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称李一现象表明中国部分人士面临精神危机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15日15:18  南风窗 南风窗2010年第19期封面

　　养生大师辈出的拷问

　　文 司马南

　　神乎其神的缙云山李一道长，在吹破最后一个肥皂泡之后，终于偃旗息鼓了。遗憾啊，这个非常好看的，最大的肥皂泡泡，举重若轻的李一道长宽衣解带，还没有来得及妙赏一番，“砰”地一声就破了。

　　有趣的是，在不甚光彩的谢幕之前，李一道长拉着一大帮精英分子当了一回垫背的，据称浩浩荡荡有3万之众(其间好些还是我的朋友)，精英们成建制地现了一回国际大眼。那些平日里需要花钱雇公关公司来塑造正面形象的精英们，如今尴尬不已，懊恼不已，后悔莫及。

　　常言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古代先贤们大概不会料到，当今社会有一批“精英式的小人”，他们兼具“风”之行动力、影响力、煽动力，更具有“草”之摇摆性、无根底、无主见。所谓“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说的就是这样招摇于世，却没有功底的人。这些人在科学素养方面比一般百姓并无任何长处，相反越是娇贵，越是追求养生，越是对命运感到不可捉摸，越是迷信。

　　谁还记得当年那股“泥石流”？

　　养生大师横行，善良世人上当，无非媒体惹的祸，无非骗子训练有素，无非精英队伍素质不咋地。是的，的确如此。

　　难道这就是全部原因之所在吗？当然不是。

　　历史地看问题，李一其实不是李一，他是李N。因为类似李一这样的骗子，甭说中华5000年，就近30年来，就“前赴后继”，已经不知道冒出多少个了。

　　上个世纪末，因应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转型，出现一股神秘主义的文化思潮。这股思潮既时髦于突然间洋界大开无所不在的拿来主义，又根植于文化中国久远传统“白光杀人”的神秘巫术，加之市场经济旗帜下资本意志唯利是图肆无忌惮的表达，于是，这股思潮很逻辑地、很历史地汇成一股可怕的“泥石流”，其来势突然，来势汹汹，泥沙俱下，裹挟庞杂，危害甚烈。

　　这股泥石流，在科学界带来了所谓“人体科学的革命”(指神怪气功、特异功能、中医“三位一体”的研究热实践潮)，在思想界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科玄之争”，在社会上则造就了一个今天看来颇为奇特的现象：极短的时间里，张宏堡、李洪志、胡万林等一批大师横空出世，搅得中国天昏地暗。

　　当年，无数的粉丝信众对这批大师充满期待，首先是“接气”要健康，其次是“长功”要飞升，其三是修行了却生死，其四是明心见性安抚灵魂。此外，相当一部分人，对所谓“神功兴国”有一股原始冲动，导致持续很多年的狂热至今不退烧。

　　今天的人们，尤其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不了解这段历史，可能会有疑问：这些大师既然那么厉害，后来为什么统统不成器呢？是的，这些大师堪比“泥石流思潮的形象代言人”，他们虽然在科学上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在历史新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更生点上，其实是有机会立足并大秀一把的。

　　但是，很遗憾，他们不是易中天、于丹、钱文忠、王立群，他们本质上不是文化人，而是唯利是图的江湖术士。因此，我们看到的情况大体差不多，或底子太潮，或修为太差，或野心膨胀，或凌驾于法律之上，终无一位大师得以武运长久。锒铛入狱者有之，改弦更张者有之，流亡海外者有之，潜伏民间者有之，最恶心的莫过于干脆堕落为靠着可疑经费而生存的反华别动队。这批神人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由“轮子李”完成了“最后惊险的一得瑟”，在老百姓那里彻底搞臭了自己。

　　为什么愚昧潮流过七八年又来一次？

　　从时间上来看，从1998年“最后一个华佗”胡万林大师，因为“非法行医致死人命”被提起公诉判处有期徒刑15年之后，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能在中国社会上造成全国性影响的神功大师基本上没有出现过，持续的反伪科学宣传对于揭露骗子以正视听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致使中国老百姓对于发气治病、表演神功、开发特异功能一类的江湖蛊惑，抱有深深的怀疑和足够的警惕，再像80年代初期、中期那样水准的大师表演，基本上不会带来大范围的成功。在这段时间里，江湖社会相对平静，道上师傅空前惆怅，一直忙得焦头烂额的司马南们，得以过起了休闲的生活。

　　但是，实践证明，人们是很容易健忘的，许多事情往往会“过七八年又来一次”。

　　当年那批惑民乱国的神功大师，好不容易消停了，街头表演骗术的异能人，好不容易没有人信了，谁料到，台湾假博士林光常换了一副“马甲”，以养生专家的身份神气活现地来到大陆，他言之凿凿信口雌黄，打动了电视机前的渴望养生驻颜的中老年妇女，一下子引发了社会的轰动效应。虽然没过几天，林光常伪造经历弄虚作假，假博士真骗子的面目被揭露出来，但是全社会养生市场这个大蛋糕的诱惑，让很多人不是从林光常的覆灭当中看到堕落的可鄙，而是商机的诱惑，于是乎，出版商、电视台、平面媒体、文化公司，大家一起骚动起来，以最快的速度，将张悟本打造成了林光常第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请大家稍稍网上搜索一下即不难发现，对张悟本推广力度最大的3家媒体单位是谁。而张悟本服气地走了，高调进入人们视线的那个李一道长更是“中国最大的媒体”从业人员推广的结果。

　　新近出山的几位大师，几个特点有别于当年的那些神功大师。

　　其一，“马甲”都是新做的，林光常是台湾的养生专家，美国博士；张悟本是中医世家，卫生部专家；李一是道长，宗教界人士，还是国内外著名大学的教授。

　　其二，他们的出山，都有一套完整的包装策划案，雇佣咨询公司，按照商业社会品牌战略及其公共关系理念来慑服人心占领市场。

　　其三，他们较之以往的那些神功大师，更深入地研究了市场，更注意专业分工的概念，他们寻求小众、分众而不是大众，不再寻求通吃天下。林光常推广红薯把话说绝，卖书卖光盘成为主要收益；张悟本力挺绿豆信口开河，卖书卖光碟的基础上，看病拿方(他叫咨询)成为创收主项；李一道长看似家大业大占山为王，其实主要收钱还是靠办各种班，尤以总裁辟谷班收获最丰，他的市场定位主要是富人、精英者之流。

