不自觉地充当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并表示以后要跟上时代的要求。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86年初秋，陈流求与陈美延在清华大学里找到了“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并在碑前留影。此碑立于1929年，碑文由陈寅恪撰写，为的是纪念投湖自尽的王国维。陈寅恪自己对治学的态度在碑文中表露无疑，而1953年的经历，是他践行这一学术信念的明证。

　　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毛泽东亲自指定陈伯达担任主任。历史委员会于当年创办学术刊物《历史研究》。郭沫若亲自在创刊号上撰文指出：“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

　　历史委员会还决定成立由三个所组成的历史研究所，在这份初步拟定的名单中，出现了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三个人的名字，委员会初步决定此三人分别出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及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这是“政府希望陈先生北返”的信息。如何让远在广州的陈寅恪接受任命，成了一个问题。北大历史系副教授汪篯被委以劝陈寅恪北返的任务，他曾是陈的学生和助手。

　　汪篯于1950年2月在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他成为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中央党校前身）的带职学员，接受马列主义教育。1953年11月，尚未从马列学院毕业的汪篯带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信南下广州，拜见老师陈寅恪。

　　1953年11月21日晚，他将两封信交给了陈寅恪。次日晨陈寅恪便作出由妻子唐筼执笔的答复。此后经年，在全国学界流传的“陈寅恪公然提出不学马列”的说法，便源于这个早晨的答复。

　　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描述了1950年代的学术生态：“五十年代初学马列的热潮声势浩大，风气所及，人人言必称马列，著文论说以引用马列及毛泽东著作原文原话为荣事。最有影响的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撰文表示与‘旧我’决裂。许多学人大半生追求的‘只问学术、不问政治’的安身立命理想，开始被摧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开始树立了在学术研究中的权威地位。”

　　汪篯并没有马上放弃，他努力向师母了解老师的状况。唐筼对他说，陈寅恪最不愿意看到别人写文章时时提到马列主义，一看头就痛，但他在上课及平时“决无讽刺现在政府等情事”。

　　10天过去了，12月1日上午，陈寅恪与汪篯作了一次正式长谈。汪篯如实记录下了陈寅恪自述的对科学院的最后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陈寅恪的答复，在1953年的中国，堪称惊世骇俗。当时有“南北二陈”之说，他常会被人与陈垣作比较。他们都曾经历“三朝”，陈垣在1948年底的国民党“抢运学人”计划中，也被列入重点抢运的名单。国民党的专机也曾在炮火中，数次等候陈垣上机，但陈垣没走。他在一封致胡适的公开信中写道：“青年学生都用行动告诉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社会，我知道新的力量已经长成，正在摧残旧的社会制度，我没有理由离开北平。”陈垣的转向被认为是时代巨变的典型，时代之潮铺天盖地而来，身处其中的人们相信，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陈寅恪是例外。

　　他给科学院的答复抵达北京后，这一年，历史研究所正式成立，三个所长分别是郭沫若、陈垣、范文澜。

　　学术上的爆发

　　一张摄于1950年代的照片里，陈寅恪坐在椅子上，披着围巾，拄着拐杖，兴致很高地给学生们讲课。听过课的蔡鸿生记得很清楚，上课地点是陈寅恪家二楼的走廊。

　　“先生家二楼的过道里，摆着七八张椅子。他当时给我们开的课名叫‘元白诗证史’。选修他课的人不多，我们全班总人数42个，4个人选了这门课。有一些教师也在旁听，有兴趣就来。先生的课不用考勤，不用写作业，不用考试，不用评分，只需要预习，要不听讲时会满头雾水。他助手黄萱会控制上课时间，时间到了就按下铃。”蔡鸿生对本刊记者说。

　　陈寅恪当年住过的二层小楼，如今已辟为“陈寅恪故居”，供访客参观。在二楼的走廊里，摆放着数张上课用的椅子，可以想见当年情形。

　　在蔡鸿生的记忆里，陈寅恪所用的书都是“大路货”，图书馆都可以借到，“但别人没有他那种深度的认识。”蔡鸿生认为学术的魅力尽在于此，“先生常讲，学术需要发覆，发覆就是创造力。”

　　陈寅恪当时的著述都是口述，然后让助手黄萱记录下来，这让蔡鸿生非常佩服。此后留校任教的他曾经让自己的研究生试着口述5000字的论文，没人能够做到。

　　蔡鸿生听课期间，知道陈寅恪正在写《论再生缘》。这本书写出来后油印了一些。章士钊南下看望陈寅恪时，携此油印本去往香港。

　　1958年12月号香港《人生》杂志刊登了余英时文章《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而尤足以显出陈先生对极权统治下学术文化状态之反映者，则为书中论思想自由之文……”1959年，友联图书编译所出版了《论再生缘》。

　　1960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突然对《论再生缘》产生极大兴趣。5月4日，他第一次在《光明日报》撰文全面评价《再生缘》。直到此时，中国大陆的人才知道陈寅恪写了《论再生缘》。

　　一年之中，郭沫若连续在报刊上发表了7篇关于《再生缘》的文章。除了赞成陈寅恪对《再生缘》的评价外，他对其中的一些细节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再生缘》因此而成为彼时文化界的热点。改编自《再生缘》的戏曲《孟丽君》一时为国人所关注。

　　最后的时光

　　一张摄于1957年的照片里，在助手黄萱的协助下，陈寅恪正口述《柳如是别传》。他的眼睛虽已失明多年，依然透着智慧之光。从1953年至1964年，他口述了两部专著《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总篇幅达90万字，几近他所有著述的一半。

　　过去的一年，是中国知识分子1950年代最后的好时光。1956年2月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中共肯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地位。

　　“1956年，对他来说，春天来了，这是他心情比较好的一年。”蔡鸿生回忆。那年寒假他没回家，是在中大过的年。他和同学们准备大年初一到老师陈寅恪家拜年。“我们跟师母联系，说好来看望先生，先生同意了。他心情很好，跟我们几个学生聊了半个多钟头的家常。”这是陈寅恪最后一次接受拜年。

　　1957年反“右”开始，中国知识分子面临新的劫难。1959年，周扬曾去拜访陈寅恪。陈寅恪原本坚决不见，在校方一再劝说下，勉强答应。据周扬回忆，“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一九五八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为何前后矛盾如此。”周扬感觉“被突然袭击了一下”，甚为被动地作了一番解释，“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陈寅恪并不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

　　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有的领导不乏清醒头脑与忧患意识。1961年9月，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提出要向知识分子“赔礼道歉”。陈寅恪所住的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二楼成为被重点关注之地。

　　1962年7月，陈寅恪洗漱时突然摔伤，医院的诊断结果是：右腿股骨颈折断。从此他的行动十分不便。

　　陶铸对陈寅恪一直十分关照。为方便他散步，专门铺设一条白色水泥路；为他能欣赏戏曲，送上较好的收音机；为护理他，还派出“三个半护士”。但受到优待的陈寅恪，仍摘不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好几次政治排队中，他都被列为“中右”。很多人无法理解陈寅恪凭什么享受如此待遇。彼时在中大流行的说法是：我们都没有饭吃，为什么要这样优待他？

　　1963年7月中大党委副书记马肖云向陶铸汇报学校工作时，反映了“群情”，认为对陈寅恪的照顾太过分，三个半护士的照顾太特殊。陶铸大怒。一份当年的谈话纪要记录了他的原话：“你若像陈寅恪老这个样子，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水平，亦一定给你三个护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