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邱县卫星地图:选举网独家发布：走出乌托邦——秦晓口述（一）

走出乌托邦——秦晓口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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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在共和国一个甲子的艰难历程中，共和国同龄人的蹉跎岁月，始终伴随着国家的命运而跌宕起伏。古人云：“六十而知五十九非”。当这些“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已经“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今天，回头看，他们有太多的倾诉和感慨。
可以说，这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扮演了试验品角色的一代，也是为改革事业做了铺垫和牺牲的一代。前者，他们在理想主义的憧憬中奉献出了青春，结果是除了“试错”之外几乎一无所获；后者，他们的大多数也和三十年改革的丰厚“红利”无缘，而在社会利益的洗牌过程中被彻底边缘化。现实的社会需要稳定、和谐，在某种意义上需要遗忘掉他们，同时也在遗忘掉与他们血肉相连的那一段段无人理清、也无人承担责任的历史。然而，从文明传承的角度，历史难以割裂。他们青春的惨痛教训尚未理清，更重要的是当年那场“大革命”产生的机制并没有得到根本的矫枉，甚至被作为了“中国特色”在继续发扬光大。当今天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时候，我们依稀记得一个朴素的真理，那就是：一个不能正视自己过去的民族，是永远无法真正崛起的。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这一代人不仅有责任率先正视自己的历史，也有义务把自已的反思留给社会。
参与本丛书创意、策划、采访、编辑、资料整理的同仁们，撇下时尚，拨开蒺藜，与那些丰富历史素材的承载者一起重返昔日巨浪的喧嚣，寻找他们依稀的足迹，聆听他们内心的独白。大家期冀以一种担当的精神，以一己绵薄之力，从这些个体的视角去了解：他们是谁？他们怎样长大？他们如何走过动荡的六十年？他们青春换取的教训是什么？以及他们今天对生命的反思。或许从他们各异的人生角度和思索中，可以或浓或淡地勾勒出这一代人粗犷的轮廓，从而对渐行渐远的历史失忆弥补于万一。这就是《回忆与反思》丛书的由来和同仁们的心愿。
《回忆与反思》丛书所涵盖的历史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至今的六十年，丛书以这代人的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和改革开放三段主要经历为线索，以“老三届”为主要代表并兼顾上下，以北京为主要采访地亦涵盖各地，以那些深度参与历史事件以及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为具体的访谈对象。
《回忆与反思》丛书采取口述史的基本形式。为保持文体的连贯性，丛书采取了第一人称的自述体裁，需要强调的是，其中显然包含着众多采访者研究的成果和思想的结晶。目前，学术界对于口述历史这种形式的认识尚不一致，编者所做的也只能是一种探索。由于无法拉开与历史的距离，当代人完全客观地撰写当代史几乎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更何况口述历史。古罗马哲人马克·奥利略这样说过：“我们之所闻，仅仅是一种观念而非事实本身；我们之所见，只能是一个视角并不代表真理。”编者认为，用这句话为口述史定性是比较恰当的。口述历史本身就意味着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更不等同于“信史”，即便通过研究者的加工整理，也只能是受访者认识水平上的个人观察。相对于历史全貌和真实，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口述，都难免有“瞎子摸象”般的片面和“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因此，敬请读者留意该种历史读物的特点。