　　其四，蹿红速度很快，坠落速度更快。这大约是互联网时代的特点吧，一个人正影响、负影响都是一个点击就传遍全球。方舟子在微博(http://t.sina.com.cn)上100多字质疑唐骏博士的学历造假，不到3天引发互联网雪崩效应，不仅唐骏丢盔卸甲，“唐骏们”更是屁滚尿流。

　　但是千变万变，有些东西是不变的。第一，神秘色彩不变。大师都是神秘的，你迷信什么，他就编造什么。最具神秘色彩的常常是身世，例如3岁入道等。试问，只此一项，今世间，几人能为也？

　　第二，指点迷津不变。大师善于揭示一件你所不知道的秘密，例如绿豆令人长生，绿豆治疗癌症；例如，修习“男女双修”可令人获得神手过电的特异功能；例如，学会胎息、脚后跟喘气可以长生不老。

　　第三，权威地位不变，为加强暗示效果，除了神话师傅以外，还要营造环境，让掏钱的觉得有背景有来头，那就要贿赂某教授打通某关节弄个某大学国学实践基地挂牌，那就要拉上某领导秘书、司机，搞个餐桌旁的杯盘狼藉签名照。第四，最重要的是收钱不变。但是收钱的方式是不断创新的。当时不收钱不等于不收钱，不收别人的钱不等于不收你的钱，不收现金不等于不收钱。李一道长的“三日班”是免费的，但是“三日班”的班主任已经能够把你的老底查了一个底掉，那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

　　姑妄言之，从骗子万变不离其宗的特点和常量来说，今天的大师，无一例外都是历史上那些消失了的骗术整理者、继承者，今天的骗术无一例外都是历史的沉渣泛起死灰复燃，每一代新冒出来的骗子，能创新的地方是很少的，有人根本就没有创新，例如李一道长，他所表演的电气功20年前就已经是道上秘传的骗人把戏，他所表演的水下闭气更是魔术圈里江湖圈里公开的秘密。

　　下一个骗子什么时候冒出来？

　　这个不好回答，但是，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冒出来，会换一个“马甲”神气活现地冒出来。

　　问题不仅仅在骗子按捺不住寂寞，也不在于市场诱惑多大，更为深刻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滋生孕育神功大师的基础太好了，一阵雷雨过后，神功大师想不让他出来都不行，巫术的狗尿苔毒蘑菇想让它不长都不行。

　　鲁迅先生说过“中华文化本姓巫”，巫术在中国深入国民灵魂深处。所谓巫术，本质上是一种原始思维，行巫术者，幻想依靠本不存在的所谓“超自然力”对客观事物施加影响。封建社会的政府，包括皇帝老儿，显然对这事是当真的，中国历代法律均视“巫蛊”为犯罪行为。依照汉律，巫蛊者斩。武帝时，因为近臣、太子行巫术而发兵追剿，不惜发动一场战役，死伤数万人。北魏律更邪乎：“巫蛊者，负羊，抱犬，沉诸渊。”

　　今天的人们理论上知道巫术、巫蛊之类是搞笑的行为，是无效的行为，是迷信的行为，但是，古老文化的遗传基因并不那么容易改变，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东西常常会借尸还魂，在我们很多人的潜意识当中，还有巫术思维的影子。更复杂的情况还在于，今天的江湖术士披上了一件科学的外衣来反对科学，玩起了“无间道”。“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地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扯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鲁迅语)

　　只要一个社会巫术文化的“留老根”没有被割除干净，只要人们还相信神功、神医、神话，只要科学精神还没有成为整个社会人们的精神营养的主流，只要人们重视养生保健的同时却迷信那些独门绝技一招儿鲜，相信有人能够比科学高明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只要人们痴迷科学体系之外还有一些例外，存留了一些空间给奇人异人，只要您认同诊病治病的时候，心诚则灵，心不诚则不灵……那么，大师很快地就会按照您的需要成长起来。　

学者称中国最根本危机系精神危机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15日15:18  南风窗

　　下一个骗子什么时候冒出来？

　　这个不好回答，但是，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冒出来，会换一个“马甲”神气活现地冒出来。

　　问题不仅仅在骗子按捺不住寂寞，也不在于市场诱惑多大，更为深刻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滋生孕育神功大师的基础太好了，一阵雷雨过后，神功大师想不让他出来都不行，巫术的狗尿苔毒蘑菇想让它不长都不行。

　　鲁迅先生说过“中华文化本姓巫”，巫术在中国深入国民灵魂深处。所谓巫术，本质上是一种原始思维，行巫术者，幻想依靠本不存在的所谓“超自然力”对客观事物施加影响。封建社会的政府，包括皇帝老儿，显然对这事是当真的，中国历代法律均视“巫蛊”为犯罪行为。依照汉律，巫蛊者斩。武帝时，因为近臣、太子行巫术而发兵追剿，不惜发动一场战役，死伤数万人。北魏律更邪乎：“巫蛊者，负羊，抱犬，沉诸渊。”

　　今天的人们理论上知道巫术、巫蛊之类是搞笑的行为，是无效的行为，是迷信的行为，但是，古老文化的遗传基因并不那么容易改变，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东西常常会借尸还魂，在我们很多人的潜意识当中，还有巫术思维的影子。更复杂的情况还在于，今天的江湖术士披上了一件科学的外衣来反对科学，玩起了“无间道”。“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地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扯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鲁迅语)

　　只要一个社会巫术文化的“留老根”没有被割除干净，只要人们还相信神功、神医、神话，只要科学精神还没有成为整个社会人们的精神营养的主流，只要人们重视养生保健的同时却迷信那些独门绝技一招儿鲜，相信有人能够比科学高明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只要人们痴迷科学体系之外还有一些例外，存留了一些空间给奇人异人，只要您认同诊病治病的时候，心诚则灵，心不诚则不灵……那么，大师很快地就会按照您的需要成长起来。

　　精神危机是最根本的危机

　　文 刘军宁

　　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从大米中认识了石蜡，从火腿中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里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蜜枣里认识了硫磺，从木耳里认识了硫磺酸。今天，三鹿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

