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道校草宠溺爱漫画:杨锦麟、白岩松、熊培云等：还有多少中国味和中国梦(2)

杨锦麟、白岩松、熊培云等：还有多少中国味和中国梦(2)

　　也许全球化的影响下，在新生一代人身上，汉语和饮食这两点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但它至少还是一个漫长过程。而且，在这个减弱的过程里是隐藏着复兴契机的。因为现代化说到底是非常不好玩的，它没有诗意，仅仅是给人以物质的满足，它不提供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它把你的生命规范起来量化，像一些货物一样地装箱打包。我相信从人的生命经验角度来讲，人都需要爱，要生活，要生儿育女，这种永恒的普遍性的东西是不会变的。年轻一代肯定会意识到这个的重要性，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你看中国年轻一代和西方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工业化在西方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出现了法国的1968年的革命和美国的嬉皮士运动，这些运动都是对现代化物质文明的厌弃；但是在美国60年代的时候，5万多的嬉皮士跑到美国最原始的州去，就是为了抛弃现代生活，要过自然的生活。目前就中国来看，我认为觉醒得太晚了。(采访/张凌凌)

　　徐文兵：中国味儿首先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中医师，厚朴中医学堂堂主，从事传统中医理论的研究和教学。著有《字里藏医》等，生于1966年

　　辜鸿铭先生定义的典型的中国人是“既有着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我的理解是，中国人是早慧的民族，这得益于我们有着能与天地鬼神沟通的伟大祖先，幸运的是，这样的传承千万年都没有断裂。

　　中国味儿首先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同时也能与其他不同世界观、价值观和谐共处。中国味儿是道家赋予的，而不是儒家。这种中国味儿体现在不同世界观、价值观的共处，所谓“道”不同。而方法、手段、战术、器械的差异就更大了。

　　首先，中国人是信神的，中国古称神州。现代有一部分中国人除了不信神，还亵渎神，还污蔑诋毁神职人员，巫婆神汉都成了蔑称。牛鬼蛇神四个并列，就可明了神在当下的位置。还有一部分人信外来的宗教。另有中国人信仙不信神。如今还有几个中国人相信无形无象，恍兮惚兮，幽兮渺兮，看不见摸不着的神？有几个去奉祀、祭奠、供养、愉悦神？

　　其次，中国人是尊崇、敬畏天地自然。不会搞出人定胜天、与天斗与地斗的闹剧。更不会提出更高更快更强这种脑残口号。危楼高千尺，高处不胜寒，更高图什么？置之死地才后快，更快岂不是速死。柔弱者生之徒，刚强者死之徒，强极则辱有几个中国人知道。电视里面整天叫嚷“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殊不知“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人比比皆是。

　　现在人们总说世界在变平，但是世界变平是在变和，还是在变同？我们丧失了中国味儿，就是被人洗脑，做别人的附庸。如果他们的信仰、文化比我们优秀也倒罢了。可惜目前我所接触的所谓西方文明，与人类身心健康的目的南辕北辙。我们被西化以后，几千年传承下来优异的本能，觉、感、悟这些中国味儿都被偏见和痴见覆盖屏蔽了。恢复知觉，恢复常识很有必要。

　　当然，遇到矛盾冲突必须做出取舍，就看你追求什么了。道家是贵生的，所以才讲究修身养性，尽其天年。儒家是讲舍生取义的，要杀身成仁。革命家为了自由，要抛弃生命和爱情。各从其欲，皆得所愿。

　　中国人被诟病不讲究逻辑思维，这只是从智的角度讲，想把握多元素、复杂参数、普遍联系变化发展的规律，逻辑思维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慧。二元对立，非白即黑，非好即坏，是小孩子层次固化的考量，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

　　中国人经济的独立会促进人格精神的独立，相信中国人会逐渐恢复良知，恢复对祖先的认同和尊重，会为中华文明感到骄傲，会恢复自信自尊。毕竟物质文明解决不了精神和文化的痛苦。(文/徐文兵)

　　四、怎么看美国？

　　中国人把最美好的词给了这个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引起中国人的复杂感情。它是自由开放、膜拜未来的国度，它是胡萝卜加大棒、实施双重标准的霸权象征。中国人对这个“美丽的国家”交织着好奇与憧憬，茫然与渴望，愤怒与向往。

　　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学生们马上冲到麦当劳、肯德基门口抗议，可第二天又去美国使馆排队等留学签证。美国对中国一贯实施双重标准，无论是人权问题还是两岸问题。同样，在中国青年眼中也有“双面美国”。

　　美国是中国青年渴望的新大陆，美国也是贪官逃亡的避难所。美国是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美国也是中国海外债务最多的国家。