《回忆与反思》丛书在对口述史的采写、编辑过程中，编者参照当年周恩来先生在人民政协征集编辑《文史资料选集》的“三亲”原则，即以访谈对象“亲闻、亲历、亲见”的历史片段为依据。同时在访谈过程中，倡导传统治史的直笔精神，倡导不溢美、不掩恶，实事求是地陈述所闻、所历、所见。另外，丛书也参照《文史资料选集》当年“百花齐放”的方针，尊重不同个人的立场视角、思想水平和意识形态，可以“各存其是”，可以“百家争鸣”，不求全求同。需要特别声明，我们在编辑工作中采取“言无不尽、文责自负”的原则。受访者口述的内容，除文字修饰整理外，编者对其观点、认识不做修正，对庞杂的史实原则上不考据订正，最后定稿均经过受访者本人的修改和认可，其内容由受访者“文责自负”。难以避免的是，受访者的某些表述可能与事实存在着出入，对一些事件和人物的认识更可能存在着偏激、错误的观点。但这些并不代表得到编者的认同。正因为如此，读者对某些史实和观点产生异议均属正常，作为丛书编者，欢迎争鸣和投稿，也有义务、有选择地刊登不同意见，以求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历史。
我们深知，在如此重大的历史课题面前，丛书所能做的只是沧海之一粟，但是我们将尽力而为之。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历史素材的收集、整理，将有助于人们未来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口述史，能够使更多的人对中华民族的苦难和发展进行反省和思考；我们还希望，通过本丛书，使我们的子女对那个特殊年代走过来的父母一代有更真实和更深刻的了解。
米鹤都
走出烏托邦
秦晓口述
采写: 唐欣、米鹤都
编辑：墨诞、米鹤都
秦晓，1947年生于山西，文革前为北京四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他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小学和初中在干部子弟寄宿制的北京育才学校受业，毕业时获北京市“金质奖章”，被保送进入北京四中高中。文革前曾担任团支部书记，并成为极少数的中学生党员。文革初期，参与发起、组织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后被打成反中央文革小组分子，是文革中最早觉醒者之一。之后，他经历了在内蒙牧区的插队生涯，走入工农兵大学的学堂。改革初期，曾任中共元老宋任穷的秘书，接触高层，后进入中信集团成为中信领军人王军的得力副手。新世纪开端，他接掌招商局集团，对资产结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与此同时在企业文化中注入了均衡发展的理念，重建了百年老店的辉煌。百忙之余，他始终在系统研究经济学理论，并获取了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学术刊物发表五十多篇论文，并出版了多部专著。曾被冠以“杰出”、“最具影响力”、“最具有价值”等光环。面临退休的门槛，他又开启了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深度思考。
中农+中农
我家祖上是山西吕梁人，原来不姓秦，姓侯。我曾祖家里穷，把我爷爷给了姓秦的人家。秦家日子好过些，但也欠了不少钱，赶上国民党时期通胀，票子不值钱，把欠的账都还了，土改时就划为了中农。我爸爸说，如果当年不到秦家，如果没有通胀，我家肯定比贫农还贫，连孩子都养活不起嘛。我妈妈家相反，是陕北佳县一个世家，孩子们都受过教育，不过到了我姥爷那一代开始衰落。我几个舅舅都是二十年代参加革命的，三舅阎揆要[1]就是黄埔一期的。他们认为知识重要，所以包括女孩子都要上学，我妈妈也就去勤工俭学。虽然我妈妈出身大户人家，到土改时也破落成了中农，最后父母两家在中农那里划等号了。