　　外国人喝牛奶结实了，中国人喝牛奶结石了。日本人一天一杯牛奶，振兴了一个民族，中国人一天一杯牛奶，早熟了一个民族。

　　上面是近来许多人都读到过的民间段子。

　　上述情形表明，中国在今天面临的根本危机是道德危机。具体地说，中国在今后以至于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最大的最根本的危机是与信仰与道德有关的精神危机。纵然是严刑峻法也已经无法改变这样一个最直观的现实。由于种种原因，从数千年乃至数十年以来整个社会的道德赤字与坏账还在加速积累。中国发生的没有道德底线的事情，目不暇接，更多的、正在发生的甚至不为人们所知。

　　最近各种事件的密集爆发，说明中国已经到了道德亏空的密集还账期，信仰的缺失与道德的赤字正在转化成一桩桩人为的灾难，整个社会开始为多年累计的信仰危机和道德沦丧承受沉重的代价，而这仅仅是个开始。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人的道德状况还会进一步恶化。某种程度上，中华文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道德与信仰的废墟

　　从现在到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将继续生活在道德与信仰的废墟中，整个社会也因此陷入一种信仰崩溃和道德失范的混乱状态。而目前的信仰与道德危机是数千年的旧正统与60年的新正统作为价值系统的坍塌所引发的精神危机。尽管这两种价值系统在现实中常常互相支撑，但是丝毫也未能扭转各自主体已经瓦解与坍塌的现状。分别历时数千年与60年的精神主体结构为什么会瓦解与坍塌？我以为，这是因为这两种价值都不能提供信仰与道德规范的终极源泉。

　　中国历史上的道德纲常多半是统治者强加的道德。而且这些道德都是为统治机器服务的。把掌权者的主义当做国民的信仰，并禁止其它信仰，必然导致全社会在信仰上的丧失，导致国民道德与精神的全面退化。

　　中国在传统上是个世俗社会，绝对多数人没有整全的信仰。可以说，信仰的问题在中国从未真正解决过。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相比，不论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还是后来的政治主张，都是世俗的意识形态。近来大行其道的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其中也难觅宗教的踪影。专制皇权是导致中国人缺失信仰的主要根源之一。在每个王朝后期的政权危机背后的，本质上都是人心的危机、信仰的危机、道德的危机。统治本身就没有道德基础，政治权力自然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

　　为什么许多国人无信仰无道德底线？因为有信仰要付出的成本太高；为什么不道德？因为讲道德的代价太大。问题是，如果没有信仰、没有道德，全民承受的代价将最大化。没有信仰即没有正义。没有信仰的社会，即是正义失落道德匮乏的社会。

　　几千年旧的信仰被暴力革命打得落花流水，几十年的信仰又落了空，真正的信仰却领不到准生证。这就是现状。

　　真正的信仰必须是自由选择的信仰

　　现在许多国人对目前在精神、道德和信仰领域出现的危机已似乎有了比较普遍的共识，但是对造成危机的原因却有重大的分歧。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今天的道德与信仰状态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造成的。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的。我认为，中国人今天的道德与信仰状态不是经济发展与生活富裕导致的，而是对道德与信仰的禁锢造成的。阻碍自由信仰的不是市场，不是金钱。没有市场经济，中国照样有信仰危机；信仰危机与市场经济无关。在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与宗教信仰从来都并行不悖。

　　况且，中国还不能算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国的民企500强利润总和不及两个国企，能说中国是市场经济体吗？相反，在中国，市场经济像信仰自由一样，都受到了严重阻碍。若不是中国有了一点点市场经济，中国今天更是信仰的荒漠。表面上看，国人没有信仰与贪图获利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我们不该就此得出获利或金钱是导致信仰失落的原因。抢劫犯盗抢珠宝，我们能说是珠宝造就了盗窃犯吗？我们能以销毁珠宝来作为根治抢劫行为的解决方案吗？

　　为什么信仰会繁荣或衰败？答案隐藏在信仰自身的属性之中。人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信仰，而其他动物没有。道德的源头是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底线。信仰是一个人活着的精神寄托。没有真正的信仰，人们就没有正义感责任感，就会无所顾忌，无所敬畏，无有廉耻。信仰指向的是“意义”，并赋予人的生命以意义。因为人的存在是需要意义的。信仰不是现实的，而是超现实的；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信仰是人对于无限、永恒、生命的终极价值与意义的追求。信仰涉及的是相对于经验科学而言的超验真理。信仰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因为人在本性上总是在探寻意义，挣脱有限走向无限，趋向超越。信仰必须是由衷的、自觉自愿的、认可、相信、敬仰、崇拜和追求。依靠强迫、利诱、欺骗不能产生真正的信仰，也不能维持和改变信仰。信仰与道德的短缺，归根到底是自由的短缺。

　　所以，真正的信仰必须是自由选择的信仰，而不是强加的信仰。信仰是理性与信念的产物，而不是强制与暴力的产物。同样，强制与暴力也不可能阻止信仰。因此，不仅要尊重与保护信仰自由，而且应该把信仰自由嵌入到政治制度、政治秩序中去。只有信仰自由，才能产生好的信仰，才能淘汰抑制不良的信仰；没有信仰自由，只有坏的信仰。没有超验，没有信仰，就没有个人的自由。道德问题离不开自由，离不开相应的政体。自由是道德赖以存活的氧气，不论公德与私德。没有自由，任何德性都将窒息。所以，我们说人需要信仰，不是“被信仰”，而是每个人去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寻找自己的精神锚地。

　　如果说获利是人类生存的物质支柱，信仰则是人类生存的精神支柱。那么，在中国，解决信仰危机的方案，不是去通过拆除人类生存的物质支柱来加固精神支柱，不是放弃经济发展，而是归还属于每个人的思想、信仰自由。一个国家的未来，在于其精神的根基与力量，而不在于政府权力。中国的精神重建，中国的有限政府，中国的市民社会都离不开信仰自由。没有信仰自由、没有精神信仰的国家，再大也是小国！没有信仰自由，不论人均GDP多高，国民在精神上和道德上依然是贫困的。国人常说，财大压身，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没有精神与信仰的厚度，也难有物质财富的高度。即使有了，也会被压垮！有了信仰自由，一个人、一个社会信仰什么就会有答案，大家就会自由地去选择、去获得自己的信仰。唯有自由选择的信仰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信仰，中国人才有可能走出现在的精神废墟。

