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邱开发:到底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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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王云五接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个性很强,提了两个条件:(一)实行总经理负责制,他一个人说了算;(二)就职后先赴日本与欧美考察半年,研究科学管理。条件虽然苛刻,董事会也只能答应,毕竟像王云五那样又懂研究、又懂经营的人才太少。
  5月,王云五到了美国。当时的留美学生监督梅贻琦(后来做了清华大学校长)在国内就是王的好友,这次自然全程陪同。王云五前往考察的各大企业也有代表随行,一行人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一日,来到一个飞机场,这里的飞机专供游客乘坐。1930年,不要说国内坐过飞机的人不多,在美利坚这也是希罕物事。王云五一见飞机,豪兴大发,先问同行的中外人士,有谁坐过飞机?大家一齐摇头,这东西不牢靠得很,军队战机尚且常有坠毁的传闻,谁敢拿性命开玩笑?
  王云五大不以为然:飞机有什么?又不是没坐过!王某愿意上天去转一圈,诸君谁愿同往?在场的老美,立即坚决拒绝:MR WONG,我们很佩服您的勇气,抱歉我无法陪同您DO THAT。这话不用翻译,王云五颇有些失望。只有梅贻琦含笑不语。
  这一下王云五来劲了,月涵,你可愿陪我一游?梅贻琦点点头。王云五大喜,立即询问登机飞行事项。机场告知二人,本机场不负责游客的安全,起飞前须签署自愿飞行文件,并声明如遇不测,须通知某处之亲友云云。王云五并不犹豫,抓过笔一挥而就,但是他停顿了一下,回头问:“月涵,我是坐过飞机的,我不怕。你呢?”梅贻琦摇摇头,又点点头。“不再考虑一下吗?”梅贻琦摇摇头。于是登机。
  升空之时,地面上同行诸人纷纷挥手告别,有人还摸出手巾拭眼泪,有人张开了嘴,飞机轰鸣声太大,听不出是否在唱《友谊地久天长》。一会儿,飞机升入高空,再也看不见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才看见一个小黑点又出现在天边,嗡嗡声越来越大,渐渐看见飞机轮廓……继续下降……俯冲……着地……滑行……停,王先生和梅先生的笑脸出现在舷梯边,多少人悬着的一颗心才砰然落定。
  大家一拥而上,围住两人,好像欢迎归来的英雄。梅贻琦脸色微微有点发白,紧紧握住王云五的手,道:“方才是患难朋友,现在又变了安乐朋友!”
  多年后,梅贻琦在回忆录里承认,当时他并不愿上飞机,只是没有人陪客人,面子上实在说不过去,这才硬着头皮登机,感觉像是去鬼门关转了一圈。
  非典初期,我从北京去外地的老友处玩,行前问他:怕不怕?他说不怕。去了以后,北京风声渐紧,时有追捕北京人的消息传来。再问他怕不怕?答:十几年交情了,怕又如何?
  一位澳大利亚居民说,他不明白他的中国邻居在非典期间为什么还敢接待来自中国的亲友,“要是我,”他说,“一定坚决拒绝他们进入我的房屋,无论是谁。”他不明白,在许多中国人眼里,“生死”是飘忽不定的,而“面子”永远与我们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