我爸爸叫秦力生，早年参加学生运动，被追捕，在学校里呆不住了，就跑到杨虎城的一个军校躲了两天，1936年经组织介绍到了陕北苏区。我妈妈叫阎佑西，1937年“七七事变”前去陕北延安，当时只有十六岁。去的路上曾遇到国民党军队检查，查出地下党给中共陕甘宁边区书记郭洪涛的一封介绍信。他们说，郭洪涛可是大共产党啊，跟我们走一趟吧。我妈妈还是个小孩，特老实。他们又一翻，翻出一封给我舅舅的信。我舅舅当时由组织安排在杨虎城部队里当团长，他的任务就是保护到延安的革命青年。检查的人见是阎揆要的妹子，赶快停止了搜查，还给我妈敬了个礼。我舅舅知道后就派了辆汽车把我妈接走了，住在他家里。我妈老是心急，要走。我舅舅说，天下雨，你根本走不了，多住两天。那次下了足有一个月的雨，我妈最后还是坚决走了。这样到延安的时候，“七·七事变”已经爆发了。所以，我妈算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没算上土地革命时期的干部。后来，我们和她开玩笑，是老天爷没让你参加土地革命。
我爸爸虽然是山西人，参加革命后，他的经历、共事的人都不在山西圈子里，像薄一波他们搞的决死纵队、牺盟会等，他都没有参与过。他主要在陕北苏区的圈子里，陕北的领导人如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我爸爸都特别熟。我爸爸到陕北时，正赶上朱理治他们来了，把刘志丹抓起来了，我爸爸也被抓起来了。把坑都挖好了，要活埋他们，恰好中央红军到了，给制止了。
我妈跟我爸是在延安认识的，这与马文瑞有点关系。有个周末，马文瑞叫我爸爸跟他去走走。我爸问，去哪啊？他说，去陕北公学。我爸问，去陕北公学干什么？马文瑞是找邵式平[2]有事，却对我爸说，讨老婆去嘛。我爸说，你不有老婆了吗（马文瑞和孙铭是经我爸爸撮合成婚的）？马文瑞说，你不是还没老婆嘛。我爸爸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就跟着去了。我妈当时是陕北公学一期的学生，周末没上课，正站在院子里。马文瑞与我妈很熟，就招呼我妈说，你带我们去找邵式平。这就是他们的初次见面。我妈妈后来说，她当时看见我爸了，但印象不深。我们后来也没问过我爸爸，是不是那时候就有化学反映了。等我爸爸后来到富县当县委书记时候，我妈妈也分配到富县工作，才算真正认识。他们是1938年在富县结的婚，结婚时送了尤香斋（曾先后与谢子长、阎红彦结婚）一张结婚照。1993年我父亲去世时她把这张一直保存着的照片送还给了我妈妈。
我哥和我姐都是在延安生的。我是1947年胡宗南攻打延安时，在妈妈肚子里撤到了山西，4月出生在山西离石359旅的医院。当时我爸爸是晋绥三地委书记，跟359旅旅部驻地在一起。生我的时候，王震夫人王季青阿姨还给我妈妈送来一百个鸡蛋。我跟山西有缘，不仅老家是山西，我也出生在山西，上工农兵大学时又跑到了山西，后来还在山西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其实，我自己在山西并没怎么呆过。
我是吃我妈奶长大的。我哥是吃保姆的奶长大的，那保姆长得黑黑的，我哥哥脸也黑黑的。高岗就开玩笑，说他是吃保姆的奶吃黑的。我姐比我大一岁半，没吃两天我妈的奶，就让给我吃了。那时拴了只羊，给我姐喂羊奶吃。1949年父母先随部队南下进川。那时，西康是一个省，我爸爸到西康后，整个晋绥三分区地委就变成西康省委、省政府的班子，只有书记廖志高是中央派来的，我爸爸任省委副书记。我妹妹就生在雅安，后来弟弟生在北京。我们兄妹一共五个。人家说我妈会生，一男、一女、一男、一女、一男。我就更幸运了，哥、姐、弟、妹一样一个，全齐了。
我是1950年初到西康雅安的，在那里呆了两年。我那时已经记事了，记得那时爱吃麻糖、醪糟。印象最深的是，我爸爸牵着我和我姐姐的手，一进省委大院的门，哨兵咔嚓一个立正敬礼。当时，我和我姐不肯去幼儿园，廖志高家的孩子和刘忠司令员的孩子也不肯去，怎么办呢，就在省委机关大院搞了个幼儿园，还布置有玩具、小桌子、小椅子之类的，幼儿园园长还专门来给我们指导，吃饭也打个铃什么的。
寄宿中的少年时光