学者称依靠国学无法拯救精神危机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15日15:18  南风窗

　　国学拯救不了精神危机

　　文 王晓渔

　　精神危机弥漫于当下中国，越是精英阶层，精神危机往往越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国学被寄予厚望，希望它能拯救精神危机，理由是古典时代的人们内心相当和谐。我赞同在文化中承接传统，比如在教育中增加古典的内容，文字繁简并用，但是对国学拯救精神危机的说法不抱希望。古典时代的和谐景象，是不是今人对古人的完美化想象，本身就是一个疑问。

　　什么是国学？这是谈论国学时遇到的最尴尬的问题。一般而言，国学指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但是对国学的具体界定，要么过于广泛，要么过于狭隘。研究印度学的季羡林先生被称为“国学大师”，这种国学过于广泛；认为只有原教旨的“国产学问”才是国学，又过于狭隘。“国学”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里出现过，指国家设立的教育机构，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学热，受日本影响。有人倡导“国学”，排斥外来文化，如果这样的话，首要就要拒绝使用“国学”这个受日本文化影响的词。更何况，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之所以繁盛，与它的开放性有关，传统文化学术已经包含了很多外来文化。还有人把国学限定为儒学，这是独尊儒术的思维，不是诸子百家的观念。

　　寄望于国学拯救精神危机，最后的结果通常是“国学鸡汤化”和“国学产业化”。

　　“国学鸡汤化”以百家讲坛为代表，于丹领衔的坛主，以励志散文的方式讲述典籍，这种方式符合了观众“深入浅出”的需求。生产心灵鸡汤的作家，多如过江之鲫，但是他们过于注重“浅出”，通过一些简单的故事讲述一些平易的人生哲学，读者虽然喜欢，却很难对这些作家产生崇敬之情，他们的心灵鸡汤只是“家常菜”。于丹把心灵鸡汤贴上古代典籍的标签，如同厨师宣称自己的鸡汤添加了各种名贵药材，“家常菜”立即成为“国宴”。名贵药材重复使用了很多次，没关系；典籍有没有读通，也没关系。“深入”仅仅是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可以对食客、观众、读者产生巨大的心理作用。以心理作用解决精神问题，于丹可谓对症下药，其中原理与唱红歌治疗精神病异曲同工。如果有人认为是国学大显神威，未免有些自作多情。

　　“国学产业化”，以各种国学总裁班为例。几乎各大名校的哲学专业，都在办国学班，对象不是有志于国学研究的后学，而是总裁。哲学专业在大学里无法获得足够的经费支持，只能出此下策，情有可原。在国学班学习的总裁，能够在国学上有多少长进，值得存疑，但也不算误入歧途。还有一些企业家(往往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要么嫌弃国学总裁班档次太低，要么明白国学总裁班只是一种创收方式，更愿意向江湖奇人捐献几十上百万，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方式档次更低、对方的创收目标更高。李一曝光之后，没有人会认为他的旁门左道是国学，可是在他曝光之前，他的缙云山国学院声名显赫。很多企业家(不仅企业家，也包括一些“文化精英”)对国学的理解就是旁门左道，一个人如果不会点旁门左道，便会被认为境界还不够深，这使得“国学产业化”最后成为“国学神仙化”。

　　借用一句老话，“国学鸡汤化”和“国学产业化”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一个整日里主张平常心、无功利的演说者，对于演讲费用和接待程序寸土必争，自我产业化到了极致的程度。一个让国学院变成敛财工具的道士，会大讲一些心灵鸡汤，让金主视金钱为粪土，然后把“粪土”捐献出来。

　　能够应对精神危机的，只有信仰。一个人不去寻找信仰，却到处寻找信仰的替代品，最后只能走火入魔。如果这个人再把魔当成神，就不可救药了。遗憾的是，即使“文化精英”们，也处在这种状态中。刚刚看到《南方周末》的报道，艺术家张洹专门请了一位易经大师，不用坐班，只要讲授易经即可，张洹这样说：“他会告诉我，几月份你要注意哪些事情，我很信。”事实上，张洹完全不用耗资聘请易经大师，他只要到街边，用10块钱咨询一下算命先生，就可以了。

　　被“做局”的中国信仰

　　文 李向平

　　时下的中国社会，有一种新的景象，这就是中国人在匆匆发展之同时，谈及信仰者蔚然成风；而信仰问题亦日益增多，有如一堆乱麻，剪不断，理还乱。一方面，老调重弹，依旧困惑于信仰危机，一方面则迷惑于信仰关系的混乱，不知所从。如此一幅图景，怎是一个“信仰”，可以了得的信仰困局。

　　“信仰事件”层出不穷

　　伴随着信仰问题的日益被关注，近期之信仰事件也接踵而至，兹举其大者，稍作言说。

　　第一件事情，是国家文化部有关风水“申遗”的争议。民间有关风水申遗的话题由来已久，据称是受到韩国、日本风水申遗的“威胁”所致，以吸取端午节的教训。但有学者认为中医、风水同根同源，国人不相信，是民族的自卑心理的表现，并把它上升到“国家文化主权”的高度。

　　第二件事情，是针对前几日的农历中元节(传统“鬼节”)，天津市有文规定，禁止党员干部焚烧冥币。如天津市党员干部在丧事活动中有看风水、做道场、为亡人开光送路、焚烧冥币等行为，情节严重的，将被严肃处理。此文一出，随即惹出各种争议。其中，最要紧的，是认为它是一种极“左”思潮在一些人的心里根深蒂固，忽视了当代国人最缺少什么的问题，进而希望当权者为此深刻反思。

　　第三件事情，正好与上述现象相反。这是近日在国家新闻办公室召开的“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发布会上，有官方发言人认为，“中国没有出现信仰危机”。比如说，奶粉、假药、某些商业欺诈问题，大家所表示的不满意与愤怒，这就说明了中国人还没失去信仰。