　　中国领导人明白，倡导对外开放，首先是对美国开放。这个国家是这个星球上最成功的国家，用二百余年就成为继罗马帝国之后人类史上最强大的霸权。它是老大，好莱坞假想地球遭受入侵时，是美国独力拯救人类。

　　可美国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世界人民都越来越像他们，却也越来越恨他们？

　　中国对待美国的态度，就是对待全球化的态度。欲拒还迎。

　　从“中国可以说不”、“阻击霸权”的愤怒，到“让全球化抱抱”的慎思。全球化是个悖论式的发展过程：既有一体化又有分裂化；既有国际化又有本土化；既有集中化又有多样化。有人称之为福音，有人咒之为灾难；有人视之为机遇，有人把它看作陷阱。

　　《新周刊》为中国全球化之路破的三道题是：

　　美国是榜样吗？中国崛起握有多少软实力？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平衡点在哪里？这三个问题，是中国人全球化路径都绕不开的设问。

　　三十年后，美国梦是过去时，中国梦是现在时。中国从边缘进入世界舞台核心，中国从排外到兼容，中国人的欲望榜前三位是：有更多钱、国家富强和周游世界。

　　中国人看美国是“双面美国”，同样，美国人看中国也是“双面中国”。

　　《时代》周刊提出美国该向中国学习的五件事：1.充满活力；2.重视教育；3.赡养老人；4.多多储蓄；5.放眼未来。

　　反过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美国为镜，中国需要在软实力和创意立国方面狠下功夫。(文/肖锋)

　　张力奋：中美之间仍将漫长纠结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FT中文网总编辑；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留英，传播社会学博士，生于1962年

　　上个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到访北京。四十年前，他肩负总统尼克松的使命，秘访中国，华盛顿与北京开始解冻，冷战时代的国际地缘政治就此改写。在京逗留时，八十八岁的基辛格和十多位“海龟”有个早餐会。他说，过去四十年，几乎每年都到中国，见面的多是中国领导人，他很想听听年轻人如何看美国。

　　我问他，假如美国不改变对中国现行政体的基本判断，美中两国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友邦和战略伙伴吗？基辛格做了细致回答，大意是：美国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在全世界改变他国的政治制度或形态；但在必要时，美国会毫不犹豫地捍卫自己坚信的基本价值理念。

　　基辛格长于外交辞令，这番话却说得很直白。很久以来，我一直有个疑惑：虽然中美间裹挟越来越多共同的经贸利益，但不同的制度，将使两国长期行走在冲突的边缘，各种潜在的利益摩擦也因此发酵催化或显影。近几年，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的规格越来越高，白宫重要阁员几乎倾巢而出，礼炮和公报言辞都很响亮，以“战略伙伴”相称，但公关的想象终非政治现实。真正的“伙伴关系”，用不着印上“伙伴”两字。刻意表达或声明的，恰恰正是缺失的。横亘中间作怪的，是制度。

　　近年，中国领导人访美，双方每次都为礼宾规格颇费周章。正因未到“伙伴”的火候，彼此才在乎台面上的东西。外国领导人到访美国，最高礼遇不仅是白宫座上宾，更重要的是在国会山的参众两院正式演讲，才算是“自己人”了。近年来，中美间的各种利益日趋交融，是事实，但离“战略伙伴关系”还遥远。

　　无论你崇拜还是诅咒美国，无论你爱恨交加，美国已是中国国情的一个重要章节，一个内政命题：美国是“中国制造”的最大市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的外交虽倡导“多极世界”，实质上仍以美国为锚。即便金融危机后美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走下坡路，中国决策者最看重的还是华盛顿的声音。如同美国把美元变成了中国的内政家事一样，美中双边的利益博弈难分你我，很可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中美是一对怪夫妻，彼此看对方，都有盲点。前不久，与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闲聊美中关系。他曾任高盛总裁和CEO。2003年，他激流勇退，辞职后到中国清华大学当教授。他说，前几年曾去美国国会就中国问题听证时，他对国会议员说，在表决有关中国的提案前，请你们至少去中国走一趟。他说，仍有相当数量的美国议员从没踏足过中国。我觉得，开放的美国，也有闭锁的一面。就这个意义讲，中国人对美国的好奇心和学习精神，显然高过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愿望。

　　过去100多年，中国人对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和文化，感情虽纠结，还是心向往之。这从中国人对西方大国国名的中文译名也能察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都是汉语中的好词，间接透出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的欣赏和期许。“开放改革”三十多年中，中美关系曾陷入低谷甚至冰点，比如1999年5月美军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在中国激发强烈民愤。但这并不妨害不少中国大学生一边参与反美示威，一边准备托福到美国大使馆前排长队，申请赴美签证。很难想象，中国人对任何其他国家有对美国这般的关注度和爱恨纠结。