1952年因父亲工作调动，全家从西康到了北京。我被送到位于西山的六一幼儿园。那是个干部子弟幼儿园，条件很好，寄宿制。幼儿园出来后，上了培英小学。那时候，北京有几个干部子弟学校：培英、华北育才、育英、育才等。我们上三年级的时候，华北育才和培英被撤销了，我被并入育才学校。育才学校的前身是延安保小，解放战争时期从延安行军2000里走到北京。对育才学校的生活，有几件事至今记忆还很清楚。
那时学校里有个小动物园，养的有猴子。有学生淘气，给猴子喂马蜂，结果猴子的腮帮子都肿了，当时只是觉得个别同学太调皮，现在看来，如果没有约束，人性中恶和丑的那一面就会冒出来。猴子有时乘管理员不注意就跑出来，爬到树上不下来。我们都在那看着，那老师傅也真有办法，他就在树下喝小酒，吃苹果。猴子在树上看着，一会儿忍不住就下来了，也去喝酒、吃苹果。它一喝就醉了，耷拉着头，被牵回笼子里。我当时觉得这真是一物降一物。
我们学校的集体宿舍，小的五、六个人住，大的能住二十多人，都是上下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人晚上起来撒尿，回去的时候走错门了，迷迷糊糊地躺下来，下面有人叫唤起来，原来躺人家身上了，起来赶紧跑，第二天又过来换鞋子，因为鞋子穿错了。不过，女生宿舍和男生宿舍不在一个院里，不然事就闹大了。晚上，我们经常在宿舍里讲故事。我那时候爱听连阔如说评书，然后我就给同学讲，还得有人放哨，一看老师来了，就赶紧不讲了。我的记忆力和口头表述都得益于小时候爱讲故事。
我们生活老师姓田，那时大家都怕他，也恨得要命。他整起学生来太狠了。比如，星期六大家要回家了，都很兴奋，但中午还得睡午觉。有时候睡不着，就说说话，或者跑到厕所里去聊天。如果被他逮着了，有两个处罚办法：一个是罚你倒尿盆，他随便说个一百多天，你还没脾气，就得倒尿盆一百多天。还有呢，就是罚你补睡午觉。周六下午四点钟下课，大家准备回家了，他让你再回宿舍去补午觉去，这老师也太坑人了。据说田老师文革自杀了，他可能历史上有些问题，在当时的体制下，长期受到压抑，回想起来他当时的一些做法是和“个人的问题”相关的。
还有件事，大跃进的时候，教自然课的老师姓黄，是个华侨，在地里撒熟芝麻。我们问，黄老师你干嘛呢？他说，看它长不长？那年代，什么卫星都敢放，什么都敢想。“破除迷信”如果把科学也破除了，其本身就是一个迷信。
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我们参加了，是团体操项目。体育老师姓魏，是在朝鲜学的团体操，可棒了，带我们在先农坛体育场练习。1959年的建国十周年大庆，我们也参加了演出，最后举着花叫喊着往天安门冲去。但是，没让我上天安门，上天安门的都是挑那种长着圆脑袋、胖呼呼的“标准儿童”。我们学校经常会有这种活动，我们班有的同学就属于这种“标准儿童”，给毛主席、刘少奇都献过花。
我到育才上学后，周末坐公交车回家。有时候，我跟同学就走路回家，北京那时的风很大，我们人小，有时能被风吹得走不动，就倒着走。在大风里从天桥一直走到西城我家，省下的路费还可以“逛天桥”，买糖耳朵、艾窝窝等小吃。有时跟家里说这礼拜学校有活动，不回家了，其实是去天桥看耍把式的。那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了，耍把式的在真练以前先是一个劲地说，然后就来要钱了。他要钱的时候你绝对不敢走，不仅不能走就是你当时不给钱，他就能让你脸面下不来。他就有那本事，连损带挖苦的，不光是有身份的人，连我们一个普通小学生都能感觉到难堪。然后，几个“托儿”上来，给弄点大票子，最后他演一下，这样你才能走。我们也得扔点钱，怕他骂你。这就是天桥把式，人家就靠这个混饭。
政治意识的萌动
育才的学生分两个不同的群体，开始的时候基本上全部是干部子弟，到后来就对周围的居民开放招生了。学校周围是宣武区的居民，这些学生不住校。这时，不同家庭背景的文化冲突就开始显现出来。有一个走读生，梳着个涂了油的分头，他一进学校，就一直被我们这些同学起哄，搞得他最后都没地儿呆了。所有人都认为他这个发型是资产阶级的，跟我们不是一种人。走读生穿衣服也很垮，还有穿缗裆裤的。我们看见了就笑话他们。他们说话也都是北京土话，我们就拿他们的话调侃。后来，老师很严厉地批评了我们。我们后来才了解，当年满人进京以后，就把汉人都给赶到南城来了。汉人住的地方条件很差，但凡有点本事的汉人都走了，留下来的大多是底层的贫民。