　　上述三大现象，之所以把它们称为“信仰事件”，是因为这些现象之中，信仰是主题，象征和代表了中国人最基本的信仰需求。但是，这些信仰需求又呈现为一种意识形态关系，甚至被上升为国家文化主权，都被统属在国家职能部门的话语系统之中。所以，它们不仅仅是信仰，不仅仅是国人之信仰需求，早已被权力话语系统建构为“信仰事件”了。

　　传统风水术，本是民间社会之习俗信仰之一，如果变质为“国家文化主权”，风水成为国家信仰，那么，偌大一个主权国家，成为风水信仰实践的主体，国家社会之治理机制将成为风水大师、神仙高人的试验场。而恰好是党员干部自己的生命关怀及其习俗表达形式，个人的信仰需求，却又被信奉为“政治信仰问题”，被明文规定为不允许。至于一度引起社会激愤、被认为是社会缺乏诚信、人心浮躁的各种商业欺诈，反而能化腐朽为神奇，作为反面教材，说明中国人没有失去信仰，中国社会无信仰危机云云。

　　仔细想来，见怪不怪。因为见仁见智，中国信仰本来就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问题。这里面已经涉及一个很要紧的大问题：是中国人失去信仰了，还是中国人本来就没有信仰？或者是中国人从来就不缺信仰，而是中国人的信仰缺少了什么？

　　依附型信仰关系

　　对于中国信仰，有一种普遍性的误解，认为中国人大多不信宗教，但是有我们自己的文化信仰。甚至认为，我们不讲上帝，但我们有良心。所以，多年以来，只要谈及中国信仰，就会是一头雾水，难得要领。

　　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人的信仰，也可以是中国人的宗教，但又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我们有我们的宗教与信仰。与西方人不一样的，中国人谈信仰，不仅仅是对神灵或超验关系的信仰，不是信仰faith，而是信念beliefs。因此，中国人常常有宗教信仰、文化信仰、政治信仰、民间信仰、民族信仰、国家信仰、行会信仰等等。为此，才会有1980年代以来一直困惑中国人的信仰危机。然而，究竟是哪一种信仰的危机？举国号称要重建与复兴的又是哪一种信仰？依旧是雾水一头，难以捉摸。

　　很多研究民间信仰的学者，不喜欢“宗教”这个概念，认为这是西方泊来品，不适用于中国信仰的讨论。大多数中国人也不喜欢制度宗教之规范的约束，却又顾忌于各种超验关系的影响，生活于种种不确定性之中。他们当然要有自己的信仰。而宗教处于中国社会的边缘，古往今来就无法规范中国人的信仰，也无法使中国信仰完全进入宗教体系。所以，中国信仰始终依赖着各种现实社会关系，依赖着信仰者的权力、身份、地位，依赖着现实社会各种利益关系，无法独立表达，无法构成独立实践的信仰体系。于是，中国信仰就被做成了一种特有的依附型发展模式，我把它称之为“依附型信仰关系”。

　　依据北京零点研究咨询公司在2007年的“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CSLS)”，85%的中国人有某些宗教信仰或某些宗教信仰活动的实践。这些人大多不属于某个宗教组织，但并不影响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其中，有58%的人声称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或任何神、鬼、佛等，但有44%的人在以往的12个月中曾有过某种形式的宗教实践，如去教堂、祈祷、烧香、在家中供神像或祖先牌位、戴符、看风水、算命等活动；有49%的人具有某种宗教信仰，如相信灵魂转世、天堂、地狱或超自然力量。与此同时，这种信仰现象在一些党、团员中间也存在。只有16%的党团员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在以往12个月中没有任何宗教实践。

　　研究表明，即便是没有宗教身份归属的大多数中国人，他们都有自己的信仰，这说明他们的信仰方式不是依赖于宗教组织，而是按照自己选择、喜爱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信仰。这就构成了一种非常随机的、私人化的、甚至是私密性的信仰及其表达方式。人们无法进入宗教实践领域，只能依靠信仰者自己独有的条件与方便来表达自己的信仰。因此，穷算命，富烧香，大师、官员、富人则三位一体，给信仰做局。

　　中国信仰如果被分为若干信仰类型的话，那么，这种信仰类型的构成，大多是基于信仰者的私人身份、个人关系、利益获得路径、谋生路子等方式。官员有官员的信仰方式，富人有富人的信仰要求，白领有白领的信仰选择，穷人有穷人的信仰期待……至于中国人常说的什么信仰，也因此而成为局限于某种权力关系、利益关系、人际交往、族群关系，它们也都被建构为依附于这些关系的信仰格局。

　　为此，当中国人谈及信仰的时候，如果不说明这些信仰所依赖的复杂关系，这些信仰的精神内涵就无法说得清楚。不是局限于内心深处，常在“信仰失语”状态，无法表达；要不就是信仰者依附在他们选择的信仰关系之上，使信仰成为一种现实关系的表达，成为对某种利益关系的选择与追随。如此依附下去，信仰的神圣性与超越性，信仰的普遍性与终极性，就被做成各种“关系中的信仰关系”，从而成为中国信仰最基本的毛病所在。

专家称官场巫术使国家公权力陷入非理性运作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15日15:18  南风窗

　　官场巫术及其信仰格局

　　近期被诟病的李一现象，关键不在于他以教敛财之嫌。在我看来，其最大的毛病，是把信仰做成了局子，使信仰成为富人的时尚、权贵的工具、神秘高人的敛财手段，是权贵、富人、官员、大师的合作结果，其后深藏着一种依附型权力与经济利益间的交换关系。

　　曾有一份《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显示，有的县处级公务员处在官场巫术之中。重庆市烟草公司原副总经理冯某热衷于看风水，历时3年修建一座豪华“活墓”，书“官爵至五品”；2000年，山西交口县被曝出县委大院为“补风水”，内有深埋达6年的“镇邪物”、“升官符”；今年年初，河北高邑县县委书记受高人指点，在县府大门的街上置放一架报废的战斗机，喻意“飞黄腾达”；而长春某区法院门前则高挂“辟邪剑”，以防止法院领导再“出事”……

　　此类官场巫术，使用公权力来烧香占卜，耗费了无数纳税人的血汗钱，以完成他们的精神走私。就其本质而言，应当是当代中国社会依附型信仰关系的最充分的表达形式。公权力的介入与信奉，富人资本的炒作与烘托，正是这种富人与权贵捧出的信仰关系，建构了中国信仰的依附关系，呈现了一种“信仰”与“被信仰”的矛盾。