　　在微博上，我问中国网友：说起美国，你想到什么？网友说，“霸权”，“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民选，民选国家领导人”，“虽非天堂，绝非地狱”，“一个100分满分可打90分的国家”，“期待美国人不那么好斗，过更俭朴的生活”，“自由”，“创新是美国的动力所在”……

　　10年前去印度采访，我突然感觉，一个中国的邻邦竟可以如此遥远。而就中美而言，两国的心理距离比人们想象的却要近许多。中美有很多相似点，疆域、人口、经济体量都属大国，都觉得自身的经验独特，自成一体，民族性中也都有骄傲、自负和刚愎的一面。

　　美国正经历又一个低谷，但中国没必要幸灾乐祸，因为美国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美国仍是世界上开放度最高的经济体，仍是最有活力的创新源泉，仍是最多元的价值/思想的产地和集散区，仍是权力制衡最充分的国度之一。这些都是中国未来改革必须跋涉的领域。美国可能不会建设中国式的高铁，举办不了“北京奥运会”，但它在13亿中国人获得普选权之前，已选出了黑人总统。在很多人看来，美国仍是个可以筑梦的地方。

　　中国的崛起，很特别，像幢摩天楼，一面迅速攀升，一面紧张地修补加固并不坚实的地基。中国的崛起，自然伴随风险。理智的美国，不要企图阻挠中国的成长发展。视中国为友，中国可能成为朋友；很大程度上，美国帮中国，正是帮美国自己，可能也是成本最低最安全的风险控制。(文/张力奋)

　　加藤嘉一：美国是中国面对的最重要的国家

　　日本在华专栏作家，著有《中国，我误解你了吗》、《中国的逻辑》等，生于1984年

　　今天，美国与中国是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国家。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对整个世界国际关系发展产生着最大影响。

　　在跟中国的关系问题上，美国是唯一一个能对中国说“不”的国家。而2008年以后，连美国对中国都开始非常客气、克制。因为中国的市场牌、经济牌、人口牌已经太大了。

　　中美关系是全世界最大的双边关系。中美在知识产权、人民币升值、经贸、人权、宗教、东亚合作、军事竞赛、台湾问题等方面都面临长期复杂的问题，这些都是两国需要抱着战略耐心面对的课题。另一方面，两国又都极其需要对方，是一种战略伙伴合作的关系。中国为了自身发展而务必处理好、稳定好与美国的关系，美国则为了落实全球战略同样需要中国的支持与配合。在一定时期内，它们要实现的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在中美两国超越历史，不断寻找共同利益的当今，它们最重要的还是正确认识对方，并定位自己，保护自己的底线，不触及对方的底线。

　　从现状看，作为“利益相关方”，中美都认识到了对方国家利益的底线，尽可能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美国方面不会在中国的核心利益，比如台湾问题上采取刺激对方的措施，中国方面也将在反恐、中东、朝核、美国国债、地区合作等问题上积极配合美国方面的利益需求。

　　从长远看，中美关系仍然带有相当浓厚的“复杂性”。中国有很多内耗，需要外压来化解，而中美之间，未来肯定也会有很多摩擦，如贸易顺差逆差等很多问题还没有浮出水面。而全世界最重要的三边关系是中日美。21世纪东亚的世界，如果中日不合作，东亚共同体绝对搞不起来，保持最警惕态度的就是美国。美国是日本的盟国，日本的老大，同时也是中国的老大，也是中日的老大。日本会是中美未来摩擦的协调者，也是未来合作的调频者。(采访/张凌凌)

　　五、网络改变了中国吗？

　　由技术主导的社会变革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就像工业革命催生了大资本主义时代，机器运作取代了手工作业，任何技术逻辑的飞跃都会演变为社会逻辑的进步。互联网革命亦如是，中国的第一家网吧诞生在1996年，它有50台联网的电脑，每小时收费30元，其时中国网民的数量不足2万。2011年，中国有网民4.85亿，网站191万个，网络是生活工具、生活方式，也是人性展示场。

　　4.85亿网民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构成，他们中有官员、意见领袖、草根民众，这个族群的社会身份各有落差，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丰富性成就了网络世界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让我们得以目睹网络问政、恶搞精神、人肉搜索等各种气质迥异的互联网作品横空出世。网络其实只是各种信息碎片的流窜通道，把碎片拼接到一起，就组成了当代中国的浮世绘。线上的中国风貌就是线下的中国实景，大喜和大悲同在，有举国欢腾的盛会奥运，也有彷徨无助的弱女邓玉娇。