我去过那些同学的家里，胡同里都是非常破的房子，密密麻麻的，就像贫民窟似的，车进不去，外观也很差，但是屋里头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说起这些事情，我现在印象还很深。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育才学校开始办初中部。本来要考四中，经学校动员上了育才第一届初中。上初中以后，逐渐成熟点了，不再按照生活方式、出身去划分人了，学会了按照好学生、差学生；政治上要求进步、不要求进步；是团员、不是团员，这样来划分了。两批出身不同的学生之间隔阂也就越来越小，到后来，我们彼此还成了朋友。
初中时期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现在知道实际是“人祸”，死了几千万人），大家都吃不饱饭。那时那个饿呀，至今印象深刻。为了减少体力的消耗，学校也不组织那么多活动了，体育课也取消了，会也开得少了。那时，一斤粮票能买五斤红薯，还觉得挺值。换成五斤红薯就吃红薯粥，觉得挺过瘾，结果五斤红薯真不抵一斤粮食，一会儿就饿了，饿得很难受。当时，给学生发机动粮，比如说一个人定量二十八斤粮食，其中有两、三斤是机动粮。在学校食堂吃完份饭后，只要你愿意，撕张机动粮票给食堂就可以再得到点食物。照现在看，粮食定量也不算少，可是，那时由于没有一点油水，这些粮食就不够吃了。那会儿，我们吃完饭就一件事，算计算计要不要吃点机动粮。不算计的话，机动粮早就吃没了，所以，你得计算好了匀着来吃。我们经常都是买半个馒头。当时觉得世界上没有比馒头再好吃的东西了，那么白、那么暄、那么甜。
在学校里，我当过少先队中队长，初中二年级就入团了，一个班上大概也就三、五个团员，我是团支部委员。其实，孩子王有两类，像我们这种是尚文的，学习成绩不错，平常为人也可以。我在育才的学习是属于超一流的。初中三年的课程，除了音乐、美术这两科不是优以外，剩下全都是五分或叫优。而尚武的，是另一种人了。虽称“出将入相”，但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是文比武高一等。初中时我就看我爸的《参考资料》了，父母也让我看。我从中了解了不少国际和国家大事。当时最爱看的就是外国人说中国如何好。比如中国试验了原子弹，外国如何报道。看那些东西特别过瘾，能滋生民族情绪和国家意识。《参考资料》关于这方面的东西就很多。今天看，其实那大多是些非主流媒体的声音，并不具有权威性。我哥哥是北大中文系学古典文学的，受他影响我也看点文学类的书。那时候出版了一批小说，《烈火金刚》、《青春之歌》、《敌后武工队》等，还有不少苏联小说。《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的小孩——老鬼，就是我的同学，还有翻译《资本论》的王亚南的小孩，我们学校有好多这种人，现在想起来他们的父母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书看得多了，知识面就更广了，这样就在同学中有影响力，大家都愿意围着我。
学雷锋是初中时的事情，也是属于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没有很刻意地上街帮人做好事，好像也干过，但没什么深刻印象。那时，我们也关心政治，记得当年有两件大事：一个是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还有一个是中苏关系的破裂和中苏论战。我记得我们全家都坐着静悄悄地听播送《九评》。在我的意识里，这肯定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我也有极大的激励。播音员夏青和齐越，铿锵有力地说：你们撕毁的合同不是几个、几十个，是几百个……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洗不尽对中国人民欠下来的债！那语调，那每一句话，让人听着都特别的激动，特能激起义愤，真的感觉是出了心中的大气了。