　　一名良心未泯的风水先生，近年来一直周旋在某些官员身边，为他们观面相、卜官运、看风水，甚至在规划城市建设时出谋划策，被当地官员奉为座上宾，尊称为“刘大师”。最近，他向《半月谈》揭露了官场巫术的各种丑态。

　　人们可以在他的陈述中发现，他所接触的一些官员， 看上去很风光，其实脑子空虚，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官运。官运不顺者，会请他去看自己的祖坟风水，指点迷津。某局副局长为了排挤与他竞争局长位子的对手，竟愿花一万元钱，让他用巫术“诅咒”对方。更有甚者，某县修建人民广场，广场上耸立的标志性建筑——一座八龙盘石柱，其实就是按照县重要领导的生辰八字设计的。

　　依照这名风水先生的自我表白，他干这行已挣了不少钱。但这些钱，大都不是官员自己掏的腰包，而是围着官员转的老板“埋单”。一次占卜，少则1000元，多则3000～5000元，甚至更贵。

　　联系到近年来神秘大师、商界富人、官员权贵之间常见的同谋结局，中国人不难发觉，这就是他们共同建构起来的一个“信仰格局”，其中的利益链条和关系网络，正好昭然若揭。这样一种被做局的信仰，中国人如何能够被信仰，又如何能够被宣称为“没有信仰危机”？尤其是这种官场巫术，一方面出离了固有的政治信仰，一方面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信仰权利之公平与平等，更严重的是，它会使国家公权力陷入一种非理性的运作机制，使国人冥冥之中承受的，实际是一种类似于大师、高人的治理与管制。表面上，政教关系制度分割，实际上，在各种信仰的依附关系与实践方式之中，信仰却“被做局”了。

　　老百姓的依附型信仰，事体兹小，因其手中无权。可是，对于手中握有公权力的官员权贵来说，他们信奉的巫术应该如何是好？一个很严重的事实是，当他们按照他们所信奉的神仙高人，来行使他们手中的公权力的时候，我们被治理的社会与国民也因此被信仰了，被做局了。在此信仰格局之中，即便是中国人有些信仰关系，也是私用的、不可信靠、难以普遍认同的。

　　这种信仰，对中国社会还能有什么用？它们还是信仰吗？

　　从“依附型”到“理性型”

　　置于中国信仰之局，常常有两个互相支持的社会事实：信仰与关系。

　　不同的权力关系，不同的信仰传统；当信仰者用信仰来表达政治权力、经济的利益、个人的身份、权贵的地位等关系的同时，信仰也随之失去了它应有的神圣性与终极性。

　　家族信仰，依靠家庭关系的维系；民间信仰，依赖民间乡村交往；政治信仰，建构的是政治秩序；宗教信仰，实践着宗教的灵性；民族信仰，强化着本民族的族群关系；文化信仰，却要求该文化的社会表达可能。如果这些信仰所依赖、依附的各种现实关系，无法表达这种被依附的信仰，那么，这种信仰就只能成为私了自慰型的信仰。更加严重的是，这种被依附的关系一旦出现断裂，这种信仰就会连自慰私了的功能都会丧失，人们常说的信仰危机的时代就会到来。

　　现在的问题是，在宗教边缘、功能不彰、各种权力关系肆意妄为的时代，信仰何为？信仰关系的依附性，建构了信仰之间的不平等。信仰与信仰者对于各种权力、经济、身份、地位等关系的依附。中国信仰如果要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复兴、社会诚信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首当其冲的就是要使信仰体系能够超越、出离各种现实关系的制约和捆绑，使信仰成为信仰者自己的事情，社会群体与价值共享的自由结果；其次，是这个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理性化改革，信仰就是信仰，权力就是权力，利益就是利益，在信仰关系与它们之间应当有一道制度设置，绝不相互混淆，乃至强力干预。

　　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国家强盛、经济发展，绝不等同于信仰问题的解决。官员们迷失在官场巫术中，“不问民生问鬼神”，则涉及公权力的非理性运作，混淆有官场权贵的腐败因子及其公共权力的滥用。

　　中国信仰的主要问题，不是所谓科学精神的缺失，不能再把科学信奉为神灵，包医百病。因为，很多信仰者不缺文化、不缺地位、很有身份，甚至很有学问……他们都有“科学精神”，就是没有“终极信仰”。说到底，这些信仰者也都入局了，皆为局中之人。入局者，只能选择“被做局”的信仰。

　　这说明，不是中国人信仰缺失，不是简单的信仰危机，而是缺乏信仰表达的自由空间。已有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信仰已经林林总总，花样丰富。但是，有没有一个主宰性的信仰关系，制约了中国信仰关系的自由表达，同时又缺乏一个值得全社会信任的公民信仰？有没有一个很强势的信仰关系，抑制了其他信仰，从而使人们无法在社会中自由表达自己的信仰，而只能依靠高人、富人与权贵的“神秘忽悠”？

　　因此，中国信仰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是中国人缺了信仰，而是中国信仰缺乏了普遍的、超越的、神圣而终极的价值。一个人什么都信，其实就等于什么都不信，只能信奉他所依附的各种现实关系。

　　换句话说，缺少普遍、永恒、终极关怀的信仰关系，就不会构成一个社会的普遍性价值认同。依照宗教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任何一种信仰体系内部都基本具有法律的要素，没有这些法律要素，信仰就会蜕变为私人信仰的狂热。而私人信仰缺乏了法律要素以及相应的规范、法则，无疑也会蜕变为狂热的神秘信奉，呈现为官场巫术、商场巫术、家庭巫术、民间巫术等表达形式，表达为巫师与顾客间的私人交易。

　　传统的信仰关系，往往以个人功利及其人际交往关系为中心，具有工具性、非正式制度性、特殊主义的、私下的、等级式的、忠诚于个人，意味着涂尔干指出的“机械团结”；而现代信仰关系，则以非个人关系为中心，价值型、正式制度化、普遍主义的、公开的、职位分工式的、忠诚于法律，建构为涂尔干期待的社会“有机团结”。与此相应，现代信仰认同区别于传统信仰认同的关键在于，一个信仰体系，它要确立的不仅仅是同一信仰者之间的一致性，同时也是不同信仰者在公民社会及其认同基础上的理性化建构。