　　互联网是技术至上的产物，在发展中却渗入了更多人性的特质。网络走到今天，网民已经不再是受众，而是主体，他们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情绪出口里参与这个国家的大喜和大悲，为邓玉娇呐喊，为“7·23”遇难者追问，沉默的大多数得以发声，少数派意见也不至湮灭。网民既是网络内容的创造者，也是现实社会的监督者，在破坏和创造的历练中，网民成长为网络公民，网民的声音即是民意的投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苏特在离职时留下名言：“和谐的国家生活，来自多股力量的相互抗衡和争论。”看起来互联网正在实现这一点，它独有的平等属性和互通的特质让人们学会了在争议中寻找社会共识。

　　互联网提供巨大的信息空间和宽广的言论平台，它的触角也不限于此，门户网站拓展了新闻空间，社交网站拓展了沟通空间，B2C和C2C网站拓展了商业空间，搜索引擎拓展了知识空间，简而言之，它们拓展了中国人的选择空间。但这种选择未必是无限的，2011年中国的网站数量191万个，比上一年的383万个减少了将近一半。这种现状暗合了互联网观察者林军在《沸腾十五年》中所说的“中国互联网必须接受中国式的监管”，但你不必担心互联网带来的新新气象和变革步伐会有所放缓，林军还说过“互联网是中国改革的下半场”，这句话我们可以用另一种积极的方式解读：互联网是人类最美好的发明，而它带来的变革，才刚刚开始。(文/胡尧熙)

　　胡泳：互联网打破垄断

　　互联网学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译著有《数字化生存》、《比特之城》等，生于1965年

　　互联网对中国的改变有三：首先，分权、匿名和灵活的互联网促进了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在中国，媒体长期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现在被视为“沟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中介桥梁”。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成为政府唯一无法完全垄断的媒介。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公民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所获得信息的丰裕度和即时度也都有了较大提高。简言之，公民对于社会事物的知情能力大大提高。在Web2.0媒体之中，公民更是可以直接介入信息的生产，而这在传统的、国家控制的媒体渠道中是无法想象的。

　　其次，互联网创造了公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由于互联网的交互特性，各种公共论坛应运而生，公众第一次拥有了对公共事物进行评论、交换意见、形成舆论的场所。随着知情能力和评论能力的提高，他们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决策过程的介入程度越来越高，而这种介入程度的提高反过来又促使公民在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三，在中国，互联网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互联网作为一种组织民众的手段作用初显。因为实地的集会仍然受到严格的监控，互联网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活动场所。同时，兴趣相同者开始利用互联网从事志同道合的事业。

　　尽管有以上的进步，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仍然存在障碍因素。这些可以归结为三点：政府仍然保持一套世界上最精密的网络控制体系并执行严厉的网络监控政策；互联网在全国的普及率仍然较低。这些障碍使得互联网不可能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活，相反，非正式团体和个人利用互联网创建自主社区、促进政治参与的方式产生了最大和最积极的政治影响。通过这种方式，互联网帮助创造了社会资本。

　　(采访/邝新华)

　　方兴东：互联网助力中国在全球的崛起

　　互联网学者，著有《IT史记》、《起来——挑战微软霸权》等，生于1969年

　　十多年来，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成为中国社会变化的催化剂。互联网最大的贡献就是助力中国在全球的崛起。

　　一个是信息透明，互联网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引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另一个是带来了全新的财富创造和分配方式。比起房地产和股市，互联网领域并不是中国财富最聚集的地方。但是，互联网领域是中国财富最阳光、最干净的地方。截至目前，中国互联网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总和达到2500亿美元，成为中国最大的阳光财富创造地。这万亿财富，大致三分天下：大约有1/3的财富由国内外风险投资获得，尤其是国外风险投资，他们在中国互联网领域得到了巨额的财富回报。还有1/3主要是国内外购买中国互联网公司股票的股民们，随着中国互联网股价的上涨，他们也分享了互联网的盛宴。还有1/3，主要是由互联网公司的创业者和管理团队分享。这万亿财富，正在全面推动中国互联网和高科技领域更为广泛的创业和创新浪潮，这笔财富堪称是中国最有社会价值的投入与产出。

　　互联网已经成为公共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必争之地。与十年前相比，政府管制和互联网治理的力度空前加强。国家政策思路从“先发展再管理”转变为更为保守的“先管理再发展”的思路。各部委之间的互联网管理协调和互动成为全新的挑战，政府部门的政策极大影响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进程和成长空间。针对中国互联网本身的管理制度还没有突破，这是最大的遗憾。

　　互联网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也成为中国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10年前，互联网影响的只是人们的梦想和想象。而现在和未来，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都与互联网直接相关。这主要由四大倒置所造成：小孩比家长更懂互联网；学生比老师更懂互联网；员工比老板更懂互联网；群众比官员更懂互联网。这种倒置总体来说是好事，矛盾的积累终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变革，包括我们互联网管理制度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