在育才所受的教育，首先是理想主义教育，此外，还灌输一个强烈的意识：你是革命的后代、是接班人。对我来讲，长期住校，学校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我们对社会的了解没有其它的渠道。育才学校无形中让你有一种压力，那就是所有人都告诉你：不能有优越感，不能有干部子弟架子，要多吃苦，你是要承担责任的，要接班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教育上的切割是很成功的，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那时都以炫耀、显摆自己家怎么怎么样为耻。如果从家里带点吃的到学校，从来都是大家分着吃，不搞特殊化。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我们将来比别人的责任更重大，我们要接班，接父辈事业的班。
育才的这批学生，今天看，整体上人品都是很好的，没有特别追逐官啊、利啊的，一般人日子过得很平淡，干的是本本分分的事。同学之间现在还有联系，每年我们聚一次，经常是找些很低档的餐馆聚聚。其实，找个高档地方吃顿饭对大家也不是什么事，可他们都说这样挺好。这也是育才朴实的校风培育的结果。
“红二分白五分”
我初中毕业得到北京市颁发的“金质奖章”。我平时的学习就很好，所以，也没注意我那个成绩可以得“金质奖章”，由此被保送上了四中高中。
四中的校风和育才有一些差别，就像陈元总结的那样：以天下为己任。动不动就想国家大事。
我到四中报到时，学校就指定我做班里的临时负责人，正式开学后就当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孔丹（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长的孔原之子）和李三友也都是所在班的团支部书记。到高二的时候，我们认为，应该踏踏实实地学习，学习好了，将来在工作中才能为国家做出贡献。我就提出不当团支书了，要求换换人。于是，团支书就换别人当了。后来搞四清，有天几个同学来找我说，你还得当团支部书记。然后，就跟小政变似的，突然召开支部会，大家又都选我当了团支部书记。于是，我们几个又都回来了，由我们来控制局面。
1965年北京的四、六、八中发生了学潮，提出学校搞的是修正主义教育。当时，这几个学校的学生都是串着的，同时闹。本来，北京市的中学是不搞四清的，学生闹起来直接给中央写信，北京市没办法了，得收拾局面，就派工作组来了。他们怎么写的信，开始也没给我们打过招呼，我们是后来被卷进去的。
当时的主流思想，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反修防修。这两件事给我们的影响很深，而学校的四清，正是把这两件事结合起来了。当时挑头闹事的主要是高三的一些高干子弟，他们认为学校里有阶级斗争，有的老师出身不好，就重点栽培出身不好的学生，而革命的子弟被排斥了，还有就是鼓励走白专道路。所以，学校里应该搞四清、搞阶级斗争。
我一开始不大接受这种观点，主观上并不认为教育制度有什么大问题。我们都是致力于学知识，学好了去建设祖国，觉得老师也还是挺胜任的，另外觉得出身不好的子弟怎么说也跟地富反坏右不一样吧。但后来，我也参与了。主导这事的是比我们高一届的学生。他们当时拿一个其实不怎么求上进的干部子弟学生说事：第一说这个同学是老革命的后代，而学校排斥他，不发展他入团；第二说有些学生开玩笑摸他头，嘲笑他，这反映出阶级情绪，是恨这些干部子弟。然后，另一个班的团支部书记就召集开会，跨支部发展了那个干部子弟入团。我们当时都觉得那个团支书没条条框框，很正义，真是个英雄。我当时也受这种思潮的影响，还写过一篇作文，是评论“抢椅子”这个搞笑的哑剧。剧情是这人往椅子上一坐，另一人把椅子蹬掉，这人就坐空了，互相拆台。我在作文里批判这个表演实际上是宣扬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在四清时被认为是篇有阶级斗争意识的好文章。