　　如此观之，这早已不是什么信仰危机或信仰重建等简单问题了。当下中国社会，不但缺乏普遍认同的公民信仰，同时也缺乏为信仰关系提供超越性、神圣性、普遍性认同能力的现代理性，从而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迷失与信仰病症。

　　(作者为华东师大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新加坡学者：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危机尤为严重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15日15:18  南风窗

　　走出信仰的迷思

　　文 本刊记者 赵灵敏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同时，我们正在面临一场全面、深刻和持久的精神危机。

　　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经济起飞，是在大乱之后开始的，没有思想启蒙运动。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只是为政治路线的转变做了准备，“摸着石头过河”、“猫论”意味着行动在意识之先、理论准备不足，如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类试图建立引领市场经济的社会意识的著作，在中国一直没有出现。法制意识，平等、自由、民主及纳税人意识、公民意识、公德与良心、正义等与市场经济良性运行如影随形的现代观念，至今仍付阙如。伴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矛盾的凸显，民众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危机也日益凸显。

　　这种危机，在很多时候被归结为“信仰危机”。于是，很多人把希望寄托于宗教，指望通过彻底的信仰自由和宗教复兴来拯救中国人的精神，似乎只要所有中国人都信了教，精神危机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然而环顾世界，当代的暴力冲突往往贴有浓重的宗教标签：北爱尔兰长期的暴力、中东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交恶，更不用提有着浓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背景的恐怖分子对世界造成的威胁。而在这些社会内部，也很难讲精神危机的问题就全然不存在了。

　　在中国，虽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或“国教”，但世俗性的信仰，其普及程度之大、覆盖面之广、所引发的狂热之猛烈，是让很多宗教都望尘莫及的。过去60年，我们信仰过“红太阳”，信仰过 “三面红旗”，信仰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信仰过“四个伟大”、“三个无限”……然而，短暂的狂热之后，当人们发现自己的先辈以至同辈的许多人被自己的信仰所击倒、甚至陷入无力自辩的困境时，巨大的空虚感占据了人们的心灵。很多人从盲目的相信迅速滑向了什么都不信。以至于，现在只要提到革命英雄和先烈们的理想或信仰等，大家马上就会条件反射地进行道德上的审查和自我审查：这些革命先烈真的像历史教科书里所说的那么高尚？这会不会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或欺骗？

　　显然，信仰属于高层建筑，却不是形而上、虚无飘渺、无迹可寻的东西，它的有无存亡仍然受制于物质基础以及统治阶级的意志，强制的信仰和道德宣教无助于解救精神危机。

　　今天，处于急剧转型期的中国，存在诸如贫富差距、腐败、社会正义不彰等问题，每个人都似乎处于一个巨大的螺旋中，被一股不可知的强大力量所裹挟。人人都或多或少知觉到问题之所在，却深感渺小和无能为力，一些人转而寻找宗教的精神依托，或投向所谓“大师”的怀抱。

　　那么， 一个官员，沉迷于神佛，是他的信仰危机的反映，还是那种让人无所适从的官场文化和升迁规则使然？一个学者，抄袭剽窃，是他没有信仰造成的，还是学术评价体系和学术圈风气败坏造成的？这恐怕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但至少，我们不能不假思索地断定我们当下的精神危机是所谓的“信仰缺失”而导致的。如果中国的现实问题不解决，即使所有的人都信了教，也无法解救人们的精神危机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对个人而言，信教是个体寻求精神出路的一种努力，值得肯定。但单单信教本身并不能成为一个人道德高尚和精神上高人一等的标榜，信教者在道德和精神上是否高于不信教者，这一点需要到现实中去检验——一个信教的学者是否比不信教者更有道德，至少要从学术规范和师生关系等方面详加审视，信教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而信教者在不信教者面前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感，同样无助于解救自己和他人的精神。

　　在一种理想状态下，每个人都能充分享受宗教的和非宗教的信仰自由，包括信仰对象的自由确立和自由选择。同时，也必定会尊重和宽容别人的信仰，甚至达到宽容不宽容的程度。这就需要社会有充沛的理性，人民拥有判断力，有拥护权，也有反对权，能够从自己出发，自己做主，不受任何他人支配，而不是在权力的指挥棒下迅速地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

　　环顾世界，每个国家在其崛起的阶段，无一不在精神上体现出乐观豪迈、生机勃勃的气象，没有哪一个国家、民族是在精神上疲惫懒散、媚俗、麻木、冷漠、自私的状态下跃上自己的巅峰的。从“五四”到今天，中国的历史不可谓不波澜壮阔，各种救国思想，治国方略林林总总，层出不穷，但时至今日，“五四”所追求的“人的现代化”远未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启蒙还远未完成。

　　用兼容与开放化解精神危机

　　—— 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教授

　　文 特约记者 叶 蕴 发自新加坡

　　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尤为严重

　　《南风窗》：目前，中国社会似乎存在着普遍的精神危机：与人的存在状态有关的价值理性，如公平、正义、平等、自由、尊严等内涵被忽略，人们却视金钱、物欲、成功、地位、权术为信仰，您认为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是什么？

　　王赓武：我的印象，中国的大城市因为发展得非常迅速，尤其是竞争性特别强的行业，对物质的追求特别强烈，也许存在这种特殊的精神问题，至少这是大家经常讨论的话题。但中国那么大，许多人在小城市里生活，许多传统价值观有所保留。据我的观察，虽然小城市也深受大城市的影响，但他们还保留着传统的风俗、习惯与民情。我不敢说普遍的“中国人”都有这种精神危机，因为中国太大，从城市到乡村，在精神层面有相当大的差异，而且这也不是一个“好坏”的问题。

　　知识分子是社会中最敏感和焦虑的人群，对社会提出批评，为社会向前看也是他们的工作和责任。当知识分子提出这种“精神危机”的命题，已经反映了他们在一种相对自由的环境中，也是在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下，正在努力地批判和反思。这么多的争论和批评是正常的，我认为还没有到“精神危机”那么严重。我倒认为，“焦虑”的人越多越好，因为有了争论，就证明大家没有灰心，还在寻求解决的方法。