学潮的事越闹越大，那么多高干子弟都参与了。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认为可能是中央有人在借此整他。所以表现得很强硬，当然也很谨慎。他让万里、张文松牵头，开始时把工作组放到学校外面，分别找人谈话，就像进了敌占区似的。然后，工作组再进学校，软硬手法都用了。那次到我们班来的工作组长是孙岩，她是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的夫人，是个延安的老干部。她完全是以一个前辈的口气跟我谈话，说你们这些孩子的父母我都认识，你怎么样？听说你刚开始不太主张在学校里搞阶级斗争？这是对的嘛。她还表扬我说，这里就你政策把握得好。
后来万里在中南海里给我们训话，他嘲讽、调侃，话说得很严厉，底气也很足，训得我们没脾气，都静悄悄地听。他说，你们老说红二分比白五分好，我看还是白五分好。后来，闹学潮的领头学生也挨整了。邱承光（邱会作之子）当时也是主要的学生领袖之一，他是个很聪明的人，学习又特别好。四清结束时，邱承光不断地写检讨，总也过不了关。他准备高考的时间很短，不过考试成绩还是非常好。
学潮结束后，中学生中开始发展党员，孔丹和当过卫生部副部长的佘靖是1965年入党的，他们是北京市中学的第一批学生党员。我是1966年2月入的党，和李三友同一批。马凯比我们高一届，本来要去留苏，因为得病没去成，留校当了老师，也是最早的学生党员。学生党员和老师一样，晚上也要留下来跟党员老师开支部会学习文件，变成跟老师一样的待遇了。
参加建设的接班意识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之前，学校基本上还是接班人教育，祖国进入了建设时期，就跟苏联的小说《水泥》描写的那样，要学习建设祖国的本领。
在此以前，接班人的概念就是要建设祖国。中国的工业、技术还很落后，我们父辈是职业革命家，现在，国家是我们的了，我们就要去做建设的事。即便在讲阶段斗争之后，我觉得我们的思想也还是这样。所谓的红二分比白五分好只是个极端说法。我们那时候有个明显倾向：重视数理化，不重视政治课程。当时，我的外文字典被我翻得很破了，可政治教科书却像新的一样。虽然，我们也能把政治考得很好，但是知道那没什么用处，我们绝对不想当职业革命家。我们想的都是考清华学工科。而且，我们前面几届的学生，都是这样。起码，当时我们主观上，没有想当职业革命家的念头，因为，那不是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那时候是有机会出国留学的，从我们的前一届，国家就开始派留学生了，出去都是学外语。当时选的都是一些政治上可靠的人，像我们这些人，如果想去很容易。可是，我们都不愿去，我们认为那不是主流，主流是学科学技术，只有学不了理工科的人才去学文科，出去的都不是最优秀的。而且，我们认为从政不是学出来的，
我们说的接班人，是个大概念，是说我们这第二代人要接国家这个班，和毛主席说的那个党的领袖的接班人是两个概念。少先队员之歌的歌词不是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吗，不是指要做职业政治家，更不是当领袖，而是泛指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文革前毛主席对教育路线做了批判。他的这些批判，对我们影响很深。文革开始后学生的造反，就是结合了当时的反修防修和主席对教育路线的批评，因为毛主席讲过这个问题。
对我们这些学生而言，文革早期之所以能接受批判校领导、破四旧，直接的思想基础一个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个是阶段斗争，这两条是接受的。就算我们这些人有分寸，破四旧基本上没有参与，对校领导也没那么极端，但是，我们还是卷入了，只是对当时采取的方式不赞同而已。
文革之初
文化大革命给我的第一个信号，就是人民日报批“三家村”的那篇社论，火药味很浓。运动刚开始，我们感到是出了问题，彭、罗、陆、杨被点名了，又不断冒出知名的文人。后来，江青在北大的亮相讲话和紧接着的形势，使我越来越觉得事情比我想像的要严重得多。当时北大已经闹起来了，江青出席北大的大会，赶上下雨，人家给她送雨伞，她说，我们没那么娇气，不要雨伞。还说，赞同我们的站到这边来，不赞同的就滚开。她讲话运用的那个语调、会场的气氛，就好像在进行战前动员。而且，由江青出面，调子这么高，用词如此激烈，我就觉得中国的政局是不是出了什么严重问题？或者说是毛主席有什么大想法、有大的动作了？