　　中国的读书人阶层很庞大，总会有人把中国的近百年经验和几千年传统，以及外来的价值观的可取之处，融入中国文化中。比如，佛教对中国影响深远，因为当时各大思想流派并没有排斥佛教，反而开放地吸纳其中精华，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民间。这种“非排他性”正是中国文化的成功之处。中国文化最兴旺的时代也是最开放的时代，最没落的时代也是最封闭的时代。我个人认为，所谓文化的包容度，关键来源于文化的自信心。

　　所以，我对这个问题并不悲观。每个国家和社会都有各种问题，但是只要有人认为需要讨论和改变，还对此有所反思和追求，这本身就是一种良性的现象。

　　《南风窗》：近些年，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国学热”。在您看来，复兴国学、靠道德宣教、提倡克己复礼能否让中国人走出这种可能的“精神危机”状态？

　　王赓武：传统的价值观不一定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但这种传统认同是很健康的。中国人在传统的风俗习惯中已经保留了一套对于“公平、正义”等价值观的理解。在城市里，新的概念与旧的概念有冲突之处，尤其是西方的概念占了一定的上风。但西方的价值观念有好有坏，中国人如何判断，恐怕衡量的标准还是从中国的价值体系而来。比如，重商的思想是伴随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进入中国的，但是，当我们认为对“金钱、物欲”的崇拜已经成为了一种精神问题，这本身就证明了中国的传统价值观还有相当的影响力，否则人们不会认为这是一种问题。

　　警惕极端思想

　　《南风窗》：如您所说，知识分子是社会中最敏感和焦虑的人群，对精神生活有更高的要求，所以他们更容易对社会精神生活的现状和前景感到悲观。但即便是从全社会氛围看，精神和文化价值的坍塌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王赓武：正如我之前所言，我不悲观，但也不完全乐观，因为目前思想发展的大方向还不清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自信心，包容度以及稳定性。我们不能让极端分子夺取思想领域的控制权，极端思想若控制一切，思想就没有办法解放了。各种争论应是自然而且良性的，只要不走极端，就能加深彼此的互相了解，探讨问题的症结和解决方法。没有事情能一蹴而就，20世纪中国的许多问题来源于知识分子缺乏耐心，要求过分。蔡元培先生为北大拟定的校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则有相当深度。但是，为什么温和的力量没有取得胜利？当时的政治力量希望用极端思想帮助夺权，国共两党都希望垄断一切，而这也是近100年中国历史上许多失败的根源。

　　当今的中国，极端激进的思想越来越少，主流话语相对兼容与开放，争论的时候相对讲理与求实，互相尊重，无论是学术争论还是公共舆论的争论。我不敢说我不担心民族主义，如果纯粹感情用事非常危险。但目前看来，这并不是主流。每一个社会都难免有一些激进思想，但执政者必须相对包容，尤其是经济方面得谋求稳定。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尤其做得成功，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思想方面就不可能激进。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还远未达到目标，人民也没有达到共同富裕，贫富差距悬殊。不平衡的环境容易产生激进的想法，执政者须重视这些问题，保证比较稳定的大环境，当然也包括在思想领域。

　　《南风窗》：精神危机是否只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在中国，通常会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比如过去的“反精神污染”，最近的“反三俗”。

　　王赓武：所谓中国人的“精神问题”不应该过度政治化，把思想文化领域政治化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政治领域需要严格的调节和制度化，而现代经济领域则以“金钱”为衡量准则，不可避免。但在文化领域，包括价值观、思维、家庭、伦理、人际规则、组织团体，各有不同的互动与交往、演变。只要政治经济稳定，这些领域就应该开放门户任其自由发展，普通人的精神生活也能有所提升。

　　历朝历代，中国政治对于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通常更局限于士大夫阶层，在士大夫阶层，正是因为政治的控制，思想到了近代就显现出衰弱，也就有了精神危机。比如，唐代的科举制度非常开放，但到了宋朝和明朝，因为思想局限到了朱熹“四书五经”的解释，导致士大夫阶层的思想远不如前，遭遇了西方的思想冲击后，整个士大夫阶层连同制度都垮掉了，而这却怪罪到“孔家店”头上，还要鼓吹“全盘西化”等等，这些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想是非常不智的。

　　中国有句老话，“山高皇帝远”。皇帝“统而不治”其实非常好！这保证了民间相当大的自由度。虽然我自己很认同民主的价值观，但民主的表现方法不是那么狭窄的，并非都需要投票，需要政治化的。执政者“不管”就是一种最大的民主。现代社会里，政府的力量非常强，控制的工具多样，技术也很先进。政府需要自我约束，对文化不要过多干预。政府稳定社会的力量和经济的繁荣发展，两者相得益彰，然后放手让社会与文化自由发展。

　　而据我观察，目前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其实显示出了相当的活力，虽然政府在思想领域依然有意识形态的控制，但这种表面上的控制力已经大不如前。我相信，中国的执政者对此也是非常有认识。所以，你只要观察中国的学术界、高校还有网络的言论，他们探讨的范围已经很广泛与多样化，有一种实质的自由度。但我不赞成把“民主”这个概念简化和过分重视，抬出来成为一切政治化的工具。自由与民主在某些领域密不可分，但在某些领域是可以分开的，比如在文化方面。不让政治掺入文化就是一种自由。我们不能期盼一种绝对的自由，但是在中国，社会氛围已经存在一种相对的自由，这点是应当予以承认的。

　　当然，在争取自由的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喜欢讨论“民主”，这不算是坏事。但民主不是解决一切的方法，在这方面不能过度简化。目前，中国的政治还不可能民主化，因为决策者对于稳定大局还没有信心。其实，意识形态的控制已经在不同地区有所弱化，尤其对普通人的生活已经没有了那种绝对的约束力，但不可能马上与其他思想对接，无论是西方的自由、民主，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执政者这种实质的“不重视”非常好，这样才能留给民众与社会一定的发展空间，这也是目前中国社会显示出巨大活力的原因。在中国的互联网世界，这种活力太巨大了，几乎要走极端了，但我认为还算正常的现象，任何国家社会都不可避免。只要主流社会内的讨论还能保持理性、互相尊重，这已经是一种实质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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