文革一开始在中学也就是批判校领导、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些事。然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于是工作组就来了。接着毛主席回到北京，说工作组派错了，又宣布撤消工作组。7月底，北京召开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就在这个会上，毛主席出来接见我们。当时，刘少奇检讨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邓小平是坐在那里讲的话，他第一句就说，“和大家平等，坐着讲”。毛主席突然走进会场，在主席台转了两圈就走了，也许是要说话，但底下使劲鼓掌，没法说。没几天，毛主席走出中南海，在府右街对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都传递出很强的信息。那时社会已经开始乱起来了，但是，还没大乱。当时，我们也联想到党内斗争，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是什么意思？可谁也没有意识到文革是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顶多认为这些领导跟不上形势。
四中校文革是学校领导垮了以后成立的，工作组进来又重新改组了。校文革是选出来的，孔丹是主任，我和薄熙永（薄一波之子）等是副主任，各年级都有代表做委员。
付洋、付亮（彭真之子）也在我们学校，我跟他们兄弟俩不是很熟，不过，我们也没有觉得父亲出事了，他们就怎样了，我们对他们还挺好。后来，我们串联去上海时，付洋还跑来加入我们。不过，我们这些人的父母也很快都出事了，当年，没有几个干部不出事。那时候，大家看报纸，看谁上天安门了，上天安门的就是还在台上，没有名字的就是下台了。
在海淀区中学成立红卫兵之后很长时间里，四中还没有红卫兵组织。可能是接受了四清的教训，我们几个校文革的人不赞同成立红卫兵，认为这样做不利于团结广大群众，更不主张武斗。那时候，武斗的概念还不是群众之间的打仗，而是打校长、打老师、打地富反坏右。我记得，有一次，一帮学生搞突然袭击，把杨滨校长等弄去游街，带高帽子。孔丹正召集我们开会，听到消息后我们立刻冲了出去，拉着手拦着，不让他们搞过激行动。那帮学生就向校长、老师泼墨水，我们几个都被泼了，我后来还看到过当时的照片。随后，孔丹主持开了个大会，他试图把秩序给扭过来，还引用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引导同学说，认为校领导有严重问题，可以把他入另册嘛，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批判他们。杨滨是个老革命，我们是一路保护的，但也要有策略。我记得我还特别叮嘱看管杨滨的同学说，杨滨还有好多事没交待呢，不能让她自杀，也不能让她受罪，你们负责看住了。那两个小孩就听我的，盯着。后来，杨滨一直说，孔丹、秦晓、赵胜利保护了我。她临终前还这么说呢。文革中四中的老师、校领导都基本上没有挨过打。
四中红卫兵组织是怎么成立的？是刘辉煊，他是高一的学生，当时算是比较激烈的。他在会上叫板说，各校都成立了红卫兵，你们在革命大潮中相形见拙了，提出要成立红卫兵。后来红卫兵中流行的那首“老子英雄儿好汉”也是他编的（文革后他以礼平的笔名写了《晚霞消失的时候》，对文革、红卫兵运动做了很深刻的反思，用真、善、美来认识科学、宗教和艺术，在七十年代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于是，我们就顺势而为成立了四中红卫兵。我记不清红卫兵的领导有谁了，只记得红卫兵的头头也是选出来的，可能也是孔丹我们几个人。
文革开始时，四中只有老红卫兵一派，首领也都是从校文革转过来的。这一点跟别的学校不太一样。而且这些人在学校都是当干部的，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有治理、秩序的意识，不能接受那种混乱的、失控的状态。